奥尔其实也喜欢陈雪卿，知道她爱看演出，便常去糖果店给她送票。陈雪卿不拒绝演出票，但她拒绝奥尔向她发出的一起喝杯咖啡的邀请。奥尔对谢尼科娃说，看来陈雪卿反感俄国人。奥尔好奇，他仔细打听，得知陈雪卿钟情的那个男人，与她是一个村庄的，最早是个采参人。中东铁路的修筑要经过那个村庄，所有的村民被逐出家园，他赖以为生的山林被划归铁路附属地后，便不能自由进山采参了。他由此憎恨俄国人，自立山头，当上了匪首。陈雪卿来到哈尔滨后，他因为爱她，常来看她，并帮她开了糖果店，陈雪卿为他悄悄生了儿子。
最初是奥尔把陈雪卿走街串巷分糖的消息带给谢尼科娃的。
陈雪卿的男人智勇双全，神出鬼没，如果不是被中东铁路护路队盯上，他仍然会游荡在山林间。交火时，这个匪绺的人仅仅逃出五个，剩下的非死即伤。当胡匪的，冬天大都穿着对襟棉袄，外边披着皮大氅，为的是露出腰带，拔取腰带上的枪方便。一般的匪首，除了腰上别一支枪，在后脖领子里也会掖支短枪，以备不测。他们戴的狗皮帽子，前短后长，既防风雪，又能藏武器。陈雪卿的男人，就是看自己被重重包围了，走投无路之际，拔出后脖领子里的短枪而自杀的。
十天前，雅思卢金打着口哨，轻快地踏进家门，兴高采烈地告诉谢尼科娃，陈雪卿的那个红胡子男人，死在帽儿山了！雅思卢金说，因为鼠疫，傅家甸交通隔绝，铁路中断，烧柴紧缺，这个红胡子想趁机捞上一笔，雇佣了七台马车，准备往哈尔滨运煤。他带着匪绺的人，在帽儿山附近挖煤时，被中东铁路护路队的人给逮着了。按照三年前霍尔瓦特与杜学瀛签订的《吉林省铁路煤矿合同》，铁路沿线三十华里的煤矿归俄方所有，中方不得开采。匪绺的人与护路队遭逢的时刻，激烈交火，互有伤亡。陈雪卿的男人，被层层包围。他被俘的一瞬，突然从后脖领子里掏出一把短枪，自杀了。雅思卢金说，这红胡子聪明，知道被逮住也是个死，不如自行了结！雅思卢金有点不平，觉得他死得太痛快了。听他的语气，最好能押解到哈尔滨，由他亲自毙掉，这才解气。看来，雅思卢金没少在陈雪卿的男人身上花心思。他一定以为，这个强悍的对手消失了，他就会俘获陈雪卿。而凭谢尼科娃的直觉，陈雪卿的光芒，是为某个人而生的，这个人消失后，她也许就光芒不再了。
陈水他爹出事后，陈雪卿走出店门，穿雪青色裘皮大衣，黑色直筒皮靴，高绾发髻，挎着一只色彩艳丽的篮子，里面装满糖果，挨门挨户地分糖。鼠疫中，有漂亮女人上门送糖，人们都很高兴。不过陈雪卿只到中国住家的门口。熟悉她的人，在抓过糖的一瞬，往往会问她，你要嫁人了？陈雪卿摇摇头，微微一笑，说快过年了，店里的糖果囤得太多了，所以分给大家吃。不熟悉她的人，以为她是教会派来做慈善的，怕捐钱，抓过糖，赶紧关上门。
陈雪卿牵在手上的男孩，有七八岁了。他随母亲的姓，叫陈水。陈水虽然五官生得不错，但他单细，脸色青黄，看上去像是营养不良，没有精气神儿。也许是糖果吃多的缘故吧，他一口坏牙。陈水不爱说话，看人无精打采的。陈雪卿怕陈水受人欺负，平素不让他单独出门，他整日呆在糖果店里，百无聊赖，常常捡一堆石子，用它击打店门。所以你要是去陈雪卿的糖果店，开门前若听到笃笃的声音，千万别推门，否则会被飞来的石子击中。
奥尔是在来谢尼科娃家的路上，碰见分糖的陈雪卿的。陈雪卿看见奥尔，微微一笑，出人意料地说想跟他喝杯咖啡。喜出望外的奥尔，把她带到中国大街的马迭尔旅馆。鼠疫中还能喝上咖啡的地方，唯有此家最好了。奥尔坐在临窗的桌前，不敢多看对面的陈雪卿，而是把目光转向窗外。他怕自己热辣辣的目光，会烫着陈雪卿，她就不会再来跟自己喝咖啡了。而窗外清冷的中国大街，却需要这如火的目光。
从今春开始吧，谢尼科娃发现雅思卢金不去买糖了。他虽然不见陈雪卿，但却比以前爱谈论她了。他说陈雪卿背后的男人是个红胡子，这人拉了十几号人，有个匪绺，手中有武器，专门打劫俄国人。他们在松花江上劫过俄国人的货轮，破坏过一面坡那一带的铁轨。雅思卢金发誓，只要这胡子出现在哈尔滨，一定让他人头落地！雅思卢金为陈雪卿惋惜，说是这么标致的一个女人，为什么要跟个居无定所、生死无定的人，而且还为那人生了孩子？
陈雪卿喝完咖啡，谢过奥尔，挎起糖果篮，起身告辞了。陈雪卿走后，奥尔盯着她坐过的那把椅子，想着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日子一起喝咖啡，无比陶醉。不过他不明白陈雪卿为什么要分糖，难道她不想开糖果店了？
陈雪卿是谢尼科娃所见的中国女人中，气质最为出色的。她穿戴不俗，兴趣高雅，谢尼科娃不止一次在剧院和影院碰见她。不过，她们之间从不说话。谢尼科娃感觉，陈雪卿看她的目光是冷的。她对待雅思卢金，想必也如此。雅思卢金最不爱吃糖果了，但为了接近陈雪卿，他常去她的铺子买糖果。每次回来，他拎在手上的东西是甜的，脸却是苦的，看来陈雪卿没给过他好脸子。不过，雅思卢金在追求女人上，永远不屈不挠。他不气馁，每周照常去陈雪卿的店。家里糖果多得吃不掉，他就让娜塔莎带到女校，分给同学。
谢尼科娃虽然也猜不透陈雪卿为什么分糖，但她的行为，令人动心。陈雪卿也成了鼠疫以来，埠头区出现的一道最美的风景。谢尼科娃想，在教堂唱弥撒曲时，娜塔莎要是为前来捐款的人也分上一颗糖，该是多么温暖的事情。
雅思卢金对感兴趣的女人，可以说是无往而不胜。但有一个女人，他虽然垂涎三尺，却始终不能得手，这个人就是陈雪卿。
娜塔莎快乐地答应了母亲的请求。
除了美智子和尼娜的气味，雅思卢金也带回其他的香水味，从那俗气劣质的气味上，谢尼科娃判断得出，他这是去了妓院。一闻到这样的味儿，如果是夏天，谢尼科娃会走向楼下的花园，坐到夜露起来；如果是冬天，她会开一瓶酒，偎在壁炉旁，一直喝到炉火熄灭。
卢什科维奇一颗高悬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主动出了买糖果的钱。家中的佣人跑了五家糖果店，总算找到一家还开张的。那些包在透明玻璃纸里的糖球，五颜六色的，鲜润明媚，好像彩虹在离开雨季前，把精魂埋藏在糖里了。
谢尼科娃不喜欢美智子，她讨厌浑浊的香水味，更不喜欢美智子那张木偶似的白脸。相反，尼娜她倒是不反感，所以佣人买面包时，她总打发她去尼娜的面包房，分量足不说，尼娜每天只烤够老主顾消费的，不到黄昏就售罄，没有隔夜的，很新鲜。
哈尔滨的教堂越来越多，但谢尼科娃最喜欢的，仍然是圣尼古拉教堂。新城区比埠头区地势高出许多，而圣尼古拉教堂又好在新城区入口处，所以一路行来，这座教堂是由仰望，渐渐变得平视，在视觉上与人拉近了距离，达成了和谐，让人有走进家园的感觉。
雅思卢金背后究竟有多少女人，谢尼科娃并不很清楚。只要他身上带回的香水气息变了，就说明他又换女人了。不过，不管他怎么折腾，有两种香水味儿，在雅思卢金身上是经常出现的。一种是混合着香脂气息的香水味，有点浑浊；一种类似于炸猪油的气息，浓烈馥郁。这两种香气的主人，谢尼科娃都找到了。她不是刻意去寻的，而是不经意碰到的。香气有点浑浊的是日本女人美智子，因为她除了喷香水，脸上还涂脂粉，几种香气纠缠在一起，怎能清爽呢？另一种香气来自在中国大街马迭尔旅馆旁开面包房的尼娜。尼娜身高马大，红通通的脸，大嗓门儿，力大无穷。她常常当着客人的面，单手举起店里的铁椅子，说是谁敢坐上去，她连那个人也能一并举着。当然，没谁敢坐在上面。别的女人的乳房，是身体的一个部分，虽然突出，但感觉根基还在体内；尼娜的乳房呢，硕大无朋得仿佛离了体，看上去像是一双跑出私人领地的肥美的兔子，暴露在一览无余的沙地上，特别抢眼。她用的香水，跟她的性格一样，热情奔放。雅思卢金身上带着尼娜的气息回家时，常常软得像摊泥，晚饭一过，不等星星出来，就打瞌睡了。
圣尼古拉教堂不像其他教堂，多是砖木结构的，它是纯木质的，而且没有用一颗铁钉。这样没有枷锁的教堂，让人觉得它是柔软的，可以化作云彩。它通体的黄绿色和穹顶覆盖的六角形鱼鳞铁，在漫漫长冬中，就像一棵被阳光照耀着的冬青树，散发着勃勃生机。它的外观，也是与众不同的。教堂的主体看上去像个浪漫的露营帐篷，其上笔直地竖起一座不等边的六角形尖楼，尖楼上有一个洋葱头形的黑白铁皮相交错的装饰物，再上才是教堂标志的十字架。而与它连成一体的北面的钟楼，上面错落端坐着三个洋葱头形装饰物，每个顶端也都竖着十字架。别的教堂的十字架，给谢尼科娃的感觉是庄严神圣的，而圣尼古拉教堂的十字架，却让她觉得朴素灵动，感觉它们就是几只鸽子，随时可以飞向天空。
谢尼科娃想，如果娜塔莎扮成天使，站在募捐箱旁，手提糖果篮，让每一个捐款者都能领到一颗糖，在风雪中归家，该多美好啊。这个突然生出的想法，还与陈雪卿有关。
每当谢尼科娃置身于圣尼古拉教堂，看着周围斑斓的壁画，唱起弥撒曲，就有生出翅膀的感觉，心开阔极了，身体也轻极了。现在又有娜塔莎扮成天使，手提篮子站在她身旁，为捐款的教徒献上糖果，她更觉得自己是在云霄之上了。她想，站在五光十色的舞台上，在乐队的伴奏下演绎人生的悲喜，不如站在教堂的祭坛前，在教徒们虔诚的默祷声中清唱圣歌，更能体会人生的欢欣与悲苦。因为这个时刻，欢欣和悲苦仿佛长了翅膀，要飞翔。
哈尔滨教堂的牧师，最近都在为鼠疫患者做募捐，谢尼科娃也参与其中。她在埠头区和新城区的几座教堂，清唱巴赫的弥撒曲，号召大家捐款。由于她出现在教堂，慕名而来的教徒很多。牧师垂立在祭坛前，谢尼科娃则站在圣像下歌唱，她的旁边，摆着一个特制的募捐箱。它是彩绘玻璃制成的，一尺多高，六角形，玻璃接缝用铜条焊接，看上去像六条冲天的金龙。每块玻璃，都描绘着一段圣经故事，马槽中诞生的圣婴，背负十字架受难的耶稣等等。弥撒结束，教徒们缓缓走向募捐箱，将钱投入其中，谢尼科娃会对每一个教徒的善举，颔首言谢。
腊月二十七，分光了店里糖果的陈雪卿，吃过晚饭后，把店铺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领着陈水，去探望翟芳桂。
“给教徒。”谢尼科娃说。
纪永和与贺威死于鼠疫后，翟芳桂获得了真正的自由，成了粮栈的主人。翟芳桂每天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在两棵榆树下，各撒上一把米，快活地等待乌鸦来啄食。粮栈的老牌匾也被换了下来，她别出心裁地用一盏走马灯做粮栈的招幌。这盏走马灯的四面玻璃上，写的都是“芳桂粮栈”，只不过字体不同而已。每面玻璃上，分别勾勒着高粱、谷子、玉米和麦穗的图案。不过因为纪永和死于鼠疫，即便粮栈开张着，也没人来。
娜塔莎不解地问：“给谁分糖？”
陈雪卿牵着陈水走进粮栈时，翟芳桂大吃一惊。不是吃惊她上门，而是吃惊她的脸。陈雪卿穿着崭新的红靴子，雪青色裘皮大衣，她的脸从来没有这么明净过。明净得像什么呢？如一轮满月，蓄满了光明。那种无与伦比的安详之光，似乎告诉着人们，她不会惧怕从明天开始，那光明将一点点地亏下去。
谢尼科娃说：“分糖。”
陈雪卿落座后，见翟芳桂打量自己的红靴子，笑了笑，说：“我知道，你今年的靴子是绿色的。”
娜塔莎瞪大眼睛，好奇地问是什么事。
翟芳桂明白了，陈雪卿的红靴子，是罗扎耶夫做的，可是还有三天才过年呢，她怎么提早穿上了？
谢尼科娃在父亲跟她谈完的当夜，来到娜塔莎的屋子，对女儿说，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她能参与，从明天开始，就不要去滑冰了。
陈雪卿对翟芳桂说，这个年，她有急事要出去一下，今晚就出发。现在火车不通，她已雇佣好马车出城。她说带着陈水走不方便，想让她帮着照看一段时日。还有，鼠疫一起，贼也起来了，她怕自家的糖果店遭贼，拜托她每天早晨去看一下。说完，掏出两样东西递给翟芳桂。一样是她家的钥匙，一样是一小袋糖，说是翟芳桂去罗扎耶夫的鞋铺时，帮她作为年礼送给他。
谢尼科娃哪想得到，娜塔莎出门，竟然是为了一个卖艺的哑巴。她一直以为娜塔莎正在贪玩的年龄，一到礼拜天才会像出笼的鸟一样，满世界疯跑。
翟芳桂听说了陈雪卿分糖的事情，也知道她不分糖给洋人。她能把糖留给罗扎耶夫，而且年年穿他做的鞋子，看来她对罗扎耶夫是不反感的。翟芳桂猜测，陈雪卿此次出城，是为了那个胡匪男人。翟芳桂并不知晓他已死了。
知道雅思卢金生活放纵，卢什科维奇是不反对谢尼科娃与霍夫曼兄弟接近的；而对蓓蕾初开的娜塔莎，他却不愿意她的心灵世界，过早地滴上彼洛夫这样的寒露。所以有时候，娜塔莎礼拜天出门，他就要求同去。他先领着娜塔莎去中国大街，投到彼洛夫罐子里一点零钱，然后完成使命似的，带着她离开。那时他能感觉到，他牵在手里的娜塔莎的手，是那么的沉重，因为她暗暗地做着挣脱。卢什科维奇这时就会心疼，觉得自己是个粗暴的牧羊人，正把一只贪恋着青草地的小羊，生拉硬拽地拖走。入冬以来，卢什科维奇风湿病发作，行动不便，礼拜天的时候，就不能陪娜塔莎出去了。现在鼠疫流行，娜塔莎不用去女校了，可她每天依旧出门，卢什科维奇担忧极了。因为他听说，傅家甸那里，有的是一家子一家子地死人，疫情最重的几户人家的房屋，已被焚烧了。而埠头区，也不断有人感染鼠疫被隔离。新城区的公墓，最近埋葬的，多是鼠疫患者。卢什科维奇想让娜塔莎留在家里，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两年他发现的娜塔莎礼拜天出门的真实目的，说给谢尼科娃。
陈雪卿走前，俯身亲了亲陈水，然后起身对翟芳桂说：“他晚上要是尿炕，可别骂他啊。”
彼洛夫是鞋匠罗扎耶夫收养的孤儿，他的亲生父母在哪儿，做什么的，无人知晓。彼洛夫的不明来历，使他更像一位天神。彼洛夫与奥尔长得很像，清秀俊美，也以琴为生。不同的是，奥尔的舞台在气派的剧场，有华丽的灯光为伴；彼洛夫的舞台在流动的大街上，他的灯光是太阳。
翟芳桂说：“怎么会，他还是个孩子。”
娜塔莎十五岁了。她十一二岁时，卢什科维奇就发现，礼拜天的早晨，娜塔莎会朝谢尼科娃要零用钱，说是在外面玩到中午时，肚子害饿，要买点吃的。可是每次她下午回来，一进门就直奔厨房，见着食物就狼吞虎咽，根本不像在外面吃过了。卢什科维奇悄悄跟踪了几次，发现娜塔莎每个礼拜天都要去中国大街，把谢尼科娃给她的钱，投到卖艺的哑巴彼洛夫脚下的罐子里。娜塔莎施舍完钱，不像别人转身就走，她会踮着脚，在彼洛夫所在的那条街上来来回回地走，听他拉琴。此时的彼洛夫是一枝摇曳的花，娜塔莎则是一只绕着他飞的蝴蝶。
陈雪卿又说：“他最近肚子闹蛔虫，不爱吃饭。他要是挑食，你别揍他啊。”
这些年来，奥尔逐渐成了家中的常客。他喜欢给谢尼科娃的亲人带礼物，送给卢什科维奇的手杖和礼帽呀，送给娜塔莎的头饰和花伞呀。而他送给谢尼科娃的，永远是花儿。他不送礼物给雅思卢金，两人即便碰见，不过客气地打声招呼。卢什科维奇一直不解的是，奥尔来时，他们常常谈论的人，却是他的哥哥高迪。奥尔走时，谢尼科娃往往会让他带些她在傅家甸买的点心给高迪。而卢什科维奇与女儿聊天时，谢尼科娃不经意说出的名字，不是奥尔，也是高迪。有一回卢什科维奇问女儿，霍夫曼兄弟为什么都不结婚。谢尼科娃说，奥尔身边的女人多，一个在花丛中站惯了的男人，是不会恋着一朵花的。高迪呢，他是一个站在星河中的男人，凡俗女子哪配得上他！这就让卢什科维奇纳闷了，一个当过逃兵的人，又是个瘸子，哪有那么大的魅力？难道他比奥尔还英俊？卢什科维奇好奇，有两次特意乘了马车，来到霍尔瓦特大街，找到那家钟表修理店，想看看高迪什么模样，不过两次他都没进去。第一次是因为忘了带块坏表过来，没由头进去；第二次是临到门口突然想到，万一撞见女儿怎么办。在他想来，谢尼科娃不管钟情于霍夫曼兄弟中的哪一个，都是纯洁的。因为她不像女婿雅思卢金，是为了情欲而胡来。
翟芳桂用手抚弄了一下陈水的头发，怜爱地说：“我心疼还心疼不过来呢，怎舍得揍他？你也知道，我没有孩子，见着小孩子稀罕得要死。”
卢什科维奇最初见到奥尔，是在自家门口。那是初夏，奥尔穿一套浅灰的西装，带白色礼帽，手拈一份报纸，向他打听犹太宗教祈祷所的旧址。这个祈祷所，最早就在卢什科维奇家所在的沙曼街上，后来才迁至的炮队街。卢什科维奇把一座红砖的矮楼指点给他，心里还想，这个小伙子太像画报中描绘的希腊美神了。半个月后，他外出买面包回家，发现这个美神竟然坐在自家的客厅里，与谢尼科娃畅谈着。从女儿清亮的目光中，卢什科维奇看出了她发自内心的愉悦。而女儿和女婿雅思卢金在一起的时候，眼睛却是雾蒙蒙的。
陈雪卿这才放心地走出粮栈。她出了门后，打了个深深的寒战，指着在冷风中微微旋转的通明的走马灯招幌，说：“陈水要是淘气，用弹弓打碎它，你教训他时，拍他屁股，别打脑袋啊。”
高迪不爱出门，日常生活基本由奥尔打理。奥尔三十多岁，中等个，微瘦，鬈发，肤色白皙。他生着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宽而突起的额头，浓眉，深邃忧郁的大眼睛，高挺的鼻子，微翘的下巴和稍稍凹陷的双颊。奥尔的脸，就像一幅风光无限的丹青画，要奇峰有奇峰，要峡谷有峡谷，要深幽的湖就有深幽的湖。奥尔往舞台一站，拉起琴来，眼睛顺着，长长的睫毛会像湖水上的倒影一样摇曳着，满头的鬈发如一带妖娆的云悄然飞舞，台下看演出的女孩子，多半要丢魂。
翟芳桂终于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说：“放心吧，他在我这儿屈不着！”
高迪来到哈尔滨时，中东铁路刚刚开筑，由于身残，他做不了力气活儿，就在一家表行给人修表，这门手艺，还是做钟表匠的父亲在他幼年时传授给他的。新城区初具规模后，他倾其所有，又在华俄道胜银行贷了一部分款，在霍尔瓦特大街开了属于自己的钟表修理店。由于行动不便，高迪就住在表店后身一间小小的偏厦子里。后来，高迪的弟弟奥尔来到哈尔滨，这个乐团的小提琴手，把偏厦子推掉，在原址建起了一座尖顶的二层小楼。由于占地不大，这座米黄色的小楼，可以说是整个哈尔滨最纤细精巧的建筑。在炎夏，它看上去像是一支诱人的奶油雪糕；而在冬天，则如一只刚烤出炉的被剥了皮的黄瓤红薯，可爱极了。霍夫曼兄弟，就住在这里。
陈雪卿离开的当夜，陈水认生，闹到半夜才睡着。可孩子毕竟是孩子，早晨起来，翟芳桂让他抓着谷子去喂落在榆树上的乌鸦，当陈水看见谷子像金光般散开的一瞬，乌鸦一哄而下抢啄谷子，他咯咯乐了。陈水为了多看一会儿乌鸦，回身朝翟芳桂又要了一把谷子撒出去。
高迪·霍夫曼是从西伯利亚的兵营逃过来的。因为是犹太人，高迪十四岁就被迫应征入伍，在远东做骑兵，服了二十五年兵役，饱受折磨。在当兵的第二十六个年头，看不到曙光的高迪，在一个冬天的夜晚，骑着一匹战马，穿过苍茫的西伯利亚森林和草原，历时半月，越过边界，逃到中国。出逃途中，战马饿死，高迪只能徒步跋涉。他虽成功出逃，但因食物匮乏，加之天寒，他的双脚严重冻伤，脚趾全部烂掉，不得不依赖拐杖生活。
遵照陈雪卿的嘱托，吃过早饭，翟芳桂领着陈水回家，看看是否安然。
在新城区霍尔瓦特大街开钟表修理店的高迪·霍夫曼，卢什科维奇虽然没有见过他，但从谢尼科娃对他的描述中，这个修表匠已经是自己的老熟人了。高迪喜欢吃什么，喜欢做什么，喜欢穿什么，甚至喜欢说什么话，他都清楚。
这天的太阳异常明亮，是冬日里难得一见的晴日。风不大，再加上阳光朗照，感觉不那么冷了。翟芳桂到了陈雪卿的糖果店时，发现门居然没上锁，大吃一惊。她想可能陈雪卿走时匆忙，忘记了。她推开店门，轻轻走进去。
卢什科维奇虽然七十八岁了，但他心明眼亮。他知道，谢尼科娃和娜塔莎出门，绝不像她们说的那么单纯，都跟她们想见的男人有关。娜塔莎要见的是彼洛夫，而谢尼科娃想见的，是霍夫曼兄弟。只是她钟情于他们中的哪一个，卢什科维奇还有点糊涂。
陈雪卿僵直地躺在糖果店的地上，她穿着胸口绣着一双乌鸦的宝蓝色织锦缎子旗袍，一双平底黑皮鞋，一派春天的装束，好像一个去花园剪花的美少妇，为姹紫嫣红的花朵所陶醉，睡在花丛中了。
谢尼科娃的女儿娜塔莎，就读于八年制的盖涅罗佐娃女校。傅家甸封城后，尤其是迈尼斯死后，俄国人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关闭了所属区的学校和剧场。饭店、商店、旅馆、妓馆、茶园、杂货店、理发店甚至银行，也多半歇业。谢尼科娃的父亲卢什科维奇以为女儿没有演出，娜塔莎不用上学，就有人为他弹琴唱歌、烹茶烤点心了。可她们每天照样出门，谢尼科娃说是去教堂为鼠疫患者做募捐，娜塔莎则说去滑冰。
翟芳桂看着陈雪卿那张灰暗的脸，哭出声来。因为那张脸昨日还那么灿烂，今天却是一丝光明也不见了。她不明白，一个女人的光明，何以消失得这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