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过他：先生对副总统竞选支持谁？
他眼珠在眼镜下转动，答非所问但也未完全离题地说：“我觉得蒋先生在近年的中、美、英、法、苏五国几个大巨头里，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他做总统很好……”
他说：中国的事由武人包办，东一个general（将军），西一个general不好，副总统最好来个文人。
例如当时蒋已当选“总统”，我问他对这次“国大”怎么看。
我觉得他这似乎是反对李宗仁竞选，说：今年初看到报上登过先生写给李宗仁的一封信，对他宣布参加竞选表示赞成，有此事吧？请问作何解释？
我在会上见到他并与他约定时间向他进行采访时，问过一些问题，他都作了解答。
胡适说：早先我曾作过中国公学运动会歌，歌词说：健儿们，大家上前，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欣然，败亦欣然。愿竞选的就竞选嘛，这是民主！
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国大”开会期间见到胡适博士并采访他的。
我说：现在上边支持的好像是孙科，先生怎么看？
对学者、院士、北大校长，对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我本来是比较敬重的。我一向关注着他。但胡适当时很反共，有机会就要骂几句共产党，内战是国民党发动的，他却总是要共产党放弃北方。在抗战胜利后审讯周作人汉奸案过程中，他写证明帮周作人的忙，引起舆论界的批评。头一年元旦，在北平各机关新年团拜会上，他大肆吹捧“制宪国大”，说国民党所定的那部“宪法”是“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宪法”。在美国兵皮尔逊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案上，学潮如火，他反对用罢课方法干预政治。他常强调学术独立，可是对蒋介石有好感，蒋很想把他拉进政府。有的报上说这是“想往大粪堆上插一朵花”。他拥护发布“戡乱动员令”。我更清楚记得头一年秋天，冯玉祥从美国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发表在北平《世界日报》上，因为胡适攻击冯玉祥带了“四百人在美考察”“领津贴六十万美金”。这当然不是事实。结果，冯玉祥提出质问后，胡适写信给《世界日报》更正道歉……这些事累积起来，在我心目中对胡适博士不禁就形成了一种看法。
他说：一个总统如果高兴的话，表示一下愿意谁做他的助手，也是正当的。
见到胡适并采访他是在1948年3月下旬至4月间。那时，在南京蒋政府举行了我们习惯称之为“伪国大”的“行宪国民大会”。我在会上见到胡适博士时提过些问题，也约定了时间对他进行过两次专访。所谓“行宪”，就是按照“中华民国宪法”“选举”“总统”及“副总统”，实行“总统制”。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大会是“实行民主宪政的开始”，并说“从今以后国家的责任由国民政府交还国民大会”。4月9日，蒋介石向大会作施政报告，强调实行宪政，进行“戡乱”反共，并论及经济、军事问题。他承认抗战胜利以来，生产萎缩，经济失调，在军事上遭受重大损失，地盘缩小了等。胡适是“国大代表”，3月间，他由北平到了上海，开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后，又到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会。在“中央研究院”二届五次评议会上选出第一届院士八十一人，人文组的二十八人中，有胡适。胡适当时就在傅斯年家住（傅也是人文组院士之一）。胡与傅的关系是极好的。据说1945年9月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的令文正式发表前蒋介石曾属意于傅斯年并征求过傅的意见。傅对胡适一向尊重和信仰，向蒋力荐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等也有这建议，胡适遂走马上任。
我也问过他：对于当前的青年们，先生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在采访胡适后，给这两家报纸各写过一篇人物专访稿，而且都发表了。《新生报》的一篇，1948年3月28日用航空信寄自南京，4月3日发表，题为《访问胡适博士》（就是宗之珍赠我的这篇）；《时事新报》的一篇，因王研石先生开列了些问题让我采访，故内容丰富一些。但重庆解放前夕曾遭大火，重庆《时事新报》存报难以寻觅，虽有热心友人代为寻找，至今未能觅到一份完整的报纸找到原文，颇为遗憾。只是，虽历经五十年，记忆犹在，采访的大致情况与问答内容都不可能全忘。前些年，我创作长篇小说《霹雳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曾写到过胡适，那并不是虚构或按照资料写的，那是根据我同胡适的接触及采访留下的记忆写的。
他好像胸有成竹，说：我主张党政军团可以与学校合作，对学潮采用疏导的办法，让青年发泄不满和烦闷，发泄完了，再回到学业上来。青年朋友最重要的是能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那时，新闻系曹亨闻教授在上海办了一份《现实》杂志，给了我记者名义；新闻系王研石教授在重庆《时事新报》任总编辑，给了我“上海、南京特派员”（即特派记者）的名义；复旦新闻系比我早毕业的同学史习枚（歌雷）1946年去台湾《新生报》任副刊主编后，给了我一个“上海、南京特派员”的名义。这样，我用“王公亮”为笔名的记者名片上就有了三个头衔，但实际并不领取薪金，甚至稿费他们也常不付给。不过，进行采访倒是比较方便了，我当时满足于尝试做记者的滋味，并希望取得做记者的经验，就应他们的要求，努力采访并写作。虽然稿件一般情况下总是寄到立即发表，但稿件文字及内容有时也会遭到删改，甚至也有过发表出来的文章与写去的文章变化较多的情况。为这，办过交涉，只是用处不大。我为了不愿失去实习机会，也就迁就地干着。采访胡适博士，就是应重庆《时事新报》王研石先生之邀，也应台湾《新生报》歌雷之邀进行的。
这些问题都是为重庆《时事新报》采访他时提出的。地点仍是在胡适博士的临时住处。时间是在替《新生报》访问他之后。记得很清楚，那天起立告辞，表示感谢，胡适伸出手来握时，他的手是软绵绵的，有些手汗。这些内容，在我记忆中，都写在给重庆《时事新报》那篇专访中了。我见到的胡适博士每次都穿的中服，整齐干净，但很平常，像个学者。他当时给我留着的印象是：为人比较谦虚、和蔼。他享有盛名，但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朴实而不做作。说话没有太多的顾忌，有时很风趣，很有幽默感。他接受采访时很肯回答问题。似乎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他的倾向性和立场那时也是鲜明的。这就是反共拥蒋。
抗战胜利后，我由四川重庆复员回到了上海、南京一带，复旦大学也由四川北碚迁回上海江湾。当时，我还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学生（1947年是三年级，1948年夏毕业），但带有实习性质地兼着三家报刊记者的名义。
（本文写于1999年春）
1999年春，率大陆作家代表团到台湾去作文化交流，曾使我有一种似在梦中的感觉。五十年前台湾的一些熟识的前辈、同学、亲戚，大多数已不在人世，有幸见到的也已白发苍苍，自然免不了有一些感慨。老同学宗之珍女士，是已故的北大名教授宗白华先生的妹妹，赠我一件“礼物”，是1948年3月间我写的刊登在台湾《新生报》上的《访问胡适博士》一文。这篇旧作我早已佚失，看了自然又引起了我那段珍贵的记忆。胡适博士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客观存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学者不会不研究他的。我觉得哪怕只写了他的一点一滴，也自有其价值，所以就有了这篇回忆文章的诞生。
书 籍分 享公 號：Q L S F 6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