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提到新闻自由问题，他说新闻自由应被尊重。上海以后决不会实行新闻检查的制度。但当我提出最近《观察》杂志遭受干涉一事时，他说他也似乎听到，但是接着又说新闻自由应该尊重，但应在不妨害安定的前提下，否则，也应加干涉。我也没有什么可说，其实《现实》在台湾的发行也曾遭受干涉又将如何说起呢？其他如逮捕学生问题、取缔民盟问题、抑平物价最有效的手段诸问题，吴氏默然不答。
吴答：两种人，野心政客与不法商人。我们对扰乱治安者可以按法拘捕，但这两种人却在阴谋捣乱，我们时时刻刻希望求公平与安定，他们却处处歪曲，到处煽动，唯恐天下不乱。
当时上海的美、英记者，称吴氏为“K.C.”（“国桢”二字英文第一个字母），对他评价较高。经过这次面对面的采访，我对吴国桢的印象是：他表现得平易近人，有点学者风度，临别送我一张他的照片（刊于《现实》封面），告别时并握手，但他使我感到他擅长粉饰，谈吐老练、圆滑，讲话用技巧，善于辞令。他想讲的就讲，他不想讲的就坚决不讲，避之。而且他讲的话均有立场，即使言不由衷或强词夺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
我的专访《与吴国桢论上海当前问题》于1947年11月28日作为头条发表在上海《现实》上，我的署名是记者公亮。我是在吴国桢办公室堆满公文的案前进行采访的。环境很静，他悠悠地吸着烟，淡蓝色烟圈不断从他嘴里喷射出来。他的回答，一半好像和记者谈话，一半好像解答问题。我当初问了“请先生批评以前外国人在上海一切措施之得失”“就上海市政府经费情形而言，有什么意见可告诉吗？”以及“处理上海行政问题，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最难对付的是哪些人？”等等。对此他的回答是很圆滑的。
我这次采访，虽然不算失败，但应当说是不成功的。虽然达到了使他接受采访的目的，我也坦率问了想问的问题，但我问出的一些重要而尖锐的问题吴国桢居然很滑头地挡过或干脆默然不答。当然，滑头地挡住或默然不答也是一种回答，一种立场、态度和倾向，所以我在专访末尾用笔墨抒写了我的不满。还有，我提问中有一个问题：“处理上海行政问题，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最难对付的是哪些人？”原意是想引吴氏谈起奸商投机倒把和他同警备司令宣铁吾间的矛盾。谁知吴氏回答得非我所愿。对他的回答，我感到改和删都不好，而且，吴氏当时以貌似民主的假象蒙蔽了一些人。发表他这些言论，对他是一种赤裸裸的揭露，所以就以“有闻必录”的方式发表了。
信发出后，想不到很快就接到了市府交际科打来的电话，约定我在11月22日上午10时40分在市长办公室与吴国桢晤面，于是，遂有了这初次面对面的专访。
以后对吴国桢的看法
正因为上海情势杌陧，我是在1947年11月22日接受《现实》发行人兼总编辑曹亨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的委托去采访吴国桢的。那年我二十三岁。在采访之前，我们以《现实》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吴氏，附去了拟谈的问题及我的名片，信上希望他同意采访并定下时间由我去当面采访。我与曹先生合拟了一系列问题，约莫十几个，其中有的问题是一般的，有的问题则是尖锐触及当局时弊的。为怕遭拒绝而达不到采访的目的，我们决定将平淡的问题放在前面问，尖锐的问题放在后边问，而且在附给吴国桢的那张问题单中，只列举了十个较一般的问题，免得他看了有些问题害怕，拒绝接受采访，而由我将其余尖锐的问题默记于心，便于在采访最后当面提出。
正由于曾专访过吴国桢，对他有一定的了解，我后来也曾关注过吴氏的表现。
面对面采访
他受的是美国教育，崇尚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存有对共产主义的偏见，但又“学而优则仕”在专制独裁特务横行的蒋政权里做官，并受到宋美龄的特别重视，其实思想里却有众多矛盾。他跻身官场多年，那种政治生涯使他必然有圆滑和世故的一面。处于蒋政权走下坡路的时期，四处起火，他想灭那种四面燃烧的火焰，自然力不从心，更谈不上有什么建树了。我在那个时期的上海看到的吴氏，就是一个努力想替蒋政权卖力却无法实施抱负显得非常狼狈尴尬的吴国桢。他后来离开上海去到台湾，但无法左右时局也无法克服心中的矛盾是必然的。当他与蒋经国交恶，甚至险遭特务暗害而自我放逐去美国后，先沉默忍受，后终于爆发“吴国桢反蒋事件”，他公开反蒋，而被撤职并开除党籍，这自然也顺理成章。
以后，在上海工潮起伏中，11月14日，我又一次见到了吴国桢。他约集了许多工会负责人开会，说：“工人纪律越来越坏，随时罢工，而效率又特别低……我是同情工人的，但这样行为，实在不可原谅”云云。当时，据我得到的数字，1947年此时，上海全市人口共计396万，有职业者，仅154.9万，而失业人数约有135.3万人。由此可见其他。吴氏当时虽嘴上说“同情工人”，实际却又挤压工人，自然是一筹莫展拿不出办法来面对现实。因此，工潮始终不断。我曾在11月18日写了《上海在不景气中》一文，发表在11月22日的重庆《时事新报》上，较全面地反映了上海经济已经到了总崩溃前夕的状况，也反映了对吴氏的初步印象。
吴氏在美国三十年，晚年寂寞，执教并写书，但思想有变化，虽声言不问政治，关心故土的心情却始终存在。1983年，他的长子吴修广教授回大陆讲学，携回许多见闻，使他吃惊，并使他对大陆的看法全面改变。他曾对友人说：“邓小平先生的文选，我看过三遍，并用红笔加以批注圈点。”又说，“邓先生我极钦佩，如果中国朝现在的方向走下去，再走十五年，未来的世纪将是中、美、日的天下。”
1947年5月4日，上海法学院学生为纪念“五四”运动，前往北四川路一带张贴标语，遭警察殴打，有两人受伤，造成罢课。复旦、交大、圣约翰、同济、光华等30余校代表组织“上海学生‘五四’事件后援会”举行声援，5月9日，后援会代表及上海法学院学生共六百多人浩浩荡荡进入市府请愿，同吴国桢进行了五个半小时的谈判。我在这天，第一次见到吴国桢。他方圆的脸，穿西装，个儿不高，黑发从中间分梳两边，态度较好，人也挺干练的样子。当天，吴国桢提出了一个调解方案，例如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警察以后要注重礼貌。他把警察打学生用不讲礼貌来掩盖代替了，要求学生立即复课，结果当然谈判谈不拢。于是，接下去学潮更汹涌，造成了交通大学学生到南京请愿的事。那天谈判，吴氏给我的印象是：他站在反动政府一边，再能言善辩也无法阻止学潮扩大。因此，1947年5月27日重庆《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我写的《泛滥京沪的学潮》一文，我表露了这种看法。
吴国桢晚年的哲学，主张“怨不可记，德不可忘”。他本来决定1984年9月上旬偕夫人黄卓群一起飞回大陆，畅游故国，偿多年夙愿。但不幸于6月6日上午九时病故，葬于萨凡纳。
我在上海，当时以重庆《时事新报》、台湾《新生报》两家的上海、南京特派员及上海《现实》（新闻双周报）记者的三个名义活动。
当时，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大姐及上海汪道涵市长等均曾致电吊唁。
初步印象
可惜，他未能旧地重游回来看看变化了的故国和新上海！
吴国桢从1946年5月到1949年4月，做过三年的蒋家王朝“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三年期间，蒋家王朝发动内战，失去民心，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面临崩溃，工潮、学潮如火，吴国桢这个市长，像个消防队长似的到处“救火”，却难以奏效。那时，我在上海做记者，遂有见到他的机会，并且专门采访过他。虽时隔半个多世纪，至今仍记忆犹新。
（本文于2003年加写了“以后对吴国桢的看法”约600字，后全文刊于2003年第3期上海《世纪》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