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幸存者一个名叫梁廷芳。他1946年冬曾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证，控诉松井石根纵容部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南京进行大屠杀。梁廷芳是个军人出身的壮实中年汉子，很朴实。同他谈话时，他脸色严肃，叙述清楚。他本来参加了保卫南京城的战斗，是担架队的一个队长，有上尉军衔。城破后，逃进了难民区。日寇到难民区来搜查，把怀疑是军人的都抓走。梁廷芳被发现手上有老茧就拖出来反绑双手架走，同好几千人一起，排成行，由大批日军用刺刀押解到下关江边中山码头，架起机枪扫射，集体屠杀，死人不计其数，血流遍地。有些人纵身跳江，梁廷芳也跳入江中，肩头中弹，从死人堆中爬到岸上，在电灯厂附近一间草房里躲了几天，才逃脱了被杀死的命运。我访问他时，是在南京国防部小营战犯拘留所的接待室内。当时，检察官陈光虞正同他谈话取证，为审讯日本乙级战犯谷寿夫做准备。当时梁廷芳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证已经归来。他所谈的亲身经历，在法庭上是强有力的一份证词。由于印象深刻，在我创作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时，在第一部和第二部中写到南京大屠杀中尹二在中山码头脱险的经历时，原型基本就是来自梁廷芳。可惜1990年12月，我重访南京时，得知梁廷芳早已去世，不胜唏嘘。
但有三个幸存者的姓名、容貌与他们的经历是难以忘怀的。记忆深刻的原因，一是当时谈话的印象深刻；二是我为他们的经历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1947年发表在上海《大公报》上。我原保存着这篇文章的剪报已毁于“文革”，但查《大公报》是定可以查到的。
第二个幸存者是陈福宝，他也给我深刻的印象。南京大屠杀时，他只是十多岁的小孩。他曾从难民区被日军抓走，见到日军屠杀人。因他年小，最后逃脱。后来他又见到过日军杀人放火。最后，他被日军逮住，与其他几十人一同用绳捆绑着带到五台山下屠杀、活埋。日寇命其中一些人用铁锨把活埋的沟穴加大，他力气小使不上劲，一个会柔道的日本兵把他抓起来猛摔，他血流满面晕死过去，日军将其他人刺杀和活埋后扔下他走了。他醒后，天已漆黑，遂得逃生。陈福宝有个亲戚在新街口开照相馆，大屠杀后，有一天一个日本兵来冲洗胶卷，拍的全是屠杀奸淫的照片。亲戚是有心人，加洗了一套密藏着打算将来作为敌人的罪证。我约在1947年2月里在检察官陈光虞处见到过。当时不禁毛骨悚然，义愤填膺。陈福宝也曾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做证。在公审谷寿夫前，陈福宝曾带领检察官陈光虞等到五台山下寻找当年日寇活埋中国人的地方，在他指认的地方，确挖出了许多骸骨。这次挖掘，我是跟随着去看的。我1990年12月到南京重游，打听陈福宝，但已不知下落。是呀，悠悠数十年，人事代谢，哪里去找呢？
1946年秋冬到1947年间，我采访过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年代久远，当时的笔记本等均在“文革”中毁失，如今凭记忆有些人的姓名已经忘却，
第三位幸存者，是位可敬的女性，名叫李秀英。1947年年初，在南京我采访她时，她由丈夫陪着向我陈述情况。李秀英在南京城陷时已怀孕，未与丈夫一起躲到乡下去，随父亲躲在五台山一座小学的地下室里，一些日本兵发现了她要强奸她，为了不被侮辱，她一头撞在墙上，头破血流昏死在地。日军走了，但她醒来后又来了三个日本兵，其中一个上来动手，她自幼跟父亲学过点武术，就同日军搏斗，结果从脸上到身上被刺三十七刀，险些殒命，幸由美国教会开设的鼓楼医院抢救，才得活命。李秀英已是七十好几的老人了，如今仍活着，住在南京。1991年6月在美国发现了已故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等人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其中就有李秀英负伤后满脸刀伤在医院躺卧在病床上治伤的情景。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三部曲中写到庄嫂在南京大屠杀中那惊心动魄的遭遇，基本也是通过对李秀英采访获得的印象生发而成的。1990年12月我到南京，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孙芷丽同志告诉我，她采访李秀英老人时，老人告诉她：“当年有一个年轻的记者访问过我，并且写了文章，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我想，那该就是我吧？我本想去看望她，叙叙旧，但因病要去沪治疗，未能如愿，至今遗憾。
二、忆三个大屠杀下的幸存者
三、公审杀人魔王谷寿夫
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人数，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性，对被屠杀人数的定量计算不可能精确到一个不差，但有根据的统计确定在30万人以上，这数目应该是完全合乎事实的。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中国军民最多的是日军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因病死逃脱了公审。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于1937年12月20日傍晚，骑马提刀率先带兵破城入中华门，并向部下宣布：“解除军纪三天。”他本人也强奸、杀人，犯下了滔天大罪。审判战犯开始后，他被拘入东京巢鸭监狱，1946年8月应中国要求押到上海，10月押到南京，准备公开审判。我在南京小营国防部战犯拘留所见到他时，见他是一个个头矮小结实、面色黑红粗糙、蓄日本式小胡子剃光头的老头（1946年时他是六十五岁），穿草绿色哔叽军衣。由于不让直接采访，只在犯人放风时见到他同另一战犯曾任香港总督的矶谷廉介中将在铁丝网围住的空地上散步，迈着八字步，走路还挺像个武士道的军人，挺着胸，很神气。
当时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是294911人，未确定的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9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加被屠杀者96260人，故确定被杀者应为391171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听证后作了保守的判决，说：“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掩埋尸体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包括在内……”1984年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被杀中国人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这是南京一些文化学术团体、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研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与著述时调查确认的结果。
我以记者身份参加过公审，首次是在1947年2月6日的下午（公审他先后一共五次），地点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那次公审，法庭上摆了一排从中华门外金陵兵工厂后山等处挖出的骷髅面对着战犯谷寿夫。谷寿夫开庭后被传上法庭，精神颓丧，步履蹒跚，有时还咳嗽，同我在拘留所见到时已大不同。估计他已自知罪孽深重难逃罪责。谷寿夫面对许多骷髅朝着军法官在庭上狡辩，总是反复说：我是军人，奉命来华作战，不能不来，不应负破坏和平及支持侵略之罪。又说：我的部队在驻防期间，防区内未发生过屠杀、强奸、抢劫等事件。如有暴行，应由驻防警备司令部负责，我不应负责，等等。可是，中国的一些幸存者出来做证，当庭脱衣露出被刀砍刀刺的伤痕作血泪控诉，也有外国证人提供了证据（当时，在一次公审时放过外国人拍摄的关于屠杀的纪录片，但我未见到）。谷寿夫部队驻防地的“万人坑”中挖出的尸骨上均有刀砍刀刺等痕迹，南京大屠杀中日军自己拍的屠杀照片中，军人的符号是第六师团的。检察官陈光虞那天戴着一副墨镜，义正词严地当堂驳斥谷寿夫的狡辩。会开得很长，旁听的人群情激愤，有时会场上保持不了安静。这时，日本东京审判甲级战犯仍在进行（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二十名甲级战犯起诉，此后花费两年零六个月时间，开庭423次，有419名法庭证人，779人宣誓供述，1948年11月12日宣判结束，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七人被判处绞刑。其中松井石根被判死刑是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谷寿夫罪恶滔天，理应处死，但由于法律程序，仍得慢慢来，许多旁听者都对杀人魔王恨之入骨，希望快点宣判。我也是这种心理。
日寇进行集体屠杀的地点主要集中在下关、中山码头、燕子矶、观音门、草鞋峡、紫金山、雨花台、汉西门外、三叉河等地，大屠杀后，尸体大部分扔入长江或用汽油焚毁后掩埋。有史料证明，仅1937年12月14日至18日五天日军就销毁尸体15.5万具，下关、草鞋峡一次就屠杀俘虏及和平居民5万多人。
宣判那天，我也去旁听，那是3月10日下午。判决书的大意是：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事实昭彰，证据确凿，处死刑。宣判后，过了一个半月，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亲自签批了战犯谷寿夫死刑的代电。于是，4月26日中午，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那时的中华门、雨花台一带，十分荒凉萧条，南京遭大屠杀后元气尚未恢复。谷寿夫被押赴雨花台刑场前，曾写了遗言给他的妻子梅子告别。那天，他穿着黄色军便服，但执行死刑前，要求换上黑呢制服，穿上黑色皮鞋，并戴上礼帽，由卡车押到雨花台。雨花台曾是谷寿夫率第六师团驻扎并大肆残害中国百姓的地方，观看他被执行死刑的人，真是人山人海，都远远在周围坡岗上找个地方站着看他被枪毙。我也在人群里，仅见宪兵挟他下了卡车，很快只听枪声一响，还没看清楚，谷寿夫已仰面躺倒在地了，立时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周围群众大快人心。当然，群众还是不满足的。南京大屠杀太残酷了，枪毙一个中将师团长谷寿夫，人们的心态是平衡不了的！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以上及零星屠杀15万人以上，系根据现仍保存在档案馆的埋尸统计表及身历其境之1250余位幸存者提供的证词，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红十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和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征等具结之证明而来。红十字会当时和以后掩埋尸体43123具；崇善堂（也是一个慈善机构，成立于清朝嘉庆二年，原名恤婺局，同治年间改称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7人；红十字会掩埋队当时共掩埋尸体22683具；灵谷寺有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从中华门外多处以丛葬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中所起出的头颅白骨数千具；并有众多的中外出版物和照片作为物证提供了数字。
南京大屠杀谁该负责？谷寿夫当然罪不可逭，但他只是一个中将师团长乙级战犯。松井石根是日本华中方面军总司令，作为甲级战犯被绞死，自然毫不冤枉。朝香宫鸠彦王身为驻南京之日军最高指挥官，理应战后处以极刑，由于是日本皇室竟逍遥法外，实是对公理与正义之莫大违背。值得提出的是日本天皇裕仁。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诸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朝香宫鸠彦王是他在攻打南京时派去的司令官。南京大屠杀后，他亲自召见松井、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攻克南京予以嘉奖，并赐礼品。他对南京大屠杀应负的责任远远大于受他奖勉的那三大战犯。但东京审判时，美国麦克阿瑟元帅包庇裕仁，保留了日本的天皇制，纵容了部分战犯，维护了日本一些法西斯反动势力，可气可叹！
为了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战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和资料，自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开始搜集整理，历时两年。在1947年3月10日判决日寇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时，判决书说：“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十九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庵、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十五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三十余万人。”
四、驳《“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
抗战爆发前，1937年6月，南京统计居民有1015450人，也有一个统计是107万人。日寇杀奔南京时，有近半数人疏散逃难，有近半数人留在南京市内及近郊。南京守军当时有十多万人，更有大批沿沪宁铁路沿线各地逃到南京的难民。这说明，日寇侵占南京时，南京的人数有60万人以上是无问题的。当时，南京有国际人士出面组织的“南京国际安全区”，老百姓叫作“难民区”，在城西北角，东面是繁华的中山路和中山北路，南面为汉中路，西接西康路、上海路，北为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占地约3.86平方公里，占全城面积的二百分之一。逃入难民区躲避的约有25万人。日寇进城后，大肆屠杀，难民区内的人被日寇集体抓出去枪杀的就不少，不在难民区的中国人被血洗得更是干净。南京沦陷后，人口骤减，到1939年4月统计，人口仅存17.32万人。那么，南京的人哪里去了，南京大屠杀杀了多少人，这还不清楚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比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得更早的大屠杀是在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日寇投降后，历经两年零六个月取证及审讯，到1948年冬宣判的东京审判，其实已为这段历史作出了结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由中、美、英、苏、法等十一国组成的正义审判法庭，但日本的一些右翼反动分子却处心积虑地想为侵略战争辩护，时至今日，仍在对供奉靖国神社的战犯顶礼膜拜。
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过一本书，名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大谈南京被屠杀三十万人的不可能性，以迷惑不明真相的人。我早些年曾写过文章批判他这本书。
正是由于日寇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太严重了，有些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战犯受到了惩处，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受到了揭露，所以，从70年代开始，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就开始妄想否定南京大屠杀。日本作家铃木明等人就胡说南京大屠杀“缺少真正的资料”，是“虚构”的。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订中小学教材时，又有人妄图借机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抹去。1983年以后，以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为代表的少数人，又大造舆论，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尤其是田中正明，竟写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出版。此书由日本教文社出版后一版再版。田中正明对铁证如山的南京大屠杀，采取了偷天换日、诡辩、歪曲及无视事实的卑劣手段予以否认。他的言论极其荒谬。
如今，在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进口台阶上，用中、英、日文镌刻着“遇难者300000”的字样，给人们难忘的印象。这数字是怎样来的？准确吗？
他说：当时各国驻南京记者多人，“没有人说看到过大屠杀”，日本国内许多人也未听说过南京大屠杀，因而大屠杀之说不能成立。其实，他是说谎。当时日本及其他国家的记者都曾报道过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例如，1937年12月日本《东京日日新闻》就刊登了紫金山下日军两个少尉野田岩与向井敏明用刀比赛杀人的通讯及照片。不过，由于当时日本控制舆论十分严格，日本记者的文字报道及照片，皆须经过检查，许许多多是不让报道的，因此日本国内有的人无法知道也很自然。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列（H.J.Timperley）曾报道日军的屠杀奸淫抢劫行为。1938年3月，他就编著过《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认为日军南京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现代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此书是郭沫若写的序）。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F.T.Durdin）是首先发出电稿报道南京大屠杀消息的记者。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的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因此，世界舆论大哗。此外，南京外国侨民代表组成的难民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美国牧师约翰·马吉（JohnG.Magee）拍摄有日军暴行的照片及纪录片；美国贝茨博士（M.S.Bates）和史密斯博士（LewisS.C.Smythe）（写有《南京战祸写真》）等也都曾到东京做证。当时，德国是日本的盟友，但德国驻南京代表向本国外交部写的报告就说：“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德国人拉贝（1882—1950）南京失陷时供职于德国西门子公司，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一度是德国纳粹党南京小组负责人，他有日记及许多详细的文字资料和当年的现场照片等等，足以证明南京大屠杀之存在。拉贝的日记从1937年9月开始，一直到1938年4月他回柏林为止，连续写了六个月。这段时间正是南京大屠杀发生的时期，他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五百多个惨案，详尽地写了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集体屠杀、砍头、活埋、水淹、火烧和奸杀等罪行。日记里还包括其他几位德国人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作为日本盟国德国的一个公民所写的私人日记，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拉贝1938年回德国后，曾向希特勒提交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因德、日为盟国，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他甚至一度被盖世太保逮捕。拉贝于1950年逝世后，日记、资料由家人保存一直未公开，直到1996年12月12日才由其外孙女在美国纽约公开，除了日记，拉贝还有日寇南京暴行的许多照片。
一、日寇在南京杀了多少人
南京大屠杀后，有当时南京守军营长郭岐写的《陷都血泪录》，1938年8月连载于西安《西京平报》；有当年南京守城部队军医蒋公毅以日记形式记载的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2月27日目睹的日军暴行，于1938年秋出版；有南京沦陷时在某文化机关做职员的李克痕在1938年6月逃出南京后写的《沦京五月记》，1938年7月连载于汉口《大公报》；有《武汉日报》记者范式之采访了逃离南京的两个同胞后写的《敌蹂躏下的南京》一文，刊于1938年的《武汉日报》；有一个被俘士兵（佚名）从南京死里逃生后写的目睹日军暴行记录《京敌兽行目击记》，刊于1938年2月7日汉口《大公报》，等等。田中正明等有一个论调是：像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在当时报刊书籍中完全没有出现，属于后人编造，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
南京大屠杀是在日寇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当时，日寇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大将，他后来成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一职1937年12月5日起由日本天皇裕仁之叔朝香宫鸠彦王继任。在松井石根领导下，日军进攻南京兵力近八个师团约二十万人，其中中岛今朝吾中将师团长的第十六师团和柳川平助中将第十军下属的第六师团（师团长为谷寿夫中将）是南京大屠杀中杀人最凶最多的两支部队。松井石根在日寇战败投降后作为甲级战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被处了绞刑；朝香宫鸠彦王因是皇室人员受到美国包庇逍遥法外。柳川和中岛因已病死，逃脱了惩罚，谷寿夫则作为乙级战犯押到南京受审。
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将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大战犯松井石根奉若神明，引用了大量的松井日记证明根本不存在一场大屠杀。为此他在引用松井的《阵中日记》时，故意大量进行了篡改，成了丑闻（据有人统计，篡改处达九百处左右）。实际上，在东京审判时的松井石根却比他的老部下田中正明坦率（田中正明1911年生于长野县，毕业于兴亚学塾，经大亚细亚协会兴亚同盟应召入伍，曾随同松井石根赴中国演讲、旅行，兜售“大东亚共荣圈”理论，后来参加过侵华战争）。曾任日本驻华大使的冈崎胜南在东京法庭中供认：“南京事件后曾与松井谈话，松井说‘无言可以辩解’。”在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前，松井对巢鸭监狱的教诲师花山信胜说：“南京事件，可耻至极！”
1937年北京卢沟桥发生“七七”事变后，接着上海又爆发了“八一三”事变。中日军队激战三个月后，淞沪失守，日寇分兵六路杀向南京。12月12日，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在激战后失守。12月13日上午，进攻南京的日军从中华门、中山门、光华门分三路入城，南京沦陷。日寇在南京有计划、有组织地血腥屠城。在南京市内及郊外、周围，日军杀戮中国男女老少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共计三十万人以上。日寇大肆强奸妇女，仅占领南京一个月中，估计就发生强奸事件约二万多起，每每都是奸后杀死。日寇更洗劫全城，纵火焚烧。大火由中华门一带开始，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数日内即化为灰烬。我曾于1942年7月由上海到南京转道安徽去大后方，在南京停留时，只见人迹稀少，断垣残壁不少，下关江边一带本来热闹繁华的地方尽皆没有了，南京城的情景与抗战爆发前我在南京居住时完全不同。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产损失约为法币二千三百亿元（当时二十元法币兑换一美元）。
（本文刊于2002年第3期《社会科学研究》）
对南京大屠杀的采访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