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甜面条？是清水煮的面条，什么也不放，是淡的不是甜的。咸面条，是清水面条里加点盐加几滴油，有时也不加那点油。
我们拼命赶路，想走出这块可怕的赤地千里的平原灾区，起早睡晚，我是带病走路，痢虽止住了，身体却虚弱疲惫。一路上，常见路边有赤身裸体的死人，也弄不清是饿死后被人剥去衣服的，还是打闷棍打死后抢得精光的。我们挂在身上的馍，早已干裂发酸，但买不到吃的，仍旧是吃它，而且得节约着吃。这样，踉踉跄跄终于走到了离洛阳六十里的水寨，住进了一个兼卖甜面条和咸面条的小客铺。这儿终于算是离开可怕的严重灾区了！而且，离洛阳也近了！
水寨是个穷苦落后的小地方，但比重灾区好多了！一条破旧的街道很窄小，房屋陈旧，但有一点市面，居然还有个小邮电代办处，夜里也有些不太明亮的昏黄电灯。小客店是一对黑瘦的中年夫妇开的，只点一盏鬼火似的小油灯。前边半间搭个小茶棚卖水也卖刀切面，后边有三小间用高粱秆子隔开的小屋供人住宿，没有床，只在地上铺上高粱篾席给人睡。小木窗棂上糊的报纸黄旧破烂，高粱秸的顶棚上挂着黑色的蛛网尘串，墙角砖土缝里有时还出现可怕的翘起尾巴可以螫人的小蝎子。
第二天，我们带足了饮水用瓶罐装着一早就上路了。但这茨沟的水可能不洁净，也许是我抵抗力差，家连哥和高架车夫平安无事，我竟腹痛拉痢了！上午还好，下午每走几十步就要疼得蹲下屙一次，屙不出什么，只是脓血。我还是生平第一次拉痢疾，家连哥指出这是赤痢，很危险！幸亏母亲给我带的药物里有“痢特灵”，我立即服用，当夜就止住了，并给家连哥和高架车夫也服用了“痢特灵”预防。家连哥说：“要没带这药，那太危险了！你母亲想得真是周到！我们走这一路真是随时有死的可能啊！”
河南的灾区极大极多，从郑州向南直下到汝南，都是大灾区，全省一百多个县的三千万人，住在农村的，1942年大半在死亡线上挣扎。洛阳附近，情况好些，究竟是离开无人区了！我和家连哥都觉得需要休整一下。洛阳常有空袭，一放警报就常会有日机来轰炸。我们在这离洛阳六十里的水寨，打算先住两三天，然后合计一下继续前行的事。所以，将高架车夫的钱付了，同他告别。一路同行，大家都有了感情，他始终认为我们是好人。由于我们与他一同吃喝不亏待他，说好到洛阳的车价，现在未到洛阳，仍照原数付他，又见我们肯拿馍做好事，他拿到钱后一再道谢，说：“你们是好人！真是好人！”
当夜，住那小店，我们三个人同睡在地上铺的高粱秆编的席子上，隔屋住的是两个奸商模样的胖子。这一路来，看到许多奸商，不但界首和漯河看到的高抬物价、跑运输倒弄物资和贩毒的奸商多，沿途也有些做贩运的奸商显得不但有钱而且开口谈的就是吃喝嫖赌。这两个胖子，居然招了两个用红头绳拴大长辫子的姑娘陪睡。店房蹩脚，隔屋什么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家连和我一夜都没睡好，高架车夫也有时“唉”地叹口气。
在河南洛阳的可怕见闻
听了叫人心酸。我和家连哥将身上的馍取了一些下来，分给三处卖儿女的一处两个。我们都伤心，但怎么办呢？我当时想：是鬼子和天灾造成了百姓的灾难，但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有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许多文官要钱、武官又怕死，汤恩伯这种武官贪赃枉法，鱼肉河南百姓，作威作福。这个政府给百姓干的事也太少了吧？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怎么能够相信？这还怎么抗战！百姓的民愤这么大，灾民真是挣扎在水深火热的地狱中啊……
我想不到竟会在水寨就同家连哥分别了！
茨沟有不少鸠形鹄面逃荒来此的难民，正在村口卖儿鬻女。将些男孩、女孩头上插着干草放在筐里或跪着，高叫：“行行好吧，积个德，买个男孩吧！”也有看到我们就叫：“十二个馍换个大姑娘！”更有个人高叫：“十个馍！俺这个只要十个馍！没法活命，只好卖亲骨肉啦！”
一路上他始终热情照顾我。他老练、稳重，人又淳厚。同他在一起我感到有依靠。原来说好是到陕西宝鸡分手的，但现在未到洛阳，我们就只好分手了！我实在舍不得！
我们住的小客店，墙是旧报纸糊的竹隔子，地上铺着高粱秆编织的席子就算床铺。家连哥提议出去看看有什么吃的。街上有人在昏暗即将降临的时分卖吃的。卖的东西吓我们一跳，都是些什么榆皮面蒸馍、棉糠面蒸馍、兰草根蒸馍、麻糁饼、棉籽饼，另外还有卖韭菜根、花生壳、柿蒂、蔗皮什么的，何况却都不便宜，全要十块八块一包。有个小摊在卖肉冻、凉粉块一样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上去看看，架子车夫轻轻用手拽拽我，我就不看了。离开那摊子，架子车夫说：“可吃不得！听人说，这一带人肉也吃了！卖的肉冻里，就有人吃出带指甲和毛发的肉了！”后来听店老板说灾民太饿了。有的把已经掩埋了的尸体也掘出来吃了。摆摊的都是外地想来赚钱的人……
我们是为了旅费才分手的！
茨沟是个小地方，有很小的客栈，也有卖水和卖吃的地方，都是些摊子。一到茨沟，我和家连哥马上带了高架车夫去买水喝。水价极贵，我们和高架车夫一人喝了一大碗水，水味之甜美无法形容。渴而未死，也是少有的想不到的经历。
这一路来，伪钞早在过封锁线之前用完了，法币到了水寨也基本用完了。我用的钱很多还是家连哥垫付的。我离家已经这么多天，现在离洛阳还有六十里，以后的路途还远，一路上还有多少艰难苦辛都是未知数，但需要我将藏在衬裤里的金首饰和美金出售换成法币应用了。我知道家连哥带的钱也不多，我已欠了他不少钱，得赶快还他才好。见小店老板有辆自行车，所以我对家连哥说：“明天，我想找客店老板租借自行车骑到洛阳把美金和黄金卖掉！六十里地，骑车来回很方便。”家连哥说想陪我去，但没有自行车，只好由我一人去。我清早起身，骑上车就出发了。从水寨向北沿公路走了约莫十几里，沿着淙淙南去的伊水走，天旱水流不大，看到了龙门，心想：可能这就是“鲤鱼跳龙门”的那个龙门吧！在路旁，看到了出名的龙门石窟。虽然天旱，沾着伊水流过的光，公路边上高大的合欢树仍盛开着鲜艳的须状红花。这里山清水秀，伊水波光粼粼，滔滔流淌在两山之间，抬头张望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洞窟和佛像、雕像布满山崖，还有宝塔，壮观极了！这就是北魏到唐朝用了四百多年才雕成的石窟艺术珍宝呀！但有的佛像已经残缺不全，盗窃破坏得很严重，心里真想停下来好好去看一看，想到要去洛阳兑换金子，就顾不得多看了，骑车飞速赶路。
天太热，斜挂在身上的馍，贴近胸背的部分都被汗水浸湿了，要不断将馍转动着换换方向，外面的朝里，里面的朝外，早饭中饭都是将馍从麻绳上掰下，边走边啃。一路上，没地方卖吃的，也没卖喝的。原野死寂，被旱灾摧残得毫无生气。走这样的路格外累人，整个空气闷热得像刚烧过一场天火。我同家连哥各带了一瓶水，那高架车夫自己也带了一罐水，但汗出多了顶着烈日口老是渴。午后时分，水就喝光了，口干舌燥，四肢酸懒，四处荒凉，这时已离茨沟不远了，见土地龟裂，水源干涸。我嘴里冒烟，几乎要昏厥，家连哥和那高架车夫带的水也都喝完，我见不远处有个小村庄，对家连哥说：“我去看看村子里有没有水？”家连哥说：“看就看下吧！快点回来！”我快步走向那小村庄去，见村里根本没人，人都外出逃荒了！土屋的门窗都用泥块、石块堵封着，村子死寂。我干渴得不得了，忽然想起《三国演义》上曹操那个“望梅止渴”的故事，居然舌底酸出点口水来，勉强又支持了片刻，在村尾发现一个已经枯干了的大土井，但是显然无水可取。这大土井像个小池塘，早先肯定蓄水较多的，但现在已无水可取。我走到土井中央最低洼处，见井底有块大石头。我想：大石下边会有水吗？我决定推开大石，平时这样一块大石我是推不动的，但此时我拼命用力，居然将这块罐状的大石推动了，伸手进石底的空隙里去，竟意外发现有点湿土。水源从何而来不得而知。但我嘴唇已经干裂，我马上挖起些湿土含入嘴内，借湿土的清凉和潮湿恢复精力。我又脱下衬衣用手挖了又挖，包了一小堆湿土上路，将湿土分给了家连哥和高架车夫分享。我们三个就这么死撑活撑走到了茨沟，没有渴死，但浑身无力、嗓子像要冒烟。
太阳仍旧强烈地高晒，由于开封陷敌，黄河改道，又是天灾作祟，河南半壁河山都化作了饥饿和战火交逼的地区，许许多多灾民从四面八方向洛阳会聚。一路上，总看到挑担的、推车的、扶老携幼走路的灾民踉踉跄跄前行，公路上尘土飞扬。我骑着自行车，浑身大汗淋漓，骑呀骑呀，约莫一个钟点，到了洛阳南部的“关帝冢”！相传“关帝冢”是三国时曹操埋葬蜀汉五虎上将关羽首级的地方。一座古庙，古柏成林郁郁拱卫。我忍不住下车过去看看，但庙里驻着军队养着马，马粪遍地，士兵们到处晒着洗过的军衣，殿左支架着大铁锅煮菜，柴火黑烟弥漫空间，大殿破旧，到处灰尘蛛网，供有关羽及关平、周仓的塑像。关羽头戴旒冕是摄天大帝，两侧一边是关平，一边是周仓。关平有长须，同平常见到的画像上的关平迥然不同，往常京剧和画像上的关平是年轻俊秀没有胡须的，但关平被杀害时已经年岁不小吧，应有须才合理。“关帝冢”是一个小山状的大土坟，矗立着清朝立的大石碑，周围被军人及军马的粪便糟蹋得臭气熏天。这里灾民是不许进的，我是向卫兵请求一个连长同意才被允许“看一看就走”的！
太阳出来了，热得要命，我想起刚才那女人叫救命和地上血迹的事心里发寒。快步走路，走着走着，在襄城附近，见田野内毫无绿色，一片严重的旱灾情景，土地龟裂，裂纹有二指宽，水沟、土井都干涸着。路边，陆续看到死尸，有一只红了眼的瘦黑狗伸着舌头在食一具干腐了的尸体。从头发看，似是个老人，绿头苍蝇嗡嗡乱飞……架子车夫又叹了一口长气。
匆匆出来，我又上了自行车，飞快骑到著名的九朝古都洛阳。
同行的人有的大骂汤恩伯。有的说：民怨太大啦！这个政府贪污腐败，不管人民死活。这么大的灾，听说他们给过百姓救济吗？日本鬼子抗不住，军队连盗匪也抗不住吗？也有的说：百姓没得吃的，不就只好抢了吗？不过抢人已经犯法，杀人也太狠了！如今起旱太不安全了！今天一早汤恩伯的“丘八”收了保护费却不保护，真不是人！
洛阳出乎意料地萧条，房屋古老，街道不宽，人虽熙熙攘攘，但许多人家都关门闭户，市面也并不繁荣。这一是灾情造成的，二是日寇飞机轰炸造成的。看到个别讨饭的人在乞讨，但没有看到成批大量的灾民在街上走动。问了人，才知灾民是不准进入洛阳市的，既怕灾民进洛阳造成混乱，又怕“有碍观瞻”，影响不好，蒋鼎文之流，不想多让人知道灾情的可怕，怕影响政绩，当然就会封锁新闻，反正老百姓的嘴也封不住。我到洛阳，先找邮局发信，就听见有寄信的人在谈灾情，在谈上头没人管赈灾的事只忙着贪污舞弊走私赚钱，等等，怨气很大。走出邮局，我正想找一家银楼好兑换金子，却忽然听到紧急警报的汽笛声响了，汽笛声“呜——呜——呜”地像喊叫救命，街上出现了戒严的宪兵，布了岗，我不知该往何处去，只好在一家上了门板的小糕饼店门口蹲下听天由命。幸好不过半个时辰，解除了警报，虚惊一场，日机没有露脸也没来轰炸。我推着自行车向路人打听银楼在哪里，走着走着，见大街上有人在贴告示，一会儿，迎面拥来些士兵押着两个人去枪毙，后面和周围拥来不少看热闹的人。两个死囚，年龄都在三四十岁，剥光了上衣，五花大绑，背着手，颈后插着用红笔打了“√”的死标，被连拖带拉地推着在大街上向南走。我跑近去看新贴的告示。告示上说，这两个死刑犯一个是“纠众哄抢粮食”的主犯，一个是“违反黑市买卖黄金犯”。这使我心里一沉，感到恐怖，浑身汗更多了！难民没有吃的，不给救济没人管他们，为了活命哄抢了粮食，就该判死罪枪毙吗？看到灾区情况我是十分同情灾民的苦难的！更没想到洛阳会禁止买卖黄金，买卖黑市黄金竟是死罪，也要枪毙！黄金的官价一直保持不动，可是物价涨了许多倍，黄金早有黑市了！我带的黄金如果按官价卖，得到的那点钱肯定不够继续上路去买火车票和入川的，面对死囚游街去枪毙，我愣了半天，心里七上八下。我不敢再向人打听银楼在何处，看着将被枪毙的人已经被人群簇拥着远去。我寻思银楼必定是在大街上，就朝前边一条大街走，一路走一路看。果然，百把米外就有家银楼在路边。银楼店的门面在全国似乎都相仿：高高的砌花的楼面，有阴森而堂皇的玻璃门，大门外的玻璃橱窗里陈列着银盾、银杯、银盘等各色银器和首饰。但这个银楼冷冷清清，门口挂着一个牌子，上写：金价按官价收购，每两一百元，饰金每两一百二十元。
我心跳着同家连哥及高架车夫停下脚步，后边有些起旱的人也走上来张望。前边有些稀稀疏疏的青纱帐，估计是边上有条刚干涸的小河的原因吧！我们一起往前在青纱帐旁的大车道上绕了十几分钟，只见路边歪倒着一辆空独轮车，车旁两摊鲜血，但没有尸体，估计打闷棍抢劫的人将尸体拖走了！这使我们加紧脚步走得更快了！
我心里顿地一沉，离开上海时，上海黑市金价较战前涨了二十倍。这里金子官价却这么便宜，我将金饰按这官价卖了怎么够做路费呢？
大道两侧树上的树皮早被剥光，树全枯死了，枝干也都砍断了，有的垂杨柳枝叶全无，只剩下粗脖子的秃树干。那护送的七个兵走得飞快，走出去不到十里地，天还不亮，他们一阵风似的走得已经不见踪影了！护送实际是骗钱的，各人仍旧只好自己上路。一会儿，天似快亮了，忽听前方远处有女人呼叫声：“救命！救命……”惊心动魄！
那高高的柜台上放着一把黑算盘，一个胖圆脸的掌柜穿件旧夏布背心在扇扇子。我上前同他悄声商量，告诉他我是从沦陷区上海来的学生去四川上学的，盘缠没有了，带得有点金饰，望他能收下，不照官价……但银楼老板把头直摇，说：“你没看到？正在杀人呢！照官价就收，不照官价我能收吗？”又说，“他们当官当大军人的三妻四妾、家产万贯、大洋房、小汽车，自己去界首、漯河、洛阳套购黄金，爱卖多少价就卖多少，小百姓做点生意就犯法！这不，杀的又是两个小百姓。世道不好，银楼我也想关门了！我的伙计也辞退了……”他骂得起劲，我向他再三解释，简直到了恳求、哀求的地步，老板仍不敢答应。没办法，我拿出了美金，问老板能不能收美金，老板说：“我看你是真的流亡学生急需钱用，那么，你到后院我家里来吧！”他关上店门，将我带到后院家里，按当时美金黑市价：二十元换我一美金，收买了我八十元的美金。我心里盘算，有这些钱欠家连哥的钱可以还了。但我的路途还遥远，不卖掉金子总是不够的，只有回去再说了。
家连哥和我走到桌前，付了三个人的保护费。在一边与一伙等候保护的人站在一起，大约半小时，懒洋洋走来六个荷枪的士兵，由一个班长带领，大声吆喝：“走啰！走啰！”我们这里等候着的五六十人一窝蜂地跟着动身了！跟着那七个“丘八”紧紧地走。
骑车匆匆又回到水寨，浑身臭汗，见到了家连哥，同他商量怎么办。我同他算清了账，身边只剩下很少的钱了。我说：“我想打个电报到四川江津给堂兄洪江，让他快汇旅费来（店老板告诉我水寨那个邮电代办处，可以打电报，钱汇到他店里是可以的，以前有人汇过），我拟等旅费汇来再起程。”家连哥急于回甘肃兰州，无法等我，但又觉得不能把我一人留下不管，他说：“我答应把你带到宝鸡再分手的，现在把你一人丢在这儿我不放心！”我知道他是个守信而且忠厚的人，尽量安慰他说：“封锁线早过了，重灾区也过了！往后比较好走了！你别为我担心，我能一个人上路的！”他同我商量来商量去，最后无奈地说：“那只好我就先走了！可你要特别小心啊！这是乱世，你年岁小，我实在是不该把你一个人留下的！”他告诉我：“到了洛阳，就可以坐陇海路的火车了！火车能通到宝鸡，由宝鸡换上公路汽车可以入川。”但又告诉我，“陇海路的火车到潼关附近因为黄河对岸是日军占领的阵地，从风陵渡那儿常常隔黄河炮击铁路，所以可能需要步行，还是很艰难的。”事实放在面前，我的旅费由于金子无法兑现，很容易山穷水尽。家连哥不但急着回兰州，而且再多耽搁下去，他的旅费也要成问题，我不愿家连哥为我而影响他早日到达目的地，所以我说：“你别为我担心了！你明天就走吧！我在这里住几天，钱一汇到就动身，我会自己小心的，你放心好了！”
架子车夫说：“去交钱吧！交钱他们可以派兵护送。这一路，我不熟，听说不太平，常有拦路抢劫打闷棍的！”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第二天清晨，他独自雇一辆高架车装载行李，离开水寨去洛阳，我送了他一程。我知道他身边钱也不多，但他仍卷了一卷钞票塞给我，说：“你袋里钱少，这点你带着！”我坚持把他的钱退回去，说：“你也需要钱用，我的旅费很快就会汇来的！我一会儿就再去打电报给我堂兄，你放心！况且我还有金首饰，不会成问题的！”见我坚持，他只好收下了钱，但对我说：“有两件事我得对你说一下：第一，你到西安后，可要小心，说话也要留意。那里最忌谈共产党，国民党反共，那里设立了集中营，怕青年到延安去，三青团在宝鸡办了招待所，负责免费让路过的青年人住，你到宝鸡，千万别住到他们的招待所里去！第二，你由陕西入川前，到了褒城，可以绕道去一下汉中。汉中有个辎汽四团，团长名叫田耕园，合肥人，对同乡特别亲，不认识他的人，他也会帮忙。你去就说你是合肥人，口音不对不要紧，就说从小跟父亲在上海长大的就成。你找他请给个便车搭了入川，这样就可以节省不少路费了！”
家连哥和我带高架车夫一共买了九十多个馍，将馍用麻绳串成三串，三人各背一串，一人三十多个馍，挂在身上，很像《西游记》里沙和尚的那串骷髅念珠。第二天一早，天不亮，我们贪图凉快就出发向西北行。刚走出漯河市郊，见路边挂着个“军警督察处”的牌子，一张木条桌旁坐着两个当兵的收钱，边上有十几个持枪的“丘八”（兵）站着。一群客商和起旱的行人，正拥在桌前交钱办手续。
我同家连哥匆匆分别，心里真的舍不得，眼眶都红湿了！他带着高架车夫远去，大家互相伸颈望着，招了手又招手，直到看不见他那有着两只大眼睛的方脸盘和背影了，我才怅然离开。回到小客店里，见有旅客在吃面条，谈的是汝南那边田赋管理处当官的贪污了好几万斤粮食，也有人说：汤恩伯司令部在叶县，他在那里每天大摆筵席请客，蒋鼎文有好几个年轻的小老婆，这些当官的只干坏事，不干好事！害苦了全河南老百姓！……听了这些，我心情更坏，禁不住悄悄背着人哭了一场。这时候，又格外想念起远在上海的母亲和妹妹来了。
架子车夫说：“买点麻绳，将馍一个个串上，斜背在身上起旱，不容易馊，路上要吃时，掰一个下来就是。”
我去水寨的邮电代办处里打了个电报到四川江津南安街9号给堂兄王洪江，发的加急电。电报字贵，我字斟句酌地打完电报，只以为电报打去很快会收到，没想到电报发出后我问：“这电报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回答却是：“现在是非常时期，说不准！”
家连哥说：“这么热的天，买了馍容易馊，怎么带？”
我回到小客店同老板夫妇讲了情况，我说：“我发了电报到四川我亲戚处，很快汇钱来。我想在你们这里住几天等汇款来，汇款来了，我就把店钱一起付给你们。”我将箱子、帆布包打开给他看，说，“这里的东西有些是值钱的，你们可以放心，我现在手边没有现钱，大不了可以把东西抵给你们，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老板娘比较和气，说：“出门上路谁没个困难，你就住下好了！”我又说：“可不可以赊点面条给我吃？”老板娘说：“好！”老板却精明地说：“我本来想找个下手帮着揉面，切面条，你帮我干吧！很简单，就是揉面切面，我一天给你白吃两顿面条，每顿四两！怎么样？”我一想，也只有这样了！说：“好！”
架子车夫提醒说：“从这再往西北去，灾情重，一路上买不到吃的了！要在这里买些馍带着上路当干粮吃才行！”
过路的人吃面的不少，有县城里的人，也有灾区的人，灾区来讨饭的也有，但很少讨得到吃的，小店的生意不错。老板有了我这个下手，似乎很高兴。谁料想，这揉面的活儿可真费劲，早上四点钟前就得起床揉面，要把一大袋面粉揉熟，面又必须揉得很硬。过路吃面的人不少，我揉面的量也就很大。头一天，老板嫌我面揉软了，叫我切面时又嫌我将面切粗了。在老板娘帮助下，三天后才算合了格。每天上午十点左右，给我一碗甜面条，下午四点光景又给我一碗咸面条。我平常食量小，这时却总是吃不饱，整天在饥饿中度过，更体会到灾区百姓饥饿的痛苦。我天天摸黑起身，揉面揉得肩背疼痛，汗水总是不断滴到面团里，切面曾将左手中指切个大口子，但我咬牙挺过来了，常常想到孔子的“陈蔡之厄”，又想到“秦琼卖马”。我会哼几句京戏，有时就轻轻哼着京戏《秦琼卖马》：“遭不幸困至在天堂下，无奈何只得来卖它……”心中酸酸的。
漯河在郑州到信阳的铁路线上。我们从周家口用两天时间步行到达漯河。在大灾之年，这里也灯火辉煌一片升平，酒楼上猜拳敬酒，胡琴声嘹亮，女招待、歌女，红绿满眼，梳妆打扮，旅馆里牌九、麻将聚赌，比界首更繁华。我们找家小客店住了，茶房马上来问：“要不要女人过夜？漂亮的大姑娘一夜只要三十元。”家连哥回绝了他，陪我带那架子车夫上街，到小饭店里炒盘咸菜吃了一顿馍馍。
我只以为等上一星期总该会有汇款来了吧？谁知道却毫无音信。我天天去邮电代办处询问，却总是石沉大海。怎么办呢？只有等！天燥热，我心里狂躁，度日如年。每天单调地摸黑起身流着大汗揉面、切面，每天依然是吃两碗面条处于饥饿状态。我逐渐已能切一手很均匀不粗不细的面条了！这点技能直到今天依然不忘。
我也叹气了，家连哥脸上则呈现出同情的神色。
陇海铁路上最可怕的一段
架子车夫本来常常叹气，但又不声不响，这时说：“去年就大旱了，也闹蝗虫。飞蝗成群飞来时，遮天蔽日，声音嘶嘶哗哗，像下大雨似的，可骇人了！可是军粮还是照样征收，当兵的听说也吃不饱。有些兵像匪一样！上头还让百姓自带干粮和工具去周家口到开封之间挖深沟工程提防鬼子来。为挖深沟，民房拆了好多，祖坟也给扒了。今年大旱，又闹蝗虫！春天时就饿死人了！如今，更不得了！当官的不把百姓当人！他们捞钱贪污，大吃大喝。他奶奶的！”骂了一句，他又闭上嘴了，但一脸怒气。
日子一天又一天，心中真是好似滚油煎。想想等到第二十天了，仍旧不见汇款来，我真是失望了！钱会不会不汇来呢？这时已经是8月底了！那天，我写了一封信给母亲，准备到洛阳寄发。我吃完上午那碗甜面条后对老板娘说：“我想再去洛阳办点事！”我借了他们的自行车，带上金饰，独自冒着酷暑的太阳去洛阳，目的是想再试试能不能用黑市价将金饰出售掉。一路上的情况跟上次相仿，到了洛阳，去邮局寄了信，我仍跑到那家银楼，走进银楼，见柜台后仍是那老板一个人在无聊地坐着看报。银楼生意清淡，看来他仍不用伙计。我上前叫了一声：“老板！”他立刻认出了我，说：“啊！你还没走？”我一五一十地把打电报给堂兄汇款至今住在水寨小客店里山穷水尽的事如实说了，并且把特地带在身边的转学证拿出来给老板看，希望他一定能收下我的金饰，使我可以有钱上路。我说：我在水寨已经滞留二十来天了！住的店饭钱都要付给，汇的钱至今不来，再拖下去怎么得了。请他务必帮我解决困难。他不肯，我赖着不走，整整磨了两个小时，他终于觉得我是诚心诚意的。将我带到后院家里，拿出戥子来称我带的金饰，按照当时的黑市价钱付给我现钞。我明明看到他称金饰时分量不对，但觉得他肯冒险给黑市价已经很好了。卖掉金子后，我就骑车回水寨，一路依然看到不少灾民在朝洛阳方向走，但显然他们恐怕是进不了洛阳城的。
第一次看到大片飞蝗，接着又第一次看到大片蝗蝻，顿时，令我浑身上下毛骨悚然。同行的一个人说：“这批蝗蝻孵出得迟，要是翅长齐了造成的损失更大！又会飞到别的地方作祟去了！”
我同老板夫妇结账，付了店饭钱，并向他们道谢。我吃的面条，原说是用揉面加切面来抵价的，我却仍付了钱，老板很满意。次日早晨，我雇了一辆高架车装上行李，步行离开水寨去洛阳，继续我的行程。想不到的是走到龙门附近时，只见小店老板骑车从后面赶上来了，送来了堂兄洪江拍发给我的电报。电报上说：旅费已汇给我，要我一路小心。电报到了，但汇款未到，哪天汇款能到呢？难说！我实在觉得不能再等了。我谢了送电报的好心店老板，请他在我的汇款到达后给我退回原处，店老板答应了，我遂继续上路。这笔钱后来在三个月后退回了江津，非常时期就有这种非常之事！
日行夜宿，没想到去周家口附近，忽然又遇到了蝗灾，最初，是听见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怪声，我张眼看时，惊得呆了！只见公路上和田地里迎面黑压压涌过来无边无际潮水似的大群蝗蝻。这种翅膀尚未长成只能跳和爬还不能飞的飞蝗幼虫，青黄色，有淡黑的花纹，会爬会跳，倾轧拥挤着，足足三四寸厚，漫地都是，足有二三里地面积，潮水般地向东北面爬行。我们想避开也不行，只能踩着蝗蝻向前走。一脚踩下去可以踩死很多，但你踩你的，它爬它的，踩不尽杀不完。约莫二十分钟，那群黑压压波浪似的蝗蝻，一起过了公路爬到两侧地里去了！只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蝗蝻都在嚼食庄稼。地里种的那点本来萎瘦矮小而又稀稀疏疏的玉米、高粱和粟子很快七歪八倒，绿叶都被啃光。蝗蝻虽小，吃不饱似的蜂拥着又边吃边向前蔓延过去了。我们迎着蝗蝻刚才来的方向朝前走，只见路两侧庄稼像摧残收割过似的一片精光，真是吓人！
我到洛阳后，去火车站争先恐后地买了一张西行的火车票。
这些话听了使人心慌。
晚上，实行灯火管制，车站一片漆黑，上了火车往河南灵宝方向“轰隆轰隆”地驰去。陇海铁路的火车，有人说它在灾民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灾民盲目地以为登上火车向西就能远离灾区，逃到乐土上去了。洛阳既不让进，就向西找个地方容身吧！所以铁道两侧，都住着许多灾民，有的在几尺高的土堆上挖了洞藏身，有的是露天搭个小棚居住。当火车停在站上要开时，灾民们就蜂拥而上，票当然是没有的，他们攀爬到火车车厢顶盖上挤在一起，这里根本没人维持秩序，也维持不了秩序，灾民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无穷无尽，一切都是乱糟糟拥挤的场面。
路边的树木早砍伐光了！没有遮阴的地方了！偶有搭着草棚卖小米稀饭和大米稀饭的破烂小摊子，苍蝇嗡嗡地飞舞，都是绿头的大苍蝇，卖稀饭的两个赤膊男人因为苍蝇太多，已懒得用手赶了，苍蝇就满满叮在粥桶周围，看了恶心。这卖的“稀饭”，实际只是极稀薄的糊涂汤，很少米粒，价钱却贵得很。但我们只能带着高架车夫用高价买这种稀饭充饥。吃得半饥不饱的就又上路。有一同行的路人也在谈蝗虫，说蝗虫在天上飞，看了似乎是黑的，其实是绿色或黄褐色花纹的！飞蝗在土里产卵，卵是一块块的，一块卵就是许许多多飞蝗。飞蝗群居，会跳，总是成群迁居，飞降到庄稼地里，一下就能将庄稼吃光，为害很凶。灾民逮到了蝗虫，烧把火在锅里炒着吃。说豫西的汝南是有名的粮仓，但闹了瘟灾（瘟疫），百姓愁得慌！
火车没有客座，大部分是没有顶盖的货车或闷罐车，闷罐车的车顶上都满满是人。我好不容易花钱请了一个壮汉用劲帮着将我的行李连同我一起塞进了一节货车，我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开始了西行。
我是第一次看到飞蝗成群地为害庄稼，我明白：远处那片本已很狼狈的高粱地庄稼彻底遭殃了！
火车在大地上西奔，车外是漆黑的原野，不久就要离开河南进入陕西省了，在隆隆的火车声中，我不禁遐想起来……
高架车夫骂了一声又叹气似的说：“看见没？老百姓没活路啦！”他拉着高架车放大了脚步。
河南人民太不幸了！抗战开始的第二年——1938年6月，日寇攻陷了开封，河南人民遭到屠杀。为了阻止敌人进攻，国民党政府在6月9日突然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水泛滥，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六十多个县，河南淹得最凶。当时共死了八九十万人，受灾人口一千万，河南是首当其冲损失最大的一个省。现在，1942年，河南又有这么史无前例的天灾，灾民流离失所，饿死沟壑，鬻儿卖女。目睹这种浩劫，我真是热血奔腾，引起对国民党政府的强烈不满和愤怒！政府的贪腐与不作为使我痛恨，在河南，我耳里已充满了百姓的不满之声！
到了个地方好像叫郑郭，忽然看到远处像片乌云似的飞来一大片飞蝗，飞得不高，也不矮，歪歪斜斜发出一种特别的脆生生的展翅声，衬着淡蓝的天色，集中而又散碎地远远地聚落到稍有点绿色的庄稼地上去了！这真是飞蝗蔽空了！
在遐想中睡熟，从瞌睡中苏醒，醒来又打瞌睡。天亮时，火车到达灵宝，这里离陕西省不远了。但陇海路上的灵宝大桥被日机炸断，原来家连哥曾对我说：从洛阳上了火车可以坐火车经过陕西，由西安一直坐到宝鸡。可是现在火车到此为止，须步行三十里路到常家湾。我打听了情况：由常家湾向西，经过陕西潼关，要到华阴才能再上火车西行。而由此西行过潼关，是目下陇海铁路上最艰难危险的一段。
从界首到周家口的路上，行人不少，多数是逃荒要饭的人和小商贩，包括贩鸦片的。日寇打到了河南，烧杀奸淫，离战区近的地方田地早已荒芜，百姓都向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流亡逃难。旱情前所未有，农民已经无法生存，挑着些破烂物件连同瓦罐，或者一头挑着衣物一头挑着小孩，衣衫褴褛地离开家乡，盲目逃亡。沿路只看到难民一户户聚着、蹲着，端着黑碗，一路乞讨。看到灾民这种饥饿漂流的可怜景象，叫人心酸。酷暑天，坑坑洼洼的公路上灼热的尘土飞扬。公路西边种的高粱、玉米和粟子因为缺水都稀稀疏疏萎瘪短小卷着叶片，“青纱帐”已形不成也看不到了！只见迷漫旱黄的土地上，瘌痢似的点缀着一些绿色，公路和大车路上无处遮阴。
我独自继续行程，没有家连哥同行，感到十分孤单，但只好硬着头皮独自谋划。我提着箱子，背着帆布包淌着汗吃力地下了车。灵宝火车站房顶洞穿，墙壁上全是弹洞，都是日寇飞机炸坍扫射的。车站上有便衣人员在进行检查盘问，也有军装很脏的士兵检查物件。我也被他们检查抄身，听人说主要是查抄鸦片，因为有的奸商装成灾民夹带鸦片，也有的奸商雇灾民为他们贩毒。便衣是稽查处的特务。有家连哥临别时的嘱咐，我明白他们执行的是特殊任务：抓住往陕北去找共产党的人！
穿越“人间地狱”的重灾区
出站后，见有牵马出租做坐骑的人，可以沿陇海路一侧的大车道向西去。我决定雇马骑，也可让马捎带我的行李物件。出租马的人要价高，还了价，讲定由灵宝到常家湾，再去潼关到华阴，这段路总长有二百多里，我急于赶路，讲定：当天就赶到潼关附近的阌底镇住宿，第二天晚上抵达华阴。
为了赶路，我们第二天一早，又雇了个高架车拉物件，向西北走。同我们一样要往西北去洛阳方向的人不少，大家都各走各的，有时在一起，有时分开。架子车夫是个剽悍的河南汉子，黑脸上皱起核桃壳似的皮，光着脊梁，只穿一条脏得发了黑的短裤，汗流浃背地迈着大步。烈日火辣辣，烧灼着地皮。我们的既定路线是：由界首到周家口，再从周家口去漯河，经漯河向西北去洛阳，有时要绕路走，路程至少千里以上，但绕路走，里数就不好算了！这段路程艰难的是要经过重灾区。我问架子车夫：“重灾区什么样？”他摇摇头，似生气又叹气地“唉”了一声，说：“奶奶的！老天爷不让俺百姓活啦！”他说了，也等于没有说，对我这样当时不熟悉农村和天灾的城市青年，重灾区什么样，是想象不出的！
我骑一匹白马，马上带着我的帆布包，那马夫骑一匹棕色马带着我的箱子。我俩一前一后就朝前驱马慢跑起来。马夫二十多岁，爱反复哼唱几句抗日歌曲：“到敌人后方去，把强盗赶出境……”曲调不准，咬字倒清楚。马很驯服，脾气温顺，骑在上面倒也不累。我们由河南向陕西跑，看到远处的山影、高高的源头、深深的沟壑、淤积的河滩、潺潺的黄河水……沿路买点干粮就在马上吃了，有时买点路边小摊子上切成一片片的西瓜解渴，草帽挡住烈日，我赤着膊，古铜色的皮肤一路来已晒得脱了一层又一层。傍晚，抵达阌底镇，我同马夫找了一家小店住下。
家连哥向人仔细打听由界首去洛阳的情况，人家说：这一路如今十分艰辛，去冬开始河南就大旱，今年更旱，比以前哪年都厉害，蝗灾也严重，起旱的路困难，要绕路。外加汤恩伯的军队纪律太坏，要小心提防，民间把“水（灾）、旱（灾）、蝗（灾）、汤（灾）”列为“四灾”。如今世道乱，穷人又没吃的，逃荒要饭的多了！路上“打闷棍”杀人图财的也出现了，杀死人抢劫行旅的事多得很……听人这么说，家连哥和我都有点紧张，家连哥说：“两个月前，我回上海时路上结识了个河南商人从郑州经商丘这一路由徐州这么走的，但现在那边又不好走了，那时河南已经灾情极凶，现已更凶了，我们跟着人向洛阳去，只能一路走一路看了！反正路总是人走出来的。”
阌底镇，隔黄河对面就是日军阵地，日寇万恶，从对面风陵渡一带常向这里和潼关一带开炮射击。阌底镇挨的炮弹不少，到处是断垣破壁，据说常有人死伤，一片凄凉的模样。我们住的小客店，房子没有屋顶，只有四周的残墙可以挡风遮灰。客店老板供给高粱篾席铺在地上给旅客做床，收了住房钱，说：“近几天，日本鬼子没有打炮，但为了怕引起对岸鬼子的注意，不准点灯点蜡。”所幸天上有灿灿的星光可以照亮。天热，水少，我与马夫用黑碗弄了点凉水洗了脸，又将洗过脸的水用来洗“干澡”。洗“干澡”就是蘸点水在身上，用手搓，将身上的尘土搓成“面条”拂在地上。洗了干澡，人都感到累了，我胯下两边和股部骑马时都摩擦得红肿了，非常疼痛，就躺下了。想好好睡一夜明天可以继续上路。马夫将那两匹马就拴在住房旁的一根断梁柱上，喂了草料和水，同我并排睡在一起，很快打起鼾来。我虽疲倦，听着虫豸在瓦砾中鸣叫，却一时睡不着，睁眼看着天上的星斗，又想起母亲和妹妹来。一路上，我只在洛阳等地给她们发过信，我认为非常时期写了信她们也是不一定收得到的，而且许多地方都没有邮局，我一路上又遇到这么多的艰难险阻，写了信反而增加她们的担忧，倒不如不写还好些。如今，终于快走上顺利的坦途了！到了华阴，上了火车，然后到宝鸡再入四川应该是比较顺利了！我算了算，估计再有十几天总该到达四川重庆见到哥哥宏济并到江津见到堂兄洪江了吧！我多么想见到他们啊……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入睡的。
界首这时似乎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上海一带，华北一带通过商丘、徐州、蒙城、阜阳来的客商，都齐集此地。街两边可以看到许多小店、小摊，叫卖着从上海贩来的日用品、香烟、杂货。也有一些店铺，卖的是服装、文具、钟表……全是上海货。使得小小的界首成了沦陷区和战区间物资交流的商城，畸形繁荣起来，妓院、酒馆、赌场、旅馆，吃喝嫖赌俱全，有人称它“小上海”。我们到达界首，正是傍晚，暑热未消，气温仍高，一路走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繁华热闹的地方，电灯雪亮，街边小饭馆里酒肉飘香，划拳喝酒的，谈笑欢乐的，宾客满堂。旅店、客栈多数已经客满，柜台里站着些花枝招展的女人，有的故意在搔首弄姿招徕顾客，当地人把这种女人叫作“招牌”。旅店和客栈里，歌女卖唱的胡琴声音调嘹亮，“哗啦哗啦”的麻将牌九声震人耳膜。看到贴着禁娼禁赌的已经破烂的布告，实际公开的娼赌都有。我原以为抗战的地方应当严肃紧张、圣洁热烈，何尝想到竟会这样艳歌曼舞、肮脏腐化，连一点抗战的气氛都没有！有难民和乞丐混杂着成群在乞讨，有的赤膊赤脚，个个蓬首垢面，街边的狗热得伸着舌头。我和家连哥已经十分疲惫，赶快找到一家虽便宜却简陋狭小的客栈住下，找了点水抹身，又去买些包子馒头、吃了饭开始休息。
可是，不多久，忽然被“轰！”“轰！”震天般的日寇炮弹爆炸声震醒了！天崩地裂般的炮弹爆炸声似乎就在我身边回响。地面震动，有炮弹飞啸着落在远处，远处哗啦啦地墙坍屋塌，有人惨呼，两匹马也踢蹄长啸。我马上爬起来，高叫马夫：“快走！这儿不能住……”马夫也早惊起，解下马来，放上行李，扶我骑上马，他也上了马，同我驱马逃跑。
界首是个很奇特有趣的地方，非常热闹，出乎我意料地繁华。这个地方独特的是处在两个省——河南与安徽的交界点上。一半是河南界首，一半是安徽界首，有一条喧哗的大街，沿着大街走，由安徽省走着走着就走到河南省了！它东南属安徽，西北属河南，是属于以洛阳为中心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驻在洛阳的蒋鼎文，但第一战区有相当大的实权掌握在副司令长官、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四省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委员汤恩伯手里。汤恩伯名声恶劣，因是蒋介石的亲信，他的嫡系部队是十三军，这里民谣就说：“不愿日本鬼子来烧杀，也不愿十三军来驻扎。”我们刚进河南省界就听到这样的民谣，真是出乎意料！
对岸日本鬼子仍在发炮，炮声有如闷雷，打过来落地的炮弹有火光闪烁，使大地在我们脚下猛烈震动。
又一天，到了金寨，我们发现那儿是个破旧不发达的地方，显得贫穷。再走了两天，到了颍上，坐木船由颍河去阜阳，船上满满装着运枣子的客商，船舱装满了枣子，那股气味闻多了令人窒息。由东向北行船，需要上岸拉纤，为了加快船行速度，家连哥和我都上岸参加拉纤，劳累不堪。最后，不到阜阳我们就上岸，又雇高架车起旱了，急匆匆起旱了几天，才到达界首。这一路，起旱的差不多全是凭着战争和混乱发财的商贩和大烟贩。商贩们从沦陷区贩了五金零件、西药、钢笔、铅笔、糖精、日用品等往界首跑；大烟贩们，从沦陷区乔装打扮成木匠、骑自行车的单帮商人、挑担推车的小贩，随身携带着鸦片烟膏，在锯子挖空的木心中、自行车的车架钢管内、挖空了的扁担心中、车子的轮胎里……都巧设机关裹藏着大烟膏，也都一窝蜂往界首跑。一路上，住小店时，有的烟贩以为家连哥和我也是贩烟土的，倒也不隐瞒自己做的是贩毒生意。等知道我们是空着手去界首还要到洛阳，都替我们惋惜，说：“有钱不赚白不赚！带点黑货赚上一笔多好！你们真是太傻了！”据说，鸦片贩到洛阳，价钱比界首要再高一倍，贩到西安，赚得更多，倘若贩到四川、甘肃，能翻几番。我原以为到了抗战区，一切都气象一新，敌伪在合肥大种罂粟我是看到了的，我认为到了抗战区会雷厉风行禁毒的，想不到却让这么多毒贩毫无忌惮地横行贩毒，而且还说：“军队和当官的贩得比我们多得多……”这使我吃惊之至！
我的心剧烈跳动。附近爆炸的炮弹像是开花弹似的迸发。死亡的威胁压迫着我，但一种对侵略者仇恨的心使我无畏，马甩蹄飞奔，跑了一程，估计到达安全区了，才缓下步来。我对马夫说：“多亏你的马了！今夜我们也别睡了！闯过潼关去吧！”
步行赶旱路，这里叫作“起旱”。我和家连哥租用了一辆高架车装载了行李物件，早起夜宿，步行向前赶路。每天步行多则百把里，少则三五十里。盛夏赶路真是辛苦。我的脚上全起了水疱，那是第一天夜晚绕过封锁线时造成的。但上排河可能战争又会发生，我们又急于赶路，脚上起了好几个疱，再疼也得走。小客栈里的老板，告诉我们一个办法：买些黄表纸卷成“媒子”（吸水烟的人都用这种“媒子”点烟），扎成一捆，点火后吹掉火焰，用它的火及烟来熏脚，将脚皮熏老，将水疱里的水分熏干，照样可以继续步行，不会太痛。家连哥去纸店买了黄表纸来搓成“媒子”，如法炮制，果然我能继续起旱了！我们花三天时间，走到了六安，这是一个干净古朴的小城，有名的“六安瓜片”茶叶就是这里出产的。
仓促离开阌底镇后，日寇的炮击越来越凶，隔河远远仍可看到对岸黑黢黢的夜空下，山峰巨大的身影如同隐伏着的怪兽。我们骑马向潼关奔去，夜色浓黑，偶尔能看到萤火虫一闪一闪在四处飘飞。听着侵略者杀害中国人民的炮击，在黄河边古老的道路上行走，感受到战争气氛特别浓烈。黄河在深夜中，拥着凝重的沉甸甸的一河黄汤，在苍穹下模模糊糊巨龙一样蜿蜒着，微微闪着亮光，响着似有似无凄凉呜咽的汩汩水声，不禁令人迸发出愤激和仇恨来。
我们由上排河出发，步行走到六安，由六安又到金寨，由金寨突然不入河南，又返回安徽北上到颍上，从颍上西北行，经阜阳到界首再入河南。这样弯弯曲曲一折腾，路程马上就起码多了一倍以上。
我俩骑着马在黎明到达华阴，但要想坐火车到西安方向去，需在离华阴约四十里的桃下站去购票上车。桃下是个小站，火车从东边驶来，因要利用夜黑穿过潼关一带避开侵略者的炮击，这火车就被称为“闯关车”。我仍雇那马夫的白马骑着到桃下，看到外貌破破烂烂的“闯关车”出现在面前，心里不禁兴奋地欢呼着：这下我可以坐火车直到宝鸡了！
在地图上看，由上排河往西到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的界首并不远，就只有四百公里光景吧！可是我们要远远避开日军和战区，得走安全的地带，就必须绕圈子走才行。
其实，从陕西宝鸡翻秦岭入四川，一路上仍然艰困而不顺利。那时既无铁路也无高速公路，我千辛万苦9月下旬才到达目的地，并在9月底考进了江津国立九中高二攻读。
曲曲弯弯起旱到界首
在河南的经历使我终生难忘
在上排河找了小客店住下，我心情激动，不禁热泪迸出。
然而，等我到了重庆，看到官商中那种“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纸醉金迷、贪污腐败现象，想起河南的水深火热，更使我愤激。但“大后方”重庆由于新闻封锁，人们都不知道河南“人间地狱”的大灾实况。
合肥的农村这时已有不少人在日伪推广下种植鸦片，远远就可以闻到收获罂粟、熬鸦片的气味，使人看到日寇和汉奸毒化中国的恶毒行径。我随家连哥到他父亲家里，他家是中农，不种鸦片，父亲参加田间劳动，家境不富裕，但待我热情。这时，合肥突然发生战事，我们无法过封锁线，担惊受怕地在家连哥的村庄里住了二十多天，有时枪炮声一响，就赶快朝没有枪炮声的方向逃。7月底战事停了，家连哥才同我换上农民的衣服，由他的亲戚挑了我们的行囊，趁夜色绕路一百二十多里，过了日寇的封锁线，一路遇到不少虚惊，在翌日上午到达了广西正规军驻扎的上排河。这里血迹斑斑、负伤的士兵很多。我们逃出沦陷区，终于踏上了抗日的土地。
到第二年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特派记者张高峰从河南回来，在洛阳、叶县附近看到了灾情可怕，写了一篇《豫灾实录》通讯发表。该报主笔王芸生根据通讯写了一篇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这篇社论，当时使热血的人愤慨之至，影响极大，但正因其真实，国民党当局竟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大大引起公愤，听说美国名记者白修德也了解到河南灾情之惨有了反响。贪官奸商依然花天酒地毫发无损。大约是1943年的春天，我有机会读到过河南记者李蕤写的反映河南大灾荒的通讯特写《豫灾剪影》，他用亲身亲访见闻写出了河南空前的灾情之惨，而且呼吁救济。但贪官不作为，当官的心中无人民，河南这场天灾，最后死亡人数高达三百万，令人吃惊而且心酸。而后来，国际形势及总的战局已进入好转阶段，1944年4月中旬，日寇发动豫中攻势，由开封附近的中牟越过黄河，在河南作威作福贪赃枉法与奸商勾结为害百姓的蒋鼎文、汤恩伯部队四十万人与侵略军作战后一触即溃，三十八天的会战丢了三十八座城池，损兵二十多万，日寇占领了郑州，进而在5月下旬占领洛阳。
当时，铁路名义上是日寇和汪精卫伪府“合办”，实际是日军军管，到处是日本兵，到处可以看到毁于战火的断壁残垣和凄凉的敌占区场景。在日寇占领区下那种带着恐惧和仇恨的滋味唯有身临其境才体会得到。途经安徽巢县时，日本宪兵指着我的帆布袋说帆布是军用品，马上让打开检查。我说：这种帆布袋上海租界上到处买得到。检查后，挑不出毛病，又问我去合肥干什么，为什么要离开上海。我按事先同家连哥商量好的说：“上海疏散人口，让人回乡，我有肺病，回乡养病。”听说肺病，鬼子兵才挥手让我走。
河南人民又遭受了一次大浩劫！
母亲为准备我走，费尽心力。比如为了要给我带上一笔够用的旅费，她就四处找人筹措帮忙。当时，上海日寇已禁用“法币”，用的是伪中央储备银行发的伪钞。但出沦陷区后，就不能使用伪钞，要使用法币了。而且，身边带的伪钞如果被发现，说不定会给加上一顶“汉奸”的帽子招来麻烦。因此，带的伪钞不能多，只能用到过封锁线前就用完最好，而“法币”这时已经被日伪禁止在市面流通了，母亲只好到各个熟人家里一家家去收集，用伪钞向人兑换“法币”。更因为“法币”收集得不多，母亲又向人购来多个金戒指、一块金锁片外加几十元美金让我缝在贴身衬裤上，以备不时之需。母亲为我想得十分周到，除给我准备了衣服外，还给我带了条被褥，带了点日用品，更有一包药品，说：“药品是可以救命用的！万一将来用不着，卖掉也可以值点钱。听说那边药品是奇缺的！”她又不知从哪儿买到一小包钢笔尖和一小包钢笔里的橡皮管给我，说：“大后方艰苦，人家钢笔坏了总要配笔尖和皮管的，万不得已，你就是给人修钢笔也能赚点钱谋生。”万里迢迢，母亲是知道我年纪轻轻独自远行，既怕我路上缺少盘缠，又怕我到了大后方少人接济，才想尽办法千方百计想使我囊中能尽量丰富而不拮据……这样，我就在7月初随家连哥离开了上海，先坐沪宁路火车到南京，再由南京坐宁芜路火车到芜湖，在芜湖渡江后，我们俩到裕溪口坐淮南路的火车前往合肥。
河南那次大灾，使我对当时的中国有了深刻的了解，初步萌发了中国需要大改变的要求。高中毕业后，我考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要做个好记者、写出有利人民的文字”来！
本来，从上海去大后方四川，是可以经浙赣路走的，但春天开始，规模宏大的浙赣战役开始，日寇三路进攻，战况激烈，只能另找路途。母亲为我找到一个同行者，名叫夏家连，三十几岁，是甘肃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由兰州来上海租界，任务是带一些显微镜等仪器到兰州去。他老家是安徽合肥东乡大安集附近的夏家村，由于他从兰州到上海是由兰州到陕西经河南到安徽，然后从安徽合肥到南京来上海的，回去仍走这条路，我可以跟他同到陕西宝鸡然后分手，他去兰州，我去四川。他同我见面后，见我十八岁了，身体比较健康，人比较灵活，同意带我走，但说，这一路要经过敌占区、游击区、重灾区，由于战局，路线常会变动，常要靠步行，十分艰难，要我有思想准备。
文艺和人生是息息相关的，和时代脉络是相通的，和社会现实不可分离，以史为鉴，总是有意义的！
1942年，抗日战争进行到第五个年头了，大片国土已经沦丧。那年夏天，我在上海英租界上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完高一要进高二了。自从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有英、法租界尚可容身，但租界之外全被日寇侵占，上海租界成了“孤岛”。1941年12月，日寇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轰炸马尼拉、新加坡及香港等地英美军队，上海的租界也落入日寇之手。于是，我决定离开上海去到大后方抗日，在重庆继续求学。
这就是我此刻回忆往事的心情。
有些深深镌刻在脑中的记忆是不会磨灭的！只要回想，情景仍会新鲜地出现在眼前。我年岁大了，记忆力正在逐渐衰退，但1942年夏走过中原大地那段“人间地狱”的往事，却总是清晰难忘。这些天，电影院正在放映冯小刚导演根据刘震云作品改编的影片《一九四二》，我没能去看，但我相信这会是一个撼动人心、温故而知新的题材。我愿意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如实写下当年的见闻。我的心情是激动的！
（本文刊于2013年3月《散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