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陪我走了出来，同我握手告别，告诉我可以到虹口唐山路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去采访日侨，又说：“那里的日本人不是军人，采访比较方便。都一样是日本人，你可以去看看。”
王光汉马而虎之地说：“这事自然有。鬼子打中国之前，早就做到心中有数，对中国的地貌地象等等，了解得比我们的五万分之一地图还清楚得多。但我们现在主要是平平安安地把日本徒手官兵遣返，别的事顾不得太多了。”他拭着汗把军帽朝额上一推，说，“我忙，话也说得不少，对不起，你请回吧！”
日侨在虹口街上热卖“民主烧馒头”
我说：“是否同意我简短地采访一下？我想弄清楚些问题。比如‘八一三’之前，从上海到南京去，铁路沿线每个站的墙上都有日本的‘仁丹’广告，有大有小。当时并不太介意，只以为是日本倾销商品。等到抗战爆发，才知道这是日寇为侵略战争而预先布置下的指路牌，日军只要看到这广告，就知道这个地方的规模大小，甚至地形、河流、山川在上边也有暗示。现在，这些广告大部分早已铲除，但还有剩余的可以见到。不知这事得到过印证没有？”
当时，有可靠的消息称，国防部大量留用日本战犯和日俘帮助打内战，冈村宁次已经充任蒋介石的秘密军事顾问了！赶车去虹口时，我不禁想：日本这些战犯战俘，如果不经过彻底整肃，将他们身上的法西斯细菌清除掉，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将来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危险。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多达三千五百万人，财产、精神损失就难以计数了。如今，在美国存心包庇下，想留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来对付苏联，连对战犯的惩治都稀稀松松、慢慢吞吞，真叫人气不平啊！……
王光汉摇头：“以前可以，现在为防止引起日本徒手官兵的思想波动，给工作带来麻烦，我们谢绝参观采访。等我们下次举办招待会时再请你来吧。”
我到了虹口，看看表，已是中午，就先找小饭馆吃了饭，然后走到唐山路，找到“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这是一幢十分宽大、三开间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既新式，又有石库门房子的味道，估计原来是个什么大汉奸的私宅。花园里依然树木葱茏，盆花很多，太阳花和茉莉花盛开，也有些盆景。客厅样的一间大房作为饭堂，刚开过饭。伙食很差，木桶里剩下的粗米饭颜色发黄发红，菜是炒黄豆芽。地上撒吐着不少饭菜。到了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个少校翻译，姓张，名字记不清了。他刚吃过饭正在剔牙，比王光汉谦和多了。我递了记者名片，向他提出要求后，他说：“行！”但让我坐着看报纸等一等，说他先要去办点事。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来，对我说：“走，先陪你看看！”
我说：“我能否采访一下战俘，参观一下？”
虹口依然带着点日本味儿，这是日本移民来的日侨在此大批居住造成的。我和张少校边走边谈。他介绍说：日寇投降后，从各地集中沪上的日侨本来有十万，还过着相当自由、衣食无缺的生活。已经遣返四万了，现在虹口区集中的日侨，不足一万人！日侨原先在这经商的很多，也有开烟馆贩卖鸦片和红丸白面及吗啡的，更有开赌场和日本妓院的。日军在虹口也设立过慰安所。现在这些都早关门了！但小本经营的多起来了，尤其是小吃食店，卖茶、卖点心，小食摊子很多。他又用手指指在街边走动的一些男男女女和老人，说：“这些都是日本人。”日本人男的多数穿的是西装、中装，女的多数穿的是中国旗袍，极少见穿日本和服的。可能他们有一种心理，不想表现出自己是日本人。但有时还是看到穿木屐的日本女人，脸上粉搽得雪白，画着眉毛，短肥躯干，摆摆地走着，一看就不像中国人。
“这不属我回答的范围！我还有事，就谈到这里吧！”王光汉说着，站起身来，甩下当扇子用的那沓报纸。
张少校满头大汗地陪我走到了唐山路原“日本第九国民小学”的地方。这里居住着好几百日侨，多数来自苏州。早先住在这儿的日侨已遣返日本。在未遣返前，移民来上海虹口落户的日本人的学龄子女，都在日本人办的国民小学读书，如今小学停办了。小学校舍、课堂的房屋都比较整洁。门口，有一家小吃食店，日本人开的，一个日本老太在洗碗碟。门口招牌上大字写着“民主烧馒头”。“烧馒头”实际就是油煎包，有栗子粉的馅儿，看上去味道不错。
“日本宪兵个个手上都沾满鲜血，竟连罪大恶极的也不惩办？”我问。
张少校用手指指“民主”二字，说：“这‘民主’二字是如今加上的时髦话，正如上海人在胜利后馆店出售的‘胜利饭’‘胜利茶’‘胜利酒’一样。‘民主’是日本人新的憧憬吧！”
“上海区就有一千多人吧。都是解除武装了，有的已经遣返！”
有些日本人经过，看到张少校穿着军服，都谦卑地低头行礼。张少校说：“这些日本人，现在见到中国人比旅店茶房还恭顺，咧开嘴唇讨好地笑着，表示友好。其实以前并不都这样。现在打败了，投降了，若不是当着中国人的面，他们都是些失去笑脸的人！”
“日本宪兵有多少人，目前怎么样了？”我问。因为日本宪兵逮捕杀害中国人极多。
日侨们都说，原先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王光汉弹着眼珠，似乎触到了什么隐私。
到了一间教室，里边有些课桌椅，但绕墙放着榻榻米。我看看手表，催促说：“请你快帮忙组织个座谈会，时间不早了，有七八个人参加也就可以了！”
“听说大量留用了日本战犯，也征用了日本战俘，是否确有此事？”
张少校说：“我马上去找人，你先把桌椅摆一摆！”说完，就匆匆走了。
“有过！人道主义嘛！”
我动手把榻榻米合排在一起，把桌椅排好，布置成座谈会的样子。不到二十分钟，张少校带了八个日本人来了。男的两个，都是老年人，女的六个，有两个年轻女子抱着婴孩，其余四个都是中年或年龄较大的。进来后，照例恭敬地鞠躬行礼，满面含笑，十分礼貌地脱鞋登上榻榻米，像中国北方人上炕似的盘腿坐下。抱婴孩的母亲大方地敞开胸怀给小孩喂奶。我和张少校则在椅上坐下。这些日本人大多能说点中国话，可以直接交谈；也有的日本人不会说中国话或不愿说中国话，都通过张少校翻译交谈。除了一个年岁最大的老头佐藤是上海一个什么研究所研究黑热病的专家外，其余这些日本侨民都是在苏州经商的。教育程度，除佐藤外，都是中学以上。张少校悄悄告诉我，这个佐藤很可能是研究细菌战的专家，但他不肯承认。他脾气古怪，寡言少语。交谈中，日侨首先都表示感谢中国的宽大，然后又表示这次战争是受了军阀之骗。好几个人都说：“投降前，我们总以为日本海陆空军都是世界第一，没想到突然就打败了！真是受骗了！”
我又问：“听说有的战俘还有留声机，晚上还可以跳舞？”
原来，他们的认识只停留在这样一个程度上。我不禁说：“世界第一就该侵略别人吗？你们只认识到受骗，却还认识不到侵略有罪，认识不到中国被你们烧杀成什么样子！你们带着现在的这种思想回去，将来说不定国家强大了，又要扩军向外侵略呢！”
“无可奉告！”王光汉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他正在擦汗。
我的话，有的日本人也许懂，有的日本人也许不懂或不想听。我请张少校把这些话好好用日语讲给他们听。日本人听了，绝大多数当然都和顺地点头，但心里怎样想就难说了。
“送走多少人了？”我问。
于是，谈到日本天皇和政治问题。日本人说，今后日本要实施更有自由的民主生活，但仍希望保留天皇。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他们想不出具体办法，但似乎觉得没有天皇就没有了一切。
回答出乎意料：“七年的事我们打算十个月干完。现在送走的已经很多了！”
一直沉默而双目深陷、脸上皱纹如同刀刻的佐藤，面孔铁板，了无笑容。点名要他谈谈时，他冷漠而又艰涩地说：“我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
王光汉坐在那儿，拿起桌上的一沓报纸当扇子扇着风说：“当然害怕中国人民报复。他们大多有罪恶，现在说话变得低声下气、点头鞠躬。但有的日本人在遣返船离岸时竟高喊：‘我们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那意思是有朝一日仍要回来报仇的！”我不由得心里一惊，天正热，心里更火辣辣了。我问：“要多少时间遣送完？”
我问他：“你们日本是研究细菌战的，你研究黑热病是不是也同这有关？”
我问：“还有些什么思想状况呢？”
佐藤惶悚了，忧惶的脸上忽然反常地笑笑，显得很不自然，一边摸出小手帕擦汗，一边说：“我主要是在研究‘癞’的治疗。中国有几百万人有癞病，日本也有几万人患癞病。我并不一定要回日本。如果可能，我愿意在华继续研究。”
王光汉龇着牙说：“日本军人养成了不可一世以征服者自居的性格。他们很多人认为投降是天皇的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本土遭到更严重破坏，以备将来重显国威。”
他的话是真是假谁也说不准。反正这个人参加研究细菌战完全可能！这样的“日侨”居然也做遣返处理了，我觉得国民党政府真是既荒唐又无能！
我问：“在江湾的这些日本官兵表现如何？”
时间已经不早，更加闷热难熬，天有下雷雨的迹象。我感到采访只能告一段落了，至少是了解了不少情况和日侨的心态。我立意要对日本人讲几句话作为座谈的结束。我说：“这次侵略战争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受害的主要是中国和亚洲人民，兼及美、英等国。但日本人民也受到了战争之害。现在，日本败于盟军，败于中国，投降了！应当正确忏悔日本的这段侵略历史，清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因为它也给日本人带来了极大痛苦。中日两国隔海相邻，自古有着长期友好的交往，但近几十年，日本一直侵略中国，终致造成今天的局面。希望日侨回国后记住这些教训，以后努力为日本自己走和平道路，也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尽力……”
那天上午我去访问时，由管理处长王光汉出来接见。那是位少将，架子挺大，让我整整等了一个小时才露面。他矮矮胖胖的个儿，说话好龇牙，河南口音，性格倒直率。听他介绍：“有二十七万多日本徒手官兵归我们管。现在集中在江湾、南通、苏州、南京等地的营地里，全都缴了械，正陆续遣送回国。”
张少校全部翻译了一遍，说：“王先生的这番话讲得很好。”座谈会就此结束。但我明白：自己说的这番话，日本人能接受多少很难说。我心里真希望中国能赶快富强。中国不富强，将来谁知会不会再受帝国主义侵略呢？但中国现在这个政府太不争气，正热衷于打内战，富强的希望在哪里呢？
几棵大杨树上的鸣蝉，在烈日下单调地鼓噪“知了——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也叫得人心烦。这里不叫“俘虏”而叫“徒手官兵”，是一种创造，目的大约是怕刺激日本官兵。老百姓早有议论，弄不清为什么对来中国杀人放火的鬼子兵这么好！
谢了张少校，握手告别。我回到家里，在激动的心情下，开了个夜车，写了一篇《访江湾战俘营和虹口日侨》。但这篇稿子竟未被采用！什么原因呢？显然是由于我的笔法太尖锐了，写出了许多愤慨，触及了当局的忌讳！往事历历，长亘心头。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日本国内传来的右翼声浪十分刺耳。我依照当年的原题写下了这篇回忆录，奉献给所有善良但又不愿忘记历史的人们。
当时，在上海的日俘都收容在江湾，日侨被集中起来收容在虹口，都由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管理。我在江湾“京沪区徒手官兵管理处”递了名片。这是一幢脏兮兮的灰色三层楼建筑物，据说原来做过日本的兵营。门口有第三方面军的荷枪戴钢盔的士兵站岗警戒。里边一些显得陈旧的房屋用铁丝网拦着，有些场地连铁丝网也未拦。
（本文刊于2005年8月《上海滩》杂志）
1946年夏天，我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对日俘和日侨进行了一次难忘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