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范达安太太讲话越来越荒谬时，普迪经常会很生气。有时候也不会那么生气，因为有一天他的凯莉说：“我以后去洗礼！”过一天又说，“我一直想去耶路撒冷，因为只有跟犹太人在一起我才感觉亲切。”
范达安太太：当这位美丽的女士（她自己觉得）听说，现在想弄一张假身份证已经不像之前那么难的时候，她立即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去搞一张。就好像这根本不算什么事儿，爸爸和范达安先生的钱是白白长出来的一样！
帕姆是个极度乐天派，凡事他总能说出理由来。
范达安先生：我们都觉得，这位令人尊敬的先生在政治上颇有见解。但他预言，我们还得在这儿待到1943年年底。还有好长时间呢，但我们都必须忍耐。但谁会向我们保证，这场给大家带来痛苦和苦难的战争会过去的呢？又有谁可以承诺，到战争结束为止，我们以及帮助我们的人不会遭遇不幸呢？没有谁能够保证！正因为如此，我们每天都活在紧张之中。有期待和希望，但也有恐惧，每当听到房子里或外面有噪音的时候，每当有枪击的时候，每当报纸上又出现新的“公报”的时候。每天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形：帮助我们的人自己也必须藏起来。“藏匿”成了一个非常正常的词语。有多少人要藏匿起来？从比例上来讲当然不是很多，但事后我们可能会惊讶，在荷兰曾有多少好人有偿或无偿地收容了犹太人和逃难的基督徒啊，又有多少人持假身份证啊，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杜赛尔先生总是很悲观。一旦有人质疑他的威严，他就生气地走掉。我觉得，在阿尔贝特·杜赛尔先生家里，他肯定是说一不二的。但在安妮·弗兰克这里完全行不通！
隐秘屋里论战争
隐秘屋其他成员对战争的看法就没什么重要的了。只有这四个人的政治观点才算数，本来只有两个人，但范达安太太和杜赛尔先生把自己也算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