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我特别难受的是，我不能不想到他年轻时的模样……你真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个多么可爱的青年哪，可是我那时不了解他。”

“还要厉害呢。”

“我完完全全相信。我觉得我们本来应该同他相处得很好。”她说过后，为自己说了这样的话吓了一跳。她回头望了望丈夫，眼泪簌落落地流了出来。

“难道那边也有这样的病人吗？”

“是的，本来应该的，”他悲伤地说，“唉，他真是个所谓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要是你一个人来就更难受了，”她说，高高地举起两臂，遮住她那高兴得发红的面颊，把发辫盘在脑后，用发夹叉住，“要不，”她又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幸亏我在索登学到了不少。”

“可是我们还得挨好些日子，这会儿该睡觉了。”吉娣看了看她的小表，说。

“是的，那个女人，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不会处理这种事，”列文说，“还有，我应该承认，你这次来，我真高兴，真高兴。你是这样纯洁……”他拉住她的手，但没有吻它（他觉得在这死神临近的时刻吻她的手是不适宜的），只是露出悔罪的表情，望着她那双晶晶发亮的眼睛。

二十

他们订婚后谈到过宗教问题，此后就没有再谈到过，不过她照旧上教堂，做礼拜，并且始终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尽管他说着相反的话，她却坚信他是一个比她更虔诚的基督徒，他嘴上这样说，完全是一种可笑的怪脾气，就像他谈到刺绣时说，人家在补洞她却在挖洞一样。

死

“我问过医生，他说他活不满三天了。可是医生知道什么呢？不论怎么说，我说服了他行涂油礼，我还是很高兴的，”她透过头发缝瞅着丈夫，说，“什么事情都很难说。”她添上一句，脸上露出她谈到宗教时所特有的调皮神态。

第二天，病人受了圣餐，行了涂油礼。仪式进行的时候，尼古拉热烈地祈祷着。他那双大眼睛紧盯着摆在铺花布桌上的圣像，流露出那么热烈的祈求和希望，使列文简直不敢看他。列文知道，这种热烈的祈求和希望，只有使他更舍不得离开他那么热爱的生活。列文了解哥哥，也知道他的思路。他知道他不信教并非因为不信教日子好过些，而是因为现代科学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把宗教信仰排挤掉了。因此他知道哥哥现在恢复信仰是不正常的，只是一种渴望痊愈的暂时的自私表现。列文也知道，吉娣对他讲那种她听来的起死回生的故事，增加了他的希望。这一切列文都知道，因此看到那种充满生之希望的哀求目光，看到那只勉强举起来在神情紧张的前额上画十字的皮包骨头的手，看到那突出的肩膀和那再也不能容纳病人所祈求的生命的呼噜呼噜喘气的空虚胸膛，他觉得难受极了。在行圣礼的时候，列文也做着祷告，做了他这个不信教的人做过千百遍的事。他对上帝说：“要是你真的存在，你就使他复原吧（这套话其实已经重复过许多遍了），你救救他，也救救我吧！”

“你真以为他还能复原吗？”列文说，望着她那圆圆的小脑袋后面的一绺头发怎样不时被梳子遮没。

涂过圣油以后，病人好多了。他整整一小时没有咳嗽，微笑着，吻着吉娣的手，含着眼泪向她道谢，还说他觉得很好，哪儿也不痛，胃口也开了，力气也有了。给他送汤来的时候，他甚至坐了起来，还讨肉丸子吃。尽管他已病入膏肓，尽管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不会好的，列文和吉娣在这一小时里还是感到很高兴，战战兢兢地怀着一种唯恐丧失的希望。

“我真高兴，我已经说服他明天行涂油礼了。”她说，穿着短衫坐在折镜前面，用一把细密的梳子梳理着她那芳香的柔发，“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景，但我知道，妈妈告诉过我，有一种祷告是专门祈求恢复健康的。”

“好一些吗？”“是的，好多了。”“真奇怪。”“一点也不奇怪。”“到底好一些了。”——他们这样相互微笑着，低声耳语着。

不过，他们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很晚还没有上床，上了床也好久睡不着觉。

这种迷人的好景持续了没有多久。病人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但过了半小时，他又咳醒了。于是他周围的人和他本人的全部希望一下子消失了。痛苦的现实，无疑粉碎了列文和吉娣以及病人本人心里的一切希望，甚至连以前的希望也影踪全无了。

列文觉得现在吃饭、睡觉，甚至说话都是不应该的，他觉得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不得体的。吉娣却整理着刷子，而且做得一点也不使人觉得讨厌。

他不再想半小时前所相信的事，似乎想起来都感到害臊，却要求把那只盖着镂孔纸的碘酒瓶递给他。列文把吸瓶递给了他。他那受圣餐时出现过的充满希望的眼睛现在盯住了弟弟，似乎要求他证实医生说过的嗅碘酒能收奇效的话。

什么事到她手里都得心应手。还不到十二点钟，一切都已安排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旅馆变得像她家里一样：床铺好了，刷子、梳子、镜子都摆了出来，桌布也铺好了。

“怎么，吉娣不在吗？”列文勉强表示同意医生的意见，尼古拉听了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哑声说，“唉，可以这么说……我是为了她才演这场喜剧的。她太可爱了，可咱们不能欺骗自己。这一层我是相信的。”他说着用骨瘦如柴的手握住瓶子，嗅着碘酒。

晚上，列文从病人那里回到自己房里，垂下头，不知道做什么好。不要说吃晚饭，睡觉，考虑他们应该怎么办，就是同妻子说话他都做不到，因为他感到害臊。吉娣呢，正好相反，比平时更加能干。她甚至比平时更加活跃。她吩咐开晚饭，亲自打开行李，亲自帮助铺床，也没有忘记撒除虫药粉。她精神抖擞，思想敏捷，好像一个面临决战的男子，在紧要关头显示出了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说明他的一生并没有虚度，而是一直在准备应付这场考验。

晚上七点多钟，列文夫妇正在房里喝茶，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进来。她脸色苍白，嘴唇直打哆嗦。

不仅如此，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该怎样看、怎样走才好。谈些不相干的事，他觉得不得体，不行。谈死，谈消极的事，也不行。沉默呢，也不行。“我要是看着他，他会以为我在观察他；要是不看他，他会以为我在想别的事。要是我踮着脚尖走路，他会不高兴；要是放开脚步走，我又觉得不好意思。”吉娣呢，她显然没有想到自己，也没有时间想到自己。她只替他着想，她知道该做些什么，因此一切都很顺利。她把自己的一些事讲给他听，她讲到她的婚礼，她向他微笑，同情他，安慰他，谈到人家病愈的例子。一切都很顺利，可见她知道该怎么办。她和阿加菲雅的行动不是出于本能，不是动物性的，不是没有理性的，因为除了肉体上的护理和减轻痛苦以外，阿加菲雅和吉娣都为临死的人操心比肉体上的护理更重要的事，同肉体完全无关的事。阿加菲雅谈到一个死去的老人时说：“啊，赞美上帝，他受过圣餐，行过涂油礼，但愿上帝让人人都死得像他一样。”吉娣也同她一样，除了关心衬衣、褥疮、饮料之外，第一天就说服病人必须领受圣餐和行涂油礼。

“他要死了！”她喃喃地说，“我怕他马上就要死了。”

列文想到福音书里的箴言，并非因为他自认为是聪明通达人。他并不自认为是聪明通达人，但自信比他妻子和阿加菲雅聪明。他也相信，他是集中全部心力来思索死的问题的。他也知道，许多伟大的男思想家（他在书本里读过他们关于死的见解）思索过这个问题，可是他们这方面的知识，还不及他妻子和阿加菲雅的百分之一。不管这两个女人，阿加菲雅和他的妻子，是多么不同，她们在这方面倒是十分相似的。她们无疑都知道，什么叫生，什么叫死。她们虽不能回答，甚至不能理解列文所思索的那些问题，但她们都不怀疑生死的意义。对这个问题，不仅她们两人的观点一致，她们同千百万人的看法也一样。她们明确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她们一下子懂得该怎样照顾临死的人，对他们也不觉得害怕。像列文这一类人可以对死的问题发表许多高论，但其实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害怕死，看到临死的人就束手无策。要是现在只剩下列文同他哥哥两人在一起，他准会恐惧地望着他，并且会更加恐惧地等待着，什么事也不做。

夫妇俩一起跑到病人房里。他用一只臂肘撑着坐在床上，长长的脊背弯曲着，低垂着头。

“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那天晚上列文同妻子谈话时对她有这样的想法。

“你觉得怎么样？”列文沉默了一阵低声问。

十九

“我觉得我要去了。”尼古拉困难地、但异常清楚地从嘴里慢慢吐出话来。他没有抬起头，只把眼睛往上望，避开弟弟的脸。“吉娣，你出去！”

病人把弟弟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列文觉得他要拿他的手做什么，用力把它拉过去。列文一动不动地听他摆弄。果然，他把它拉到自己嘴边，吻了吻。列文呜咽得身子直打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走出了病房。

列文跳起来，低声吩咐她出去。

不管列文觉得双手抱住这可怕的身体，接触到被子底下他不愿接触的地方是多么可怕，他还是听从妻子的指使，脸上现出他妻子所熟悉的果断神色，两手伸进去抱住那身体。他的力气虽然很大，但这虚弱的身体沉重得出奇，使他大为吃惊。列文给他翻身，尼古拉那皮包骨头的大手搂住他的脖子。这当儿吉娣就迅速地、悄悄地翻过枕头，把它拍拍松，扶正病人的头，又理理那粘住太阳穴的稀疏头发。

“我要去了。”他又说。

“我怕也不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回答。

“你为什么这样想？”列文说，完全是没话找话。

“翻到另外一边，”她对丈夫说，“他总是朝那边睡的。你给他翻个身，叫佣人来太麻烦。我不行，您能吗？”她问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

“因为我要去了，”他仿佛很欣赏这句话，重复说，“完了。”

谁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只有吉娣明白。她明白他的意思，因为她一直在注意他需要什么。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走到他面前。

“现在把我翻到左边，你们去睡吧。”他说。

“您还是躺下吧，躺下好过些。”她说。

“我觉得好多了！”他说，“嗐，我要是同你们在一起，早就好了。太好了！”他拉住她的手，把它拉到自己的嘴唇边，但似乎怕她会不喜欢，就改了主意，又把它放下了，只抚摸了一下。吉娣双手捉住他的手，紧紧地握着。

“马上就要安安静静躺下了。”他说，“死了！”他又嘲弄又生气地说，“好，既然你们要我躺下，那就扶我躺下吧。”

列文请来的医生——这医生是在俱乐部里找到的——不是原来替尼古拉治过病、尼古拉对他很不满意的那一个。这位新医生拿出听诊器，替病人听诊了一下，摇摇头，开了药方，详详细细地说明了药的服法，然后规定了饮食。他劝病人吃生鸡蛋或者半生不熟的鸡蛋和温度适当的矿泉水掺鲜牛奶。医生走后，病人对弟弟说了几句话。但列文只听见“你的吉娣”几个字。列文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在赞美她。他像列文一样叫她“吉娣”，把她唤到床前。

列文帮哥哥平躺下去，坐在他旁边，屏息凝视着他的脸。垂死的人闭上眼睛躺着，只有前额上的肌肉偶尔还在抽动，好像在凝神深思。列文不由自主地思索着哥哥此刻在想什么，但是不管他怎样苦苦思索，他从那平静而严肃的脸容和眉头肌肉的抽动上看出，那对他还是漆黑一团的事，对垂死的人却是越来越分明了。

列文拿着瓶子回来，看到病人已经安顿好了，他周围的一切全变了样。难闻的臭气已经换成了醋和香水的气味。吉娣正噘着嘴，鼓起绯红的双颊，用一根小管子喷着香水。室内没有一点灰尘，床底下铺了地毯。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药瓶和水瓶，还有必需的衬衣和吉娣的刺绣架。靠近病床的另一张桌上，放着饮料、蜡烛和药粉。病人洗过脸，梳过头发，穿着干净的衬衫，雪白的领子围着瘦得可怕的细脖子。他躺在干净的床单上，背后垫着高高的枕头，脸上带着新的希望的神色，眼睛紧盯着吉娣。

“对，对，就是这样，”垂死的人一字一顿地慢悠悠说，“等一下。”他又沉默了。“就是这样！”他忽然平心静气地拖长声音说，仿佛一切事情在他都已了结。“啊，主哇！”他喃喃地说，接着长叹一声。

“请你去一下，我的手提包里有一个瓶子，”她对丈夫说，“嗯，就在旁边口袋里，请你把它拿来。这儿马上就可以收拾好了。”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摸摸他的脚。

“我不看，我不看！”吉娣把他的手臂穿进去，说，“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您到那边去，把衬衫拉一拉。”她又说。

“快凉了。”她低声说。

但吉娣听见他的话，明白他在她面前赤身露体，感到不好意思。

很长一段时间，列文觉得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病人躺着一动不动。但他还活着，偶尔叹着气。列文的神经紧张得有点疲劳了。他觉得他虽然拼命思索，还是不能理解他说的“就是这样”是什么意思。他觉得他已经远远落在垂死的人后面了。他对死这个问题已经无法思考，只不由自主地想着现在他应该做些什么：替死人合上眼睛，穿好衣服，置办棺材。说也奇怪，他觉得自己十分冷静，没有悲伤，没有哀悼，对哥哥更没有怜悯。如果说他有什么感触的话，那就是羡慕垂死的人懂得他所无法理解的事。

“您说什么？”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问。

他在垂死的人旁边又这样坐了好一阵，一直等待着终结。但终结没有到来。门开了，吉娣出现了。列文站起来想拦住她。但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听见垂死的人动了动。

“嗳，你不要来，”病人怒气冲冲地说，“我自己……”

“别走。”尼古拉说，伸出一只手。列文把一只手伸给他，生气地向妻子挥动另一只手，要她走开。

“快一点！”她说。

他握着垂死的人的手坐了半小时，一小时，又一小时。他不再想到死了。他想着吉娣在做什么，隔壁房里住着什么人，医生住的是不是他自己的房子。他很想吃东西，很想睡觉。他小心翼翼地抽出手，摸了摸垂死的人的脚。脚凉了，但他还有呼吸。列文又踮着脚尖想走开，但病人又动了动，说：

正在公共食堂给几个工程师开饭的茶房，一听见她的召唤，露出愤怒的神色，却不能不照她的吩咐去做，因为她的吩咐是那么亲切而执拗，使人无法拒绝。列文不赞成这一切，他不相信这样做对病人有好处。他尤其怕病人因此生气。但病人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在意，没有生气，只是感到害臊。总的说来，他对她为他所做的事似乎感到新奇。列文被吉娣派去请医生回来，推开房门，正碰上大家在照吉娣的吩咐给病人换衬衣。长长的皮包骨头的白脊背，两边突出的巨大肩胛骨，根根可数的肋骨和椎骨，全都暴露无遗。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同茶房一起替他换衬衫，弄乱了袖子，怎么也不能把他软弱无力的长手臂穿进去。吉娣等列文一进来，就把门关上，没有往病人那边望，但病人一呻吟，她就连忙走过去。

“别走。”

但吉娣所想、所感觉和所做的完全不同。她看见病人，很可怜他。不过，怜悯在她女性的心灵里唤起的绝不是恐怖和嫌恶，像在她丈夫心灵里所唤起的那样，而是一种积极行动、要弄清他的情况和帮助他的愿望。她毫不怀疑她应该帮助他，也毫不怀疑她能够帮助他。她立刻动手。那些琐碎的事情她丈夫一想到就害怕，却立刻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派人去请医生，到药房去配药，叫她带来的侍女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一起打扫，擦地板，洗东西，亲自洗着什么，把一件东西垫到病人褥子底下。按照她的吩咐，有些东西拿到病房里来，有些东西从病房里拿出去。她几次回到自己房里，毫不理睬遇见的男人，把被单、枕套、手巾和衬衫拿来。

天亮了；病人的情况没有变。列文悄悄地抽出手，眼睛不看垂死的人，回到自己房里去睡觉。他醒来的时候，没有听到他预期的哥哥死亡的消息，却听说病人又恢复原来的状态。他又坐起来，咳嗽，又开始吃东西，说话；又不再谈到死，又表示希望恢复健康，变得更加暴躁更加忧郁了。不论做弟弟的，不论吉娣，谁也无法使他平静。他生每个人的气，对每个人都说不愉快的话，为他的痛苦而责备每个人，要求给他从莫斯科请一位名医来。人家问他觉得怎样，他总是恶狠狠地抱怨说：

列文无法平静地望着哥哥，在他面前无法装得自然和镇定。他一走进病人的房间，他的眼睛和注意力就不由自主地模糊了。他看不见，也分不清哥哥身体的每个部分。他闻到的是难堪的臭味，看见的是肮脏、凌乱和痛苦的景象，听见的是呻吟，但是他束手无策。他根本没有想到分析分析病人的情况，想想他的身体怎样躺在被子底下，他那皮包骨头的膝盖、大腿和脊背怎样缩成一团，能不能使他躺得稍微舒服一点，即使不能使他好过一点，至少也不要让他太难受。列文想到这些问题，他的背上不禁起了一阵寒颤。他十分清楚，没有任何办法能延长哥哥的生命，或者减轻他的痛苦。病人也觉察到了，自以为完全没有希望，因此脾气更坏了。列文却因此觉得更加难过。坐在病人房里他觉得痛苦，但离开他却更加难受。他不断找借口离开病房又回到病房，因为他无法单独待着。

“我痛苦极了，受不了啦！”

十八

病人的痛苦越来越厉害，特别是由于无法医治的褥疮。他对周围的人也越来越恼火，动不动责备他们，特别是因为没有替他从莫斯科请医生来。吉娣千方百计照顾他，安慰他，但一切都白费。列文看出她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疲劳不堪，虽然她自己并不承认。那天夜里，病人唤弟弟来准备同生命告别，因而在大家心里引起的死的感觉，现在被破坏了。大家知道，他很快就要死了，他已经死去一半了。大家只有一个希望——但愿他快点死，可是又都隐瞒着这种念头，给他服药，替他找药找医生，欺骗他，也欺骗自己，并且相互欺骗。这一切都是虚伪，都是侮辱人格、亵渎神明的可恶的虚伪。列文出于他的本性和比谁都热爱垂死的哥哥，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种虚伪。

“我怕您住在这里不太舒服吧，”她说，避开他那盯着的目光，打量这房间，“得向老板另外要一个房间，”她对丈夫说，“这样我们可以靠近一点。”

列文早就想使两位哥哥和解，哪怕在尼古拉临死前的时刻，他写信给柯兹尼雪夫哥哥，接着得到他的回信，他把这信读给病人听了。柯兹尼雪夫来信说，他不能来，但恳切地请求弟弟原谅。

不等她说完话，他的脸上就现出垂死的人羡慕健康的人那种严厉责难的神色。

病人一言不发。

但病人的兴致没有持续多久。

“我该怎样给他写回信呢？”列文问，“我想你不生他的气吧？”

“不，我认得。您通知我们，真是太好了！康斯坦京没有一天不想起您，不挂念您呢。”

“不，一点也不！”尼古拉听到这问题，怒气冲冲地回答，“你写信去叫他替我请一个医生来。”

“您恐怕不认得我了？”她一走进去，他脸上就泛起笑容，说。

又过了三天痛苦的日子，病人的情况还是这样。现在凡是看见他的人，不论旅馆茶房也好，旅馆老板也好，旅客也好，医生也好，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也好，列文也好，吉娣也好，都觉得他还不如死了的好。只有病人自己没有这个愿望，相反，因为没有替他请医生来而生气，并且继续服药，谈着生的问题。只有当鸦片使他暂时摆脱不停的痛苦时，他在迷糊中才偶尔说出他心里比谁都更强烈的真情：“唉，但愿快点完结！”或者：“什么时候才结束哇！”

“我们在索登见过面，但那时还不认识，”她说，“您没想到我会做您的弟媳妇吧？”

越来越厉害的痛苦起了作用，使他准备死。没有一种姿势他不觉得痛苦，没有一分钟他能摆脱这种感觉，身上没有一处地方不疼痛，不在折磨他。甚至对这个身体的回忆、印象和思想都在他心里唤起嫌恶，就像他嫌恶自己一样。人家的模样，人家的话，他自己的回忆，对他来说一切都只有痛苦。他周围的人都觉察到这一点，在他面前都不知不觉地不让自己随便活动、谈话、流露自己的愿望。他的整个生命只剩下痛苦和希望解脱痛苦的欲望。

吉娣迈着轻盈的步子，不断地望着丈夫，向他露出勇敢和同情的脸色，走进病人的房间，然后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轻轻地关上门。她悄没声儿地迅速走到病人床前，又绕了过去，使病人不用转过身来，接着就用她柔嫩的手握住他那皮包骨头的大手，用女人所特有的充满同情的温柔而活泼的语气同他说话。

他身上显然正在发生变化，使他把死看作欲望的满足，看作幸福。以前，由痛苦或者贫乏而引起的各种欲望，例如饥饿、疲劳、口渴，总是由肉体机能上的满足而得到快感；现在呢，贫乏和痛苦并没有获得满足，而试图满足反而引起新的痛苦。因此全部欲望就汇合成一点：希望从一切痛苦和产生痛苦的根源——肉体中解脱出来。但他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这种解脱的欲望。因此他不谈这事，却照例要求满足那些无法满足的欲望。“把我翻到那一边。”他说，但立刻又要求让他恢复原状，“给我喝点肉汤……把肉汤拿走……给我讲讲什么，你们怎么不说话？”但人家一开口，他就闭上眼睛，显出疲乏、冷淡和嫌恶的神气。

列文只好答应她。他镇定下来，把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完全忘记了。他带着吉娣回到哥哥的房间里。

在他们来到城里的第十天，吉娣病了。她头痛，恶心，一早晨都不能起床。

“康斯坦京！带我到他那儿去吧，我们一起去要好受些。你只要把我带去，把我带去，然后你走开好了，”她说，“你要明白，我看见你，却没有看见他，我就更加难受。到那边我对你，对他，也许都会有点用处的。请你答应我！”她恳求丈夫，仿佛她一生的幸福全在这件事上了。

医生说，她的病是疲劳、激动引起的，要她安心静养。

吉娣沉默了几秒钟，胆怯而怜悯地瞧着丈夫；接着走近去，双手抓住他的臂肘。

但午饭以后吉娣起床了，照常带着针线活到病人房里去。她进去的时候，他严厉地对她瞧瞧，听说她病了，又轻蔑地冷笑一声。这一天，他不断地擤鼻涕，沉重地呻吟着。

“唉，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你何必来呢？”列文说。

“您觉得怎么样？”她问他。

“嗯，什么？怎么样？”吉娣神色惊惶地问。

“更坏了，”他好容易说出来，“疼得很！”

列文什么也没回答。他走到走廊里，站住了。他说他去把妻子领来，但这会儿他回味自己的感受，决定竭力劝说她不要到病人房里去。“何必让她像我一样受折磨呢？”他说。

“哪里疼？”

“嗯，好的，我叫他们弄弄干净。我想，这里又脏又臭。玛莎！把房间收拾一下，”病人费劲地说，“等收拾好了，你就走开。”他一面说，一面用询问的眼光瞧着弟弟。

“到处都疼。”

等到谈话一停止，列文立刻站起身来，想摆脱痛苦的感觉，哪怕只是片刻也好。他说他去把妻子带来。

“今天要完结了，你们看吧。”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虽然说得很轻，但列文发觉病人的听觉特别灵，这话他一定听见了。列文对她低声嘘了一下，回头望了望病人。尼古拉真的听见了；但这些话对他并没有起什么作用。他的目光始终是责难的，紧张的。

要避免沉默，必须说话，可是列文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尤其因为哥哥什么也不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显然在琢磨每一句话的意思。列文告诉哥哥，他的妻子跟他一起来了。尼古拉显得很高兴，但说他怕他现在这个模样会使她吃惊。接着是一阵沉默。尼古拉忽然转动身子，说起话来。列文从他面部的表情上猜想他会说出什么特别重要的话来，可是尼古拉只谈他的健康情况。他责怪医生，抱怨本地没有莫斯科的名医。列文明白他还抱着希望。

“您为什么这样想？”当她跟着列文来到走廊里时，列文问她。

“是的……哦，不！”列文语无伦次了，“你怎么不早一点通知我，就是说，当我结婚的时候？我到处打听你的消息呢。”

“他开始在自己身上乱抓。”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说。

“你没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吧？”尼古拉好容易说。

“怎么乱抓？”

列文拉住他的手，尼古拉微微一笑。这笑是轻微的，几乎看不出来，而且尽管在微笑，严厉的眼神并没有改变。

“就是这样。”她一面说，一面撕着自己身上羊毛连衫裙的皱襞。真的，他发现病人这天整天都在自己身上乱抓，仿佛要撕掉什么东西似的。

一双炯炯有光的眼睛严厉地、责备似的对进来的弟弟扫了一眼。这眼光顿时在两个活人之间确立了活的关系。列文在向他射来的目光里立刻察觉到责备的神色，并且因为自己的幸福而感到内疚。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的预言是对的。傍晚病人已没有力气举起手来，只是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前方，眼神呆滞不动。就连弟弟或者吉娣向他弯下身去，希望他能看见他们，他也还是那样呆呆地望着。吉娣派人去请神父来做临终祷告。

“这个可怕的人不可能是我的尼古拉哥哥。”列文想。但走近一些，看见了他的脸，就没有怀疑的余地了。尽管尼古拉脸上有了这样可怕的变化，但列文只要瞧一瞧那双抬起来望着走进房间的人的灵活眼睛，察觉到汗湿的小胡子底下嘴巴的轻微抽动，就肯定了可怕的现实：这个死尸般的身体确实就是他还活着的哥哥。

神父做临终祷告时，垂死的人没有流露任何生命的迹象；眼睛闭上了。列文、吉娣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站在床边。神父还没有做完祷告，垂死的人就伸了伸身体，叹了一口气，睁开眼睛。神父念完祈祷文，把十字架放在那冰凉的前额上，然后又慢条斯理地把十字架包在圣带里，又默默地站了两分钟，摸了摸那凉了的没有血色的大手。

在一个肮脏的小房间里，描花的四壁上布满唾沫痕迹，透过薄薄的隔板听得见隔壁说话的声音。在令人窒息的恶浊空气里，在一张离墙摆放的床上，躺着一个盖被子的人。一条手臂露在被子外面，像耙柄一样粗大的手腕不可思议地连结在一根从一端到中间都很细很直的骨头上。头在枕头上侧躺着。列文看见两鬓上汗湿的稀疏头发和瘦得皮包骨头的前额。

“他去了。”神父说着要走；但突然死人粘在一起的小胡子微微动了动，在一片肃静中清楚地听见从他胸膛深处发出清晰的声音：

他在哥哥房间里看到和感觉到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满以为哥哥还是同秋天来看他时一样，处在自我欺骗的状态。他听说肺痨病人往往是这样的。他预料会在他身上看到更接近死亡的症状，看到他更加虚弱，更加消瘦，但大体上总还是原来的样子。他预料他将再次感到丧失心爱的哥哥的悲伤和对死的恐惧，就像上次那样，只是程度上更厉害罢了。他在思想上做了这样的准备，却发现情况完全不是那样。

“还没有……快了。”

“哦，那么进来吧，”吉娣对镇定下来的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说，但她一发现丈夫脸上惊惶的神色，就说：“你们去吧，回头来叫我。”她说着独自回到房间里。列文就向哥哥的房间走去。

过了一分钟，脸色发白了，小胡子底下露出一丝笑意。聚集在周围的几个女人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收殓死人。

“我们总不能站在走廊里说话呀！”列文说，怒气冲冲地望着一个抖动双腿、径自在走廊里走动的男人。

哥哥的模样和死的临近，使列文心里重又出现了恐惧。这种情绪是那年秋天黄昏哥哥来看他时产生的，也就是对死的无法理解、对死的临近和无可避免的恐惧。这种心情比上次更强烈了；他觉得他比以前更不理解死的意义，而对死的无可避免的恐惧也更厉害了。不过现在，亏得有妻子在身边，这种心情还没有使他绝望。虽然面对着哥哥的死，他还是觉得自己必须活下去，必须爱。他觉得是爱把他从绝望中救出来，在绝望的威胁下，这种爱就显得更强烈，更纯洁。

“啊，怎么样？他怎么样了？”她先问丈夫，又问她。

在他的眼前，不可思议的死的谜还没有解开，另一个同样不可思议的谜——号召人们去爱和生活的谜，又出现了。

最初一刹那，列文发觉吉娣望着这个她觉得不可理解的可怕女人的目光中，有一种好奇的神情，但这只是一刹那的事。

医生证实了他对吉娣的推测。她身体不舒服是因为怀孕了。

但他刚一举步，他的房门就打开，吉娣探出头来望了一眼。列文脸红了，因为妻子弄得他们俩都很尴尬，又是害臊又是气愤。不过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的脸红得更厉害。她身子缩成一团，脸红得要哭出来，两手抓住头巾梢头，用发红的手指捻弄着，不知道说什么和做什么才好。

二十一

“走吧，走吧！”他说。

卡列宁自从同培特西和奥勃朗斯基谈过话，知道对他的要求就是让妻子安宁，不要去打扰她，而妻子本人也有这样的愿望以后，他心烦意乱，六神无主，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一切都听从那些乐于过问他的事情的人的主意，什么样的意见他都同意。直到安娜离开他的家，英国女教师差人来问他，她该同他一起吃饭还是分开吃，他这才第一次彻底明白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惶不安。

列文明白她是指他的妻子，但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在这种处境里，最使他痛苦的是，他怎么也不能把往事和现实统一起来，加以调和。使他心里难以平静的倒不是他同妻子一起度过的幸福日子。从那时的生活到发觉妻子变心，这个变化他已痛苦地经历过了。这种处境是痛苦的，但他能理解。要是妻子当时向他坦白自己的变心而离开他，他会觉得伤心，觉得不幸，但不会像现在这样陷入莫名其妙的绝境。他怎么也不能把不久前他对患病的妻子和对别人的孩子的饶恕、怜悯和爱，同他现在的处境调和起来。也就是说，他现在落得孤零零一个人，受尽屈辱嘲弄，谁也不需要他，人人都蔑视他，仿佛这一切就是他饶恕和疼爱妻子所得到的报答。

“我走了，我要到厨房里去一下，”她说，“他会高兴的。他听见了，他认得她，记得在国外看见过她。”

妻子走后头两天，卡列宁照常接见来访者和秘书，出席会议，到餐厅吃饭。在这两天里，他竭力保持镇定甚至冷淡的模样，但自己也弄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回答该怎样处理安娜的东西和房间时，他拼命装出一副神气，似乎新近发生的事并不意外，也不是什么异常的事。他的目的达到了：谁也看不出他心里有丝毫的绝望。但在安娜走后第二天，当柯尔尼交给他安娜一张未付款的时装店账单，并报告说店员就在门口等着时，他吩咐叫那店员进来。

列文最初一刹那不明白她为什么发窘，但她立刻对他做了解释。

“对不起，大人，恕我打扰您。如果您要我们直接去问夫人的话，能不能请您把她的地址告诉我们。”

“病得很重。起不来了。他一直在盼您来。他……您……同您的夫人。”

卡列宁沉思起来——店员有这样的感觉——接着突然转过身，在桌子旁坐下。他把头埋在手里，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阵，几次想开口，但又停止了。

“嗯，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了？”

柯尔尼懂得老爷的心情，请那个店员下次再来。剩下卡列宁一个人，他明白他再也不能故作镇定了。他吩咐卸下那辆等着他的马车，关照不接见任何人，自己也不下楼吃饭。

他默默地走出房间，立刻就碰到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她知道他来了，却不敢走进去看他。她同他在莫斯科看见时一模一样：还是穿着那件毛料连衫裙，光着双臂和脖子，还是那张稍微有点发胖的善良而呆板的麻脸。

他觉得他再也受不住普遍的轻蔑和冷酷的压力了。这种表情他在那店员的脸上，在柯尔尼的脸上，在这两天里他所遇见的一切人的脸上，都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觉得他摆脱不了人家对他的憎恶，因为这种憎恶不是由于他坏（要是这样，他可以努力变得好一些），而是由于他不幸，可耻而又可恨的不幸。他知道就是因为这一层，就是因为他心碎肠断，人家才对他这样冷酷无情。他觉得大家在毁灭他，就像群狗咬死一只受尽折磨、痛得汪汪直叫的狗那样。他知道摆脱人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伤痕掩盖起来。他勉强试了两天，但现在他觉得已经无力继续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了。

“去吧，去吧！”她用怯生生的负疚目光瞧着他说。

他意识到自己在悲痛中孤独无告，越发绝望。不仅在彼得堡，他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一诉衷肠，也找不到一个人不把他看作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而只是看作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那样来同情他；事实上，他在哪儿都找不到这样的人。

旅馆老板照例问了他们要什么价钱的房间，他们这才知道上等房间已全部客满：一间住着铁路视察员，另一间住着莫斯科来的一位律师，再有一间住着乡下来的阿斯塔菲耶娃公爵夫人。只剩下一个肮脏的房间，旅馆老板还告诉他，隔壁一个房间到傍晚也将空出来。列文生妻子的气，因为不出他所料，他一到就急于想去看望哥哥，好知道他的情况，却不能立刻就去，而不得不先把妻子领到他们租用的那个房间。

卡列宁从小就是个孤儿。他还有个哥哥。父亲他们不记得了，母亲死时卡列宁才十岁。财产很少。卡列宁的叔叔是一位高官，原是先皇的宠臣。他把他们抚养长大。

尼古拉·列文借宿的省城旅馆是按照改良的新式省城旅馆设计的，注重整洁、舒适，甚至优雅，但由于过往旅客的糟蹋，很快就变成装潢时髦的肮脏酒馆，而经过这样的装潢，它却比老式肮脏的旅馆更叫人恶心。这个旅馆已变成了这种样子：一个穿脏制服的士兵在门口抽着烟卷，充当看门人；一座阴暗难看的穿孔铁梯子；一个身穿肮脏燕尾服的没精打采的茶房；一间桌上摆着积满灰尘的蜡制假花的公共食堂；到处都是肮脏、灰尘、凌乱，以及由现代铁路带来的喧嚣忙乱——这一切都使新婚不久的列文夫妇产生一种极不愉快的感觉，特别是这座旅馆的虚假豪华同他们即将看到的景象是多么格格不入哇！

卡列宁在中学和大学全部成绩优异。大学毕业后，靠叔叔的帮助，他立刻踏上显要的仕途，从此醉心于功名。不论在中学里，大学里，还是任官职时，卡列宁都没有交上过一个知心朋友。哥哥是他最知心的人，但他在外交部任职，经常住在国外，卡列宁结婚后不久他就在国外去世了。

十七

卡列宁做省长的时候，安娜的姑妈，当地一位有钱的贵妇人，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他这个就年龄来说并不年轻，但就做省长来说却很年轻的人。这弄得他的处境十分为难：要么向她求婚，要么离开这个地方。卡列宁犹豫了很久。当时肯定这一步和否定这一步的理由势均力敌，同时又缺乏充分理由使他改变遇到疑难问题要慎重处理的原则。但安娜的姑妈通过一个熟人向他暗示，既然他已影响到姑娘的名誉，他要是有责任心，就该向她求婚。他求了婚，并且把他可能倾注的感情都倾注到未婚妻身上，后来又倾注到妻子身上。

终于决定明天两人一起去。列文对妻子说，他相信她要去是为了帮他的忙，并且同意妻子的意见，认为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待在哥哥身边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妨碍；但一路上他心里对她和对自己都很不满意。他对她不满意，因为在需要的时候，她不肯放他走（不久以前他还不敢相信他能享受被她爱的幸福，如今他又因为她太爱他而觉得不幸，这种情况他想想也觉得太奇怪了！）。他对自己不满，因为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他心里特别不满意的是，她并不把哥哥身边那个女人放在眼里。他提心吊胆，唯恐她们两人发生冲突。一想到他的妻子，他的吉娣，将跟一个妓女同住一室，他就嫌恶和恐怖得哆嗦起来。

他对安娜的迷恋彻底消除了他同别人亲密交往的需要。现在，他在所有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知心朋友。他交游广阔，但没有真正的友谊。

他开始说，竭力找些话，目的不是要说服她，而是要安慰她。但她不听他的，说什么也不肯罢休。他向她俯下身去，捉住那只推开他的手。他吻吻她的手，吻吻她的头发，又吻吻她的手，她一直不吭声。但当他双手捧住她的脸，叫了声“吉娣！”时，她顿时镇静下来，放声痛哭，接着他们就和好了。

有许多人，卡列宁可以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请他们参与他关心的事，请他们声援某个请愿者，也可以同他们坦率地讨论别人的事和最高当局的问题，但他同这些人的关系只遵照一般的礼仪和习惯，从不越雷池一步。他有一个大学里的同学，毕业后彼此很亲近，他本可以向他倾吐他的悲伤，但这个同学在一个遥远的教育区当督学。在彼得堡的熟人中间，最亲密最谈得来的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和医生。

他追了上去，她不停地抽泣。

办公室主任史留丁是个朴实、聪明、善良和有道德的人，卡列宁对他很有好感，但五年来的同事关系在他们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妨碍他们推心置腹的交谈。

“那你何必结婚？不结婚，不是很自由吗？既然后悔，当初又何必急着结婚呢？”她说着霍地跳起来，往客厅里跑去。

卡列宁在公文上签了字，沉默了好一阵，不时望望史留丁，几次想开口，但又开不出口。他心里准备好了这样一句话：“您听到我的不幸吗？”但结果还是照例说了一句：“那就请您替我办一办吧。”说完就让他走了。

“不，这太可怕了。简直像做奴隶！”列文站起来，再也控制不住他的愤怒，大声嚷道。但就在这同一刹那，他觉得他是在自己打自己。

另一个是医生，他待卡列宁也很好，不过他们之间早有一种默契，就是两人都非常忙碌，没有工夫闲聊天。

“哼，你总是把我想象得很坏很卑鄙，”她含着委屈和愤怒的眼泪说，“我什么也没有，既没有软弱，也没有……我只觉得丈夫有苦难，我有责任陪着他，可是你存心伤我的心，故意装作不懂……”

至于他的女友，首先是李迪雅，卡列宁根本就没有想到。女人毕竟是女人，对他说来都是又可怕又讨厌的。

“吉娣！别生气。你倒想想，情况这么严重，你还要任性，不愿意一个人留在家里，我想想也难受。唉，要是你一个人寂寞，那你就到莫斯科去吧。”

二十二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谁在那边，有些什么。我只知道我丈夫的哥哥快死了，丈夫去看他，我同丈夫一起去，这样好……”

卡列宁忘记了李迪雅伯爵夫人，她却没有忘记他。在这孤独绝望的痛苦时刻，她来看他，没有经过通报，就闯进他的书房。她看见他还是像原来那样双手抱头坐着。

“哼，不说别的，单说那个女人，你怎么好去同她接近呢？”

“我破坏了禁律！”她快步走进来，由于兴奋和急促的动作而气喘吁吁，用法语说，“我什么都听说了！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的朋友！”她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她那双美丽而若有所思的眼睛盯住他的眼睛，继续说。

“绝对不会。我没有什么要求。你能去的地方我也能去……”

卡列宁皱着眉头站起身来，从她的掌握里抽出手，推给她一把椅子。

“因为天知道这是往哪儿走，走的是什么道路，住的又是怎样的客店。你会妨碍我的。”列文说，竭力克制着自己。

“您坐一下好吗，伯爵夫人？我不会客，因为我病了，伯爵夫人。”他说着嘴唇哆嗦起来。

“我对你说，要是你去，我就同你一起去，我一定要去！”她急急忙忙、怒气冲冲地说，“为什么不行？你为什么说不行？”

“我的朋友！”李迪雅伯爵夫人继续盯着他，重复说。她突然倒竖双眉，额上出现了一个三角形，她那难看的黄脸因而变得更难看了，但卡列宁察觉到她为他难过得几乎要哭了。他深为感动，就抓住她那胖鼓鼓的手吻着。

阿加菲雅眼看两口子就要吵起来，悄悄把茶杯一放，走出去了。吉娣甚至没有注意到她。丈夫说最后那句话时的口气伤了她的心，特别因为他显然不相信她的话。

“我的朋友！”她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您不应该过分悲伤。您的悲伤确实不轻，但您应该想开一点。”

“这不行！”他严厉地说。

“我垮了，我给毁了，我不能做人了！”卡列宁放下她的手，但继续盯住她那泪水盈眶的眼睛，说，“我的处境太糟，我哪儿也找不到支持，连自己身上也找不到。”

“在这种紧要关头，她只想到一个人待在家里寂寞。”列文想。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她还要强词夺理，这可使他恼火了。

“您会找到支持的，您不要在我身上找，虽然我请求您相信我对您的友谊。”她叹了口气说，“我们的支持就是爱，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爱。上帝要支持人是轻而易举的，”她带着卡列宁熟悉的欣喜若狂的眼神说，“上帝会支持您，帮助您的。”

“为什么吗？为了和你同样的原因。”

这几句话表明她陶醉于自己崇高的感情，并且表达了近来在彼得堡广泛传播而卡列宁认为无聊的神秘情绪，但现在听起来，他却觉得高兴。

“我去是因为我哥哥快死了，”列文说，“可是你为什么要……”

“我软弱无力。我给毁了。我原来怎么也没料到，现在怎么也弄不懂。”

“什么‘什么意思’？”她生气了，因为他似乎很生气，不情愿接受她的提议，“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我不会妨碍你的。我……”

“我的朋友。”李迪雅重复说。

“吉娣！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带着责备的口气说。

“我不是为现在失去的东西而难过，不是的，”卡列宁继续说，“我并不为这难过。但就我现在这样的处境，见到人我不能不感到害臊。这很糟糕，但我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我同你一起去，可以吗？”她说。

“您那种饶恕人的崇高行为，我和大家都赞叹不止，但这不是您完成的，是您心中的上帝完成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十分激动地抬起眼睛说，“因此您不必为您的行为害臊。”

“明天。”

卡列宁皱起眉头，交叉双手，把手指弄得格格发响。

“那你什么时候走哇？”她问。

“什么琐碎的事情都得处理，”他尖声说，“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哪，伯爵夫人，我的精力已经用到极限了。现在我从早到晚整天都得处理，处理那些由于我孤独的新处境而产生（他在“产生”两个字上加强了语气）的家务。佣人啦，家庭教师啦，账目啦……种种琐事耗尽了我的精力，我再也受不了啦。吃饭的时候……我昨天差一点吃到一半走掉。我儿子瞧着我的那副神气，我真受不了。他没有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分明想问，我真受不了他那种眼神。他怕看我，但这还不算……”

吉娣的脸色顿时变了。关于塔尼雅扮侯爵夫人，关于陶丽，这一切念头全消失了。

卡列宁本想谈一谈给他送来的那张账单，可是声音发抖，就住口了。他一想到那张开着帽子和缎带欠款的蓝纸，就忍不住可怜起自己来。

“她写信来说，尼古拉哥哥快死了。我要去看看他。”

“我了解，我的朋友！”李迪雅伯爵夫人说，“我全了解。您在我身上找不到帮助和安慰，但我来还是为了要帮助您，如果可能的话。要是我能给您解除这种种琐碎无聊的操劳……我了解这方面需要女人家的主意，女人家的安排。您肯把这些事交托给我吗？”

“你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卡列宁一言不发，感激地握了握她的手。

“你看看，陶丽提到你了。”吉娣刚笑眯眯地开口说，发现丈夫脸色变了，就慌忙住口。

“让我们一起来照顾谢辽查吧。我不善于办事，但我愿意担当起来，做您的管家。您不用感谢我。我这样做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思……”

不过列文并没有注意听她的话；他涨红了脸，接过哥哥旧情妇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的信，看了起来。这已是她第二次来信了。在第一封信里，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写道，哥哥无缘无故把她赶了出来，还真挚动人地说，她虽然又落到很贫穷的地步，但她一无所求，一无所想，只是担心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身体这样虚弱，她不在旁边他会死去。她要求做弟弟的照顾他。现在她又来信了。她找到了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在莫斯科又和他同居，接着又一起迁到省城。他在那里谋得了一个职位。但他在那边又同长官闹翻了，回到莫斯科，可是路上病得很厉害，恐怕再也起不来了——她这样写着：“他一直在挂念您，再说，钱一点儿也没有了。”

“我不能不感谢您。”

“你瞧，我把你的信看过了，”吉娣说着把一封文理不通的信交给他，“这大概是你哥哥的那个女人写来的……”她说，“我没有看完。这是我家里和陶丽的来信。你真不会想到，陶丽把格里沙和塔尼雅带到萨玛茨基家去参加儿童舞会，塔尼雅还扮演侯爵夫人呢！”

“但是，我的朋友，不要向您所说的那种感情投降，不要为一个基督徒至高无上的精神害臊，也就是：‘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您不用感谢我，您应该感谢上帝，祈求上帝保佑。只有在上帝身上我们才能找到平静、安慰、拯救和爱。”她说着抬起眼睛仰望苍天，祈祷起来。卡列宁从她的沉默中看出这一点。

从阿加菲雅这句话里，列文听出她最近同吉娣发生的纠纷结束了。他看到新主妇尽管夺了阿加菲雅的权力而使她伤心，但还是征服了她，并且赢得了她的欢心。

卡列宁此刻听着她。她那些说教，他以前即使不觉得讨厌，也觉得是多余的，如今听来却觉得很自然，很使人宽慰。卡列宁原来不喜欢这种新的狂热精神。他是个信徒，对宗教发生兴趣主要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现在新教义对宗教做了一些新解释，引起了争论和分析，这样就从原则上使他产生反感。他以前对这种新教义很冷淡，甚至有点敌视，但同醉心于这种新教义的李迪雅却从来没有争论过，只是竭力用沉默来对付她的挑战。这会儿他是第一次高高兴兴地听着她的话，内心也不反对。

“您瞧，您这位太太要我坐着陪她呢！”阿加菲雅说，亲切地对着吉娣微笑。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感谢您的行为和您的话！”等她祷告完毕，他说。

列文走到楼上，看见妻子坐在一把崭新的银茶炊旁边，面前摆着一套崭新的茶具。她让老保姆阿加菲雅坐在一张小桌旁，给她倒了一杯茶，自己正在读陶丽的来信。他们同陶丽经常有书信来往。

李迪雅伯爵夫人又一次紧握她朋友的两手。

十六

“现在我要做点事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擦去脸上的泪痕，微笑着说，“我去看看谢辽查。非万不得已我不来打扰您。”她说着站起身，走了出去。

不过，要一个心怀不满的人不责怪别人，特别是最亲近的人，那是困难的。列文也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不能怪她（她不可能有任何过错），却要怪她所受的教育，过分庸俗无聊的教育。（“那个向她献媚的傻瓜察尔斯基说过：我知道她想阻止他，可是无能为力。”列文想。）“是的，除了对家务的兴趣（这种兴趣她是有的），除了打扮和绣花，没有什么事她真正感兴趣。对我的事业也好，对农庄也好，对农民也好，对她擅长的音乐也好，对读书也好，她什么都不感兴趣。她什么事也不做，却心满意足。”列文心里这样责备她，不了解她正在积极准备迎接今后繁重的家务，她是丈夫的妻子，一家的主妇，还将生产、抚养和教育孩子们。他根本没有想到，她凭本能知道今后会有怎样的生活，正在积极迎接这种繁重的劳动，并不因现在享受着无忧无虑的岁月和爱情的幸福而感到负疚，同时正兴致勃勃地筑着她未来的巢。

李迪雅伯爵夫人走到谢辽查房里，用泪水濡湿受惊的孩子的双颊，还对他说，他的父亲是个圣人，他的母亲死了。

只剩下一个人，他把稿纸放进她买来的新文件夹里，在那随同她一起出现的配有精致用具的新洗脸盆里洗了洗手。列文嘲笑自己的一些想法，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种近乎忏悔的心情苦恼着他。他现在的生活有一种可耻的、懒散的、贪图享受的习气。“这样过生活可不好哇！”他想，“唉，将近三个月了，我几乎什么事也没做。今天可以说还是第一次认真工作，可是结果怎样呢？刚一上手，就丢下了。连日常的事务差不多都丢下了。农田我也几乎一直没有去看过，我有时舍不得把她丢下，有时看见她寂寞。从前我以为婚前生活很无聊，没有意思，婚后会开始真正的生活。如今结婚近三个月，我可从来没有这样虚度过光阴。不，这样可不行，得重新开始。当然，她没有过错，不能怪她。我自己应该振作起来，保持男子汉的独立性。要不我会一直虚度光阴，把她也带坏……当然，她是没有过错的。”他自言自语。

李迪雅伯爵夫人履行了她的诺言。她确实承担起责任来安排和料理卡列宁的全部家务。不过，她说她不善于办事，这倒不是谦虚。她对仆人的吩咐都需要修改，因为都行不通。卡列宁的佣人柯尔尼就往往做这种修改。事实上柯尔尼现在悄悄地在掌管着卡列宁的全部家务，他总是在替老爷穿衣服时小心谨慎地向他报告凡是需要报告的事。但是李迪雅的帮助还是极其有用：她给了卡列宁精神上的支持，使他感觉到她对他的友爱和敬意，特别使她想起来都觉得快慰的是，她几乎使他真正皈依了基督教，也就是说，把他这个冷淡疏懒的信徒变成一个近来在彼得堡流行的基督教新教义坚决热情的拥护者。卡列宁轻易地相信了这种新教义。也像李迪雅和其他具有同样见解的人那样，他完全缺乏深刻的想象力，缺乏心灵的力量——有了这种力量，由想象而产生的看法就会十分生动，势必要求其他看法和现实去同它相适应。例如，死对不信教的人是存在的，对他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具有十足的信仰，而他自己又是判断信仰的裁判员，在他的灵魂里没有罪恶，他在这个世界上已完全获得拯救——他看不出这些看法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现实的地方。

“你快来，”她一面走出书房，一面对他说，“要不我不等你来就要读信了。让我们去弹个二重奏吧。”

不错，卡列宁也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对信仰的这种看法是轻率谬误的。他也知道，如果他根本没有想到他的饶恕是出于神力的驱使，而纯粹是凭感情行事，那就会比他现在想到基督活在心中，他签发公文是在执行神旨，更加幸福。但是卡列宁不能不这样想，他在他屈辱的处境中不能没有一个崇高的、哪怕是假想的立足点，使他这个被人人鄙视的人也可以鄙视别人，因此他就死抱住这个虚假的救星，把它当作真正的救星。

“刚回来，正在拆邮包。”

二十三

“他们从城里回来了吗？”列文问顾士玛。

李迪雅伯爵夫人还是个年轻热情的姑娘时，就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心地善良而耽于酒色的纨袴子弟。婚后不到两个月，丈夫就把她抛弃了，对于她表示的热烈爱情，他只用嘲笑甚至敌意来回答。这种情绪，凡是知道伯爵的善心而在多情的李迪雅身上又看不到什么缺点的人，都无法解释。从那时起，他们虽然没有离婚，但是分居了。每当丈夫遇见妻子的时候，他总是莫名其妙地用刻毒的嘲笑来对待她。

可是工作继续不下去了。直到顾士玛进来报告茶点已经准备好的时候，他们才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慌忙分开。

李迪雅伯爵夫人早已不爱她的丈夫，从那时起从没有停止过同人家谈情说爱。她一下子爱上了好几个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凡是有什么特点的人她几乎全爱上了。她爱上了所有新订婚的皇亲国戚，爱上了一位总主教、一位助理主教和一位神父；她爱上了一个新闻记者、三个斯拉夫主义者和康米萨罗夫；她爱上了一位大臣、一位医生、一位英国传教士，又爱上了卡列宁。这种朝三暮四的爱情并不妨碍她同宫廷和社交界保持广泛而错综的联系。但自从卡列宁遭到不幸，她对他实行特殊庇护以来，自从她关心卡列宁的幸福，在他家里操劳以来，她觉得其他的爱都是虚假的，现在她真正爱上的只有卡列宁一人。她觉得她现在对他的感情比以前对任何人的感情更强烈。分析自己的感情，拿这次感情同以前对别人的感情做比较，她清楚地看出要不是康米萨罗夫救了沙皇的性命，她是不会爱上他的；要是没有斯拉夫问题，她也不会爱上李斯季奇-库奇茨基。但她爱卡列宁是爱他这个人，爱他高深莫测的灵魂，爱他拖长音的尖细可爱的声音，爱他疲倦的眼神，爱他的性格，爱他青筋毕露的又白又软的手。她不仅高兴看见他，而且总是在他脸上察看他对她的反应。她希望他不仅喜欢她说的话，而且喜欢她整个的人。为了他，她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加注意修饰打扮。她常常幻想，如果她没有结过婚，他也没有妻子的话，那又会怎么样。他一走进房里，她就兴奋得满脸通红。他对她说些什么愉快的话，她就克制不住由衷的微笑。

“啊，你有一绺头发松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她的头转过来，说，“一绺头发。你瞧，可不是！不，不，我们正在工作呢。”

李迪雅伯爵夫人心神不宁已经有几天了。她听说安娜和伏伦斯基在彼得堡。一定要使卡列宁避免同她见面，甚至一定不能让他知道这件痛苦的事：这个可怕的女人和他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他随时都会遇见她。

“我倒正好相反，我觉得越幸福，越自然。”

李迪雅通过她的熟人去打听这两个“可恶的人”——她这样称呼安娜和伏伦斯基——在做什么，在这几天里竭力控制她这位朋友的行动，免得他同他们见面。一个年轻的副官，伏伦斯基的朋友——她通过他获得消息，他希望通过她获得某种特权——告诉她说，他们已经办完事情，明天就要走了。李迪雅刚刚放下心，不料第二天早晨就收到一封信，她恐怖地从信封上认出了笔迹。这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笔迹。信封厚得像树皮；在长方形的牛皮纸上写有巨大的花体字母；信里散发着芳香。

“为什么这样的幸福正好落在我的头上？真奇怪。但太美了！”他吻着她的手说。

“是谁送来的？”

“嗯，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莫斯科，想你的后脑勺。”

“旅馆里的听差。”

“不，你还是说说，你在想什么？”他说着在她身边坐下，注视着小剪刀怎样剪着圆孔。

李迪雅伯爵夫人好一阵都无法坐下来看信。她激动得气喘病又发了。等她平静下来，她读了这样一封法文信：

她拿起剪刀，剪起来。

伯爵夫人！基督徒的感情充溢您的心，也使我敢于冒昧给您信。我不幸离开了儿子。我恳求您让我在动身之前再见他一面。我打扰您，请您原谅。我写信给您而不写信给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只是为了我不愿使这位宽宏大量的人因想到我而难过。

“我吗？我在想……不，不，写你的吧，不要分心了，”她噘着嘴说，“现在我要剪这些小孔了，你看见吗？”

我知道您对他的友谊，您一定会了解我的。您能不能把谢辽查送到我这里来，或者约个时间让我回家来看他，或者告诉我什么时候在别的什么地方我能看见他？我知道决定这件事的人的宽宏大量，我一定不会遭到拒绝。您准不能想象我是多么渴望见到他，因此您也不能想象您的帮助将怎样使我感激不尽。

“那么你在想什么呀？”

安娜

“我真高兴！我哪儿也不去了，特别是莫斯科。”

这封信里的一切都使李迪雅伯爵夫人生气：不论信的内容，不论“宽宏大量”这四个字的含义，特别是那种她认为放肆的语气。

“啊，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真是太好啦！我有这样的感觉。”他走到她面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

“对来人说没有回信。”李迪雅伯爵夫人说。接着她立刻翻开信纸，写信给卡列宁，说她希望中午在宫廷庆祝会上看见他。

“没什么，我就是要你回过头来。”她说，眼睛盯着他，想看出他有没有因为她打扰而不高兴。

我需要同您谈一件重大而痛苦的事。到那时我们再约个地方。最好在我家里，我将准备您所喜欢的茶。务必要来。上帝给了人十字架，也给了人忍受的力量。

“他回过头来了。”她想。

李迪雅伯爵夫人通常每天都要给卡列宁写两三封信。她喜欢这种联络方式，因为写信要比当面交谈更具有风雅和神秘的色彩。

“怎么？”他微笑着站起来，问。

二十四

“是的，他们吸去全部精华，造成一种虚假的繁荣。”他停下笔，喃喃地说，发觉她在笑盈盈地望着他，就回过头来。

庆祝会结束了。散会后出来的人，大家见了面，交谈着新闻，谁获得了褒奖，谁提升要职。

当他写作的时候，她却想着，在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前夜，年轻的察尔斯基公爵怎样笨拙地向她献媚，引起丈夫的猜疑。“他吃醋了。”她想，“天哪！他这人真可爱，真傻。他在为我吃醋！他不知道这些人在我心目中并不比厨子彼得高明呢。”她一面想，一面怀着一种她自己也觉得奇怪的占有欲，瞧着他的后脑勺和红脖子。“我舍不得妨碍他工作（但他有的是时间！），可是真想看看他的脸。他会不会感觉到我在看他？我真希望他回过头来……啊，真希望！”她把眼睛睁得老大，想这样来加强视力。

“最好请玛丽雅·波里索夫娜伯爵夫人负责陆军部，再请华特科夫斯卡雅公爵夫人当参谋长。”一个穿金边制服、头发花白的小老头，对一个向他征求提升意见的高大漂亮的女官说。

他们刚从莫斯科回来，剩下两人在一起，感到很高兴。列文坐在书房的写字台旁写东西。吉娣穿着那件婚后最初几天穿过，因此他特别喜爱、特别欣赏的深紫色连衫裙，坐在从列文的祖父起一直摆在书房里的那张老式皮沙发上绣花。他一面想，一面写，一直快乐地意识到她就坐在身边。他没有放弃他的农事，也没有停止写他那部要阐明他的新农业体制基本观点的著作。过去，他觉得这些活动和思想同笼罩着他生活的阴影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而现在，他觉得它们同未来生活的光辉灿烂的幸福比较起来同样是无足轻重的。他继续从事他的工作，但觉得他的注意重心转移了，因此对工作也就有了更加明确的看法。以前，这些工作只是他逃避生活的手段。以前，他觉得没有这些工作他的生活就太无聊。而现在，他需要这些工作是为了避免幸福的生活过分单调。他又拿起稿子，把写好的东西重读一遍。他高兴地发现这工作还是值得做的。这是一项新鲜而有益的工作。他觉得以前许多想法未免有些偏激。他重新回顾全部事业，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都变得明确了。他正在写新的一章，论述俄国农业衰落的原因。他论证俄国贫穷的原因不仅在于土地所有权分配的不合理和方针的错误，还由于俄国近来不合理地引进外来文明，特别是交通事业，铁路，促使城市人口集中，奢侈成风，工业、信贷和随之产生的交易所投机事业恶性发展，因而损害了农业。他认为，只有当国家的财富正常发展，相当多的劳动力用在农业上，农业处于合理的至少是稳定的状态，真正的文明才能出现。他认为，国家财富应当按比例发展，尤其是其他领域的财富不应该超过农业。他认为，交通事业应当同农业相适应，在我国土地使用不当的情况下，铁路的修筑不是由于经济上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因此为时过早，它不仅不能像预期那样促进农业，反而阻碍了农业，促使工业和信贷发展。好像动物身体里某种器官片面的早熟会妨碍身体的全面发育，信贷、交通事业、工厂企业的发展，在欧洲无疑是必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可是从俄国财富总的发展上来说，它们只会挤掉整顿农业这个当前的主要课题，造成危害。

“还有让我当副官。”女官笑嘻嘻地回答。

十五

“您已经当上官了。您掌管教会部。卡列宁当您的助手。”

直到婚后第三个月，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回家以后，他们的生活才开始过得比较平稳。

“您好，公爵！”小老头向走过来的一个人握握手说。

在婚后最初一段日子里，他们感到特别紧张，仿佛有一条链子把他们系住，从两端拉紧。总之，他们的蜜月，也就是婚后的第一个月，列文对它怀着满腔希望，结果不但并不甜蜜，而且是他们一生中最委屈痛苦的日子。当时他们确实难得心平气和，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们后来却竭力想把这段不愉快日子里种种不正常的可耻情况从记忆里抹掉。

“您说卡列宁什么？”公爵问。

他们和好了。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嘴里没有承认，只是对他更加温柔。他们加倍体会到爱情的幸福。但这并不等于说以后再不会发生类似的冲突；冲突甚至发生得更加频繁，而且往往是由于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引起的。发生这一类冲突常由于彼此还不了解对方的脾气，由于结婚初期两人的情绪常常不正常。当一个情绪好，另一个情绪不好的时候，和睦还不会遭到破坏；但当两人都情绪不好时，就会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生冲突，事后甚至记不起来，他们究竟为什么吵嘴。不错，当两人都心情愉快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加倍幸福。但结婚初期对他们来说毕竟是一段不好过的日子。

“他和普嘉托夫都获得了聂夫斯基勋章。”

后来他再也没有如此强烈地产生过这种感觉，但此刻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很自然地想替自己辩护，向她证明是她错了；但证明她错就会更加激怒她，就会扩大那条成为一切痛苦根源的裂痕。照习惯他想把过错加到她身上；但另一种更加强烈的情绪却要他尽快消除裂痕，不让它扩大。这种莫须有的责难确实使他很难过，但进行辩解，使她痛苦，那就更糟。好像一个人在半睡不醒中感到一阵剧痛，想把身上的痛处挖掉、除去，等到苏醒过来，才明白原来全身都在作痛。除了默默忍受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就竭力克制自己。

“我还以为他原来就有了呢。”

但她一开口，责备、莫名其妙的醋意、刚才一动不动地呆坐窗前半小时所经受的折磨，就一古脑儿发泄出来。这当儿，他才清楚地明白了他在婚礼结束后把她从教堂里领出来时还没有明白的事情。他明白了她不仅同他十分亲近，而且明白了他们两人之间的界线现在已分不清了。这一层，他是从刹那间出现的双重心理中懂得的。他先是很生气，但立刻又觉得他不能生她的气，因为她同他是两位一体，不能分成你我的。他最初一刹那的感觉就像一个人背后突然受到一记沉重的打击，但等到他怒气冲冲地回过身去，想找到仇人报复，却发现原来是他自己无意中打了自己一下，他不好对谁生气，只得默默地忍受疼痛，自己安慰自己。

“不。您看看他。”小老头用他的金边帽子指指卡列宁，他身穿朝服，佩着崭新的红色绶带，同一个有势力的议员一起站在门口，“他还挺神气活现。”他加了一句，站住同一个体格魁梧、相貌堂堂的宫廷侍从握手。

“你倒开心……”她开口说，竭力想装得镇定而刻毒。

“不，他老多了。”宫廷侍从说。

“你怎么啦？”

“操劳过度。他现在一直在起草计划。现在他不把所有的条款都说清楚是不肯放走这个可怜人的。”

他们第一次吵嘴是因为列文到一个新的田庄去，回家时想抄近路，结果迷了路，迟到半小时。他一路上都想着她，想着她的恩爱，想着自己的幸福。离家越近，对她的爱情也越热烈。他怀着当初到吉娣家去求婚那样热烈、甚至比那时还要热烈的感情冲进房里，没想到遇到的竟是他在她脸上从没见过的一种忧郁的表情。他想吻她，却被她一把推开了。

“怎么老了？他还在谈恋爱呢。我想李迪雅伯爵夫人现在正在妒忌他的妻子呢。”

另一种失望和赏心乐事就是吵嘴。列文从来没有想到，他同妻子除了温存、尊敬和恩爱之外还可能有别的态度。婚后没有几天，他们竟突然吵嘴了。她说他并不爱她，只爱他自己，说着就哭起来，摆动双手。

“嗳！请您不要说李迪雅伯爵夫人的坏话。”

吉娣悉心操持琐碎的家务，这同列文原先崇高的幸福观极其格格不入。这也是他失望的一个原因。不过他尽管不理解她这种操心的意义，却觉得她很可爱，情不自禁地加以欣赏，把它看作一种新的赏心乐事。

“她爱上了卡列宁，这有什么不好呢？”

现在她满心希望陶丽带孩子们来住一阵，尤其因为她可以给孩子们定制各人喜爱的点心，陶丽也准会赞扬她家务上的种种新安排。她自己也弄不懂是什么道理，但家务对她确实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她凭本能感觉到春天临近了，她也知道将会有春雨绵绵的日子，就加紧筑巢，边筑边学筑巢的方法。

“听说卡列宁夫人在这里，这是真的吗？”

他不懂得她婚后心情的变化。她在娘家有时很想吃点卷心菜加克瓦斯或者糖果，可是吃不到。如今她可以随意吩咐，要买多少糖果就买多少糖果，要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要定制什么点心就定制什么点心。

“嗳，不是在这宫廷里，是在彼得堡。昨天我看见她和伏伦斯基在滨海街手挽着手走呢。”

在他独身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夫妇生活，看到他们琐碎的家务、争吵、吃醋，他就在心里嘲笑他们。照他看来，他未来的夫妇生活不仅不会产生这种情况，而且整个家庭生活方式也将与众不同。没想到他同妻子的生活不仅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而且也充满琐碎的家务。这种琐碎的家务以前他不屑一顾，如今却显得如此重要，无法回避。列文看到，所有这些家务并不像以前所想的那么容易处理。尽管列文自以为对家庭生活持有最正确的观点，但他也像一切男人那样，不知不觉把家庭生活纯粹看作爱情的享受，不应遇到任何阻碍，也不该受任何琐事的干扰。他认为他应该专心做他的工作，工作以后在爱情的幸福中得到休息。她应当被宠爱，此外再不能有别的要求了。他也同一切男人一样，忘记她也需要工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那个像诗一样美的吉娣，在婚后头几个星期，甚至开头几天，就在考虑和张罗着桌布、家具、客房床垫、托盘、厨子、饭菜等家务。还在他们订婚以后，她就拒绝出国旅行，决定回乡生活，仿佛她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除了爱情，她还能考虑别的事。她的果断使他吃惊。这种态度当时曾使他不愉快，如今她这样操劳家务，又多次引起他的烦恼。他看出她需要这种操劳。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忙忙碌碌，并且嘲笑种种琐事，但他爱她，不能不欣赏她的这些活动。他嘲笑她怎样摆设从莫斯科运来的家具，怎样重新布置她自己的房间和他的房间，怎样挂窗帘，怎样为来客和陶丽准备好客房，怎样给她的新侍女安排房间，怎样吩咐老厨子准备饭菜，怎样同阿加菲雅吵嘴，从她手里接管了食品贮藏室。他看到老厨子怎样笑嘻嘻地欣赏她，听着她那些缺乏经验的不切实际的吩咐。他看到阿加菲雅对这位年轻主妇就贮藏室做出的新安排怎样若有所思地慈祥地摇着头。他看到吉娣又哭又笑地走来向他诉苦，说侍女玛莎仍把她当小姐看待，因此谁也不听她的话，他却觉得她格外可爱。他觉得这很有趣，也很新奇。但他想，要是没有这些事，那就更好了。

“这种人没有……”宫廷侍从刚一开口就停止了，他给一位皇亲让路，还向他鞠躬。

列文结婚有两个多月了。他很幸福，但完全不像预期的那样。他时刻感到以前的梦想破灭了，同时却遇到新的意料不到的赏心乐事。列文很幸福，但开始家庭生活以后，他处处发现，事情同他原来的想法截然不同。他处处感到好像那种欣赏过别人在湖上平稳而幸福地泛舟的人，一旦自己坐到船上，感受就完全不同了。他发现，泛舟并非只是平平稳稳地坐着，没有什么摇摆，而是需要思考，片刻不能忘记该往哪儿航行，不能忘记脚下是水，必须不停地划桨，而没有划惯桨，双手是很痛的。这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虽说有趣，却很费劲。

大家就这样对卡列宁议论纷纷，责难他，嘲笑他。他呢，这时候正好拦住那个被他抓住的议员，一刻不停地向他说明他的财政计划，唯恐他走掉。

十四

差不多就在妻子离家出走的同时，卡列宁遇到了一个官场中人最伤心的事——晋升的路断了。这件事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但卡列宁自己却没有发觉他的前程已经完了。不论是由于同斯特列莫夫冲突，还是由于同妻子之间发生的悲剧，也不论是官位已达到命定的极限，今年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卡列宁的前程已经完了。他还身居要职，他是许多委员会的委员，但他这个人已经过时，谁也不对他抱什么希望了。不论他说什么，不论他提什么建议，大家都觉得是老生常谈，完全没有必要。

但是，不画画，伏伦斯基觉得他和安娜——她对他的灰心丧气感到惊奇——在意大利的生活太乏味了，宫殿式别墅突然显得那么破旧肮脏，窗帘上的污点、地板的裂缝和檐板上剥落的灰泥又都那么刺眼，老是高列尼歇夫、意大利教授和德国旅行家，又那么叫人讨厌，因此非改变一下生活不可。他们决定回国，住到乡下去。在彼得堡，伏伦斯基打算同他哥哥分家，安娜则想看看儿子。他们打算在伏伦斯基家乡的大庄园里过夏天。

但是卡列宁并没有发觉这一点，相反，如今他不直接参加政府活动，却比以前更清楚地看出别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认为指出纠正的办法是他的责任。在同妻子分居后不久，他就动手写新的审判规章，这是他必须写而谁也不需要的无数小册子中的第一本。

伏伦斯基对绘画和中世纪的迷恋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对绘画的滋味领略得够了，再也无法把那幅画画完。画到一半停止了。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它的缺陷开始时还不显著，但要是继续画下去，就会叫人受不了。他和高列尼歇夫有同样的感觉。高列尼歇夫觉得他没有话可说，经常用构思还未成熟和正在收集材料来欺骗自己。高列尼歇夫痛恨这样的情况，但伏伦斯基呢，他既不会欺骗自己，也不会折磨自己，更不会痛恨自己。他性格果断，既不做解释，也不进行辩护，就搁笔不画了。

卡列宁不仅没有注意到他在官场中的绝境，不仅不为这事忧虑，而且对他自己的活动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满意了。

至于米哈伊洛夫，他虽然热衷于替安娜画像，但当写生完毕，可以不再听高列尼歇夫有关艺术问题的谬论，可以把伏伦斯基的绘画忘记时，他就显得比他们更高兴。他知道不能禁止伏伦斯基对绘画喋喋不休，也知道这些艺术上的半瓶子醋享有要画什么就画什么的权利，但他总觉得嫌恶。一个人用蜡塑造了一个大玩偶，并且去亲吻她，你也不能禁止他呀！但要是这个人带了玩偶走来，坐在一个正在谈恋爱的人面前，并且动手抚爱这玩偶，就像谈恋爱的人抚爱他的情人那样，那就会使谈恋爱的人觉得嫌恶了。米哈伊洛夫看见伏伦斯基的画，他所感到的就是这种嫌恶。他觉得又好笑又好气，又可怜又可恨。

“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使徒保罗说。现在卡列宁的一举一动都遵照《圣经》的教导，他常常想到这一段话。他觉得自从离开妻子以来，他就以这些行动来更好地侍奉上帝。

伏伦斯基和米哈伊洛夫都替安娜写生，他们的画照理应该让伏伦斯基看出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别，可是他却看不出来。直到米哈伊洛夫的画完成以后，他才决定停笔不再替安娜画像，认为没有必要再画下去了。至于那幅表现中世纪生活的画，他却继续画下去。他本人，还有高列尼歇夫，特别是安娜，都认为他画得不错，因为他的画比米哈伊洛夫的画更近似名画。

那位议员想摆脱他，脸上露出明显的不耐烦神气，却没有使他发窘。直到议员利用那位皇亲经过的机会溜掉，卡列宁才住了口。

伏伦斯基嘴上替米哈伊洛夫辩护，心里却也相信高列尼歇夫的看法，因为照他看来，一个属于下层社会的人是不可能不嫉妒的。

只剩下卡列宁一个人，他垂下头，定了定神，这才漫不经心地回头望了一眼，向门口走去，希望在那里遇见李迪雅伯爵夫人。

“就算他因为自己有才能并不嫉妒；但是一个宫廷官员，一个富家子弟，再说还是位伯爵（要知道他们一提到爵位都是深恶痛绝的），没有经过勤学苦练，居然也能从事那种他米哈伊洛夫毕生献身的工作，即使没有超过他，也毕竟使他恼火。尤其因为他缺乏那样的教养。”

“他们个个都那么强壮结实。”卡列宁望着那体格魁伟、留着散发出香气的络腮胡子的宫廷侍从和那个穿军装的公爵的红色脖子，这样想。他要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说得对，世间一切都是邪恶。”他又瞟了一眼宫廷侍从的小腿，想。

高列尼歇夫第一个说出了大家心里的想法，就是米哈伊洛夫只是嫉妒伏伦斯基罢了。

卡列宁不慌不忙地走过去，照例带着疲劳而不失威严的神气，向那些刚才在议论他的先生鞠了个躬。接着，眼睛望着门口，找寻着李迪雅伯爵夫人。

总之，当他们较深地了解了米哈伊洛夫的为人以后，他们对他那种拘谨而不愉快、几乎近于敌意的态度，都很反感。等到写生完毕，他们拿到一幅优美的肖像，他就不再上门了，这时大家都如释重负。

“啊！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当卡列宁走到一个小老头旁边，冷冷地向他点了点头时，小老头恶狠狠地闪动眼睛说，“我还没有向您道喜呢。”他指指卡列宁身上的新绶带说。

在别人家里，特别是在伏伦斯基的别墅里，米哈伊洛夫同在自己画室里完全不同，好像换了一个人。他仿佛害怕同他所不尊敬的人接近，总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他对伏伦斯基称“阁下”，并且不顾安娜和伏伦斯基的盛情邀请，从来不留下来吃饭，除了画画也从来不上他们家的门。安娜待他比待谁都亲切，因为画像而很感激他。伏伦斯基对他更是毕恭毕敬，显然很想听听这位画家对他的画的意见。高列尼歇夫从不放过机会向米哈伊洛夫灌输真正的艺术观。但米哈伊洛夫对他们依旧十分冷淡。安娜从他的目光中察觉他很喜欢看她，但他避不同她谈话。伏伦斯基谈到他的画，他总是固执地保持沉默。人家拿伏伦斯基的画给他看，他也同样固执地保持沉默。显然，他讨厌高列尼歇夫的谈话，但也不去反驳他。

“谢谢您！”卡列宁回答，“今天天气真好哇！”他加上一句，照例特别强调“好”字。

“不要急，”高列尼歇夫安慰他说。他认为伏伦斯基既有才能，又有卓越的艺术素养。高列尼歇夫相信伏伦斯基的才能还有一原因，就是他需要伏伦斯基对他的文章和思想表示赞同和欣赏，他认为赞赏和支持应该是相互的。

他们都在嘲笑他，这点他是知道的。不过除了敌意外，他并不期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别的什么。这种情况他已经习惯了。

“我努力画了那么多时间，毫无成绩，”他说到他自己替她画的那幅像，“而他只看了看，就画出来了。这就叫技巧。”

卡列宁看见李迪雅伯爵夫人走进门来，看见她那从紧身衣里裸露出来的黄色肩膀和那双若有所思的诱人的美丽眼睛，他露出发亮的牙齿微微一笑，走到她跟前。

这幅肖像连续画了五次，结果使大家惊叹不止，特别是伏伦斯基，因为它不仅十分逼真，而且具有一种特殊的美。真奇怪，米哈伊洛夫怎么能发现她那种特有的美。“要像我这样了解她，爱她，才能抓住她那最可爱的灵魂的表现。”伏伦斯基想，虽然他自己也是通过这幅画才真正领略她最可爱的灵魂的表现的。但这表情是那么真挚，使他和其他人都觉得他们早就熟悉了。

李迪雅近来总是刻意打扮，今天的打扮也煞费苦心。她现在的服饰同她三十年前所追求的完全相反。当年她总是尽可能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现在呢，要是她过分打扮就会同她的年龄和相貌不相称，因此她关心的只是怎样使她的外表和装饰不要太不相称。对卡列宁，她达到了这个目的，他觉得她是迷人的。对他来说，她是他在一片包围他的敌视和嘲笑的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爱的孤岛。

米哈伊洛夫把他的画卖给了伏伦斯基，并答应替安娜画一幅肖像。在约定的那一天，他来了，动手工作。

他穿过嘲笑的目光的行列，自然地追求她那含情脉脉的眼神，就像植物追求阳光一样。

十三

“我向您祝贺！”她用眼睛示意他的绶带，对他说。

“真是太美啦！他画得多么朴素，多么成功！他自己还不知道这幅画有多么出色。是的，不能错过机会，一定要把它买下来。”伏伦斯基说。

他忍住得意的微笑，闭上眼睛，耸耸肩膀，仿佛这并不使他高兴。李迪雅伯爵夫人很懂得，受勋得奖是他人生的主要乐趣，虽然他自己从不承认。

伏伦斯基、安娜和高列尼歇夫回家途中特别兴奋和快乐。他们谈论着米哈伊洛夫和他的画。“才气”这个东西被他们看成是一种同智慧和感情无关、近乎生理的天赋能力。他们用这个词来解释画家的一切感受。在他们的谈话里，这个词用得特别多，因为他们非用它来说明他们一窍不通而偏偏要谈论的东西不可，他们说他的才气是无可否认的，但他的才气因为缺乏教养——俄国画家的通病——而不能发挥。但那幅表现两个男孩子的画却深印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几次三番谈到它。

“我们的小天使怎样了？”李迪雅伯爵夫人说，她指的是谢辽查。

基督的一只脚照透视学看来是画得不正确的。他拿起调色板，工作起来。他一面修改那只脚，一面不断地注视着后景中约翰的像。这像来访者们都没有注意，但他觉得是完美无缺的。改好脚，他想把整个像再加加工，但心情太激动了，无法再动笔。当他过分冷静的时候，他无法工作；当他过分兴奋，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同样无法工作。只有从冷静到产生灵感，在这个过渡阶段，他才能工作。可是今天他太兴奋了。他刚想把画遮起来，却又站住，手里拿着遮布，得意扬扬地微笑着，对约翰的形象看了好一阵。最后他才恋恋不舍地放下遮布，又疲劳又幸福地走回家去。

“我不能说我对他完全满意，”卡列宁扬起眉毛，睁开眼睛说，“西特尼科夫对他也不满意。（西特尼科夫是谢辽查的家庭教师，负责他的世俗教育。）我对您说过，他对那些会感动每一个大人、每一个孩子心灵的重大问题有点冷淡。”卡列宁开始讲到他除了公务之外唯一关心的问题——儿子的教育问题。

等来访者们走了，米哈伊洛夫在那幅彼拉多和基督的画前坐下来，心里重温着他们说过的话，以及虽然没有说过但是暗示过的话。说也奇怪，当他们在这里的时候，当他按照他们的观点看待问题的时候，有些意见他认为十分重要，可是这时这些意见忽然变得毫无意义了。他开始用纯粹艺术家的目光来看待自己的画，这才满心相信它是完美的，因此也是有价值的。只有具备这样的信心，才能排除一切干扰，集中精力作画。只有这样，他才能好好工作。

卡列宁依靠李迪雅的帮助恢复了原来的生活和活动以后，觉得关心身边儿子的教育是他的义务。卡列宁以前从来没有研究过教育问题，现在就花一些时间来研究教育理论。他看了几本人类学、教育学和教学法的书，制订了一个教育计划，并且请彼得堡一位最卓越的教育家来指导，着手工作。这项工作是他经常关心的。

“摆出来就是卖的。”他闷闷不乐地皱着眉头回答。

“是的，可是心呢？我看出他有一颗同父亲一样的心。一个孩子生有这样的心是决不会坏的。”李迪雅伯爵夫人激动地说。

伏伦斯基却问这幅画卖不卖。米哈伊洛夫被来访者的称赞弄得很兴奋，听到有关金钱的话，觉得很不快。

“是的，也许是这样……至于我呢，不过是尽我的责任罢了。我也只能这样。”

对这幅画的赞赏唤起了米哈伊洛夫旧日的兴奋，但他害怕并且不喜欢无谓的怀旧情绪，因此，他听了这种赞赏虽然很高兴，还是想让来访者观看第三幅画。

“您到我家来一次，”李迪雅伯爵夫人沉默了一下说，“咱们要谈一件使您伤心的事。我真情愿牺牲一切也不让您再想起那件不愉快的事，可是别人不这样考虑。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她在这里，在彼得堡。”

两个男孩子在柳树荫下钓鱼。大的一个刚抛下钓钩，正在灌木丛后面全神贯注地收回浮子；小的一个躺在草地上，双手托着淡黄色乱发的脑袋，一双若有所思的蓝眼睛瞧着水面。他在想些什么呢？

卡列宁一听到她提起妻子就浑身打了个哆嗦，脸上立刻现出死一般僵硬的神色，表示他对这事束手无策。

“真美呀！”高列尼歇夫说，显然也被这幅画的美迷住了。

“我早就料到了。”他说。

“哦，那只是一幅旧的习作。”他说。

李迪雅伯爵夫人痴情地对他望了望，为他灵魂的伟大而激动得热泪盈眶。

“什么东西他们那么喜欢哪？”米哈伊洛夫想。他把那幅三年前作的画完全忘记了。他忘记了他几个月里日日夜夜全神贯注地作这幅画时的痛苦和欢乐，就像他平时总是把画好的画都忘记了那样。他连看都不愿看它，现在摆出来展览，只是为了等一个想买它的英国人。

二十五

“啊，真美呀，太美啦！真是奇迹！太美啦！”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卡列宁走进李迪雅伯爵夫人那个陈列着古代瓷器、挂满画像的舒适小书房时，女主人自己还没有来。她在换衣服。

安娜同伏伦斯基早就在相互使眼色，对于这位朋友的能言善辩感到厌烦。伏伦斯基终于不等主人过来，就径自走到另一幅不大的图画前面。

圆桌上铺着桌布，上面摆着中国茶具和一把烧酒精炉的银茶壶。卡列宁漫不经心地环顾了一下无数装饰着书房的画像，在桌旁坐下，翻开桌上的《新约》。伯爵夫人身上绸衣服的窸窣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十二

“好，现在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李迪雅伯爵夫人露出兴奋的微笑，急急地走到桌子和沙发中间说，“一边喝茶，一边谈谈了。”

米哈伊洛夫很激动，但说不出一句话来为自己的想法辩护。

李迪雅伯爵夫人说了几句开场白，就涨红了脸，呼吸急促地把她收到的那封信递给卡列宁。

高列尼歇夫不同意这个意见，始终坚持统一的印象是艺术所不可缺少的，驳斥了米哈伊洛夫的话。

他读着信，沉默了好一阵。

“这是为什么呀？我觉得，有教养的人是不会有什么争论的。”米哈伊洛夫说。

“我想我没有权利拒绝她。”他抬起眼睛，怯生生地说。

“存心去找，还是找得到其他题材的。问题在于艺术不能容忍争吵和议论。看到伊凡诺夫的画，不论信徒还是非信徒都会问：这是不是神哪？这样就不能给人一个统一的印象。”

“我的朋友！您在谁身上都看不到邪恶！”

“但这不是摆在艺术面前最伟大的主题吗？”

“相反，我看到世间一切都是邪恶。可是这样做是不是合理？……”

“是的，既然这样，您要是让我直说……您的画是那么完美无缺，我的意见是丝毫也不会损害它的。再说，这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您有您的想法，您的动机不同。不过，就拿伊凡诺夫来说吧。我认为，要是把基督贬低到历史人物的地位，那么伊凡诺夫还不如选择没有人画过的其他历史题材好。”

他脸上显示出犹豫不决和寻求帮助的神色，希望在他所不理解的事情上得到人家的劝告、支持和指导。

“我画不出那个我心里不存在的基督。”米哈伊洛夫不快地说。

“不。”李迪雅伯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凡事都有个限度，我懂得什么叫伤风败俗。”她说得言不由衷，因为她绝对不懂得是什么引得女人伤风败俗的，“可是我不懂得冷酷无情，何况这又是对谁呢？是对您！她怎么可能待在您所在的城市里？唉，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正在研究您的崇高和她的卑鄙。”

“那就是您画出来的是人化的神，而不是神化的人。不过我知道您是有意这样画的。”

“可是谁愿意落井下石呢？”卡列宁说，对他扮演的角色显然很满意，“我饶恕了她的一切，因此我也不能剥夺她心中的爱，对儿子的爱……”

“啊，那太好了，我正要请教。”米哈伊洛夫勉强笑着说。

“但那说得上是爱吗？我的朋友！那是出于真心实意吗？就算您已经饶恕了她，现在还在饶恕她……可是我们有权利去伤害这个小天使的心灵吗？他以为她已经死了。他为她祷告，祈求上帝赦免她的罪孽……这样倒好。他要是看见她，那会怎么想呢？”

“只有一点意见，要是您不见怪的话……”高列尼歇夫说。

“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卡列宁说，显然同意她的意见。

“是的，是的，真了不起！”高列尼歇夫和安娜附和说。米哈伊洛夫虽然情绪很好，但评语中提到技巧还是伤了他的心。他怒气冲冲地对伏伦斯基望了望，突然皱起眉头。他常常听到技巧这个名词，但他实在不明白它的含义。他知道这个名词一般是指同内容无关的绘画技术。他发觉人们往往把技巧和内在价值对立起来，就像现在这种称赞，仿佛依靠技巧就可以把坏的内容画好似的。他知道，要去掉表面的东西而不损害作品的价值，要把所有表面的东西都去掉，必须十分小心；而描绘艺术品是不能依靠技巧的。要是让孩子或者厨娘看看他所看到的东西，他们也一定会把所有表面的东西剥掉。一个技巧娴熟的老画家，如果头脑里没有内容，光凭技巧是什么也画不出来的。米哈伊洛夫也知道，即使谈到技巧，他也没有资格受到赞扬。在他完成和没有完成的作品里，他看到了刺眼的缺点。这些缺点就由于他在去掉表面东西时不慎重而出现的，现在再修改一定会损害整个作品。他看到，几乎每个人的身体和面孔都留有损害绘画的没有去干净的表面东西。

李迪雅伯爵夫人双手捂住脸，一言不发。她在祷告。

“是的，功力真了不起！”伏伦斯基说，“后景中的人物多么突出！这才是真正的技巧。”他对高列尼歇夫说，暗示他们上次的谈话。那天伏伦斯基表示，他没有希望达到这样的技巧。

“要是您征求我的意见，”她祈祷完了，放下手说，“那我劝您不要这样做。难道我看不出您是多么痛苦，这事又揭开了您的创伤吗？就算您像平时那样不顾您自己吧，这又将造成什么后果呢？不是会给您重新带来痛苦，让孩子也受折磨吗？只要她稍微还有一点儿人心，她就不该提出这样的要求。不，我毫不动摇，我劝您不要答应。要是您允许，我就写信给她。”

“嗯，这像是怎么画的，空气多么浓厚！人简直像可以走进去呢！”高列尼歇夫这样评论说，对这幅画的内容和构思显然并不欣赏。

卡列宁同意她的意见。于是李迪雅伯爵夫人就写了这样一封法文信：

在他的画里，在基督的形象中，这只是可以提出的无数正确看法之一罢了。她说基督怜悯彼拉多。在基督的表情中应该有怜悯，因为在他身上有爱，有天国的宁静，有从容就义和不尚空谈的表情。既然彼拉多是肉体生活的化身，基督是精神生活的化身，前者有官僚神气，后者有怜悯之情，那是理所当然的。在米哈伊洛夫的头脑里又掠过各种各样的思想。他又高兴得容光焕发了。

亲爱的夫人！

“基督的神情多么奇妙哇！”安娜说，在整幅画中她最喜欢这表情。她认为这是全画的中心，对它的称赞一定会使画家高兴，“显然他很怜悯彼拉多。”

要是让您的儿子想到您，这就会使他产生一系列问题，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可能不在孩子的心灵里灌输一种情绪，使他谴责他原来认为神圣的东西。因此我请求您以基督的爱的精神谅解您丈夫的拒绝。我祈求至高无上的神赐给您仁慈。

米哈伊洛夫活泼的脸顿时容光焕发，他的眼睛发亮了。他想说些什么，可是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就假装咳嗽。不管他多么轻视高列尼歇夫的艺术鉴赏力，不管高列尼歇夫对彼拉多这个官僚面部表情的正确评语多么无足轻重，不管他的评语多么令人生气地没有接触到要害，米哈伊洛夫还是十分高兴。他自己对彼拉多这个人物的看法同高列尼歇夫一样。这个看法只是米哈伊洛夫所坚信的无数正确看法之一，但他觉得这并没有贬低高列尼歇夫的评语。这个评语使他对高列尼歇夫发生好感，他的心情顿时由沮丧变得兴奋。整幅画在他面前立刻显得生气勃勃，充满丰富多彩得无法形容的生命特征。米哈伊洛夫又想说他很了解彼拉多，可是嘴唇情不自禁地抽搐着，他说不出话来。伏伦斯基和安娜也低声说了些什么。他们故意压低声音，一方面是怕伤了画家的感情，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大声说出蠢话来。这种蠢话，人们在美术展览会上谈论艺术时，是很容易脱口而出的。米哈伊洛夫觉得这幅画也给他们留下了印象。他走到他们面前。

李迪雅伯爵夫人

“您的画比我上次看到的大有进步。不过，彼拉多的形象像上次那样使我非常感动。你太了解这个人物了，他是个善良可爱的家伙，但又是个彻头彻尾的官僚，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不过我觉得……”

这封信达到了李迪雅伯爵夫人连自己都不敢承认的阴险目的。它狠狠地刺痛了安娜的心。

不过，他发现米哈伊洛夫在等待他对这幅画发表评语，就说：

在卡列宁方面呢，他从李迪雅家回来以后，整整一天都无法处理例行公事，也得不到他作为一个灵魂得救的信徒最近所享有的内心平静。

“是啊！我们在露西家一次晚会上见过面，那天有位意大利小姐——一位新的拉契尔朗诵剧本。”高列尼歇夫活泼地说，目光毫不留恋地离开那幅画。

妻子对他犯了这样的大罪，他自己又如李迪雅伯爵夫人公正地说过的那样像个圣人，照理说，回想到妻子是不应该心烦意乱的，可是他却不能平静。他看书看不进去，头脑里驱除不掉痛苦的回忆。他想起他同她的关系，他现在才感觉到他对她做过的错事。他想起从赛马场回来，他怎样听取她坦白自己的不贞，好像听取忏悔一样（特别是想到他只要求她保持体面，并不要求决斗），他感到十分痛苦。他想起他写给她的信，也觉得很难过；特别是一想起他那种谁也不需要的饶恕和他对别人孩子的关心，他的心就被羞耻和悔恨烧灼着。

“我好像有幸见到过您。”他一面说，一面不安地望望安娜，又望望伏伦斯基，唯恐看漏他们的一丝表情。

这种羞耻和悔恨，现在当他回想起他同她的全部往事，回想起他经过长久迟疑之后向她求婚所说的蠢话时，又涌上心来。

沉默持续了不到一分钟，他却觉得十分难受。为了打破沉默而且表示他并不激动，他强作镇定，对高列尼歇夫说起话来。

“可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他自言自语。这个问题总是在他心里引起另一个问题：要是换了别人，譬如说，伏伦斯基、奥勃朗斯基和那些腿肚发达的宫廷侍从，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他们的恋爱和婚姻会有什么不同呢？他想象着这些身强力壮、信心十足的人，他们总是随时随地吸引他的好奇心。他努力驱除这些思想，竭力使自己相信，他活着不是为了今世暂时的生活，而是为了永恒的生活，他心里充满了平静和爱。但是在这暂时的无足轻重的生活里，他认为他犯了一些无足轻重的错误，这使他很痛苦，仿佛连他所信仰的永恒的得救都不存在了。不过，这种诱惑没有持续多久，卡列宁心里又恢复了平静和崇高的境界。有了这种心境，他才忘记他不愿想起的那些事情。

在来访者默默观看那幅画的几秒钟里，米哈伊洛夫也观看着，用旁观者的冷静眼光观看着。在这几秒钟里，他相信，这几位刚才还被他蔑视的来访者将做出最高明最公正的评判。他忘记了他在作这幅画的三年里对它的想法；他忘记了原以为无可置疑的优点——他用旁观者那种冷静的新眼光看着这幅画，看不出它有什么优点。他看见前景中彼拉多恼恨的脸和基督镇静的脸，还看见后景中彼拉多的仆从和观看动静的约翰的脸。每一张脸都经过长期琢磨，反复修改，都具有不同的性格。每一张脸都曾带给他多少痛苦和欢乐呀，为了全画的协调不知修改过多少次，在处理色彩浓淡和明暗上都曾煞费苦心——这一切如今从旁观者的眼光看来，都千篇一律，庸俗得很。那张成为全画中心的基督的脸，当初他最得意，画成后感到十分高兴，如今他用旁观者的眼光一看，却觉得毫无价值。他看出他所画的（根本谈不上好，他清楚地看出许多缺点）只是摹仿提香、拉斐尔、鲁本斯的无数基督像，摹仿他们的无数兵士和彼拉多罢了。这一切都很庸俗，贫乏，陈旧，色彩斑剥，笔力软弱，简直画得很糟。客人们当着画家的面说些虚伪的恭维话，背后却在怜悯他，嘲笑他，但这可不能怪他们。

二十六

“啊，请看！”他步伐轻灵地退到一旁，指着一幅画说，“这是彼拉多的训诫。《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他说，自己觉得嘴唇都激动得哆嗦起来。他往后退了几步，站到他们后面。

“怎么样，卡比东诺奇？”谢辽查在生日前一天散步回来，脸色红润，兴高采烈，他把有褶的外套交给那俯身向他微笑的高个子老门房，这样说，“怎么样，今天那个扎绷带的官来过吗？爸爸接见他了？”

走进画室，画家米哈伊洛夫再次打量了一下客人们，把伏伦斯基的面部表情，特别是他的颧骨，记录在头脑里。他的艺术家本能在不停地收集素材，他因为即将听到人家评论他的作品而越发激动，但还是敏捷细致地通过一些不易察觉的特征构成了对这三个人的印象。那个男人（高列尼歇夫）是侨居当地的俄国人。米哈伊洛夫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见过，同他谈过什么话。他只记得他的面孔，就像记得他见过的一切人的面孔那样。他还记得它属于高傲自大和缺乏表情的那一类面孔。浓密的头发和十分开阔的前额使他的脸显得很神气，但脸上只有一种活泼天真的表情，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狭窄的鼻梁上。伏伦斯基和安娜，在米哈伊洛夫看来，都是有钱有势的俄国人，但也像一切有钱有势的俄国人那样，对艺术一窍不通，却装作艺术的爱好者和鉴赏家。“他们一定已看遍了古董，现在又在周游现代画家、德国江湖骗子、英国拉斐尔前派傻子的画室；到我这儿来也只是为了补齐他们的参观罢了，”他想。他清楚地懂得，那些艺术上的半瓶子醋（他们越聪明越坏）巡视现代画室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断定美术已经衰落，现代画家的作品看得越多就越相信，古代大师们的作品是无法逾越的。这一点，他从他们的脸色上看得出来，从他们互相交谈，观看人体模型和胸像，无拘无束地走来走去，等待揭去画上遮布那种满不在乎的神气上也看得出来。虽然如此，他翻开一张张画稿，拉开窗帘，揭去遮布，还是感到非常兴奋。虽然他认为凡是有钱有势的俄国人都是畜生和傻子，却很喜欢伏伦斯基，尤其是安娜。

“接见了。办公室主任一走，我就去通报了，”门房快乐地眨眨眼说，“让我来给您脱。”

十一

“谢辽查！”斯拉夫家庭教师站在通里屋的门口说，“你自己脱。”

“请进！”他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接着走进门廊，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开了门。

谢辽查听见家庭教师的微弱声音，却不理他。他一只手抓住门房的肩带站着，望着他的脸。

他大踏步向画室走去，心情很激动，可是那站在门口阴影处的安娜的妩媚形象仍使他大吃一惊。安娜正在听高列尼歇夫滔滔不绝地谈着什么，显然很想看看这位走拢来的画家。他自己也没有注意，当他走近他们时，就把这最初的印象一下子抓住，吞了下去，就像抓住那个雪茄商的下巴一样，并且把它收藏好，一旦需要时再拿出来。伏伦斯基和安娜事先听了高列尼歇夫对这位画家的介绍已有点失望，现在看到他的外貌就更加失望了。米哈伊洛夫中等身材，体格强壮，步伐轻松，戴着咖啡色礼帽，穿着橄榄色外套和窄小的裤子——虽然当时已流行宽大的裤子——特别是他那张俗气的阔脸，以及那种又畏怯又想装作威严的神情，都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印象。

“怎么样，爸爸答应他的要求了？”

关于画架上的那幅画，他只想到这样的画还从来没有人画过。他并不认为他的画比拉斐尔的画还好，但他知道那幅画里所表现的内容至今没有人表现过。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而且在他开始画的时候就知道了；但人家的意见，不管什么意见，对他都很有价值，使他深为感动。任何评语，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哪怕评论的人只看到极微小的一点，都使他感激不尽。他总认为评论家的理解比他自己深刻得多，因此总希望听到人家指出他自己没有发觉的毛病。他常常从参观者的意见中发现问题。

门房点点头。

“够了，萨莎，别生气了！”他羞怯而温柔地笑着对她说，“你错了。我也错了。一切我都会安排好的。”他同妻子言归于好，穿上天鹅绒领子的橄榄色外套，戴上帽子，到画室去。他已把那幅成功的画像忘记了。这会儿，几位俄国贵客乘四轮弹簧马车来访使他快乐和兴奋。

那个扎绷带的小官吏已经来过七次，有什么事来求卡列宁，引起谢辽查和门房的注意。有一次谢辽查在门厅里遇见他，听见他哀求门房给他通报，说他和他的孩子们都快饿死了。

他走到妻子面前。

这以后，谢辽查在门厅里又一次遇见这个小官吏，对他很关心。“怎么样，他很高兴吗？”他问。

“就来，就来！”

“怎么能不高兴呢！他走的时候简直手舞足蹈呢。”

他在画这个人物的时候，忽然想起那个雪茄商刚毅的脸容和突出的下巴，他就照这张脸和这个下巴画下去。他高兴得笑起来。这画像就从没有生气的虚构变得生气勃勃，再也不能改了。这幅画像有了生命，轮廓清楚，无疑已经定形。根据人物的需要，这幅画还可以做些修改，两腿的摆法可以而且应该改一改，左臂的姿势可以重画，头发可以向后梳，但这些改动已不会改变总的形象，只会再去掉一些掩盖人物性格的东西，他仿佛把盖着这像的一层遮布拉掉了；增加的每一笔只是使整个形象更加刚毅，就像蜡烛油滴上去后产生的效果一样。仆人把名片递交给他的时候，他正在小心地画完这幅像。

“有人送东西来过吗？”谢辽查沉默了一会儿，问。

“对啦，对啦！”他说，拿起铅笔立刻迅速地画起来。蜡烛油的污点反而使画中人看上去别有风味。

“啊，少爷，”门房摇摇头，低声说，“伯爵夫人有东西送来。”

他平时工作，从来没有像在生活困难，尤其是在同妻子吵嘴的时候那样卖力，那样顺利。“唉，真想逃到什么地方去呀！”他一面工作，一面想。他正在画一个怒气冲天的人物。这张画是以前画的，但他不满意。“不，那一张好一点……放到哪儿去了？”他回到妻子那里，皱着眉头，眼睛没有看她，却问大女儿，他给她们的那张纸哪里去了。这张被丢掉的画稿找到了，但弄得很脏，沾满了蜡烛油。他把画稿放在桌上，身子退后一点，眯起眼睛，打量它。他忽然微微一笑，快乐地摆了摆手。

谢辽查立刻明白了，门房说的是李迪雅伯爵夫人给他送来了生日礼物。

“看在上帝分上，你让我安静点吧！”米哈伊洛夫带着哭声嚷道。接着他捂住耳朵，走到隔壁工作室里，随手把门锁上。“傻婆娘！”他自言自语，在桌旁坐下来，打开画夹，格外起劲地继续画那张开了头的素描。

“真的吗？在哪里？”

“那你不该拖欠这么久，这不能怪我。要是我有钱……”

“柯尔尼带给你爸爸了。准是件好东西！”

“我对你说过二十回了，叫你不要多啰唆。你本来就很傻，再用意大利话啰唆，那就傻上加傻了。”争论了好一阵以后，他这样说。

“多大？有这样大吗？”

伏伦斯基伯爵和高列尼歇夫的名片送进来的时候，画家米哈伊洛夫照例正在工作。早晨，他在画室里画一张巨幅油画。回到家里，他对妻子大发雷霆，怨她不会对付前来讨账的房东太太。

“小一点，但是件好东西。”

十

“是一本书吗？”

一小时后，安娜同高列尼歇夫并排，伏伦斯基坐在前座，一起来到远处住宅区里一座漂亮的新房子门前。出来迎接的看门人妻子告诉他们，米哈伊洛夫通常是在画室里见客的，但此刻他在几步外的寓所里。他们就请她把名片递给他，要求让他们看看他的画。

“不，是样东西。去吧，去吧，华西里·鲁基奇在叫你呢。”门房听见教师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就小心翼翼地把那只抓住他肩带、手套脱了一半的小手拉开，接着眨眨眼，向教师华西里·鲁基奇走来的方向点点头。

高列尼歇夫镇静下来，高兴地同意了。这位画家住得很远，他们决定乘马车去。

“华西里·鲁基奇，马上就来！”谢辽查带着快活而亲切的微笑说。这种笑容总是能制服一丝不苟的华西里·鲁基奇的。

“我说，”安娜说，她早就偷偷同伏伦斯基交换着眼色，知道伏伦斯基对这位艺术家的教养不感兴趣，他只是想帮助他，请他画一幅肖像罢了，“我说，”她毅然打断谈得津津有味的高列尼歇夫，“我们去看看他！”

谢辽查实在太高兴了，太幸福了，他不能不让他的朋友——老门房分享家里的另一件喜事。这喜事他是在夏园散步时听李迪雅伯爵夫人的侄女说的。他觉得这喜事特别有意思，因为是同那个小官吏的喜事以及他自己收到玩具这样的乐事同时来临的。谢辽查觉得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应该人人高兴，个个快乐。

“我见到过他。他是个怪物，一点教养也没有。说实在的，他是时下常见的那种野蛮的新派人，就是在没有信仰、否定一切和唯物主义的思想直接影响下培养出来的自由思想家。从前，”高列尼歇夫说，没有注意到或者是不顾安娜和伏伦斯基都想说话，“从前的自由思想家是用宗教、法律和道德观念培养起来，经过自身的奋斗和努力才领会自由思想的；现在却出现了天生的新式自由思想家，他们甚至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道德、宗教，还有权威，他们是在否定一切的思想中成长的，所以说他们是野蛮人。他就是这种人。他大概是莫斯科宫廷总管的儿子，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后来进了美术学院，有了名气，他也不是傻子，就想再受点教育。他开始阅读他认为是知识源泉的杂志。我对您说，从前不管是谁，就说法国人吧，想受点教育总是先研究各种古典作品：神学啦，悲剧啦，历史啦，哲学啦，那些摆在他面前的智慧成果。可是现在呢，人们一下子掉进否定主义的书堆里，马上沾染了否定主义的习气，就是这样。不仅如此，二十年前还能够在这种书籍里发现同权威抵触、同几世纪以来的传统观念抵触的地方，还能够从这种抵触中发现别的东西；可是现在呢，一下子就陷进这种书籍里，甚至不屑同旧观念争论，明目张胆地说：除了进化、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什么也没有，就是这样。我在我的文章里……”

“你知道吗，爸爸今天得了聂夫斯基勋章？”

“你认识那位米哈伊洛夫吗？”

“怎么不知道！人家已经来道过喜了。”

伏伦斯基也向窗外望了一眼，又望望安娜的眼睛，立刻又转身对高列尼歇夫说：

“怎么样，他高兴吗？”

“给我画像做什么？”安娜说，“你已经替我画了像，我再不要别人画了。还不如给安尼（她这样叫她的女儿）画一张吧。啊，她来了。”她望了一眼窗外那个抱着婴儿走进花园的漂亮的意大利奶妈，添上说。接着又偷偷地瞟了伏伦斯基一眼。这个漂亮的意大利奶妈，伏伦斯基替她画过头像，是安娜生活中唯一的隐患。伏伦斯基给她画了写生，很欣赏她的美丽和中世纪式的风韵。安娜心里也不敢承认，她唯恐吃这个奶妈的醋，因此特别宠爱她和她的小儿子。

“皇上赐恩，他怎么会不高兴呢！这说明他是立了功的。”门房一本正经地说。

“能请他给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画幅像吗？”伏伦斯基问。

谢辽查沉思起来，凝视着他仔细研究过的门房的脸，特别是那夹在灰色络腮胡子中间的下巴。这下巴，除了总是向他仰视的谢辽查以外，谁也没有看清楚过。

“我看不见得。他是一位杰出的肖像画家。他画的华西里奇科娃像您见过吗？不过，他可能不再画肖像了，因此生活很拮据。我是说……”

“哦，你的女儿在你家里吗？”

“那位米哈伊洛夫真的那么穷吗？”伏伦斯基问，他自以为是个庇护文艺的俄国财主，因此不管他画得怎样，都应该帮助他。

门房的女儿是一个芭蕾舞演员。

“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犯这样大的错误。在艺术大师们的作品里，基督的形象已经定型了。因此，如果他们不画上帝，而要画革命家或者圣贤，他们尽可以挑选历史人物，如苏格拉底、弗兰克林、夏洛特·科尔德，又何必挑选基督呢？他们所挑选的基督恰恰是艺术上无法表现的人物，再说……”

“不是礼拜天怎么能来呢？她们也要上课。您也要上课了，少爷，去吧！”

话题一转到高列尼歇夫最喜爱的绘画上，他就滔滔不绝地议论起来：

谢辽查走进屋里，不坐下来读书，却对教师说送来的礼物一定是辆火车。“您看是什么？”他问。

“基督在彼拉多面前。基督被新派现实主义画成犹太人了。”

但华西里·鲁基奇只想到要谢辽查预备语法，因为语法教师再过两小时就要来了。

“他画的是什么？”安娜问。

“不，华西里·鲁基奇，您只要告诉我，”他已经坐到书桌旁，两手拿着书，忽然问，“什么勋章比聂夫斯基更高？您知道吗，爸爸得了聂夫斯基勋章了？”

“见过了，”高列尼歇夫回答，“当然，他不是没有才能，但走的完全是邪路。他对待基督，对待宗教画还不是伊凡诺夫、施特劳斯、雷农那一套？”

华西里·鲁基奇回答说，比聂夫斯基勋章更高的是弗拉基米尔勋章。

“我们住在这里，简直什么也不知道。”有一次伏伦斯基对一早走来看他的高列尼歇夫说，“你见过米哈伊洛夫的画吗？”他递给高列尼歇夫一份早晨刚收到的俄国报纸，指着上面一篇文章说。这篇文章是写一位也住在这个小城里的俄国画家的，他刚完成一幅传说已久的画，但这幅画已被人家定购去了。文章谴责政府和美术学院对这样一位杰出的画家不予奖励和帮助。

“再高些呢？”

伏伦斯基住进这座别墅后，他安排的活动也很得体。他通过高列尼歇夫的关系认识了几个有趣的人物，开头一个时期生活得优游自在。他在一位意大利美术教授的指导下练习写生，并研究意大利中世纪生活。这种生活使伏伦斯基着了迷。他甚至按照中世纪的样子戴帽子，把斗篷搭在一边肩膀上。这种打扮对他倒是挺合适的。

“最高是安德烈勋章。”

这座古老荒废的宫殿式别墅有高高的雕花天花板和壁画，镶木地板，高大的窗门上挂着厚实的黄窗帘，花架和壁炉上摆着大花瓶，门上雕着花，阴暗的大厅里挂着许多图画。他们搬进去以后，这座别墅的外表使伏伦斯基有一种愉快的错觉，仿佛他并不是一个俄国地主，一个退职的军官，而是一个开明的艺术爱好者和保护人，而且还是一名清高的艺术家，为了心爱的女人放弃了社交活动、亲友和功名。

“比安德烈再高呢？”

九

“我不知道。”

在各种画派中，他最喜欢优美动人的法国画。他就摹仿这种绘画，给穿着意大利服装的安娜画肖像。这幅肖像他自己和看到的人都认为画得很成功。

“怎么，连您都不知道吗？”谢辽查两肘支着脑袋，沉思起来。他的思想错综复杂，五花八门。他想象他的父亲忽然同时得了弗拉基米尔勋章和安德烈勋章，这样他今天来上课就会和气得多。等到他长大了，他将得到所有的勋章，到那时人家还会想出比安德烈更高的勋章。人家一想出来，他就得到。人家还会想出更高的勋章来，他也会立刻把它弄到手。

他赋有鉴赏艺术和别具一格地摹仿艺术品的才能。他自以为具备做一个艺术家的条件，但在选择哪一类绘画上费了一番踌躇：画宗教画呢，历史画呢，风俗画呢，还是写实画？他懂得各类绘画，不论画哪一类都有灵感，但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对绘画其实一无所知，他只是兴之所至地画着，不管画出来的东西像哪一类。他不懂得这一点，他的灵感也不是直接来自生活，而是间接地从艺术品中所体现的生活中得来的，因此他的灵感来得很快很容易，他画出来的东西也同样很快很容易就做到酷似他所摹仿的那种绘画。

时间就在这样胡思乱想中过去。教师来上课，他有关时间、地点和行为方式的状语没有预备好。教师不但很不满意，简直很伤心。教师的伤心触动了谢辽查。然而他觉得他没有预备好功课不能怪他；不管他怎样用功，他总是学不好。教师给他解释，他似乎懂了，但当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简直就想不起、弄不懂为什么“突然”这个常见的普通词是行为方式状语。不过使教师伤心，他总觉得内疚，想去安慰安慰他。

他从小就有绘画的才能，现在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花钱，于是开始收集版画，自己也画起画来，把要求消耗的过剩精力都放在这件事上。

他选择了教师默默看书的时候，突然问：

这样，伏伦斯基就像一头饥不择食的动物，不由自主地忽而研究政治，忽而阅览新书，忽而从事绘画。

“米哈伊尔·伊凡内奇，您几时过命名日啊？”

不过，伏伦斯基实现了他的宿愿，却并不觉得特别幸福。不久他就觉得，这种欲望的满足只是他所期望的幸福中的沧海一粟。他看到满足于这种欲望，就是犯了人们常犯的那种无法挽救的错误，人们往往把欲望的满足看成幸福。在他同她结合、改穿便服的初期，他尝到了以前没有尝到过的自由的快乐，自由恋爱的快乐，因此感到很满足，但这样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很快就觉得心灵里产生了一种最难满足的欲望，一种百无聊赖的情绪。他不由自主地抓住这种刹那间的怪念头，把它当作愿望和目的。每天都得设法消磨十六个小时，因为在国外他们过的是无拘无束的生活，远离彼得堡那种耗费时光的社交生活。至于以前在国外享受过的单身汉生活的乐趣，伏伦斯基现在连想都不敢想了，因为他稍作这样的尝试，同几个朋友晚餐回来得迟一些，就会引起安娜意料不到的忧郁和烦恼。同当地人士和俄国侨民交际，又因他们的关系不明确而无法进行。游览名胜古迹吧，且不说他们都已经游览遍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并不像英国人那样把这事看得很重要。

“您最好还是想想您的功课，至于命名日，对一个明白事理的人是毫无意义的。命名日也像平时一样，应该用功。”

随着健康恢复而增长的生的欲望是那么强烈，生活环境又是那么新鲜，那么使人愉快，安娜觉得自己幸福得不可饶恕。她对伏伦斯基越了解，就越爱他。她爱他，为了他，也为了他对她的爱情。能够完全占有他，这一直使她感到快乐。同他亲近，她总觉得很快乐。她对他的性格特点越来越了解，觉得他无比亲切可爱。他改穿便服后的翩翩风度格外迷惑她，就像迷惑着一个初恋的少女一样。不论他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她都觉得特别崇高，特别美好。她对他的迷恋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竭力想在他身上找出一点不好的东西，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她不敢在他面前暴露自卑感，她觉得这种情绪万一被他发觉，他可能不再爱她。现在她再没有比失去他更可怕的事了，虽然毫无理由这样害怕。她不能不感激他对她的情谊，不能不表示她多么珍重这样的情谊。照她看来，他显然赋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理应担任重要的职务，但他却为她牺牲了功名，并且从无怨言，他对她越来越宠爱，时刻留意不使她觉得所处的地位不光彩。像他这样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仅从来不敢违抗她的心愿，而且简直毫无自己的意志，总是一味迁就她。她不能不珍惜这份情谊，虽然他对她的过分体贴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有时使她觉得受不了。

谢辽查仔细望望教师，望望他稀疏的大胡子，望望他那副滑到鼻梁下面的眼镜，一心一意沉思起来，教师给他作的解释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明白教师嘴上讲的并不是他心里想的，他是从他的语气里听出来的。“可是为什么他们都一个调子讲这种最乏味最无用的东西呢？为什么他疏远我，不喜欢我呢？”他忧郁地问自己，可是回答不上来。

在刚同丈夫决裂的时候，她对自己的行为有过一种自我安慰的想法。如今记起种种往事，又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使这个人痛苦是无可奈何的，”她想，“但我不愿利用他的痛苦。我现在也很痛苦，今后也会痛苦的：我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我的名誉和儿子。我做了坏事，因此我不指望幸福，不指望离婚，我将忍受耻辱，忍受离开儿子的痛苦。”但是，不论安娜怎样真心实意地愿意受苦，她其实并不痛苦。她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在国外，他们避免同俄国女人接触，巧妙地避免撒谎作假，过虚伪的日子。他们在各地遇见的人，总是装得很了解他们的关系，了解得甚至比他们自己更清楚。离开心爱的儿子，最初她也不觉得痛苦。女儿是他的孩子，长得十分可爱，深受安娜的宠爱，因为只剩下她这样一个孩子，安娜就格外宝贝，更难得想到儿子了。

二十七

安娜在她获得自由和迅速复原的初期，觉得自己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不可饶恕。她浑身充满生的欢乐。回忆丈夫的痛苦并没有损害她的幸福。一方面，这种回忆太可怕了，她不愿去想；另一方面，她丈夫的痛苦又使她太幸福了，因此她一点也不后悔。回想她病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同丈夫和解、决裂、伏伦斯基的负伤、他的重新出现、准备离婚、离开丈夫的家、同儿子诀别——这一切她觉得就像一场怪诞的梦。她同伏伦斯基到了国外，才从这场梦中清醒过来。回想到她对丈夫所犯的罪过，她产生了一种嫌恶的感觉，好像一个将要灭顶的人摔掉一个抱住他的人一样。那个人就这样淹死了。这样做当然是卑鄙的，但却是她唯一获救的办法。这些可怕的事还是不要去想的好。

语文教师上课以后是父亲的课。父亲还没有来，谢辽查就坐在桌旁玩弄一把小刀，同时想着心事。在谢辽查爱好的活动中，有一项就是散步时找寻母亲。他不相信人会死，特别不相信母亲会死，尽管李迪雅伯爵夫人告诉了他，父亲也加以证实，因此，即使在他们告诉他母亲已死的消息以后，他还是在散步时找寻她。凡是身体丰满、风度优美的黑头发女人都是他的母亲。一看见这样的女人，他的心头就会涌上一股亲切的暖流，使他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泪水也会夺眶而出。他就这样怀着满腔希望等待着，等着母亲走到他面前，揭开面纱，露出整个面孔，向他微笑，把他紧紧抱住。他会闻到她的气息，感觉到她手臂的柔软。他会幸福得哭出来，就像那天晚上躺在她脚边，她呵他的痒，他哈哈大笑，咬她那只戴戒指的白手一样。后来，他无意间从奶妈那里知道，他的母亲并没有死，父亲和李迪雅又向他解释，说她对他来说等于死了，因为她不好（这话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因为他爱她），但他还是到处找寻她，等待她。今天在夏园里有一位戴紫色面纱的太太沿着小径向他们走来，他克制住心悸注视着，满心希望就是她。这位太太没有走到他们面前，却在哪里消失了。今天谢辽查对母亲的爱比平时更强烈。这会儿，他在等父亲来上课，想得出了神，用小刀在旧桌子边上刻满刀痕，亮晶晶的眼睛望着前方，想念着她。

八

“爸爸来了！”华西里·鲁基奇把他叫醒了。

“他很有才气，”安娜快乐地笑着说，“当然，我不是行家！不过行家也这么说过。”

谢辽查跳起来，跑到父亲面前，吻了吻他的手，仔细望望他的脸，想看出他得了聂夫斯基勋章后高兴的迹象。

“是的，我早先学过，现在又开始画了。”伏伦斯基红着脸说。

“你散步得快活吗？”卡列宁一面说，一面坐到他的扶手椅上，拉过《旧约》，把它翻开来。虽然卡列宁对谢辽查说过不止一次，凡是基督徒都应该熟悉圣史，但他自己上课却常常查阅《圣经》。这一点谢辽查是注意到的。

“你画画吗？”高列尼歇夫连忙转身问伏伦斯基。

“嘿，非常快活，爸爸！”谢辽查说着在椅子边上坐下来，摇动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我看见了娜金卡（娜金卡是李迪雅抚养长大的侄女）。她告诉我说您得了新勋章。您高兴吗，爸爸？”

“有一点我很高兴，”回来的路上安娜对高列尼歇夫说，“阿历克赛将有一间出色的画室。你一定要使用那间屋子。”她用俄语对伏伦斯基说，并且亲切地用“你”来称呼他，因为她懂得，高列尼歇夫将成为他们隐居生活中的密友，在他面前不用顾忌。

“第一，请你不要摇椅子，”卡列宁说，“第二，可贵的不是奖赏，而是劳动。这一点我希望你能理解。你瞧，如果你劳动、学习只是为了得奖，你会觉得劳动是辛苦的；可是当你劳动的时候，”卡列宁想到，今天早晨他怎样凭责任感签发了一百十八份公文，完成了这样枯燥乏味的工作，说，“如果你爱劳动，就会在其中得到奖赏。”

当安娜戴好帽子，披上斗篷，用她纤细的手摆弄着阳伞，站在旁边时，伏伦斯基松了一口气，摆脱了高列尼歇夫紧盯住他的贪婪的眼睛，带着新的爱意瞧了一眼他那迷人的生气蓬勃的快乐女伴。高列尼歇夫好容易才镇静下来，开头有点沮丧和忧郁，但对谁都亲切温柔的安娜，很快就以她淳朴而快乐的态度使他活跃起来。她试用了各种不同的话题，然后引到绘画上去。高列尼歇夫谈得很精彩，她留神听着。他们徒步走到他们所租的那座房子，进去观看了一番。

谢辽查的热情和快乐得晶晶发亮的眼睛变得暗淡无光，在父亲的目光下垂下来。父亲对谢辽查说话一向用这样的口气，他早就听惯了，并且会模仿他。谢辽查觉得，父亲对他说话，总是像对一个凭空想象出来、只有书本里才有的孩子说话，完全不像对他谢辽查说话。谢辽查也总是竭力装得像书本里那样的孩子。

高列尼歇夫像谈什么名著一样谈到的《两个原理》第一部，伏伦斯基实在不知道，因此起初觉得很窘。后来，高列尼歇夫开始叙述他的见解，伏伦斯基虽然对《两个原理》一无所知，但能听懂他的意思，就津津有味地听着，因为高列尼歇夫讲得很动听。但高列尼歇夫在谈到他所研究的题目时那种怒气冲冲的激动模样，却使伏伦斯基感到惊奇和不快。高列尼歇夫越说眼睛越亮，越急于反驳他的假想敌人，脸上的神色也变得越发激动和愤慨。伏伦斯基回想起高列尼歇夫原是个瘦削、活泼、善良和高尚的孩子，在学校里总是名列第一，也就怎么也无法理解他现在为什么这样愤怒，也不赞成他这样急躁。他特别不高兴的是，像高列尼歇夫这样教养有素的人竟会变得像讨厌的无聊文人一样。犯得着这样吗？伏伦斯基不喜欢这样，但他觉得高列尼歇夫是不幸的，他可怜他。他的不幸简直像是精神错乱，这可以从他激动的漂亮的脸上看出来，因为连安娜进来他也没有发觉，仍旧情绪激昂地急急忙忙谈他那些事情。

“我想你总该了解这个道理了吧？”父亲说。

“是的，我在写《两个原理》的第二部，”高列尼歇夫听到这话，高兴得涨红了脸，“说得确切一些，我还没有写，但在做准备，在收集材料。第二部的内容将要广泛得多，几乎触及一切问题。在我们俄国，大家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拜占庭的后代。”他热烈地滔滔不绝谈起来。

“是的，爸爸。”谢辽查竭力装得像个模范孩子那样回答。

“那么，”伏伦斯基为了找点话说，便先开口，“那么你在这里定居吗？你是不是还在干那一行？”他继续说，想到人家告诉他高列尼歇夫在写作什么……

功课包括背诵福音书里的几节经文和复习《旧约》的开头部分。福音书里的几节经文谢辽查本来记得很熟，可是这会儿他在背诵时凝视着父亲骨头突出的前额，凝视得出了神，就在同一个字上把一节经文的结尾同另一节经文的开端混淆起来了。卡列宁认为他显然不了解他背诵的经文的意思，大为恼火。

两个朋友对望了一眼。两人脸上都出现了迟疑的神色，高列尼歇夫显然很欣赏她，想说句恭维话，可是想不出来。伏伦斯基呢，又希望又害怕他这样说。

他皱起眉头，开始解释谢辽查听过多次却怎么也记不住的经文，因为他太熟悉了，反而记不住，就像“突然”是行为方式状语一样。谢辽查怯生生地望着父亲，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父亲会不会叫他复述他说过的话？这种情况有时候是有的。这个念头使谢辽查很害怕，弄得他头脑有点糊涂。但父亲并没有叫他复述，就改上《旧约》课了。谢辽查叙述《旧约》里的事件叙述得很好，但要他回答某些事件说明什么问题，他却一无所知，虽然他为这门功课已经受过处罚。使他哑口无言，坐立不安，用刀划桌子，坐在椅上摇晃的，就是要他背诵洪水泛滥以前人类始祖的谱系。这些始祖他一个也不知道，只记得那个活着就被上帝带到天上去的以诺。以前他记得他们的名字，可是现在全忘记了，特别是因为在《旧约》中他只喜欢一个以诺，以诺活着升天这件事在他头脑里是同一连串思想活动联系着的。现在，当他眼睛盯住父亲的表链和背心上半解开的纽扣时，他就沉湎在这一连串的思想中。

安娜觉得什么都明白了，主要是明白他对她的举动很满意。接着，对他嫣然一笑，快步走出门去。

对于人家常常对他说起的死这件事，他并不完全相信。他不相信他所心爱的人会死，特别不相信他自己会死。死对他是完全不可能的，是无法理解的。但人家对他说凡人都要死。他问过他所信任的人，他们也都肯定这一点，就连他的奶妈也这样说，虽然说的时候不太高兴。但是以诺没有死，可见不是人人都要死。“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博得上帝的恩宠，活着升天呢？”谢辽查想。坏人，也就是谢辽查所不喜欢的那些人，都会死，但是好人都可以像以诺一样活着升天。

“不，不太热。”他说。

“那么，有哪些祖先呢？”

他用温柔的目光对她望了一阵。

“以诺，以诺。”

伏伦斯基从她的目光中看出，她不知道该用什么态度对待高列尼歇夫，她怕她的举动不合他的心意。

“这你已经说过了。这样不好，谢辽查，太不好了。如果你不努力记住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事，”父亲站起身来说，“那还有什么事能使你留意呢？我对你不满意，彼得·伊格纳基奇（他是首席教师）对你也不满意……我得处罚你。”

“太好了，我去戴帽子，马上就来。您说今天热吗？”她在门口站住，询问地瞧着伏伦斯基，说。她的脸上又泛起一片红晕。

父亲和教师对谢辽查都不满意，他学习得确实很糟。但决不能说他是一个低能的孩子。相反，他比教师举出来给他做榜样的孩子要聪明得多。照父亲看来，他不肯学习教师给他上过的功课。其实他是不愿学习。他之所以不愿学习，因为在他的心里存在着比父亲和教师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这两种要求是矛盾的，因此他同教育他的人发生了冲突。

“我说，天气这么好，我们再到那里去看一下吧。”伏伦斯基对安娜说。

他现在九岁，还是个孩子，但他知道自己的心灵，他爱护它，就像眼皮保护眼珠一样。没有爱的钥匙，他就不让任何人闯进他的心灵。教师抱怨他不肯学习，其实他的心灵洋溢着求知欲。他向卡比东诺奇，向奶妈，向娜金卡，向华西里·鲁基奇学习，却不向教师们学习。父亲和教师的希望落空了，就像推动水车的水早就漏掉了，漏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房子在旅行指南里也有，”高列尼歇夫提到伏伦斯基租用的别墅说，“里面有丁托列托的杰作，是他晚期的作品。”

父亲罚谢辽查不准去找李迪雅的侄女娜金卡，这正是谢辽查求之不得的。华西里·鲁基奇情绪很好，教他怎样做风车。整个晚上谢辽查都在做玩具风车，同时梦想做一个人可以待在上面转的大风车：或者双手抓住风车的翅膀，或者把自己缚在上面转。整个晚上谢辽查都没有想到过母亲，但是，上床以后，他忽然想到了她，就用他自己的话祈祷，恳求他母亲明天他生日不再躲着他而回家来看他。

他以前没有见过安娜，这会儿见了，深深被她的美貌，尤其是她那种随遇而安的落落大方态度所激动。当伏伦斯基带着高列尼歇夫进去的时候，她的脸红了。他非常喜欢她开朗而美丽的脸上的这种孩子气的红晕。他特别喜欢她当着客人的面，仿佛怕人家误会，有意亲热地叫伏伦斯基“阿历克赛”，并且说他们将搬到这里叫别墅的新租房子里去。高列尼歇夫喜欢她这种对自己处境若无其事的大方态度。他认识伏伦斯基，也认识卡列宁，因此瞧着安娜这种诚恳快乐、生气勃勃的模样，觉得十分了解她。他觉得他理解这件她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那就是她抛弃了丈夫和儿子，使丈夫遭到不幸，自己也坏了名誉，却还能这样生气勃勃，感到如此幸福。

“华西里·鲁基奇，您知道我另外还祷告什么吗？”

伏伦斯基立刻看出高列尼歇夫就是这一类人，因此看见他特别高兴。果然，当高列尼歇夫被领到卡列宁夫人面前时，他的态度正是伏伦斯基所希望的。显然，他毫不费力地避开一切不愉快的话题。

“是不是希望功课好一点哪？”

事实上，伏伦斯基认为有“通情达理”看法的人并没有什么看法，他们只是像一般有教养的人对付从四面八方包围生活的复杂难解的问题那样，抱着彬彬有礼的态度，避免作任何暗示和提出不愉快的问题罢了。他们装出完全理解这种局面的神气，承认它，甚至赞成它，但认为解释这一切是不得体的，多余的。

“不是。”

伏伦斯基同安娜在国外度过了三个月，不论遇见什么人，他总是暗暗自问，这个人将怎样看待他同安娜的关系，他发现男人们看待这事多半都是通情达理的。但要是问问他或者问问那些“通情达理”地看待这事的人，究竟他们是怎样看待的，他自己也好，他们也好，都会茫然不知所答。

“玩具吗？”

“是的，他是个正派人，看事通情达理，”伏伦斯基懂得高列尼歇夫脸上表情和转变话题的意义，心里想，“可以把他介绍给安娜，他会通情达理地看待这事的。”

“不。您猜不着。美极了，这是个秘密！等到实现了，我再告诉您。您猜不着吧？”

“我吗？第四天。”伏伦斯基回答，又一次留神地打量着老同学的脸。

“是的，我猜不着。你说出来吧！”华西里·鲁基奇微笑着说，这在他是很难得的，“嗯，睡下，我要吹灭蜡烛了。”

“哦！我倒不知道（其实他是知道的）。”高列尼歇夫若无其事地回答，“你来了很久了吗？”他添上一句。

“灭了蜡烛，我祷告的东西就看得更清楚。哟，我差点儿泄漏秘密了！”谢辽查快活地笑出声来，说。

“你认识卡列宁夫人吗？我们在一块儿旅行。我现在正要去看她。”他一面用法语说，一面留神地打量着高列尼歇夫的脸色。

等到蜡烛拿走以后，谢辽查听见和感觉到他的母亲来了。她俯身站在他旁边，用慈爱的目光抚慰着他。可是又出现了风车、小刀，一切都混淆起来，他就这样睡着了。

接着，他按照俄国人的习惯，凡是不愿让仆人听懂的话不说俄语，却说法语。

二十八

“噢！”伏伦斯基很感兴趣地说，“我们进去吧。”

伏伦斯基同安娜回到彼得堡，住在一家上等旅馆里。伏伦斯基单独住在楼下，安娜带着婴孩、奶妈和侍女住在楼上有四间房的大套间里。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一年多。我在写东西。”

他们到达那天，伏伦斯基就去看望他哥哥。他在那里遇见因事从莫斯科来到的母亲。母亲和嫂嫂照常迎接他。她们问他国外旅行的情况，谈到他们共同的熟人，但只字不提他同安娜的关系。第二天一早，哥哥就来看望伏伦斯基，主动向他打听她的情况。伏伦斯基坦率地告诉他，他把他同安娜的关系看得像结过婚一样，他希望她能办理离婚手续，到那时就可以同她正式结婚，而目前他也把她看作正式妻子。他请哥哥把他的意思转告母亲和嫂嫂。

“我们里面坐。哦，你现在在干什么？”

“社会上赞成不赞成，我倒无所谓，”伏伦斯基说，“但我的亲人如果要同我保持亲属关系，那他们就应该同我的妻子保持同样的关系。”

“我听说来了一位伏伦斯基，但不知道是哪一位。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哥哥一向尊重弟弟的见解，但在社会没有判断这件事以前，他不知道弟弟做得对还是不对。至于本人，他完全不反对这件事，因此就同伏伦斯基一起去看安娜。

“看见你我真高兴！”伏伦斯基说，亲切的微笑使他露出雪白的坚实牙齿。

伏伦斯基当着哥哥的面也像当着一切人的面那样，对安娜用“您”称呼，对待她就像对待一个知己朋友，但心照不宣；哥哥知道他们的真实关系，他们也就谈到安娜要到伏伦斯基庄园去的事。

那次见面，伏伦斯基知道高列尼歇夫选择了一种自命不凡的自由派的活动，并且蔑视伏伦斯基的事业和地位。因此，伏伦斯基见到高列尼歇夫，就用他惯用的那种冷淡而高傲的态度来对待他，意思就是说：“您喜欢不喜欢我的生活方式，我都无所谓。您要了解我，就得尊敬我。”然而高列尼歇夫对伏伦斯基说话还是带着轻蔑和冷淡的口气。这次见面看来只会加深他们的隔阂。可是现在他们彼此一认出来，就容光焕发，高兴得叫起来。伏伦斯基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看见高列尼歇夫会那么高兴，但他自己恐怕也没意识到他其实是多么无聊。他忘记了上次见面时所留下的不愉快印象，脸上浮起开朗的微笑，向老同学伸出手去。高列尼歇夫脸上不安的神色也被同样的喜悦神色所代替。

伏伦斯基富于社会经验，但由于他现在的特殊处境，头脑十分糊涂。照说他应该明白，社交界的门对他和安娜是关着的，但他头脑里却昏昏然，以为那都是过去的情况，现在社会的发展一日千里（他不知不觉成了一切进步事物的拥护者），现在社会的舆论变了，他们能不能被社交界接纳，这问题还很难说。“当然，”他想，“宫廷社会不会接待她，但是亲戚朋友能够而且应该理解他们。”

这真的是伏伦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高列尼歇夫。高列尼歇夫在学校里是个自由派，以文官资格毕业，但哪里也没有供过职。两个朋友毕业后就各奔前程，这以后只见过一次面。

一个人可以用同一个姿势盘腿坐上几小时，如果他知道并没有人强迫他这样坐着；但一个人如果知道他非用这样的姿势盘腿坐上几小时不可，他的腿就会麻木痉挛，而竭力想伸到他希望伸的地方去。伏伦斯基对社交界就有这样的感觉。他心里明明知道社交界的门对他们是关闭着的，但他还是在尝试，看社交界的情况现在是不是有了改变，会不会接纳他们。但他很快就发觉社交界的门对他个人是敞开的，但对安娜却是关闭的。好像孩子们玩猫捉老鼠游戏一样，大家的手臂举起来放他进去，但接着就放下来拦住安娜。

“伏伦斯基！”

伏伦斯基在彼得堡最早遇见的女人之一是他的堂姐培特西。

“高列尼歇夫！”

“到底回来了！”她高兴地迎接他，“安娜呢？见到你我真高兴啊！你们住在哪里？我能想象，你们做了一次这样愉快的旅行以后，我们这个彼得堡一定会使你们觉得讨厌。我能想象你们怎样在罗马度蜜月。离婚怎么样了？手续都办好了吗？”

伏伦斯基带着一种又烦恼又期待的复杂心情——烦恼的是无论走到哪里都逃避不了熟人，期待的是能找到什么事来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回头望望那个走开又站住的先生。就在这同一时刻，两人的眼睛都发亮了。

伏伦斯基发觉，培特西听到离婚手续还没有办，她的热情就冷下来。

“这位俄国先生也问起您呢。”茶房头儿说。

“我知道人家会攻击我，”她说，“但我要去看看安娜，是的，我一定要去。你们在这里不会住很久吧？”

伏伦斯基摘下头上宽边的软礼帽，用手帕擦擦汗滋滋的前额和头发。他的头发长得遮住半个耳朵，往后梳，掩盖着他的秃顶。他心不在焉地向那个还站在那里向他凝视的先生望了望，正要走开。

果然，她当天就去看安娜，但她的语气和以前完全不同。她显然为自己的勇敢而扬扬得意，并且希望安娜珍重她的友谊。她待了不到十分钟，谈着社会新闻，临走时说：

“太太出去散步已经回来了。”茶房回答。

“你们还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办理离婚手续。就算我对人家的风言风语不加理会，可是你们不结婚，那些古板君子还是要冷淡你们的。这种情况现在一点也不稀奇。真是司空见惯了。那么，你们礼拜五走吗？真可惜，我们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啊！那太好了，”伏伦斯基说，“太太在家吗？”

伏伦斯基从培特西的语气中已经听出，社交界将怎样对待他们，但在他的家庭里，他又做了一番努力。他对母亲不抱希望。他知道，母亲最初见到安娜时，对她大为赞赏，可是现在对她冷酷无情，因为她断送了儿子的前程。不过他对嫂嫂华丽雅还是抱着很大的希望。他认为她不会攻击他们，一定会毅然去看望安娜，并且在家里接待她。

漂亮的茶房头儿，一头浓密的搽过油的头发从颈根分开，穿着燕尾服，胸口露出一大块白麻纱衬衫，圆滚滚的大肚子上挂着一串吊满饰物的链条，双手插在口袋里，轻蔑地眯缝着眼睛，严厉地回答着一个站在他面前的先生的问题。他一听见另一边入口处有人上楼就回过头去，看见是那个租用他们头等房间的俄国伯爵，就恭恭敬敬地从口袋里抽出手，鞠了一躬，报告说刚才有个信差来过，租用别墅的事已经办好，经理准备签订合同了。

他们到后第二天，伏伦斯基就去看嫂嫂。他看到只她一人在家，就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希望。

伏伦斯基同安娜一起在欧洲旅行已有三个月了。他们游览了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刚来到意大利的一个小城，准备在那里居住一个时期。

“你要明白，阿历克赛，”她听完他的话说，“我是多么喜欢你，多么愿意为你效劳，可是我不吭声，因为知道我对你和对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帮不了什么忙，”她在“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这个称呼上特别加强语气，“你不要以为我对她有意见。绝不是的，也许我处在她的地位也会这样做。我不想也不能细谈，”她怯生生地察看着他那阴郁的脸，说，“但事实却不能不正视。你要我去看她，在家里接待她，好在社交界里恢复她的名誉；可是你要明白，我不能这样做。我两个女儿都长大了，还有，为了丈夫我也不能不在社交界应酬应酬。好吧，我会去看望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她会了解我为什么不能请她到家里来，就是请她来了，也要使她避免遇见有不同看法的人，要不然只会使她生气。我不能提高她的……”

七

“我认为她不会比你们所接待的成百个女人堕落！”伏伦斯基绷着脸打断她的话，知道嫂嫂的意见不可能改变，就一言不发地站起身来。

当天夜里，新郎新娘吃过晚饭就到乡下去了。

“阿历克赛！你不要生我的气。你要了解这不能怪我。”华丽雅带着胆怯的微笑望着他，说。

列文小心翼翼地吻了吻她那笑盈盈的嘴唇，伸出手臂让她挽着，心里产生一种新奇的亲密感，走出教堂。他不相信，他不能相信这是真的。直到他们惊奇而羞怯的目光相遇时，他才相信，他觉得他们已经合成一体了。

“我并不生你的气，”他还是绷着脸说，“可是我心里加倍难过。我还感到难过的是，这样会损害我们的情谊。就算不是损害，至少也会削弱我们的感情。你要明白，我这是无可奈何。”

“吻您的妻子，吻您的丈夫。”说着，他接过他们手里的蜡烛。

他说完这话，就从她家里出来。

司祭从他们头上取下花冠，读了最后一篇祈祷文，向他们祝贺。列文瞧了瞧吉娣，他从来没有看到过她现在这个样子。她脸上洋溢着新的幸福光辉，显得格外妩媚动人。列文想对她说些什么，但他不知道仪式有没有结束。司祭把他从困惑中解脱出来。他嘴上挂着慈祥的微笑，低声说：

伏伦斯基明白，再作努力也是白费，他们在彼得堡只得像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那样再挨上几天，避开原来出入的社交界，免得遇到使他难堪的烦恼和屈辱。他在彼得堡极不愉快的一件事，就是卡列宁和他的名字无处不存在。不论谈什么事都会谈到卡列宁，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会遇见他。至少伏伦斯基有这样的感觉，好像一个手指受伤的人，动不动就会让这个痛手指撞在什么地方。

他们听着读《使徒行传》，听着大辅祭声音洪亮地读着最后一节诗篇——那是观众急不可待地等待着的——觉得很快活。他们从浅杯里喝着搀水的温葡萄酒，觉得更快活了。当司祭一下脱掉法衣，拉住他们的手，在男低音激动的“荣耀归主”声中，领着他们绕过读经台时，他们觉得更加兴高采烈。小谢尔巴茨基和契利科夫扶着花冠，不时被新娘的裙裾绊住。他们也愉快地微笑着。司祭一站住，他们不是撞在新郎新娘身上，就是落在后面。吉娣身上燃起的幸福火花仿佛感染了教堂里每一个人。列文仿佛觉得司祭、助祭也像他一样都想笑。

伏伦斯基感到他们待在彼得堡很痛苦，还因为他看到，安娜心里总有一种他难以理解的古怪情绪。她时而仿佛很爱他，时而变得很冷淡，脾气暴躁，莫测高深。她因为什么事很苦恼，有什么事瞒着他，仿佛并没察觉毒害他生活的屈辱。这种屈辱因她的敏感一定使她觉得更难受。

列文回头对她瞧了瞧，被她脸上焕发的快乐光辉感动了。这种感情不觉也传染给了他。他也变得像她一样心花怒放。

二十九

“戴上吧！”她笑眯眯地低声说。

安娜回国的目的之一就是看望儿子。自从她离开意大利那天起，同儿子见面的念头一直使她激动。她离彼得堡越近，就觉得这次见面的快乐和意义越大。她没有考虑过怎样安排这次见面。她认为只要同儿子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事是很自然很容易办到的。但她一到彼得堡，就清楚地看到她现在的社会地位，她懂得要安排同儿子见面是很困难的。

“戴好！”当司祭给他们戴上花冠，谢尔巴茨基抖动他那戴着三颗纽扣的长手套的手，又把花冠高高地举在她的头上时，有人这样劝告说。

她回到彼得堡已经两天了。同儿子见面的念头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可是她还没有见到儿子。直接到家里去，可能遇见卡列宁，她觉得她没有权利这样做。可能不让她进去，还要侮辱她。写信去同丈夫交涉，这在她是痛苦的，因为她一想到丈夫，心里就不能平静。打听到儿子什么时候出来散步，在什么地方看看他，这在她是不够的，因为她为这次见面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她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她多么想抱抱他，吻吻他呀。谢辽查的老保姆本来可以帮助她，教她怎么办。可是老保姆已经不在卡列宁家了。就这样，一面犹豫不决，一面找寻老保姆，过了两天。

他们祈祷着：“你赐他们以贞洁与子女，使他们儿孙绕膝。”接着又提到上帝用亚当的肋骨造成他的妻子，“使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此乃一大神秘”。他们祈求上帝赐予他们多子多福，像赐福给以撒和利百加、约瑟、摩西和稷普拉一样，使他们看到他们儿子的儿子。“这一切都很美，”吉娣听着这些话想，“一切都理应如此。”于是在她开朗的脸上焕发出幸福的微笑，并且感染了所有望着她的人。

安娜打听到卡列宁同李迪雅伯爵夫人的亲密关系，第三天就决定写一封信给她。她煞费苦心写成这封信，故意说允许不允许她看儿子，全凭丈夫的宽宏大量。她知道，只要这封信送到丈夫手里，他一定又会装得十分慷慨而不会拒绝她的要求。

在照例问过他们愿不愿意结成夫妻，他们有没有同别人定过亲，而他们做了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奇怪的回答以后，第二部分仪式开始了。吉娣听着祈祷文，想听懂它的意思，可是听不懂。欢乐兴奋的情绪随着仪式的进行越来越充满她的心，使她丧失了注意的能力。

信差给她带回来最残酷的意料不到的答复，就是没有回信。她把信差唤来，听他详细叙述他怎样等了一阵，然后人家对他说：“没有回信。”她听了他的叙述，觉得自己受到空前未有的屈辱。安娜觉得自己受侮辱，被损害，但她认为李迪雅伯爵夫人就她的观点来说是正确的。她的痛苦因为只能独自忍受，就显得特别厉害。她不能也不愿让伏伦斯基分担这份痛苦。她知道，虽然他是造成她不幸的主要原因，她同儿子见面这件事在他看来却是最无足轻重的。她知道，他决不会理解她的痛苦有多深；她知道，一提到这件事，他那种冷淡的语气就会惹得她恨他。这一点恰恰是她觉得天下最可怕的事，因此凡是牵涉到儿子的事，她总是瞒着他。

结婚仪式第一部分结束时，助祭把一块粉红色绸子铺在教堂中央的读经台前，唱诗班唱起动听的几部合唱的赞美诗来，男低音和男高音互相呼应着。于是，司祭回过头来，做手势要新郎新娘踏上这块粉红色绸子。列文和吉娣都曾多次听说，谁先踏上这垫子，谁将成为一家之主，但当他们向前跨上两三步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件事。他们也没有听见大声的议论和争吵。有些人说是新郎先踏上去的，又有些人说是两人同时踏上去的。

她在家里坐了一整天，考虑着同儿子见面的办法，终于决定写信给丈夫。当李迪雅的信送来时，她已经写好信了。伯爵夫人的沉默原来使她感到自卑，可是现在这封信，她在字里行间所读到的一切，却使她大为恼怒。她拿人家的恶毒用心同自己热爱儿子的正当感情一对照，就愤恨起别人来，不再自怨自艾了。

六

“这种冷酷无情，虚情假意，”她自言自语，“他们就是要侮辱我，折磨孩子，我会顺从他们吗？决不！她比我更坏。我至少不撒谎。”她当即决定明天，在谢辽查的生日，直接到丈夫家去，买通佣人，或者耍个花招，但无论如何要看到儿子，拆穿他们对不幸的孩子编造的无耻谎言。

挤进教堂里来看热闹的女人们就这样议论纷纷。

她坐车到玩具店买了许多玩具，考虑好行动计划。她将一早去，八点钟就去，那时卡列宁一定还没有起身。她手头要准备好零钱给门房和仆人，这样他们就会让她进去。她将不揭开面纱，推说她是谢辽查的教父派她来祝贺的，她要把玩具放在孩子的床边。她就是没有考虑好对儿子说些什么话。不管她怎样反复考虑，还是毫无主意。

“这位新娘真可爱，就像一头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羊！不管怎么说，我们女人家总是同情自己的姐妹的。”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安娜从一辆出租马车里下来，在她原来的家的大门口打了打铃。

“哼，玛丽雅·华西里耶夫娜，您还说她们穿裙子不用裙箍呢。你看那个穿紫褐色衣服的，据说是公使夫人，她的裙子多么飘……荡来荡去的。”

“你去看看什么事。是一位太太，”门房卡比东诺奇还没有穿好衣服，就披上大衣，趿着套鞋，从窗口看见门外站着一位戴面纱的太太，说。

“不，他们是很好的一对。”

门房的助手，一个安娜不认识的小伙子，刚一开门，她就走了进来，从手筒里摸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塞到他手里。

“我向跟班打听过了。他说马上就要把她带到乡下去。听说新郎很有钱呢。所以才把她嫁给他。”

“谢辽查……少爷。”她说着向前走去。门房助手看了看钞票，在玻璃门前又把她拦住。

“不，是西诺德教堂的。”

“您找谁呀？”他问。

“这是邱多夫教堂的唱诗班吗？”

她没有听见他的话，什么也没回答。

“那个穿白缎子的是她的姐姐吗？你听那司祭在叫：‘妻子应敬畏丈夫。’”

卡比东诺奇发现这位陌生太太神态慌张，就亲自走到她面前，让她进了门，问她有什么事。

“嫁给这样的好小子还有什么不愿意的？他是公爵吗？”

“斯科罗杜莫夫公爵派我来看少爷。”她说。

“她怎么满面泪痕哪？莫非她自己不愿意吗？”

“他还没有起来呢。”门房仔细打量着她说。

注视婚礼仪式的不限于新郎新娘的姐妹、女友和亲戚。单纯来看热闹的女人也都呼吸急促，激动地观察着，唯恐漏掉新郎新娘的一个动作和一个表情。她们恼火地不理睬，甚至往往不听那些说着不三不四的戏谑话的冷淡的男人。

安娜怎么也没有想到，这座她住过九年的房子，门厅里的陈设虽依然如旧，竟会这样使她激动。种种往事，有欢乐的，有痛苦的，在她头脑里翻腾着。刹那间她竟忘记到这里来做什么。

“这事真是难以理解！”陶丽不由得说。

“请您等一等，好吗？”卡比东诺奇一面帮她脱外套，一面说。

陶丽站在他们旁边，听着他们的谈话，没有回答。她十分感动。她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她不哭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她为吉娣和列文高兴。她回忆起自己结婚时的情景，不时望望容光焕发的奥勃朗斯基，忘记了当前的一切，一味回想着她那纯洁无瑕的初恋。她不仅回忆自己的往事，而且回忆到所有女亲友的往事。她想到她们一生中最庄严的时刻，想到她们也像吉娣一样戴着花冠站着，心里满怀爱情、希望和恐惧，同过去诀别，踏进神秘莫测的未来。在这些新娘中，她也想到了她亲爱的安娜。关于安娜将离婚的消息，她最近也听到了。安娜当年也是那么戴着香橙花冠，披着白纱，站在教堂里，显得那么纯洁。可是现在呢？

卡比东诺奇帮她脱下外套，望了望她的脸，认出了她，就默默地向她鞠躬。

“我当年就故意抢在华西里前面踏上垫子。你们呢，陶丽？”

“夫人，请进！”他对她说。

“反正都一样，”娜塔丽雅回答，“我们都是顺从的妻子，我们生来就是这样的。”

她想说些什么，可是喉咙里发不出一点声音来。她用愧悔的恳求眼神望了望老头儿，步态轻盈地快步走上楼去。卡比东诺奇弯下身子，套鞋绊着梯级，跟在她后面，拼命想赶上她。

“嗯，让我们看看他们谁先踏上垫子。我提醒过吉娣了。”

“教师在那里，说不定还没有穿好衣服。我这就去通报。”

“差不多。她一直爱他的。”

安娜继续沿着熟悉的楼梯走上去，没有听清老头儿在说些什么。

“您大概这样希望吧？”

“您请这边走，往左走。对不起，地方没收拾干净。少爷现在住到原来的会客室去了。”门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对不起，夫人，您等一下，我去看看。”他说着追过了她，打开一扇高高的门，消失在门里。安娜站在门口等。“他刚醒来。”门房又从门里走出来说。

“不，我很喜欢他。倒不是因为他是我未来的妹夫，”娜塔丽雅回答，“他的态度多么大方！在这种场合要保持大方，不让人见笑，可不容易呀。他一点也没有惹人笑话的地方，也不紧张，但心情一定很激动。”

就在门房说这话的时候，安娜听见孩子打呵欠的声音。光从这呵欠声她就听出是儿子，她仿佛看到儿子就在面前。

“真可惜，她变得那么憔悴，”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对娜塔丽雅说，“可他连一个手指都配不上她呢。对吗？”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你走吧！”她说，穿过那扇高高的门。门的右边放着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男孩子。那孩子只穿一件敞开的衬衫，弯着小小的身子，伸着懒腰，还在打呵欠。他闭上嘴唇，嘴角上浮起一丝睡意未消的幸福微笑。他带着这微笑，又惬意地慢慢躺下来。

“花冠得理一理。”她没有听他的话，回答说。

“谢辽查！”她低声叫着，同时悄悄走到他旁边。

奥勃朗斯基正在给他的姨妹讲一句关于离婚的俏皮话。

在她同他分离的时期，在最近她对他的母爱沸腾的时候，她总是把他想象成她最喜爱的四岁时的模样。现在他跟她离开时不同了，和他四岁时的模样更加不一样，长得更高了，但是瘦了些。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的脸多么消瘦，他的头发多么短！一双手又多么长！自从她离开以后，他的模样变得多厉害！但这分明是他，是他的头型、他的嘴唇、他的柔软的细脖子和宽阔的小肩膀。

“嗳，这种心情在我早已过去了，达丽雅·德米特烈夫娜。”他回答说，脸上突然现出忧郁而严肃的神色。

“谢辽查！”她弯下身，在孩子耳边又唤了一声。

“令弟真可以感到自豪。她实在太可爱了。您羡慕他吗？”

他又用臂肘支起身来，转动乱发蓬松的脑袋，仿佛在找寻什么，接着睁开眼睛。他默默地用困惑的眼光对木然不动站在他面前的母亲望了几秒钟，随即幸福地微微一笑，又合上睡意未消的眼睛，倒下来，但不是往后躺，而是倒在母亲身上，倒在她的怀抱里。

柯兹尼雪夫同达丽雅·德米特烈夫娜谈着话。他开玩笑说，婚后旅行的风俗所以流行，是因为新婚夫妇总未免有点害臊。

“谢辽查！我的好孩子！”她上气不接下气地叫道，双臂搂住他那胖鼓鼓的身体。

“她用不着戴假发的。”尼古拉耶娃回答，她早就打定主意，要是她所追求的那个老鳏夫同她结婚，他们的婚礼将极其简单，“我不喜欢这样的铺张。”

“妈妈！”他一面喊，一面在她的怀抱里扭动，使身体各部分都能接触到她的手臂。

谢尔巴茨基对上了年纪的宫廷女官尼古拉耶娃说，他想把花冠戴到吉娣的假发上使她幸福。

他睡意蒙眬地微笑着，一直闭着眼睛，胖嘟嘟的小手从床边举起来，抓住她的肩膀，偎依着她，使她沉醉在孩子特有的可爱的睡意未消的香味和温暖中，并且用他的脸蛋摩擦着她的脖子和肩膀。

查尔斯卡雅小姐只报以微笑。她望着吉娣，心里想，有朝一日她也处在吉娣的地位而站在辛亚文伯爵旁边，她要向他提到他今天说的笑话。

“我早就知道了，”他一面睁开眼睛，一面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会来的。我这就起来。”

“据说，做过十次以上傧相，自己就不想结婚了；我真想做第十次傧相，好给自己保上险，可是这一次已被人家占了位子了。”辛亚文伯爵向对他有意思的美丽的查尔斯卡雅公爵小姐说。

他这么说着，又睡着了。

“这样更美些。我也是傍晚结婚的。”科尔松斯卡雅夫人回答。想起那天她多么漂亮迷人，丈夫爱她爱得多么可笑，现在事过境迁，一切都变了，她不禁叹了一口气。

安娜贪婪地打量着他；她看到在她离家的这些日子里，他长大了，模样也变了。她又像认得又像不认得他那双露在被子外面的如今长得那么大的光腿，他那消瘦的面颊，他那后脑勺上剪得短短的卷发——她以前常常吻他的后脑勺。她抚摩着他身上的每个部分，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泪把她哽住了。

“对她那种脸色，这是唯一的补救办法……”德鲁别茨卡雅夫人回答，“我真弄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在傍晚举行婚礼。这是商人的作风……”

“你哭什么呀，妈妈？”他完全醒过来了，说，“妈妈，你哭什么呀？”他用哭一样的声音叫道。

“玛丽怎么穿起紫得发黑的衣裳来参加婚礼？”科尔松斯卡雅夫人说。

“我吗？我不哭了……我是高兴得哭了。我那么久没有看见你了。我不哭了，不哭了。”她一面咽着眼泪，一面背过脸去说，“哦，现在你该起来了。”她沉默了一会儿，收起哭脸，又说。接着没有放开他的手，在床边放着他衣服的椅子上坐下来。

新娘身边站着她的两个姐姐：一个是陶丽，一个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二姐——娴静美丽的娜塔丽雅。

“我不在，你是怎么穿衣服的？你怎么……”她想说得轻松些，可是办不到，只得又背过身去。

两家在莫斯科的亲友都聚集在教堂里了。在婚礼过程中，在灯火辉煌的教堂里，服饰华丽的妇女和姑娘，系白领带、穿燕尾服和穿制服的男人，一直都彬彬有礼地低声谈着话。谈话多半由男人开始，女人则聚精会神地观察着十分吸引她们的宗教仪式的细节。

“我不洗冷水澡了，爸爸不答应。你没看见华西里·鲁基奇吗？他会来的。你坐在我的衣服上啦！”谢辽查哈哈大笑起来。

五

她对他望望，也笑了笑。

列文越来越觉得，他关于结婚的一切想法，他关于安排生活的理想，都是很幼稚的，都是他至今不理解的，而且现在更加不理解了，虽然他正在亲身参与这件事。他的胸膛起伏得越来越厉害，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妈妈，心肝，宝贝！”他又扑到她身上，搂抱着她，叫起来。仿佛直到现在，看见她的微笑，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不要。”他一面说一面取下她的帽子。他看见她不戴帽子的样子，就像重新看见她一般，又扑上去吻她。

“你起初创造男人和女人，”司祭在他们交换戒指后念道，“你使他们结成夫妻，生儿育女。啊，我们的上帝，你把天上的福气赏赐给你所选择的仆人，世世代代，未曾中断，今望你赐福给你的仆人康斯坦京和叶卡吉琳娜，使他们以信仰、思想、真理、爱情永结同心……”

“那么你是怎样想我的？你没想过我死了吧？”

陶丽、契利科夫和奥勃朗斯基走过来纠正他们。发生了一阵混乱、低语和微笑，但新郎新娘脸上那种庄严的表情并没有改变；相反，他们的手虽然弄错了，他们的神气却更加庄重、严肃。当奥勃朗斯基低声提示他们，现在他们应当戴上各自的戒指时，他的微笑不禁在嘴唇上消失了。他觉得不论怎样的微笑都会引起他们的不快。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

新郎新娘几次都竭力揣摩他们该做什么，可是每次都弄错了，司祭就低声纠正他们。最后，他做完了各项应做的仪式，用他们的戒指画了十字，又把大戒指给了吉娣，把小戒指给了列文。他们又搞错了，把戒指传来传去传了两次，到头来还是没有做对。

“你不相信吗，我的宝贝？”

司祭又转向读经台，好容易拿住吉娣小小的戒指，要列文伸出手来，把戒指套在他手指的第一个关节上。“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京同上帝的仆人叶卡吉琳娜结成夫妻。”司祭把一只大戒指套在吉娣细得可怜的粉红色小手指上，说了同样的话。

“我知道的，我知道的！”他反复说着这句喜爱的话，同时抓住她那抚摩着他头发的手，把她的手心紧贴在自己的嘴唇上吻着。

他从这目光里看出，她所理解的同他一样。但事实并非如此，她几乎一点也不懂得祈祷文中的字句，甚至连听都不在听。她无法听，也无法理解，因为心里充满了一种感情，而且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一个半月来使她内心又快乐又痛苦的那件事终于实现了，她感到无比高兴。那天，在阿尔巴特街房子里，她穿着咖啡色连衫裙默默地走到他面前，并且许身于他时，她心里仿佛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了，一种对她来说陌生而又崭新的生活开始了，尽管她依旧过着原来的生活。这六个礼拜是她一生中最幸福和最苦恼的时期。她的整个生活、全部希望、全部心愿都集中在一个她还不理解的男人身上，而使她同他结合的却是一种更加难以理解的感情。这种感情忽而吸引她，忽而使她反感，她却继续过着原来的生活。她一方面过着原来的生活，一方面对自己、对自己这样完全漠视过去一切而感到吃惊。她对一切事物、习惯，对曾经爱她、现在还是爱她的人们，对由于她的冷淡而伤心的母亲，对以前觉得世界上最可爱的和蔼的父亲，都变得无法克服的冷淡。她有时因为这种冷淡而感到吃惊，有时又因为造成这种冷淡的原因而高兴。除了同这个人一起生活以外，她没有别的想法，没有别的愿望；可是这种新的生活还没有来到，她甚至无法清楚地想象这样的生活。她只是又惊又喜地期待着未知的新生活。现在这种期待，这种未知的状态，这种抛弃旧生活的惋惜心情就都要结束，新的生活将要开始了。这种新的生活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不能不使她感到害怕，但不管害怕不害怕，六个星期来它已经在她心里逐步形成，现在只不过正式加以肯定罢了。

三十

他回过头去，遇到了她的目光。

华西里·鲁基奇起初不知道这位太太是谁，后来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她就是那个抛弃丈夫的谢辽查的母亲（他到他们家来时她已经不在了），他迟疑不决，不知道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还是去报告卡列宁。最后，他考虑到他的职责就是叫谢辽查在规定的时间起床，因此谁在里面，是母亲还是别人，不关他的事，他只要尽他的责任就是了。于是他穿上衣服，走到门口，打开房门。

“‘把分离的两人合为一体，让他们永结同心。’这句话多么意味深长，同我现在的心情多么吻合！”列文想，“她的心情是不是同我一样呢？”

但是，母子的亲热，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谈话，这一切使他改变了主意。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又把门关上。“再等十分钟吧！”他自言自语，一面咳嗽几声，一面擦眼泪。

“永恒的上帝，你把分离的两人合为一体，”他用温柔的唱歌般的声音念道，“让他们永结同心；你曾赐福以撒和利百加，并照圣约赐福他们的后裔，今求赐福你的仆人康斯坦京和叶卡吉琳娜，指引他们走上从善之路。上帝你爱世人，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现在，将来，直到永世。”“阿门！”无形的合唱声又在空中传播开来。

这时候，家里的仆人也发生了剧烈的骚动。大家都知道太太来了，是卡比东诺奇放她进来的，她此刻在育儿室里，而老爷八点钟以后照例将到育儿室去。大家心里都明白夫妻两人不能见面，必须设法防止。侍仆柯尔尼去到门房，查问是谁放她进来，怎么放她进来的。他知道是卡比东诺奇让她进来，把她带上楼去，就训斥老头儿。门房执拗地不吭声，但当柯尔尼对他说因此要把他开除时，卡比东诺奇霍地跳到柯尔尼面前，对着他的脸挥动双臂，大声说：

等助祭念完祈祷文，司祭手拿圣书对新郎新娘说：

“哼，换了你当然不会让她进来！我在这里干了十年，只受到恩惠，没有别的。你现在倒跑上去说：‘走，滚开！’你这人真刁！就是这样！你不要忘记你自己怎样揩老爷的油，还偷他的皮外套！”

列文听着他的祈祷，感到惊奇。“他怎么知道我需要的正是帮助呢？”他记起自己不久前的恐惧和疑虑，想道，“我知道什么呢？没有帮助我能做这样可怕的事吗？现在我需要的正是帮助。”

“你这王八蛋！”柯尔尼轻蔑地说，转身对着进来的保姆，“嘿，您倒来评一评，玛丽雅·叶斐莫夫娜，他对谁也不说一声，就让她进来了。”柯尔尼对她说：“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马上就要出来了，就要到育儿室去了。”

“我们祈求主赐给他们完全的爱和平安，帮助他们！”大辅祭的声音响彻整个教堂。

“糟了，糟了！”保姆说，“柯尔尼·华西里耶维奇，你最好想办法把他，就是把老爷拦一拦。我去想办法叫她走。糟了糟了！”

大家照例为神赐的和平和拯救，为正教最高会议，为皇帝祈祷；为今天结婚的上帝的仆人康斯坦京和叶卡吉琳娜祈祷。

保姆走进育儿室的时候，谢辽查正在讲给母亲听，他同娜金卡怎样一起从山上滑雪下来摔了跤，一连翻了三个筋斗。安娜听着他的声音，看着他的脸和脸上的神情，抚摩着他的手，但没有听进他的话。得走了，得离开他了——这就是她所想和所感觉到的唯一事情。她听见走到门口咳嗽几声的华西里·鲁基奇的脚步声，听见走近来的保姆的脚步声；但是她却像石头人一样坐着，一动不动，没有力气说话，也没有力气站起来。

“我主恩佑永存！”小老头司祭继续在读经台上翻弄着什么，恭顺地像唱歌一般回答。于是，一个看不见的合唱队的谐音整齐地扩散开来，越来越响，从窗子到圆顶，充满了整个教堂。

“太太，我的好太太！”保姆走到安娜跟前，吻着她的手和肩膀说，“嘿，上帝赐给我们的小宝贝生日快乐。太太，您可一点儿也没变哪！”

“上帝赐福！”庄严的声音接二连三地慢慢传开，把空气都震动了。

“啊，我的好保姆，我不知道你在家里。”安娜暂时醒悟过来说。

身材魁伟、相貌堂堂的大辅祭穿着银色法衣，卷发向两边分开，雄赳赳地走上前来，熟练地用两个手指提起肩衣，在司祭对面站住了。

“我不住在这里，我住在女儿那里，少爷今天生日，我是特地来祝贺的，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我的好太太！”

衬衫迟到所引起的麻烦，同亲友的交谈，他们的抱怨，他那尴尬的处境，这一切都突然消失了。他只觉得又快乐又害怕。

保姆突然哭出声，又吻起她的手来。

“难道这是现实吗？”列文想，回头看了新娘一眼。他稍稍低下眼睛看着她的侧影，从她嘴唇和睫毛依稀可辨的动作上他知道，她觉察到了他的目光。她没有回过头去，但那打褶的高领子碰到了粉红色小耳朵，微微动了动。他看见她压抑着胸膛里的叹息，她那戴长手套、拿着蜡烛的小手抖动起来。

谢辽查眼睛闪闪发亮，脸上洋溢着笑意，一手拉住母亲，一手拉住保姆，一双光着的胖鼓鼓的小脚拼命跺着地毯。他心爱的保姆对他母亲的亲热情意使他特别高兴。

司祭点着了两支花烛，用左手斜拿着，使蜡烛油慢慢滴落下来，接着向新郎新娘转过脸去。这就是听列文忏悔的那个老司祭。他用疲劳的忧郁眼神望望新郎新娘，叹了一口气，从法衣里伸出右手给新郎祝福，又同样地但格外温柔地把他那叠起的手指放在吉娣头上。然后他把蜡烛交给他们，拿起小香炉，慢悠悠地走开去。

“妈妈！她常常来看我，来的时候总是……”他刚开始说话就停住了，因为发现保姆对母亲咬了个耳朵，母亲脸上就现出恐惧和羞愧的神色。这种表情跟母亲是多么不相称哪！

奥勃朗斯基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咬咬耳朵，对列文使了个眼色，又走回来。

她走到他面前。

小老头司祭戴着法冠，银光闪闪的卷发在耳后分成两股，背上系着金十字架。他从笨重的银色法衣下伸出干瘪的小手，在读经台旁翻弄着什么。

“我的宝贝！”她说。

列文好一阵弄不懂人家要他做什么。他们好一阵纠正他，几乎想撒手不管了，因为他不是伸错了自己的手，就是拉错了吉娣的手。最后他才明白，不要改变位置，用右手拉住吉娣的右手。等到他终于照规矩拉住新娘的手，司祭就在他们前面走了几步，在读经台旁站住了。一大批亲友窃窃私语，衣服发出窸窣的响声，向他们走去。有人弯下腰，把新娘的裙子拉拉挺。教堂里一片肃静，连蜡烛油滴落的声音都听得见。

她没有办法说“再见”，但她脸上的表情说明了她要说的话，而他也明白了，“我的宝贝，我的小查查！”她唤着她从前叫惯的小名，“你不会忘记我吧？你……”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您拉住新娘的手，把她领过去。”傧相对列文说。

以后她会想出多少话来对他说呀！可是此刻她却什么话也想不出来，什么话也说不出口。但谢辽查懂得她要对他说的一切。他懂得她是不幸的，但她是爱他的。他甚至懂得保姆对她低声说了些什么话。他听见她说：“他总是八点钟以后来。”他懂得这是在说父亲，母亲同父亲不能见面。这些他是懂的，只是一件事他弄不懂：为什么她脸上现出恐惧和羞愧的神色？……她没有什么过错，可是她怕他，还为什么事害臊。他很想问一问，来解除心里的疙瘩，可是他不敢问，因为他看到她很痛苦，他为她难过。他默默地紧偎着她，悄悄地说：

这时候，神父们纷纷穿上法衣，司祭和助祭走到靠近教堂入口处的读经台上。司祭转身对列文说了一句话，列文却没有听清楚。

“你不要走。他不会马上就来。”

吉娣也像列文一样目光茫然地望着大家。不论人家对她说什么，她总是只能报以幸福的微笑。这种微笑现在在她是很自然的。

母亲把他推开一点，想看看他说这话是不是思考过的。她在他惊惶的神色中看出，他不仅在说他父亲，而且仿佛在问她，他该怎样看待父亲。

陶丽走过来想说什么，可是说不出，哭了起来，接着又勉强笑着。

“谢辽查，我的孩子，”她说，“你要爱他，他比我好，比我善良，是我对不起他。等你长大了，你会明白的。”

“你不冷吧？你的脸色这样白。等一下，把头低下来！”吉娣的二姐娜塔丽雅说，她举起她那丰满美丽的手臂，笑盈盈地理了理吉娣头上的鲜花。

“天下没有比你更好的人了！……”谢辽查含着眼泪不顾死活地叫起来，同时抓住她的肩膀，一个劲儿地用他那双紧张得发抖的手臂把她紧紧抱住。

“怎么样，不害怕吗？”老姑母玛丽雅·德米特里耶夫娜说。

“我的孩子，我的心肝！”安娜唤着，也像他一样天真无邪地轻轻哭起来。

“记住，吉娣，你要先踏到垫子上。”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您这人真好！”她对列文说。

这时候，门开了，华西里·鲁基奇走进来。从另一扇门里传来脚步声，保姆惊慌失措地低声说：

“啊，我很高兴。问题决定了！”奥勃朗斯基笑嘻嘻地说，“一个人在这种时候什么傻事都会做出来的！”当列文手足无措地对他瞧了瞧，向新娘走去时，奥勃朗斯基对契利科夫说。

“来了。”说着把帽子递给安娜。

“对，对！用没有点过的蜡烛。”

谢辽查倒在床上，双手捂住脸哭起来。安娜拉开他的手，再次吻了吻他那湿漉漉的脸，快步走出门去。卡列宁迎着她走来。他一看见她，立刻站住，低下了头。

“到底怎么办？用没有点过的蜡烛还是用点过的蜡烛？问题就在这里。”

尽管她刚才说过他比她好、比她善良，但当她迅速对他扫了一眼，把他的整个身子和细小地方都看个清楚时，她心里顿时充满了对他的憎恨和因他独占儿子而产生的嫉妒。她连忙放下面纱，加快脚步，几乎像跑步一般从房里直奔出去。

列文懂得这是开玩笑，但他笑不出来。

她昨天怀着那么深挚的爱和悲伤在铺子里挑选的玩具，竟没有来得及拿出来，就这样又原封不动地带了回去。

“喂，康斯坦京，现在得决定一下了，”奥勃朗斯基装出惊惶的样子说，“有个重大问题。这问题的重要性现在你才能理解。他们问我，要用点过的蜡烛还是没有点过的蜡烛？相差十个卢布，”他笑得噘起嘴唇，添加说，“我已经决定了，就是怕你不同意。”

三十一

“是的，是的。”列文随口回答，没听清对他说的是什么。

安娜虽然那么渴望见到儿子，那么早就在思想上做好会面的准备，她可万万没有料到，这次见面会使她如此激动。她回到旅馆的单身房间，好半天弄不懂她怎么会来到这里。“是的，一切都完了，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她自言自语，帽子也不脱，就在壁炉旁的安乐椅上坐下。她眼睛紧盯着窗户之间桌上摆着的青铜时钟，沉思起来。

“你的衬衫事件真有意思啊！”柯兹尼雪夫摇摇头，笑嘻嘻地说。

那个从国外带回来的法国侍女走进来请她换衣服。她惊奇地对她瞧瞧说：

“我干了一件傻事，简直不好意思说呢！”他红着脸说，看到柯兹尼雪夫走过来，只好去招呼他。

“等一下。”

“我还以为你想逃走呢！”她说，对他嫣然一笑。

男仆问她要不要喝咖啡。

大家都说她最近几天憔悴多了，戴着花冠远没有平时好看，但列文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洁白鲜花的梳得高高的头发，她那像少女一般遮住长脖子两侧和后颈、只露出前面部分的高耸的打褶领子，以及她那细得惊人的腰身，觉得她比什么时候都迷人——并非因为这些花、这袭长纱、这件从巴黎定制的连衫裙增添了她的美，而是因为她那可爱的脸蛋、她的眼神和她嘴唇的表情与众不同，始终显得十分纯洁和诚挚。

“等一下。”她说。

奥勃朗斯基告诉妻子迟到的原因，客人们都交头接耳，笑眯眯地低语着。列文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也没有看到，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新娘。

意大利奶妈把小女孩打扮好了，抱进来交给安娜。养得胖鼓鼓的小女孩，一看见母亲，伸出手腕胖得像有一根线扎着似的小手，手心向下，咧开没有牙齿的小嘴微笑着，两只小手像鱼鳍划水一样挥动，在浆硬的绣花小裙子上乱摸，发出飒飒的响声。看到她这副模样，谁也忍不住不微笑，不吻吻她；谁也忍不住不伸给她一个手指，好让她抓住，让她尖声叫喊，扭动整个小身子；谁也忍不住不把嘴唇凑过去，让她噘起小嘴，做出接吻的样子。这一切安娜都做了，她抱她，逗她跳跳，吻吻她那鲜嫩的面颊和露出的小肘。但看见这婴孩，她却更加清楚地觉得，她对她的感情如果同她对谢辽查的感情相比较，那简直说不上是爱了。这小女孩身上的一切都很可爱，但不知怎的，这一切都揪不住她的心。她把全部母爱都倾注在同她不爱的男人所生的头生孩子身上，还觉得不满足；这个小女孩是在最痛苦的境遇下生的，可是她倾注在她身上的感情还不如头生孩子的百分之一。此外，小女孩还没有长大，前途尚难以预料，可是谢辽查已经俨然像个成人了，而且是个可爱的人；各种思想感情已开始在他身上斗争；他了解她，爱她，评判她——当她回想到他的话和眼神时，她这样想。可是她却永远同他分离了，不仅肉体上而且精神上永远分离了，再也无法挽回了。

“来了！”“就是他！”“哪一个？”“那个年纪轻些的，是吗？”“瞧她，我的宝贝，可把她急坏啦！”当列文在门口迎接新娘，同她一起走进教堂时，人群里纷纷议论着。

她把小女孩交给奶妈，让她们出去，自己打开嵌有谢辽查照片的颈饰。当时谢辽查的年纪同这个小女孩差不多。她站起来，脱下帽子，从桌上拿起一本贴有谢辽查不同年龄照片的照相簿。她要拿这些照片进行比较，就把它们从照相簿上抽下来。她把所有的照片都拿了下来。只剩下一张，是最近的也是最好的一张。他穿着一件白衬衫，骑在一把椅子上，皱着眉头，嘴上浮着微笑。这是他最有特色最可爱的表情。她用她那双小巧玲珑的手，用她那今天特别紧张的又白又细的手指，几次剔这张照片的角，可是怎么也剔不开来。桌上没有小刀，她撕下旁边一张照片（这是伏伦斯基在罗马拍的照片，他头戴圆礼帽，蓄着长头发），她就用这张照片把儿子的照片剔下来。“哦，是他！”她瞧了瞧伏伦斯基的照片说，接着突然想起谁是造成她今天不幸的罪魁祸首。整个早晨她都没有想到过他。但是，这会儿她一看到这样熟悉这样亲切的仪表堂堂的脸，心头不禁突然涌起一阵爱情的波涛。

四

“他现在在哪里？他怎么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受苦呢？”她忽然带着一种责备的心情想，却忘记正是她自己对他隐瞒了有关儿子的一切。她派人请他立刻回来，苦苦思索着她要说些什么，好把一切都告诉他，幻想着他将怎样亲热地安慰她。她就这样等待着他。仆人回来说，他现在有客人，过一会儿就来，还问她愿不愿意让刚到彼得堡的雅希文公爵一起来。“他不是一个人来，而昨天午饭以后他就没有看到过我了，”她想，“他一个人来，我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他，可是他要同雅希文一起来。”她心里忽然起了一个古怪的念头：要是他不再爱自己了怎么办？

“用不着这么急，”奥勃朗斯基不慌不忙地跟在他后面，笑眯眯地说，“会解决的，会解决的……我不是对你说过了嘛。”

她回顾这几天里发生的种种事情，觉得全都可以证实这个可怕的想法：他昨天没有在家里吃午饭，他坚持他们在彼得堡要分开住，甚至现在都不准备独自到她这里来，有意避免同她单独见面。

过了三分钟，列文不看一下表——怕心里难受——就拔脚穿过走廊跑去。

“但他应该把这事告诉我。我需要知道真相。只要我知道真相，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她自言自语，简直无法想象要是他真的对她冷淡了，她将落得个什么下场。她想到他不爱自己了，觉得自己近乎绝望，因此特别焦急不安。她打铃唤侍女，然后走到盥洗室。她梳妆的时候比平时更加着意打扮，仿佛只要她穿上最合适的衣服，梳了最适宜的发式，他就会重新爱她。

“刚刚赶上。他们正在往大车上搬呢。”顾士玛说。

铃响了，她却还没有梳妆完毕。

最后，顾士玛惶恐得上气不接下气，拿着衬衫冲进屋子里。

她走到会客室里，迎接她的不是他而是雅希文的目光。伏伦斯基正在观看她遗忘在桌上的她儿子的照片，并没有急于抬起头来看她。

顾士玛没有想到应该留下一件干净的衬衫，他听到吩咐要把全部行李收拾起来送到谢尔巴茨基家——新夫妇今晚就要从那里出发到乡下去——就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只留下一套礼服。列文的衬衫从早晨穿起，已经弄皱了，他穿着时式的敞胸背心，简直不像样子。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取，路又太远。他就差人到铺子里去另外买一件。仆人回来说，铺子都关门了，因为今天是礼拜天。派人到奥勃朗斯基家去取，可是借来的衬衫又宽又短，不能穿。最后只得派人到谢尔巴茨基家去拆行李。大家都在教堂里等新郎，他却像笼子里的野兽，在屋里踱来踱去，不断地向走廊张望，又恐惧又绝望地回想着他对吉娣说过的话，不知道她现在有什么想法。

“我们认识的，”她把她的小手放在窘态毕露的雅希文的巨掌里说。雅希文这副窘迫的神色同他魁伟的体格和粗鲁的面孔很不相称。“去年在赛马场上就认识了。给我。”她说着敏捷地从伏伦斯基手里抢过他正在观看的儿子的照片，她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意味深长地瞧着他，“今年赛马赛得好吗？我只在罗马的科尔索看过赛马。不过，您是不喜欢国外生活的，”她笑眯眯地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一切爱好，虽然我们很少见面。”

“衬衫在您身上。”顾士玛平静地微笑着回答。

“这真使我惭愧，因为我的爱好多半都是不好的。”雅希文咬着左边的小胡子说。

“衬衫呢！”列文叫了起来。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雅希文发现伏伦斯基看了看表，就问她是不是还要在彼得堡住些日子，接着挺直他那魁梧的身子，拿起便帽。

事情是这样的：当列文要换衣服的时候，他的老仆人顾士玛拿来了燕尾服、背心和其他必要的东西。

“看来不会很久。”她瞟了一眼伏伦斯基，迟疑不决地说。

“招人笑话可不好哇……等一下！会解决的。”

“那我们不能再见面了？”雅希文站起身来说，又转身问伏伦斯基，“你在哪里吃午饭？”

“早就该这么办了。”

“您到我这儿来吃饭吧，”安娜断然地说，仿佛对自己的窘态感到生气，但照例因为在生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处境而涨红了脸，“这儿的饭菜虽然不好，但至少你们可以再见见面。在团里的老朋友当中，阿历克赛最喜欢您了。”

“那你就穿我那件好了。”

“那太荣幸了！”雅希文笑着说，伏伦斯基从他的微笑中看出，他很喜欢安娜。

“不，怎么搞的！”列文克制着怒火说，“还有这种该死的敞胸背心！不行啊！”他望着身上衬衫揉皱的前襟，说，“要是行李已经送上火车怎么办！”他绝望地叫道。

雅希文鞠了个躬，走出去，伏伦斯基跟在他后面。

“是的，真要命！”奥勃朗斯基温和地微笑着表示同意，“不过你放心好了，马上就会来的。”

“你也走吗？”她对他说。

“有谁遇到过这样尴尬的局面！”他说。

“我已经迟了，”他回答，“你去吧！我这就赶上来。”他对雅希文叫道。

这当儿，列文穿好长裤，但没有穿背心和燕尾服，在旅馆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断地把头伸到门外，向走廊里张望。可是始终不见他所等待的人，只好绝望地回来，摆动双手，同悠然自得地抽烟的奥勃朗斯基说话。

她拉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竭力思索说些什么才能把他留住。

大辅祭似乎要让人注意他的时间很宝贵，不耐烦地咳嗽着，咳得窗子的玻璃都震动了。唱诗台上的唱诗班等得有点厌烦，发出练嗓子和擤鼻涕的声音。司祭一会儿派执事，一会儿差助祭去看新郎来了没有。他自己穿着紫色法衣，束着宽腰带，也不断走到边门去等待新郎。终于有一位太太看了看表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于是来宾个个感到不安，开始高声表示惊奇和不满。一个傧相乘车去探听消息。这时候，吉娣身穿雪白的连衫裙，披着长纱，头戴香橙花冠，早已准备就绪，同一位女主婚人和二姐娜塔丽雅一起站在谢尔巴茨基家的客厅里，眼睛望着窗外，等男傧相来通知新郎的到来，已经白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说，”她拉起他那粗短的手，把它紧贴在自己的脖子上，“哦，我叫他来吃饭没关系吧？”

起初大家以为新郎新娘马上就要来了，没有去想他们为什么迟到。接着越来越频繁地向门口张望，谈论着会不会出什么事。后来，大家为新郎新娘的迟到越来越不安，但都装作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样子，径自谈着话。

“太好了！”他平静地微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吻吻她的手。

在宪兵指挥下，已经有二十多辆马车排列在街上。一个警官不顾严寒，站在教堂入口处，身上的制服闪闪发亮。马车络绎不绝，一会儿是头上戴花、手里提着拖地长裙的太太，一会儿是脱下军帽或黑色礼帽的男人，陆续走进教堂。教堂内部，两盏枝形大吊灯光亮夺目，圣像前的蜡烛也全部点上了。圣像壁红底上的镀金、圣像的金色浮雕、枝形大吊灯和烛台上的银饰、地上的石板、垫毯、唱诗班台上的神幡、读经台的台阶、陈旧发黑的圣经、司祭和助祭的法衣，一切都沐浴在灯光里。在温暖的教堂右边，在燕尾服和白领带、制服和花缎、天鹅绒、绸缎、头发、鲜花、裸露的肩膀手臂和戴长手套的人群中间，传出压低声音的热烈谈话，谈话声在高高的圆屋顶下异样地回响着。每当教堂门打开发出尖锐的响声时，人群就不再说话，大家回过头去，希望看到新郎新娘进来。门开了差不多有十次以上，每次不是走到右边来宾席的迟到客人，就是欺骗或者说服警官混到左边人群里的观众。亲友和观众都等急了。

“阿历克赛，你对我没有变心吧？”她双手紧握住他的一只手说，“阿历克赛，我在这里真难受。我们什么时候走哇？”

一大群人，其中多数是女人，围住即将举行婚礼的灯火辉煌的教堂。那些没有能挤进教堂的人，都聚集在窗口，拥挤着，争吵着，从窗栏杆外面往里张望。

“快了，快了。你真不会相信，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使我多么痛苦！”他说着抽回了手。

三

“嗯，走吧，走吧！”她委屈地说，从他身边急急地走开了。

“送去了。”列文回答，接着吩咐顾士玛把他的衣服拿来。

三十二

“我们同他一起马上就来。东西送去了吗？”奥勃朗斯基说。

伏伦斯基回来的时候，安娜不在家里。人家告诉他，他走后不久来了一位太太，安娜就同她一起出去了。她出去时没有说明到哪里，至今没有回来。她早晨还到什么地方去过，对他也只字不提——这一切，再加上今天早晨她那种兴奋得出奇的神色，以及她当着雅希文的面从他手里抢过儿子照片时那副敌对的态度，使他沉思起来。他决定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他就在她的会客室里等她。但是安娜不是一个人回来，而是带着她那位没有出嫁的老姑母奥勃朗斯基公爵小姐一起来。她就是早晨来看安娜，同她一起出去买东西的那位太太。安娜似乎没有察觉伏伦斯基脸上那种焦虑和疑问的神色，兴高采烈地告诉他今天早晨买了些什么东西。他看出她内心有一种特殊的变化：她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刹那间停留在他身上，显得紧张不安；她的言语和动作带有一种神经质的灵敏和妩媚，这在他们亲近的初期曾经使他神魂颠倒，现在却使他惶惑恐惧。

“好，一定照办。”

四人用的饭菜已经摆好。人都到齐了，大家正要走进小餐室，土施凯维奇带着培特西公爵夫人的口信来找安娜了。培特西公爵夫人说她不能来送行，请安娜原谅；她身体不好，但请安娜在六点半到九点之间到她家里去一次。伏伦斯基听到这个规定的时间——显然有意不让她遇见任何人——对安娜瞟了一眼，但安娜似乎没有察觉。

“嗯，现在我们就这么办：你坐我们的马车去接他，谢尔盖·伊凡诺维奇要是同意，请他到了以后把车打发回来。”

“真抱歉，六点半到九点我正好有事不能去。”她略带笑意地说。

圣像祝福仪式很不像样。奥勃朗斯基同妻子并排站着，摆出煞有介事的可笑姿势。他拿着圣像，叫列文一躬到地，带着和善的嘲笑吻了他三次。陶丽也这样做了，接着又匆匆走去调派马车，这可是件麻烦事。

“公爵夫人会觉得很遗憾的。”

列文感到内疚和害臊，但心里很踏实。他回到旅馆。他哥哥、陶丽和奥勃朗斯基全都穿戴好了，正准备拿圣像给他祝福。再不能耽搁了。陶丽还得回家去接她那个卷过头发、擦过发油的儿子，他将拿着圣像伴送新娘一起走。还得派一辆马车去接男傧相，另外一辆送走柯兹尼雪夫后再回来……总之，有大量琐事需要处理。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再拖延，已经六点半了。

“我也是这样。”

“她这几天本来就没吃什么，人也瘦了，可你还要拿你那些蠢话来使她烦恼，”她对他说，“走，走，我的宝贝。”

“您大概要去听巴蒂的歌剧吧？”土施凯维奇说。

公爵夫人听说他来访的原因，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生起气来，叫他立刻回家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吉娣梳头，因为理发师沙尔里马上要来了。

“巴蒂吗？您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要是定得到包厢，我一定去。”

“你怎么不明白？她是个黑头发的姑娘，穿蓝衣服不合适……我什么都考虑过了。”

“我可以定到。”土施凯维奇自告奋勇说。

过了五分钟，公爵夫人走进屋里，看见他们已经完全和好了。吉娣不仅使他相信她爱他，甚至解答了他的问题：她为什么爱他。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完全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爱什么，因为他所喜爱的一切都是好的。他也觉得这一切都是十分清楚的。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并肩坐在箱子上，理着衣服，并且争论着。吉娣要把列文上次向她求婚时她穿的那件咖啡色连衫裙送给杜尼雅，他却坚持这件衣服不能送给任何人，她可以把一件浅蓝色连衫裙送给杜尼雅。

“那真太感谢您了，太感谢您了！”安娜说，“您要不要同我们一起吃饭啊？”

“嗐，我在干什么呀！”他叫道，在她面前跪下来，吻着她的双手。

伏伦斯基微微耸了耸肩。他实在弄不懂安娜的用意。她为什么把这位老公爵小姐带来，为什么留土施凯维奇吃饭，还有最叫人弄不懂的是，她为什么要他去定包厢？就她现在的处境，居然想到要去看巴蒂的歌剧，在那里肯定会遇到社交界的所有熟人，这难道是可以想象的吗？他一本正经地对她瞧瞧，但她还是用又像快乐又像绝望的莫测高深的挑战目光来回答他。吃饭的时候，安娜兴奋得好像在挑衅，又仿佛在向土施凯维奇和雅希文卖弄风情。吃完饭，大家站起来，土施凯维奇去定包厢，雅希文出去吸烟，伏伦斯基就同他一起到自己的房里去。他在楼下坐了一会儿，又跑上楼来。安娜已穿上她在巴黎定制的袒胸天鹅绒镶边浅色丝绸连衫裙，头上扎了一条富丽的镂空白带子，框住她的脸蛋，格外清楚地显出她那光艳照人的美。

“天哪！叫我怎么办哪？……”她说着哭起来。

“您真的要去看戏吗？”他竭力不去看她，说。

“我想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呢？”

“您到底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呀？”她发现他没有看她，又觉得委屈，说，“到底为什么我不能去呀？”

“你在想些什么？全都说出来。”

她仿佛没有听懂他的意思。

但他的脸色是那么可怜，她不由得忍住怒气，扔掉扶手椅上的衣服，在他旁边坐下。

“当然没有什么理由！”他皱着眉头说。

“你疯了！”她气得满脸通红，叫起来。

“嗯，我也这么说呀！”她故意装作不懂他语气里的讽刺味儿，若无其事地拉上洒过香水的长手套，说。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安娜，看在上帝份上，您倒说说，您这是怎么啦？”他说，像她丈夫以前对她说话那样提醒她。

“我不明白，”她恐惧地回答，“你想取消……你不愿意了，是吗？”

“我不明白您问的是什么。”

“我说过一千遍，我不能不想的是……我配不上你。你不可能答应同我结婚。你想一想吧！你做了错事。你好好想一想吧！你不可能爱我的……要是……你最好说出来，”他没有望着她，说，“我会痛苦的。人家高兴怎么说，就怎么说吧；不论怎样总比不幸要好……趁现在还来得及……”

“您要知道您可不能去呀！”

“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你怎么啦？”

“为什么？我不是一个人去。华尔华拉公爵小姐同我一起去，她现在换衣服去了。”

“吉娣！我很苦恼。我一个人受不了这样的苦恼。”他带着绝望的语气说，在她面前站住了，恳求般地望着她的眼睛。他从她那含情脉脉的诚恳的脸上看出，他想说的话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但他还是要她亲口来消除他的疑虑，“我是来说，现在还来得及。事情还可以取消，挽回。”

他带着困惑和绝望的神情耸耸肩膀。

“杜尼雅，你出去一下，我回头叫你，”吉娣说，“你怎么了？”她等侍女一出去，就断然地用“你”称呼他。她发现他的脸色激动、阴郁、异样，感到恐惧。

“难道您还不知道……”他刚开始说。

“噢！太好啦！”他闷闷不乐地望着那侍女，说。

“我可不想知道！”她差不多叫喊起来，“我不想。我对我所做的事后悔吗？不，不，不！即使一切都得从头来过，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对我们，对你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我们是不是彼此相爱。别的就用不着考虑。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分开住，彼此不见面？为什么我不能去？我爱你，别的我都无所谓，”她带着一种他无法捉摸的特殊眼神望了他一眼，用俄语说，“如果你没有变心。到底为什么你不瞧着我？”

“呀！”她一看见他，立刻容光焕发，叫了起来，“你怎么来的，您怎么来的（最近几天她总是忽而称呼他‘你’，忽而称呼他‘您’）？真没想到！我在整理我姑娘时期的衣服，准备送给人家……”

他对她望了望。他看见她相貌和总是裁剪得很合身的服装的美。可是这会儿正是她的美丽和雅致使他恼火。

他在后屋里找到她。她正坐在箱子上，同侍女料理什么，挑选着散满椅背和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我的感情不可能变，这您是知道的，但我请您不要去，我求求您！”他带着一种温柔的恳求语气又用法语说，但他的目光有点冷淡。

他霍地跳起来。“不，这样下去可不行！”他忘乎所以地自言自语，“我要到她那里去，问问她，最后一次对她说：我们两人都是自由的，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到此为止？不论怎样总比一辈子的不幸、耻辱和不贞要好！”他怀着绝望的心情，怀着对一切人、对自己和对她的愤恨走出旅馆，坐车到她家里去。

她没有听清他的话，但看见他冷淡的眼色，就怒气冲冲地回答说：

“万一她不爱我怎么办？万一她只是为结婚而同我结婚怎么办？万一连她自己也不明白她的所作所为怎么办？”他问着自己，“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直到结了婚才明白她并不爱我，她不可能爱我。”于是他心里对她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恶劣想法。他像一年前那样嫉妒她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仿佛他看见她同伏伦斯基在一起还是昨天的事。他怀疑她没有向他坦白一切。

“我倒要请您解释解释，为什么我不应该去。”

“可是我了解她的思想、她的希望、她的感情吗？”仿佛有一个声音突然低声问自己。他的笑容消失了，他沉思起来。一种奇怪的感觉支配了他。他觉得恐怖和怀疑，怀疑一切。

“因为这会使您……”他犹豫了。

列文独自留下来，回想着这些单身汉的话，又一次问自己：他心里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因为丧失自由而感到惋惜？想到这问题，他微微一笑。“自由吗？要自由干什么？幸福就在于爱情和希望，希望她所希望的，想她所想的，这就是幸福。根本用不着什么自由！”

“我真弄不懂。雅希文不会损害我什么，华尔华拉也不比别人坏。啊，她来了。”

吃完饭，客人们走了，大家赶回去换衣服参加婚礼。

三十三

“糟糕！您这人真是不可救药！”卡塔瓦索夫说，“来，让我们干一杯，祝他恢复健康，或者祝他实现他的梦想，哪怕只有百分之一。即使这样也是天下最大的幸福了！”

伏伦斯基因为安娜有意对她的处境装得满不在乎，第一次对她感到恼怒，甚至怨恨。由于他无法向她发作，这种情绪变得更加强烈了。要是他能坦率地向她说出他的想法，他准会说：“你这样打扮，再同这位人人都认识的公爵小姐一起去看戏，这样就不仅承认自己是个堕落的女人，而且等于向整个社交界挑战，也就是说要从此同它决裂。”

“不，尽管有了感情（他不好意思当着他们的面说爱情）和幸福，丧失自由毕竟是可惜的，我多少总应该有点感觉呀……可是正好相反，我还因为失去自由而高兴呢！”

他不能对她说这话。“可是她怎么会不懂这个道理？她心里有些什么变化？”他自言自语。他觉得他对她的尊敬减少了，但却感到她更美了。

“对，您现在心里一片混乱，什么感觉也不会有，”卡塔瓦索夫说，“等您稍微冷静一点，您就会感觉到了！”

他皱着眉头回到房里，坐在两条长腿搁在椅上的雅希文旁边。雅希文正在喝白兰地和矿泉水，伏伦斯基吩咐仆人也给他送一份来。

“啊，说句实话，”列文笑着说，“我心里可没有为失去自由感到惋惜！”

“说到兰科夫斯基的‘大力士’，这可是匹好马，我劝你买下来，”雅希文瞅了瞅朋友阴郁的脸，说，“它的臀部有点松弛，可是腿和脑袋好得不能再好。”

“好吧，窗子反正开着……我们现在就到特维尔去！有一头母熊在，可以直捣它的巢穴。真的，坐五点钟的班车去吧！这里的事让他们去办。”契利科夫笑嘻嘻地说。

“我是想把它买下来。”伏伦斯基回答。

“一定有的，就是不肯承认罢了！”卡塔瓦索夫说着哈哈大笑。

他对谈马是感兴趣的，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安娜，情不自禁地留神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看看壁炉上的钟。

“您承认您有果戈理笔下新郎那样的心情，想从窗口跳下去吗？”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吩咐向您报告，她到戏院去了。”

“同单身生活告别的风俗可不是没有道理的，”柯兹尼雪夫说，“不管你怎样幸福，你总不能不为丧失自由而惋惜吧？”

雅希文又把一杯白兰地倒进泡沫翻腾的矿泉水里，喝干了，这才站起身来，扣上纽扣。

契利科夫认为不结婚也很快活，列文不愿打破他这种幻想，因此没有说什么。

“怎么样？我们去吧。”他说，小胡子底下露出一丝笑意，表示他明白伏伦斯基心情愁闷的原因，但并不把它当一回事。

“不过，您不参加打这两头熊，毕竟很可惜。您还记得上次在哈比洛夫的事吗？那次打猎多有趣呀！”契利科夫说。

“我不去。”伏伦斯基闷闷不乐地回答。

列文微微一笑。一想到妻子不会让他去打猎，他觉得很好玩，他情愿从此放弃猎熊的乐趣。

“我可要去，我同人家约好了。那么再见。要不然你就到正厅来，你可以坐克拉辛斯基的座位。”雅希文走到门口又说。

“哦，这倒是真的，”柯兹尼雪夫说，“今后打熊这件事就没有你的份了，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不，我有事。”

“嗳，我不去，你们去打好了。”

“有了妻子麻烦，有了情妇更糟。”雅希文走出旅馆时想。

“阿尔希普今天来过了，他说塘村那边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契利科夫说。

剩下伏伦斯基一个人，他站起身，在房里踱起步来。

“您会明白的。您现在爱农业，爱打猎，可是您等着瞧吧！”

“今天演什么？今天是第四场演出……叶戈尔夫妇一定在那边，还有我的母亲。这就是说，彼得堡的名流都会集中在那边。这会儿她走进去，脱下皮大衣，走到灯光底下。土施凯维奇、雅希文、华尔华拉公爵小姐……”他想象着，“我这是怎么啦？是不是害怕了，还是把保护她的权利让给土施凯维奇了？不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愚蠢，愚蠢……为什么她要把我弄到这个地步？”他摆了摆手，自言自语。

“为什么？”

他的手碰到放着矿泉水和白兰地瓶的小桌子，差点儿把它碰翻。他想扶住它，但没有扶住，就怒气冲冲地把它踢了一脚，接着打了打铃。

“是不会妨碍，可是妻子要妨碍我呀。”

“要是你想在我这里做事，”他对走进来的侍从说，“那就记住你的本分。这样可不行。你应该把它收拾掉！”

“可是它不会妨碍您爱妻子。”

侍从觉得这事不能怪他，想辩白几句，但他瞟了主人一眼，从他的脸色上看出还是不要吭声的好，就连忙弯下身子，趴在地毯上，动手收拾打碎的和没打碎的酒杯和瓶子。“这可不是你的事，去叫茶房来收拾，你把我的燕尾服拿来。”

“嗳，别胡扯了！写什么都无所谓。不过我倒确实爱上了墨鱼。”

伏伦斯基八点钟走进剧场。戏正演到高潮。包厢侍者，一个小老头儿，帮伏伦斯基脱下皮大衣，认出是他，就叫他“大人”，并且说他不必领号牌，要衣服叫他菲多尔就行。在灯火辉煌的走廊里，除了这包厢侍者和两个手拿大衣在门口听戏的仆人，一个人也没有。从虚掩的门里传出乐队小心翼翼地伴奏的弦乐断奏和一个吐词清晰的女歌手的歌声。门开了，包厢侍者溜了进去，那句将近结尾的歌词清楚地传到伏伦斯基的耳鼓里。但是门立刻又关上了，伏伦斯基没有听见歌词的结尾和音乐的尾声。从门里传出雷鸣般的掌声，表明乐曲已经结束。当他走进蜡烛和煤气灯照得光辉夺目的大厅时，喧闹声还没有静止。舞台上女歌手的光肩膀和钻石首饰闪闪发亮。女歌手弯着腰，微笑着，在拉住她手的男高音歌手的帮助下捡起杂乱地越过脚灯掷过来的花束，接着走到一位油光光的头发打当中分开的男人前面，那人正伸出长长的手臂从台下递给她一件东西。这当儿，正厅和包厢的观众全都骚动起来，身子前冲着，鼓掌，喝彩。乐队长坐在他的高椅上帮助递送花束，又整整他的白领带。伏伦斯基走到正厅中央，停住脚步，向周围张望。今天晚上，他比平时更不注意司空见惯的环境、舞台、喧哗，以及把剧场挤得水泄不通的熟悉而乏味的五光十色的观众。

“是的，你爱上墨鱼了。你知道吗？”列文转过来对哥哥说，“米哈伊尔·谢苗诺奇在写一本营养学著作……”

包厢里照例是那些有军官奉陪的阔太太；照例是那些身份不明的穿着奇装异服的女人，以及一些穿军服的或穿燕尾服的男子；照例是顶楼上那些肮脏的观众；在包厢和前排大约有四十个体面的男女。伏伦斯基立刻注意到了这块沙漠中的绿洲，同他们招呼起来。

“我已经在恋爱了。”

他进去的时候。一幕戏刚完毕，因此他没有到哥哥的包厢里去，却走到正厅的第一排，同谢普霍夫斯科依一起站在脚灯边。谢普霍夫斯科依弯着一条腿，用靴跟敲敲脚灯，老远一看见他，就向他笑笑，叫他过去。

“有朝一日我知道您也在恋爱了，我将多么高兴啊！”列文说，“您一定要请我吃喜酒。”

伏伦斯基还没有看见安娜，他故意不朝她那边望。但他从人们视线的方向看出她在什么地方。他若无其事地朝四周张望，但并不找寻她；他用眼睛找寻卡列宁，准备遇到最糟糕的局面。算他运气，卡列宁今天没有来看戏。

“不，我并不反对。我赞成劳动分工。什么事也不会做的人，只好做些人出来，其余的人就得促进他们的教养和幸福。这就是我的看法。把这两种行当混为一谈的大有人在，可我不在其内。”

“啊，你身上剩下的军人味道太少了！”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他说，“一位外交官，一位演员，你就是这样。”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人了。”柯兹尼雪夫说。

“是啊，我一回家就穿上燕尾服。”伏伦斯基微笑着回答，慢悠悠地拿出望远镜。

“你们看，”卡塔瓦索夫由于讲台上讲课养成的习惯，拖长字句说，“我们的朋友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过去是个多么能干的人哪！我说的是过去的他，因为现在他已经不是这样的人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爱好学术，通情达理。现在呢，他的一半才能都用来欺骗自己，另外一半为这种欺骗进行辩解。”

“在这方面，说实在的，我真羡慕你。我从国外回来穿上这衣服的时候，”谢普霍夫斯科依摸了摸他的肩章，“真舍不得我的自由。”

举行婚礼那天，列文按照风俗（公爵夫人和陶丽坚持要严格遵守一切风俗），事先不跟未婚妻见面，却同三个在旅馆里邂逅的单身朋友一起吃饭：一个是柯兹尼雪夫；一个是列文的大学同学卡塔瓦索夫，现在当上自然科学教授，列文在街上遇见他，就把他拉到旅馆里来；一个是男傧相契利科夫，现任莫斯科调解法官，也是列文的猎熊朋友。这顿饭吃得很快活。柯兹尼雪夫情绪极好，很欣赏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玩笑。卡塔瓦索夫发觉他的玩笑得到重视和理解，便更加尽情发挥。契利科夫总是快乐而善意地参与各种谈话。

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伏伦斯基的前程早已不存什么希望，但他照旧喜欢他，待他特别亲切。

二

“你没有赶上看第一幕，真可惜。”

那天晚上，列文同未婚妻一起在陶丽家里度过，感到特别高兴。他把他的兴奋心情告诉了奥勃朗斯基。他说他快活得像一头受过训练的狗，终于能领会人家要它做的事，尖声叫着，摇着尾巴，心花怒放地跳上桌子和窗台。

伏伦斯基心不在焉地听着，把望远镜从楼下厢座移到二楼，然后又望着一个个包厢。在一位扎着高髻缠发带的太太和一个怒气冲冲地转动望远镜、眨着眼睛的秃顶老头儿旁边，伏伦斯基突然看到安娜傲慢而美艳惊人、围着花边的笑盈盈的脸。她坐在五号包厢，离开他只有二十步路。她坐在前面，稍稍回过头来对雅希文说着什么。她那美丽宽阔的肩膀托着她的头，她的眼睛和整个脸上闪耀着抑制的兴奋光辉，使他想起当初在莫斯科舞会上看见她的模样。但现在他欣赏她的美，同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他对她的感情没有丝毫神秘的成分，因此虽然她的美比以前更使他倾倒，却使他感到不愉快。她没有朝他的方向望，但伏伦斯基发觉她已经看到他了。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等将来有机会再说。”列文空前深切地感到，他的灵魂里有些不明白不干净的地方，他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像别人一样，可是以前他就因此反对人家，还责备过他的朋友史维亚日斯基。

当伏伦斯基又拿望远镜对着那个方向的时候，他看到华尔华拉公爵小姐的脸显得特别红，她不自然地微笑着，也不断往隔壁包厢张望；安娜折拢扇子，拿它敲着包厢的红丝绒栏杆，眼睛凝视着什么地方，却没有看见，显然也不愿看见隔壁包厢里所发生的事。雅希文脸上现出一副赌输钱时的倒霉相。他皱起眉头，把左边小胡子塞进嘴里，越塞越深，同时也斜眼瞅着隔壁包厢。

那天列文回到家里，感到很高兴，因为结束了那种尴尬的局面，而且不用撒一句谎。他还模模糊糊地记得，这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说的话，并不像他起初所想象的那样愚蠢，不过他的话里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弄个明白。

左边那个包厢里是卡尔塔索夫夫妇。伏伦斯基认识他们，并且知道安娜同他们也认识。卡尔塔索夫夫人是个瘦小的女人，站在他们的包厢里，背对安娜，正在穿丈夫递给她的披肩。她脸色苍白，怒气冲冲，情绪激动地说着什么。卡尔塔索夫是个秃顶的胖子，一面不断地回过头来看安娜，一面竭力安慰妻子。等妻子走了，丈夫迟疑了好一阵，用眼睛找寻安娜的目光，显然想向她鞠躬。但安娜分明有意不理他，回过头去对俯着身子、头发剪得短短的雅希文说话。卡尔塔索夫没有鞠躬就走了，留下一个空包厢。

“您踏进人生这一阶段，”司祭继续说，“您要选择道路，坚定地走下去。祷告上帝，凭主的仁慈帮助您，怜悯您，”他结束道，“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以其爱人的恩典饶恕这个儿子……”司祭念完赦罪文，给他祝福了一番，就放他走了。

伏伦斯基不明白卡尔塔索夫夫妇和安娜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看出，一定有什么事使安娜感到屈辱。从他看见的情景上，尤其是从安娜的神色上，他都看出了这一点。他知道安娜在竭力维护她所扮演的角色的体面。这种外表镇定的角色她演得很成功。凡是不认识她，不知道她那个圈子，没有听到女人们说她胆敢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并且扎着花边头带卖俏的人，都会对她的落落大方和美艳魅人惊叹不已，根本没有想到她此刻的感受就像一个被钉在耻辱柱上示众的人。

列文什么也没回答，倒不是因为他不愿同司祭争论，而是因为至今还没有人问过他这样的问题。到将来孩子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还有充分时间可以考虑该怎样回答呢。

伏伦斯基知道出了事，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他心里十分焦虑，希望打听一下，就向哥哥的包厢走去。他故意挑选安娜包厢对面的通道走去，正好看见老团长在跟两个熟人说话。伏伦斯基听见他们提到卡列宁夫妇的名字，并且发觉团长急忙意味深长地对那两个说话的人丢了个眼色，大声叫着伏伦斯基的名字。

“您准备结婚，上帝将赐给您子孙后代，是不是啊？啊，魔鬼诱使您不信神，要是您不能战胜这种诱惑，您能给您的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婉转的责难口气说，“要是您爱您的孩子，那您作为一个慈父，就不仅希望您的孩子荣华富贵，还希望他们得救，希望真理的光芒能照耀到他们的心灵。是不是啊？要是天真无知的孩子问您：‘爸爸！土地、江河、太阳、花草，世界上这一切使我喜爱的东西是谁创造的？’那您怎么回答他呢？难道就对他说‘我不知道’吗？既然上帝出于大恩大德向您展示了这一切，您又怎么能不知道呢？也许您的孩子会问您：‘在阴间有什么在等着我呀？’如果您什么也不知道，您怎么对他说呢？您让他去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这可不好哇！”他说着停住了，侧着头，用那双和善的眼睛望着列文。

“嘿，伏伦斯基！你什么时候回到团里来？我们总不能不请你吃一顿饭就让你走哇！你是我们最老的伙伴！”团长说。

司祭仿佛知道他的心事，回答说：

“我没有空，真抱歉，下一次吧。”伏伦斯基说着，就上楼跑到哥哥的包厢里。

“是的，”列文回答，为司祭脸红。“在忏悔的时候他问这个干什么？”他想。

伏伦斯基的母亲，卷发灰白的老伯爵夫人，坐在他哥哥的包厢里。华丽雅同索罗金娜公爵夫人在二楼走廊里遇见他。

“我听说您准备同我教区里的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女儿结婚，是吗？”他微笑着加上说，“一位出色的姑娘！”

华丽雅把索罗金娜公爵小姐送到母亲那里，伸出一只手给小叔子，立刻同他谈起他所关心的事来。他难得看见她这样激动。

司祭稍微停了一下，仿佛在沉思。

“我觉得这很卑鄙很恶劣，卡尔塔索夫夫人没有任何权利这样做。卡列宁夫人……”她开始说。

“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就是神父也会有怀疑，也要恳求上帝加强他们的信心呢。魔鬼的力量大得很，我们一定要抵抗他。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祷告上帝吧！”他匆匆地一再说。

“什么事？我还不知道。”

“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涨红了脸说，觉得他的话很愚蠢，在这种场合说这样的话实在愚蠢。

“怎么，你没听说吗？”

“您不知道吗？那您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万物呢？”司祭带着快乐的困惑神气说。

“你要明白，这种事我总是最后才听到的。”

“我不知道。”他说。

“天下还有比卡尔塔索夫夫人更恶毒的人吗？”

列文觉得同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是不得体的，因此只就他的问话做了回答。

“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您明明看见大地上创造出来的万物，怎么还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司祭用习惯成自然的腔调又急急地说，“是谁用星星来装饰天空的？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样美丽的？没有造物主怎么行呢？”他用询问的目光对列文瞧了一眼，说。

“丈夫告诉我说……她侮辱了卡列宁夫人。她丈夫隔着包厢同卡列宁夫人说话，卡尔塔索夫夫人就闹了起来。据说她说了一句侮辱的话就走了。”

列文不作声。

“伯爵，您妈妈叫您去呢。”索罗金娜公爵小姐从包厢里探出头来说。

“怎么可以怀疑上帝的存在呢？”他露出一丝笑意，说。

“我一直在等你，”母亲嘲弄地笑着对他说，“可就是看不到你。”

“我怀疑一切。我有时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情不自禁地说，接着又为这样的亵渎而感到惶恐。但列文的话对司祭似乎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儿子看出她高兴得忍不住笑。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司祭重复说，“那么您主要怀疑什么呢？”

“您好，妈妈。我来看您了。”他冷冷地说。

“我的主要罪孽是怀疑。我怀疑一切，大部分时间都在怀疑中。”

“你怎么不去巴结卡列宁夫人哪？”等到索罗金娜公爵小姐走到一边，她用法语说，“她引得全场都轰动了。为了她，大家把巴蒂都给忘了。”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但我们应该祈求仁慈的上帝增强我们的信心。您有什么特别的罪孽？”他一停不停地说，仿佛不肯浪费一点时间。

“妈妈，我请求过您，不要对我提这件事。”他皱着眉头回答。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还有没有什么说的，接着闭上眼睛，用弗拉基米尔口音急急地说：

“我说的事大家都在说。”

“我怀疑过一切，现在还是怀疑一切。”列文用他自己听来都觉得讨厌的声音说，说完就住口了。

伏伦斯基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对索罗金娜公爵小姐说了几句就走了。他在门口遇见哥哥。

“基督降临，不显形迹，正在听取您的忏悔，”司祭指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说，“您相信圣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他继续说，眼睛不看列文的脸，双手在圣带下面合拢来。

“啊，阿历克赛！”哥哥说，“多么讨厌哪！一个十足的傻婆娘……我现在就到她那里去。我们一起去吧。”

助祭从绒布袖口里伸出一只手，悄悄地接过一张三卢布钞票，说他要把列文的名字记下来。接着就精神抖擞地用他的新靴子咯咯地踩响空旷的教堂的石板，走上祭坛。过了一会儿，他从那里往外张望，招招手叫列文过去。到这时为止一直被压抑着的思想又在列文头脑里活动起来，他连忙把它驱散。“总会了结的。”他想着，向读经台走去。他走上台阶，向右转弯，看见了司祭。司祭是个小老头儿，留着稀疏的灰白大胡子，生有一双疲劳的和善眼睛，站在读经台旁，翻着圣礼书。他向列文微微点点头，立刻用惯常的腔调念起祈祷文来。他念完祈祷文，一躬到地，脸转向列文。

伏伦斯基没有理他。他匆匆走下楼去。他觉得他应该做些什么，但不知道做什么才好。他恨她把她自己和他弄得这样尴尬，同时又可怜她的痛苦遭遇。这种心情使他不安。他走到正厅，一直向安娜的包厢走去。斯特列莫夫站在包厢旁边，同她谈着话：

年轻的助祭穿一件显露出骨头突出的长脊背的薄薄法衣，走过来迎接他，然后走到靠墙的小桌旁，开始念祈祷文。当助祭念祈祷文的时候，特别是迅速地重复着“上帝怜悯”——听上去好像在说“饶恕，饶恕”——的时候，列文觉得他的思想仿佛被禁锢起来，贴上封条，不能活动，要不然就会引起混乱，因此他站在助祭后面，没有去听他，也不理会他，只管继续想自己的心事。“她手上的表情真是太丰富了！”他记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那张桌子旁的情景，心里想。在这种时候，他们照例想不出什么话说。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不断地张开又捏拢。她看着这动作，自己也笑了。他想起他怎样吻了吻这只手，然后仔细地看着这粉红色手掌上错综的脉纹。“又是饶恕，”列文想，同时画着十字，鞠着躬，望着正在行礼的助祭背部肌肉的活动，“她接着拿起我的手察看上面的脉纹。‘你的手真可爱！’她说。”他想到这里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助祭短小的手。“是的，这会儿快完了，”他想，“不，看来又从头念起了，”他听着祈祷文想，“不，要结束了。瞧，他已经一躬到地。结束前总是这样的。”

“没有再好的男高音了。真是天下无敌！”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兵士、两个老婆子和几个教堂执事外，什么人也没有。

伏伦斯基向她鞠了个躬，站住向斯特列莫夫打招呼。

他做了日祷、晚祷和夜祷。第二天起得比平时早，也不喝茶，早晨八点钟就上教堂做早祷和忏悔。

“您大概来迟了，错过了最精采的咏叹调。”安娜对伏伦斯基嘲弄地——他有这样的感觉——瞟了一眼，说。

在做礼拜的时候，他一会儿听着祈祷，竭力用不违反他观点的意义来理解它，一会儿觉得他不能理解，甚至不得不加以谴责，就竭力不去听它，而沉湎于自己的思想、观察和回忆中。他无聊地站在教堂里，头脑中浮想联翩。

“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他严厉地瞧着她说。

列文站着做第一遍礼拜时，竭力想恢复他十六七岁时那种强烈的宗教感情。但他立刻相信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试图把它看成是毫无意义的风俗习惯，像礼节性访问一样，但觉得连这样也绝对办不到。列文对宗教的态度也像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摇摆不定。他不信教，但也不能肯定这一切都是荒谬的。因此，他既不能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像例行公事那样淡然处之。在这领圣餐的全部时间里，他因为做着他自己也不理解的事，做着如他内心所提示的虚伪不好的事而感到羞耻和不安。

“就像雅希文公爵一样，”她笑嘻嘻地说，“他认为巴蒂唱得太响了。”

“两天工夫，这在你算得了什么？何况司祭是一位十分可爱的懂事的老头儿。他会不知不觉把你这颗病牙拔掉的。”

“谢谢您！”她伸出戴着长手套的小手，从伏伦斯基手里接过节目单，就在这一刹那，她那美丽的脸突然抽搐了一下。她站起来，走到包厢后面去了。

这件事也由奥勃朗斯基替他做了安排。列文开始领圣餐。像列文这样不信教但尊重别人信仰的人，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是很痛苦的。现在，当他对一切都充满感情，心肠很软的时候，要他矫揉造作不仅很痛苦，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可是在这大喜的日子里，他却不得不撒谎或者亵渎神明。这两件事他都办不到。他几次三番问奥勃朗斯基不领圣餐能不能得到证书，奥勃朗斯基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伏伦斯基发现下一幕开始时她的包厢空了。在观众刚安静下来倾听独唱的当儿，他站起来，在一片轻微的嘘声中走出剧场，坐车回家。

“什么时候？只剩下四天了。”

安娜已经回到家里。伏伦斯基走进她的房间，她仍穿着看戏时穿的那身衣服，一个人待着。她坐在靠墙的一把安乐椅上，眼睛瞪着前方。她对他望了望，立刻恢复原来的姿势。

“太好啦！”奥勃朗斯基笑着说，“可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这样不行。你得去领圣餐。”

“安娜。”他说。

“啊呀呀呀！”列文叫道，“我恐怕有八九年没有领圣餐了。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你，你，全得怪你！”她含着绝望和怨恨的泪水叫着站起来。

“没有这个证书就不能结婚。”

“我要求过你，要求你不要去，我早知道你去了会不愉快的……”

“没有。怎么了？”

“不愉快！”她叫起来，“太可怕了！只要我活一天，就一天不会忘记这件事。她竟说坐在我旁边是一种耻辱。”

“我倒要问你，”奥勃朗斯基为新婚夫妇的来临把乡间的一切都安排好了，回来后有一天对列文说，“你有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一个傻婆娘的话，”他说，“可是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要去惹事呢……”

他把奥勃朗斯基劝他们出国的主意告诉吉娣，她不同意，她对他们的未来生活有她自己的一套打算，这使他大为吃惊。吉娣知道列文在乡下有他心爱的事业。他知道她不仅不理解这事业，而且不想去理解。但这并不影响她认为这事业是很重要的。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安在乡下，她不愿到他们将来不准备长期生活的外国去，而要到他们安家的地方去。她这种明确的意图使列文感到惊奇，但他觉得到哪儿去都一样，就立刻要求奥勃朗斯基到乡下去一次——仿佛这是他不容推诿的责任——凭他卓越的审美观把那里的一切都布置好。

“我恨你的冷静。你不应该使我落到这个地步。要是你爱我的话……”

列文依旧处在神魂颠倒之中。他觉得他和他的幸福就是整个生存的主要目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目的。现在他不用做什么考虑，也不必操什么心，一切都有人替他料理。对未来的生活，他没有任何计划和打算。他听任别人做主，相信一切都会得到妥善安排。哥哥柯兹尼雪夫、奥勃朗斯基和公爵夫人都会指点他应该做些什么。他只要完全同意人家的一切建议就行了。哥哥替他筹款，公爵夫人要他结过婚就离开莫斯科，奥勃朗斯基劝他出国。他什么都同意。“只要你们高兴，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我很幸福，不论你们怎么办，我的幸福都不会受影响。”他想。

“安娜！这事同我爱你有什么相干……”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原来认为，在大斋期之前不可能举行婚礼，因为现在离大斋期只有五个礼拜，要在这期间置办嫁妆，连一半都来不及，但她又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公爵的一位老姑母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一旦服丧，婚期就会更往后推移。因此，公爵夫人终于同意在大斋期之前举行婚礼，把嫁妆分成大小两份，先办齐一份小的，大的一份以后补送。列文一直没有答复是不是同意这样做，这使她大为生气。新夫妇等婚礼完毕马上就要到乡下去，那里根本不需要大的嫁妆。这样，公爵夫人的打算就显得更加妥当了。

“啊，要是你爱我像我爱你一样，要是你像我一样痛苦……”她带着恐惧的神色凝视着他说。

一

他可怜她，但还有点恼恨。他向她保证永远爱她，因为看到现在只有这一点才能安慰她，他嘴里没有再责备她什么，但心里还在怪她。

第五部

他向她保证永远爱她，自己也觉得太庸俗，简直不好意思出口，她却如饥似渴地听了进去，逐渐安静下来。第二天，他们完全和好了，就一起动身到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