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呀！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难道您真的下定决心要离婚吗？”
这些话他都不需要讲。他向陶丽脸上瞧上一眼，陶丽就明白了。她开始可怜他，对她好朋友清白的信念也动摇了。
“我决定采取最后手段。我没有别的办法。”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卡列宁说，这会儿对着陶丽激动的善良的脸瞧了一眼，话匣子不由自主地打开了，“我真希望这事只是一种猜疑。以前，当我这样猜疑的时候，我觉得痛苦，但比现在还是好过些。当我这样猜疑的时候，还有希望；可是现在没有希望了。不过，我还是怀疑一切。我怀疑一切，甚至恨我的儿子，我有时简直不相信他是我的儿子。我真不幸！”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陶丽眼睛里含着泪水说，“不，不是没有办法！”她说。
“安娜和罪恶——我无法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无法相信这件事。”
“这种痛苦同别的痛苦不一样。别的痛苦，譬如说，丧偶，死亡，你只要背上十字架，默默地忍受就是了，可是遇到这种痛苦，你必须行动，”卡列宁说，仿佛在捉摸她的思想，“你必须摆脱这种屈辱的处境，总不能三个人一起生活呀！”
“既然妻子亲口告诉丈夫她做了这种事，还说她八年的生活以及生了一个儿子这些都错了，她要重新开始生活，那就不可能弄错。”卡列宁鼻子里哼了一声，怒气冲冲地说。
“我明白，这事我很明白！”陶丽说着，垂下了头。她沉默了一会儿，想着她自己的事和她自己家庭的痛苦，接着突然激动地昂起头，合拢双手做出恳求的姿势。“但是慢着！您是个基督徒。您替她想想吧！要是您把她抛弃了，她会怎样呢？”
卡列宁光用嘴唇冷冷地一笑，想让她看看他的决心，并以此来加强自己的决心。陶丽这种热情的庇护虽不能动摇他的决心，却触痛了他的伤疤。他情绪激动地谈了起来。
“我想过，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我想得很多。”卡列宁说。他脸上泛起红斑，浑浊的眼睛直盯着她。陶丽现在已经满心可怜他了。“当她亲口把我的耻辱告诉我的时候，我就这么做了，我让一切都维持原状。我给她悔过自新的机会，我竭力挽救她。可是结果呢？她不肯遵守最起码的要求——顾全面子！”卡列宁怒气冲冲地说，“只有自己不愿毁灭的人，人家才能救他；但要是本性败坏了，堕落了，她认为毁灭就是得救，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不，不会的！不，恕我直说，您错了！”陶丽双手按住两鬓，闭上眼睛，说。
“什么都行，就是不要离婚！”陶丽回答。
“她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欺骗了自己的丈夫。这就是她所做的。”卡列宁说。
“‘什么都行’指什么呀？”
“她做了什么事？”陶丽问，“她到底做了什么事？”
“不，这太可怕了。她不再是谁的妻子，她会毁灭的！”
“我们不能不相信事实，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卡列宁说，特别强调“事实”两个字。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卡列宁耸起肩膀，扬起眉毛，说。一想到妻子最近的行为，他恼火极了，他又变得像开始谈话时那样冷酷。“我很感谢您的同情，可是我得走了。”他站起身来说。
“我不信，我不信！”陶丽说，竭力捕捉他那避开她的目光。
“不，等一下！您千万不要毁了她。等一下，让我把我自己的事告诉您。我结了婚，可是丈夫欺骗了我；我又气愤又妒忌，想抛弃一切，想自己一个人……可是我清醒过来；是谁使我清醒的？是安娜，是安娜救了我。我现在照旧生活。孩子们在成长起来，丈夫回到家里，认识到自己的不是，他变得规矩了，正派了，我也就这样生活……我饶恕他了，您也应该饶恕她！”
陶丽的激动影响了卡列宁。他站起身来，顺从地跟着她走进儿童读书室。他们在一张铺着被削笔刀划满刀痕的漆布的桌子旁坐下来。
卡列宁听着，但她的话对他已不起作用。他的心里又升起了他决定离婚那天同样的怒火。他仿佛抖掉什么东西似地抖动了一下身子，用尖锐响亮的声音说：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能相信！”陶丽把她那双瘦骨嶙峋的手紧握在胸前，有力地挥动着说。她迅速地站起来，一只手放在卡列宁的袖口上。“这里太闹。我们到那边去吧。”
“饶恕，我不能够，我也不愿意，而且我认为是不合理的。我对这个女人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她却把一切都践踏到她所喜欢的污泥里。我不是一个狠心的人，我从来没有恨过什么人，但我现在打从心底里恨她，我不能饶恕她，我恨透她对我所做的坏事！”他说，愤恨得嗓子都被眼泪哽住了。
“我想您丈夫一定告诉过您，我认为我同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关系必须改变的原因吧！”卡列宁说，没有对着她的眼睛看，却很不高兴地望着走过客厅的谢尔巴茨基。
“爱那些恨您的人……”陶丽怯生生地说。
卡列宁皱起眉头，几乎闭住眼睛，垂下头。
卡列宁哼地冷笑了一声。这话他早就知道了，但不适用于他现在的处境。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对不起，我是没有权利……但我像亲姐妹一样爱安娜，尊重安娜；我要求您告诉我，你们之间出了什么事？她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爱那些恨您的人，却不能爱您所恨的人。我打扰了您，请原谅。各人有各人说不完的苦恼！”卡列宁冷静下来，振作精神告了别，走了。
“她身体看来很好，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卡列宁回答，眼睛没有看她。
十三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她不顾一切地盯住他的眼睛说，“我问您安娜的情况，您没有回答我。她怎么啦？”
大家离开餐桌的时候，列文很想跟着吉娣到客厅里去；但又怕这样向她献殷勤太露骨了，她也许会不高兴。列文只得留在男宾圈子里，参加大家的谈话。他眼睛没有朝吉娣望，却感觉到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目光和她在客厅里的位置。
陶丽坚信安娜是清白的，面对着这个冷酷无情、不动声色地要毁灭她那无辜的好朋友的人，她气得脸色发白，嘴唇发抖。
他立刻轻而易举地实践对她所作的诺言——永远往好处看人，永远爱一切人。谈话转到了农民村社的问题。彼斯卓夫认为农民村社具有特殊的原则，他把它称为“合唱原则”。列文既不同意彼斯卓夫的意见，也不同意他哥哥的意见。他哥哥与众不同，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俄国农民村社的意义。但列文同他们谈话，竭力为他们调解，缓和他们的争论。他一点也不注意他自己在说些什么，更不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他只有一个愿望：让他和大家都高高兴兴，快快活活。现在他只关心一个人。这人起初在客厅那边，后来移过来，停留在门口。他没有回头，却感觉到倾注在他身上的目光和微笑。他忍不住回过头来：她同弟弟一起站在门口，望着他。
“好的，”他说，“我也要请您原谅，我马上就要告辞了。明天我就要出门。”
“我还以为您要去弹钢琴呢，”他走到她面前说，“我们乡下就缺少一样东西：音乐。”
卡列宁还是扬起眉毛，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陶丽旁边坐下来，勉强装出笑容。
“不，我们只是来找您，来谢谢您的光临，”她说，同时像赠送礼物似的送给他一个微笑，“何必这么起劲地争论不休呢？谁也说不服谁的。”
“您来了，我很高兴，”陶丽带着怯生生的微笑，在前厅遇见他说，“我有话要同您谈。就在这里坐吧。”
“是啊，说得对，”列文说，“人们争论得很起劲，往往就因为弄不懂对方究竟想证明什么。”
“啊！”卡列宁冷冷地说，扬起眉毛，往客厅里走去。
列文常常发现，当聪明人争论时，双方花了极大的力气，费了许多口舌，用了大量巧妙的逻辑，最后发现他们苦苦争辩的东西，原来在争论一开始大家就已明白了，但他们始终各执一词，又不愿直说，唯恐遭到对方攻击。他还有这样的体会：在争论中，有时你明白了对方所喜欢的东西，自己也忽然喜欢它了，就立刻表示同意。这样，就什么论据也用不着了。有时正好相反：你终于说出了你所喜欢的东西，要是说得好，说得恳切，对方也会同意，不再争论。这就是他所要说的话。
“为了妻子。他做得像个男子汉！他去挑战，并把对方打死了！”
她皱起眉头，竭力想领会他的意思。不过，他刚一开始解释，她就明白了。
痛疮疤往往最容易触到，而奥勃朗斯基就觉得今天的谈话不幸每分钟都触到了卡列宁的痛疮疤。他又想把妹夫拉走，可是卡列宁却好奇地问：“普里雅奇尼科夫为什么决斗哇？”
“我明白：一个人必须懂得他为什么争论，他喜欢的是什么，这样才可以……”
“你们该听到过普里雅奇尼科夫的事吧？”土罗甫春问。他喝了香槟酒兴奋了，一直在等待机会打破难堪的沉默。“华夏·普里雅奇尼科夫，”他那红润的嘴唇上浮起善良的微笑，他主要是对主客卡列宁说的，“今天我听人家说，他在特维尔同克维茨基决斗，把克维茨基打死了。”
她完全领会，并且表达了他表达不清的意思。列文高兴地微微一笑：他同彼斯卓夫和哥哥啰啰唆唆争论了好半天，她竟用最简洁的语言把他最复杂的思想表达出来了。这使他感到惊奇。
“我认为这种观点的根据在于事物本身。”卡列宁说着想到客厅里去，但这当儿土罗甫春出其不意地对卡列宁说起话来。
谢尔巴茨基从他们身边走开了。吉娣走到摆开的牌桌旁边，坐下来，拿起一支粉笔，动手在崭新的绿呢上画着一个个圆圈。
“不，我不抽烟。”卡列宁镇定地回答，接着似乎故意要表示他并不怕谈这事，带着冷冷的微笑同彼斯卓夫说话。
他们继续谈论饭桌上谈到的那些问题：妇女自由和就业问题。陶丽认为一个未婚的姑娘应该待在家里做做家务。列文同意她的意见。他的理由是，没有一个家庭可以缺乏女助手，家庭不论贫富，都不能没有保姆，不论是雇用的还是亲属。
奥勃朗斯基匆匆走到卡列宁跟前，向他敬烟。
“不，”吉娣涨红了脸说，同时用她那双诚恳的眼睛更大胆地望着他，“一个姑娘刚过门，难免不受屈辱，可她自己……”
等大家从餐桌旁站起身来，太太们走开了，彼斯卓夫没有跟着她们走，却转身同卡列宁交谈，说出这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照他看来，夫妇之间的不平等，在于妻子不贞和丈夫不贞在法律上和舆论上受到的制裁都不一样。
列文明白她的暗示。
在谈到妇女权利时，接触到在太太们面前不便谈的婚姻权利不平等的问题。彼斯卓夫在席上几次提到这问题，但柯兹尼雪夫和奥勃朗斯基都小心地回避了。
“哦！是的！”他说，“是的，是的，是的，您说得对，您说得对！”
十二
看到吉娣心目中少女的恐惧和屈辱，他顿时明白了彼斯卓夫吃饭时关于妇女自由的一番话。他爱她，体会到了这种恐惧和屈辱，立刻放弃了他的论点。
“该死，该死，我以后再也不把人往坏处想了！”列文快活地说，老实说出了他此刻的心情。
接着是一片沉默。吉娣一直拿粉笔在桌上描画着。她的眼睛闪出宁静的光辉。他受到她的情绪的影响，觉得周身充满越来越浓烈的幸福。
“是的，他真好，真了不起！”陶丽望望土罗甫春说。土罗甫春发觉他们在谈他，就和蔼地对列文笑笑。列文又对土罗甫春瞧了一眼，弄不懂以前他怎么没发觉这个人的优点。
“呀！我涂了一桌子！”她放下粉笔说，接着动了动身子，好像要站起来。
“我在讲给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听，在猩红热流行时土罗甫春怎样照顾孩子们。”吉娣俯身对姐姐说。
“我怎么能让她走掉，自己留下来呢？”列文恐惧地想着，拿起粉笔。“等一下，”他说着在桌旁坐下来，“我早就想问您一件事。”
“我同他是老朋友了。我很了解他。去年冬天，在……在您来到我们家以后不久，”吉娣露出歉疚和信任的微笑说，“陶丽的几个孩子都得了猩红热，他碰巧去看她。您真不能想象，”她低声说，“他是多么为她难过，他就留下来帮她照顾孩子。他在他们家里待了三个星期，像保姆一样照顾孩子。”
列文盯住她那双亲切而惶恐的眼睛。
“您怎么能看出他的心来呢？”
“请您问吧。”
“不对！您快别这样想！”吉娣说，“我以前也很瞧不起他，其实他是个极其可爱、极其善良的人。他的心是金子做的。”
“您瞧，”列文说着写了十四个字母，加上一个问号。那是组成十四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意思就是：“您上次回答我‘这不可能’，是说永远呢还是指当时？”吉娣能不能懂得这个复杂的句子，他毫无把握，但他望着她的那副神情，仿佛他一生的命运都决定于她能不能懂得这句话。
“不是坏人，是个小人。”
吉娣一本正经地对他瞧了一眼，一只手支着紧蹙的前额，读了起来。她偶尔对他瞧瞧，仿佛在问：“我猜得对吗？”
“您大概认为他是个坏人吧？”
“我明白了。”吉娣涨红了脸说。
“谁不认识他！”
“这是个什么字眼？”列文指着代表“永远”一词的那个字母问。
“您早就认识他了吗？”吉娣问。
“这表示‘永远’，”她说，“但这不是真心话！”
“土罗甫春笑得多快活呀！”列文欣赏着他那双笑得泪汪汪的眼睛和哆嗦的身子，说。
列文迅速地把所写的句子擦掉，把粉笔给了她，站起身来。吉娣也写了六个字母。
“我实在不记得了。”
陶丽看见这一对人，她同卡列宁谈话所引起的烦恼顿时消失了。她看见吉娣手里拿着粉笔，脸上挂着羞怯而幸福的微笑，抬头望着列文；又看见他那俊美的身子伏在桌上，他那双火辣辣的眼睛忽儿瞧瞧桌子，忽儿瞧瞧吉娣。他突然容光焕发，他懂得了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当时我不能不这样回答。”
“我当时是不是披头散发呢？”吉娣想。不过，看见列文在回忆细节时浮起欢乐的微笑，她明白，她当时给他的印象很好。她涨红了脸，高兴地笑起来。
列文怯生生地对她抛去一个疑问的眼光。
“那天大清早，您大概刚醒来，您妈妈还睡在角落里。这是一个可爱的早晨。我一面走，一面想：这辆四驾马车里坐的是谁呀？一辆有铃铛的讲究的四驾马车，您在上面一掠而过。我看见您坐在窗口，双手拉住睡帽的带子，您正想得出神呢，”他微笑着说，“我真想知道您当时在想些什么。您在想什么要紧事啊？”
“只限于‘当时’吗？”
开头，吉娣问列文去年是怎么看见她在马车里的。列文告诉她，他怎样从割草场走大路回家，半路上看见了她。
“是的。”她微笑着回答。
人人都参加这场谈话，只有吉娣和列文例外。开头谈的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影响。列文不禁想到他对这问题有话要说。这事原来他觉得很重要，此刻却像梦里的幻象一般，引不起他丝毫兴趣。他甚至觉得奇怪，他们何必那么起劲地谈论这种与谁都无关的问题呢。大家又谈论起妇女的权利和教育问题。吉娣对这事原来也很感兴趣。以前她一想起她在国外的朋友华仑加，想到华仑加寄人篱下的痛苦生活，她就一再思考这个问题；她多少次思考过自己的问题，想到要是她不结婚，她会有怎样的结局；她多少次为这事同姐姐争论过！可是现在她对这事毫无兴趣。她正同列文单独谈着话，不是一般的谈话，而是一种神秘的交流。这种交流使他们越来越接近，并且使他们对正在踏入的那个未知世界感到又惊又喜。
“那么……那么现在呢？”他问。
十一
“嗯，那您念吧。我把心里的希望告诉您。我真希望啊！”吉娣又写了八个字母，意思是：“希望您能忘记并饶恕过去的事。”
“可我觉得委屈和难受的是，人家不要我当奶妈。”老公爵又说，引得土罗甫春哈哈大笑，把一大块芦笋都抖落在酱油碟里了。
列文用紧张得发抖的手指抓住粉笔，折断了，写了几个字母，意思是：“我没有什么要忘记和饶恕的，我一直爱您。”
“但我们维护一个原则，一种理想！”彼斯卓夫用响亮的低音反驳说，“妇女渴望得到独立和受教育的权利。要是想到不能获得这种权利，她们会觉得委屈和难受的。”
她一直微笑着，对他瞧了一眼。
“要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姑娘的身世，那您就会知道，是这个姑娘抛弃了家庭——或者是她自己的家，或者是她姐妹的家——本来她满可以在家里干干女人家的活的。”陶丽突然怒气冲冲地插进来说，大概猜到奥勃朗斯基所说的姑娘是谁。
“我明白了。”她悄悄地说。
“是的，可是叫一个没有家庭的姑娘怎么办呢？”奥勃朗斯基想到他念念不忘的契比沙娃，插嘴说。他同情彼斯卓夫，支持他的意见。
列文坐着，又写了一个长句子。她全明白了，没有问他：“对不对？”拿起粉笔，立刻就回答他。
“有多少这样的英国人，就有多少女人可以做官。”柯兹尼雪夫说。
列文好一阵看不懂她所写的字母，不时望望她的眼睛。他幸福得头晕目眩，怎么也猜不透她所写的话是什么意思；但从她那双洋溢着幸福的迷人眼睛里，他明白了他想要知道的东西。于是他写了三个字母。但不等他写完，她就跟着他手的动作读了出来，又自己拼成句子，接着写了回答：“对。”
“不，有个英国人曾经在船上给自己的小孩喂奶。”老公爵不顾当着女儿们的面，放肆地说。
“你们在猜字谜吗？”老公爵走过来说，“要是你们看戏不愿迟到，那就该走了。”
“是的，男子是不能喂奶的，”彼斯卓夫说，“可是妇女……”
列文站起身来，把吉娣送到门口。
土罗甫春爽朗地哈哈大笑。柯兹尼雪夫惋惜这样的妙语不是他说的。连卡列宁也扑哧一笑。
他们谈话时什么都谈到了。吉娣说她爱他，她会告诉爸爸妈妈他明天早晨要来。
“这好比我去追求当奶妈的权利，看到人家出钱雇用妇女，却不要我，我就生气。”老公爵说。
十四
“义务总是离不开权利。妇女所追求的就是：权力，金钱，荣誉。”彼斯卓夫说。
吉娣一走，列文剩下一个人。他觉得烦躁不安，迫不及待地希望明天赶快到来。这样他又可以看见她，可以同她永远结合在一起了。他是那么焦急，害怕那看不到她的未来十四个小时，就像害怕死一样。为了避免孤独，消磨时间，他需要找一个人谈谈。奥勃朗斯基原是他最愉快的谈伴，但他要走了，说是去赴晚会，其实是去看芭蕾舞。列文只来得及对他说，他很幸福，他喜欢他，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他的帮助。奥勃朗斯基的眼神和微笑向列文表示，他很懂得他的心情。
“我觉得很奇怪，妇女在寻求新的义务，”柯兹尼雪夫说，“可是我们却不幸看到，男子总是在逃避义务。”
“怎么样，是死的时候了吗？”奥勃朗斯基情绪激动地握着列文的手说。
“黑奴解放前人们就是这样看待黑人的！”彼斯卓夫愤愤地说。
“不——不！”列文说。
“那句俗话是怎么说的？”老公爵早就注意听着他们的谈话，这时闪动他那双滑稽的小眼睛，说，“我可以当着女儿们的面说：‘女人头发长，可是……’”
陶丽同他告别时也像祝贺一般说：“您同吉娣又见面了，我真高兴，要珍惜旧日的友谊啊。”
“一定能胜任愉快，”奥勃朗斯基插嘴说，“只要教育能在她们中间普及。这一点我们看得出来……”
陶丽这句话却使列文不高兴。她不理解这种感情在列文是多么崇高，是她根本无法领会的，她也不应该提到它。
“一点不错，”卡列宁附和说，“我觉得问题在于她们能不能胜任这种义务。”
列文同她们告了别，但不愿一个人独处，就抓住他的哥哥。
“就算妇女作为少数例外可以担任这些职务，我认为您用‘权利’这个字眼也是不恰当的。还不如说‘义务’来得好。谁都能同意，担任陪审员、地方自治会议员、电报局职员的工作，我们觉得是尽一种义务。因此，说得恰当些，妇女是在寻求义务，而且完全是合法的。她们想协助男子共同劳动，这种愿望我们是不能不同情的。”
“你上哪儿去？”
“当然。”
“我去开会。”
“您说权利，”等彼斯卓夫说完，柯兹尼雪夫接着说，“是指当陪审员、地方自治会议员、参议会会长的权利，当官员、国会议员的权利吗？”
“哦，我跟你去。可以吗？”
“我倒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紧密联系的，”彼斯卓夫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妇女由于缺乏教育而被剥夺权利，她们没有权利，所以就缺乏教育。不要忘记，妇女被奴役是那么普遍，那么悠久，以致我们往往不肯承认她们同我们之间存在的鸿沟。”
“为什么不可以？一起去吧！”柯兹尼雪夫微笑着说，“你今天怎么了？”
卡列宁发表意见说，妇女教育往往同妇女解放问题混为一谈，因此有人就认为妇女教育是有害的。
“我吗？我太幸福了！”列文放下马车关着的窗子，说，“你不在乎吧？不然我要闷死了。我太幸福了！为什么你一直不结婚？”
于是，话题立刻转到女子教育问题上。
柯兹尼雪夫微微一笑。
“我甚至不能同意，”他说，“政府抱有这样的目的。政府显然是受舆论支配的，它根本不关心它采取的措施会有什么影响。譬如，妇女教育应该说是有害的，可是政府开办了女子学校和女子大学。”
“我很高兴，她看来是个好姑娘……”柯兹尼雪夫说。
奥勃朗斯基请彼斯卓夫出席没有请错。有彼斯卓夫在场，谈话总是饶有趣味，而且一刻也不会冷场。柯兹尼雪夫刚用一句俏皮话结束谈话，彼斯卓夫立刻又提出新的话题。
“别说，别说，别说！”列文两手抓住他的皮外套领子，把他的脸盖住，大声说。“她是一个好姑娘”这句话太普通，太平凡了，同他的心情太不协调了。
柯兹尼雪夫一提到丸药，大家都笑了。土罗甫春笑得特别洪亮，特别高兴，因为他听着这场谈话，一直希望能听到什么可笑的话，这下子终于听到了。
柯兹尼雪夫高兴地笑出声来，这在他是很难得的。
“要不是古典教育具有这种反虚无主义的作用，我们也会多考虑考虑，多权衡权衡两者的利弊了，”柯兹尼雪夫微妙地笑着说，“我们也会给两者都提供发展的条件了。但现在我们知道，古典教育这种丸药具有反虚无主义的疗效，因此我们就大胆地提供给我们的病人……但万一没有疗效怎么办呢？”他又用雅谑来结束。
“啊，不论怎么说，这事使我很高兴。”
“那不成问题。”
“这事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要谈了！不要谈了，不要谈了！”列文说，又用外套领子把脸盖住，加了一句：“我真喜欢你！怎么样，我可以去参加会议吗？”
“但是，”柯兹尼雪夫终于微妙地笑着对卡列宁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要不是古典教育具有像您所说的优点，即道德的作用，说得更明白些，反虚无主义的作用的话，要确切衡量各种科学的利弊是困难的，究竟该选择哪些科学，这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彻底解决。”
“当然可以。”
柯兹尼雪夫想说些什么，可是彼斯卓夫用他沉厚的低音打断了他。他激烈地斥责这个荒谬的意见。柯兹尼雪夫沉着地等待机会说话，显然已准备好反驳，而且充满胜利的信心。
“今天你们讨论什么？”列文问，一直笑着。
“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一点。”卡列宁回答，“我想我们不能不承认，研究语文本身对心灵的发展有特别良好的作用。此外，无可否认，古典作家会对道德发生高度的影响。不幸的是，成为当代祸害的虚伪学说，往往同自然科学的教授有关。”
他们来到会场。列文听着秘书结结巴巴地念着显然连他自己也不懂的记录；但列文从秘书的相貌上看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和蔼可亲的人。这从他宣读记录时那副惶惑的窘态可以看出来。接着辩论开始。他们争论某宗款项的调拨和某处水管的敷设问题。柯兹尼雪夫得意扬扬地说了一大通，挖苦两个议员。另一个议员在纸上写了些什么，开头有点胆怯，但接着就又辛辣又和好地对他做了答辩。接着史维亚日斯基（他也在场）也说了一通，说得十分漂亮得体。列文听着他们的辩论，听出根本没有什么调拨款项和敷设水管的问题，根本没有这些事，他们也根本没有真正生气，他们都是些善良可爱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好很亲密的。他们不妨碍谁，大家都高高兴兴。最妙的是列文今天把每个人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从以前没有觉察到的细微特征上看出每个人的心灵，看出他们个个都是好人。今天大家都特别喜欢他。这从大家同他说话的态度，从大家——甚至包括不认识他的人——望着他时那种亲切友好的神气上可以看出来。
“自然科学同样具有培养教化的作用，”彼斯卓夫附和说，“就说天文学吧，就说植物学吧，或者具有一系列规律的动物学吧！”
“怎么样，你满意吗？”柯兹尼雪夫问他。
“我并不评论这种或那种文明，”柯兹尼雪夫像对待孩子一般露出宽厚的微笑说，同时把酒杯递过去，“我只说双方都有有力的证据。”他又对卡列宁说：“就所受的教育来说，我是个古典派，但在这场争论中没有我的地位。我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论据，可以证明古典教育比现代教育优胜。”
“太满意了。我简直没有想到这个会那么有意思！好极了，太美了！”
“您是个古典派，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您要来点红葡萄酒吗？”奥勃朗斯基说。
史维亚日斯基走到列文跟前，请他到他家去喝茶。列文怎么也弄不懂，也回想不起来，他对史维亚日斯基什么地方不满意，对他有什么要求。他是一个又聪明又极其善良的人。
“都知道得很清楚吗？”柯兹尼雪夫微妙地笑着说，“现在大家都承认，真正的文明只能是纯粹古典的文明；可我们看到双方争论激烈，却也不能否认对方有他的有力论据。”
“我很高兴！”列文说，接着问候他的妻子和姨妹。根据他那古怪的思路，史维亚日斯基的姨妹在他头脑里总是同婚姻联系在一起，因此列文觉得把他的幸福告诉史维亚日斯基的妻子和姨妹比告诉谁都合适。他欣然同意去看看她们。
“我想这些标志是大家都知道的。”卡列宁说。
史维亚日斯基向他打听乡下的情况，照例认为欧洲没有的东西在俄国也不可能有。但现在列文听了，一点也不生气。相反，他觉得史维亚日斯基是对的，他经营的全部事业都毫无意义。他还发现史维亚日斯基有意不把自己的正确意见说出来，他的为人确实很厚道，很能体贴人。史维亚日斯基家的两位女人也特别可爱。列文觉得，那件事她们已经全知道了，并且同情他，只是出于礼貌才没有说出来。他在他们家里坐了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谈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再暗示充满他心里的那件事。他没有发觉，他已经使他们感到很厌烦，他们早就要睡觉了。史维亚日斯基打着呵欠把他送到前厅，弄不懂这位朋友的情绪怎么有点异样。已经一点多钟了。列文回到旅馆里，想到他还得独自熬过剩下的十个小时，感到害怕。值班的茶房没有睡觉，给他点亮蜡烛，正要走，但列文把他留住了。这个茶房叫叶果尔。列文以前没有注意，今天才发现他是个聪明能干的人，心地十分善良。
“那么，文明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彼斯卓夫问。
“怎么样，叶果尔，不睡觉很难受吧？”
“我认为只有真正文明的民族才有影响。”卡列宁微微扬起眉毛说。
“有什么办法！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老爷家里干活轻松一点，但在这里进账多一点。”
“但问题就在这里。”彼斯卓夫用他的男低音插嘴说。他说话总是很急，而且仿佛总是把整个心都放到所说的话里。“什么叫比较文明呢？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谁是最文明的？谁能同化谁呢？我们看到莱茵区法国化了，但德国人的文明并不比人家差！”他叫道，“这里另有规律！”
原来叶果尔家里有三个男孩和一个做裁缝的女儿，他想把女儿嫁给马具店一个店员。
“我认为，”卡列宁从容不迫地懒洋洋回答，“这是一样的。照我看来，只有比较文明的民族才能影响另一个民族……”
列文趁这机会把他的想法告诉叶果尔。他说，结婚的主要条件是爱情，有了爱情就一定幸福，因此幸福全在自己。
“我认为决不仅仅是一个人口密度的问题，”他一面吃汤，一面对卡列宁说，“这问题要同基础联系起来，不能光凭几条原则。”
叶果尔用心听着，看来完全懂得列文的意思，但他在表示赞同他的话的时候却出乎列文的意料，讲了他的看法。他说他在好的老爷家里干活，总是感到很满意，对他现在的主人也很满意，虽然他是个法国人。
彼斯卓夫喜欢把讨论进行到底，他对柯兹尼雪夫的话并不满意，况且他觉得他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列文想。
十
“嗯，叶果尔，当年你结婚的时候爱不爱你的妻子啊？”
筵席像奥勃朗斯基爱好的餐具一样精美。玛丽·路易汤十分出色；小巧的馅饼入口即化，无懈可击。两个男仆和马特维系着雪白的领带，利落地悄悄伺候着酒食。这次宴会在物质方面是成功的，在非物质方面也不逊色。谈话一会儿集中，一会儿分散，始终没有停顿，到宴会结束气氛一直非常活跃，男宾们站起来离开餐桌都没有停止说话，连卡列宁都变得活泼了。
“怎么会不爱呢！”叶果尔回答。
“哦，你就坐在这儿吧。”他对列文说。
列文看到叶果尔很兴奋，很想讲讲自己的心情。
奥勃朗斯基也不对列文和吉娣瞧一眼，就让他们坐在一起，仿佛没有什么用意，只因为没有别的空位置了。
“我这一辈子也很怪。我从小就……”他开始说，眼睛闪闪发亮，显然受到列文兴奋的传染，好像人们打呵欠受到传染一样。
柯兹尼雪夫继续同女主人谈话，一只耳朵却听着弟弟说话，斜着眼睛向他望望。“他今天怎么啦？简直像打了一场胜仗。”他想。他不知道列文今天仿佛长了一对翅膀了。列文知道吉娣在听他说话，她很高兴听他说话。只有这件事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在他看来，不仅在这个屋子里，而且在整个世界，只有他——他变得身价百倍了——和她两个人。他觉得自己处在令人头晕目眩的高空，所有这些善良可爱的卡列宁们、奥勃朗斯基们和整个世界都在遥远的下方。
这时候铃声响起来，叶果尔走了，剩下列文一个人。他在午餐时几乎什么也没有吃，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里又谢绝了茶点和晚餐，他根本不想吃晚饭。昨夜他没有睡觉，现在也不想睡。屋子里很凉快，他却觉得闷热。他打开两扇气窗，坐在对窗的桌子上。在白雪皑皑的屋顶那边望得见系着链子的雕花十字架，再高一些就是御夫星座和黄澄澄的五车二星所组成的三角形。他一会儿望望十字架，一会儿望望星星，吸着那均匀地吹进屋里来的清凉空气，同时像做梦一样追逐着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一个个形象和回忆。三点多钟，他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就向门外望了望。原来是他所认识的赌徒米亚斯金从俱乐部回来了。他皱着眉头，神情忧郁地走过，不断咳嗽。“可怜的人，真不幸！”列文想，因为怜爱这个人，眼泪竟夺眶而出。列文想同他谈谈，安慰安慰他；但想到自己只穿一件衬衫，就改了主意，又在气窗前面坐下，沐浴在凛冽的空气里，抬头望着那默默无声而对他意义深长的美丽的十字架和那冉冉上升的黄澄澄的星星。六点多钟，传来擦地板的声音和教堂的钟声。列文觉得身子冷得有点僵了。他关上气窗，洗了脸，穿上衣服，走到街上。
“我看出您对待我还有点犹豫不决，”列文朴实地笑着说，“我就连忙说点聪明话来补救土皮袄引起的误会。”
十五
“总的说来，乘客挑选座位的权利太不明确了。”卡列宁用手帕擦擦手指尖，说。
街上还是空荡荡的。列文向谢尔巴茨基家门口走去。大门关着，万物都在沉睡中。他回到旅馆，又走进房间，要一杯咖啡。端咖啡来的日班茶房不是叶果尔。列文想同他攀谈攀谈，但是听见有人打铃，那茶房就走了。列文试图把咖啡喝光，把面包圈放进嘴里，可是他的嘴简直不知道怎样对付面包。列文吐掉面包，穿上外套，又走了出去。他第二次来到谢尔巴茨基家门口时，已经九点多了。房子里的人刚起来，厨子出去买菜了。他至少还得等两个钟头。
“列车员像俗话说的那样，根据衣衫要把我赶出去；但我立刻引经据典，故弄玄虚……您起初也因为我的土皮袄想把我赶出去，”他忘记卡列宁的名字，对他说，“但后来您就帮我说话，我真感激您哪。”
这个通宵和整个早晨，列文一直昏昏沉沉，并且完全摒弃了物质生活。他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两夜没有睡觉，不穿外衣在凛冽的空气中待了几小时，不仅觉得神清气爽，简直有点飘飘欲仙：一举一动都毫不费力，而且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自信可以飞上青天，或者推开屋角，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不断看表，东张西望，在街上度过剩下的时间。
于是列文就兴致勃勃地讲着，他怎样通宵不睡觉，穿着土羊皮袄闯到卡列宁的车厢里。
他当时看见的景象以后再也没有看到过。特别使他感动的是两个上学去的孩子，几只从屋顶飞到人行道上的瓦灰鸽，几个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摆在窗口的小圆面包。这些面包、鸽子和两个男孩都不是尘世的东西。一个男孩跑去追鸽子，笑嘻嘻地对列文瞧了一眼；一只鸽子鼓动翅膀，在太阳底下，在漫天飞舞的雪粉中闪烁着飞走了；窗子里冒出新鲜烤面包的香味，摆出来几个小圆面包。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这一切合在一起真是美好得出奇，列文不由得笑了起来，快乐得流出眼泪。他在报馆街和基斯洛夫卡大街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旅馆，把表放在面前，坐下来，等候到十二点钟。隔壁房间里，有人在谈论机器，谈论一个骗局，还有早晨刚醒来后的咳嗽声。他们不知道时针已接近十二点。十二点到了。列文走到门口。马车夫们显然什么事都知道了。他们喜气洋洋地围住列文，争先恐后，兜揽生意。列文竭力不得罪另外几个马车夫，答应下次雇他们的车，就坐上一辆，吩咐到谢尔巴茨基家去。这车夫穿——件雪白衬衫，衬衫领子贴住强壮红润的脖子，露在长袍外面，模样洒脱不羁。这车夫的雪橇很高很舒服，这样好的雪橇列文以后再也没有坐到过。马也很出色，一个劲儿地飞奔，但看上去仿佛没有在动。那车夫认得谢尔巴茨基家。他把双臂弯成一个圆圈，表示对乘客特别尊敬，嘴里叫了声“普鲁”，在大门口停下来。谢尔巴茨基家的看门人准是什么都知道了。这从他眼睛里的笑意和说话的神情上看得出。他说：
“不，我们是到特维尔省去打来的。归来的途中，我在火车上遇见您的姐夫或者说姐夫的妹夫。”列文含笑说，“那次见面可有意思了。”
“嘿，您好久没来了，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
吉娣的话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对他来说，她的每个声音，她的嘴唇、眼睛和手的每个动作，都具有多少不可言喻的意义呀！这里有求饶，有信任，有柔情，羞怯而深切的柔情，有许诺，有希望，有对他的爱情——那种他不能不相信，并且使他幸福得喘不过气来的爱情。
他不仅知道了一切，而且十分高兴，竭力掩饰着内心的喜悦。列文望了望他那双苍老而和蔼的眼睛，甚至发觉在自己的幸福里还有一种新的东西。
“我听说您打死了一头熊，是吗？”吉娣说，竭力想用叉子叉住一只滑溜溜不听话的蘑菇，因此抖动着那透露出她雪白小手的袖口花边，但还是叉不住。“你们那里真的有熊吗？”她向他半侧着美丽的头，笑盈盈地又说。
“都起来了吗？”
“完全不是。相反，一个孩子都能打死一头熊。”他说着，向那些跟主妇一起走到桌旁来的女宾微微躬身，让到一旁。
“请进！放在这里吧。”当列文转身想取回帽子时，他笑嘻嘻地说。列文这样迟疑是有道理的。
列文微微一笑。
“请问该向哪一位通报？”仆人问。
“我想猎熊一定要有很大的力气。”卡列宁说，关于打猎的知识他是很可怜的。他撕下一块薄得像蛛网的面包瓤，加上干酪。
这仆人年纪很轻，是个新来的，穿得像花花公子，但是亲切善良，他也知道了一切。
“好硬的肌肉！简直像参孙！”
“公爵夫人……公爵……公爵小姐……”列文说。
他问列文，左手捏捏他的肌肉。列文微微一笑，弯起手臂。于是，奥勃朗斯基的手指就隔着礼服的薄呢摸到一块像圆干酪那样的坚硬肌肉。
他遇见的第一个人是林侬小姐。她走过客厅，她的鬈发和脸都焕发着光彩。他刚开始同她谈话，忽然听到门外有衣服的窸窣声。于是林侬小姐立刻从列文的眼睛里消失了。他感到幸福临近的喜滋滋的恐惧。林侬小姐慌忙离开他，往另一扇门走去。她刚一出去，镶木地板上顿时响起一阵非常急促的轻盈脚步声。于是他的幸福，他的生命，他自己——比他自己更好，他追求和渴望那么久的东西，一下子临近了。她不是自己走过来，而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送到他面前。
“这干酪不坏。您要来一点吗？”主人说。“你真的又在做体操吗？”
他只看见她那双明亮诚实的眼睛，像他的内心一样，洋溢着又惊又喜的爱情的光芒。这双眼睛越来越近，爱情的光芒耀得他眼花缭乱。她站在他面前，接触到他了。她的双手举起来，落在他的肩上。
“对，这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嘴里嚼着干酪，把一种特制的伏特加倒在递过来的酒杯里。原来的谈话果然就在这戏谑中结束了。
她做了她所能做的一切：她跑到他跟前，羞怯而快乐地把整个身心交给了他。他拥抱了她，把嘴唇紧贴在渴望他的亲吻的嘴上。
大家都笑起来，奥勃朗斯基尤其高兴。
她也通宵没有合眼，一上午都在等他。她的父母都毫无异议地同意了这事，为她的幸福而感到幸福。她等着他。她要亲自第一个向他宣布他们俩的幸福。她准备单独同他见面，想到这一层，她又胆怯又害臊，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听见他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在门外等林侬小姐走开。林侬小姐走了。她不假思索，毫不迟疑地走到他面前，做了她刚才所做的事。
“因此，要实行非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量多生孩子。我们哥儿俩最不行了。你们，结过婚的先生们，特别是您，斯吉邦·阿尔卡迪奇，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您有几个呀？”他亲切地笑着问主人，同时把一只小酒杯举到他面前。
“我们到妈那里去！”她拉着他的手说。他久久地说不出话来，这与其说是因为怕语言亵渎他的崇高感情，不如说每当他想说话时，总觉得幸福的泪水把他哽住了。他拉起她的手吻了吻。
柯兹尼雪夫同意双方的意见，但有保留。他们走出客厅时，柯兹尼雪夫为了结束谈话，笑着说：
“难道这是真的吗？”列文终于哑着嗓子说，“我不能相信你会爱我！”
彼斯卓夫坚持说，一个民族只有人口密度较大才能同化另一个民族。
吉娣看见他说话的亲热语气和瞟她一眼的畏怯眼神，不禁嫣然一笑。
卡列宁认为，波兰的俄国化只有通过俄国当局采用高级措施才能实行。
“真的！”她意味深长地慢悠悠说，“我多幸福哇！”
柯兹尼雪夫善于出其不意地用雅谑来结束一场最抽象和认真的争论，并以此转变对谈者的情绪。现在他也这么办了。
吉娣没有放下他的手，拉着他走进客厅。公爵夫人一看见他们，便呼吸急促，哇的一声哭出来，接着又立刻笑了，以列文意料不到的矫捷步伐跑到他面前，抱住他的头，吻了吻他。她的泪水把他的面颊都弄湿了。
男宾站着，围住香喷喷的伏特加和点心，柯兹尼雪夫、卡列宁和彼斯卓夫之间关于波兰俄国化的讨论也因等待宴席开始而停止了。
“那么一切都定啦！我高兴极了。你要爱她。我高兴极了……吉娣！”
男宾走进餐室，来到桌子旁边。桌上放着六种伏特加、六种干酪，有的干酪盘子里有小银匙，有的没有，还有鱼子酱、鲱鱼、各种罐头食品和盛着一片片法国面包的盘子。
“解决得好快呀！”老公爵故作镇定地说，但列文转身向他说话时，发现他的眼睛也湿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大家请吧！”奥勃朗斯基指着餐室说。
“我早就盼望着了！”他捉住列文的手，把他拉过来说，“当这个轻浮的孩子还没想到……”
“我们在同一节车厢里待过三小时，”列文笑着说，“可是一下车就像从化装舞会里出来一样，完全糊涂了，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爸爸！”吉娣叫起来，用双手捂住他的嘴。
“你们原来就认识吗？”奥勃朗斯基惊奇地问。
“哦，我不说了！”他说。“我太……太……高……嗐，我真糊涂……”
“又看见您真是高兴！”卡列宁握住列文的手，冷冷地说。
他抱住吉娣，吻着她的脸，她的手，又吻了吻她的脸，在她身上画了十字。
“我来替你们介绍一下。”他说了两人的名字。
列文看见吉娣怎样好一阵亲热地吻着她父亲肥胖的手，他对这位以前不熟悉的老公爵也发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
奥勃朗斯基挽住列文的手臂，走到卡列宁面前。
十六
“您乘车到叶尔古沙伏去的时候。”列文说，他心里充溢着幸福，简直要喘不过气来了。接着他想：“我怎么可以把不纯洁的念头同这个楚楚动人的小东西联在一起呢！是的，看来陶丽说的是实话。”
公爵夫人默默地坐在扶手椅上，脸上露出微笑。公爵坐在她旁边。吉娣站在父亲的椅子旁，一直拉住他的手不放。大家都默不作声。
“什么时候？”吉娣惊奇地问。
公爵夫人首先说出她的想法，把她想到和感觉到的事组织成为实际问题。最初一刹那，大家都觉得这事有点别扭和苦恼。
“您没有看见过我，我可看见过您了。”列文露出幸福的微笑说，“您从火车站乘车到叶尔古沙伏去的时候，我看见过您。”
“什么时候哇？还得订婚，发请帖。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呀？你看怎么样，阿历山大？”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吉娣说着用冰凉的手毅然握了握他的手。
“问他，”老公爵指指列文说，“这事他是主角。”
她惊惶，畏葸，羞怯，因此也更加迷人。列文走进屋子的一刹那，吉娣就看见了他。她正在等他。她很高兴，高兴得心慌意乱，以致当他向女主人走去而又瞟她一眼时，她自己和他，还有看到这一切的陶丽，都觉得她会忍不住哭出来。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木然不动，只有嘴唇在微微哆嗦，等他走过来。列文走到她跟前，鞠了一躬，默默地伸出一只手。要不是她的嘴唇在微微哆嗦，眼睛因为潮润而更加明亮，她说话时的微笑就会显得十分安详。
“什么时候吗？”列文红着脸说，“明天。既然你们问我，那么我说，今天订婚，明天结婚。”
吉娣既不像从前那样，也不像马车里那样，她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嗳，我的宝贝，别说傻话了！”
“哦，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卡列宁吧！”列文好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鼓足勇气迈步走进客厅。他看见了吉娣。
“那么就过一星期。”
“她现在是什么样子，什么样子？像从前一样呢还是像马车里那样？陶丽说的要是真话，那该怎么办？又怎么会不是真话呢？”他心里琢磨着。
“他简直疯了。”
奥勃朗斯基虽然自由主义思想很浓，但他知道人家同卡列宁认识是会觉得很荣幸的，因此要让所有这些好朋友都分享这份荣幸。但列文此刻却无心同卡列宁认识。自从他遇见伏伦斯基那个难忘的晚上以来，他没有再见到过吉娣，如果不算那次在大路上看见她一眼的话。他从心底里知道，今天晚上他会在这里看见她。但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不受这事束缚，他竭力不去想它。现在呢，他分明听说她在这里，顿时感到又惊又喜，简直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他说不出他想说的话。
“不，怎么见得？”
“都是自己人。吉娣也在。来吧，我给你介绍一下卡列宁。”
“啊呀，老天爷！”公爵夫人看到他这样性急，高兴地笑着说，“那么嫁妆呢？”
“客人很多吗？有些什么人？”列文不禁涨红了脸，用手套拂去帽子上的雪，问。
“难道还要什么嫁妆吗？”列文恐惧地想，“不过，嫁妆也罢，订婚也罢，这些东西总不会损害我的幸福吧？一定不会的！”他瞧了吉娣一眼，发现她一点也没有因想到嫁妆而烦恼。“看来这是必要的。”他想。
“你还会不迟到！”奥勃朗斯基挽住他的手臂说。
“其实我什么也不懂，我只是说说我的愿望罢了。”列文表示歉意说。
“我没有迟到吧？”
“那就让我们来商量商量吧。订婚，发请帖，那些事现在就可以办了。就是这样。”
他在餐室门口遇见列文。
公爵夫人走到丈夫面前，吻了吻他，想走，但他把她留住了，拥抱她，而且像年轻的情人那样，笑眯眯地热烈地吻了好几次。这对老夫妇一时间简直有点糊涂，弄不清究竟是他们又在恋爱了，还是他们的女儿在恋爱。等公爵夫妇走了，列文走到未婚妻面前，拉住她的手。此刻他已镇静下来，能够说话了。他有许多话要对她说，但他说的完全不是他所想说的。
奥勃朗斯基走进客厅，向大家道歉，说他被一位公爵——这位公爵永远是他迟到早退的替罪羊——留住了，接着一下子就把所有的人相互介绍认识了，又把卡列宁同柯兹尼雪夫拉在一起，鼓动他们讨论波兰的俄国化问题。他们立刻就同彼斯卓夫一起抓住这个题目议论起来。他拍拍土罗甫春的肩膀，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好笑的话，让他坐在妻子和公爵旁边。然后他对吉娣说她今天很漂亮，又把谢尔巴茨基介绍给卡列宁。一会儿工夫，他就把这个社交界面团完全揉匀了，客厅里活跃起来，洋溢着一片笑语声。只有列文一个人不在。但这样也好，因为奥勃朗斯基走进餐室，惊奇地发觉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都不是从列维而是从德普雷买来的，他就吩咐车夫立刻赶到列维去重新买过，自己又回到客厅里。
“我早就知道会这样！我从来不敢这样希望，但心里总是相信，”他说，“我相信这是命里注定的。”
奥勃朗斯基一眼看出，客厅里缺了他，局面就很尴尬。陶丽穿一件华贵的灰绸连衫裙，愁眉不展，因为孩子们得在育儿室里单独吃饭，丈夫不在，她又没有办法使客厅里气氛融洽些。大家都规规矩矩地坐得“像牧师太太做客”（照老公爵的说法），显然都弄不懂他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只是为了避免冷场，勉强挤出一两句话来。敦厚的土罗甫春显然感到很不自在，他一看见奥勃朗斯基，厚嘴唇上就浮起微笑，仿佛在说：“嘿，老兄，你把我放在一批有学问的人中间啦！让我到‘花花世界’去喝一杯，那才有劲呢。”老公爵默默地坐着，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斜睨着卡列宁。奥勃朗斯基明白，老公爵一定想出了一句什么妙语来形容这位大人物——他就像鲟鱼一样是让客人在宴席上共享的。吉娣望着门口，故作镇定，使自己在列文进来的时候不致脸红。小谢尔巴茨基还没有同卡列宁正式介绍过，竭力装出毫不在乎的神气。卡列宁遵照彼得堡的习惯，同贵妇人一起进餐总是穿燕尾服，系白领带。奥勃朗斯基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来赴宴纯粹是为了践约，他坐在这群人中间是在尽痛苦的义务。其实他是奥勃朗斯基到来以前制造冷气，使所有的客人冻僵的罪魁祸首。
“至于我，”她说，“即使当时……”她停了停，用她那双诚实的眼睛毅然望着他，又说下去，“即使当我推掉自己的幸福时，我也相信。我一直只爱您一个人，可那时我昏了头。我应该说……您能忘记这事吗？”
奥勃朗斯基赶上他们的时候，他们正谈论着天气走进门来。客厅里已经坐着奥勃朗斯基的岳父老公爵，小谢尔巴茨基，土罗甫春，吉娣和卡列宁。
“也许这样更好些。我有许多地方要请您原谅。我应该告诉您……”
主人回到家里已经五点多了，有些客人也来了。他和同时到达的柯兹尼雪夫与彼斯卓夫一起走进门来。这两个人，正像奥勃朗斯基说的，是莫斯科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两人在性格和智力上都很受人尊敬。他们相互也很尊敬，但几乎对一切问题的看法都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观点属于对立的两派，恰恰是由于属于同一个阵营（他们的论敌就把他们混为一谈），但在同一个阵营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天下没有比在半抽象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更难调和的了，因此，他们不仅从来没有意见一致过，而且早就惯于心平气和地嘲笑对方无法改正的谬误。
他决定告诉她一些事。一开始他就决定告诉她两件事：他不像她那样纯洁，他不信教。这在他是很苦恼的，但他认为应该把这两件事都告诉她。
九
“不，现在不谈，以后告诉您！”他说。
他一面走一面穿外套，一只手拍拍仆人的头，笑着走了出去。“五点钟，请你穿礼服来！”他回到门口，又大声说了一遍。
“好的，那就以后说吧，但您一定要告诉我。我什么也不怕。我需要知道一切。咱们讲定了。”
“你可以相信，我非常感激。我希望你也不至于后悔！”奥勃朗斯基微笑着回答。
他补充说：
卡列宁送内兄走的时候，态度同刚才见到他的时候完全两样了。“我答应了，我一定去。”他没精打采地回答。
“咱们讲定了，不论我是个怎样的人，您都要我，您都不会抛弃我，是吗？”
“啊呀，已经四点多了，我还得到陶尔果伏辛那儿去一下！那么，请你务必来吃饭。你要是不来，你真不知道会使我和我妻子多么难过。”
“是的，是的！”
奥勃朗斯基看了看表。
他们的谈话被林侬小姐打断了。林侬小姐虽然有点装腔作势，但是和蔼地微笑着，走来向她心爱的学生祝贺。她还没有走，仆人就一个个走来道喜。随后，亲戚纷纷来到。这样大家就喜气洋洋地忙碌了一阵，直到结婚后第二天，列文才空下来。列文一直感到窘困，厌烦，但幸福的程度不断增长。他一直觉得人家对他的要求很多，但究竟要求什么却不知道。他只照人家的话去做，而这一切都给他带来幸福。他原以为他的求婚将与众不同，普通的求婚条件会损害他的特殊幸福；但结果他所做的同别人并没有两样，而他的幸福不断增加，变得越来越特殊，越来越与众不同了。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地方。他的方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奥勃朗斯基回答，“我刚才在他那里，说实在的，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我们一起吃了早点，我还教了他怎样做橘子酒。这种饮料很清凉。真奇怪，他居然连这都不知道。但他很喜欢这种酒。啊，说实在的，他是个十分出色的人。”
“今天我们要吃糖了。”林侬小姐说。于是列文就坐车去买糖果。
“哦，他的精力用在什么地方啊？”卡列宁说，“用在事业上还是用在改变人家已完成的事情上？我们国家的不幸就在于善于做官样文章，纸上谈兵，他就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代表。”
“啊，我太高兴了！”史维亚日斯基说，“我劝您到福明花店去买些鲜花来。”
“当然，他昨天到我们那里去办过公了。看来，他很懂行，精力旺盛。”
“这个需要吗？”于是列文就坐车到福明花店去。
“哦，你看到他了？”卡列宁带着恶毒的嘲笑说。
哥哥对他说，得借些钱来，因为开销很多，要买礼物……
卡列宁本来就不喜欢阿尼奇金伯爵，总是同他意见不合，如今更无法克制对他的憎恨——一个宦途失利的人对一个官运亨通的人的憎恨。这种情绪在官场中是容易理解的。
“还要礼物吗？”于是列文赶到傅尔达珠宝店去。
为了改变话题，他问起他们两人都关心的事——奥勃朗斯基的新长官，一个年纪不老却忽然升到这样高位的人。
在糖果店，在福明花店，在傅尔达珠宝店，列文发现大家都在等候他，大家都为他高兴，个个向他道喜，就像这几天他所接触到的人那样。奇怪的是，不仅大家都喜欢他，而且以前对他没有好感的、冷漠无情的人也都称赞他，处处顺着他，体贴入微地尊重他的感情，并且同他一样相信，他是天下最幸福的人，因为他的未婚妻十全十美。吉娣也有同样的感觉。当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竟然暗示她希望有更好的未婚夫时，吉娣大为生气，断然说天下再没有比列文更好的人了，弄得诺德斯顿伯爵夫人不得不同意，而在吉娣面前遇见列文的时候，总是露出赞赏的微笑。
“既然您那么要我去，那我就去一次。”卡列宁叹了口气说。
他答应向她坦白他的秘密，这在当时是很痛苦的。他同老公爵商量了一下，征得他的同意，把记录着他的忏悔的日记交给吉娣。他当时写这日记，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给未婚妻看的。有两件事使他苦恼：他丧失了童贞和他不信宗教。他不信宗教的自白没有引起她的注意。她是信教的，对教义从没有怀疑过；他形式上不信教，她却毫不在意。她怀着满腔爱情，了解他的整个心灵，在他的心灵里发现她所需要的东西。至于他这种心灵状态叫作“不信教”，在她是无所谓的。他坦白的另一件事却使她伤心得流泪。
“不，你到底为什么不能去？为什么今天不能去吃顿饭？我妻子在等你。请你去一下吧！主要是同她谈一谈。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看在上帝分上，我跪下来请求你！”
列文把日记交给她，不是没有思想斗争的。他认为在他和她之间不能也不该有什么秘密，因此决定这样做；但他没有考虑过这事对她会有什么影响，他没有设身处地替她想一想。直到那天晚上，他去看戏以前来到她家里，走进她的屋子，看见她那泪痕斑斑、由他一手造成的无法弥补的伤痕而引起的既可怜又可爱的脸时，他才看出了在他可耻的往事和她鸽子般纯洁的心灵之间的鸿沟，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惶恐。
“嗳，我们对这事的看法不一样。”卡列宁冷冷地说，“不过，我们不谈这个吧。”
“拿去，把这些可怕的本子拿去！”她推开面前的日记本，说，“您拿这些本子来给我看做什么！……不，这样也好，”她看到他那绝望的脸色，很怜悯他，补充说，“但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究竟为什么呀？我不明白。对不起，照我想，除了亲戚关系之外，我一向对你很友好，你对我也多少有点情谊……而且我也衷心尊敬你，”奥勃朗斯基握着他的手说，“就算你最坏的推测是正确的，我也不会，永远不会评判你们任何一方，我也不明白我们的关系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改变。是啊，你无论如何要去看看我的妻子。”
他垂下头，一言不发。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我说不上来，所以我也没到你家去。我想我们的关系应当改变了。”
“您不会原谅我！”他喃喃地说。
“你能去看看她吗？”
“不，我原谅您，但这太可怕了！”
卡列宁沉思起来。奥勃朗斯基满怀同情地望着卡列宁，不去打扰他。
不过，他的幸福是那么巨大，这种自白不仅没有损害它，而且给它增添了一种新的色彩。她原谅了他，但从此以后他更觉得自己高攀不上她，在品德上比她卑下，因此也就更加珍惜自己不配享受的幸福。
“这太可怕了！”奥勃朗斯基长叹了一声说，“要是我的话，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有一件事我是一定要做的。我要求你也这样做！”他说，“我想，诉讼还没有开始吧。在你起诉以前，请你同我妻子见一次面，同她谈一谈。她爱安娜就像爱亲妹妹一样，她也爱你。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看在上帝分上，你同她谈一谈！你就赏我这个脸吧，我求求你！”
十七
“我并没有操之过急，”卡列宁冷冷地说，“这种事又不能跟谁商量。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卡列宁一面情不自禁地回忆着席间和饭店的谈话，一面走进自己冷清清的房间。陶丽关于饶恕的话只有使他恼火。基督教的教义对他是不是适用，这是个很大的难题，简直说不清楚，但卡列宁对这问题早就做了否定的回答。在大家说过的话里，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愚蠢而善良的土罗甫春的那句话：“他做得像个男子汉！他去挑战，并把对方打死了！”显然，大家都同意他的话，尽管出于礼貌没有说出口。
“对不起，我明白。”奥勃朗斯基打断他的话说，“不过，当然……一句话：不要操之过急。无论如何不要操之过急！”
“不过，这事已经定了，想也没意思。”卡列宁自言自语。他只想着当前的旅行和调查的事，走进房里，问那个送他进来的看门人，他的跟班到哪里去了。看门人说他的跟班刚刚出去。卡列宁吩咐拿茶来，就在桌旁坐下，拿起旅行指南，开始考虑他的行程。
“是啊，要是误会就好了……”
“有两封电报。”跟班回来，走进房间说，“请您原谅，大人，我刚才出去了一下。”
“我只要说一句话，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你是一个杰出的正派人，我知道安娜——对不起，我不能改变对她的看法——是一个很贤慧的女人，因此，对不起，我不能相信这事。这里一定有误会。”他说。
卡列宁拿起电报，拆开来看。第一封电报是宣布斯特列莫夫担任卡列宁所渴望的那个职位。卡列宁把电报一扔，涨红了脸，在屋里踱起步来。“上帝要毁灭谁，就使谁发疯。”他想起了这句拉丁文谚语。这里的“谁”，他现在指的是那些促成这项任命的人。他恼恨的不是他没有得到这个位置，不是人家故意忽视他，而是他弄不懂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来，夸夸其谈的斯特列莫夫担任这个职位比谁都不合适。他们怎么会看不出，提出这项任命是怎样毁了他们自己，怎样损害他们的威信哪！
“是的，我要求离婚实在是万不得已。”他说。
“又是这一类事吧？”他一边拆开第二封电报，一边恼怒地自言自语。电报是妻子打来的。蓝铅笔写的“安娜”这个名字首先映入他的眼帘。“我要死了，求你务必回来。如能得到饶恕，我死也瞑目。”他看完电文，冷笑了一声，扔下电报。最初一刹那，他认为这无疑是个骗局，是个诡计。
卡列宁坐下来，觉得他的话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他还得做一番解释，但他觉得，不论他怎样解释，他同内兄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她什么欺骗的事做不出来呀！多半她要生孩子了。也许是生产上的什么病吧。但他们要我去的目的是什么呢？使生下来的孩子取得合法身份，破坏我的名誉，还是阻碍离婚？”他心里琢磨着。“可是电报里明明写着：我要死了……”他重新读了一遍，电文里的字句突然使他吃惊，“万一真是这样怎么办？”他自言自语，“万一她真的在临终前的痛苦中忏悔了，我却看作她又在欺骗，拒绝回去，那又怎么样？这样不仅太不近人情，会叫人家都说我的不是，从我这方面来说，这样做也未免太愚蠢了。”
“对不起，我说什么……说什么也不能相信……”
“彼得，去叫一辆马车来，我要到彼得堡去。”他吩咐跟班说。
“就是这样。”
卡列宁决定到彼得堡去看看妻子。如果她的病是假的，那他就一言不发走掉。如果她真的病危，临终前想看他一面，那他就饶恕她，只要她还活着；要是去晚了，那就最后一次尽他做丈夫的责任，给她料理后事。
“不，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你这算什么话！”奥勃朗斯基叫道，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
一路上，他不再考虑他应该做些什么。
不等卡列宁把话说完，奥勃朗斯基便出人意料地惊叫了一声，颓然在扶手椅上坐下来。
卡列宁带着乘一夜火车所产生的疲劳和风尘，在彼得堡的朝雾中，坐马车经过空荡荡的涅瓦大街，眼睛望着前方，头脑不去思考有什么事在等着他。他不能思考这事，因为一想到将要出现的局面，他无法排除一个念头，就是只要她一死，就会立刻解除他的困境。面包房、关着门的铺子、夜间的马车、打扫人行道的工人在他眼前掠过。他观察着这一切，竭力不去想那将要出现的局面。他不敢希望有那样的局面，但毕竟抱着很大的希望。他的马车驶近大门口。大门口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和一辆轿车，轿车上坐着的马车夫在打瞌睡。卡列宁走进门去，仿佛从头脑底里掏出了主意，镇定下来。这主意就是：“如果是骗局，那就泰然置之，加以蔑视，返身就走。如果是真的，那就遵守礼节，照章办事。”
“因为我正要同你的妹妹，也就是同我的妻子，办理离婚手续。我不得不……”
不等卡列宁打铃，门房早就把门打开了。门房彼得罗夫，又名卡比东诺奇，穿一件旧礼服，不打领带，脚上套着一双便鞋，模样十分古怪。
“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奥勃朗斯基面带笑容问道。
“太太怎么样？”
“我要告诉你我不能到你家里去，因为我们的亲戚关系要断绝了。”
“昨天平平安安生了个孩子。”
“你为什么不能去？你这是什么意思？”他疑惑不解地用法语问，“不，你这可是答应过的。我们大家都希望你去。”
卡列宁站住了，脸色发白。现在他才明白，他是多么希望她死啊。
奥勃朗斯基闪闪发亮的眼睛睁得老大。
“她身体好吗？”
卡列宁想一开始就用冷淡的态度对待内兄，他认为他正在同妻子办理离婚手续，对待妻子的哥哥应该用这样的态度；但他没有想到奥勃朗斯基心里热情翻腾，待他还是这样友好。
柯尔尼系着早晨惯系的围裙，跑下楼来。
“我不能去。”卡列宁冷冷地站着说，也没请客人坐下。
“很不好，”他回答，“昨天会诊过了，此刻医生还在。”
“你胡说，他明明在家！”传来奥勃朗斯基回答那个不让他进来的仆人的声音。他说着一路上脱外套，走进屋子。“啊，找到你真高兴！我真希望……”奥勃朗斯基高兴地开口说。
“把行李拿进来。”卡列宁听到还有死的可能，松了一口气，就一面吩咐仆人，一面走进前厅。
“请进来！”他把文件收拾好，放进文件夹里，大声说。
衣帽架上挂着一件军大衣。卡列宁注意到了，就问：
“不要紧，”卡列宁想，“这样反而好，我马上把我对他妹妹的态度告诉他，向他说明我为什么不能到他家去吃饭。”
“有谁在？”
当他听见奥勃朗斯基的洪亮声音时，他正在封缄给律师的信。奥勃朗斯基正在同卡列宁的仆人争吵，坚持要他进去通报。
“医生，接生婆，还有伏伦斯基伯爵。”
自从卡列宁抱着不再回家的决心出走，又去找了律师并向他单独说了自己的意图，尤其是自从他把这个生活中的问题变成白纸黑字以来，他对自己的意图考虑得更成熟了，信心也更大了。
卡列宁走到里屋。
卡列宁做过早弥撒从教堂回来，整个早晨都没出去。早上他有两件事要办。第一，接见那个要去彼得堡、目前正在莫斯科的非俄罗斯人代表团，并对他们作指示；第二，按照约定，写信给律师。这个代表团虽是根据卡列宁的建议派出的，但有许多麻烦甚至危险。他能在莫斯科见到他们，感到很高兴。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对他们的职责和任务一无所知。他们天真地相信，他们的任务只是汇报他们的贫困和实际情况，请求政府援助，根本不懂得他们的某些声明和要求反而支持了反对派，因此毁了整个事业。卡列宁同他们谈了好一阵，给他们拟了一个共同守则；把他们打发走了以后，他又写了两封信到彼得堡协助代表团活动。办这件事的主要助手是李迪雅伯爵夫人。她在派代表团的事上是个行家，没有人比她更能安排和指导代表团的活动了。办完这件事，卡列宁便写了一封信给律师。他毫不迟疑地允许律师酌情办理他的案件。随信还寄去伏伦斯基给安娜的三封信，都是从那个抢来的文件夹里找到的。
客厅里一个人也没有；接生婆头戴紫色绸带的软帽，听到他的脚步声，从安娜的起居室里走出来。
八
她走到卡列宁面前，由于产妇病危而不拘礼节，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到卧室里。
奥勃朗斯基说着站起身，走到楼下去见新来的长官。他的直觉没有欺骗他。模样可怕的新长官原来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奥勃朗斯基同他一起吃午饭，坐了好半天，直到三点多钟才来到卡列宁下榻的房间。
“感谢上帝，您回来了！一直在问起您，一直在问起您呢！”她说。
“那么五点钟来，穿上礼服。”
“快拿冰来！”医生在卧室里用命令的口气说。
“当然来。”
卡列宁走进安娜的起居室。伏伦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把矮椅上，两手捂住脸哭着。他一听见医生的声音便霍地跳起来，放下手，这样就看见了卡列宁。他一看见她的丈夫，尴尬极了，又坐下来，头缩到肩膀里，仿佛想躲到什么地方去，但他还是竭力振作精神，站起来说：“她快死了。医生都说没有希望了。我完全听凭您的处置，但请您让我留在这里……不过我听从您的吩咐，我……”
“那么你来吗？”
卡列宁看见伏伦斯基的眼泪，心慌意乱——他看见别人的痛苦总是这样的——立即转过脸去，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急忙向门里走去。卧室里传出安娜的说话声。她的声音是愉快的，富有生气，音调非常清楚。卡列宁走进卧室，走到床跟前。她脸朝他的方向躺着。她的双颊绯红，眼睛闪闪发亮，一双雪白的小手从上衣袖口里露出来，玩弄着毯子的一角，把它扭来扭去。她看上去不仅容光焕发，身体健康，而且情绪极好。她说话很快，很响，音调十分清楚，充满感情。
“难道他在这里吗？”列文说。他想打听打听吉娣的消息。他听说初冬她在彼得堡那个嫁给外交官的姐姐家里，不知道她有没有回来，但接着又改变主意，不想问了。“她来不来还不是一样。”他想。
“因为阿历克赛，我是指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两人的名字一样，都叫阿历克赛，命运真是太奇怪太捉弄人了，是吗？）阿历克赛不会拒绝我。我可以忘记过去，他也会饶恕的……他怎么还不来？他这人真好，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这人有多好。唉！我的上帝，我烦死啦！快给我一点水！嗐，我这样对待小女儿可不好哇！好，那就把她交给奶妈吧。是的，我同意了，还是这样好。他一回来，看见她会难受的。把她抱去吧！”
“我这人真要命！我是特地来的……你今天一定要到我家来吃饭。你哥哥要来，我的妹夫卡列宁要来。”
“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他来了。您看，他来了！”接生婆说，竭力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卡列宁身上。
“不，你再坐一会儿！”列文挽留他说，“我们几时再见哪？我明天就要走了。”
“嗐，胡说八道！”安娜没有看见丈夫，继续说，“把她给我，把小女儿给我！他还没有来。您说他不会来，那是因为您不了解他。谁也不了解他。只有我了解，所以我觉得难受。他的眼睛，说真的，谢辽查的眼睛同他一模一样，所以我不敢看谢辽查的眼睛……给谢辽查吃过饭没有？我知道大家全会把他忘记的。他可不会忘记。得让谢辽查搬到角房里去，叫玛丽爱特陪他睡。”
“正好相反，生命越到尽头越是甜。哦，我该走了。”奥勃朗斯基一面说，一面第十次站起身来。
突然她身子缩成一团，住了口，恐惧地把双手举到脸上，仿佛在等待打击，实行自卫。她看见了丈夫。
“你要知道，你一想到死，生活就不那么有魅力了，但心里倒会平静些。”
“不，不，”她开口了，“我不怕他，我怕死。阿历克赛，你过来。我急死了，我没有时间了，我活不了多久，马上又要发烧，又要什么都不知道了。现在我还明白，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见。”
“为什么说‘不久’哇？”
卡列宁皱着眉头，现出痛苦的神色。他拉住她的手，想说些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来。他的下唇打着哆嗦，他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激动，只偶尔对她望望。每次他对她望的时候，总看见她那双盯住他的眼睛流露出那么温柔而狂喜的神色，这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
“不，生活中确实还有些美好的东西……”列文有点困惑了，“可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不久都会死的。”
“等一下，你不知道……等一等，等一等……”她停住了，仿佛在拼命集中思想。“对了，”她又说，“对了，对了，对了。我就是要说这个。你别以为我怪。我还是同原来一样……可是另外一个女人附在我身上，我怕她，因为她爱上了那个男人，所以我恨你，可是我忘不了原来那个女人。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才完完全全是我。我要死了，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你问问他吧。我现在觉得很沉，我的手，我的脚，我的手指都很沉。你瞧，我的手指有多大！不过这一切都快完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饶恕我，完完全全饶恕我吧！我这人坏，但奶妈告诉过我，那个殉难的圣人——她叫什么呀？——她还要坏。我要到罗马去，那里是一片荒野，这样我就不会碍着谁了，我带谢辽查去，还有小女儿……不，你不会饶恕我！我知道这是不可饶恕的！不，不，走吧，你这人太好了！”她用一只火热的手抓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把他推开。
“嗬，说得太妙了！现在你同意我的意见啦！你曾经攻击我生活上追求享乐，你还记得吗？嗳，道学先生，别这么一本正经啦！……”
卡列宁的心越来越慌乱，此刻已经慌乱得不再去克制它了。他忽然觉得，他所谓心慌意乱其实是一种愉快的精神状态，使他体会到一种从未体会过的幸福。他没有想到，他终生竭力遵循的基督教教义要求他饶恕和爱他的仇敌，不过他的心里充满了饶恕和爱仇敌的快乐。他跪在床前，头伏在她的臂肘上，她火热的手臂透过上衣烧灼着他的脸，他像孩子般痛哭起来。她搂住他那半秃的头，身子挨近他，挑战似地傲然抬起眼睛。
奥勃朗斯基听着列文的话，露出微妙而亲切的微笑。
“他来了，我知道！现在您饶恕我吧，饶恕我的一切吧！……他们又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走哇？……把这些个皮外套拿掉！”
“是老生常谈，但要知道，等你看穿了，一切就都无所谓了。只要你懂得人早晚总要死，什么东西也不会留下，那就一切都无所谓了！我认为我的理想很重要，其实它同样是无所谓的，即使实现，还不是同包围这头熊一样没意思。因此，打猎也好，工作也好，无非是消磨消磨日子，度过一生，免得想到死罢了。”
医生拿开她的手，小心翼翼地让她躺到枕头上，用毯子盖住她的肩膀。她顺从地仰天躺着，目光炯炯地望着前面。
“老兄，这可是老生常谈哪！”
“记住一点，我只要求饶恕，别的什么也不要……他，怎么还不来？”她接着对门外的伏伦斯基说，“来吧，来吧！把手给他。”
“那有什么办法？我还是要想到死，”列文说，“真的，是死的时候了。这一切都很无聊。老实对你说：我对我的思想和工作是很重视的，可是，你倒想想，我们这个地球算得了什么？无非是生长在宇宙里的一小块青苔罢了。可我们还自以为很了不起，什么思想啊，事业呀！其实都只是沧海一粟。”
伏伦斯基走到床边，一看见她，又用双手捂住脸。
“对，对！”他说，“很可能你是对的。”他说，“你精神这样饱满，又猎熊，又工作，兴致勃勃，我真高兴。谢尔巴茨基告诉我——他见到过你——你心情忧郁，老是谈到死……”
“把脸露出来，瞧瞧他。他是个圣人！”她说。“把脸露出来，露出来！”她怒气冲冲地说。“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让他把脸露出来！我要看看他。”
奥勃朗斯基用心听着列文的话。
卡列宁捉住伏伦斯基的双手，把它们从脸上拉开。伏伦斯基的脸由于痛苦和羞愧显得十分难看。
“根本不对：在俄国谈不上工人问题。在俄国是农民对土地的关系问题；他们那里也有这问题，但他们是改正缺点的问题，而我们……”
“把手给他！你饶恕他吧！”
“是的，你想解决工人问题的想法我是知道的。”
卡列宁把手伸给他，眼泪忍不住滚滚而下。
“我到过德国、普鲁士、法国、英国，但不是到京城，是到工业城市，看到不少新鲜玩意儿。我走了一趟，很高兴。”
“赞美上帝，赞美上帝，”她说，“现在一切都舒齐了。只要把我的腿稍微拉拉直就好了。对了，好极了。这些花画得多难看，一点也不像紫罗兰。”她指着糊墙的花纸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几时才完结呀？给我点吗啡。医生！给我点吗啡。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嗯，你倒说说，你在国外做了些什么呀？你到过什么地方？”等乡下人走了，奥勃朗斯基问他。
她在床上翻来复去。
“不，我没空，我只坐一秒钟。”奥勃朗斯基回答。他敞开外套，接着又脱了下来，整整坐了一个钟头，同列文谈打猎的事，又说了一番知心话。
医生们说这是产褥热，死亡率达百分之九十九。她整天发高烧，说胡话，处于昏迷状态。半夜里，病人躺在床上，失去知觉，几乎连脉搏都停止了。
“把外套脱下，坐一会儿！”列文给他摘下头上的帽子说。
每分钟都有死亡的可能。
他握了握那个乡下人的手，没有脱外套和帽子，在椅子上坐下。
伏伦斯基回家去了，但一早又跑来探问病情。卡列宁前厅遇见他说：
“啊，是你们打死的吗？”奥勃朗斯基大声问。“好东西！是头母熊吗？你好，阿尔希普！”
“您留着，她也许会问到您。”说着亲自把他领到妻子的起居室里。
奥勃朗斯基进去的时候，列文正站在房间中央，同特维尔的一个乡下人用尺量着新鲜熊皮。
到早晨，病人又兴奋起来，思潮翻腾，胡言乱语，接着又昏迷了。第三天还是这样，但医生说有希望了。那天，卡列宁走进伏伦斯基坐着的房间，关上门，在他对面坐下来。
“我昨天来过，不过走的是另一道门。这是七号吗？”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伏伦斯基感到是表态的时候了，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说，我什么也不明白。您饶恕我吧！不论您多么痛苦，我还是请您相信，我比您更难受。”
“是，老爷，”华西里笑容可掬地回答，“您好久没到我们这儿来了。”
他想站起身来，但卡列宁拉住他的手说：
“你好，华西里！”他歪戴着帽子沿长廊走去，对一个熟识的茶房说，“你留起络腮胡子来啦？列文住在七号吧？请你带我去。再有，你去打听一下，安尼奇金伯爵（就是新来的长官）见不见客？”
“我请求您听我说，这是必要的。我应当向您说明我的感情，那以前支配我、今后还将支配我的感情，免得您误解我。您知道，我决定离婚，甚至已开始办手续了。不瞒您说，开头我拿不定主意，我很痛苦；我老实对您说，我有过对您和对她进行报复的欲望。收到电报的时候，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到这里来的，说得更明白些：我但愿她死。可是……”他沉默了一下，考虑着要不要向他坦白自己的感情，“可是一看见了她，我就饶恕她了。饶恕的幸福向我启示了我的责任。我完全饶恕了她。我要把另一边脸也给人打；有人夺我的外衣，我连里衣也由他拿去。我恳求上帝，但愿不要从我身上夺去饶恕的幸福！”他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那明亮、安详的目光使伏伦斯基感动，“这就是我的态度。您可以把我踩在污泥里，使人家都取笑我，我可不会把她抛弃，也不会说一句责备您的话，”他说下去，“我的责任给我明白规定：我应当同她在一起，我将同她在一起。要是她想见您，我会通知您的，但现在，我想您还是离开的好。”
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另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是，新来的长官，也像一切新上任的长官那样，是个出名可怕的人物。他清早六点钟起床，干工作像一匹马，并要求下属也像他那样工作。此外，这位新长官的作风以像熊一样粗暴出名，而且据说他的观点同原来的长官正好相反，因此也就同奥勃朗斯基的观点正好相反。昨天奥勃朗斯基穿着制服去上班，新长官却很亲切，像老朋友一样同他谈了话；因此奥勃朗斯基认为应该穿着礼服去拜访他一次。奥勃朗斯基想到新长官也许不会很热情地接待他，但是又本能地感觉到，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大家都是凡人，你我都一样，何必生气争吵呢？”他一面想，一面走进旅馆。
卡列宁站起身来，失声痛哭，再也说不下去。伏伦斯基也站起来，弯着身子，皱着眉头，仰望着他。他不理解卡列宁的感情，但他觉得这是一种崇高的、具有像他这种世界观的人所无法理解的感情。
卖掉树林的第二期付款已经领到，还没有用光；陶丽近来很温柔体贴；这次宴会的安排处处都使奥勃朗斯基满意。他情绪极好。有两件事不太愉快，但这两件事都淹没在他内心欢乐的海洋里了。第一件事就是：昨天他在街上遇到卡列宁，发觉他对他态度冷淡。卡列宁脸上出现这样的表情，他不去看他们，他来莫斯科也不通知他们一声，这些情况再联系到有关安娜和伏伦斯基的传说，使奥勃朗斯基猜想夫妇之间一定出了什么事。
十八
奥勃朗斯基喜欢吃喝，更喜欢请客，而且在菜肴、饮料和宾客的挑选上都很讲究。今天这场宴会的安排使他特别满意：有活鲈鱼、芦笋和主菜——非常美味的普通煎牛排，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酒。这是吃的和喝的。客人有吉娣和列文，而且为了不使人感到突兀，还有一个堂妹和吉娣的弟弟小谢尔巴茨基，而主客则是柯兹尼雪夫和卡列宁。柯兹尼雪夫是莫斯科人，哲学家；卡列宁是彼得堡人，政治家。还邀请了出名热心的怪人彼斯卓夫。他是个自由派，健谈家，音乐家，历史学家，又是个极其可爱的五十岁老青年。他将成为柯兹尼雪夫和卡列宁的“调味品”或“配菜”。
同卡列宁谈过话以后，伏伦斯基走到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上，站住了，好容易才想起他在什么地方，他要到哪儿去。他感到羞耻，屈辱，有罪，而且无法洗刷他的屈辱。他觉得自己被迫离开他一直轻松而自豪地走着的那条轨道。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和准则，以前看来是那么坚定不移，如今突然显得荒谬而不适用了。受骗的丈夫，以前一直是个可怜的人物，是他幸福的一个偶然而有点可笑的障碍，如今突然被她亲自召来，并且推崇到凌驾一切的高度。这个丈夫处在这样崇高的地位，并不奸刁，并不虚伪，并不可笑，而是善良、朴实而高尚。伏伦斯基情不自禁地有这样的感觉。角色突然变了。伏伦斯基觉得他崇高，自己卑鄙；他正直，自己堕落。他觉得她的丈夫尽管痛苦，还是宽宏大量；而他自己公然骗人，显得堕落渺小。不过，在这一向被他无理蔑视的人面前感到自己卑劣，这只是他痛苦的一小部分原因。他觉得无比痛苦的是，他认为近来渐渐冷下去的对安娜的热情，如今因为意识到他将永远失去她而变得空前强烈。他在她患病期间彻底认识了她，了解了她的心，他觉得以前他其实并不爱她。如今呢，他了解了她，真正爱上了她，他却在她面前受到屈辱，永远失去她，只在她心里留下一个可耻的回忆。最叫人受不了的是，当卡列宁拉开他蒙着羞愧的脸的双手时，他现出那种又可笑又可耻的模样。他站在卡列宁家门口的台阶上，像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茫然不知所措。
第二天是星期日。奥勃朗斯基到大剧院去看芭蕾舞排演，把昨晚答应的珊瑚项链送给他最近捧场的漂亮舞女玛莎·契比索娃，并且在灯光暗淡的后台，偷吻了一下她那张因他的礼物而喜气洋洋的美丽脸蛋。除了赠送礼物以外，他还要约她在排演结束后见一次面。他向她说明芭蕾舞开场时他不能来，但答应在最后一幕结束前赶到，并带她去吃晚饭。奥勃朗斯基出了剧院，到猎品市场亲自选购了鱼和芦笋，十二点钟来到杜沙旅馆。他要看的三个人碰巧都住在这个旅馆里：刚从国外归来借住在这里的列文，来莫斯科视察的新上任长官，以及他一定要接回家去吃饭的妹夫卡列宁。
“您要叫辆马车吗？”门房问。
七
“好，叫一辆。”
“不要紧，你说记我的账就是了。”他说着快乐地向一个坐车经过的熟人点了点头，就不见了。
伏伦斯基在三夜没睡觉以后回到家里。他不脱衣服，俯卧在沙发上，合拢两手，枕在脑门下。他的脑袋很重。浮想、回忆和种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清晰地一个又一个在头脑里迅速交替起伏：忽儿是他给病人倒药水，药水溢出茶匙；忽儿是接生婆的一双白手；忽儿是卡列宁跪在床前地板上的古怪姿势。
“我不是要给格里沙和塔尼雅买大衣吗？给我点钱！”
“睡吧！别想啦！”他对自己说，像一般健康人那样充满平静的信心，认为只要想睡就会立刻睡着。果然，在同一刹那，他的头脑昏昏沉沉，他跌进了忘川。恍恍惚惚的生命的波涛刚袭上他的头脑，就仿佛有一道强烈的电流突然贯串了他的全身，他猛地惊醒了，一骨碌从沙发上爬起来，两手一撑，恐惧地跪了下来。他圆睁着两眼，仿佛根本没有睡过似的。一分钟前脑袋沉重和四肢软弱的感觉顿时消失了。
他回过头来。
“您可以把我踩在污泥里。”他听见卡列宁的话。他看见他站在面前，他看见安娜热辣辣的绯红面颊和她那双热情地望着卡列宁而不望着他的水汪汪眼睛。他看见卡列宁拉开他蒙住脸的手时他那副愚憨可笑的模样。他又伸直两腿，照原来的姿势一下子躺到沙发上，闭上眼睛。
“斯基华！斯基华！”陶丽涨红了脸叫道。
“睡吧！睡吧！”他一再对自己说，但一闭起眼睛，却更清楚地看见那难忘的赛马前夕安娜的脸。
“怪人！”奥勃朗斯基对妻子说，接着看了看表，举起手做了个手势，表示对妻子和孩子的爱抚，就雄赳赳地沿着人行道走去了。
“这一切都完了，从此完了。她想把这些从记忆里抹掉，可是我没有她就活不下去。我们怎样才能和好呢？怎样才能和好呢？”他说出声来，无意地重复着这句话。这样重复着，使塞满他脑子里的种种形象和回忆无法翻腾起来。但这样抑制他的胡思乱想并没有多久。最美好的时光和他不久前所受的屈辱，一幕接着一幕，又飞快地在他头脑里掠过。“把他的手拉开！”这是安娜的声音。他放下手，感到自己脸上那副羞愧愚憨的表情。
卡列宁坐上马车，坐得很深，使自己看不见人，人家也看不到他。
他一直躺着，竭力想睡着，虽然觉得毫无希望。他不断地低声重复着所想事情中的个别字句，希望借此制止出现新的形象。他留神倾听，只反复听见古怪的疯狂低语：“我不会珍惜，不会享受；我不会珍惜，不会享受。”
“我明天去看你！”奥勃朗斯基对他叫道。
“这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疯了？”他自言自语。“也许是吧。人们怎么会发疯，怎么会开枪自杀？”他自己作着回答，接着睁开眼睛，惊奇地发现头旁放着他嫂嫂华丽雅亲手做的绣花靠枕。他摸摸靠枕的流苏，竭力想着华丽雅，想着他最后一次看见她的情景。但要去想这种无关的事情是很痛苦的。“不，得睡觉了！”他推了推靠枕，把头靠在上面，但要使眼睛闭住却很费劲。他跳起来，又坐下了。“我完蛋了！”他自言自语。“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办。还有什么呀？”他的思潮迅速地流遍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他同安娜的恋爱。
卡列宁喃喃地说了些什么，陶丽在嘈杂的马车声中听不出来。
“功名心吗？谢普霍夫斯科依吗？社交界吗？宫廷吗？”什么问题他都无法认真思索。这一切以前觉得都很重要，现在却觉得都无所谓了。站起身来，脱下上装，解开皮带，露出毛茸茸的胸脯，好呼吸得更舒畅些，然后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人就是这样发疯的，”他反复说，“就是这样自杀的……免得受耻辱。”他慢吞吞地加了一句。
“您来吗？”陶丽大声问。
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目光呆滞，咬紧牙关，走到桌旁，拿起手枪，察看了一下，转动弹膛，沉思起来。他垂下头，脸上露出冥思苦想的神气，手里拿着手枪，一动不动地站了两分钟光景。“当然！”他自言自语，仿佛长时间合乎逻辑的冷静思索使他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其实，他所深信的这个“当然”，只是他在这一小时里兜了几十个圈子的回忆和想象的又一次循环罢了。无非是重温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往事，无非是想到毫无意义的茫茫的未来生活，无非是感到自己身受的屈辱，无非是这些思想感情的不断重复出现。
“她很好。”卡列宁皱着眉头，喃喃地说。“我很高兴！”他说着就向自己的马车走去。
“当然！”他第三次沿着那荒诞的回忆和思索的圈子打转时，重复说。他整只手使劲握住手枪，仿佛把它紧握在拳头里，枪口对住左胸，扳动了枪机。他没有听见枪声，但胸口上猛烈的枪击使他站不住脚跟。他丢掉手枪，想抓住桌子边缘，但身子一晃，在地上坐下来。他惊奇地向周围打量着，从地板上仰望桌子的曲腿、字纸篓和虎皮毯子，连自己的房间也不认得了。仆人急急忙忙地走过客厅，他的脚步声使他清醒过来。他定神思索，才明白他坐在地上。他看见虎皮毯子和手上的血，才明白他开枪自杀了。
“对，务必请您来！”陶丽说，“要是您高兴，那就请在五六点钟来。嗯，我那位亲爱的安娜怎么样？好久没……”
“笨蛋！没有打中。”他用手摸索手枪，反复说。手枪就在旁边，他却伸手到远处去找。他继续摸索，手伸到另一边，但没有力气使身子保持平衡，又倒下了。血不断地流出来。
“你听我说，我们明天这样安排。陶丽，你请他明天来吃饭！我们叫柯兹尼雪夫和彼斯卓夫也来，让他领教领教莫斯科的知识分子。”
那个留络腮胡子的文静的仆人，经常向熟人诉说自己神经衰弱，这会儿看见老爷躺在地板上，吓坏了，竟让他留在血泊中，自己跑去求救。一小时后，嫂嫂华丽雅带着她从各处请来而同时到达的三位医生走进屋子，他们把伤者抬到床上，她自己留在旁边照顾他。
卡列宁喃喃地说了些什么，就想走。可是奥勃朗斯基把他拦住了。
十九
“嗯，我那位亲爱的安娜怎么样？”
卡列宁的错误在于他同妻子见面前没有料到这样的可能：妻子会诚心诚意忏悔，他会饶恕她，而她结果没有死。这个错误的后果，在他从莫斯科回来两个月后充分显示出来了。不过他所以犯这个错误，不仅因为他没有料到这些可能，还因为在那天他同垂死的妻子见面以前，他不了解自己的心。他在妻子的病榻旁生平第一次被怜悯心所支配。这种感情是由别人的痛苦引起的，以前他把它当作一种有害的缺点而羞于承认。对她的怜悯，对于希望她死这种心理的忏悔，尤其是饶恕的快乐，这一切不仅使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痛苦减轻了，而且体会到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内心的平静。他忽然觉得，原来使他痛苦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他精神上快乐的源泉；当他谴责、非难和憎恨人的时候，一切事情似乎是无法解决的，但当他饶恕人和爱人的时候，一切都显得简单明白，什么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我太忙了。看见您很高兴，”他用分明极不高兴的语气说，“您身体好吗？”
他饶恕了妻子，为她的痛苦和忏悔而怜悯她。他饶恕了伏伦斯基，怜悯他，特别是在听到他的绝望行为以后。他比以前更加怜爱儿子，责备自己太不关心他。他对新生小女儿的感情更是特殊，不仅怜悯，而且充满慈爱。开头他只是出于怜悯而照顾这个柔弱的新生儿。她不是他的女儿，在她母亲生病的时候被弃在一边。要不是他关心，她准会死去。但他自己也没有注意，他是多么喜爱她呀。他每天总要到育儿室去好几次，在那里坐上好一阵，使得原来害怕他的奶妈和保姆见了他也不以为意了。有时候，他一连半小时默默地瞧着睡熟的婴儿毛茸茸的、皮肤松软的番红花般的小脸，观察着她那起皱的前额，还有那双握着拳头用手背擦着小眼睛和鼻梁的胖鼓鼓的小手。在这样的时刻，卡列宁心里觉得特别平静，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什么异常，有什么需要改变的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您为什么这样躲开我们？”陶丽笑眯眯地说。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觉得心安理得的处境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他感到，除了支配他心灵的善良的精神力量之外，还有一种粗暴的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力量在支配他的生活，这种力量不让他保持他所渴望的内心宽厚的平静。他觉得大家都带着疑惑不解的目光瞧着他，不了解他，期望他会有什么行动。特别是他觉得他同妻子的关系是不稳固和不自然的。
卡列宁拉开包住他那双怕冷的脚的车毯，走下马车，踏着雪地向陶丽走去。
当由于死亡临近而产生的宽厚心情过去以后，卡列宁发觉安娜怕他，看见他就觉得痛苦，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她似乎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却又不敢说，似乎也感觉到他们的关系不可能维持下去，而对他有所期待。
“到我妻子那边去一下，她真想看见你呢。”
二月底，安娜新生的女儿，名字也叫安娜，忽然病了。早晨卡列宁走到育儿室，吩咐仆人去请医生，自己到部里去了。办完公事回家已经三点多钟。他走进门厅，看见一个漂亮的仆人，身穿饰金制服，头戴熊皮帽子，手里拿着一件白裘斗篷。
“我没有工夫，我太忙了。”卡列宁冷冷地回答。
“谁来了？”卡列宁问。
“你怎么好意思不通知一下！来好久了吗？我昨天在杜沙旅馆的旅客牌上看到‘卡列宁’这名字，没想到原来是你！”奥勃朗斯基把头伸到车窗里说，“不然我早就进去看你了。我看到你真高兴！”他一面说，一面两脚相撞，把雪抖掉，“你怎么好意思不告诉我们一声！”他重复说。
“培特西公爵夫人。”仆人回答。卡列宁觉得他似乎在笑。
卡列宁不愿在莫斯科看见任何人，尤其不愿看到他的内兄。他掀了掀帽子想继续赶路，可是奥勃朗斯基叫住他的车夫，踏着雪地向他跑去。
在这个痛苦的时期里，卡列宁发现，他在上流社会的熟人，特别是妇女，对他和他的妻子特别关心。他发现所有的熟人都勉强掩饰着喜悦，也就是上次在律师眼里、现在在这个仆人眼里所看到的得意扬扬的神色。大家似乎都兴高采烈，仿佛在办喜事。人家遇见他，总是勉强掩饰住内心的喜悦，向他打听他妻子的健康情况。
到莫斯科后的第二天，他去访问总督。在一向车水马龙的报馆街旁边的十字路口，卡列宁忽然听见一个洪亮愉快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他不由得回过头去。在人行道的转角处站着奥勃朗斯基。他快乐年轻，容光焕发，身穿时髦的短大衣，头上歪戴着时髦的低顶帽子，笑得鲜红的嘴唇间露出雪白的牙齿。他拼命叫着，要马车停下来。他一只手按住停在街角的一辆马车的窗子，窗子里探出一个戴天鹅绒帽子的太太和两个孩子的头。奥勃朗斯基满面笑容，向妹夫招手。那位太太露出和善的微笑，也向卡列宁招招手。原来是陶丽和她的两个孩子。
培特西公爵夫人的到来，同她有关的一些回忆，以及对她的反感，使卡列宁觉得不快，他一直往育儿室走去。在第一间育儿室里，谢辽查伏在桌上，两脚搁在椅子上，一面描着什么，一面兴致勃勃地说着话。英国女教师在安娜病中代替法国女教师，坐在他旁边编织披肩，慌忙站起来，行了个屈膝礼，拉了拉谢辽查。
在去遥远省份的途中，卡列宁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
卡列宁摸摸儿子的头发，回答了女教师对太太健康的问候，又问婴儿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但米雅赫基公爵夫人不同意她的话，培特西的意见甚至使她生气。“您说得倒漂亮。”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说，“您有几百万家产，但我倒很希望丈夫有机会夏天去视察视察。出门对他的健康和心情很有好处，我还准备用这笔出差费给自己买一辆马车，雇一个车夫呢。”
“医生说没有什么危险，只要给她多洗洗澡，老爷。”
“我觉得他这样做很有气派。”培特西同米雅赫基公爵夫人谈到这事说，“大家都知道现在铁路四通八达，何必付驿马费呢？”
“可是她一直很不舒服哇！”卡列宁倾听隔壁房里婴儿的哭声，说。
卡列宁的出门引得大家议论纷纷，尤其因为在启程之前，他正式退还拨给他到达目的地的十二匹驿马费。
“我想是那个奶妈不好，老爷。”英国女教师断然地说。
卡列宁在八月十七日委员会的会议上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次胜利的结果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调查非俄罗斯人情况的新委员会得到卡列宁的鼓励，非常迅速而有效地组织起来，并被派到目的地去。三个月以后就提出一份调查报告。从政治、行政、经济、人种、物质和宗教各方面调查了非俄罗斯人的情况。一切问题都解答得冠冕堂皇，不容有丝毫怀疑，因为它们不是易犯错误的人类思想的产物，而是官方活动的结果。解答都是根据省长和主教提供的官方材料，这些材料根据的又是县官和监督司祭的报告，而县官和监督司祭的报告根据的又是乡公所和地方教士的报告，因此所有这些解答无疑都是正确的。为什么歉收？当地居民为什么坚持自己的信仰？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不借助官方机构的便利，原是永世不得解决的，如今却都取得了明确的解答。这种解答对卡列宁的意见是有利的。但是上次会上受到沉重打击的斯特列莫夫，在接到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就采取了卡列宁意料不到的策略。斯特列莫夫拉了一帮子人，忽然站到卡列宁一边来，不仅热烈支持他所提出的各种措施，而且根据这种精神提出更加极端的措施。这些违反卡列宁本意的过火措施被通过了，而斯特列莫夫的策略也就暴露了。这些极端的措施一下子显得十分荒唐，以致引起政府官员、社会舆论、聪明的贵妇人和报纸异口同声的攻击，他们还对这些措施和公认的倡议人卡列宁表示愤慨。斯特列莫夫却推卸责任，装作他只是盲目追随卡列宁的计划，对所做的事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和愤慨。这给了卡列宁一个沉重的打击。卡列宁不顾健康衰退，不顾家庭痛苦，并不屈服。委员会发生了分裂。以斯特列莫夫为首的一部分委员为他们的错误辩解，说他们错信了卡列宁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这个委员会的报告胡说八道，是一纸空文。卡列宁和他一伙人看出这种对待公文的过激态度是危险的，继续支持调查委员会所提供的材料。这样一来，在上层和社会上就造成一片混乱，而且，虽然大家对这事都极其关心，但谁也弄不清楚，非俄罗斯人真的是趋向贫穷灭亡呢还是兴旺发达。由于这件事，同时也由于妻子不贞而对他的轻蔑，卡列宁的地位已变得岌岌可危。卡列宁处于这样的境况，做了一项重要决定。他宣布他要求亲自到当地去调查，这使委员会感到惊讶。卡列宁取得许可后就动身到遥远的省份去了。
“何以见得？”他站住问。
六
“同保罗伯爵夫人家一样，老爷。他们给孩子看病，发现原来只是孩子饿了，奶妈没有奶，老爷。”
律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送当事人走出门去，接着一个人留下来，陶醉在快乐的心情中。他心里那么高兴，甚至一反常规，给那个讨价还价的贵妇人让了步，也不再捉飞蛾，最后下定决心在冬天以前把家具都换上天鹅绒面子，就像西戈宁家一样。
卡列宁沉吟了一下。他站了几秒钟，走到隔壁房里。女孩仰天躺着，在奶妈的怀里扭动，不肯衔拉给她吃的丰满的乳房，也不理睬奶妈和伏在她身上的保姆两人的逗弄，哭个不停。
“好极了。”
“还是没有好吗？”卡列宁问。
“过一个星期。至于您是否愿意接受办理这个案件，还有条件怎样，也请费神通知我。”
“很不安静。”保姆低声回答。
“完全办得到，如果您让我有充分行动自由的话。”律师不回答问题，说，“我几时可以得到您的消息？”律师边问，边向门口走去，他的眼睛和漆皮靴子都闪闪发亮。
“爱德华小姐说，会不会是奶水不足。”他说。
“我将把我的决定用书面通知您。”卡列宁站起身来说，同时扶住桌子。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又说：“从您的话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离婚是办得到的。请您把您的条件告诉我。”
“我也这样想，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
“那么，您刚才说……”他说。
“那您为什么不说呀？”
他回到坐位上，又悄悄地捉住一只飞蛾。“到夏天我就可以有一套好窗帘了！”他皱着眉头想。
“对谁说呢？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一直不舒服。”保姆不满意地说。
“告诉她我们这里不是在拍卖商品！”他说完又回到卡列宁旁边。
保姆是家里的老仆人。从她这简单的一句话里卡列宁听出对他地位的暗示。
“要是这样……”卡列宁顿时脸色发白，正要说什么，但这当儿，律师站起身来，又走到门口，同打断他们谈话的助手说话。
婴儿哭得更响了，挣扎着，呜咽着。保姆摆了摆手，走到她跟前，从奶妈手里把她抱过来，一面走一面摇着她。
“请您注意！”他开始说，“这一类事情，您也知道，通常由教会处理；大司祭神父他们对这类事情是要追根究底的，”他露出一种和神父同样感兴趣的微笑，说，“信当然可以成为部分证明，但在法律上必须有直接的罪证，就是说要有证人。总之，既然承您信托我，那就请允许我选择适当的办法。要达到目的，只好不择手段。”
“得请医生来给奶妈检查一下。”卡列宁说。
一提到信件，律师就抿紧嘴唇，发出一种尖细、怜悯而轻蔑的声音。
样子强壮、衣着整洁的奶妈唯恐被解雇，嘴里嘀咕着，藏起丰满的乳房，对人家怀疑她奶水不足，轻蔑地微微一笑。在她这个微笑里，卡列宁也看出了对他地位的嘲弄。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他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有一些信件足以成为非自愿提供的罪证。”
“不幸的孩子！”保姆说，同时哄着婴儿，继续来回踱步。
现在卡列宁完全明白了。但他有宗教上的戒律，不能采用这个办法。
卡列宁在椅子上坐下来，脸上露出痛苦颓丧的神情，望着来回踱步的保姆。
“两个人无法再共同生活下去，这是事实。如果双方肯定这一点，那么细节和手续就无所谓了。这也就是最可靠最省事的办法。”
等到婴儿安静下来，被放到一张栏杆很高的小床里，保姆把枕头拉拉整齐，走开了，卡列宁这才站起来，吃力地踮着脚尖走到婴儿旁边。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颓丧地望着那婴儿；但突然一个微笑牵动他的头发和额上的皮肤，浮现在他的脸上。接着他悄悄地走出屋子。
卡列宁心情十分紧张，一下子弄不懂双方肯定通奸是否合理，目光中露出困惑不解的神色。于是律师赶快向他解释：
他在餐室里打了铃，吩咐进来的仆人再去请医生。他生妻子的气，因为她不关心这个可爱的婴儿。在这种恼怒的心情下，他不愿到妻子那儿去，也不愿看到培特西公爵夫人，但妻子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不像平常那样到她那里去，因此他就勉强忍住怒气，走到她的卧室里。他踏着柔软的地毯走到门口，无意中听见了他不愿听见的谈话。
“那就不外乎以下情况：夫妻一方与人通奸，一方犯罪的罪证经双方承认，或者未经承认，罪证是非自愿提供的。老实说，后面那种情况实际上很少。”律师说着，偷偷地瞟了卡列宁一眼，不作声了，好像一个手枪商人在介绍了各种枪支的优点以后，等待着顾客的选择。可是卡列宁没有答腔，律师就继续说：“我认为最简单省事、最合理的是夫妻双方都肯定是通奸。要是同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我也不会这样说了，但我想这事我们是懂得的。”
“要是他不出门，那我能理解您的拒绝和他的拒绝。不过，您的丈夫应该大方些。”培特西说。
卡列宁肯定地点点头。
“我不愿意这样倒不是为了丈夫，是为了我自己。这事别提了！”安娜声音激动地说。
“根据我国法律，”他对俄国法律稍稍露出不满的神色说，“可以离婚的有下述情况……等一下！”他对在门口探进头来的助手说，但还是站起身，说了几句话又坐下了。“有下述情况：夫妻一方生理上有缺陷，分离五年音讯不明。”他弯起一个生满汗毛的短手指说，“再就是通奸（他说这个字眼时显然兴致勃勃）。分得细一些就是（他继续弯曲粗短的手指，虽然这样再分是重复的）：丈夫或妻子生理上有缺陷，再就是丈夫或妻子与人通奸。”他把五个手指都弯起来了，因此只好把它们伸直，再说下去，“这是理论观点，但承蒙下问，我想您要知道的是实际条款吧。因此，根据先例，我应该向您奉告，离婚案件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我想生理上的缺陷是不存在的吧？也不是分离而不通音讯吧？……”
“是的，但您总不会不愿意同一个为您自杀的人告别一下吧……”
看到卡列宁点头表示同意，他继续说下去，只偶尔瞟一眼卡列宁涨得红斑点点的脸。
“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不愿意。”
“您要我告诉您能实现您愿望的各种途径吗？”律师没有抬起眼睛回答，得意地学着主顾的腔调说。
卡列宁脸上露出惶恐和负疚的神色停住脚步，想悄悄地走开。但想了一想，觉得这样有失体面，又回过来，咳嗽了一声，向卧室走去。说话声停止了，他走了进去。
“虽然有关这类案件的法令我也略知一二，”卡列宁继续说，“但我想知道办理这类案件的具体手续。”
安娜穿着一件灰色晨衣，圆圆的头上盖着剪得很短的浓密的乌黑头发，坐在长沙发上。一看见丈夫，她脸上的活泼神气照例顿时消失。她垂下头，不安地对培特西望了一眼。培特西穿着十分时髦，帽子高耸在头上，好像煤油灯上的灯罩，身穿一件青灰色连衫裙，连衫裙上的深色斜条子花纹一半在上半身的一边，一半在裙子的另一边。她坐在安娜旁边，高高的扁平身躯挺得笔直。她低下头，露出嘲弄的微笑迎接卡列宁。
律师觉得他那种克制不住的幸灾乐祸的神气会得罪主顾，就垂下眼睛望着卡列宁的脚。他望了望在自己鼻子前面飞过的飞蛾，挥了挥手，但出于尊重卡列宁的身份，没有当着他的面捉飞蛾。
“啊！”她仿佛吃惊似地说，“您在家里，我很高兴。您哪儿也不露面。自从安娜生病以来，我没有看到过您。您的种种操心，我都听说了。是的，您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丈夫！”她带着意味深长和亲切可爱的神气说，仿佛因为他对待妻子的行为，她要给他发一枚宽宏大量勋章似的。
“哦，那个当然，”律师说，“事情当然要由您决定。”
卡列宁冷冷地点了点头，吻了吻妻子的手，问了问她的健康情况。
“对，正是这样，但我应该预先向您声明，我也许会浪费您的时间。我今天只是先来同您商量一下。我希望离婚，但采取什么形式对我关系很大。要是形式不合我的要求，我很可能放弃法律途径。”
“我觉得好一些了。”她说，避开他的目光。
“您要我帮助您办离婚手续吗？”
“可是您的脸色像在发烧一样。”他说，把“发烧”两字说得特别响。
律师的灰色眼睛竭力忍住笑，但高兴得忍不住不断眼。卡列宁看出，他的眼神里透露出来的不仅是揽到一笔好生意的人的欣喜，而且还有胜利和快乐，还有如同他在妻子眼睛里所看到的幸灾乐祸的光芒。
“我同她谈话谈得太多了，”培特西说，“我觉得这是出于我这一方面的自私。我要走了。”
“我不幸成了被欺骗的丈夫，”卡列宁开始讲道，“我希望根据法律同妻子脱离关系，就是说离婚，但要做到儿子不归母亲一方。”
她站起身，但安娜忽然涨红了脸，急忙抓住她的手。
卡列宁叹了一口气，鼓起勇气来。但一旦下定决心，他就用他那尖嗓子说下去，既不胆怯，也不口吃，有几个字眼特别加重语气。
“不，请您等一等。我有话要对您说……不，是对您说，”她对卡列宁说，她的脖子和前额都涨红了，“我不愿意也不能向您隐瞒什么事。”她说。
“在俄国，人人知道您，”律师又捉到一只飞蛾，“知道您所做的有益事业，我也不例外。”他低下头说。
卡列宁把手指扳得咯咯响，低下头。
“您知道我的名字吗？”卡列宁继续说。
“培特西说，伏伦斯基伯爵动身到塔什干以前，想到这里来辞行。”她眼睛不望丈夫，显然急于要把一切都说出来，不管这在她是多么困难，“我说我不能接待他。”
卡列宁往他的脸上瞧了一眼，看出他那双聪明的灰色眼睛在笑，仿佛什么都知道了。
“您说，我的朋友，这要看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意思。”培特西纠正她的话。
“我要是不能保守人家信托我的秘密，我就不配做律师了。但如果您需要保证……”
“不，我不能接待他。这完全没有……”她忽然停住，询问似地对丈夫瞧了一眼（他没有朝她看）。“总而言之，我不要……”
一个隐约的微笑分开了律师两撇下垂的褐色小胡子。
卡列宁上前一步，想拉住她的手。
“在谈我这件事以前，”卡列宁惊奇地注视着律师的动作，说，“我要声明，我同您谈的事必须严守秘密。”
她的第一个动作是缩回她的手，想避开他那只青筋突出的湿润的手，但她显然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握住了他的手。
“请坐！”他指指摆满文件的写字桌旁一把扶手椅，在主位上坐下来，然后侧着头，搓搓他短短的手指上长满白毛的小手。他刚坐定，就有一只飞蛾在写字台上飞过。律师以叫人意料不到的敏捷分开双手，捉住飞蛾，又恢复原来的姿势。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可是……”他说，又困惑又恼怒地感到，他自己本来可以轻易做出决定的事，却不能当着培特西的面来讨论，因为他认为她就是当着世人的面主宰他的生活并妨碍他表示爱和饶恕的暴力的化身。他望着培特西公爵夫人，住口了。
“请进！”律师对卡列宁说。他板着面孔让卡列宁先进去，然后关上门。
“哦，再见，我的宝贝！”培特西站起来说。她吻了吻安娜，走了。卡列宁送她出去。
律师身材矮壮，头上秃顶，有着深褐色大胡子、浅色长眉毛和突出的前额。他衣着漂亮，像个新郎，从领带、双重表链到漆皮靴子都很讲究。他的面孔聪明而粗鲁，他的服装精致而俗气。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我知道您是一个真正宽宏大量的人。”培特西在小客厅里站住了说，又一次特别紧地握了握他的手。“我是个局外人，可是我实在爱她，也实在尊敬您，因此斗胆向您进一个忠告。您就接待他一次吧。阿历克赛·伏伦斯基是个正直的人，他要到塔什干去了。”
“他马上就来。”助手说。过了两分钟，门口果然出现了那个刚同律师商谈完毕的高个子老法学家和律师本人。
“我谢谢您的关心和忠告，公爵夫人。至于妻子能不能接待什么人，这问题可以由她自己决定。”
卡列宁原则上赞成公开审判，但由于他知道上层官场的内情，他不太赞成把公开审判的细节也原封不动搬到俄国来。他还以他对任何钦定规章所许可的程度对它进行谴责。他在官场中混了一辈子，因此，即使不赞成某一件事情，也往往由于懂得凡事不可能没有毛病，毛病是可以纠正的，从而缓和了这种不赞成的态度。他不赞成新的法院规定律师辩护制度。不过，他从没同律师打过交道，因此只在理论上不赞成它。这会儿，他在律师接待室所得到的不愉快印象，使他对它更加反感了。
他照例神气活现地扬起眉毛说，但立刻想到，不论他说什么话，就他的处境来说都是不可能神气的。这一点，他从培特西听了他最后一句话以后脸上露出的那种抑制着的嘲弄的奸笑里看出来了。
助手接过名片，对上面的名字显然没有好感，但走进门去。
二十
“那么劳驾把我的名片递给他。”卡列宁看到不得不暴露身份，煞有介事地说。
卡列宁在大厅里向培特西鞠了一躬，走到妻子那里。安娜躺在床上，但是一听见他的脚步声，连忙照原来的姿势坐起来，惶恐地瞧着他。卡列宁看见她在哭。
“他没有空，他一直很忙。请您等一下。”
“我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他简单地用俄语重复了一遍当着培特西的面用法语讲过的话，在她旁边坐下来。他用俄语称呼她“你”，这种亲昵的叫法使安娜怒不可遏。“我也很感谢你的决定。我也认为伏伦斯基伯爵既然要走，那就毫无必要到这里来。不过……”
“他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呀？”卡列宁问。
“我已经这样说了，还要重复做什么？”安娜突然克制不住怒气，打断他的话。“哼，毫无必要！”她心里想，“一个人为了他所爱的女人情愿毁灭自己，而且已经毁了自己，她没有他也不能生活，如今他来同她告别，竟毫无必要！”她闭紧嘴唇，垂下闪闪发亮的眼睛，看着他那双青筋毕露、慢慢地搓着的双手。
“律师现在有事。”助手用笔指指等候着的人，严厉地回答，接着继续写他的东西。
“这事我们再也不要谈了！”她镇定地补充说。
“我有事要见律师。”
“这个问题我让你来决定。我很高兴看到……”卡列宁又开口了。
“您有什么事？”
“看到我和您的愿望是一致的。”她迅速地替他把话说完，他说话的那种慢吞吞的样子使她恼火，况且她又知道他要说什么。
卡列宁走进彼得堡一位著名律师的接待室时，那里已坐满了人。三位贵妇人：一位老的，一位年轻的，还有一位是商人的妻子。三位先生：一位是手上戴戒指的德国银行家；一位是留大胡子的商人；一位是穿文官制服、脖子上挂着十字架的怒气冲冲的官员，显然已等了好久了。两个助手伏在桌上写着什么，笔尖发出沙沙的响声。文具非常精美，卡列宁一向爱好讲究的文具，这会儿自然注意到了。一个助手没有站起来，眼睛半睁半闭，愤愤地对卡列宁说：
“是的，”他肯定说，“培特西公爵夫人干涉人家最复杂的家庭问题是很不妥当的。特别是她……”
五
“人家说她的闲话，我一句也不信，”安娜急急地说，“我知道她是真心爱护我的。”
卡列宁脸涨得通红，挣脱她的手，一言不发地走出屋子。
卡列宁叹了一口气，不作声了。她烦躁地摸弄着晨衣的流苏，带着一种难堪的生理上的厌恶望着他。她为这种情绪而责备自己，但无法加以克制。她现在唯一的愿望是不要看见他，免得使她感到厌恶。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把谢辽查留下吧！”她又一次喃喃地说，“我没有别的要求了。把谢辽查留下，直到我……我快要生了，把他留下吧！”
“我刚才吩咐他们去请医生了。”卡列宁说。
他说完就要走，但这回她把他拦住了。
“我身体很好，给我请医生做什么？”
“是的，因为我对您的厌恶影响到儿子，我甚至不爱他了。但我还是要把他带走。再见！”
“不是的，小宝宝老是哭，他们说奶妈的奶水不足。”
“您要谢辽查只是为了使我痛苦，”她皱起眉头瞧着他说，“您并不爱他……把谢辽查留下吧！”
“为什么我当初要求喂奶您不答应？不管怎么说（卡列宁明白，‘不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她是个小娃娃，他们会把她折磨死的。”她打了打铃，吩咐仆人把婴儿抱来。“我要求喂奶，不让我喂，现在又来责备我。”
“我是来告诉您，明天我就要到莫斯科去，我再也不回到这座房子里来了。您将通过我所委托的办理离婚手续的律师知道我的决定。我的儿子将住到我姐姐家去。”卡列宁说，好容易记起他要提一下儿子。
“我并没有责备……”
“我什么也不能改变！”她喃喃地说。
“有的，您在责备我！我的上帝！我为什么不死呀！”她哭了起来。“原谅我，我太激动了，是我不对。”她冷静下来说。“你走吧……”
她对他瞧了一眼。“不，这只是我的想象，”她记起他说“通苦”这个字眼时脸部的表情，心里想，“不，一个人眼神那么迟钝，神气那么悠然自得，难道会有什么感情吗？”
“不，这样下去可不行！”卡列宁断然地对自己说，走出妻子的房间。
“我是来告诉您……”他说。
他在世人眼中的难堪处境，妻子对他的憎恨，以及那种神秘的暴力——它违反他的心意，支配他的生活，强迫他服从它的意志并使他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这一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分明看到，整个社会和妻子对他都有所求，但他不明白所求的究竟是什么。他觉得他的内心正在滋长一种破坏他精神安宁和一生修养的愤恨感情。他认为安娜最好割断她同伏伦斯基的关系，但要是他们认为办不到，他甚至情愿容许他们恢复这种关系，只要两个孩子不受羞辱，他不失掉他们，也不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行。不论这种情况多糟，总比决裂要好，因为一旦决裂，她就会处于走投无路的可耻境地，他也将失去他所爱的一切。但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他早知道大家都会反对他，不许他做他现在认为合情合理的事，而要强迫他去做不合理的、但他们认为正当的事。
卡列宁说得太快，以致口吃了。他怎么也说不出“痛苦”这个字眼，结果就说成了“通苦”。她觉得好笑，但立刻想到在这样的时刻还有心情去笑话他，就又感到害臊。她刹那间头一次觉得同情他，可怜他，为他难过。可是她能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呢？她垂下头，不作声。他也沉默了一阵，然后用不很尖锐刺耳的声音冷冷地说下去，任意在一些没有特殊意义的字眼上加重语气。
二十一
“是的，您只顾到您自己。至于别人的痛苦，曾经做过您丈夫的人的痛苦，您却漠不关心。您就不管他的一生都给毁了，不管他的通……通……通苦。”
培特西还没有出大厅，就看见奥勃朗斯基走进了大门。奥勃朗斯基刚从叶里赛耶夫饭店来，那里到了一批新鲜牡蛎。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打一个倒下的人，这不仅有失厚道，而且不体面。”
“啊！公爵夫人！这可是一次愉快的见面哪！”他说，“我去拜访过您了。”
“那会结束得比您和您的情人所想象的更快！你们需要的是肉体上的满足……”
“只能见个面，因为我要走了。”培特西一面戴手套，一面笑眯眯地说。
“快了，本来就快结束了。”她说，一想到她想快一点死的愿望，眼泪又夺眶而出。
“嗳，公爵夫人，您慢点儿戴手套，让我吻吻您的小手。恢复旧习惯，没有比吻手礼更称我的心了。”他吻了吻培特西的手，“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哪？”
“我何必把它讲出口来吗？何必吗？”他继续那么怒气冲冲地说，“就是要让您知道，既然您不尊重我要您顾全面子的愿望，我就要采取措施来结束这样的局面。”
“您才不配呢！”培特西笑嘻嘻地回答。
“我的处境有多坏，您怎么也不会比我自己更了解，可是您何必把它讲出口来呢？”
“不，我才配呢，因为我已变成一个极其安分的人了。我不仅处理好自己的家庭关系，还在帮助别人解决家庭问题呢！”他煞有介事地说。
她低下头来。她昨天对情人说，他是她的丈夫，丈夫是多余的。然而这话她此刻不仅没有说，连想都没有想到。她觉得对方的话是完全对的，只低声说：
“呦，我太高兴啦！”培特西回答，她立刻明白他说的是安娜。他们一起回到大厅，站在一个角落里。“他在折磨她，”培特西意味深长地低声说，“这样可不行，这样可不行……”
“不！”他声音比平时更尖锐刺耳地叫起来，接着用他粗大的手指紧紧抓住她的手腕，抓得手镯在她腕上留下红色的痕迹。他使劲把她按在她的座位上。“卑鄙吗？假如你喜欢使用这个字眼，那么我说，为了情人，抛弃丈夫，抛弃儿子，却又吃着丈夫的面包，这才叫卑鄙！”
“您有这样的想法，我很高兴，”奥勃朗斯基摇摇头，露出严肃、痛苦和同情的脸色说，“我就是为这事到彼得堡来的。”
“这比残酷还要坏，老实对您说，这是卑鄙！”安娜怒不可遏，大声嚷道。她站起来想走。
“城里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她说，“这种局面是维持不下去的。她一天比一天瘦。他不了解，像她这样的女人是不会把感情当儿戏的。出路只能从两者中挑选一条：不是他拿出点魄力来把她带走，就是同她离婚。要不然会把她活活闷死的。”
“做丈夫的让妻子自由，衷心给她庇护，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顾全面子。难道这叫残酷吗？”
“是的，是的……就是这么说……”奥勃朗斯基叹息道，“我就是为这事来的。也就是说不是专门为了那件事……我当上了侍从官，嗯，我得来道谢。不过，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您的本性竟这么残酷，我以前都还不知道。”
“啊，上帝保佑您！”培特西说。
“对正派的男人和正派的女人才说得上侮辱，但对贼说他是个贼，这只是确认事实罢了。”
奥勃朗斯基把培特西公爵夫人送到门廊，又一次在她手腕上吻了吻，也就是在手套以上、脉搏跳动的地方，对她说了一句极不体面的调戏话，弄得她又好气又好笑。接着他就往妹妹那里走去。他看见安娜正在流泪。
“我要，我只是……”她涨红了脸说。他这种粗暴的态度激怒了她，使她增添了勇气。“您不觉得您太随便侮辱我吗？”她说。
奥勃朗斯基刚才还兴致勃勃，但一看见她，立刻就怀着满腔怜悯，伤感起来，同她的心情很协调了。他问起她的健康情况，还问她早晨过得怎样。
“我不需要追究一个女人想看她情人的原因。”
“坏透了，坏得不能再坏了。白天，早晨，过去，未来，都是这样。”她说。
她停住了，找不到什么借口。
“我觉得你要给悲伤压垮了。应该振作起来，应该正视人生。我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但是……”
“我需要看见他，是为了……”
“我听说女人爱男人，往往连他们的缺点也爱，”安娜忽然开口说，“可是我恨就恨他的道德。我不能同他生活在一起。你要明白，我一看见他那副模样就反感，就生气。我不能，不能同他生活在一起。叫我怎么办呢？我一向很不幸，我常常想，没有人比我更不幸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落到现在这样可怕的处境。你也许不相信，我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不多见的正派人，我抵不上他的一个小指头，可我还是恨他。我恨就恨他的宽宏大量。我没有别的出路，只有……”
“我对您说过不许您在家里接待您的情人。”
她想说“死”，但奥勃朗斯基不让她说下去。
她又惊奇又胆怯地默默望着他。
“你有病，容易激动，”他说，“相信我，你言过其实了。事情并没有这样糟。”
“坐下，我有话要同您谈谈！”他说，把文件夹挟在腋下，用臂肘把它紧紧挟住，弄得一边的肩膀都耸了起来。
奥勃朗斯基微微一笑。要是换了别人，谈到这种绝望的事是决不会笑的（这时笑会显得粗鲁无礼），但是在他的微笑里包含着无限善良和近乎女性的温柔，因此他的笑不但不使人感到屈辱，反而使人觉得亲切，安慰。他那平心静气的劝慰和微笑像杏仁油一样有舒松镇定的作用。安娜立刻感觉到这一点。
“不在这里。”她关上抽屉说。但他从她这一举动上看出，他猜得对，就粗暴地把她的手推开，迅速地抓住他知道放着那些信件的文件夹。她想夺回那文件夹，但他猛地把她推开了。
“不，斯基华，”她说，“我完了，完了！比完了还要糟糕。不，我还没有完，我不能说一切都完了，相反，我觉得一切都还没有完。我好像一根绷紧的弦，快要断了。但还没有断……结局一定很可怕。”
“您情人写来的信！”他说。
“不要紧，可以把弦慢慢放松。天无绝人之路。”
“您要什么？！”她叫起来。
“我想了又想。只有一条路……”
安娜自以为深知丈夫的为人，但看到他走进来的那副神气，也大吃一惊。他皱起眉头，眼睛阴郁地盯着前方，嘴巴坚决而轻蔑地闭得很紧。在他的步伐上，在他的举动上，在他的声音里，妻子发现一种他身上从没有过的坚决和果断的神气。他走到房里，不同她打招呼，一直走到她的写字桌旁，拿起钥匙，打开抽屉。
他又从她那惊惧的目光中看出，她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他不让她把话说完。
他通夜没有合眼。他的愤怒与时俱增，到天亮达到顶点。他慌忙穿好衣服，仿佛端着一个盛满愤怒的杯子，唯恐把它泼翻，又唯恐由于愤怒丧失他同妻子谈判所需要的力量，因此一听到她起来，就走进她的房里。
“完全不是，”他说，“听我说。你对你的处境没有我看得清楚。让我把我的想法坦白告诉你。”他又小心翼翼地露出杏仁油一般滑腻的微笑。“我从头说起：你嫁了一个比你大二十岁的丈夫。你没有爱情，也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却结了婚。就算这是一个错误吧。”
卡列宁在家门口遇见伏伦斯基后，仍乘车去看意大利歌剧。他在那里坐到两幕演完，看到了他要看的人。回到家里，仔细看了看衣帽架，发现军大衣已经不在了，就照例走到自己房里。但是，他违反平时的习惯，没有上床睡觉，却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一直踱到半夜三点钟。妻子不顾体面，不遵守他向她提出的唯一条件——不要在家里接待情人，这使他大为生气，心里不能平静。她既然不遵守他的要求，他就要惩罚她，实行他的警告：提出离婚，夺走儿子。他知道这样做有不少困难，但他既然这样说过，现在就非得这样做不可。李迪雅伯爵夫人也曾向他暗示，这是他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近来，离婚手续已十分完善，卡列宁看到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但祸不单行，处理非俄罗斯人事务的问题和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工作的问题给卡列宁带来很多麻烦，弄得他心情十分烦躁。
“一个可怕的错误！”安娜说。
四
“但我要再说一遍：这事真所谓木已成舟了。后来，我们不妨说，你爱上了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这事很不幸，但这也是木已成舟了。这事被你丈夫知道，他饶恕了你。”他每说一句停一停，等待她反驳，可是她什么也没回答。“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是：你能不能再跟你丈夫生活下去？你愿不愿意这样？他愿不愿意这样？”
她说到一半忽然停住。她脸上的神气一下子变了。恐惧和激动忽然被宁静、严肃和幸福的表情所代替。他无法理解这种变化的原因。她感到一个新的生命在她身体里蠕动。
“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好吧，咱们不谈它。你打一下铃，我叫他们送茶来。你等一下，我不久就要……”
“但你亲口说过，你没办法跟他过下去。”
“真荒唐，真荒唐！”伏伦斯基说，但连他自己也觉得他的话没有一点说服力。
“不，我没有说过。我否认这话。我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
“他乱掏乱摸，嘴里急急地说着法国话：‘得把那铁敲平，打碎，揉压……’我吓得拼命想醒过来，好容易才醒了……但醒了又做梦。我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科尔尼就对我说：‘您要死了，夫人，死在生产中，死在生产中……’我这才真正醒了……”
“是的，但你让我……”
她装出他在口袋里乱掏乱摸的样子，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伏伦斯基一想到他的梦，感到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同样的恐惧。
“你无法理解。我觉得我是在一头栽进深渊里去，我不应该得救。我也无法得救。”
“那个东西转过身来，我一看，原来是个乡下人，他胡子蓬乱，个儿矮小，样子真是可怕。我想逃走，可是他向一个口袋弯下腰去，双手在里面乱掏乱摸……”
“不要紧，我们会想办法把你拉住，把你救出来。我了解你，了解你无法把你的希望、你的感情说出来。”
但她不让他打断她的话。她说的事对她关系太大了。
“我什么希望，什么希望也没有……但愿一切都就此完结。”
“嗐，真荒唐！怎么可以相信……”
“可他看到这一点，明白这一点。难道你以为他没有你痛苦吗？你痛苦，他也痛苦，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只有离婚才能解决一切。”奥勃朗斯基好容易才说出他的中心意思，意味深长地对她望了望。
“是的，一个梦。”她说，“我早就做过这种梦了。我梦见我跑进卧室，我要到那里去拿样东西，找件什么东西。你知道梦里是有这种事情的，”她说，恐怖地睁大眼睛，“在卧室里，在角落里站着一个东西。”
她什么也没回答，只是否定地摇摇她头发剪得很短的头。但从她那突然恢复本来的美丽的脸上，他看出她并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她认为这种幸福是不可能得到的。
“一个梦？”伏伦斯基问，立刻想到他梦见了那个乡下人。
“我实在替你们难过！要是能办成这事，我将多么幸福哇！”奥勃朗斯基说，笑得大胆些了，“你不要说，什么也不要说！但愿上帝让我说出心里想说的话来。我现在就去找他。”
“我要死了。我做了一个梦。”
安娜用她那双若有所思的亮晶晶的眼睛对他望了望，什么话也没有说。
“什么，什么真的？”
二十二
“不，这是真的。”
奥勃朗斯基脸上带着像进入会议主席座那样庄重的神气，走进卡列宁的书房。卡列宁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步，想着奥勃朗斯基跟他妻子谈的同一件事。
“真荒唐！你说的真是太荒唐了！”
“我不打扰你吧？”奥勃朗斯基说，一看见妹夫，突然产生一种他很少有的窘态。为了掩饰这种窘态，他掏出刚买的新式开法的皮烟盒，闻了闻皮革，取出一支烟来。
他省悟过来，猛然抬起头。
“不。你有什么事啊？”卡列宁不乐意地回答。
“是的，还是那样好，”她说，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我们就剩这一条，这一条路了。”
“是的，我要……我要……是的，我要同你谈谈。”奥勃朗斯基说，对自己身上很少出现的畏怯感到惊奇。
泪水不断地从她眼睛里涌出来。他弯下腰去吻她的手，竭力掩饰毫无缘由却又无法克制的激动。
这种畏怯的心情很意外，很奇怪，奥勃朗斯基简直不相信这是出于良心的呼声，提醒他打算做的事是不对的。他振作精神，克服这种畏怯的心情。
“你问什么时候吗？快了。我过不了这一关。你别打断我。”她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要死了，我很高兴，我要死了，这样你我都可以解脱了。”
“我希望你相信我对妹妹的友爱和对你的尊敬。”他红着脸说。
“我不明白！”他嘴里这样说，其实心里是明白的。
卡列宁站住了，一言不发，但他脸上那种逆来顺受的神色使奥勃朗斯基吃惊。
“不可能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这话我本不愿对你说，可是你逼得我说。快了，一切都快结束了，我们大家都可以安静了，可以不再受苦了。”
“我想，我要同你谈谈妹妹和你们两人关系的问题。”奥勃朗斯基说，还在竭力克制不习惯的羞怯感。
一想到将来会怎样，她觉得自己实在可怜，眼泪就簌簌地流出来。她说不下去了。她把手放在他的袖口上，钻石戒指和雪白的皮肤在灯光下闪烁。
卡列宁苦笑了一声，望望内兄。他没有回答，走到桌子旁边，拿起一封没有写完的信，交给内兄。
“快了，快了。你说我们的处境很痛苦，必须把它结束掉。你真不知道这种处境使我多么痛苦，但为了能自由自在地爱你，我什么牺牲都可以忍受！我真不愿意用嫉妒来折磨自己，来折磨你……这事快了，但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快。”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正在写的信，我想我还是用书面表达更清楚些，再说我在场也会使她激动的。”他把信交给奥勃朗斯基说。
嘲笑的神气在她眼睛里熄灭了，但由于知道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和内心的忧郁，另一种微笑替换了她原来的表情。
奥勃朗斯基接了信，疑惑不解地望望那双盯住他的暗淡无光的眼睛，开始读信。
“我想这不是病，这是你怀了孕。产期在什么时候？”
我知道您看到我就感到厌恶。不管相信这一点在我是多么痛苦，我看事实就是如此，无可奈何。我不责备您，当我在您病中看见您时，我诚心诚意决心忘记我们之间所发生的一切，重新生活。这一点，上帝可以给我作证。我对我所做的，现在不懊悔，将来也永远不会懊悔；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您的幸福，您灵魂的安宁，但现在我明白这是无法实现的。请您坦率告诉我，怎样才能使您得到真正的幸福和内心的平静。我完全服从您的意志和您公正的感情。
他继续说下去：
奥勃朗斯基把信交还给妹夫，又疑惑不解地对他望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样的沉默对他们两人都很难堪，因此，奥勃朗斯基嘴里不作声，嘴唇却神经质地抽动不停，眼睛一直盯住卡列宁的脸。
她带着幸灾乐祸的神气望着他。显然她又想起丈夫什么可笑的地方，正在伺机说出来。
“这就是我要对她说的话。”卡列宁转过身去说。
“你这话不公平，不公平，我的宝贝！”伏伦斯基说，竭力安慰她。“但没关系，我们不谈他。告诉我，你这一阵在做些什么？你怎么了？你这是什么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是的，是的……”奥勃朗斯基没有办法回答，眼泪哽住了他的喉咙。“是的，是的。我了解您。”他终于这样说。
“他不是男子汉，不是人，他是块木头！谁也不懂得他，只有我懂得。哼，要是我换了他，我早就把我这种妻子杀掉，撕成一块块，也决不会说：‘安娜，我亲爱的安娜。’他不是人，他是一架做官的机器。他不明白我是你的妻子，他是外人，是个多余的人……不，我们不谈这个！……”
“我希望知道她要求什么。”卡列宁说。
她又忍不住摹仿他的口气：“安娜，安娜，我亲爱的安娜！”
“我怕她自己也不了解自己的处境。她没有办法判断，”奥勃朗斯基镇定下来说，“她被压垮了，被您的宽宏大量压垮了。要是让她读到这封信，她会说不出一句话来，她只会把头埋得更低。”
“只有他才不苦恼。难道我还不知道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一个人只要有一点感情，能够像他同我这样过日子吗？他什么也不明白，什么感觉也没有。一个人只要多少有一点感情，难道能同有罪的妻子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吗？难道能同她说话吗？能叫她亲爱的吗？”
“是的，既然这样，那怎么办呢？怎样说明……怎样了解她的愿望呢？”
“既然一切都称心如意，我们又何必苦恼呢？”
“如果你允许我说出我的意见，那么我想，要结束这样的局面，该采取什么措施，只能请你直率指点了。”
“他吗？”她冷笑一声说，“他满足得很呢！”
“这么说来，你认为一定要结束这样的局面吗？”卡列宁打断他的话说。“可是怎样结束呢？”他双手在眼前做了一个难得做的手势，补充说，“我看不到任何出路。”
“我实在弄不懂他，”伏伦斯基说，“如果你在别墅里向他坦白以后，他同你一刀两断；如果他要求同我决斗……可是我实在弄不懂：他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境况？他很痛苦，这看得出来。”
“不论什么处境都是可以找到出路的。”奥勃朗斯基站起来，精神振奋地说，“你一度想同她断绝……要是你现在相信你们彼此不能使对方幸福的话……”
她板起面孔，眼睛半睁半闭，一下子改变了脸上的表情，停止手里的活儿。伏伦斯基忽然在她美丽的脸上看到了卡列宁向他鞠躬时的那副表情。他微微一笑，她却用她那动听的胸音快乐地笑起来——这笑正是她最使人销魂的魅力之一。
“对幸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就说我同意一切，一无所求吧。我们的处境究竟有什么出路呢？”
“他还是向你鞠了躬吗？”
“要是你愿意知道我的意见。”奥勃朗斯基说，脸上露出同安娜谈话时一样使人心宽的杏仁油般滑腻的微笑。这善良的微笑具有那么强大的说服力，以致卡列宁不由得感到自己无力反驳而受它的支配，愿意听信奥勃朗斯基的话。“那么我要说，她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有一件事是可能的，有一件事也许是她所希望的，”奥勃朗斯基说下去，“那就是断绝你们之间的一切关系，排除一切同这种关系有联系的回忆。照我看来，你们之间必须确立新的关系。这种新的关系只有双方获得自由才能建立。”
“我们在门口碰上了。”
“离婚！”卡列宁嫌恶地插嘴说。
“哦，怎么样？你是在哪里遇见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的？”她忽然很不自然地问。
“对，我认为就是离婚。对，离婚！”奥勃朗斯基红着脸重复说，“对于像你们这种关系的夫妇，不论怎么说，这都是最明智的出路。既然夫妇双方都觉得无法共同生活，还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情况是常有的。”卡列宁长叹一声，闭上眼睛。“只有一点需要考虑：夫妇中是不是有一方想重新结婚？如果没有，那就很简单。”奥勃朗斯基说，越来越没有拘束了。
她摆脱了他，终于把钩针抽了出来，开始用食指帮助，迅速地一针又一针地编织着在灯光下白得耀眼的毛线，她那纤细的手腕在绣花袖口里神经质地迅速颤动着。
卡列宁激动得皱起眉头，嘴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一句话也不回答。奥勃朗斯基觉得一切都很简单，卡列宁却反复考虑了千百遍。这一切他觉得不仅不很简单，甚至是根本办不到的。离婚的详细手续他已经知道，他觉得是办不到的，因为他的自尊心和宗教信仰不允许他随便控告人家通奸，更不允许他已经得到饶恕的心爱的妻子遭到告发和羞辱。他认为不可能离婚，还有更重大的原因。
“是的，可是我受不了！你真不知道我等你等得有多苦！我想我这人醋性不大，醋性不大。你在这儿，同我一起，我相信你，可是当你一个人在别处过着那种我不了解的生活时……”
要是离婚，儿子会怎么样？把他留给母亲是不幸的。离了婚的母亲将会有一个非法的家庭，在这种家庭里，前夫儿子的处境和教育肯定会很糟。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吗？他明白那将是出自他这一方面的报复，他可不愿意这样做。不过，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卡列宁觉得不可能离婚的主要原因是，如果他同意离婚，他将毁了安娜。他心里牢记着陶丽在莫斯科说的话。她说，他决定离婚是只顾自己，而没有考虑到他将无可挽回地把她毁掉。现在他把这话同他对她的饶恕和他对两个孩子的热爱联系起来，他对这话就有了不同的理解。同意离婚，给她自由，他认为这就是剥夺成为他生活最后依恋的他心爱的孩子，同时也是剥夺她走正路的最后依据，使她彻底毁灭。他知道，要是她离了婚，她将同伏伦斯基结合，这种结合是非法的，犯罪的，因为照教会规矩，这样的女人当丈夫在世的时候是不能再结婚的。“要是她同他结合，过了一两年不是他把她抛弃，就是她同别的男人搞上关系。”卡列宁想，“我要是同意这种非法的离婚，我将成为促使她毁灭的罪人。”这一点他反复考虑了几百遍，深信离婚不仅不像他内兄所说的那样简单，而且简直是不可能的。奥勃朗斯基的话他一句也不信，每句话他都有千百条理由加以驳斥。卡列宁听他说话的时候，觉得他的话正是表现了那种支配他生活、强迫他服从的强大的暴力。
“魔鬼，魔鬼又来了！”伏伦斯基拿起她放在桌上的一只手吻着，说。
“问题只在于你同意离婚有什么条件。她毫无所求，也不敢向你要求什么，她完全听凭你的宽宏大量。”
“我不是为他辩护，那与我无关；但我想，要是你自己也不喜欢这种快乐，那你可以拒绝。可是你也喜欢看那个一丝不挂的泰丽莎……”
“天哪！天哪！这为的是什么呀？”卡列宁记起离婚的琐碎手续，丈夫应该承担的责任，就像伏伦斯基那样羞愧得双手蒙住了脸。
“你怎么为他辩护哇？”他笑嘻嘻地说。
“你很激动，这我明白。但你要是好好考虑一下……”
“可你们不是个个都喜欢肉体的快乐吗？”她说。他又在她逃避他的目光中看出忧郁的神色。
“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卡列宁想。
“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教养——他们的教养。看来他受的教养，就是为了要蔑视教养，就像他们除了肉体的快乐之外蔑视一切一样。”
“对，对！”他尖声嚷道，“我可以忍受耻辱，我甚至可以放弃儿子，但是……但是好不好不提这事呢？不过，你高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不，怎么能这样说呢？”她反驳道，“他毕竟是见过世面，很有教养的吧？”
他说着转过身去，使内兄看不见他的脸，接着在窗边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感到悲伤，他感到羞耻；但除了悲伤和羞耻，他又为自己高尚的谦逊而高兴和激动。
“哎，真受不了！”他说，竭力想抓住被打断的思路。“他不是那种你同他交往越久就越觉得可爱的人。要是给他下个评语，他是展览会上稳得头奖的一头饲养得很好的牲口，就是这样。”他带着一种讨好她的恼火口吻说。
奥勃朗斯基被感动了。他沉默了一会儿。
“嗯，关于那个亲王，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呢？我把那魔鬼赶跑了，赶跑了！”她又说。魔鬼是他们用来称呼她的嫉妒的。“是啊，你不是刚要谈那个亲王吗？你为什么那样讨厌他呢？”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请你相信我，她很看重你的宽宏大量。”他说。“但显然这是上帝的旨意。”他加了一句，但出口以后立刻觉得这话是愚蠢的。他好容易忍住对自己愚蠢的嘲笑。
他一下子想不起要说什么。她这种醋性最近发作得越来越频繁了。这使他感到恐怖，而且，不论他怎样掩饰，这种心情毕竟使他对她变得冷淡了，虽然他知道她是因为爱他才嫉妒的。他曾几次三番对自己说，她的爱情对他真是幸福；可是她爱他，就像那种把爱情看成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幸福的女人所能爱的那样，而他现在比起从莫斯科一路跟踪她来的时候，离开幸福却要远多了。当时他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幸福，但幸福在前头；现在呢，他觉得最幸福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已经完全不像他最初看见她时那样诱人。无论精神上，肉体上，她都不如从前了。她整个身子变宽了，当她谈到那个女演员的时候，她脸上现出一种使她变得难看的愤恨神色。他望着她，好像望着一朵摘下已久的凋谢的花，他很难看出它的美——当初他就是为了它的美把它摘下来，而因此也把它毁了的。他觉得那时他的爱情强烈得多，但只要他横下一条心，还是可以把这种感情从心里压下去的；现在呢，他觉得他对她并不那么爱了，但他知道，他同她的关系却是再也割不断了。
卡列宁想回答些什么，但是眼泪把他哽住了。
“是的，是的！”她说，显然在竭力驱逐嫉妒的念头。“可是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痛苦哇！我相信你，相信你……那么你要说什么？”
“这是命里注定的不幸，只好逆来顺受。我认为这是既成事实，我愿意尽我的力量来帮助你们两人。”奥勃朗斯基说。
“安娜！你冤枉了我。难道你不相信我吗？我不是对你说过，我没有什么思想瞒着你吗？”
奥勃朗斯基从妹夫房里出来，非常感动，但这并不影响他因为顺利办妥这件事而产生的得意心情，他相信卡列宁是不会收回说过的话的。除了得意之外，他还有一个想法：等到这事办成功了，他将问问妻子和好朋友：“我同皇帝有什么差别？皇帝调动军队，谁也没有好处；可是我拆散夫妻，三人皆大欢喜……或者说：我同皇帝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到那时……我会想出更妙的话来。”他笑嘻嘻地自言自语着。
“你们男人真卑鄙！难道你们不了解做女人的永远不会忘记那种事吗？”她说着越来越气。她的话泄露了她气愤的原因。“特别是一个无法知道你生活的女人。我现在知道什么？我以前知道什么？”她说，“我只知道你告诉我的那一些。可我怎么知道你对我说的是实话还是……”
二十三
“我正要说……”
伏伦斯基的伤势很危险，尽管没有触及心脏。有好几天他处在死亡的边缘。他第一次开口说话的时候，只有嫂嫂华丽雅一人在他房里。
“你认识的那个泰丽莎也在吗？”
“华丽雅！”他一本正经地望着她说，“我无意间失手把自己打伤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人家问起，你就这么对他们说好了。要不然太惹人笑话了！”
她不让他说下去。
华丽雅没有回答，只弯身向着他，笑眯眯地望望他的脸。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没有发烧的样子，但眼神很严肃。
“我正要说呢……”
“啊，赞美上帝！”她说，“你不痛吗？”
“今天早晨丽莎拐到我这儿来过——她们可不怕李迪雅·伊凡诺夫娜，敢于来看我。”她插上一句说，“她把你们的雅典晚会讲给我听了。真是太下流啦！”
“这里稍微有一点。”他指指胸口。
她手里拿着编织物，但并不编织，却用一种异样的、闪烁的、怀有敌意的目光望着他。
“那么让我替你换换绷带吧。”
“我早就抛弃那种生活了。”他说，对她脸色的变化感到惊奇，竭力想捉摸它的意义。“老实说，”他笑眯眯地说，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这个星期我看着那种生活就像在照镜子一般，我觉得厌恶。”
他默默地咬紧宽阔的牙关，瞧着她替他换绷带。等她换好了，他说：
“为什么呀？你们年轻男人还不是过惯这样的生活吗？”她皱紧眉头说。接着拿起桌上的编织物，眼睛不看伏伦斯基，抽出插着的钩针。
“我不是在说胡话；请你设法不要让人家说闲话，说我是有意开枪把自己打伤的。”
“感谢上帝，总算结束了。你真不相信我是多么讨厌这种差事啊。”
“没有人会这样说。我只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无意间失手开枪了。”她带着会意的微笑说。
“那么现在结束了？他走了吗？”
“总该不会了，但最好是……”
她对他生活中的细节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想说他因为一夜没睡，所以睡着了，但看见她那张兴奋的幸福的脸，心里感到惭愧，就说，亲王走了，他得去复命。
他苦笑了一下。
“他去过，回来了，现在又不知上哪儿去了。但这没关系。咱们不去谈它。你到哪儿去了？还在陪那个亲王吗？”
他这些话和这种苦笑虽然使华丽雅吃惊，但是当他伤口的炎症消失，身体复原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悲伤已减轻了。他仿佛以这个行动洗刷了他所蒙受的羞耻和屈辱。现在他可以心平气和地想到卡列宁了。他承认他宽宏大量，但也不觉得自己卑微。同时，他又恢复了生活的常规。他觉得他可以问心无愧地正视人家的眼睛，又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生活。只有一种心情他无法排遣，虽然他不断设法加以克服：他将永远失去她而抱恨终身。他在她丈夫面前赎了罪，现在就应该放弃她，不再成为她同她的忏悔和她的丈夫之间的绊脚石，这一点他是下定决心了；但他无法从心里驱除丧失她爱情的遗恨，无法从头脑里抹去同她一起度过幸福时刻的回忆。这些时刻他在当时并不那么珍惜，现在却觉得无限留恋，难以忘怀。
“是啊，这是怎么搞的？他不是应该去开会吗？”
谢普霍夫斯科依建议他到塔什干去任职，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但离开出发的时间越近，他越觉得他无可奈何地做出的牺牲是多么痛苦。
“你遇见他了吗？”他们在桌旁灯光下就座后，她问，“瞧，这就是对你迟到的惩罚。”
他的伤痊愈了。他各处奔走，准备动身去塔什干。
三
“再见她一面，然后隐居起来，一直到死。”他想。当他向培特西辞行的时候，就把这念头告诉了她。培特西负着这项使命来到安娜家里，又给他带回否定的答复。
她双手搭在他的肩上，用深情、热烈、询问的目光对他望了好半天。她仔细察看着他的脸，以补足没有看见他的那段时间的损失。每次相逢，她总是竭力把想象中的他（无比英俊，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有的）同实际的他融成一体。
“这样也好，”伏伦斯基得到这答复，想，“这是我的弱点，当面去向她告别会弄得我不能自制的。”
“什么？我等你，苦苦地等着你，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不，我不要！……我不要同你吵嘴。你一定是没有办法。不，我不要！”
第二天，培特西一早亲自去看他，说她从奥勃朗斯基那里听到可靠消息，卡列宁同意离婚，因此他可以去看她。
“你说什么，我的宝贝？”
伏伦斯基连培特西走都没有送一送，忘记了他原来做出的决定，也没有问一声什么时候可以去，她丈夫在什么地方，就立刻动身到卡列宁家去。他一口气跑上楼梯，什么也不看，一个劲儿地冲进她的房间。他没有考虑，也没有注意屋里还有没有人，就搂住她，在她的脸上、手上和脖子上吻个不停。
“不！”她一看见他就叫起来，同时眼泪夺眶而出，“不，要是这样的局面再继续下去，事情就会发生得更快，更快！”
安娜对这次见面已有准备，考虑过对他说些什么，可是这会儿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的热情支配了她。她想使他镇静，使自己镇静，但是已经迟了。他的感情传染给了她。她的嘴唇直打哆嗦，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还在前厅就听见她走远去的脚步声。他知道她在那里等过他，留神听着，这会儿刚回客厅去。
“是的，你把我占有了，我是你的人。”她把他的手紧贴在胸口，终于说。
自从安娜在傅列达花园里同他谈话以后，伏伦斯基的思想大大改变了。安娜完全委身于他，一心一意等他决定她的命运，任何安排都愿意接受。他呢，情不自禁地顺从安娜的软弱，早就不像原来那样以为他们的关系可以结束了。他那猎取功名的计划又退到次要地位。他觉得他已摆脱了决定前途的活动圈子，完全沉溺在爱情里。这爱情越来越紧地把他同她缚在一起了。
“这个当然！”他说，“我们活一天，就应该这样过一天。这一点我现在明白了。”
“这局面真糟！”他想，“要是他出来干涉，保护他的名誉，我倒可以有所作为，可以表示我的感情；可是他那么怯懦，那么卑鄙……他使我成了骗子，可我从来不愿做骗子呀。”
“这话很对。”她说，脸色越来越苍白，抱住他的头。“出了这么些事情，想想毕竟可怕。”
已经八点半了。他打铃叫来仆人，慌忙穿上衣服，走到台阶上，完全忘记了刚才的梦，只担心不要迟到。他乘雪橇来到卡列宁家门口，又看了看表，已经九点差十分了。门口停着一辆又高又窄的轿车，套着两匹灰马。他认出是安娜的马车。“她要到我那边去呢，”伏伦斯基想，“这再好不过了。我真不高兴走进这所房子。但也无所谓，我总不能躲起来呀。”他想。于是伏伦斯基带着从小养成的毫无顾忌的洒脱态度跳下雪橇，走到门口。门开了，那个手里搭着羊毛车毯的看门人在叫唤马车。伏伦斯基一向不注意细节，这时却发现看门人瞧他一眼时露出惊奇的神情。就在门口，伏伦斯基差点儿同卡列宁撞了个满怀。煤气灯照亮了卡列宁黑色大礼帽下那张苍白瘦削的脸和海龙皮领子衬托下白得耀眼的领带。卡列宁那双浑浊呆板的眼睛直盯着伏伦斯基的脸。伏伦斯基鞠了个躬，卡列宁咬咬嘴唇，一只手举到帽檐边，走了出去。伏伦斯基看见他头也不回坐上马车，从车窗口接过毛毯和望远镜，就消失了。伏伦斯基走进前厅。他皱着眉头，眼睛里露出愤怒而矜持的光芒。
“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我们的爱情，要是还能更强烈些，就因为其中有些可怕的地方。”他抬起头来，笑得露出坚固的牙齿，说。
“真荒唐！”伏伦斯基一面想，一面看了看表。
她也不得不用微笑来回答他——不是回答他的话，而是回答他那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她拿起他的一只手，要他抚摸她那冷冷的面颊和剪短的头发。
伏伦斯基今冬升了上校，离开团，单独居住。他吃过午餐，随即躺在沙发上。过了五分钟，这些日子所目击的种种丑恶景象、安娜的形象和那个在猎熊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农民的形象，在他脑子里搅成一团。伏伦斯基就这样睡着了。他在黄昏醒来，吓得浑身直打哆嗦，连忙点亮蜡烛。“什么事？什么事？我梦见了什么可怕的事？是的，是的，参加打猎的那个身材矮小、肮脏、胡子蓬乱的乡下人，弯下腰去做着什么，忽然用法语说着奇怪的话。是的，梦见的就是这个。”他自言自语。“可是怎么这样可怕呀？”他又鲜明地回想着那个乡下人，还有他所说的莫名其妙的法国话，他的背上又掠过一道恐怖的寒噤。
“你的头发剪得这样短，我简直认不出了。你太美了。简直像个男孩子。可是你的脸色多苍白！”
伏伦斯基回到家里，看到安娜的来信。她写道：“我病了，心里烦恼。我不能出门，但再不见到您，可实在受不了。今天晚上来吧！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七时要出去参加会议，到十时才回来。”他想了想，她不顾丈夫的禁令叫他直接到她家里去，他觉得有点奇怪，但还是决定去一下。
“是的，我身体很虚弱。”她笑眯眯地说。她的嘴唇又哆嗦起来。
二
“我们到意大利去吧，你的身体会复原的。”他说。
第七天，亲王动身去莫斯科，伏伦斯基同他道了别，接受了他的谢意，还因为摆脱了这种不愉快的处境和这面讨厌的镜子而感到很高兴。他们猎熊猎了一个通宵，显示了俄国式的胆魄，到第二天早晨，就在车站上分手了。
“难道我同你真能做夫妻，真能成立家庭吗？”她紧盯着他的眼睛说。
“笨蛋！难道我也是这样的吗！”他想。
“我感到奇怪的只是这事为什么不早些实现。”
其实在俄国的各种娱乐中，亲王最喜欢的是法国女演员、芭蕾舞女和白封的香槟。伏伦斯基同亲王之流打惯交道，但不知是他自己最近变了呢，还是他同这位亲王的交往太密切了，总之，他觉得这一星期的日子特别难过。在这一个星期里，他一直有一种感觉，仿佛被派去照管一个危险的疯子，他既害怕疯子，又怕同他太接近自己的精神也会失常。伏伦斯基经常意识到，为了自己不受屈辱，必须时刻保持彬彬有礼、不亢不卑的态度。有些人拼命讨好亲王，竭力向他提供各种俄国式娱乐，使伏伦斯基感到惊奇，但亲王对他们却抱着轻蔑的态度。他要研究俄国女人，对她们评头品足，几次三番使伏伦斯基气红了脸。伏伦斯基之所以特别讨厌亲王，主要还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在这面镜子里照到的东西，并不能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这位亲王只是个十分愚蠢、十分自信、十分健壮、十分整洁的人罢了。他是一位绅士——这是事实，伏伦斯基也不能否定。他对上级抱平等态度，并不奉承拍马；对同辈坦率直爽；对下级则抱着居高临下的宽厚态度。伏伦斯基自己也是这样的，还认为这是很大的美德；但同亲王在一起他似乎要低人一等，而这种居高临下的宽厚态度却使他大为生气。
“斯基华说他什么都同意，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宽宏大量。”她不看伏伦斯基的脸，若有所思地说，“我不要离婚，现在我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只是不知道谢辽查的事他想怎样决定。”
伏伦斯基简直成了他的典礼官，把各种人向亲王建议的俄国式娱乐煞费苦心地加以安排。赛马啦，吃俄国薄饼啦，猎熊啦，乘三驾马车啦，和吉卜赛人玩乐啦，还有把碗碟都砸个粉碎的俄国式狂饮啦。各种俄国习气亲王一下子就沾染了，他砸碎盛满碗碟的盘子，再拉个吉卜赛女人坐在膝上，还问人家说：还有什么呀？难道俄国风俗只有这些吗？
他怎么也无法理解，在他们现在见面的时刻，她怎么会想到儿子，想到离婚。这些有什么要紧呢？
仲冬，伏伦斯基过了一星期很无聊的日子。他负责招待一位来彼得堡游览的外国亲王，陪他参观彼得堡的名胜古迹。伏伦斯基风度翩翩，举止大方，善于同这种人交际，因此奉命招待亲王。但这个差事他觉得很苦恼。亲王将来回国后，人家会问他在俄国看到什么，因此任何游览胜地他都不肯放过；再说他自己也希望尽情享受俄国的各种赏心乐事。伏伦斯基不得不同时在这两方面替他当向导。每天早晨，他们驱车游览名胜古迹；每天晚上，他们沉湎于俄国式的欢乐。亲王体格特别强壮，这在别的亲王也很少见。他用体操和其他养生之道使自己保持旺盛的精力，虽然纵欲无度，他的外表还是像荷兰大黄瓜那样光泽发亮。亲王游览过许多地方，认为现代交通发达，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享受各国特有的欢乐。他到过西班牙，在那边沉溺在小夜曲中，并且同一个弹曼陀林的西班牙女人打得火热。在瑞士，他杀过小羚羊。在英国，他穿着大红上装骑马越过障碍，并且同人打赌要猎取两百只野鸡。在土耳其他到过后宫，在印度他骑过大象。如今来到俄国，就希望尝尝俄国特有的各种乐事。
“别谈这些，别去想它！”他说，用自己的手翻弄着她的手，竭力引她注意他，可是她一直不对他瞧。
这样的局面使他们三个人都很痛苦，要不是相信它早晚会改变，相信它只是一种暂时的苦恼折磨，这样的生活他们中间任何一个是一天也过不下去的。卡列宁希望妻子的恋情也能像一切事物那样总有一天会过去，大家都会忘记这件事，他的名声也能保持清白。安娜所以能忍受这样的局面——这种局面是她造成的，因此她比谁都痛苦——是因为她不仅希望并且坚信这事不久一定会解决，一定会有个结果。这样的局面她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但她相信解决办法不久就会出现。伏伦斯基呢，不由自主地服从她的意志，也希望有什么办法一下子就把一切苦恼解决掉，并且无需由他负责。
“唉，我为什么不死啊，还是死的好！”她说，无声的眼泪沿着双颊直往下流，但她还是强作欢笑，免得他难过。
卡列宁夫妇仍住在同一座房子里，天天见面，但彼此完全像陌生人。为了避免仆人们的口舌，卡列宁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天天同妻子见面，但有意不在家吃饭。伏伦斯基从不到卡列宁家来，只在别的地方同安娜见面。这一点做丈夫的是知道的。
拒绝那项到塔什干去的迷人而危险的任命，照伏伦斯基以前的看法，是可耻的，办不到的。但现在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项任命，并且发觉上级对他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他就立刻辞职了。
一
一个月以后，安娜没有获得离婚，并且断然放弃这个要求，她撇下了卡列宁父子两个，同伏伦斯基一起出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