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我没有睡好。”安娜一面回答，一面凝视着向她们走来的仆人。她猜想他一定是送伏伦斯基的条子来了。

安娜的神色有点异样，立刻被培特西察觉了。

“您来了，我很高兴。”培特西说，“我累了，趁他们没有来，我想先喝一杯茶。您还是去吧，”她对土施凯维奇说，“同玛莎一起去试试槌球场上那块割过的草地。咱们一面喝茶，一面谈谈心。咱们来好好聊一聊，好吗？”她笑眯眯地夹着英语对安娜说，握住她那只拿伞的手。

安娜仍像在家时那样感到心神不宁，甚至更厉害些。她什么事也不能做，也无法见到伏伦斯基，可是得留在这里，留在那些同她的心情格格不入的外人中间。不过，她穿着一套很合身的服装；她并不孤独，周围是她所熟悉的悠闲的人们，她觉得比在家里轻松些，她不用考虑应该做什么。一切都听其自然。安娜看见培特西穿着一身雅致得使她惊奇的雪白衣裳，像平时一样向她微微一笑。培特西公爵夫人同土施凯维奇和一位亲戚小姐一起走来。这位小姐的父母住在外省，知道女儿能在赫赫有名的公爵夫人家里度过夏天，十分高兴。

“好，不过我不能在您这儿待很久，我还得去看傅列达老小姐。我答应去看她都有一百年了。”安娜说。说谎原是违反她的天性的，不过在社交场中说谎不仅毫不费力，甚至使她感到快乐。

“公爵夫人在花园里，马上去通报。您高兴到花园里去吗？”另一个仆人在另一个房间里报告说。

她为什么要说一秒钟以前还没想到的事，她自己也不能解释。她这样说，只因为想到伏伦斯基不来了，她要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设法看到他。但她为什么偏偏要提到傅列达老小姐，她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她没有理由特别需要看到傅列达。不过，她要看见伏伦斯基，确实再也没有比这更巧妙的办法了。

她很想问问他家老爷在什么地方。她想回去，送一封信给他，叫他到她那儿去，或者她自己去找他。可是，两样都不行：宣布她到来的铃声早已响过了，培特西公爵夫人的男仆已经侧身站在敞开的门边，等她走进里屋去。

“不，我说什么也不放您走。”培特西回答，仔细打量着安娜的脸，“说实话，要不是我喜欢您，我准会生气的。您仿佛担心同我的朋友们交往会损害您的名誉似的。请你把茶给我们送到小客厅里去。”她照例眯缝着眼睛对仆人说。她接过条子，读了一下。“阿历克赛骗起我们来了，”她用法语说，“他信上说他不能来了。”她同样若无其事地说，仿佛伏伦斯基对安娜来说除了打槌球，就没有别的意义了。

她在门厅里脱外套的时候，听见那个像宫廷侍从一样打官腔的仆人说：“伯爵给公爵夫人的。”说着就把条子送进去。

安娜明白培特西什么都知道，可是听培特西当着她的面这样说到伏伦斯基，她一时竟相信，她真的什么也不知道。

她进去的时候，伏伦斯基的那个络腮胡子梳得像宫廷侍从一样整齐的仆人，也正要走进去。他在门口站住，脱下帽子，让她先走。安娜认出他来，这时她才想起伏伦斯基昨天说过，今天他不来了。他大概是为这事送条子来的。

“哦！”安娜冷冷地说，仿佛对这事不感兴趣，接着又含笑说，“您的朋友们怎么会损害人家的名誉呢？”这样说俏皮话，这样隐瞒秘密，对安娜也像对一切女人那样，是很有吸引力的。倒不是非隐瞒不可，也不是有什么目的要隐瞒，而是隐瞒本身吸引了她。“我不能比教皇更信天主教，”她说，“斯特列莫夫和丽莎·梅尔卡洛娃都是社交界中的大明星。他们处处受欢迎，我呢！”她在“我”字上加强了语气，“可从来不是个顽固不化的人，我确实没有工夫。”

安娜到培特西公爵夫人家比其他客人都早。

“不，您也许是不愿遇见斯特列莫夫吧？他同卡列宁在委员会里斗法，这让他去，这同我们不相干。但在交际场中他可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的人，他还是个槌球迷。您可以看到，这位拜倒在丽莎脚下的老情人，处境固然可笑，但他很有办法应付这种可笑的局面！他这人很有意思。萨福·施多茨您认识吗？这可是一位崭新的新派人物。”

培特西公爵夫人邀请安娜参加的槌球赛，是由两位贵妇人和她们的崇拜者组成的。这两位贵妇人是彼得堡一个出色的新社交团体的显要代表。这个团体摹仿人家用得很滥的名称，叫作“世界七奇”。她们确实属于上流社会，但同安娜经常出入的社交界却是敌对的。而且斯特列莫夫老头，彼得堡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丽莎·梅尔卡洛娃的崇拜者，是卡列宁的政敌。安娜由于这些顾虑，原来不预备去，而培特西公爵夫人唯恐她拒绝，就在信上做了暗示。这会儿，安娜希望看到伏伦斯基，就急于想去。

培特西不停地说着话，但从她那快乐聪明的眼光中，安娜察觉她有几分了解她的处境，正在替她做着安排。她们坐在小起居室里。

十七

“我得写回信给阿历克赛。”培特西说着在桌旁坐下，写了几行，套上信封。“我叫他来吃午饭。我说我这里有位太太，吃饭少一个男伴。您看这样能说服他来吗？对不起，我要失陪一会儿。请您封好信，叫人送去。”她走到门口说，“我得去安排一下。”

“您出门穿什么衣服哇？”

安娜毫不犹豫，拿着培特西的信在桌旁坐下，看也不看就在下面加了两句：“我必须见到您。到傅列达家花园来。六点钟在那边等。”她封好信，培特西一回来，就当着她的面叫人把信送去。

“不，行李放到明天，不要打开，叫马车等着。我要上公爵夫人家去一下。”

茶已给她们送来，摆在凉快的小客厅的茶几上。这两位女人在客人到来以前，真的像培特西所说的那样，谈起心来。她们评论着她们等待中的客人，然后谈到了丽莎·梅尔卡洛娃。

“一直不走了？”

“她这人很可爱，我一向很喜欢她。”安娜说。

“我们不走了。”她对进来的安奴施卡说。

“您应该喜欢她。她对您迷得很呢。昨天赛马结束后她来看我，没有遇见您，感到很扫兴。她说您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她要是个男人，准会为您神魂颠倒的。斯特列莫夫说，她其实已经神魂颠倒了。”

“我能写什么呢？”她想，“我独自能决定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我要什么？我爱什么？”她觉得心里又出现了双重人格。她害怕这种感觉，为了摆脱这些思绪，就抓住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去做。“我得去看看阿历克赛（她在心里这样称呼伏伦斯基），只有他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我要到培特西家去，说不定我能在那边看到他。”她自言自语，完全忘记昨天她还对他说过她不再到培特西家去，他说他因此也不再去了。她走到桌旁，给丈夫写了个条子：“来信收到。安。”她打了铃，把它交给仆人。

“可是请您告诉我，我怎么也弄不懂，”安娜沉默了一会儿说，她的语气表明她问的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她问的事对她特别重要，“请您告诉我，她同卡鲁日斯基公爵，那个被人唤作米施卡的，关系怎么样？我难得见到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回音吗？好的，”安娜说，“让他等一下。回头我会打铃的。”

培特西眼睛笑了笑，仔细望望安娜。

“信差要求回音。”仆人报告说。

“新作风，”她说，“他们都选择这种新作风。他们毫无顾忌，想怎样就怎样。这可是一种新作风。”

听见仆人的脚步声，她清醒过来。她转过脸去，假装在写信。

“哦，那么她同卡鲁日斯基的关系究竟怎么样？”

她坐到写字桌旁，但是不写信，却把双臂搁在桌上，头伏在臂上，哭了起来。她呜咽着，整个胸脯一起一伏，哭得像个孩子。她哭，因为她想把自己地位肯定下来的幻想从此破灭了。她预料一切都会像过去一样，甚至比过去还要糟得多。她觉得她所享有的社会地位，早晨看来还如此卑微，对她却是宝贵的，她没有力量拿它去换取一个抛弃丈夫和儿子、同情人姘居的女人的那种可耻地位；她觉得不论怎样努力，她都不能使自己变得坚强些。她永远得不到恋爱的自由，却从此要成为一个有罪的妻子，时刻提心吊胆，唯恐自己的罪行被揭露，让人家看到她为了同一个无法跟她共同生活的独立不羁的陌生男人发生可耻关系而欺骗丈夫。她知道情况就是如此，但这实在太可怕了，她简直无法想象结局将会怎样。于是她呜呜地哭个不停，好像一个受到惩罚的孩子。

培特西突然忍不住快乐地哈哈大笑起来，这在她是很难得的。

“哼，我要冲破它，冲破它！”她忍住眼泪，叫着跳起来。她走到写字桌旁，想另外给他写一封信。但她在心底里感觉到，她无力冲破任何罗网，无力摆脱这样的处境，不论它是多么虚伪和可耻。

“您这可侵犯米雅赫基公爵夫人的领域了。这问题太孩子气了。”培特西显然想忍住笑，但是忍不住，于是爆发出一阵富有传染性的哈哈大笑。只有不常笑的人才会这样大笑。“您应该去问问他们自己呀！”她噙住笑出来的眼泪说。

“可是怎么办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天下还有像我这样不幸的女人吗？……”

“哈，您笑好了，”安娜也不由得笑着说，“可是我怎么也不能理解。我不理解丈夫是做什么的。”

“我们的生活应当像过去一样继续下去。”她记起信里另一句话。“这种生活过去已经够痛苦的了，如今变得越发可怕。今后又将怎样呢？这一切他明明都知道，他知道我不会因为要活命、要恋爱而后悔；他知道这样生活下去，除了谎言和欺骗之外，不会有别的结果；可是他要继续折磨我。我知道他，知道他在谎言里生活得很不错，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优游自在。不，我不让他这样优游自在，我要冲破他这张想束缚我手脚的谎言的罗网。该怎样就怎样吧！不论什么总比谎言和欺骗好！”

“丈夫吗？丽莎·梅尔卡洛娃的丈夫只是给她拿拿毛毯，随时侍候侍候她罢了。至于内幕究竟怎样，谁也不想知道。您也知道，在上流社会里即使梳妆打扮这类事也是没有人谈，没有人想的。这事也是如此。”

“我怎么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他来这一手正是出于他那卑劣的本性。他总是对的，可我这个被糟蹋的人却被糟蹋得更厉害更可怕……”她又记起信里的话：“您自己一定也能预见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她想：“这是他威胁要把儿子夺走，而按照他们愚蠢的法律，大概是可以这样做的。难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这话吗？他连我爱儿子这一点都不相信，都加以轻视（本来就一向是加以嘲笑的），轻视我这种感情，但他知道我不会抛弃儿子，我不能抛弃儿子，没有儿子，即使同我所爱的那个人在一起，我也不能生活。他也知道，我如果抛弃儿子，离开他，就将成为一个最堕落最下贱的女人——这些他都知道，他也知道我是没有力量这样做的。”

“罗兰达卡夫人的庆祝会您去不去？”安娜问，想转变话题。

“他对！他对！”她说，“当然，他总是对的，他是基督徒，他宽宏大量！呸，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这一点，除了我，谁也不了解，谁也不会了解，可我又不能说出来。人家会说，他是一个笃信宗教、品德高尚、聪明正直的人；可是他们没有看到我看到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八年来他窒息了我的生命，窒息了我身上一切有生气的东西，他从来没有想到我是一个需要爱情的活的女人。他们不知道，他时时刻刻都在侮辱我，自己还扬扬得意。难道我没有尽力，尽我所有的力量，去找寻生活的意义吗？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他吗？当我没有办法爱他时，难道我没有尽力爱过儿子吗？可是后来我明白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一个活人，我没有罪，上帝把我造成这样一个人，我需要恋爱，我需要生活。现在怎么样呢？要是他把我杀了，要是他把他杀了，我都可以忍受，我都可以原谅，可是不，他……”

“我不想去。”培特西回答。她眼睛不看朋友，小心地把香茗倒在透明的小茶杯里。她把茶杯推到安娜面前，掏出烟卷，插在银烟嘴里，把它点着了。

早晨，她后悔不该向丈夫坦白，恨不得收回当初向他说的一番话。她但愿他的信能证明她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使她安心。可是，这封信在她看来比什么都可怕，她想不出比这更可怕的东西了。

“您也知道，处在我的地位是很幸福的。”她端起茶杯，收住笑容说，“我了解您，也了解丽莎。丽莎这人很单纯，像孩子一样不识好歹。至少她年轻的时候很不懂事。现在她知道，像这样的不懂事对她正合适。现在她也许故意装作不懂事，”培特西微妙地笑着说，“但不管怎样，这样对她是合适的。您也明白，同样一件事可以用悲观的眼光去看，因此感到痛苦，但也可以把它看得无所谓，甚至觉得快乐。也许您看事太悲观了。”

“好的。”她说，等仆人一走，就手指发抖地拆开了信。一卷没有折叠过的钞票从信封里掉出来。她打开信，从末尾读起。“我为您的回来做好一切准备。……我亟盼您能实行我的要求。”她读着，从下面往上读，接着又倒过来，从头到尾把信再读一遍。她读完感到浑身发冷。一种意料不到的灾难落到了她的头上。

“我真希望像了解自己那样了解别人，”安娜若有所思地一本正经说，“我比人家坏，还是比人家好？我想比人家坏。”

“信差奉命要回音。”他说。

“你这人真是太孩子气了，太孩子气了！”培特西又说，“啊，他们来了。”

“去看看什么事！”她两手放在膝盖上，在安乐椅上坐下来，带着一种准备应付任何局面的镇定态度说。仆人拿进来一个由卡列宁亲笔写的大信封。

十八

门房、园丁和仆人在别墅的几个房里走来走去，搬运行李。衣橱和五斗柜都打开了；派人到店里去买了两次绳子；地板上撒满报纸。两个大箱子、几个行李袋和用皮带扎住的羊毛毯被搬到前厅。一辆自备轿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停在大门口。安娜忙于收拾行装，暂时摆脱了内心的骚乱。她站在自己房里的桌子旁，正在收拾旅行包。这当儿，安奴施卡告诉她有一辆马车驶来。安娜往窗外瞧了一眼，看见卡列宁的信差站在台阶上打门铃。

传来了脚步声和男人的声音，接着是女人的说话声和笑声。不多一会儿，进来了期待中的客人：萨福·施多茨和一个叫华西卡的健康得红光满面的青年。显然，他的身体从不缺乏带血的嫩牛排、地菇和布尔冈红葡萄酒的营养。华西卡向两位太太鞠了躬，对她们瞧了一眼，但只有一刹那工夫。他随着萨福走进客厅，在客厅里跟着她走来走去，仿佛绑在她身上似的。他那双闪闪发亮的眼睛一直盯住她，好像要把她吃掉。萨福·施多茨是个金发的黑眼睛女人。她穿着高跟鞋，迈着矫捷的小步走进来，像男人一样同两位太太紧紧握手。

十六

安娜从没见过这位社交界的新星，对她的美貌、过分时髦的打扮和大胆的举止感到惊讶。她头上柔软的金发（有真的，也有假的）梳得高高的像座炮台，使她的头部同她袒露的丰满胸部一样大小。她的动作非常敏捷，每走一步，她那浑圆的膝盖和大腿的轮廓就在衣服底下显露出来，使人不禁发生这样的疑问：在这撑得很宽大的摇摇晃晃的裙子底下，她那上半身充分袒露、下半身和背部掩蔽得严严实实的苗条身子究竟有多大？

另外还要写一封信给伏伦斯基。“我向丈夫坦白了。”她写道，但坐了好一阵，再也写不下去。这样太粗野了，太不像女人的做法了。“可我还能给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羞耻的红晕又涌上她的脸，她想到他的冷静。于是对他的恼恨又使她把写了一句话的信纸撕个粉碎。“什么也不用写了。”她自言自语，接着收起信纸，走上楼去，向家庭教师和仆人宣布，她今天要到莫斯科去。说完就动手收拾行李。

培特西连忙把她介绍给安娜。

她的思路连贯不起来，她又停住了。“不，”她自言自语，“什么也不必写了。”接着就把信撕掉，重新写过，根本不提什么宽宏大量，就把信封起来。

“您真不会想到，我们差点儿轧死两个兵士，”萨福·施多茨立刻笑眯眯地讲了起来，同时挤眉弄眼，拉拉一下子歪在一边的裙裾。“我同华西卡一起坐车来了……哦，你们不认识吧。”她说了他的姓，向她们做了介绍，脸涨得绯红，咯咯地大笑起来，因为她当着陌生女人的面竟叫了他的小名。

“要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和悔恨，我可不愿意，因为……”

华西卡又向安娜鞠了一躬，但没有对她说什么。他对萨福说：

她顺利地一口气写到这个地方，但是当写下了要求她认为他所缺乏的宽宏大量的话，还要考虑应该用什么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时，她停住了。

“您赌输了。我们先到了。您付钱吧。”他笑嘻嘻地说。

自从发生那事以后，我无法再留在您的家里了。我走了，带着儿子一起走。我不懂法律，因此不知道儿子应该跟父母中的哪一方；但我把他带走了，因为没有他我不能生活。请您宽宏大量，把他留给我吧！

萨福笑得更欢了。

她迅速地走进屋子，走到起居室，在桌旁坐下来给丈夫写信：

“总不能现在就付哇！”她说。

她停住脚步，望了望随风摆动的白杨树树梢和它那些被雨水冲洗过、在寒冷的阳光下闪闪发亮的叶子。她明白他们是不会饶恕她的，一切东西和一切人现在都像这树木一样，一点也不怜悯她。她又觉得在她的内心里出现了两重人格。“不要想了，不要再想了！”她对自己说，“要准备动身。上哪儿去？什么时候去？带谁一起去？对，上莫斯科，乘夜车去。带安奴施卡和谢辽查去，只带些最必要的生活用品。但首先得写信给他们两人。”

“那也行，我以后来拿好了。”

“去吧，到玛丽爱特那里去吧！”她对跟着她出来的谢辽查说，接着就在阳台的草毯上踱来踱去。“难道他们不能饶恕我吗？不了解这事是无可奈何的吗？”她自言自语。

“好的，好的。哦，”她忽然对女主人说，“我这人真糟糕……我可完全忘记了……我给您带客人来了。就是他。”

由于寒冷和内心的恐惧，她浑身打了个哆嗦。在户外清新的空气里，这种寒冷和恐惧更加强烈地袭击着她。

萨福带来而又被她忘记的这位意外的青年可是个了不起的贵客。尽管他年纪很轻，两位太太却都站起来迎接。

下了几天雷雨，天气变得晴朗而寒冷了。灿烂的阳光穿过被雨水冲洗过的叶子，空气很冷。

这是萨福的一个新的崇拜者。他现在也像华西卡一样，跟住她寸步不离。

她觉得眼泪夺眶而出。“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凝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目光。“难道他真会同他父亲一起来折磨我吗？难道他真的不怜悯我吗？”眼泪已沿着她的面颊滚滚而下。为了掩饰泪痕，她蓦地站起来，简直像跑步一般冲到阳台上。

一会儿，卡鲁日斯基和丽莎·梅尔卡洛娃同斯特列莫夫来了。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一个消瘦的黑发女人，生有一张慵懒的东方面孔和一双难以捉摸的美丽眼睛。她那身深色的服装（安娜立刻注意到了，并且大为欣赏）同她的美貌十分相称。萨福有多少强壮和洒脱，丽莎也就有多少娇弱和妩媚。

“谢辽查，”等家庭教师一走出屋子，她就说，“这样做很坏，你以后再不会这样做了吧？你爱我吗？”

不过，按照安娜的审美观，丽莎要迷人得多。培特西对安娜说，她装得像个不懂事的孩子，但当安娜亲眼看到她以后，觉得并非如此。其实丽莎是个不懂事、被惯坏，同时又唯命是从的可爱女人。真的，她的风度和萨福的风度相同；她也像萨福一样，有两个崇拜者，一老一少，跟住她形影不离，并且用他们的眼睛吞噬她；但她身上有一种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特点，犹如金刚钻在玻璃器皿中闪出夺目的光辉一样。这光辉是从她那双美丽的、真正难以捉摸的眼睛里闪耀出来的。她那从黑眼圈中流露出来的慵倦而热烈的目光，以它特有的诚挚无邪而动人心魄。不论谁瞧见这双眼睛就会觉得完全了解她，而一旦了解了，就不能不爱她。一看见安娜，丽莎脸上立刻浮出快乐的微笑。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竭力想从她的表情上猜测为了桃子的事会把他怎么样。

“嘿，看到您真高兴！”她走到安娜跟前说，“昨天在赛马场上我刚要到您那儿去，您却走了。昨天我特别想看到您。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是吗？”她用那种能穿透人的整个灵魂的目光盯着安娜说。

“是的，这样做很坏。”安娜说。她抓住儿子的肩膀，对他望了望——她的目光不是严厉的，而是胆怯的，使孩子又困惑又高兴——又吻了吻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感到惊异的家庭教师说着，没有放掉儿子的手，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下来。

“是的，我真没想到会那样叫人激动。”安娜红着脸说。

家庭教师向她请过早安以后，详细报告谢辽查的行为，但安娜并没有听她的话；她在考虑要不要把她也带走。“不，不带！”她打定主意，“我一个人走，光带儿子。”

这时大家都站起来，准备到花园里去。

家庭教师的神气特别严肃。谢辽查像平日那样尖声叫起来：“啊，妈妈！”接着他犹豫不决了，该放下花，走过去迎接母亲呢，还是做好花环，然后拿着走过去。

“我不去。”丽莎说，笑盈盈地挨着安娜坐下，“您也不去吧？槌球有什么好玩的！”

她迅速地穿好衣服，走到楼下，步伐稳健地走进客厅。咖啡、谢辽查和家庭教师照例在那边等着她。谢辽查穿一身白衣服，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弯着背和头，聚精会神地——这种神态是她所熟悉的，很像他的父亲——摆弄着手里的鲜花。

“不，我喜欢。”安娜说。

一提到儿子，立刻就使安娜从绝境中得救了。她想到了这几年来她这做母亲的为儿子而生活的职责——这种职责是真心诚意的，虽然被大大夸大了。她高兴地感到，她在目前的困难处境中，除了同丈夫和伏伦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支柱。这个支柱就是儿子。不管她处在什么境地，她都不能抛弃儿子。即使丈夫羞辱她，驱逐她，即使伏伦斯基冷淡她，继续过他那种独立不羁的生活（她又带着恼恨和责难想起了他），她也不能放弃儿子。她有她的生活目的。她必须行动，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儿子的这种地位，不让人家把他从她手里夺走。甚至必须赶快，必须赶快行动，趁现在人家还没有把他从她手里夺走。她必须把儿子带走。这就是她当前要做的唯一的事。她必须定下心来，摆脱这种痛苦的处境。想到同儿子直接有关的事，想到立刻就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她心里才平静下来。

“嗳，您怎么会不觉得无聊呢？人家看您总是兴致勃勃的。您真会生活，可我感到无聊。”

“您把桃子放在角房里，他大概悄悄地吃了一个。”

“您怎么会无聊？你们是彼得堡最快乐的人。”安娜说。

“怎么做了错事？”

“也许有比我们更无聊的人，但我们，至少是我，并不快乐，我感到无聊得要命。”

“他大概做了什么错事。”安奴施卡笑嘻嘻地回答。

萨福点着了烟，同两个青年到花园里去了。培特西和斯特列莫夫留下来喝茶。

“谢辽查？谢辽查怎么样？”安娜整个早晨第一次想到儿子，兴奋地问。

“怎么，无聊吗？”培特西说，“萨福说，她们昨天在你们家里过得很快活呢。”

“咖啡煮好了，老师和谢辽查在等着呢！”安奴施卡回来发现安娜还是原来的样子，说。

“唉，真乏味呀！”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赛马结束后大家都到我家里去。老是那些人，老是那些人！老是那个样子。整个黄昏大家都躺在沙发上。这有什么意思呢？嗯，您倒说说，您怎么会不觉得无聊呢？”她又对安娜说，“只要对您瞧上一眼，就可以看出，您这个女人不论幸福还是不幸，都不会觉得无聊的。您教教我，您怎么能做到这一步？”

“唉，我这是在做什么呀！”她忽然觉得两边太阳穴作痛，自言自语。当她醒悟过来时，她发觉她正用两手抓住两鬓的头发，并且挤压着太阳穴。她跳起来，开始踱步。

“我什么也没做。”安娜回答，由于这种纠缠不清的问题而涨红了脸。

安奴施卡出去了，但安娜并没有动手穿衣服，还是像原来那样垂下头和双手，只偶尔打个哆嗦，仿佛想做什么手势，说些什么话，接着又木然不动。她反复说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在她都是毫无意义的。为自己的处境向宗教求救，也像向卡列宁求救一样，她连想都没有想过，尽管她从来没有怀疑过把她教养成人的宗教。她早就知道，只有她抛弃那构成她全部生活意义的东西，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她才能向宗教求救。她不仅觉得痛苦，而且开始对那种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新的精神状态感到恐惧。她觉得一切在她心里都变成双重的了，就像疲倦的眼睛看东西一样。有时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害怕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她害怕的和希望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她希望的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

“啊，这就是最好的办法！”斯特列莫夫插嘴说。

“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奴施卡说，“你去吧，我现在要穿衣服出门。是没有事，什么事也没有。”

斯特列莫夫年纪五十光景，头发灰白，还很精神，长得丑陋，但显得聪明，富有个性。丽莎·梅尔卡洛娃是他妻子的侄女，他一有空就同她待在一起。他虽然是卡列宁的政敌，但看见安娜·卡列尼娜，他这个老于世故的聪明人，就竭力装得对她格外亲切。

安娜读完条子，长叹一声。

“‘什么也没做’，”他微妙地笑着应和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早就对您说了，”他对丽莎·梅尔卡洛娃说，“要不感到无聊，就不要去想您会觉得无聊。好比您害怕失眠，就不要怕您会睡不着觉。这一层道理，也就是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刚才对您说的。”

侍女在门外留神听了好一阵，才进屋来。安娜询问似地瞧了她一眼，恐惧地涨红了脸。侍女说她仿佛听见在叫她，就走了进来，因此向她赔礼。她拿来衣服和一张条子。条子是培特西写的。培特西提醒她，今天上午丽莎·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将带她们的崇拜者卡鲁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头到她那里去打槌球。“您来呀，就算是来研究研究风俗。我等您。”她在结尾这样写道。

“我要是这样说过，那我可太高兴了，因为这样说不仅聪明，而且千真万确。”安娜笑眯眯地说。

她想到伏伦斯基，她仿佛觉得他不爱她了，他开始感到她是他的累赘，她不能献身于他，因此对他产生了敌意。她仿佛觉得，她对丈夫所说的并且在自己头脑里盘旋的那些话，她已对所有的人都说过了，大家都已听见了。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她不敢叫侍女，更不敢走到楼下去看望儿子和家庭教师。

“不，您倒说说，为什么人会睡不着觉，为什么人不能不感到无聊呢？”

第二天早晨一醒来，她首先想到的是她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她觉得那些话实在可怕，如今简直无法理解，她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粗鄙的话来，也无法想象这会有什么后果。但话已经说出口，卡列宁也已一言不发地走掉了。“我见了伏伦斯基，也没有告诉他。他走的时候，我想叫他回来，告诉他，可是又改了主意，因为一开头我没有对他说，现在再说就有点别扭。为什么我想告诉他却又没告诉他呢？”回答这问题的，是她脸上涌起热辣辣的羞愧的红晕。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这样做；她明白她感到害臊。她的地位，昨天晚上还觉得那么明确，今天忽然变得不但不明确，而且是走投无路了。她由于突如其来的羞耻而感到恐惧。她一想到她的丈夫会怎么办，心里就浮起最可怕的念头。她想到，管家立刻会来把她赶出屋子，普天下的人都会知道她的耻辱。她问自己，要是她被赶出屋子，她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她找不到答案。

“要睡好觉，必须工作；要心里高兴，也必须工作。”

伏伦斯基对安娜说，她不能这样过日子，劝她向丈夫坦白她的秘密。安娜虽然固执而且恼怒地反对他的意见，但在心底里却觉得她的处境确实是虚伪和可耻的，她衷心希望改变这样的处境。同丈夫一起从赛马场回来，她在激动之下把自己的秘密向他和盘托出。当时虽然觉得很难受，但她还是高兴的。丈夫撇下她走了以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明确了，至少再不用虚伪和欺骗了。她觉得毫无疑问，她的地位从此永远明确了。这种新的地位也许很糟，但它是明确的，不会再有暧昧和谎言了。她想，她坦白了一切，使自己和丈夫都感到痛苦，但如今情况明确，这样也就得到了补偿。当天晚上，她同伏伦斯基见面，并没有把她和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明确她的地位，是必须告诉他的。

“要是我的工作谁也不需要，我又何必工作呢？可是装模作样我不会，我也不愿意。”

十五

“您这人真是无可救药，”斯特列莫夫眼睛不看她，说；接着又同安娜说话。

卡列宁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以后，一面玩弄着沉甸甸的裁纸刀，一面走到安乐椅旁。那边已经摆好了灯和一本打开的论述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安乐椅上挂着一个椭圆形金边镜框，里面嵌着由一位名画家出色地画成的安娜肖像。卡列宁对它瞧了一眼。那双深不可测的眼睛嘲弄而傲慢地望着他，就像他们最后一次交谈时一样。画家卓越地画成的肖像，头上扎着黑色花边，头发乌黑，双手白嫩好看，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由于带着一种高傲和挑战的神气，使卡列宁感到无法忍受。他对画像望了一会儿，浑身打了个哆嗦。他嘴唇发抖，嘴里吐出“布尔尔”的声音，急忙转过身去。他连忙在安乐椅上坐下来，打开书本。他想看书，可是怎么也不能恢复他原来对埃及象形文字的浓厚兴趣。他眼睛看着书，心里却在想别的事。他想的不是妻子，而是最近发生的一个他最关心的复杂案件。他觉得现在他比以前更深入了解这个案件了，并且，他可以毫不吹嘘地说，心里有了一个好主意，能把它彻底解决，用来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威望，打败敌人，因此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等仆人摆好茶，一走出房间，卡列宁就起身走到写字桌旁。他把公文夹推到桌子中央，露出隐隐约约的得意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心致志地阅读有关当前这个复杂案件的报告。卡列宁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作为一个步步高升的官僚，一向追逐功名，注意克己，力求公正，但刚愎自用。他的特点是轻视官样文章，精简公文往返，总是竭力要求直接掌握可靠材料，并且节约官厅支出。恰巧那个著名的“六月二日委员会”提出了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问题。这个省是属卡列宁的部管辖的，而那边的灌溉工作正好是铺张浪费和官样文章的突出实例。卡列宁知道情况属实。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工作是卡列宁前任的前任创办的。这项工作确实花费了而且还在花费大量资金，但毫无成效，显然以后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卡列宁一上任就发现这个问题，就想处理这件事，但开头他觉得他的地位还不稳固，他知道这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是不明智的，后来忙于别的事，干脆把这件事忘记了。这事也就像别的许多事那样无人过问。（有许多人靠这项事业生活，特别是一个很有教养的爱好音乐的家庭；个个女儿都会拉提琴。卡列宁认识这一家人，他还给一个大女儿主过婚。）一个同他作对的部提出这个问题来，卡列宁认为不公平，因为每个部都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但由于官场的习惯，没有人提出来罢了。现在，既然人家已向他挑战，他也就只好勇敢地应战，并要求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工作。但他是决不会向那些先生示弱的。他还要求任命一个处理非俄罗斯人事务的专门委员会。这个处理非俄罗斯人事务的问题，是“六月二日委员会”偶然提出而得到卡列宁积极支持的，因为非俄罗斯人的悲惨处境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委员会里，几个部因此发生争论。同卡列宁作对的那个部证明，非俄罗斯人的处境很好，提出的改革只会破坏他们的繁荣，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只是因为卡列宁的部没有实行法律规定的措施。现在卡列宁打算提出以下几点要求：第一，成立新的委员会，负责就地调查非俄罗斯人的状况；第二，如果非俄罗斯人的状况确如委员会掌握的材料所说的那样，那么另外成立一个学术委员会，从（甲）政治上，（乙）行政上，（丙）经济上，（丁）人种学上，（戊）物质上和（己）宗教上来研究造成非俄罗斯人悲惨状况的原因；第三，要求作对的那个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非俄罗斯人目前这种不幸状况曾采取什么措施；第四，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按照委员会所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二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第一七〇一五号和第一八三〇八号报告看来，该部行动正好违反……根本法和组织法第十八条和第三十六条的附款。当卡列宁迅速记下这些想法的提纲时，他脸上露出得意的神色。他写满一张纸，站起身来，打了打铃，叫仆人把一张条子送给办公室主任，要他给他收集必要的资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步，又望了那画像一眼，皱起眉头，轻蔑地冷笑了一下。卡列宁翻阅了一下那本关于埃及象形文字的书，又提起兴致来，看到十一点钟才上床。他躺在床上想起同妻子发生的纠纷，觉得这事完全不像他原来所想的那样可悲。

他难得遇到安娜，除了敷衍性的客套外，对她说不出什么话，但他说这种客套时——譬如她什么时候回彼得堡啦，李迪雅伯爵夫人多么喜欢她啦——总让人觉得他在千方百计讨好她，想对她表示敬意，甚至是一种超过敬意的感情。

“是，大人。茶要给您送到书房里来吗？”

土施凯维奇走进来，宣布大家都在等他们去打槌球。

“把这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面交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他站起来说。

“不，不要走，请您不要走！”丽莎·梅尔卡洛娃知道安娜要走，请求说。斯特列莫夫也给她帮腔。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特别是他没有忘记送钱给她；既没有苛刻的措辞，也没有责备，也没有姑息。最重要的是为她的归来搭了一座金桥。他把信折好，用象牙裁纸刀压平，把钱也装进信封，同时因使用精美的文具而感到愉快，然后打了一下铃。

“离开这个地方，到傅列达老婆子家去，”他说，“这可是天壤之别了。再说，您去只会成为她诽谤的对象，您在这儿却会唤起最美好的感情，同诽谤截然不同的一种感情。”他对她说。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用款——又及。

安娜迟疑地想了一会儿。这个聪明人的奉承话，丽莎·梅尔卡洛娃对她所表示的天真的同情，以及她所习惯的社交界的这种气氛——这一切都是那么轻松，而等待她去处理的事却是那么麻烦，使她一时间犹豫不决：要不要留下来，把向伏伦斯基解释的难堪时刻往后推。但是，一想到如果不做出决定，她独自回家后将会怎样，一想到自己双手抓住头发的那种想想也可怕的姿势，她就同大家告别，走了。

阿·卡列宁

十九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我曾向您表示，有关这次谈话的问题我将把我的决定书面告诉您。在仔细考虑了全部情况以后，现在我就抱着实践这个诺言的目的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论您的行为怎样，我认为我无权割断上苍把我们结合起来的关系。家庭不能因任性、专横或者夫妻中一方犯罪而被破坏，我们的生活应当像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我，对您，对我们的孩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促使我写这封信的事件已经后悔，并且还在后悔；您会同我齐心协力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忘记往事。否则您自己一定也能预见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怎样。这一切我希望详细面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结束，我请求您尽速回彼得堡，至迟不要过星期二。我为您的回来做好一切准备。请您务必注意，我亟盼您能实行我的要求。

伏伦斯基表面上过着轻浮的社交生活，实际上却是个办事有条有理的人。当他年纪很轻，还在武备学校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手头拮据，向人借钱，遭到拒绝，他感到屈辱，从此就再没有在经济上弄得很狼狈过。

卡列宁在书房里来回踱了两次，在仆人预先点好六支蜡烛的大写字桌旁站住，咯咯地扳响手指，坐下来，摆好文具。他两肘搁在桌上，侧着头，想了一会儿，就一个劲儿地写起信来。他对她不用称呼，而且用法文写，因为法文里的“您”这个代词不像俄文里那样使人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

为了使自己的生活始终保持有条不紊，他根据情况，或多或少，每年总有四五次独自关起门来处理经济事务。他把这叫作结算或者清理。

“把马卸下吧，我谁也不见。”他回答门房说，特别强调“谁也不见”几个字，但从语气中听出他的情绪很好。

赛马后的第二天，伏伦斯基很晚才醒来。他不修面，不洗澡，穿上直领制服，把钱、账单和信件摊在桌上，动手工作。彼特利茨基知道伏伦斯基在这种时候脾气很大，醒来看见他坐在写字桌旁，就悄悄地穿上衣服，不去打扰他，走了出去。

当卡列宁的马车驶近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肯定了这个决定，而且打好了写给他妻子信的腹稿。卡列宁走进门房，瞧了一下部里送来的信件和公文，吩咐拿到他的书房里去。

凡是碰到个人私事繁杂琐碎的人，总以为只有他才会遇到这种繁杂琐碎和难以处理的麻烦事，根本没想到别人的私事也是如此。伏伦斯基就有这种想法。他心里不免有点骄傲，也不无理由地认为，要是任何人处在这种困境，早就会弄得很狼狈，以致会做出什么不好的行为来。伏伦斯基觉得要避免尴尬的局面，现在必须理一理账目，把自己的经济状况弄个明白。

十四

伏伦斯基着手处理的第一件事，也是最容易的事，就是财务。他用蝇头小楷把他所欠的债务都写在一张信纸上，结算下来，他共欠人家一万七千多卢布。为了计算方便起见，他把零头去掉。他数了数现款和银行存款，发现只剩下一千八百卢布，而在新年以前不会再有什么收入了。伏伦斯基重新算了一下债务，把它分成三类抄下来。第一类是必须立刻偿还的，或者说必须准备好现款，以便债主来讨时随时都能偿付的。这样的债务将近四千卢布：一千五百卢布是买马的欠款，两千五百卢布是他要为年轻的同事维涅夫斯基付的保证金，因为维涅夫斯基当着伏伦斯基的面赌钱输给了一个骗子。伏伦斯基当场就想把钱付清（他当时身边有钱），可是维涅夫斯基和雅希文都坚持由他们自己付，而不应该让没有赌钱的伏伦斯基付。这事本来也无所谓，伏伦斯基知道，他卷入这桩丑事只不过因为替维涅夫斯基做了口头保证，但他一定得准备好这两千五百卢布，以便掷给那个骗子，不再同他多费口舌。为了偿付这一类迫切的债务，他需要四千卢布。第二类是比较次要的债务，共计八千卢布。主要是欠赛马场马房、燕麦和干草供应商、英国马师和马具商等人的债务。在这些债务名下也须先付那么两千卢布，才可以定心。最后一类债务是欠商店、旅馆和裁缝的，这些倒不用忧虑。这样，他目前至少需要六千卢布来开销，可是手头只有一千八百卢布。对于像伏伦斯基那样被认为每年有十万卢布进款的人来说，偿付这些债务似乎不成问题，但困难在于，他根本没有十万卢布收入。他父亲留下大宗遗产，单是这一项每年就可有二十万卢布收入，但兄弟之间还没有分过财产。他的哥哥同没有任何财产的十二月党人的女儿华丽雅·契尔科娃公爵小姐结婚，背了一身债。阿历克赛几乎把父亲遗产的全部收入都让给了哥哥，只给自己留下每年两万五千卢布。阿历克赛当时对哥哥说，在他结婚以前，这些钱尽够他用了，而他大概永远不会结婚。他的哥哥正统率一个最豪华的团，又是新婚，不得不接受这笔赠予。他的母亲也有一份产业，除了上述两万五千卢布以外，每年又给阿历克赛两万卢布，但总是被阿历克赛花个精光。最近，母亲因他的不正当关系和离开莫斯科同他吵过嘴，不再寄钱给他。这样一来，过惯每年开销四万五千卢布生活的伏伦斯基，今年只有两万五千收入，境况自然就很困难了。他又不能向母亲要钱。他昨天收到母亲的一封信，特别生气，因为信中暗示，她愿意帮助他在社交界和军务上取得成功，但不愿支持他过有失上流社会面子的生活。母亲想用金钱来收买他的企图，深深刺伤了他的心，使他对她更加冷淡。然而，他又不能收回他已出口的慷慨诺言，虽然他现在模糊地预见到，他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可能出什么事，觉得当时的诺言未免太轻率了，他这个没有成家的人也可能需要十万卢布的收入。但收回诺言是不可能的。他只要一想到嫂子，想到这位亲切可爱的华丽雅一有机会就要提到他的慷慨，说尽好话，他就明白要收回那项赠予是不应该的。这就同殴打妇女、偷窃或者说谎一样不应该。只剩下一个办法，伏伦斯基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了：向高利贷者借一万卢布（这是没有困难的），节约开支，再卖掉几匹跑马。他一做出这样的决定，就立刻写信给再三要向他买马的罗兰达卡。然后他差人去请英国骑师和高利贷者来，又照账单分配好他手头所有的钱。做完这些事，他写了一封冷冷的尖刻的回信给母亲。接着又从皮夹子里取出安娜的三张条子，重读一遍，把它们都烧掉了。他又想到昨天同她的谈话，便沉思起来。

在真相不明时折磨过他的妒忌心，经过妻子向他坦白，就像忍痛拔掉病牙一样，已经消失了。但它被另一种感情所取代：他希望她不仅不能如愿以偿，而且将为自己的犯罪而受到惩罚。尽管他不承认有这样的感情，但在灵魂深处，他很希望她因为破坏他的安宁和名誉而吃苦。卡列宁再次分析了决斗、离婚和分居等办法，再次把它们抛弃。他深信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把发生的事隐瞒起来，采用一切办法斩断他们的私情，但最主要的是——这一点他自己不承认——要惩罚她，用这种方式把她留在身边。“我应当向她宣布我的决定：在仔细考虑了她一手造成的家庭痛苦以后，任何其他办法对双方都比维持现状更坏，只要她严格遵守我的决定，即断绝同情人的关系，我同意维持现状。”做了这个决定以后，为了证实它的正确，卡列宁想出了一个重要理由。“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办，才符合宗教教义，”他对自己说，“只有按照这个决定办，我才没有抛弃犯罪的妻子，并且给她以悔改的机会，甚至——不管这在我是多么痛苦——贡献我的一份力量来使她悔改并挽救她。”虽然卡列宁明明知道，他不可能在道德上影响妻子，一切促使她悔改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不会有什么结果；虽然他经历了痛苦的时刻，却从来没有想到从宗教中去寻找指导。现在，当他认为他的决定合乎宗教要求时，这种宗教上的许可使他十分高兴，他的内心也比较平静了。一想到在他一生中如此重要的关头，谁也不能说他的行为不符合宗教教义——在对宗教普遍冷淡和漠不关心的情况下，他始终高举宗教的旗帜——他就觉得很高兴。卡列宁进一步仔细考虑今后的生活，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不能同妻子恢复原来的关系。毫无疑问，他再也不能恢复对她的尊敬；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因为她是一个堕落不贞的妻子，就非得把他自己的生活弄乱，使他自己忍受痛苦不可。“是的，时间会过去，时间会安排一切，原来的关系又会恢复的，”卡列宁自言自语，“恢复到这样的地步，使我不再觉得生活中有过变故。她活该倒霉，可我没有过错，我不能因此受罪。”

二十

“除了正式离婚以外，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巴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就是说同妻子分居。”他平静下来，继续想；但这个办法也同样会出丑。更重要的是，分居也同正式离婚一样，会把他的妻子推到伏伦斯基的怀抱里去。“不，这可不行！不行！”他又把毯子拉了拉，高声说，“我不该倒霉，她和他也不应幸福。”

伏伦斯基的生活特别幸福，因为他有一套原则，明确规定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套原则包括的范围虽然有限，却是不容怀疑的。伏伦斯基从不越出这个范围，遇到他该做的事，他从来不犹豫不决。这套原则明确规定：欠职业赌棍的赌债必须还清，但欠裁缝的工钱可以不付；对男人不能撒谎，但对女人可以瞎说；不可以欺骗人家，但可以欺骗丈夫；不能饶恕人家的侮辱，但可以侮辱人家，等等。这种种规则也许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但它们是不容怀疑的。伏伦斯基遵守这些原则，感到心安理得，可以在人前昂首阔步。直到最近，一涉及他同安娜的关系，他才开始觉得他的原则并非处处适用，将来还会出现一些找不到指导方针的困难和疑问。

企图离婚只会弄得在法庭上当众出丑，成为仇人们诽谤他和贬低他崇高社会地位的良机。他的宗旨是息事宁人，这是不可能通过离婚达到的。此外，一旦离婚，甚至企图离婚，妻子显然将同丈夫断绝关系，而同情人结合。卡列宁虽然觉得他现在对妻子十分鄙视和冷淡，但心底里对她还剩下一种感情，那就是不愿看到她同伏伦斯基自由结合，犯了罪反而开心。这样的想法使卡列宁大为恼火。他一想到这种情景，心里就难受得呻吟起来，在马车上欠了欠身，换了换座位，然后好一阵皱起眉头坐在车上，拿毛茸茸的毯子包住他那双怕冷的瘦骨嶙峋的腿。

他现在同安娜和她丈夫的关系，他觉得是简单明了的。在指导他行动的原则里，对这个关系有明确的规定。

经过反复思考终于抛弃了决斗这个主意以后，卡列宁想到了离婚——他所记得的那些被欺骗的丈夫选择的另一个办法。卡列宁逐一分析他记得的离婚案件（在他所熟悉的上流社会里这是屡见不鲜的），却找不到一件是出于和他相同的目的。在这些案件中，做丈夫的不是出让就是出卖不贞的妻子；对方因为犯罪而无权结婚，就同新的配偶结上不光明的非法婚姻关系。就他的情况来说，卡列宁看出，只把犯罪的妻子休掉的所谓合法离婚是不可能的。他看出，他所处的复杂生活环境，不可能提供法律所要求的揭发妻子犯罪的丑恶证据；他看出，即使有这样的证据，他们所过的体面生活也不允许他提出来；提供这样的证据，一定会在舆论上使他遭到比她更严重的损害。

她是一个正派女人，把爱情献给了他。他也爱她，因此在他看来，她应该获得与合法妻子同样的甚至更多的尊敬。要他用言语，用暗示去侮辱她，或者仅仅不向她表示一个女人应得的尊敬，那是宁可砍掉自己的手也不干的。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还很野蛮（不比英国），有许多人（其中有些人的意见卡列宁特别看重）从好的方面来看决斗这种事；可是这种事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假定我找人决斗，”卡列宁继续想，生动地想象着在他挑战以后将要度过的夜晚，想象着瞄准他的手枪，他打了个寒噤，自己明白他决不会这样做，“假定我找他决斗。假定他们教会我怎样射击，怎样站立，我扳了扳枪机，”他闭上眼睛，自言自语，“结果我把他打死了。”卡列宁对自己说，接着摇摇头，想驱除这种无聊的想法。“为了明确自己对犯罪的妻子和儿子的态度而去杀人，这有什么意思呢？我还得因此做出决定，应该拿她怎么办。但更可能的是我将被打死或者打伤。我是无辜的，是牺牲品，如果我被打死或者打伤，那就更没有意思了。不仅如此，从我这方面提出决斗，也是不应该的。难道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决不会让我去决斗的，决不会让一个俄国所不可缺少的政治家去冒生命危险的吗？这样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我事先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危险，却要用这种挑战来给自己增添虚假的光彩。这是不正派的，是虚伪的，是自欺欺人。决斗是没有意义的，谁也不希望我决斗。我的目的只是要保持我的名誉，保持继续顺利办公务所必需的名誉。”卡列宁一向把公务看得很重，如今就更加重视。

他对社会的态度也是明确的。这件事大家可能知道，可能怀疑，但谁也不应该把它说出口来。要不然他会想办法叫那个饶舌的人闭嘴，并且尊重他心爱的女人虚假的名誉。

卡列宁年轻时对决斗特别关心，因为他天生胆小，而且在这一点上有自知之明。卡列宁一想到手枪对准自己，就不能不毛骨悚然。他一生从来没有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惧从小就常常使他想到决斗，使他设想把生命置于这种危险之下的情景。后来，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早就把这种心情忘记了。可是习惯势力十分顽固，卡列宁担心自己胆怯的心情会重新出现，他又反复想着决斗的问题，想得出神，虽然知道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同别人决斗。

他对她丈夫的态度就更明白不过了。自从安娜爱上伏伦斯基以来，他就认为他对她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她的丈夫只是一个多余的讨厌的人。这人的处境无疑很可怜，但有什么办法呢？丈夫的唯一权利就是要求决斗，而这一着伏伦斯基在最初一瞬间就准备好了。

“达利亚洛夫同人决斗了……”

但是最近，在他和她之间出现了新的不可告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捉摸不定，使伏伦斯基害怕。昨天她刚向他宣布她怀孕了。他觉得这个消息和她对他的期待完全超越了指导他生活的那套原则。他确实感到惊惶失措了。在她向他宣布她怀孕的最初一刹那，他内心提醒他，要她抛下丈夫。他当时说了这话，但现在仔细一想，他清楚地看到还是不要那样做的好。同时，他心里一想到又觉得害怕——那样做恐怕不好吧？

“我不能因一个下贱女人犯罪而遭殃，我只要能脱离她使我陷入的困境就好了。我一定能脱离的！”他自言自语，眉头越皱越紧，“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且不说历史上的事例，就从给大家新鲜印象的墨涅拉俄斯的《美丽的海伦》开始，当代上流社会里妻子对丈夫不贞的一系列事实，浮上卡列宁的脑海，“达利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巴斯库丁伯爵、德拉姆……是的，还有德拉姆……像他这样正直有为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果宁，”卡列宁回想着，“就算人家会刻薄地嘲笑他们，我可从来不曾有过这种想法，我总是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很不幸。”卡列宁对自己说，虽然这并不是事实。他从来没有对这种不幸表示过同情，而且听到妻子对丈夫不贞的事越多，越是沾沾自喜。“这种不幸人人都可能遇到，如今我也碰上了。问题在于怎样能不失面子，忍受这样的境遇。”于是他开始逐一分析落入跟他同样处境的人们的应付办法。

“既然我叫她抛下丈夫，这就是说同我结合。我有那样的准备吗？现在我没有钱，叫我怎么把她带走呢？就算可以想办法……但我现在在服兵役，怎么能把她带走呢？不过，既然我这样说了，就得这样做，也就是得想办法筹款和退伍。”

他不再关心她和儿子将遭到什么命运。他对儿子的感情，也像对她的感情一样变了。现在他只关心一件事，怎样用最妥善、最得体、最方便因此也是最合理的方式洗雪由于她的堕落而使他蒙受的耻辱，继续沿着积极、诚实和有益的生活道路前进。

他沉思起来。退不退伍的问题把他引到另一个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隐蔽而重要的生活趣味上来。

“她没有廉耻，没有良心，没有宗教信仰，完全是个堕落的女人！这一层我早就知道，早就看到了，虽然为了顾惜她，竭力欺骗自己。”他对自己说。他确实觉得他早就看到这一层。他回忆起他们以往生活的细节。以前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这些细节却清楚地表明，她本来就是一个堕落的女人。“我在生活上同她结合，这是一个错误，但这事不能怪我，因此我不该受罪。过错不在我，”他对自己说，“过错在她。但她不干我的事。对我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他从小就向往功名。这种向往，他自己并不承认，却十分强烈，以致这种欲望现在同他的爱情发生了冲突。他在社交界和军界的最初几步是成功的，可是两年前他犯了个愚蠢的错误。他想表示他这人独立不羁，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步步升级，竟谢绝了人家向他提供的职位，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得到更高的声誉。可是事实证明，他太自信了，人家从此不再过问他的事。他无可奈何，只得硬充好汉，装得落落大方，仿佛他不生任何人的气，也没有丝毫委屈情绪，只求人家不去干涉他的事，因为他很快乐自在。其实他去年去了一次莫斯科以后，心里就不快活了。他觉得做一个无所不能并且无求于人的人，已没有什么了不起，许多人开始觉得他毫无作为，只是个正直善良的小子罢了。他同卡列宁夫人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倒给他增添了新的光彩，使折磨他的功名心得以暂时平息，可是一星期前它又在他身上觉醒了。跟他同样出身、同一圈子里的童年朋友，又是中等武备学校同届毕业生谢普霍夫斯科依，在学业和体操上，在惹是生非和追求功名上，一向都是他的劲敌，最近从中亚细亚回来。他在那边连升两级，获得了青年将军难得到手的奖章。

他的感觉就像拔掉一只痛了很久的蛀牙。在经受了可怕的痛楚以后，仿佛从牙床上拔掉一样比脑袋还大的东西，他忽然发觉那长期妨碍他生活并且支配他全部注意力的东西不再存在，他又可以照旧生活，思索和关心牙齿以外的事情了。这样的幸福他简直无法相信。卡列宁的感觉就是这样的。这种古怪而可怕的痛楚，如今过去了，他真的又能照旧生活，又能不只考虑妻子的事了。

他一到彼得堡，大家就把他当作初露光芒的一级明星，议论纷纷。他和伏伦斯基又是同学，又是同年，却已当了将军，并且可能获得一个左右政局的要职。伏伦斯基呢，虽然独立不羁，风头很健，并且得到一个绝色女人的爱情，但毕竟只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骑兵大尉。“当然，我并不羡慕也不能羡慕谢普霍夫斯科依，但他的升级提醒我，只要时机成熟，像我这样的人也是可以很快飞黄腾达的。三年前他的地位还跟我一样。我要是退伍，就会葬送自己的前途。留在军队里，就什么也不会丧失。她自己说过，她不愿改变现状。不过，既然我有了她的爱情，就不应该羡慕谢普霍夫斯科依。”他拈着小胡子，慢慢地从桌旁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的眼睛更加闪闪发亮。他觉得心情平静、愉快，这是每当他明确了自己的处境之后所常有的。一切都清楚明了，就像每次处理财务以后那样。他修了面，穿上衣服，洗了个冷水澡，出去了。

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使他心里产生剧烈的创痛。这创痛由于她的眼泪引起他对她的怜悯而加剧了。可是当卡列宁单独坐在马车里的时候，他觉得完全摆脱了这种怜悯以及近来常常折磨他的猜疑和妒忌的痛苦。这使他又惊又喜。

二十一

他们回到家里，他扶她下了马车，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像平日一样彬彬有礼地同她道了别。作为缓兵之计，他说明天将把他的决定告诉她。

“我是来接你的。你今天处理了半天，”彼特利茨基说，“还没有处理完吗？”

安娜从赛马场回来向他坦白了她同伏伦斯基的关系，接着就用双手捂住脸哭起来。卡列宁当时对她虽然十分生气，但还是被她的眼泪弄得心慌意乱。他意识到这一点，意识到在这种时刻流露感情是不合适的，就竭力克制，一动不动，也不望她一眼。他的脸上因此露出死人一般异样的僵硬表情，使安娜感到惊讶。

“处理完了。”伏伦斯基回答，眼睛里露出笑意，小心翼翼地拈着胡子尖，仿佛把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以后，任何粗鲁的动作都会把它破坏似的。

除了卡列宁最亲近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表面极其冷静理智的人，却有一个同他整个性格格格不入的弱点。卡列宁听到或者看到孩子和女人的眼泪，总不能无动于衷。一看到眼泪，他就会手足无措，完全丧失思维能力。他的办公室主任和秘书知道这一点，总是预先关照来上诉的女人千万不要在他面前哭，如果她们不愿坏事的话。“他会生气，这样就不会听您的话了。”他们总是这样说。真的，在这种场合，眼泪往往会破坏卡列宁的情绪，使他突然发起火来。“我可无能为力。请您走吧！”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这样叫嚷。

“你每次处理完事情就像洗过澡一样。”彼特利茨基说，“我从格里茨基（他们那么称呼团长）那儿来，大家都在等你。”

十三

伏伦斯基没有回答，他眼睛看着伙伴，心里却想着别的事。

“不，”他自言自语，“不论这朴实勤劳的生活多么美好，我可不再回来了。我爱她。”

“噢，这音乐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吗？”他留神听着传到他耳朵里的熟悉的管乐器的低音以及波尔卡和华尔兹的乐曲，说，“他们在庆祝什么呀？”

他望望天空，满心希望再看到他刚才欣赏过的珍珠母壳般的云朵，因为这朵云象征着他今天夜里的全部思想和感情。天空中再没有像珍珠母壳一般的东西了。那边，在那高不可攀的空中发生了神秘的变化。珍珠母壳的痕迹也消失了，半边天空像铺着地毯一般，浮动着越来越小的云朵。天空变得蔚蓝而明朗了，但带着同样的温柔和同样的冷漠来回答他询问的目光。

“谢普霍夫斯科依回来了。”

她没有再往外眺望。马车弹簧的声音听不见了，只有铃铛的声音还隐约传来。狗的吠声表明马车已经过了村庄，周围只剩下一片空旷的田野和前面的村子，还有他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单独在荒凉的大路上走着。

“啊！”伏伦斯基说，“我还不知道呢。”

他不会看错的。这样的眼睛天下只有一双。能够把他全部生活的光明和意义集中起来的，天下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她。这个人就是吉娣。他知道她刚从火车站出来，到叶尔古沙伏去。于是在这不眠之夜使列文激动的一切，他所做出的各种决定，一下子都消失了。他嫌恶地回忆起要娶个农家女的梦想。只有在那里，只有在这辆向另一头驰去的马车里，才能解决近来弄得他如此苦恼的生活之谜。

他的眼睛笑得更亮了。

就在这个景象消失的一刹那，她那双恳切的眼睛对他瞧了一下。她认出他来了。一阵惊奇的喜悦使她的脸更加开朗了。

既然伏伦斯基确信爱情就是他的幸福，情愿为恋爱牺牲功名，至少认为自己已经抱定这样的宗旨，他也就不妒忌谢普霍夫斯科依，也不因为他回到团里不先来看他而生气。谢普霍夫斯科依是他的好朋友，这次回来他自然高兴。

马车里，一个老太婆在角落里打瞌睡，窗口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双手拉住白色睡帽的绸带，看来刚刚睡醒。她容光焕发，若有所思，内心充满列文所不熟悉的复杂而细腻的活动，没有看见他，眺望着远方的曙光。

“嘿，我太高兴啦！”

列文只注意到马车，没有想到来的是谁，漫不经心地望了一眼。

团长杰明占用了地主的一座大房子。宾主全部聚集在楼下宽敞的阳台上。在院子里，首先投入伏伦斯基眼帘的是一批站在大酒桶旁边、穿直领制服的歌手，以及被军官们簇拥着的团长强壮快乐的身子。团长走到阳台的第一级上，对站在一旁的兵士做着手势，大声吩咐着什么，声音压倒正在演奏奥芬巴赫的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几名兵士、一个骑兵司务长和几个下士同伏伦斯基一起走到阳台旁边。团长回到桌子旁，拿了一杯酒，又走到台阶上，举杯祝酒说：“为我们的老同事和勇敢的将军谢普霍夫斯科依公爵的健康干杯。乌拉！”

列文冷得瑟缩发抖，眼睛望着地面，急急地走去。“这是什么？有人来了。”他听见铃铛声，抬起头来，想。在四十步开外的地方，一辆顶上载着行李的四驾马车，正沿着野草丛生的大路迎面驰来。那两匹辕马避开车辙紧挨着辕杆，但是斜坐在驭座上的老练马车夫却让辕杆对准车辙，这样车轮就可以在平滑的地方滚动了。

紧接着团长之后，谢普霍夫斯科依手里拿着酒杯，笑嘻嘻地走了出来。

他走出草地，沿着大路向村子走去。吹起了阵阵微风，天空变得阴沉灰暗了。黎明前光明战胜黑暗的阴晦时刻来到了。

“你越活越年轻了，邦达连科。”他对直立在他面前的司务长说。那个司务长已在服第二期兵役，但仍两颊红润，样子很年轻。

“多美呀！”他仰望天空，凝视着那奇异的珍珠母壳般的朵朵白云，想，“在这美好的夜晚一切都是多么美好哇！这种珍珠母壳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刚才我望望天空，那里还什么都没有，只有两片白云。是的，我对人生的看法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改变的！”

伏伦斯基三年没有看见谢普霍夫斯科依了。谢普霍夫斯科依蓄了络腮胡子，显得老成，但风采不减当年。他的相貌和风姿与其说是英俊动人，不如说是温文尔雅。伏伦斯基在他脸上看出的唯一变化，就是焕发着那种一帆风顺而又受到普遍尊重的人所常有的镇定自若的容光。伏伦斯基熟悉这种容光，因此立刻就在谢普霍夫斯科依身上察觉了。

“啊，叫我怎么办呢？我做什么好呢？”他自言自语，竭力想把在这短促的夏夜所产生的思绪理出来。他的思绪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抛弃他过去的生活，抛弃他那毫无用处的知识和教育。这种抛弃使他感到快乐，感到轻松。第二方面是关于他现在所向往的那种生活。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生活的朴实、纯洁和合理，并且相信在这种生活中他能获得他所缺乏的满足、安宁和高尚品德。第三方面是怎样把现在的生活改变成新生活。这些思想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一种是明确的。“娶一个妻子吗？要有一个工作，非有一个工作不可吗？离开波克罗夫斯克吗？再买些田地吗？加入农民村社吗？娶一个农家女吗？我应该怎么办？”他又问自己，但不得要领。“不过，我通夜没有睡觉，头脑不清，”他自言自语，“以后会明白的。但有一点很清楚：我的命运昨天晚上决定了。我原来关于家庭生活的梦想都是荒唐的，不切实际的。事实上，一切都要简单得多，美好得多……”

谢普霍夫斯科依从台阶上下来，看见伏伦斯基。快乐的微笑使他更加容光焕发了。他向伏伦斯基抬抬头，远远地举起酒杯向他致意，同时用这个姿势表示他得先去应酬一下司务长。那位司务长已经伸长脖子，噘起嘴唇等待着接吻。

漫长的一天劳动，在他们身上除了欢乐没有留下什么痕迹。黎明以前万籁俱寂。只听得沼地里不停的蛙鸣和晨雾弥漫的草地上马的嘶声。列文苏醒了，从草堆上爬起来，仰望星星，他知道天快要亮了。

“啊，他来了！”团长叫起来，“雅希文还对我说你心情不好呢。”

跟他坐在一起的老头儿早就回家，人们都走散了。路近的回家去；路远的准备吃晚饭，在草地上过夜。列文没有被人察觉，继续躺在草堆上，观察着，倾听着，思索着。留在草地上过夜的人们，在这短促的夏夜几乎没有睡觉。先是听见一起晚餐时欢乐的谈笑，后来又听见歌声和笑声。

谢普霍夫斯科依吻了吻英俊的司务长湿润娇嫩的嘴唇，又用手帕擦了擦嘴，走到伏伦斯基跟前。

列文一向很欣赏这种生活，一向很羡慕过这种生活的人，可是今天头一次，在他看见伊凡·巴孟诺夫对待年轻妻子的景象以后，他头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要把他如此乏味、空虚、不自然的独身生活变成这种勤劳、纯洁、集体的美好生活，关键全在他自己。

“嘿，我太高兴啦！”他说，握着他的手，把他拉到一边。

有几个农民为干草的事同列文争得很凶，有的被他责骂过，有的想欺骗他，就是这些农民此刻都高高兴兴地向他鞠躬致意，显然一点也没有记他的恨，一点也没有后悔，甚至不记得他们曾经想欺骗他。这一切都淹没在欢乐的集体劳动的海洋里。上帝赐与光阴，上帝赐与力量。光阴和力量又都贡献给劳动，劳动本身就是奖赏。可是为谁去劳动？劳动会产生什么果实？这些事都无足轻重，微不足道。

“您招待他一下！”团长指着伏伦斯基，大声吩咐雅希文。接着就走到兵士们站着的地方。

唱歌的女人们走近列文。他觉得仿佛是一片欢声雷鸣的乌云向他袭来。这乌云越来越近，包围了他。于是他躺着的草堆，还有别的草堆和大车，还有整块草地以及遥远的田野，一切都随着这片夹杂着呼喊、口哨和怪叫的粗野欢乐的歌声的节拍振动着，起伏着。列文羡慕这种健康的欢乐情景，很想参加到这种愉快的生活里去，但是他什么也不会，只有躺着旁观、倾听的份。当载歌载舞的农民消失时，一种因自己的孤独、无所事事和愤世嫉俗而产生的惆怅揪住了他的心。

“你昨天为什么没去赛马场？我还以为可以在那边看见你呢！”伏伦斯基打量着谢普霍夫斯科依说。

草车装好了。伊凡跳下车来，牵住那匹肥壮骏马的缰绳。他的妻子把耙扔在大车上，雄赳赳地摆动双臂，向聚在一起跳轮舞的农妇们走去。伊凡把车拉到大路上，加入干草车的队伍里去。农妇们又把耙掮在肩上，晃动花花绿绿的衣衫，尖声尖气地大声说笑，跟在草车后面。一个女人的粗野嗓子带头唱起歌来，唱到反复的地方，就有四五十个五花八门的嘹亮嗓子，有的粗犷，有的尖细，接下去，从头唱起这首歌来。

“我去是去的，可是迟到了。真该死！”谢普霍夫斯科依回答，接着对副官说：“请您替我平分给大家吧！”

十二

于是他涨红了脸，匆匆地从皮夹子里掏出三张一百卢布的钞票。

列文留神打量着伊凡·巴孟诺夫和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装草。伊凡·巴孟诺夫站在大车上，接收、铺平和踏实大束大束的干草，那是他年轻美丽的妻子递给他的。她先是一大把一大把地抱给他，然后又用叉子灵活地叉给他。她干得轻松、利落、愉快。压实的干草不容易叉起来。她先把草耙松，把叉子戳进去，然后以富有弹性的敏捷动作把全身重量压在叉子上，接着又弓起系着红色宽带的脊背，再昂起身子，挺出她那白围裙下的丰满胸部，灵活地挥动叉子，把一束束干草高高地抛到车上。伊凡显然竭力想使她避免重复劳动，大大地张开双臂接住她抛来的干草，然后把它平铺在大车上。年轻的农妇耙拢最后一些干草，掸掉落到脖子里的草屑，拉正滑到没有晒黑的雪白前额上的头巾，钻到大车底下去捆车。伊凡指点她怎样把绳子系在横木上，听她说了句什么话，哈哈大笑着。在这两口子的脸上洋溢着刚刚觉醒的强烈的青春的爱情。

“伏伦斯基！要吃点东西还是喝点酒？”雅希文问。“喂，拿点东西来给伯爵吃！先喝了这个吧！”

“什么孩子！整整一年啥事也不懂，还怕羞呢。”老头儿回答。“瞧这干草！真正像茶叶一样香！”他想改变话题，又把刚才的话说了一遍。

团长家的宴会持续了好久。

“有孩子没有？”

酒喝了很多。大家把谢普霍夫斯科依抬起来摇荡和抛掷了好一阵。接着又抬起团长来摇荡。然后团长亲自同彼特利茨基一起在歌手们面前跳起舞来。后来团长有点累了，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向雅希文证明俄国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进攻这方面。宴会暂时停了一下。谢普霍夫斯科依走进屋子，到盥洗室去洗手，却在里面看见伏伦斯基。伏伦斯基正在用水冲头。他脱下制服，把汗毛很多的红色脖子伸到龙头底下，用手洗着脖子和头。伏伦斯基洗完了，在谢普霍夫斯科依旁边坐下来。两人坐在长沙发上，展开了一场彼此都很感兴趣的谈话。

“两年多了。”

“我从妻子那儿经常听到你的消息。”谢普霍夫斯科依说，“你常常看到她，我很高兴。”

“成亲了吗？”

“她同华丽雅很好。她们是我在彼得堡高兴会见的仅有的几位妇女。”伏伦斯基笑着回答。他预见到了他们谈话的题目，他对这题目很感兴趣。

“小伙子还不赖。”

“仅有的几位吗？”谢普霍夫斯科依微笑着问。

“多好的小伙子！”

“我也知道你的情况，可不光是通过你的夫人。”伏伦斯基说，脸上露出严肃的神气来制止这样的暗示，“我为你的成功感到十分高兴，但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原希望你取得更大的成功呢。”

“我的小儿子。”老头儿亲切地微笑着说。

谢普霍夫斯科依微微一笑。伏伦斯基这种评语他听了显然很高兴，而且他认为无需掩饰这种心情。

“这是谁呀？你的儿子吗？”列文问。

“我呢，正好相反，老实说，我原来还不敢指望这么多。不过我是高兴的，十分高兴。我爱好功名，这是我的弱点，我承认。”

“最后一车了，老爷！”小伙子勒住马，笑嘻嘻地回过头去，望望那坐在大车上也在微笑的面颊红润的农妇，大声回答，接着又赶车前进。

“如果你没有取得成就，你也许就不会承认了。”伏伦斯基说。

“这是最后一车吗？”他大声问一个站在大车前座上挥动缰绳的小伙子。

“那也不见得。”谢普霍夫斯科依又笑着说，“我不是说，没有这样的成就就活不成，但那太无聊了。当然可能是我错了，但我觉得我干自己所选择的这个行当还是有些才能的，而且不论什么权力落到我手里，总要比落到我认识的一些人手里好些，”谢普霍夫斯科依得意扬扬地说，“因此我掌的权越大，就越是高兴。”

“真是割草的好天气！干草可出色啦！”坐在列文旁边的老头儿说，“简直香得像茶叶，不是干草！就像小鸭子捡起撒给它们吃的谷子一样！”他指指人们正在用草叉装车的一个干草堆说，“午饭后已经运走一大半了。”

“这情况对你也许是这样，但不见得对别人都如此。我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我现在认为不值得光为这个而活着。”伏伦斯基说。

在他的面前，在沼泽后面的河湾上，有一群穿得花花绿绿、快乐地高声谈笑的农妇；松散的干草在嫩绿的草地上很快堆成一排灰色的长条草垛。农民们拿着草叉，跟在妇女后面，把草垛成一个个又宽又高的松软草堆。左边，大车在割过的草地上辘辘滚过，干草被一大叉一大叉地抛起来，草堆一个个消失，变成了一车车芬芳的干草，车上的干草满得一直垂到马尾上。

“对啦！对啦！”谢普霍夫斯科依笑着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听到了你的情况，听到你拒绝了……当然，我是赞成你的行为的。不过，干什么事都有一定的方法。我认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好的，可是你的做法不对头。”

列文在午饭时刻来到那村庄，把马留在他哥哥奶妈的丈夫——他的一个老头儿朋友——家里，再到养蜂场去看这个老农，想从他那儿了解割草的详细情况。巴孟内奇老头相貌端正，喜欢饶舌，高高兴兴地接待列文，陪他参观他的全部产业，详细介绍了他的蜜蜂和今年蜜蜂分群的情况。但是列文问起割草的事，他却含糊其辞，不乐意回答。这就更加证实了列文的猜测。他到割草场去检查干草堆。每堆干草不可能有五十车。为了拆穿农民们的花招，列文吩咐立刻把运干草的大车拉来，运一堆干草到仓库里去。结果一堆干草只有三十二车。不管村长怎样辩解，说干草很松，一堆起来就压实了，也不管他怎样赌咒发誓，列文还是坚持说，干草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分掉了，因此不能按每堆五十车接收。经过好一阵争论，问题解决了，这十一堆干草每堆按五十车计算归农民，东家的一份重新分配。这场谈判和干草的分配一直继续到下午。当分配到最后一批干草时，列文委托账房监督余下的工作，自己坐在用柳枝标出的干草堆上，欣赏着人声鼎沸的草地。

“既然做了也就算了。你知道我这人做事从不后悔。再说我现在也很不错。”

七月中旬，离波克罗夫斯克二十里的列文姐姐地产所在地的村长来见列文，报告农业和割草的情况。他姐姐地产的收入主要靠春季水淹的草地。往年，割下的草是以每亩二十卢布的价钱卖给农民的。列文掌管这份地产后，他观察了割下来的草，发现价值应该高些，就定了每亩二十五卢布。农民不肯出这个价钱。列文还怀疑他们挡掉了其他买主。这样，列文就亲自跑到那里，决定部分用雇工、部分按收成分摊的办法来割草。当地农民千方百计阻挠这种新办法，可是列文坚持这样做，结果第一年草地的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倍。前年和去年农民继续反对，但收割工作还是顺利进行。今年农民按三分之一分成的办法割草，现在村长跑来报告说草已经割完，他怕天下雨，就请了账房，当着他的面分了草，而且已给东家收了十一堆干草。列文问起那块大草地上总共收了多少干草，那个没有征得同意就擅自分了草的村长回答时吞吞吐吐。列文又从一个农民的语气中听出，这次分草有毛病，就决定亲自到那边去检查一下。

“很不错，这是暂时的。你不会就这样满足的。我对你哥哥就不说这种话了。他是个好小子，就像这里的主人一样。哦，他来了！”他又说，同时倾听着“乌拉”的叫喊声，“他很快活，可是你不会就此满足的。”

十一

“我没有说就此满足了。”

他告辞了，她也不再挽留。

“不仅如此，像你这样的人是很需要的。”

列文看见她很不高兴，就竭力劝慰她，说这并不证明有什么不好，凡是孩子都喜欢打架。他嘴里虽这样说，心里却想：“不，我不会装腔作势同孩子们说法语；只要不宠坏孩子，不损害他们的天性，他们就会长得很可爱了。是的，将来我的孩子不会是这样的。”

“谁需要？”

她无法说和考虑别的事情，她不能把她的不幸讲给列文听。

“谁需要？社会需要。俄国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要不然统统都会完蛋。”

喝过茶，列文走到门厅吩咐套车。他回到屋子里，看见陶丽神情激动，脸色阴郁，眼睛里含着泪水。当列文出去吩咐套车时，发生了一件事，一下子把她今天的快乐和因孩子而自豪的情绪粉碎了。原来格里沙和塔尼雅为了争皮球而打起架来。陶丽听见育儿室里的叫声，跑了过去，看见一个不愉快的场面。塔尼雅揪住格里沙的头发，格里沙气得脸色发青，挥动拳头在她身上乱打。陶丽看到这情景，她的心都要碎了，仿佛黑暗笼罩了她的生活：她明白她那么引以自豪的孩子其实都是些极其平凡的，甚至是不好的，教养很差，染有野蛮粗暴习气的坏孩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指别尔特涅夫那个反俄国共产主义者的政党吗？”

列文留下来喝茶，但他已经兴致索然，感到坐立不安了。

“不！”谢普霍夫斯科依因为人家怀疑他这样荒谬而气得皱起眉头，说，“这都是胡诌。这样的胡诌是永远避免不了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共产主义者。但搞阴谋的人总要捏造出一个有害的危险政党来。这是他们的惯伎。现在需要一个像你我这样独立自主的人组成的强大政党。”

“那您还要赶到哪儿去呀？坐一会儿吧。”

“这是为什么呀？”伏伦斯基说出几个当权者的名字。“为什么他们不能算是独立自主的人呢？”

“她为什么要同孩子们说法语？”他想，“这有多别扭，多做作呀！孩子们也感觉到这一点。学会了法语，却牺牲了朴素的语言。”他心里想。他不知道这一层陶丽已反复思考过不知多少次了，但尽管她觉得牺牲了朴素的语言，还是不得不用这种方法来教孩子们。

“因为他们没有独立自主的财产，没有高贵的门第，不像我们这样生下来就接近太阳。他们会被金钱或者恩惠收买。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想出一套理论来。他们宣扬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很有害的理论，目的只是为了取得官邸和俸禄。你看看他们的真实意图，也不过如此。也许我不如他们，我比他们愚蠢，虽然我看不出为什么我就不如他们。不过，至少有一点我们比他们强得多，就是我们不容易被收买。这样的人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

现在他觉得陶丽的家庭和她几个孩子完全不像以前那么可爱了。

伏伦斯基用心听着，但吸引他注意的与其说是谢普霍夫斯科依的话，不如说是他对事业的态度。谢普霍夫斯科依已经在考虑同当权者斗争，并且有他的爱憎，可是他自己在公务上的兴趣，却只限于骑兵连。伏伦斯基也明白，谢普霍夫斯科依思考问题、理解事情的突出能力，他的聪明和口才在他所生活的圈子里是少见的。伏伦斯基在这方面妒忌他，虽然觉得这是可耻的。

女孩子想说，可是忘记法语铲子该怎么说。母亲提示了她，塔尼雅就用法语又问了一遍，铲子在哪里。这使列文觉得很反感。

“这方面我毕竟缺少一样重要的东西，”他回答，“我对权力不感兴趣。以前有过兴趣，但是过去了。”

“我说法语，你也要说法语。”

“对不起，你这可不是真心话。”谢普霍夫斯科依笑嘻嘻地说。

“妈妈，我的铲子在哪儿啊？”

“不，是真心话，是真心话！……现在是这样。”伏伦斯基为了表示真诚，加上说。

“您这人真是太可笑了。”陶丽亲切地凝视着他的脸，重复说，“好，那就算我们根本没谈过这事。塔尼雅，你来做什么？”陶丽用法语问进来的女孩子。

“是的，现在是真心话，这可是另一回事了；但这个现在不是永久的。”

“不，我不来。当然，我并不是要避开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不过我尽量避免因我在场而使她不愉快。”

“也许是的。”伏伦斯基回答。

“您这人真可笑。”陶丽不管列文的激动，带着苦笑说，“是的，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她若有所思地说下去，“那么，等吉娣来了，您不到我们这儿来吗？”

“你说，也许！”谢普霍夫斯科依仿佛猜透了他的心思，继续说，“但我要对你说必定。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想看到你。你的行为是正当的。这一点我明白，但你不应当固执。我只要求你给我行动自由。我并不要庇护你……其实我为什么不能庇护你呢？你庇护过我多少次了！我希望我们的友谊重于一切。是的，”他像女人一样温柔地微笑着对他说，“你给我行动自由，退出你的团，我再悄悄地提拔你。”

“我不知道！”列文跳起来说，“您真不知道您是怎样刺痛了我的心哪！好比您死了一个孩子，人家还要对您说：他是一个多好的孩子啊，他理应活下去呀，您看到他会多高兴啊！可是事实上，他死了，死了，死了……”

“但你要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伏伦斯基说，“但求一切保持原状。”

“我只想再说一句：您要明白，她是我的亲妹妹，我爱她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不说她爱您，我只想说，她当时的拒绝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谢普霍夫斯科依立起身来，面对他站着说：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冷冷地说，“我珍重您对我的信任，但我想您误会了。不过，不管我做得对不对，您那么蔑视的自尊心却使我不可能去想卡吉琳娜·阿历山德罗夫娜，说实在的，绝对不可能。”

“你说但求一切保持原状。我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但你听我说：我们的年纪相同，也许你认识的女人比我多。”谢普霍夫斯科依的微笑和姿势表示，伏伦斯基不用害怕，他会小心翼翼地轻轻接触他的痛处的。“但是我结过婚了，你可以相信我。正像谁说过的那样，你只要了解一个你所爱的妻子，你就比认识几千个女人更了解女人。”

列文想起了吉娣的回答。她当时说：“不，这不可能……”

“我们马上就来！”伏伦斯基对那个向屋子里张了一眼并请他们到团长那儿去的军官大声说。

“唉，自尊心哪自尊心！”陶丽说，仿佛自尊心是女人所理解的感情中最卑下的一种，因此很蔑视它。“当时您向吉娣求婚，她正好无法回答您。她犹豫不决。犹豫的是：要您还是要伏伦斯基。当时她天天都看到他，却好久没有看到您了。要是她年纪大一些，要是我处在她的地位，就不会犹豫了。我一向对他很反感。事情也就这样完啦。”

伏伦斯基此刻很想听下去，想知道谢普霍夫斯科依还要对他说些什么。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衣服或者别的什么商品是这样选择的，可爱情不是。选择定了就好了……可不能反复哇。”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女人——这是男子事业上的一大绊脚石。爱上一个女人，又要做一番事业，这很难。既要避免障碍又要随心所欲地爱一个女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怎么把我的想法说给你听呢？”爱好打比喻的谢普霍夫斯科依说，“等一等，等一等，有了，这好比背上有包袱，却要腾出双手来工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包袱绑在背上。这就是结婚。我结了婚，就有这样的体会。我的双手一下子腾出来了。但要是不结婚而背着这样的包袱，你的一双手就腾不出来，你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你看看马桑科夫，看看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因为女人而毁了前程。”

“是啊，她在我和伏伦斯基之间做了选择。”列文心里想。希望在他的心里复活，接着又死去了，只是痛苦地揪着他的心。

“那是什么样的女人！”伏伦斯基想到同这两个人搞上关系的法国女人和女演员，说。

“反正等到你们的爱情成熟了，或者在两个对象中选定了一个，你们就去求婚。可是人家不会去问一个姑娘。即使希望她自己选择，她也不可能选择，她只能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

“女人的社会地位越巩固，情况就越糟。好比你不光是用双手背着包袱，而是先要从别人手里把它夺过来。”

“嗯，情况并非完全这样。”

“你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伏伦斯基低声说，眼睛瞪着前方，心里想着安娜。

“不，心里想法是有的，可是您要明白：你们男人看上一个姑娘，就找上门去，去接近她，观察她，看看她是不是您的意中人，等到您确信您爱她时，就去求婚……”

“也许是的。但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话。再说：女人总是比男人更讲究物质。我们把恋爱看得很伟大，她们却总是很实际。”

“是的，如果心里没有明确的想法……”

“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他对进来的跟班说。其实跟班并不是像他所想的那样来请他们去。跟班交给伏伦斯基一封信。

“是的，我现在全明白了，”陶丽继续说，“这一点您是不会了解的；你们男人自由自在，可以任意选择对象，你们自己总是很清楚，爱的是谁。可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她总是那么害羞，她只能远远地看着你们男人，听到什么话都只好相信，而且一个姑娘往往还感到她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是仆人从培特西公爵夫人那儿给您带来的。”

那种原以为已经消逝的感情逐渐复活，控制了列文的心。

伏伦斯基拆开信，脸刷地红了。

“如果说我以前不喜欢您，”陶丽说，眼睛里洋溢着泪水，“如果说我以前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您……”

“我有点头痛，我要回家了。”他对谢普霍夫斯科依说。

“我请求您，我请求您，这事我们不要再谈了！”他一面说，一面坐下来，觉得被埋葬了的希望又在他心里翻腾起来了。

“哦，那么再见了。你给我行动自由吗？”

“不，等一下！”她抓住他的袖子说，“等一下，再坐一会儿。”

“我们以后再谈吧，我会在彼得堡找到你的。”

“啊，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请您原谅我！”他站起来说，“我走啦！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再见。”

二十二

“可是她这个可怜的人，我真替她难过。现在我了解您了。”

已经五点多钟了，为了能及时赶到那里，并且不用大家都认识的马，伏伦斯基坐上雅希文的出租马车，吩咐车夫拼命快跑。这辆四座老式马车很宽敞。他坐在角落里，两腿搁到前座上，沉思起来。

她打断了他的话：

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的财务已处理好了，模模糊糊地回想到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他的友谊，还夸奖他是个有用的人才，还有最重要的事——期待眼前的幽会，这一切都溶合成生活的全部欢乐。这种心情是那么强烈，他不由得笑了。他放下两腿，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用手抱住，又摸摸昨天从马上掉下来摔坏的富有弹性的小腿。接着身子向后一仰，深深地舒了几口气。

“也许是吧，”列文说，“但是……”

“好哇，真好哇！”他自言自语。以前他对自己的身体也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可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珍爱自己，珍爱自己的身体。他那强壮的腿稍微有点疼痛，他觉得很愉快；他深呼吸时胸部肌肉抽动，他也觉得很愉快。这晴朗而带点凉意的八月天气，使安娜感到心灰意冷，却使他觉得精神振奋，连刚才用水冲洗过的脸和脖子也感到爽快。在这户外的新鲜空气里，他觉得小胡子上搽过的润发油香得特别舒服。他从马车窗口望见的一切，在带有凉意的澄澈空气里的一切，在淡淡的夕阳下都显得像他一样健康、愉快和精神。在落日的余晖里闪耀着的屋顶，围墙和屋角的清楚轮廓，偶尔出现的行人和马车，一片宁静碧绿的树木和青草，种着马铃薯的畦沟整齐的田野，以及房屋、树木、灌木和马铃薯畦投下的斜影，一切都很美，就像一幅刚画好、上过光的风景画。

“我老实对您说吧，”陶丽说，“我非常、非常可怜她。您痛苦的只是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快一点，快一点！”他把头伸到窗外，对马车夫说。接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三卢布钞票，塞到回过头来的马车夫手里。马车夫的手在车灯旁边摸索了一下，于是响起了呼呼的扬鞭声，马车就在平坦的大路上飞驰起来。

“我最后一次去你们家那一天。”

“除了这幸福，我什么，什么也不需要！”他眼睛盯着车窗之间的骨制铃钮，回忆着最近一次看到的安娜的模样，心里想。“我越来越爱她了。哦，傅列达官邸别墅的花园到了。她现在在哪里？在哪里？她怎么样？为什么她要约我在这里见面？为什么她要在培特西的信里附上一笔呢？”他直到现在才考虑这问题，可是已经没有时间了。马车还没有驶进林荫道，他就命车夫停车。接着不等车停住，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来，走进通房子的林荫道。林荫道上一个人也没有；可是他向右边看了一眼，立刻就看见了她。她脸上遮着面纱，但他神魂颠倒地用目光捉住她那独特的步态、倾斜的肩膀和头部的姿势，他的全身立刻像通过了一股电流。他又兴奋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从两腿富有弹性的动作，直到肺部的呼吸。他的嘴唇微微哆嗦起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她走到他跟前，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我已经告诉您了。”

“我请你来，你不生气吧？我非找到你不可。”她说。他透过面纱看见她紧闭嘴唇的严肃神气，心情立刻变了。

“我原先只知道发生了一件使她很痛苦的事，但她请求我再不要提起那件事。既然她没有告诉我，那她也决不会对别人说的。你们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您告诉我吧。”

“我，我会生气！你怎么来的，要到哪儿去？”

“噢，那您现在知道了。”

“这没关系，”她说，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来吧，我要跟你谈谈。”他明白出了什么事，这不是一次欢乐的幽会。他在她面前不知所措；他还不知道她惊慌的原因，却感到这种情绪已经不知不觉传染给了他。

“嗳，这一层您可错了。这事我确实不知道，虽然也猜想过。”

“什么事？什么事？”他问，用臂肘夹紧她的手臂，努力想从她的脸色上看出她的心事来。

“因为这件事人人都知道了。”

她默默地走了几步，竭力振作起精神来，接着忽然站住了。

“为什么您认为我会知道呢？”

“我昨天没有告诉你，”她急促地喘着气，开始说，“我同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一起回家，我把一切都告诉他了……我说我不能再做他的妻子……我什么都说了。”

“您总知道，我去求过婚，但被拒绝了。”列文说。刚才他对吉娣还满腔柔情，这时却因为觉得受到了侮辱而愤恨起来。

他听着她说，不由得整个身子都向她倾侧过去，仿佛这样可以减轻她处境的痛苦。但她刚说了这几句话，他立刻就挺直身子，脸上露出高傲和严厉的神气。

“我知道什么呀？”

“是的，是的，这样更好些，好上一千倍！我明白这在你是多么痛苦！”他说。

“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他说，脸一直红到头发根，“我简直弄不懂，像您这样好心肠的人，怎么会没发觉这一层。您怎么一点都不同情我，当您知道……”

但她并没有听他的话，她琢磨着他脸上的表情。她看不出他心中首先出现的念头：如今一场决斗无法避免了。其实她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出现过决斗的念头，因此她对他脸上刹那间的严厉神气，做了别的解释。

“不，您生气了。您在莫斯科的时候，为什么不到我们家来，也不到她们那边去呢？”

她接到丈夫的信以后，心里明白一切都会照旧不变，她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的状况，抛弃儿子，同情人结合在一起。在培特西公爵夫人家里过了一个早晨，更加强了这种想法。但这次约会对她来说还是极其重要的。她希望这次约会将改变他们的处境，将会拯救她。假如他听到这消息，果断地、热情地、毫不迟疑地对她说：“抛弃一切，跟我走！”她会抛下儿子，跟他一起跑掉的。可是这消息并没在他身上激起她所预期的变化，他只是好像受到了什么侮辱。

“我？我没有生气。”列文说。

“我一点也不觉得痛苦。这是必然的事，”她恼怒地说，“你看……”她从手套里拉出丈夫的信。

“您听我说，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陶丽脸上露出善良而带有几分嘲弄的微笑，说，“您为什么生吉娣的气呀？”

“我明白，我明白！”他接过信，打断她的话说，但没有看信，竭力安慰她，“我只有一个愿望，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打破这种局面，为你的幸福献出我的一生。”

“啊，那太好了，我真高兴！”列文说。当他说这话并且默默地瞧着她的时候，陶丽觉得他脸上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可怜神气。

“你对我说这话做什么？”她说，“这一层难道我还会怀疑吗？要是我怀疑……”

“感谢上帝，她完全复原了。我从来就不相信她会有痨病。”

“谁来了？”伏伦斯基突然指着迎面走来的两个女人说，“万一她们认识我们呢，”他慌忙拉住她，拐到旁边一条小路上。

“她的身体好一点吗？”列文激动地问。

“唉，我不在乎！”她说。她的嘴唇哆嗦起来。他觉得，她的眼睛带着异样的愤恨从面纱底下看着他。“我说问题不在这儿，这一层我不会怀疑的；可是他写信给我说些什么，你看看吧。”她又站住了。

“吉娣写信给我，说她现在最希望的是孤独和安静。”陶丽沉默了一会儿，说。

又像最初一刹那听到她同丈夫决裂的消息时那样，伏伦斯基一面看信，一面不知不觉又想到他同那个被侮辱的丈夫之间的关系。现在，他手里拿着他的信，不由得想象着早晚总会收到的挑战书，想象着决斗的场面，那时他将像现在一样脸上露出冷淡而高傲的神气，向空中开一枪，然后面对着被侮辱的丈夫的枪弹。这当儿，他的头脑里又闪过了刚才谢普霍夫斯科依对他说的话，以及他自己早晨的想法——最好不要使自己受到束缚，但他知道这想法是不能告诉她的。

十

他一面看信，一面抬起眼睛来看她。他的眼神里没有果断的表情。她立刻看出，这件事他早就想过了。她知道，不论他对她说什么，他都不会把他的全部想法告诉她。她明白，她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这不是她所期待的局面。

她靠了马特廖娜的帮助，已经把家务安排得妥妥帖帖了。她不愿作任何变动，再说她也不相信列文的农业知识。说母牛是制造牛奶的机器，她是怀疑的。她觉得这种理论只会妨碍农业。她觉得这一切其实要简单得多：只要像马特廖娜说的那样，给花牛和白肚牛多喂一点饲料和饮料，不让厨子把泔脚拿去喂洗衣妇的母牛就是了。这道理很清楚。至于说到面粉饲料和草类饲料的理论，那是靠不住的，听不懂的。不过，最主要的是她想谈谈吉娣的事。

“你看他算是一种什么人，”她颤声说，“他……”

“是的，不过这些事得有人照料，可是叫谁来照料呢？”陶丽垂头丧气地回答。

“请你不要见怪，这样我倒觉得很高兴。”伏伦斯基打断她的话，“看在上帝分上，让我把话说完，”他继续说，眼神要求她让他说明他的意思，“我很高兴，因为事情不可能，决不可能像他所想的那样维持原状。”

他嘴里这样说，心里却极想听听有关吉娣的详细情况，但又怕听到。他怕的是他心里好容易才平静下来，这一回又要被破坏了。

“为什么不可能啊？”安娜噙着眼泪说，显然已不再重视他说的话了。她觉得她的命运已经定了。

列文为了改变话题，就跟陶丽大谈养牛之道，指出一头母牛就是一架把饲料加工成牛奶的机器，等等。

伏伦斯基本来想说，只要举行一场他认为无法避免的决斗，这种局面就不会再继续下去，但他说了别的话。

“哦，那么让我看看您的牛。要是您答应，我来指点指点怎样喂饲料。关键在于饲料。”

“不可能再这样继续下去。我希望你现在就离开他。我希望，”他感到困惑，脸也红了，“你能允许我来安排和考虑我们的生活。明天……”他刚开始说。

“不，谢谢您。我们全安排好了。”

她不让他把话说完。

“真的吗？”他涨红了脸说，接着为了改变话题又说，“那么，给您送两头母牛来好吗？如果您一定要算钱，那就每个月付给我五个卢布，只要您不怕难为情。”

“那么儿子呢？”她叫道，“你看到他信上的话吗？他要把他留下，我可不能也不愿这样办。”

“您知道吗？吉娣要到这儿来同我一起过夏天。”

“可是，看在上帝的分上，究竟怎么好呢？把儿子留下还是继续过这种屈辱的生活？”

午饭以后，陶丽同列文坐在阳台上谈天，谈到了吉娣。

“谁过屈辱的生活？”

在这乡下，同孩子们和他所喜欢的陶丽在一起，列文不禁产生了孩子般快乐的心情。陶丽特别喜欢他这种心情。列文一面同孩子们跑步，一面教他们体操，又用他的蹩脚英语逗得古里小姐咯咯发笑。他还把他在乡下的情况讲给陶丽听。

“所有的人，尤其是你自己。”

母亲看到他那灵活有劲、小心翼翼而过分紧张的动作，放心了。她望着他，脸上露出快乐而赞许的微笑。

“你说屈辱的……不要这样说吧。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已没有什么意思了，”她颤声说。她现在不要听他的假话。她心中只剩下他的爱情，她要爱他。“你要明白，自从我爱上你那天起，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对我来说天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的爱情。只要有了它，我就觉得自己很高尚，很坚强，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事是屈辱的。我以我的处境自豪，因为……我自豪的是……自豪的是……”她说不出她自豪的是什么。羞耻和绝望的眼泪把她哽住了。她停住脚步，放声痛哭起来。

“您不用害怕，您不用害怕，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列文一面说，一面快乐地向她微笑，“我不会摔倒，她也不会掉下来的。”

他也感到喉咙里有一样东西哽住，他的鼻子发酸，生平第一次觉得想哭。他说不出究竟什么事使他这么感动，他可怜她，但他觉得又无法帮助她，并且知道他是造成她不幸的原因，他做了错事。

孩子们不大认得列文，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他，但他们看见他并不觉得畏怯和嫌恶——孩子们遇到装腔作势的大人往往会产生这种古怪的感觉，而且感到难受。不论在什么场合，装腔作势也许能欺骗最精明老练的大人，但你即使掩饰得再巧妙，也仍然骗不过一个最迟钝的孩子。列文身上纵然有缺点，他却从不装腔作势，因此孩子们很喜欢他，就像他们从母亲脸上看出她对他的感情那样。听到他的邀请，两个大孩子立刻跳下车来，同他一起奔跑，就像他们同奶妈、古里小姐或者母亲一起奔跑那样。莉莉也要求到他那里去，母亲就把她交给他；他就让她坐在肩上，掮着她跑。

“难道不能离婚吗？”他有气无力地问。她摇摇头，没有回答。“难道不能带着儿子离开他吗？”

“不，我要走走。孩子们，谁愿意同我一起跟马赛跑哇？”

“是啊，但这一切要由他决定。现在我得到他那里去了。”她冷冷地说。她认为，一切都将维持原状的预感并没有欺骗她。

“您请上车吧，我们这里可以挤一下。”她对他说。

“礼拜二我就要回彼得堡，一切都会解决的。”

“嗳，不！”陶丽说，“开头是有点不方便，亏得我这位老保姆，如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了。”她说着指指马特廖娜。老保姆知道在说她，快乐而亲切地对列文微微一笑。她认识列文，知道他是小姐的理想对象，很希望这桩婚事能够成功。

“是的，”她说，“这事我们不要再谈了。”

“当然，我明白，”列文说，“这只是说您想看看我，我也很高兴看到您。当然，我能想象，您这位城里太太一定觉得这里太不文明了。要是您有什么需要的话，我愿意为您效劳。”

安娜打发到傅列达花园门口来接她的马车已经到了。安娜同他告了别，乘车回家。

“是的，他来信说您搬来了，他想您会答应让我来帮您点儿忙的。”列文说。这话他一出口，立刻感到尴尬，连忙住了口，默默地跟着马车一起走。他摘下菩提树的嫩芽，放在嘴里咀嚼。他觉得尴尬，因为他猜想，这种本来应该由丈夫做的事情，现在却要外人来帮助，陶丽会不愉快的。奥勃朗斯基拿自己的家务事去麻烦别人，这种作风陶丽确实很不喜欢。她也立刻明白，列文懂得这一层。就因为列文懂得这种细致的感情，陶丽才特别喜欢他。

二十三

“斯基华给您写信了吗？”陶丽惊奇地问。

星期一是“六月二日委员会”的例会。卡列宁走进会议厅，照例同主席和委员们一一问好，这才一手按住给他准备好的文件，在他的座位上坐下来。在这些文件中有他所需要的材料和他准备做的声明提纲。其实他并不需要材料。一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无需背诵他要说的话。他知道，到了时候，当他看见政敌徒然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表情时，他的演说就会滔滔不绝地脱口而出，比他现在能够准备的更出色。他觉得他的演说内容是那么重要，句句话都意味深长。不过，在听例行报告时，他也会现出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气。瞧着他那筋脉毕露的白手，那么斯文地用长长的手指抚摸着面前白纸的两边，瞧着他那露出倦容的头微微侧向一边，谁也不会想到马上就会从他的嘴里滔滔不绝地吐出一些话来，引起轩然大波，促使委员们叫嚣和对骂，弄得主席不得不起来维持秩序。等报告一结束，卡列宁就用平静而尖细的嗓子宣布，关于处理非俄罗斯人的问题，他也有些意见要发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他身上。卡列宁咳清喉咙，眼睛不看他的政敌，但像平时发言一样，选定坐在他面前的第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里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的小老头——作为视线的对象，开始叙述他的意见。当他谈到实质性问题时，他的政敌就跳起来反驳。这个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斯特列莫夫也被触怒，和他辩论起来。于是会议上就发生了一场风波，但卡列宁胜利了，他的建议通过了。成立了三个新的委员会。第二天，在彼得堡一定的圈子里都在纷纷谈论这次会议。卡列宁的成功甚至超过他的预料。

“您高兴见到我，却不让人家知道您在这里。我哥哥住在我那里。我收到斯基华的信，才知道您到乡下来了。”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卡列宁醒来以后得意扬扬地想到昨天的胜利。当办公室主任想讨好他，把听到的有关委员会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想装得若无其事，但还是忍不住微微笑了笑。

“啊，我见到您真高兴！”她向他伸出手去说。

卡列宁同办公室主任一起研究公务，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规定安娜回来的日子，因此当仆人走来向他报告她来到时，他感到惊讶和不快。

“您简直像只母鸡，达丽雅·阿历山德罗夫娜。”

安娜一早就到达彼得堡。根据她的电报，派了马车去接她，因此卡列宁不会不知道她的来到。但她到家的时候，他没有出来迎接她。仆人告诉她他还没有出门，正在同办公室主任谈公事。她吩咐仆人告诉丈夫她已经来了，随即走进自己的房间，一面动手解开行李，一面等他进来。可是过了一小时还不见他来。她借口安排家务走到餐室，故意大声说话，希望他会过来，可是他没有来，虽然她听见他把办公室主任送到门口。她知道他照例很快就要去上班，她很想在他出去以前看到他，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明确下来。

他一看见她，眼前就浮现出他想象中的未来家庭生活的画面。

她在大厅里来回走了一会儿，断然向他那里走去。她走进他的书房，看见他穿着一身文官制服，显然就要出门，但他坐在小桌子旁边，双臂搁在桌上，眼睛无精打采地瞪着前方。他还没有看到她，她就先看到他。她看出他在想她的事。

陶丽往前一望，看见了列文熟悉的身材，他戴着灰色帽子，穿着灰色大衣，向他们迎面走来。她感到很高兴。她一向高兴看到他，这会儿，在她开心的时候看到他，就格外高兴。再没有人比列文更能赏识她的人品了。

他一看见她，想站起来，但又改了主意，接着他的脸刷地红了，这是她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他迅速地站起来，迎着她走来，没有看她的眼睛，却朝上看看她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她面前，拉住她的手，请她坐下。

“有位老爷来了，大概是波克罗夫斯克的老爷。”

“您回来了，我很高兴。”他在她旁边坐下，说。他显然还想说些什么，嗫嚅了一下。他几次想开口，可是说不出来……她原来想好这次见面要奚落他责备他，但现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而且可怜起他来了。这样沉默了好一阵。“谢辽查身体好吗？”他问，但不等回答又继续说，“我今天不在家里吃午饭，我现在就要走了。”

当陶丽头上包着围巾，由那群刚洗过澡、头发湿漉漉的孩子簇拥着，乘车回家去的时候，车夫说：

“我要到莫斯科去。”她说。

九

“不，您回来了，这很好，很好！”他说了一句，又停住了。

陶丽简直不愿离开这些农妇，因为同她们谈话实在太有趣了，她同她们的趣味实在太一致了。陶丽最高兴的是，她清楚地看到，这些农妇都很羡慕她有这许多孩子，而且他们又长得这样可爱。她们使陶丽感到好笑，却使那个英国女人生气，因为她成了她们哄笑的对象。她衣服穿得最慢，有一个年轻的农妇眼睛一直盯住她。当她穿第三条裙子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农妇忍不住评论说：“哎，穿了一条又一条，简直穿不完了！”她这样一说，引得大家都哈哈笑起来。

看到他没有力量开口，她就先开口了。

接着谈到了陶丽最关心的问题：分娩的情况怎样？婴儿得过什么病？丈夫在哪里？是不是经常回家？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她凝视着他说，并没有在他盯住她头发的执拗目光下垂下眼睛，“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但我还是和以前一样，和那天对您说的一样。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不能够作什么改变。”

“我们的习惯要喂三个斋期……”

“我并没有问您这个，”他突然坚决而愤恨地直盯住她的眼睛说，“我料到会这样。”在愤怒之下，他显然又恢复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不过，正像我上次对您说过，又在信里写了的那样，”他声音尖锐地说，“我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并不需要知道这个。这事我不加过问。做妻子的并非个个都像您这样贤惠，会这么急急忙忙地把如此愉快的消息告诉做丈夫的。”他特别强调“愉快的”三个字。“在社会上没有知道这事以前，在我的名誉没有受到损害以前，我对这事可以不加过问。因此我只是警告您，我们的关系应该维持原状，只有在您自己毁坏自己的名誉的情况下，我才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

“你喂奶怎么喂得这么长啊？”

“但我们的关系不可能维持原状。”安娜怯生生地说，恐惧地瞧着他。

“两岁。”

她又看见他那种镇定自若的姿态，那种像小孩子一样尖的嘲弄声音，她对他的嫌恶又压倒了对他的怜悯，她只感到害怕，但无论如何她要明确她的地位。

“她多大了？”

“我不能再做您的妻子了，既然我……”她刚刚开口。

“本来有四个，现在只剩下两个了：一男一女。女儿今年春上才断了奶。”

他恶毒而阴冷地笑了起来。

“那么，你有孩子吗？”

“准是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您的思想。我既很尊敬您，又很轻视您……我尊敬您的过去，我轻视您的现在……您对我的话的理解离开我的原意很远。”

“是吗！”

安娜叹了一口气，垂下头来。

“没有，他才三个月呢。”陶丽得意扬扬地回答。

“不过，我不能理解，像您这样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情绪激动地说下去，“竟会对丈夫坦率说出自己的不贞，却不觉得这有什么不体面，仿佛您认为妻子忠于丈夫倒是不体面似的。”

“瞧你，她们也给你洗澡了。”另一个对着婴儿说。

“阿历克赛·阿历山德罗维奇！您要我怎么样？”

“是啊，她生过病。”

“我要我不至于在这里遇见那个人，要您的行为不至于使社会和仆人对您有闲话……要您不再同他见面。这看来不算过分吧。这样您就可以享受一个规矩妻子的权利，而不履行一个规矩妻子的义务。我要对您说的就是这一些。现在我得走了。我不回家吃饭。”

“啊呀，你真是个小美人，像砂糖一样白，”一个农妇欣赏着塔尼雅，摇摇头说，“就是太瘦了……”

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安娜也站了起来。他默默地点了点头，让她先走。

有一半孩子已穿好衣服。这时候有几个出来采药草的农妇，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到洗澡的地方，怯生生地站住了。马特廖娜叫住了一个，要她把掉在水里的浴布和衬衫拿去烘干。陶丽同农妇攀谈起来。那些农妇开头都捂着嘴笑，没有听懂她问的话，但不多一会儿胆子大了，开始说话，并且由于对孩子们表示了真心的叹赏，使陶丽对她们发生好感。

二十四

照顾这些孩子，不让他们调皮捣蛋，可费劲呢；要记住从各人身上脱下的袜子、裤子和鞋，解开又系上带子和扣好纽扣，也很麻烦，但陶丽自己一向喜欢洗澡，认为洗澡对孩子们的健康很有益处，因此觉得没有比同孩子们一起洗澡更快乐的事了。检阅一双双胖鼓鼓的腿子，给他们穿上长袜，把他们光溜溜的小身体抱在怀里，再浸到水中，同时听着他们又惊又喜的尖叫；看着这些气喘吁吁的小天使，浑身淌着水，睁着一双双惊奇而快乐的眼睛，她觉得有说不出的快乐。

列文躺在草堆上过的一夜，并不是虚度的。他经营的农业使他产生反感，已经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致了。尽管是丰收的年景，但像今年这样遇到这么多挫折，他同农民之间发生这么多争执，那是从来没有过的，至少他觉得从来没有过。发生这些挫折和争执的原因，现在他完全明白了。他在工作中所尝到的乐趣，他通过劳动同农民的接近，他对他们、对他们生活的羡慕，他想过那种生活的愿望——这种愿望那天夜里对他已经不是梦想，而是计划，实行这个计划的详细办法他都考虑过了——这一切都大大改变了他对自己所经营的农业的看法，使他再也没有原来那样的兴致了。而且，他也不能不看到作为这个事业的基础的他同劳动者之间的不愉快关系。一群像巴瓦一样的良种母牛，全部耕过的肥沃土地，九块用灌木围住的平坦耕地，九十亩施过基肥的田地，几架条播机，等等——这一切都很优越，如果这些活儿是他自己或者他和同情他的人一起干的。可是现在他清楚地看到（他正在写一部有关农业的书，说明农业的主要因素是劳动者，这对他是很有帮助的），他所经营的农业只是一场他同劳动者之间的残酷而顽强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他那方面，自始至终要求努力把农活做得尽善尽美，而另外那方面，则是一切听其自然。在这场斗争中他还看到，他这方面是竭尽努力，而那一方面却是毫不出力，甚至毫无要求，结果工作做得对谁都没有好处，只白白糟蹋了很好的农具、很好的牲口和土地。最糟糕的是，不仅完全浪费了花在这方面的精力，而且现在，当他明白了这工作的意义以后，他不能不感觉到，他花费这些精力的目的也是毫无价值的。说实在的，他们之间在斗些什么呢？他竭力争取每一个小钱（他不得不争取，因为只要稍稍放松，他就没有足够的钱来偿付劳动者的工资），他们却坚持工作要轻松愉快，也就是像他们所习惯的那样。从他的利益出发，每个劳动者应该尽量多干活，应该经常留心，不要损坏播种机、马拉耙、打谷机，应该经常想到他在干什么；可是劳动者却希望工作尽可能轻松愉快些，多休息休息，尤其要紧的是要无忧无虑，不动脑筋。今年夏天，列文到处看到这样的情景。他挑定了长满野草和艾蒿的坏田，叫人在那里割苜蓿做干草，可他们总是割那些留种的好苜蓿田，借口是管家叫他们割的，还安慰他说，干草一定很出色，但他知道，他们这样做只是由于这些田割起来省力些。他派了一架翻草机去翻草，可是没有翻动几排草就坏了，因为农民坐在驭座上，看着巨大的机翼在头上挥动，觉得气闷，没有管好。他们对他说：“老爷，您不用操心，婆娘们马上就会把它翻好的。”几架犁都损坏不能用了，因为农民在掉头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把犁头升起来。这样既折磨马匹，又毁坏田地，可是他们还叫列文不用担心。马随意闯进小麦田，因为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当守夜人。农民们违反列文的吩咐，还是轮流值夜，结果凡卡在白天干了一天活以后，在值夜时睡着了。他表示悔恨说：“随您怎么处分好了。”三头最好的小牛胀死了，因为把它们放到再生的苜蓿田里，又不给它们水喝。他们还怎么也不相信，小牛是吃苜蓿吃得太多胀死的，还说什么有个邻居三天之内就倒毙了一百十二头牲口。这种种事故的发生，并非因为有谁对列文或者他的农场怀恨在心；正好相反，他知道大家都很爱戴他，认为他这个老爷没有架子（这是最高的颂扬）。至于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故，只因为他们希望干活轻松愉快，无忧无虑。他的利益，他们不但不关心，不理解，而且肯定同他们最公正的利益相对立。列文早就不满于自己对待农业的态度。他看到他的小船漏水，但他并没有去找寻漏洞，也许是故意欺骗自己吧。如今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他所经营的农业，不仅不能吸引他，而且使他觉得厌恶。他再也干不下去了。

随后他们来到河边，把马拴在桦树下，就下去洗澡。车夫杰仑基把不断摆动尾巴驱逐苍蝇的马拴在树上，自己在草地上躺下来，在桦树荫下抽烟斗；从浴场那边不断传来孩子们欢乐的尖叫声。

再说，吉娣现在离开他只有三十里，他想看到她，但又看不到。当他在她家的时候，陶丽曾经请他再去，去向她重新求婚。她还向他暗示，妹妹现在会接受他的求婚的。列文自从再次看见吉娣以后，自己觉得还是爱她的，但他不能到奥勃朗斯基家去，因为知道她在那里。他向她求婚而遭到拒绝，这件事就成了他们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不能因为她不能成为她所爱的男人的妻子，就要求她做我的妻子。”他自言自语。这种想法使他对她变得冷淡和充满敌意了。“如今我同她说话不能不带责备的语气，看见她不能没有气，她也只会更加恨我，这是一定的。再说，在陶丽对我说了这番话以后，我怎么能再上她们家去呢？难道我能装作不知道她告诉我的情况吗？我去就要装得宽宏大量，原谅她，饶恕她。我要在她面前扮演一个饶恕她、把爱情恩赐给她的角色！……陶丽为什么要对我说这番话呢？我要是在无意中看见她，一切就很自然，可是现在已经办不到了，办不到了！”

他们采了满满一篮蘑菇，连莉莉都找到了桦树菌。以前总是古里小姐先找到，再指给她看，可是今天她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桦树菌，引得大家都欢呼起来：“莉莉找到了大蘑菇！”

陶丽给他送来一封信，要他借一副女式马鞍给吉娣。“我听说您有马鞍，”她在信里写道，“我希望您亲自把它带来。”

新衣服都脱下来了，给女孩子们换上短衫，男孩子们换上旧上装，还吩咐预备好马车——使管家懊恼的是他那匹棕色马又被套上车了——出去采蘑菇和洗澡。育儿室里响起一片欢腾的尖叫声，直到他们出发才停止。

这可实在使他忍无可忍了。一个聪明体贴的女人怎么可以这样贬低自己的妹妹！他写了十次字条，都撕掉了，最后就不附回信，派人把马鞍送去。写信说他会去，那不行，因为他不能去；写信说他不能去，因为有事没工夫或者要出门去，那就更糟。他把马鞍送去不写回信，又觉得做了一件丢脸的事。第二天，他把感到厌烦的农事交托给管家，自己动身到遥远的苏罗夫斯基县去拜访他的朋友史维亚日斯基。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附近有一些大鹬繁殖的沼泽，他不久前写信给列文，要他履行很早答应的到他家小住的诺言。苏罗夫斯基县大鹬出没的沼泽早就吸引列文了，但他因为农忙一再延期没去。现在他很高兴远远离开谢尔巴茨基家，尤其是摆脱他的农活去打猎，因为在他心里烦恼的时候，打猎是最好的消遣。

“我的妈呀！一件雪白的新衣服哇！塔尼雅！格里沙！”母亲说着，竭力想保住塔尼雅的连衫裙，但眼睛里含着泪水，脸上浮起幸福的微笑。

二十五

他们看见母亲来了，吓了一跳，但仔细察看她的脸色，懂得他们做得对，就笑起来。他们嘴里鼓鼓地塞满馅饼，双手擦着微笑的嘴唇，把他们容光焕发的脸涂满眼泪和果酱。

到苏罗夫斯基县去既没有铁路，也没有驿车。列文就乘自备的老式四轮马车前去。

塔尼雅先是因为怜悯格里沙，后来又因为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高尚，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她并没有拒绝吃她的一份点心。

半路上，他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停下来喂马。一个红光满面的秃头老农，留着宽阔的两颊上已发白的红棕色大胡子，出来开门。他靠在门框上，让这辆四轮马车驶进去。老头儿给车夫指指屋檐下一个座位，又请列文走进正房。新修的宽大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里面摆着几具烧焦的木犁。一个服装整洁的少妇，赤脚穿着套鞋，弯着腰，正在擦新盖的门廊里的地板。她被列文后面的猎狗吓了一跳，叫了起来，但后来知道这狗不会咬人，又立刻对自己的恐惧笑起来。她用光胳膊指指正房的门，又弯下腰，藏起她那美丽的脸，继续洗地板。

罪人坐在客厅的角窗上，塔尼雅拿着盘子站在他旁边。她假装要喂洋娃娃吃点心，要求英国教师答应她把她的一客馅饼拿到育儿室，其实却把这客馅饼拿去给弟弟吃。他一面继续哭诉着对他的处分不公平，一面吃着姐姐送来的馅饼，同时抽抽噎噎地说：“你自己也吃吧，我们一起吃……一起吃。”

“您要茶炉子吗？”她问。

格里沙哭着说，尼古拉也吹过口哨，却没有受罚，他哭不是为了吃不到馅饼——这个他不在乎——他哭是因为对待他不公平。这事确实叫人太难过了。陶丽决定同英国教师商量一下，饶恕格里沙。她就去找她。但就在这当儿，当她经过客厅的时候，看到一个动人的景象，使她心里乐滋滋的，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她也就饶恕了这个罪人。

“好，麻烦你了。”

到家以后一切也都很顺利，可是吃早餐的时候，格里沙吹起口哨来，更坏的是不听英国教师的话，因此被罚不准吃馅饼。在这种高兴的日子，要是陶丽在场的话，她是不会同意罚孩子的，可是她当时不在，事后又不能不维持英国教师的威信，只好同意罚格里沙。这件事使大家多少有点扫兴。

正房很大，里面有一个荷兰式火炉，还有隔板。圣像底下摆着一张描花桌子、一条长凳和两把椅子。门旁有一个食器柜。百叶窗关着，苍蝇很少，屋子里那么洁净，使列文担心那一路上跑来、又在水潭里洗过澡的拉斯卡会把地板弄脏，便强迫它留在门边的角落里。列文观察了一下正房，就走到后院去了。一个漂亮的少妇脚上穿着套鞋，摇晃着一担空水桶，跑在他前头，到井边去打水。

回家的路上，孩子们仿佛做了一件庄严的事，个个都很安静。

“快一点儿！”老头儿快乐地对她叫道，接着走到列文跟前。“啊，老爷，您是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去的吧？那位老爷也常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双臂靠在栏杆上，兴致勃勃地同列文攀谈起来。

教堂里除了农民、佣人和他们的家眷外没有别的人。但是陶丽看出，或者感觉到，她和她的孩子们引起了他们的赞叹。孩子们不仅因为打扮漂亮而显得好看，他们的举止行动也很可爱。不错，阿廖沙站得不太好，老是回过头去想看看自己上衣的背部，但还是显得十分可爱。塔尼雅站着像个大人，照顾着弟妹。最小的女孩莉莉对什么都露出天真的惊讶神气，特别招人喜爱。她领过圣餐，又用英语说了一句：“请再给我一点儿。”这时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老头儿正在讲他同史维亚日斯基的交情，大门轧轧地响了，在田里干活的人拉着犁和耙走进院子里。套着犁和耙的马匹很高大，皮毛很光泽。干活的显然都是家里人：两个小伙子穿着花布衬衫，戴着便帽；另外两个是雇工，一个年老，一个年轻，都穿着麻布衬衫。老头儿走下台阶，动手解马。

陶丽兴奋地用心梳好头发，穿上衣服。她从前梳妆打扮是为了自己，为了使自己美丽动人。后来，年岁越大，她就越不喜欢打扮；她发觉自己年老色衰了。但今天她又心情愉快地打扮了一番。她不是为自己打扮，不是要自己好看，而是因为她是这几个可爱的孩子的母亲，她不愿损害他们一家给人的总印象。她最后照了一次镜子，感到满意了。她确实很美。不是她以前参加舞会时的那种美，而是适合她今天地位的那种美。

“他们在耕什么地？”列文问。

靠了马特廖娜的情面，他们套车不用烈性的黑马，而用管家那匹棕色马。陶丽因梳妆打扮而耽搁了一阵，终于穿着一身雪白的薄纱连衫裙，出来坐上马车。

“耕马铃薯地。我们也算租了一小块地。费多特，你不要把骟马放出去，把它牵到食槽那儿，我套别的马。”

为了英籍家庭女教师替塔尼雅改制的那件衣服，陶丽大为生气。那英国女人改这件衣服时，弄错了地位，肩膀开得太高，结果把整件衣服都糟蹋了。塔尼雅穿在身上，肩膀窄得极其难看。亏得马特廖娜设法嵌进一块三角衬，再加上一个披肩，才把这缺点掩盖了。衣服总算补救好，但陶丽差点同那英国女人吵起嘴来。不过第二天一切都舒齐了，不到九点钟——九点钟是他们要求牧师举行圣餐的时间——孩子们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高高兴兴地站在门口马车旁边，等着他们的母亲。

“哦，爸爸，我要的犁铧拿来了吗？”体格魁梧的小伙子问。他显然是老头儿的儿子。

陶丽几天前就在考虑怎样打扮她的几个孩子。衣服有的要缝制，有的要改，有的要洗，还要利用褶边和绉边放长，钉上纽扣，准备好缎带。

“在……在门廊里，”老头儿把解下的缰绳绕了几圈扔在地上，回答，“趁他们在吃饭，你把它装好。”

在圣彼得节前的礼拜天，陶丽带着全体孩子到教堂去领圣餐。她在同妹妹、母亲和朋友推心置腹地谈论哲学问题时，她在宗教上的自由思想常常使她们感到惊奇。她笃信奇怪的轮回说，却很少关心宗教教义。不过，在家庭里她却严格遵守一切教规，并且不是做做样子，而是诚心诚意。孩子们将近一年没有领受圣礼了，这使她很不安，因此在马特廖娜的完全赞同和支持下，她决定今夏去参加这种仪式。

相貌漂亮的少妇挑着满满一担水走进门廊里。不知从什么地方又来了几个女人：有年轻美貌的，有中年的，有年老难看的，有的带着孩子，有的不带孩子。

五月底，村居生活大致安排好了，陶丽收到丈夫来信，回答她对乡间紊乱情况的诉苦。他在信里请求她原谅，因为他考虑得不周到，并且答应一有机会就来看望他们。但这样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六月初陶丽还是单身住在乡下。

茶炉子的烟囱咝咝地响了。干活的人和家里人安顿好马匹，坐下来吃饭。列文从马车里取出食物，请老头儿一起喝茶。

八

“啊，我们喝过了，”那老农说，可是他显然高兴地接受了邀请，“现在再陪您喝一杯吧。”

现在，在这种冷清清的乡村生活中，她越来越经常地意识到这种快乐。她往往静静地望着他们，竭力在心里说服自己，她做得不对，她作为母亲，太偏爱自己的孩子了；但她还是无法不对自己说，她的六个孩子个个都很可爱，尽管长得不一样，却都是少见的好孩子，她因此感到幸福，感到自豪。

喝茶的时候，列文打听到这个老农的全部家史。十年前，老头儿向一个女地主租了一百二十亩地，去年把这些地买了下来，又向邻近一个地主买了三百亩。他把一小部分最坏的地租给人家，自己一家人和两名雇工种了四十亩光景。老农诉苦说他的情况不好。但列文懂得，老头儿诉苦完全是客套，其实他的农场很兴旺。要是境况不好的话，他也不会以每亩一百零五卢布的价钱买进土地，也不会给三个儿子和一个侄儿娶媳妇，也不会在火灾以后两次盖房子，而且越盖越好了。老头儿嘴里尽管诉苦，但看得出他为自己的富裕，为他的儿子、侄儿、儿媳妇、马匹、母牛，特别是为他所经营的整个农场，理所当然地感到自豪。从老农的谈话中列文知道，他还采用了一系列新方法。他种了许多马铃薯，列文坐车经过时就看到他种的马铃薯已经开过花，在结实了，而他列文的马铃薯才刚刚开花。他用一架从地主那里借来的新式犁耕马铃薯地。他种小麦。老头儿筛黑麦，把筛下来的麦屑喂马。这件小事使列文特别钦佩。列文自己有多少次看到这种好饲料被糟蹋，总想把它收拾拢来，但总是办不到。这一点这个老农做到了，列文对他大为赞赏。

他们甚至用干草搭了一个洗澡棚。莉莉首先到那儿去洗澡。对陶丽来说，她的部分愿望实现了，她开始享受虽然还不安宁但还算舒服的乡村生活。带着六个孩子，陶丽是不得安宁的。平常总是一个孩子病了，另一个孩子像要生病的样子，第三个孩子缺乏营养，第四个孩子显得脾气暴躁，等等。难得，十分难得有几天太平日子。但这些操劳和忧虑，对陶丽来说，却是唯一能够获得的幸福。要是没有这些事情，她就会独个儿思念那并不爱她的丈夫。不过，虽然常常担心孩子们生病，有的孩子真的病了，有的孩子爱发脾气，这些都使做母亲的十分苦恼，然而孩子们如今也都开始以微小的快乐来补偿她的苦难了。这种快乐是那么微小，就像沙里的金子一样。在她不愉快的时刻，她只看到苦难，只看到沙子；但在心情愉快的时刻，她却只看到快乐，只看到金子。

“娘儿们做什么吗？她们把它装起来放在大路上，大车来了就运走。”

“您瞧！您不是总以为没有办法吗？”马特廖娜指着烫衣板说。

“唉，我们地主拿雇工真是没有办法！”列文递给他一杯茶说。

马特廖娜立刻同女管家搞好关系，第一天就同她和管家一起在槐树下喝茶，商量各种问题。不久，槐树下就成了马特廖娜的俱乐部。就在这里，通过这个由女管家、村长和办事员组成的俱乐部，生活上的困难渐渐克服，一个礼拜以后，所有的问题真的都解决了。屋顶修好了；厨娘（村长的干亲）找到了；母鸡买来了；母牛开始出奶了；花园用栅栏围起来；木匠做了个轧布机；衣柜装上搭钩，门就不会自动打开；还做了块用粗布包住的烫衣板，搁在安乐椅扶手和五斗橱上；下房里也就散发出烫衣服的味儿来了。

“谢谢！”老头儿接过茶杯，回答，但指指他吃剩的一块糖，谢绝在茶里放糖。“同雇工怎么搞得好呢？”他说，“只会搞得你破产。就拿史维亚日斯基家来说吧。我们知道他家的土地黑得像鸦片，可是收成没有什么好称赞的。就因为照顾得不好嘛！”

看来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但是在奥勃朗斯基家里，也像在别的家庭里那样，有一个不受人注目却极其重要、极其有用的角色，那就是马特廖娜。马特廖娜安慰太太，向她担保说，一切都会解决的（这是她的口头禅，马特维就是从她那里学来的）。说着她自己也就不慌不忙地干起活来。

“你种田不是也雇工吗？”

开头几天，陶丽没有片刻安宁和休息，却遇到对她来说是可怕的灾难，使她大失所望。她竭力张罗，还是觉得束手无策，时刻都在忍住涌上眼睛的泪水。管家原是司务长出身，生得相貌堂堂，彬彬有礼，很得奥勃朗斯基的欢心，因此从看门人的职务被提升上来，可是他一点也不能体会陶丽的苦恼，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毫无办法，老百姓就是这样可恶。”但什么忙也帮不了。

“我们干的是庄稼活儿。我们什么事情都自己动手。雇工不好，可以走，我们就自己来。”

她们到乡下的第二天就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夜里，走廊和育儿室里漏水，只得把小床搬到客厅。找不到厨娘；九头母牛，照挤奶妇说，有的已怀孕，有的刚养过头胎，有的太老，有的奶汁很少；没有奶油，连孩子吃的牛奶都不够。鸡蛋也没有。母鸡弄不到，只好拿一些又老又瘦的公鸡来煮和油炸。找不到洗地板的女工，因为大家都到马铃薯地里去了。不能乘马车出去玩，因为马的性子很躁，不能拉车。没有地方洗澡，因为整个河滩都被牲口踏坏了，而且暴露在大路旁；连散步都不行，因为牲口穿过坍倒的栅栏，到处乱闯，还有一头可怕的公牛大声吼叫，看来像要顶人。可以放衣服的柜子也没有一个。衣柜是有的，但柜门不是关不拢，就是逢到人在旁边走过就会自动打开来。铁锅和瓦罐也没有，洗衣室里没有蒸汽锅，下房里连烫衣板都没有一块。

“爸爸，费诺根要一点柏油。”穿套鞋的少妇走进来说。

村居头几天，陶丽觉得生活很艰苦。她小时候在乡下住过，在她的印象中，乡村是逃避城市各种烦恼的场所，乡下的生活虽然十分冷清（这一层陶丽是不在乎的），但很便宜舒服：样样东西都有，样样都很便宜，样样都可以弄到，对孩子们也很有好处。这回她作为一个主妇来到乡下，却发现根本不像她原先所想的那样。

“就是这么一回事，老爷！”老头儿站起来说。他画了好一阵十字，向列文道了谢，走出去了。

奥勃朗斯基虽然竭力想做个体贴入微的父亲和丈夫，却总是不能牢记他是个有家室的人。他喜欢过单身汉生活，迷恋这种生活方式。他一回到莫斯科，就得意扬扬地向妻子宣布，一切都已准备好了，房子修缮一新，布置得像个神话世界。他再三劝她搬到那里去住。在奥勃朗斯基看来，妻子下乡的好处很多：可以增进孩子们的健康，可以节省开支，他自己也可以更自由些。陶丽则认为到乡下过夏对孩子们是必要的，特别是对那个患猩红热后还没有复原的女孩子，再说还可以借此摆脱那经常折磨她的种种屈辱，暂时拖延木柴商、鱼贩和鞋匠的小额欠款。此外，她高兴下乡，还因为想把吉娣叫到乡下来住一阵。吉娣将在仲夏时节回国，医生要她用水浴疗法。吉娣从温泉写信来说，同陶丽一起到充满童年回忆的叶尔古沙伏来消夏，她觉得没有比这更令人神往的事了。

列文走到下房去叫车夫，看见全家的男人都围着桌子吃饭。婆娘们站在旁边侍候。年轻力壮的儿子嘴里满口麦粥，正在讲着什么笑话。大家都哈哈大笑，特别是那个穿套鞋的少妇，一边把菜汤倒在碗里，一边笑得非常快乐。

叶尔古沙伏巨大的旧宅早已拆毁，老公爵就把厢房重新翻造，加以扩建。二十年前，当陶丽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厢房还很宽敞舒服，虽然也像一般厢房那样盖在甬道的一侧，方向也不朝南。如今厢房已经破旧了。当奥勃朗斯基春天出卖林产的时候，陶丽就要求他看看房子，吩咐管家做些必要的修理。奥勃朗斯基也同一切变心的丈夫一样，特别关心妻子生活上的舒适，亲自察看房子，做了他认为必要的安排。他认为必须把全部家具都换上新的提花装饰布，挂上窗帘，整理好花园，在池塘上架一座小桥，种上各种花草；可是他忘记其他许多必要的事情，弄得陶丽后来受罪不浅。

这个农家的幸福生活给列文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很可能同穿套鞋的少妇的美貌有关，但这印象是那样强烈，使列文怎么也不能忘记。从老农家到史维亚日斯基家的一路上，他不时想到这个农家，仿佛在这印象里有什么东西特别吸引了他。

奥勃朗斯基为了完成一项重要的公务到彼得堡去。这种公务局外人无法理解，但对官场中人来说却是最自然不过的。不完成这种公务就无法在官场供职，无法使部里想到自己。在完成这项任务的同时，奥勃朗斯基几乎随身带上家里所有的钱，兴致勃勃地在赛马场和别墅里消磨日子。就在这时候，陶丽带着孩子到乡下去住，以便尽可能节约开支。她来到了叶尔古沙伏村，那边的地产原是她的陪嫁，也就是春天刚卖掉林产的地方，离列文的波克罗夫斯克村大约有三十里。

二十六

七

史维亚日斯基是本县的首席贵族。他比列文大五岁，早就结婚了。他家里住着年轻的姨妹，列文很喜欢她。列文还知道，史维亚日斯基夫妇很想把这个姑娘嫁给他。他像一切未婚青年那样，对这种事是很敏感的。尽管他从来没有对谁谈起过，他心里却很清楚。他也知道，虽然他很想结婚，虽然从各方面看来这位迷人的姑娘会成为一个好妻子，但他同她结婚就像登天一样不可能，即使他没有爱上吉娣。这种想法使他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做客所希望得到的快乐大打折扣。

“哦，我还是跑去看她一下。不等你穿好衣服，我就可以回来了。”说着他像打响板一样啪的一声碰响靴跟，跑下楼去。

列文接到史维亚日斯基邀请他去打猎的信，立刻就想到这件事。虽然如此，他认为史维亚日斯基有这种意思，完全是他毫无根据的猜想，但他还是去了。此外，他在内心深处，还想考验一下自己，看看究竟对这位姑娘有没有感情。史维亚日斯基家的生活是极其愉快的，史维亚日斯基本人又是列文认识的最优秀的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列文对他很有好感。

“阿加菲雅的手怎样了？”列文敲敲脑袋说，“我把她给忘了。”“好多了。”

史维亚日斯基是列文觉得困惑不解的一个人物。他们这种人的理论振振有词，但总是脱离实际，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他们的生活却非常刻板，一成不变，完全和理论不符，甚至是南辕北辙。史维亚日斯基是个极端的自由派。他蔑视贵族，认为多数贵族是秘密的农奴主，仅仅由于胆怯而不敢公开表态。他把俄罗斯看成像土耳其一样是个衰亡中的国家。他觉得俄国政府坏透了，简直不值得去认真批评政府的行为，但他又在为那个政府办事，是个模范的首席贵族。出门总是戴缀有帽徽的红帽圈制帽。他认为只有在国外才能真正像人那样生活，因此一有机会就出国，但他在俄国又经营着复杂的技术先进的农业，并且兴致勃勃地注意和了解俄国发生的一切。他认为俄国农民是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但在地方自治会里谁也不愿像他那样同农民握手，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不信神，不信鬼，什么也不信，却很关心改善牧师的生活，维持他们的收入，还竭力保存村里的教堂。

“哎呀，老天爷！”列文大叫一声，弄得柯兹尼雪夫吃了一惊。“什么事，什么事？”

在妇女问题上，他是个激进派，主张妇女绝对自由，尤其认为妇女应该有劳动权。他虽然没有孩子，不过，他的和睦的家庭生活却使大家羡慕。他为妻子安排的生活，使她除了同丈夫一起关心怎样使时间消磨得更如意更快乐以外，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能做。

“你要出去，那我们一起走吧！”他不愿离开他那生气勃勃、精神抖擞的弟弟，说，“既然你要到账房去，我们就一起走吧。”

要不是列文具有从最好方面看人的特点，他要了解史维亚日斯基的性格原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会对自己说：“不是傻瓜就是坏蛋。”事情也就一清二楚了。但他不能说他是“傻瓜”，因为史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个聪明人，而且很有教养，平易近人。没有什么问题他不知道，但他非万不得已，不轻易显露自己的知识。列文更不能说他是个坏蛋，因为史维亚日斯基无疑是个正直、善良、聪明的人，工作积极热情，一向得到周围人们的赞扬。他确实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也不会做什么坏事。

柯兹尼雪夫也微微一笑。

列文竭力想理解他，可是无法理解，而且总是把他和他的生活看成一个难解的谜。

“是的，那个当然。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并不坚持我的意见。”列文带着孩子气的羞怯微笑回答。他想：“我同他究竟争论过什么事？当然啰，我是对的，他也是对的，一切都很好。我现在要到账房去把事情安排一下。”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脸上浮起微笑。

史维亚日斯基同列文相处很好，因此列文敢于去试探他，去了解他对人生的基本观点，但总是徒劳。每当列文试图闯入史维亚日斯基内心世界的密室时，他就发现史维亚日斯基总有点狼狈，他的眼睛里总会现出隐约的恐惧，好像生怕列文看透他，他总是婉转地加以拒绝。

“就是这样，老弟。”柯兹尼雪夫拍拍他的肩膀说。

现在，在对农业感到失望以后，列文特别高兴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去。且不说这一对万事如意的幸福夫妇和他们的安乐窝总会使他快乐。现在，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极其不满，他就更想知道史维亚日斯基所以对生活如此开朗、坚定和快乐的秘诀。此外，列文知道他会在史维亚日斯基家遇到邻近几个地主，他现在特别想谈谈、听听有关收成、雇工等农事方面的问题。他知道一般都认为谈这些事是很庸俗的，但现在他却认为十分重要。“这些问题在农奴制时代也许并不重要，在英国也许并不重要。在这两种环境里，规章制度都已确立，但现在，在我们俄国，一切都颠倒了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在这种时候，怎样确立规章制度，就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列文想。

列文听着哥哥的议论，却什么也没听明白，他也不想明白。他只担心哥哥会向他提出什么问题来，因为这样就会被哥哥看出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了。

打猎的成绩比列文预料的要差。沼泽干了，大鹬几乎没有了。他走了一整天，只带回来三只，但也像每次打猎回来那样，胃口和心情都很好，同时由于剧烈的体力活动，精神也很振奋。在打猎的时候，他仿佛什么也不想，可是情不自禁地又回忆起那个老农和他的一家。他们给他留下的印象，仿佛不仅要求他注意，并且要求他解决什么同他有关的问题。

“我认为你有几分是对的。我们的分歧在于，你把个人利益当作动力，我却认为凡是有一定教养的人都应当关心公共福利。你说的可能也有道理，从物质利益出发开展活动更合乎大家的愿望。总的说来，你的脾气太容易激动了——正像法国人说的那样——心血来潮，要干就干；你要么凭一股热情拼命大干，要么什么事也不做。”

晚上喝茶的时候，有两个地主为了委托代管产业的事跑来。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列文所希望的有趣的谈话。

“什么？昨天的那场谈话？”列文说。他怡然自得地眯着眼睛，饭后饱得鼓起腮帮，实在想不起昨天有过一场什么样的谈话。

列文坐在茶桌旁，靠近女主人。他不得不同她和坐在对面的主人的姨妹谈话。女主人是个圆脸、淡黄头发、个儿矮小的女人，脸上一直现出酒靥和微笑。列文竭力想通过她解答她丈夫使他产生的重大哑谜，但他无法充分自由思索，因为感到局促不安。他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坐在他对面的姨妹穿着一件领口开成梯形的连衫裙，露出雪白的胸部。列文认为她是特意为他穿这件与众不同的服装的。她的胸部是那样白，或者说她的皮肤是那样白，这个敞胸的大开领就弄得列文心神不定了。他想象着，也许是错误地想象着，这开领是专门为他设计的。他认为他没有权利看它，就竭力不去看，但觉得她的领口开成这样都是他的过错。列文觉得他仿佛欺骗了谁，他要做一番解释，可是怎么也无法解释，因此一直红着脸，感到手足无措。他的局促不安也传染给了男主人漂亮的姨妹。但女主人看来并没留心这一点，有意拉她的妹妹一起加入谈话。

“那么，你今天过得很满意喽。我也是这样。首先，我解决了两个棋题，其中一个特别妙，一开头就出卒子。这我待会儿要走给你看的。后来我又想到了我们昨天的那场谈话。”

“您说，”女主人把开了头的话题说下去，“我丈夫对任何俄国东西都不感兴趣。恰恰相反，他喜欢出国，但在国外从来不像这里这样自由自在。在这里，他觉得是在自己人中间。他有许多事要做，他天生对什么事都感兴趣。哦，您还没有到我们学校里去过吧？”

“十分满意。我们把整块草地都割好了。我还在那边认识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儿！你真想不到他这人多有意思！”

“我看到了……就是那所爬满常春藤的房子吗？”

“总之，”柯兹尼雪夫说下去，“我看你今天过得很满意。”

“是的，这是娜斯嘉的事业。”她指指妹妹说。

“也许是这样，但这种乐趣是我生平从没尝到过的。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不是吗？”列文回答，“如果他们不高兴，那又有什么办法？不过我想不要紧。是吗？”

“您在亲自教书吗？”列文问，竭力想避免看她的领口，但不论他往哪里看，总是避不开它。

“但这得验证一下。我本想到割草场去看看你，可是天气热得实在叫人受不了，我走到树林那儿就不想再走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就穿过树林走到村子里，遇见你的奶妈，向她打听农民对你的看法。据我了解，他们并不赞成你的做法。她说：‘这不是老爷做的事。’总之，我觉得老百姓对他们所谓‘老爷的’活动有很严格的规定。他们不让老爷们做超过他们规定的事情。”

“是的，我一直在教书，但我们有一位很好的女教师。我们还在教体操呢。”

“是的，但凡是神经有毛病的人都用得着。”

“不，谢谢，茶我不要了。”列文说。他觉得这样有点失礼，但他无法继续谈下去，就红着脸站起来。“那边谈得很有趣呢，”他又说了一句，向桌子另一头走去。男主人和两个地主就坐在那里。史维亚日斯基侧身坐在桌旁，一只手臂搁在桌上，用这只手转动着茶杯，另一只手握住他的大胡子，把它弯到鼻子底下，再放下，仿佛在嗅着它。他那双乌黑发亮的眼睛，盯住那个留灰白小胡子的神情激动的地主，显然对他说的话很感兴趣。那地主在抱怨农民。列文明白，史维亚日斯基知道该怎样回答地主的这种抱怨，他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把他的话驳倒，但就他的身份来说，他不会这样回答，只能有趣地听着地主这番可笑的话。

“嗳，我看你用不着这样治疗。”

这位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显然是个顽固的农奴主，长期住在乡下，对农业很热心。从他的服装——那件有点别扭的老式旧礼服，从他那双聪明忧郁的眼睛，从他那口条理清楚的俄语，从显然是长期习惯了的命令口气，从他那只被太阳晒黑的好看大手的果断动作，以及无名指上戴着的那个老式订婚戒指上，列文看出了他这个特点。

“好极了！你真不会相信，这是治疗各种傻气的妙方呢。我要给医学增加一个新名词：劳动疗法。”

二十七

“嗬，你胃口不错呀！”他望着他那伏在盘子上的晒得黑里透红的脸和脖子，说。

“哼，要不是舍不得抛弃长期经营的事业……花了那么多心血……我早就把它丢掉，卖掉，像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那样一走了事……去听听法国歌剧。”那个地主的苍老而聪明的脸上浮起愉快的微笑。

弟弟那副样子使他也高兴了。

“可是您始终没有把它抛弃哇！”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史维亚日斯基说，“可见还是有好处的。”

“那太好了！”柯兹尼雪夫一直微笑着，说。

“好处只有一点，就是可以住在自己家里，不吃人家的饭，不受人家的气。再说，总希望农民将来会变得文明一点。可是，说起来您也许不会相信，他们就知道酗酒，放荡！他们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分家，分得没有一匹马，没有一头牛。他穷得快饿死了，可是您去雇他来干活呢，他就会给您捣蛋，还要去向调解法官申诉。”

“有三十里的样子。不，恐怕有四十里。不过路很好走。坐车去很方便。”

“那您也可以向调解法官申诉哇！”史维亚日斯基说。

“他们离这儿远吗？”

“我申诉？我才不干呢！准会弄得流言蜚语满天飞，谁还高兴去申诉！譬如在饲养场，他们预支了工资，跑了。调解法官能拿他们怎么办？把他们释放了。只有乡法院和乡长才能维持秩序。乡长照老规矩鞭打他们。要不是那样，你只好抛弃一切，跑到天涯海角去了！”

“啊，太好了！我一定要去看看她，”列文说，“要不我们一块儿去。她这人挺好。不是吗？”

这个地主显然在嘲弄史维亚日斯基，但史维亚日斯基不仅不生气，反而觉得他这人很好玩。

信是奥勃朗斯基寄来的。列文把它读了出来。奥勃朗斯基从彼得堡写道：“我收到陶丽来信。她在叶尔古沙伏，一切都很不顺利。请你到她那里去一下，给她出出主意，你什么事都在行。她看到你一定很高兴。她只剩下一个人，怪可怜的。我岳母一家还在国外。”

“可是我们管理我们的产业并不用那一套，”他笑着说，“我也好，列文也好，他也好。”

“哦，对了，你有一封信。”他说，“顾士玛，请你去拿一拿，在楼下。别忘了把门关上。”

他指指另一个地主。

过了五分钟，兄弟俩在餐室里又相遇了。列文并不觉得饿，他坐下来吃饭只是为了不让顾士玛扫兴，但是他一开始吃，却又觉得这顿饭特别香。柯兹尼雪夫笑眯眯地望着他。

“是的，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也在经营，可是您问问他，情况怎么样？难道那样的经营合理吗？”这地主说，显然故意用“合理”这个形容词。

“那算什么雨？只下了几滴。我马上就来。那么你今天过得很好，是吗？啊，那太好了！”列文说着就去换衣服。

“我经营的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感谢上帝。我经营的方式就是到秋天付税以前把钱准备好。农民们跑来，‘啊呀，老爷，爸爸，救救命吧！’唉，都是自己的邻居农民，可怜哪。唉，我就给他们垫付了三分之一，同时对他们说：‘记住，孩子们，我帮了你们忙，以后如果有需要，你们也得帮我的忙：种燕麦也好，割草也好，收麦子也好。’同时讲定每户出多少劳役。他们中间也有没良心的，这是事实。”

“哦，去吧，去吧，我回头就到你那里去。”柯兹尼雪夫望着弟弟摇摇头，说。“快去吧！”他微笑着加了一句，然后收拾好书报，准备走。他忽然高兴起来，不愿意离开弟弟。“刚才下雨的时候你在哪儿啊？”

列文早就熟悉这种宗法制作风，同史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同那个留灰白胡子的地主说话。

“不，我并不想吃。在那边吃过了。我现在去洗个脸。”

“那您认为该怎么办？”他问，“现在应该怎样经营呢？”

“我过得很好。难道你真的整整割了一天草吗？我想你一定饿得像头狼了。顾士玛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

“嗯，就像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那么办嘛，或者收成对分，或者租给农民；这样办是行的，可就是毁了国家的总财富。我的土地用农奴劳动可以收种子的九倍，可是用对分制只能收三倍。解放农奴把俄国给毁了！”

“我保证一只也没有。就是放进来，我也会把它捉住的。你真不知道割草有多愉快！你今天一天过得怎么样？”

史维亚日斯基眼睛里含着微笑对列文瞧了瞧，甚至露出一种隐约可辨的嘲弄神气；但列文并不觉得那地主的话可笑，他了解他们，超过了解史维亚日斯基。那地主继续说下去，反复证明为什么解放农奴毁了俄国，列文觉得他的话很对，对他来说很新鲜，是驳不倒的。这地主说的显然是他个人的想法，这是很难得的。他有这种想法，并非头脑闲着没事胡思乱想的结果，而是由于处在这种生活环境，由于过着与世隔绝的乡村生活，并且经过反复思考才产生的。

柯兹尼雪夫最讨厌苍蝇，他的房间只有夜间才开窗，门一直关得很紧。

“您要明白，问题在于，一切改革都是强制推行的。”他说，显然想表示他并不缺乏教养，“您只要看看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和亚历山大皇帝的改革，或者看看欧洲的历史就行了。特别是农业方面的进步。就说马铃薯吧，在我国也是靠强制才推广的。从前连木犁也不用。木犁恐怕还是封建时代输入的，而且一定也是强制推广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解放前就采用了各种改良农具，又是烘干器，又是扬谷机，又是肥料车，这种种农具我们都是强制推广的。农民们先是反对，后来就学我们的样。一到废除了农奴制，把我们的权力给剥夺了，我们的农业原来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如今又落后到最野蛮最原始的状态。我是这样看的。”

“老天爷！你弄成个什么样子啦！”柯兹尼雪夫不高兴地望望弟弟，说，“喂，门，快把门关上！”他叫起来，“准有十只苍蝇被你放进来了。”

“这怎么会呢？既然是合理的，你们还是可以照样雇人干活呀！”史维亚日斯基说。

“嘿，我们把一块草地全割完啦！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列文完全忘记了昨天不愉快的谈话，说。

“没有权啦！请问，我能靠谁去干呢？”

列文满头大汗，蓬乱的头发黏在前额上，晒得黑黑的脊背和胸部也汗水淋漓。他兴高采烈地冲进哥哥房里。这时候，柯兹尼雪夫早已吃过午饭，在屋里喝着放冰块的柠檬水，翻阅着刚从邮局送来的报纸和杂志。

“对了，劳动力是农业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农民们割完马施金高地，割净最后几行草，就穿起上衣，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列文骑上马，恋恋不舍地同他们分了手，跑回家去。他从高地上回头望了一下，看到洼地上升起一片迷雾，农民们已经看不见了，只听到他们快乐而粗野的说话声、笑声和镰刀互相碰击的声音。

“靠雇工。”

六

“雇工不愿好好干活，他们不肯用好的农具。我们的雇工只知道一件事——喝酒，喝得像猪一样烂醉，把你给他的东西统统毁掉。把马饮伤，把很好的马具弄断，拿轮胎去换酒喝，把铁片放到打谷机里弄坏打谷机。凡是不称他心的，他就讨厌，因此弄得整个农业水平都下降了。土地荒芜了，长满了野草，或者给农民瓜分了，原来可以收到一百万，现在只能收几十万；国家的总财富减少了，要是不那么搞，情况就不同了……”

尽管刈割湿润而柔软的草并不费劲，但是沿着谷地的斜坡爬上爬下却很吃力。可是老头儿满不在乎。他仍旧那样挥动镰刀，他那穿着一双大树皮鞋的脚，稳稳当当地迈着小步，慢吞吞地爬上斜坡。虽然由于使劲，他整个身子和拖到衬衫下面的短裤都在不断晃动，但他并不放过一根小草，一个蘑菇，而且仍旧跟农民和列文说着笑话。列文跟在他后面，常常觉得拿着镰刀爬那种空手都很难爬的陡坡准会摔跤；但他还是爬了上去，做了应该做的事。他觉得仿佛有一种外力在推动着他。

于是他开始阐述他所设想的农奴解放计划，按照他的计划，这些缺点是可以避免的。

列文仍旧夹在小伙子和老头儿中间。老头儿穿上羊皮袄，还是兴致勃勃，说着笑话，动作很麻利。树林里，杂生在青草丛中的肥大的桦树菌，不时被镰刀割断。老头儿一遇到蘑菇，就弯下腰，捡起来放在怀里。“再给老太婆送个礼。”他每次总是这样说。

列文对他的话不感兴趣，但等他讲完，列文又谈起他最初的意见。他对史维亚日斯基说着，竭力想引他说出他的真实意见来：

割草时，野草飒飒作响，散发出芬芳的香味，高高地堆成一行又一行。割草的农民从四面八方聚集到短短的一行行草地上，把磨刀石盒震得铿锵作响，一会儿是镰刀的碰击声，一会儿是磨刀声，一会儿又是欢乐的喧闹声，大家都你追我赶地割着。

“农业水平在不断下降，就我们现在同雇工的关系来说，要实行合理的经营是不可能的，这完全是事实。”他说。

大家简短地商量了一下，究竟直割好还是横割好，然后叶尔米林一马当先，向前走去。他个儿高大，皮肤黧黑，也是个出名的割草能手。他走在行列前头，回过头来，开始割草。大家跟在他后面，沿着谷地走下山坡，又来到山坡上树林的边缘。太阳落到树林后面去了。已经有露水了，割草的农民只有在小山上才照得到太阳，但在有雾霭升起的低地和小山的另一边，他们就在阴凉的露珠滚滚的地方割草。活儿干得热火朝天。

“我不同意，”史维亚日斯基一本正经地反驳说，“我只看到，我们不善于经营农业，而且，在农奴制时代，我们搞农业的水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的役畜，没有管理制度，我们不会算账。您去问问当家人，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干有利，怎么干不利。”

当他们带着叮当作响的磨刀石盒，走进马施金高地树木茂盛的谷地时，太阳已经快落到树梢后面了。谷地中央的草长得齐腰高，草茎很软，草叶很阔，树林里处处都是三色堇。

“意大利式的会计！”那地主挖苦说，“不管你怎么算，他们总会把什么都糟蹋掉，弄得一点好处也没有。”

小伙子和老头儿都争先恐后地割着草。他们割得很快，却没有把草糟蹋，一行行照样割得整整齐齐。剩下的一个角落只花五分钟就割完了。最后几个人割完他们剩下的几行，前面几个已拿起上衣往肩上一搭，穿过大路向马施金高地走去。

“为什么会被他们糟蹋呢？一架老爷打谷机，或者你们的俄国式压榨机，他们会弄坏，可是我那种蒸汽机他们就不会破坏了。一匹俄国马又怎么样呢？蹩脚种，揪住尾巴才肯跑，这样的马他们会给您糟蹋，可是荷兰马或者别的名种马，他们就不会糟蹋了。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一定要提高农业水平。”

“走吧，走吧！”老头儿说着，跟在他后面，一下子就赶上了他，“当心哪！我可要赶过你了！”

“要是有条件就好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您有办法，可是我要维持一个儿子上大学，几个孩子念中学，我可买不起荷兰马呀。”

“喂，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基特说着，一马当先，像跑步一般走去。

“可以向银行贷款嘛。”

“嘿，行啊！走吧，基特！我们加把劲！晚上来喝个痛快吧。走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不等吃完面包，就又干了起来。

“要把我最后剩下的东西都拍卖掉吗？不，谢谢啦！”

午饭以后，大伙儿又坐下来，吸烟的人吸起烟来，这时候老头儿向大家宣布：“割完马施金高地，请大伙儿喝伏特加。”

“说农业水平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我可不同意。”列文说，“我在干这件事，我有本钱，可是我毫无办法。我不知道银行对谁有利。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的钱，全都亏本：养牲口，亏本；用机器，还是亏本。”

“看上帝的意思吧。太阳已经不高了。您给小伙子们喝点伏特加好不好？”

“这话很对！”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高兴得笑起来，附和说。

“我们把马施金高地也割了，你说怎么样？”他问老头儿。

“也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列文接下去说，“凡是合理经营农业的地主都是这样，除了少数例外，全都亏本。对了，您倒说说，您经营农业有利可图吗？”列文说。这当儿，他发现史维亚日斯基的目光中刹那间又出现了恐惧的神色。每次他想进入史维亚日斯基内心世界的密室，就会看到这种神色。

四十二个人割草的成绩很不错。这块大草地，在农奴制时代三十个人要割两天，如今已全部割好了。只剩下几个短行的边角还没有割。列文希望这一天割得越多越好，因此看到太阳很快就要落山，有点懊丧。他一点也不觉得疲劳，一心只想尽可能多干些，干得快些。

列文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太诚恳的。女主人刚才喝茶的时候已经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了一位德国会计师来，他收取五百卢布的报酬，替他们核算了全部经济，发现他们亏空了三千多卢布。到底亏空了多少，她记不清楚，但那德国人连一分一毫都算出来了。

列文向四下里看了一下，简直不认得这地方了。一切都变了样。有一大片草地割过了，它在夕阳的斜照下，连同一行行割下的芬芳的青草，闪出一种异样的光辉。那河边被割过的灌木，那原来看不清的泛出钢铁般光芒的弯弯曲曲的河流，那些站起来走动的农民，那片割到一半的草地上用青草堆起来的障壁，那些在割过的草地上空盘旋的苍鹰——一切都显得与原来不同了。列文清醒过来，估量着已经割了多少，今天还能割多少。

列文一提到史维亚日斯基的农庄有利可图，那地主就忍不住笑了笑，显然知道这位当上首席贵族的邻居会有什么好处。

这泡面包味道实在好，列文吃得不想回家去吃饭了。他同老头儿一起吃饭，跟他闲话家常，并且把自己的事和老头儿可能感兴趣的情况全告诉了他。他觉得他对待这老头儿比对待哥哥还亲。想到他竟会有这样的感情，他不禁亲切地笑了。老头儿又站起来，做了祷告，然后拿一把草当枕头，在矮树旁躺下。列文也照他的样做了。尽管太阳底下有纠缠不清的苍蝇和爬得他汗湿的面孔和身体发痒的虫子，但他很快就睡着了。直到太阳移到矮树的另一边，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才醒过来。老头儿早已起来，坐在那里给小伙子们磨镰刀。

“也许无利可图，”史维亚日斯基回答，“这只能说明，或者我是个坏当家，或者我把钱用在提高地租上了。”

“哦，老爷，您尝尝我的泡面包吧！”他跪在碗前面说。

“啊，地租！”列文惊奇地嚷道，“在欧洲也许可以有地租，那里花了劳动力土地就变好了，可是我们这里花了劳动力土地却变得更坏了，越耕越糟糕，所以谈不到什么地租。”

农民们在老爷面前早已一点也不觉得拘束了。他们在准备吃饭。老头儿们在洗脸，小伙子们在河里洗澡，也有人在安排休息的地方。他们解开面包袋，打开装克瓦斯的罐子。那老头儿把面包掰碎，放在碗里，用匙柄揉压，从磨刀石盒里倒些水，再捏些面包进去，又撒了些盐，接着就向东方祷告。

“怎么谈不到地租？这是法则呀！”

列文坐在他们旁边，他不想走开。

“那我们是违反法则的：地租对我们来说毫无作用，相反，它只会坏事。不，您倒说说，地租的理论到底有什么意思……”

“哦，老爷，该吃饭了！”他断然说。割草的农民走到河边，穿过刚割过的一行行草地，向堆放衣服的地方走去。送饭来的孩子正坐在那边等他们。农民们聚集起来：远的聚在大车旁边，近的聚在铺着青草的柳树底下。

“你们要来点酸牛奶吗？玛莎，给我弄点酸牛奶或者草莓来，”他对妻子说，“今年的草莓熟得特别晚。”

他们又割了两行，老头儿站住了。

史维亚日斯基高兴地站起来，走开去，显然认为谈话已经结束。列文却觉得谈话才开始呢。

“你瞧，那些小虫子爬来了！”他指指孩子们说，接着手搭凉棚望望太阳。

列文失去一个谈话的对手，只好同那个地主继续谈论。他竭力想对那个地主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没有掌握雇工的特点和习惯所造成的；但那个地主也像一切离群索居、独自思考的人那样，不善于理解别人的思想，特别固执己见。那个地主说，俄国农民都是懒猪，喜欢过猪一样的生活，要他们摆脱这种生活，需要权力，可是现在没有权力；需要大棒，可是我们变得太自由了，用了一千年的大棒忽然被什么律师和监狱所代替，在监狱里，他们供给该死的臭农民很好的汤，还要给他们计算有多少立方英尺空气。

列文没有注意时间在怎样过去。要是有人问他割了多久，他会说才半小时，其实已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当他们割完一行转过身来时，老头儿叫列文看看那些从四面八方走来的男女孩子。他们的小手拿着一袋袋沉甸甸的面包和用破布塞着的一罐罐克瓦斯，穿过几乎遮没他们身子的高高的草丛和道路，向割草的农民走来。

“为什么您认为，”列文竭力想回到本题上来，说，“不可能建立一种对待劳动者的关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吗？”

列文也好，他背后那个小伙子也好，要这样改变劳动姿势都很困难。他们两人不断重复着一种紧张的动作，沉浸在劳动的狂热中，没有本领改变这动作和观察前面的景象。

“对俄国农民，这是永远办不到的！没有权力呀！”那个地主回答。

只有当他遇到土墩或者难割的酸模，需要考虑该怎么割时，他才停止这种无意识的动作，感到劳动是费力的。老头儿干这活儿一直很轻松。遇到土墩，他就改变姿势，时而用刀刃，时而用刀尖，小幅度地从两边割去土墩周围的草。他一面割，一面总是留神观察前面的景象。他一会儿割下一段酢浆，自己当场吃掉或者给列文吃；一会儿用刀尖割下一段树枝；一会儿看看鹌鹑的巢，母鸟怎样从刀尖下飞走；一会儿又在路上捉到一条蛇，用镰刀像叉子一样把它挑起来，给列文看看，又把它扔掉。

“怎样才能定出新的条件来呢？”史维亚日斯基吃过酸牛奶，点着一支烟，重新参加讨论。“对待劳动者的一切关系都是明确的，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原始公社和它的连环保自然而然地瓦解了，农奴制消灭了，剩下的只有自由劳动，而自由劳动的形式是确定不移的，非采用不可。雇农、短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列文割得越久，越频繁地处在忘我的陶醉状态中，仿佛不是他的双手在挥动镰刀，而是镰刀本身充满生命和思想，自己在运动，而且仿佛着了魔似的，根本不用思索，就有条不紊地割下去。这实在是最幸福的时刻呀。

“但欧洲不喜欢这些形式。”

列文确实从没喝过这种带有绿萍和铁皮磨刀石盒锈味的温水。喝过水以后，他一只手撑着镰刀，心旷神怡地慢慢踱着步。这当儿，可以拭去流下来的汗水，深深吸一口气，望望排成一长行的割草人以及树林里和田野上的景色。

“是不喜欢，所以在研究新形式。总会研究出来的。”

“喂，尝尝我的克瓦斯！怎么样，味道好吗？”他眨眨眼睛说。

“我说的就是这个，”列文回答，“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研究呢？”

列文夹在他们两人中间。他觉得大热天割草并不太费力。浑身出汗使他感到凉快，而那烧灼着他的脊背、头部和肘部以下裸露的双臂的太阳，却给他增添了劳动的毅力和干劲。他越来越频繁地处在那种忘我的陶醉状态。镰刀自动地割着草。这真是幸福的时刻。更愉快的是，当他们走到行列尽头的河边时，老头儿用湿草擦擦镰刀，把刀口浸到清清的河水里洗濯，又用装磨刀石的盒子舀了一点水，请列文喝。

“因为这同重新研究造铁路的方法一样。铁路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

小伙子米施卡走在列文后面。他那青春焕发的可爱脸庞因为使劲而牵动着，他的头发用新鲜的草扎住。不论谁向他瞧瞧，他总是露出微笑。看样子，他是死也不肯承认，干这活儿是很累的。

“但如果他们搞的对我们不适合，如果并不高明，那怎么办？”列文说。

那老头儿挺直身子，两脚向外撇，稳健地大踏步向前走去，同时像走路时随便摆动两臂那样，轻松地把草割下来，堆成整齐的高高的草垛。仿佛不是他，而是锋利的镰刀自动割下多汁的青草。

在史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他又发现了恐惧的神色。

早饭以后，列文在行列中的位置变了，他的一边是个爱开玩笑、要求同他并肩割草的老头儿，另一边是那个去年秋天刚成亲、头一次出来割草的小伙子。

“嗳，这样我们可真是目空一切了。我们已经研究出欧洲正在研究的东西啦！这种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欧洲在劳动组织问题上有些什么作为吗？”

五

“不，不很知道。”

柯兹尼雪夫刚刚起床。列文喝完咖啡，又去割草。这时柯兹尼雪夫还没有穿好衣服进餐室呢。

“这个问题欧洲最优秀的人物现在都在研究。舒尔茨·特里奇运动……再有，拉萨尔论工人问题的大量著作……穆尔豪森市的试验——这些您大概也知道吧？”

列文解下马，回家去喝咖啡。

“我知道一点，但不太清楚。”

“不要紧，老爷，雨天割草晴天收嘛！”老头儿说。

“不，您不用客气；这一切您知道得不会比我差。我当然不是社会学教授，但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要是您也感兴趣的话，您就去研究研究吧。”

“干草要糟蹋了。”他说。

“那么他们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列文把镰刀交给基特，同那些到放衣服的地方去拿面包的农民们一起，穿过被雨稍稍淋湿的一大片割过的草地，向他的马走去。这时他才想到，他看错了天气，他的干草都被雨淋湿了。

“对不起……”

“到时候了吗？啊，那就吃吧！”

两个地主站了起来。史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了列文想窥察他内心世界秘密的讨厌习惯，走出去送客人。

“该吃饭了，老爷。”老头儿说。

二十八

他又割完一行，正要换行，可是基特停下来，走到高个子老头儿跟前，低声对他说了些什么。两人都望望太阳。“他们在说些什么，为什么他不换行啊？”列文想，没有考虑到他们已经不停地割了四个多钟头，该吃早饭了。

这天晚上，列文同太太们在一起感到很无聊。他想到，对农业不满，现在不是他一个人的感觉，而是俄国的普遍情况；要使劳动者对待劳动处处都像他到史维亚日斯基家去途中那个老农那样，这并不是梦想，而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想法使他特别激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且应该设法解决。

他们割了一行又一行，有的行长，有的行短，有几行草好，有几行草差。列文完全丧失了时间观念，压根儿不知道此刻是早是晚。劳动使他起了变化，给他带来很大的快乐。在劳动中，有时他忘乎所以，只觉得轻松愉快。在这样的时刻，他割的那一行简直同基特割的一样整齐好看。但他一想到他在做什么，并且存心要割得好些，就顿时感到非常吃力，那一行也就割得很糟了。

列文向太太们道了晚安，答应明天再待一天，同她们一起骑马到公家树林里去参观一个有趣的天然陷坑。他在睡觉以前走进主人书房，去借史维亚日斯基介绍给他的有关劳动问题的几本书。史维亚日斯基的书房很大，四壁摆满书橱，有两张桌子——一张是摆在房间中央的大写字台，另一张是圆桌，桌子中央放着一盏灯，周围呈星形陈列着各种文字的最新报刊。写字台旁边放着一个文件柜，每个抽屉都标着金字。

在劳动中，他忽然觉得他那热汗淋漓的肩膀上有一种凉快的感觉，他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产生的。他在磨镰刀的时候抬头望望天空。飘来一片低垂的沉重乌云，接着大颗的雨点就落下来了。有些农民走去把上衣穿起来；有些农民像列文一样，只感到清凉舒服，愉快地耸耸肩膀。

史维亚日斯基取出书，在摇椅上坐下来。

他什么也不想，也不希望什么，一心只求不落在农民后面，尽可能把活儿干好。他耳朵里只听见镰刀的飒飒声，眼睛前面只看见基特越走越远的笔直的身子、割去草的弧形草地、碰着镰刀像波浪一样慢慢倒下去的青草和野花，以及前面——这一行的尽头，到了那儿就可以休息了。

“您在看什么呀？”他问站在圆桌旁翻阅杂志的列文。

列文发现，基特割第一行割得特别快，而这一行又特别长，大概是有意想试试老爷的力气。以后几行就比较省力了，但列文还是得使出浑身力气，才不至于落在农民后面。

“哦，对了，这里面有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史维亚日斯基就列文手里拿着的那本杂志说，“原来瓜分波兰的罪魁祸首完全不是腓特烈。”他兴致勃勃地说，“原来……”

使他扫兴的是，他的那一行割得很难看。“我要少动胳膊，多动身子。”他一面想，一面拿基特割的笔直的一行同自己割的弯弯曲曲、参差不齐的一行作着比较。

于是他以他特有的明快语言简要地叙述了这个十分重要而有趣的新发现。列文现在想得最多的是农业方面的问题，但他听着主人的话，心里不禁问：“他头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对瓜分波兰那样感兴趣？”等史维亚日斯基讲完了，列文不禁问：“那又怎么样？”可是史维亚日斯基什么也没回答。他感兴趣的只是“原来”怎么样。他没有说明，并认为没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他感兴趣。

他们就这样割完了第一行。割完这一长行，列文觉得特别费力。等到割完了，基特把镰刀往肩上一搭，沿着刚才割草时留下的足迹慢吞吞地走回来，列文也就沿着他自己的足迹往回走。尽管汗水从他面颊上，从他鼻子上雨水般流下来，他的背也湿透了，像刚从水里起来一样，他还是感到很高兴。他感到特别高兴的是，现在他知道他能够坚持下去了。

“唉，我对那个好生气的地主倒很感兴趣呢！”列文叹了一口气说，“他这人很聪明，懂得许多道理。”

第二次还是这样。基特连续不断地挥动镰刀，一停不停，也不觉得疲劳。列文跟在他后面，竭力不落后。他感到越来越累，觉得身上的力气一点也没有了，就在这时，基特停下来磨镰刀。

“哼，算了吧！他是个顽固的暗藏的农奴制拥护者，他们全是的！”史维亚日斯基说。

他觉得他的力气已经使尽，就决定叫基特停下来。但就在这时候，基特自动停了下来，弯下腰抓起一把草，把镰刀擦擦干净，动手磨刀。列文伸伸腰，叹了一口气，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一个农民走在他后面，显然也累了，因为他没有走到列文跟前，就站在那儿，磨起刀来。基特磨快自己的镰刀，又替列文磨了磨。他们继续前进。

“您是他们的领头人哪……”

后面的草比较柔软。列文听着他们的话，没有搭理，跟在基特后面，竭力想割得好一些。他们前进了一百步光景。基特一停不停，一个劲儿向前割去，没有丝毫疲劳的样子；可是列文已经在担心，怕不能坚持到底，他实在累坏了。

“是的，只是我把他们往另一个方向领。”史维亚日斯基笑着说。

“不要紧，没关系，割割就会好的。”老头儿继续说，“瞧他干起来了……你割得太宽了，这样会累坏的……东家在为自己卖力气呀！瞧他割得多不整齐！要是我们这样干，就要挨骂了。”

“我最感兴趣的是，”列文说，“他说得对，他说我们要合理经营农业行不通，只能像那位文静的地主那样放放高利贷，或者用最普通的方式经营农业。这该怪谁呢？”

“握得低一些就好了。”另一个说。

“当然应该怪我们自己。再有，说行不通也是不对的。华西里契科夫就行通了。”

“镰刀装得不好，柄太长了，瞧他的腰弯得太低了。”一个人说。

“工厂……”

基特让出了地位，列文就跟在他后面。草很短，靠近道路的地方特别韧。列文好久没有割草了，又受到众人的注视，因此有点紧张，他虽然拼命挥动镰刀，开头还是割得很糟。他听到背后人家在议论他：

“可我还是不知道什么事使您感到惊奇。农民的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都还很低，他们总是反对他们所不熟识的东西。在欧洲，合理经营农业行得通，因为农民受过教育。因此，我们也一定要教育农民——就是这么一回事。”

“留点神哪！”老头儿又说。

“但究竟怎样教育农民呢？”

“我尽力不掉队就是了。”他说，站在基特后面，等待开始。

“教育农民需要三样东西：第一是学校，第二是学校，第三还是学校。”

“老爷，您得留神，既然上了手，可不能掉队呀！”他说。列文听见割草农民勉强克制的笑声。

“但您自己刚才说，农民的物质水平很低。学校又有什么用呢？”

列文接过镰刀，试了试。割草的农民割完一行，满头大汗，高高兴兴地一个个走到大路上，来同老爷打招呼。他们都望着他，但没有一个人开口，直到一个身穿羊皮短袄、满脸皱纹、没有胡子的高个子老头向他说话，大家才说起话来。

“哦，您使我想起一个劝告病人的笑话来：‘您最好试一试泻药。’‘试过了，反而更糟。’‘试一试水蛭疗法。’‘试过了，反而更糟。’‘啊，那就只好祷告祷告上帝了。’‘试过了，反而更糟。’我同您也是这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反而更糟。我说社会主义，您说反而更糟。我说教育，您说反而更糟。”

“磨好了，老爷；它快得像剃刀，草一碰上就会断掉。”基特微笑着脱下帽子，把镰刀交给列文。

“那么学校到底有什么用呢？”

列文下了马，把它系在路旁，走到基特跟前。基特从灌木丛里拿出一把镰刀，交给他。

“学校能满足农民的其他需要。”

他们在高低不平的低洼草地上慢慢移动，那里曾经有一个古老的堤坝。列文认出几个熟人，其中有叶米尔老头，他穿着很长的白衬衫，弯着腰挥动镰刀；还有小伙子华西卡，他给列文赶过车，此刻正大刀阔斧地割着每一行草；还有列文的割草师父基特，这是一个瘦小的农民。基特走在最前面，也不弯腰，仿佛在随意舞弄镰刀，却割下很宽的一行草。

“哦，这我可怎么也弄不懂！”列文情绪激动地反驳说，“学校怎么能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呢？您说学校、教育会满足他们的其他需要。这就更糟了，因为这些需要他们无法满足。加减法和教义问答怎么能帮助他们改善物质条件呢？这我可永远也弄不懂。前天晚上，我遇见一个农妇抱着奶娃娃，我问她到哪儿去。她说：‘去找巫婆，哭鬼缠住了娃娃，我抱他去治一治。’我问，巫婆怎么能治好哭病呢？‘她会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再念念咒。’”

他骑马跑得越近，就越清楚地看见一长串割草的农民，他们挥动镰刀的姿势各各不同，有的穿着上装，有的只穿一件衬衫。他数了数，一共是四十二个。

“瞧，您自己回答了问题！要她不把孩子抱到鸡笼上治哭病，这就需要……”史维亚日斯基快乐地笑着说。

他在山上就看见下面那片已经割了一部分的茂盛草地，还有一行行割下的灰草和一堆堆衣服——那是割草人在割第一行时脱下的。

“嗳，不，”列文沮丧地说，“我只是用这种治疗方法来比喻用学校治疗农民。农民贫穷无知，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像农妇看见哭鬼一样，因为那孩子在哭。至于为什么学校能治这贫穷无知的毛病，那就不明白了，就像为什么鸡笼可以治疗哭病一样。要把农民贫穷的病根治好。”

第二天早晨，列文起得比平时早，可是因为安排农活耽搁了一会儿，当他来到草地上的时候，农民们已经在割第二行了。

“啊，您至少在这一点上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不谋而合了。他也说，教育可能是生活福利和舒适的结果，像他所说的，是经常洗涤的结果，可不是会读书和计算的结果……”

“没问题，我只要在休息时回家一次就行了。”

“嗯，说我同斯宾塞不谋而合，我很高兴，或者相反，我感到很不高兴。其实这一层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处，有用的是那种可以使农民富裕些、空闲些的经济设施——到那时也就会有学校了。”

“那你怎么同他们一起吃饭呢？总不能把法国红葡萄酒和油炸火鸡送到那边去吧？”

“现在全欧洲的学校都是义务的。”

“不，我想不会。这是一项愉快而辛苦的劳动，大家根本没工夫想什么。”

“那您自己在这方面同斯宾塞怎么这样一致呢？”列文问。史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又闪过恐惧的神色，接着他微笑着说：

“噢，原来如此！那么你倒说说，农民对这件事会有什么看法？恐怕他们会笑老爷是个怪人吧。”

“嘿，这个治疗哭病的故事太妙啦！真是您亲自听见的吗？”

“我试过了。开头很累，后来也就习惯了。我想我不会落后的……”

列文明白，他是无法找到这个人的生活同思想之间的联系的。他的议论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显然毫不在乎，他只要议论议论就行了。当他的议论不能自圆其说时，他就不高兴了。他不喜欢出现这样的局面，总是竭力避免，把话题引到别的有趣的事情上去。

“作为一种运动，这是再好也没有了，只怕你未必受得了。”柯兹尼雪夫一本正经地说。

这一天的全部印象，从途中那个老农给他的印象——这个印象成了一天里所有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起，都使列文十分激动。这位可爱的史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他显然还有一些列文所不知道的生活原则，同时他同无数群众在一起，用一些同他自己格格不入的思想来指导舆论；那位牢骚满腹的地主，他因在生活中感到苦恼而发的议论很对，可是他对整个阶级、对俄国最优秀阶级的怨气却是不对的；还有，列文不满于自己的活动，并且模模糊糊地希望能纠正这些情况，这一切都交集在一起，使他感到苦恼，并期望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是的，干这活可有劲儿啦！”列文说。

列文独自待在为他安排的房间里，躺在手脚稍一活动都会弹起来的弹簧垫子上，好久睡不着觉。史维亚日斯基虽然说了许多聪明话，列文却一点也不感兴趣；但他觉得那个地主的意见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在心里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你这是什么意思？像农民一样，割上一整天？”

“是的，我应该这样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由于农民憎恨一切改良，要实行改良非强制不可。如果您的农业不改良就毫无办法，那么这话是对的。其实只要雇工能像途中看到的那个老农那样干活，农业还是搞得上去的。我们大家都对农业现状不满，这说明不是我们错了，就是雇工们错了。我们一向照我们的方式，照欧洲的方式，一个劲儿地干，也不问劳动力究竟怎样。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劳动力看作理想的劳动力，应该承认它是具有独特本能的“俄国农民”，并根据这情况来安排农事。假定说，我应该这样对他说，‘您像那位老农一样经营农业，您有办法使雇工关心收成，并且找到他们所能接受的改良办法，那么，您就不会糟蹋土地，就可以使收成增加一倍或者两倍。您把收成对分，一半给劳动者。这样，您自己留下的会多得多，劳动者也会得到更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缩小经营规模，促使雇工关心农业收成。至于怎样做，这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无疑是办得到的。’”

柯兹尼雪夫抬起头来，好奇地望望弟弟。

这个想法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考虑怎样实行这个想法。他本来不打算第二天回去，但现在决定明天一早就回家。还有，这个穿敞领连衫裙的姨妹使他产生一种近乎做了什么坏事后的羞耻和悔恨的感觉。主要的是他必须毫不迟疑地立刻回去，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提出新的计划，好用新的办法来下种。他决心彻底改变他的农业经营方法。

“我太喜欢了。我有时就同农民一起割草，明天我要割它一整天。”

二十九

“我很喜欢这种劳动。”柯兹尼雪夫说。

列文实行他的计划，遇到许多困难。他努力奋斗，成绩虽然不如他的期望，但他确实尽了力，并相信这事是值得做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农事已在进行，不能中途停顿，从头来起，只好在运转中调整这架机器。

“看样子天气稳定了，”他说，“明天我要去割草了。”

他回家的当天晚上，就把计划告诉了管家。管家欣然同意他的一部分话，就是他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荒唐的，不合算的。管家说，这意见他早就说过了，但老爷就是不肯听他的话。至于列文建议让他同劳动者合伙经营各种农业，管家听了垂头丧气，没有表示任何明确意见，接着就立刻说到明天必须把剩下的黑麦捆运走，派人去耕第二遍地，这就使列文感到现在还不是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晚上喝茶的时候，列文把这事告诉了哥哥。

列文同农民们谈起按新的条件把土地出租给他们时，他也遇到同样的困难：他们是那么忙于当天的农活，根本没有工夫考虑他提出的计划的利害得失。

管家笑了笑说：“是，老爷。”

头脑简单的饲养员伊凡似乎完全懂得列文的建议——让他全家分享饲养场的利益——完全赞成这个建议。但当列文反复说明未来的利益时，伊凡的脸上却现出焦虑和歉疚的神色，表示他不能再听下去了，还匆匆地给自己找些刻不容缓的工作：忽而拿起叉把干草从牲口棚里叉出来，忽而去打水，忽而去出厩肥。

“请您把我的镰刀送去给基特，叫他磨好明天送来，说不定我要亲自去割草。”他说，竭力装得若无其事。

另一个困难是农民绝对不相信，地主除了尽量掠夺他们之外还有其他目的。他们坚信，不管他对他们怎样说，他的真正目的是永远不会告诉他们的。他们自己呢，发表意见时会说许多话，可是也决不会说出他们的真正目的来。此外，列文认为那个满腹牢骚的地主说得对，农民在订任何契约时，最重要的不可动摇的一条就是，不能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的耕作方法，使用新式农具。他们承认，新式犁耕地耕得比较好，快速犁用起来更顺手，可是他们会举出千万条理由来拒绝使用任何新式犁。列文相信这样一定会降低农业水平，但抛弃那分明有利的改良方法，他又觉得可惜。不过，尽管存在这些困难，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到秋天就开始实行新计划，至少他认为是这样。

傍晚，列文来到账房，安排好工作，派人到各村去召集明天割草的人，一起割那块最大最好的卡里诺夫草地。

起初列文想把整个农场按照新的条件出租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但不久他相信这是办不到的，就决定把农场分成几部分。饲养场、果园、菜园、草地和分成几块的耕地，都应该分开来管理。列文觉得，头脑简单的饲养员伊凡比谁都理解他的计划。他成立了一个主要由他家里人组成的合作社，加入了饲养场。远处一块荒了八年的耕地，靠着聪明的木匠雷祖诺夫的帮助，由六家农民照新的合作条件负责耕种。农民舒拉耶夫按照同样的条件，负责管理所有的菜园。其余的土地照原来方式耕种，但这三个组是新法经营的开端，列文也全力以赴。

“我需要体力劳动，要不我一定又会发脾气了。”他想着，决定亲自去割草，也不管在他哥哥面前和老百姓面前会有多么尴尬。

真的，饲养场的情况至今没有好转。伊凡坚决反对牛棚保暖和提取新鲜奶油，认为牛养在冷的地方可以少吃饲料，做酸奶油比新鲜奶油更有利可图。他还要求同过去一样付工资给他，对于他所领到的不是工资，而是利润的一部分预支，他丝毫不感兴趣。

他很喜欢割草，亲自参加过好几次。他割了房子前面的一大块草地，而且今年开春就定下计划，要从早到晚同农民一起割几天草。哥哥来后，他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去割草。让哥哥一个人整天待在家里，他觉得于心不安，又怕哥哥因此取笑他。但当他走过草地时，割草的情景便又浮上脑海，他几乎决定再次到草地上去劳动。在同哥哥做了那场激动的谈话以后，他又想到还是去割草好。

事实上，雷祖诺夫的合作社借口时间来不及，没有照合同规定耕两遍地。结果是，这个社的农民虽然应按照新的条件耕作，却不把土地看作共同的土地，而仍旧看成对分制的租地。这个社的农民和雷祖诺夫本人都对列文说：“您最好还是收收地租，这样您省事些，我们也自由些。”此外，这些农民还用种种借口，一再拖延契约规定的盖饲养场和干草棚的事，一直拖到冬天。

列文在同哥哥谈话时想到的那件私事就是：去年有一次去看割草，对管家大为生气，他就使用他那种控制情绪的方法——从一个农民手里拿过镰刀，亲自动手割草。

舒拉耶夫应该把他负责的菜园分块租给农民，可是他显然曲解了土地租借给他的条件，而且看来是故意曲解的。

四

还有，当列文同农民谈话，向他们说明计划的种种好处时，他常常发觉农民们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并且不管他怎么说，他们总是表示决不受骗上当。这一点，当他同那个最聪明的农民雷祖诺夫谈话时，感觉特别强烈。他还在雷祖诺夫的眼睛里看出一副神气，就是分明在嘲笑他列文，还明确表示，即使有人受骗上当，可决不是他雷祖诺夫。

柯兹尼雪夫收起最后一根钓竿，解下马，他们就回家了。

但是，尽管有这些情况，列文还是觉得计划可行，只要严格实行核算，坚持他的意见，将来总能向他们证明这种办法的好处，事情自然也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

列文不作声。他觉得他被全面击败了，但又觉得哥哥并不理解他的话：这是由于他说话词不达意呢，还是由于哥哥不想理解他的意思，或者无法理解他呢。他没有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反驳哥哥，却想到一件与此完全无关的私事。

这些事情，加上手头其他事务和书房里的写作占用了列文整个夏天的时间，使他简直没有工夫打猎。八月底，他从陶丽派来还马鞍的仆人那里知道，奥勃朗斯基一家到莫斯科去了。他由于现在想起来都不能不脸红的粗野无礼，当时没有给陶丽写回信。这个行为真是破釜沉舟，使他再也不好意思到他们家去了。他和史维亚日斯基不告而别，也同样粗野无礼。他再也不会去看他们了。现在他对这些事都毫不在乎。经营农业的新计划占据了他的全部身心，他有生以来还没有一件事如此吸引过他。他翻阅史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抄下他所没有的资料，翻阅有关这个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著作，但不出他所料，找不到同他所进行的事有关的资料。他希望从政治经济学里，譬如从他最早热心研究过的穆勒的著作里，获得他所关心的问题的解答，却只找到从欧洲农业情况中得到的规律，但他怎么也不明白，这些不适用于俄国的规律怎么会具有普遍意义。他在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里也看到同样的情况：不论是学生时代迷惑过他、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或者是改良和挽救欧洲农业现状的办法，都同俄国农业毫无关系。政治经济学里说，欧洲财富过去和现在发展的规律是普遍性的，不变的。社会主义的著作却说，按照这种规律发展，最后必然灭亡。前者和后者不仅都没有解答，甚至没有稍稍暗示，他列文，以及俄国所有的农民和地主，该怎样用千百万双手去耕种千百万亩土地，来提高生产，增进公共福利。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恕我直说，这是出于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贵族老爷的习气。我相信这是你一时的糊涂，将来会改正的。”

既然他已着手研究，就认真阅读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书籍，还准备秋天出国实地考察，以避免他在研究其他问题时经常遇到的情况。往往他刚开始理解对方的思想，说出他自己的想法，对方就会突然对他说：“那么考夫曼、琼斯、杜波依斯、米契里是怎么说的？您没有读过他们的著作吧？您去读一读，这个问题他们早就研究过了。”

柯兹尼雪夫把问题引到列文所不懂的哲学和历史的范畴，并且指出他观点中的种种错误。

他现在看得很清楚，考夫曼和米契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他。他知道他需要什么。他看到俄国拥有出色的土地，出色的劳动者，在有些场合，譬如途中那个老农，劳动者和土地能提供丰富的产品；但在多数场合，用欧洲方式投资，产量就很少。这完全是因为劳动者只有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才愿意工作，才肯好好工作。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同人民的精神密切关联的。他想，俄国人民负有自觉地开发广大荒地的使命，直到荒地开完为止，他们为此沿用适当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并不像一般人所认为的那么坏。这一点，他想在他的著作里用理论来加以阐述，在他的农业实践中加以证明。

“吓，哲学，你还是别谈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寻求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必要联系。这且不去说它，我现在只想纠正你的比喻。桦树不是插的，桦树是栽培的，是播种的，而且需要细心照顾。一个民族，只有认识他们制度的长处，并且加以重视，才有未来，才有历史地位。”

三十

柯兹尼雪夫又微微一笑。“他也有一套合乎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九月底，为了在租给合作社的土地上建筑牲口棚，运来一批木材，还卖掉了奶油，分配了利润。事实上，农事搞得很出色，至少列文认为是这样。为了要在理论上阐明一切，完成著作——按照他列文的梦想，不仅要在经济学方面引起一场革命，而且要彻底破除旧的科学，奠定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新科学的基础——必须出国访问一次，去实地考察这方面的情况，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列文只等小麦卖掉，弄到一笔钱就出国去。但是天开始下雨，留在田里的谷物和马铃薯无法收割，弄得一切工作都停顿了，连小麦都无法卖出去。道路一片泥泞，无法通行；两架风车被洪水冲走，天气越来越坏。

“我想，”列文说，“任何活动如果没有个人利益做基础，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是个极其普通的哲学道理。”他说。他故意重复着哲学两个字，表示他同别人一样也有资格谈论哲学。

九月三十日，太阳一早就出来了。列文满以为天气好了，断然开始准备动身。他吩咐把小麦装车，派账房到商人那里去取钱，自己骑上马到农场各处去，以便在动身前最后作些安排。

不过，列文自己也知道他不关心公益事业，却还要为这个缺点辩护。他继续说下去。

列文办完一切事，浑身湿透，雨水从皮衣领子流进他的脖子，流进他的皮靴，但他傍晚回家，心里很兴奋。傍晚天气更坏了，大粒的雪糁沉重地打着浑身湿透、耳朵和脑袋直打哆嗦的母马，使它侧着身子走，但列文戴着风帽觉得很舒服。他兴致勃勃地向周围眺望，忽而望望流着浑浊的水的车辙，忽而望望每条光树枝上淌着的水滴，忽而望望桥板上点点没有融化的白色雪糁，忽而望望光秃的榆树周围堆得厚厚的充满液汁的新鲜落叶。周围的景色虽然阴沉，可他还是异常兴奋。他同较远村子的农民谈话，发觉他们对新的关系已开始习惯了。他走到一个管房子的老头儿家里去烤衣服，那老头儿显然很赞成列文的计划，自动提出要求入伙购买牲口。

“对不起，这样是永远得不出结论来的。”他批评弟弟说。

“只要坚定不移地努力工作，就一定能达到目标，”列文想，“努力工作是有意义的。这不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公共福利的问题。整个农业，主要是全体农民的处境，必须彻底改变。必须以人人富裕来代替贫穷，以利害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总之，这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极其伟大的革命，先从我们一个县的小范围开始，然后扩展到全省，然后全俄国，然后全世界。一种正确的思想决不会没有成果。是的，这是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至于我列文曾经系着黑领带去赴舞会，向吉娣求婚遭到拒绝，而且自己觉得那么可怜，那么不中用——这一切都无足轻重。我相信，富兰克林想到自己，也一定会觉得自己毫无用处，对自己毫不信任。这都无足轻重。他一定有他的阿加菲雅，可以把他的计划向她和盘托出。”

柯兹尼雪夫耸耸肩膀，表示弄不懂在他们的争论中怎么忽然冒出个桦树林来，虽然他立刻明白了弟弟这番话的意思。

列文就这样沉思着摸黑回到家里。

“我不会受审的。我从来不杀人，没有理由审判我。就是这样！”他继续说，接着又扯开去了，“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就像三一节插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欧洲土生土长的桦树林，其实我真不愿意给它们浇水，也不相信它们会成长！”

到商人那里去的账房回来了，带回一部分小麦钱。同管房子人的合同订好了。账房一路上看见田野里到处堆着麦子，他们没有来得及把一百六十堆麦子运走，同人家简直不能相比。

“也许明天就要审问你了。难道你情愿在旧刑事法庭上受审吗？”

晚饭后，列文照例拿了一本书坐到安乐椅上，一面看书，一面继续想着同著作有关的当前这次出国旅行。今天他特别清楚地认识到他的工作的全部意义，他的头脑里也自然而然地形成整段整段说明他思想的文章。他想：“应该把它记下来，它可以成为一篇简短的序言。我原以为这是不必要的。”他起身向写字台走去；躺在他脚边的拉斯卡伸了个懒腰，也站起来，对他望望，仿佛在问到哪里去。但列文没有来得及把他的想法记下来，因为几个管事的农民来了，列文只得到前厅去接见他们。

列文的话好像决了堤，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柯兹尼雪夫微微笑了笑。

明天的工作安排完毕，又接见了几个有事找他的农民以后，列文回到书房里，坐下来工作。拉斯卡躺在桌子底下；阿加菲雅坐在她的老位子上织袜子。

“我只是想说，那些同我……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在任何时候我都会全力去保卫。当年宪兵来搜查我们学生的信件时，我就曾全力保卫我们的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享受自由的权利。我懂得服兵役的意义，知道它关系到我的孩子、兄弟和我自己的命运。我愿意讨论那些同我有关的事，可是要我决定怎样支配地方自治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子阿廖沙——我实在不懂这些事情，我也无能为力。”

列文写了一会儿，忽然历历在目地想到了吉娣、她的拒绝和他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他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

“吓，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您可用不着烦恼，”阿加菲雅对他说，“哎，您为什么老坐在家里呀？可以到温泉去住一阵，反正您要出门去。”

柯兹尼雪夫却耸耸肩膀。

“我准备后天就去，阿加菲雅。我得把事情办完哪。”

列文说得忘乎所以，摹仿起审判长和傻老头阿廖沙的模样来。他自以为他的话都说在点子上。

“哼，您有什么事情！难道您奖赏庄稼汉奖赏得还不够吗！人家已经在说：‘你们家老爷会得到皇上恩典的。’真奇怪，您替庄稼汉操心干什么？”

“不！”列文越来越激动地说，“解放农民，那可是另一回事。这里夹杂着个人利益。我们想摆脱那压在我们这一切善良人身上的枷锁。但是做一个地方自治会议员，就得讨论需要多少名清道夫，怎样铺设城市的下水道，可我又不住在城里；当陪审员去审判一个偷咸肉的农夫吧，那又得一连六小时听辩护人和检察员的胡言乱语以及审判长的问话；审判长问那个傻老头阿廖沙：‘被告先生，您承认偷窃咸肉这一事实吗？’老头儿却问：‘您在说什么呀？’”

“我不是为他们操心，我是为自己工作。”

“听我说，”柯兹尼雪夫笑着打断他的话，“我们在为解放农民而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个人利益的刺激呀，可我们还不是照样干啊。”

列文的农业计划阿加菲雅全都知道。列文常常把他的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她，不时同她争论，不同意她的解释。但这会儿她完全误解了他的话。

“我老实对你说吧！”列文情绪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无非是个人幸福。我是一个贵族，在地方自治会里，我看不到有什么东西会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进，也不会改进；我的马只好拖着我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医生和医疗站我不需要，调解官我也用不着，我以前从不去麻烦他，以后也不会去麻烦他。我不但不需要学校，而且——我也对你说过——学校简直是有害无益。在我看来，地方自治机关只会使人增加负担，要每亩地缴纳十八戈比，还得坐车赶到城里去，在旅馆里过夜喂臭虫，听各种胡言乱语。何况个人利益也刺激不了我。”

“当然应该首先想到自己的灵魂。”阿加菲雅叹息道，“嗯，就说巴尔汶·杰尼索奇吧。虽说他不识字，却死得清白，但愿每个人都能像他那样，”她说到不久前死去的男仆，“给他授了圣餐，涂了圣油。”

“我不明白这同哲学有什么关系。”柯兹尼雪夫说，列文觉得他的口气等于表示，对方没有资格谈论哲学。这可使列文大为生气。

“我说的不是这个，”列文说，“我是说，我这样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是庄稼汉干活干得卖力，我的好处也就大了。”

“不，既然我们已经讨论开了，那你就从哲学观点上给我解释一番吧！”列文说。

“哼，不管您怎样做，假如他是个懒鬼，他处处都会偷懒的。假如他有良心，他会好好干；假如他没有良心，你也毫无办法。”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哦，可是您自己不是也说，伊凡照顾牲口比以前好了。”

“好，就算是这样吧。”列文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完全不是这么想，“就算是这样吧，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为这种事操心。”

“我要说的只有一句话，”阿加菲雅回答，显然不是随口说说，而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您该成亲了，真的！”

“你不花点力气，不可能理解这件事。”

阿加菲雅提到的这件事——列文刚才也想过——使他觉得又伤心又委屈。他皱起眉头，没有回答她，又坐下来工作，重新思考这项工作的意义。在一片肃静中，他只间或听到阿加菲雅编织袜子的声音，不禁又想到了他不愿想到的事，就又皱起眉头来。

“我是说，我既不承认这是好事，也不认为它是办得到的。”

九点钟，他听见铃铛声和马车在泥地上滚动的重浊响声。

“怎么？你刚才不是说……”

“啊，有客人来看您了，不会冷静了。”阿加菲雅说，站起来向门口走去。但列文抢在她的前头。这会儿他的工作不顺手，正欢迎有客人来，不管是谁都好。

“但我还不能承认这是好事。”列文涨红了脸说。

三十一

“如果你承认教育是有益的，”柯兹尼雪夫说，“那么，你既然是个正直的人，就不能不热爱、不能不支持这项事业，不能不甘心乐意为它出力。”

列文跑到半楼梯，听见前厅里传来熟识的咳嗽声；但因为自己脚步声的影响听不清楚，他很希望是他听错了。接着他就看见一个熟识的瘦骨嶙峋的高高的身影，看来是不会错的，但他还是希望是他弄错了，希望这个脱下外套、咳清喉咙的高个子不是他的哥哥尼古拉。

事实上，哥哥的论证要比列文所预期的简单得多。

列文爱他的哥哥，但同他在一起总感到痛苦。这会儿，列文由于袭上心头的思绪和阿加菲雅提到他的心事，正心烦意乱，同哥哥见面就觉得格外不舒服。他希望见到的是那种心情开朗、身体健康的外来客人，好在这心绪不佳的时刻给他解解闷儿，可是现在来的却是他的哥哥，他对弟弟的心事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会唤起他最隐秘的思想，迫使他把他的心事和盘托出，而这却是他所不愿意的。

“我承认。”列文漫不经心地说，但立刻感到他说的不是心里话。他觉得，要是他承认这一点，那就证明他的话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不知道哥哥将怎样论证，但知道从逻辑上看，哥哥准会向他论证的。他期待着这样的论证。

列文一面因产生这种要不得的感情而生自己的气，一面跑到前厅。他一到近处看看他的哥哥，那种失望的心情立刻消失了，代替它的只是怜悯。哥哥尼古拉的消瘦和病容以前就够可怕的了，现在变得更瘦更憔悴了。他简直是一具皮包骨头的架子。

“问题不在这里。”柯兹尼雪夫皱着眉头说。他不喜欢人家说话自相矛盾，特别是在辩论中不断改变论点，使人无从回答。“请问，你是不是承认教育对老百姓是有益的？”

他站在前厅里，抽动细长的脖子，摘下围巾，异样地苦笑着。列文一看见他这种朴实谦卑的微笑，觉得喉咙里有样东西哽住了。

“不，你随便问谁都行，”列文断然回答，“雇工会读书写字反而更糟。他们又不会修路，桥一造好，又会被偷掉。”

“啊，我到你这里来了。”尼古拉一直盯住弟弟的脸，哑着嗓子说，“我早就想来了，但身体老是不好。现在可好多了。”他用瘦削的大手摸摸胡子，说。

“现在还难说……再说，会读书写字的农民、雇工对你也更有用处，更有价值。”

“噢，噢！”列文答应着。他亲吻时感到哥哥皮肤的干枯，又那么接近地看到哥哥那双流露出异样光辉的大眼睛，他越发觉得害怕了。

“嗐，我看她的胳膊伸不直了。”

几个星期前，列文写信给哥哥，告诉他家里那块未分的产业卖掉了，他现在可以分到近两千卢布。

“嗯，对不起，你听我说……首先，医疗站总是需要的。你瞧，我们不是请来了站里的医生给阿加菲雅治伤吗？”

尼古拉说，他现在来拿这笔钱，但更重要的是到老家来住一阵，接触接触家乡的泥土，好像古代勇士那样养精蓄锐，来应付面前的工作。他虽然更加弯腰曲背，高高的个子瘦得更加刺眼，他的动作却依旧很敏捷急促。列文把他领到书房里。

他沉默了一下，拉起一根钓竿，又抛到水里，笑嘻嘻地对弟弟说：

哥哥精神抖擞地换了衣服（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梳了梳又稀又直的头发，微笑着走上楼去。

这个出其不意的反驳使柯兹尼雪夫听了一愣，但他随即想出一个新的进攻办法来。

他的心情十分愉快，列文记得他小时候常常是这样的。他甚至毫无怨言地提到柯兹尼雪夫。看见阿加菲雅，他同她有说有笑，还向她打听几个老仆的情况。巴尔汶·杰尼索奇的死讯使他很难过。他脸上现出恐惧的神色，但立刻又镇静下来。

“也许这一切都是好的。可是我何必为了我从不请教的医疗机构，为了我将来决不会把我孩子送去而农民也不愿把他们孩子送去的那种学校而操心呢？再说，我还不信有必要把他们送去。”他说。

“他确实很老了。”他说了一句，随即改变话题，“哦，我要在你这里住上一两个月，再到莫斯科去。不瞒你说，米亚赫科夫答应给我弄个位置，我要去当差了。今后我要彻底改变生活，”他继续说，“不瞒你说，我离开那个女人了。”

列文觉得哥哥怀疑他的品德，为此感到委屈，并且十分气恼，不由得说出他对公益事业冷淡的主要原因来。

“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吗？怎么搞的，为了什么呀？”

“你这算什么话？难道教育的作用都可以怀疑吗？假如教育对你有好处，那么它对别人也会有好处的。”

“哎，她是个讨厌的女人！她给我添了一大堆麻烦。”但他没有讲是些什么麻烦。他不能说，他把玛丽雅·尼古拉耶夫娜赶走是因为茶煮得太淡，还因为她像照顾病人那样照顾他。“再说，我今后要彻底改变生活了。我当然也同别人一样，做过许多傻事，不过财产是最没有意思的东西，我一点也不看重。只要身体健康，而我的身体，感谢上帝，现在完全好了。”

“学校有什么用？”

列文听着，想说些什么，可是怎么也想不出说什么好。尼古拉大概也感觉到这一点，就问起弟弟农业方面的事。列文也高兴谈谈自己的事，因为谈这类事不用装腔作势。他把他的计划和活动告诉了哥哥。

“嗳，对不起，这话可是不公平了……我可以给你举出千万个例子来……那么学校呢？”

哥哥听着，但显然不感兴趣。

“我觉得不可能……我们这个县的面积有四千平方里，一旦冰雪融化，路上一片泥泞，再加上暴风雪，农活忙，实行全县的免费医疗就不可能。再说，我根本就不相信医药。”

这两个人相互是那么亲近，那么了解，就连最微细的动作和音调都能比任何语言表达出更多的东西。

“什么？合理安排资金，给人医疗条件，这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这会儿，他们两人只有一个思想——尼古拉的病和接近死亡——压倒了一切。但他们中间谁也不敢说出口来，因此避开这个盘踞在他们心头的思想，他们就只能说说谎话了。等过了黄昏，到了就寝的时刻，列文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随便同什么客人在一起，随便什么礼节性的访问，他都没有感到像今晚这样不自在，这样虚伪。意识到这种不自在和感到悔恨，他变得更加不自在了。他真想对着这位垂死的心爱的哥哥大哭一场，可是他却不得不听着哥哥讲他将怎样生活下去，并且附和着这样的谈话。

“两者都有，”他毅然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可能……”

由于房子潮湿，只有一个屋子生火，列文就让哥哥同他一起睡在他的卧室里，中间只有一道隔板。

列文觉得他除了屈服或者承认自己对公益事业不热心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使他感到委屈和痛苦。

哥哥躺在床上，也不知道有没有睡着，但也像一般病人那样翻来覆去，不断咳嗽，有时咳不出来，嘴里就嘀咕着。一会儿他呼吸困难，就说：“唉，上帝呀！”一会儿他被痰塞住了，就怒气冲冲地骂道：“哼！活见鬼！”列文听着他的动静，好半天没睡着。列文脑子里千头万绪，但归结到一点：死。

柯兹尼雪夫认为弟弟所以这样，不出以下两种原因：“不是智力不足，看不出自己能做些什么，就是不愿牺牲个人的安宁和放下架子，但我不知道究竟是出于哪一种原因。”

死，万物不可逃避的归宿，头一次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呈现在他面前。而在这个睡意蒙眬中呻吟、习惯成自然地忽而祷告上帝、忽而咒骂魔鬼的亲爱的哥哥身上，死就绝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样遥远。死也同样在他身上存在着，这一层他是感觉到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再过三十年，那还不是一样？至于这无可避免的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不仅不知道，不仅从来没有想过，而且没有勇气和力量去想。

“……你可知道他们没有人帮助就会活不成？无知的娘们把孩子活活折磨死，老百姓愚昧保守，听凭乡下文书摆布，你有力量，却不去帮助他们，因为你认为这事并不重要。”

“我在工作，我要做点什么，可是我忘记了，到头来一切都要完结，一切都要死。”

“我可从来没有肯定过。”列文心里想。

他在黑暗中蜷缩着身子，抱着双膝，坐在床上，同时屏住气息不停地冥思苦想。但他越是冥思苦想，就觉得越清楚，事实无疑是这样：他在生活中确实忘记了、忽视了一个平凡的情况——死一定要来，一切都要完结，什么事也不值得动手，而且是无可奈何的。是的，这很可怕，但是事实。

“嗯，你听我说，”哥哥聪明俊美的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说，“凡事总有个界线。不随波逐流，做个忠厚老实、不爱虚伪的人，这当然很好，这一切我都明白。不过，你说的话要不是毫无意思，就是十分荒谬。你既然热爱老百姓，怎么能认为为老百姓做的事并不重要，还肯定……”

“可我现在还活着。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呢？”他绝望地说。他点亮蜡烛，小心翼翼地从床上站起来，走到镜子前面，看看自己的脸色和头发。是啊，两鬓有点花白了。他张开嘴巴。臼齿开始坏了。他露出他的肌肉发达的双臂。是的，力气很大。但现在靠残肺呼吸的尼古拉以前身体也很强壮啊。他忽然回想起来，他们小时候怎样睡在一起，怎样等家庭教师费多尔一出房门，就相互扔枕头，哈哈大笑，笑得忘乎所以，连对费多尔的畏惧也抑止不住这种沸腾的生活幸福。“可是现在只剩下凹陷的皮包骨头的胸部……我呢，也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我并不认为重要，也不感兴趣，那有什么办法呢？……”列文回答。他看出骑马跑来的确是管家。管家准是已让农民们离开耕地，他们正在把犁翻转过来。“难道真的已经全耕完了？”他想。

“咳！咳！哎，活见鬼！你怎么跑来跑去不睡觉哇？”哥哥对他吆喝道。

“怎么！难道这种事不重要吗？”柯兹尼雪夫说。使他不快的是，弟弟并不重视他关心的事，尤其是弟弟简直没有在听他。

“没什么，不知怎的，我失眠了。”

“自信心嘛！”列文被哥哥的话刺痛了，说，“我不明白。我念大学的时候，要是有人对我说，别人懂得微积分，我不懂，我就会觉得丧失自信心。但这里首先得肯定，干这种事要有一定的才干，首先必须相信这种事是很重要的。”

“我倒睡得很好，我现在不出汗了。你看，你摸摸我的衬衫。不是没有汗吗？”

“你到底为什么会无能为力呀？你试过了，你认为没有成功，因此就灰心丧气了。你怎么这样没有自信心哪？”

列文摸了摸，走到隔板后面，吹熄蜡烛，但还是好一阵没有睡着。他刚刚有点弄明白怎样生活的问题，却又冒出一个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死。

他不太注意哥哥说的话。他望望河对岸的耕地，看见一个黑魆魆的东西，但看不清光是一匹马，还是管家骑在马上。

“唉，他快要死了，恐怕活不到春天了，该怎么救救他？叫我对他说什么好呢？这方面我知道些什么呢？我简直忘记有这么一回事了。”

“统统不是。我试过了，我明白我无能为力。”列文说。

三十二

“为什么你不行？老实说，我不明白。不关心，没有能力，我看都不是；难道只是因为懒惰吗？”

列文早就发现，谁要是过分谦让恭顺而使人感到不安，往往会很快变得过分苛刻挑剔而叫人难受。他觉得他哥哥就是这样一种人。果然，尼古拉哥哥的温良没有维持多久。第二天早晨，他就变得暴躁起来，拼命同弟弟为难，有意触动他的痛处。

“唉，你要知道，我试过了，”列文不大乐意地低声回答，“我不行！有什么办法呢！”

列文觉得自己错了，但又不能改正。他觉得，如果他们两人都不勉强敷衍，而是所谓推心置腹地谈话，就是把他们所想的和所感觉的说出来，那么他们就只能相对无言，列文只能说：“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你快要死了！”尼古拉也只能回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可是我害怕，害怕，害怕！”如果他们只说真心话，那就再也说不出别的话了。但这样就无法生活，因此列文竭力去做他试了一辈子都没有学会、而许多人照他看来不但做得很好、而且非如此不能生活的事：竭力说些违心的话，但又总是感到这样做十分虚伪，哥哥会看破他的谎言并因此大为生气。

“你知道吗，我在想你的事。”柯兹尼雪夫说，“照那位医生的话看来，你们县里的情况真是太糟了。那小子生得倒不笨。我以前对你说过，现在我还是这么说：你不出席会议，完全不过问地方自治会的事，这样不好。要是正派人推开不管，事情就糟了。我们出了钱，付了工资，可是没有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没有药房，什么也没有。”

第三天，尼古拉又促使弟弟讲述他自己的计划，而且不仅指责他，还故意把他的计划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

三

“你只不过借用别人的思想，但把它歪曲，还想把它应用在不能应用的地方。”

“我不知道这个谜语。”列文没精打采地回答。

“我要告诉你，这两者之间是没有一点共同之处的。他们否定私有财产、资本和遗产的合理性，可是我不否定这种重要刺激（列文本来讨厌使用这种字眼，但自从他开始著作以来，就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种外来语了）的作用，我只是要调节劳动。”

“忙什么呀？再坐一会儿。瞧你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虽然没有钓到鱼，我可很高兴。钓鱼打猎的好处就是可以接近大自然。这蓝莹莹的水真是太美啦！”他说，“这种芳草萋萋的河岸常常使我想起一个谜语——你知道是什么吗？‘草对河水说：我们总是摇摆不停，摇摆不停。’”

“问题就在这里，你借用了别人的思想，去掉它有力的地方，还要人家相信这是一种新东西。”尼古拉怒气冲冲地扭动他那系着领带的脖子，说。

“好了，我们走吧。”他说。

“可是我的思想和人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列文走到哥哥跟前。柯兹尼雪夫一无所获，但并不感到无聊，而且情绪很好。列文看出他同医生谈得津津有味，还想再谈谈。列文呢，正好相反，他一心想早些回家，好安排明天割草的人，解决他十分关心的割草问题。

“他们那边，”尼古拉眼睛里闪出凶焰，冷笑着说，“他们那边至少还有一种所谓几何学的美——清楚，明确。那也许是乌托邦。但如果真能把过去的东西一笔勾销，废除财产，废除家庭，那么劳动也就可以调整了。可是你呢，你什么也没有……”

“那可要看老天爷了。天气八成不会错的。”

“你为什么要混淆黑白呀？我从来不是个共产主义者。”

“你看天气怎么样？”

“我原来倒是的，不过发现目前还不是时候，但它是合理的，是有前途的，好像早期的基督教那样。”

“还等什么！照我们的习惯，是得等到圣彼得节。不过您总是比人家割得早一些。那就不等了，上帝保佑，草好得很呢！这些草料够牲口吃的了。”

“我只是认为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观点来看待劳动力，也就是说要研究它，承认它的特点……”

“喂，福米奇，你倒说说，现在就动手割草还是再等几天？”

“这可是完全不必要的。劳动力本身会按照发展的阶段产生一定的活动形式。最初到处是奴隶，后来是佃农，现在又有对分制，又有地租，又有雇工——你还要找什么呢？”

“哪里是捕获的，康斯坦京·德米特里奇！能保住自己的就算不错了。这已经是第二次离窝了……亏得小伙子们把那窝蜂捉了回来。他们当时正在耕您的地。他们解下马，骑着就赶上了……”

列文一听到这话大为恼火，因为在内心深处他唯恐这话是真的，他确实想调和共产主义和现存制度，但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怎么？你捕获了一窝蜂吗，福米奇？”他问。

“我在找寻一种生产率高的劳动方式，为了我自己，也为了劳动者。我要组织……”他暴躁地回答。

列文穿过草地，走到大路上，遇见一个老头儿，一只眼睛浮肿着，掮着个蜂箱。

“你并不想组织什么。这是你的一贯作风，你要标新立异，要表示你不只是剥削剥削农民，还抱有什么理想。”

哥哥整理好钓竿，坐在树丛下。列文从车上解下马，把它拴好了，走进密不通风的灰绿色野草的海洋中。在积水的洼地上，丝带一般柔软光泽的草长得齐腰高，结满了成熟的种子。

“哼，既然你这么想，那就别管我！”列文回答，觉得他左颊上的肌肉在抑制不住地跳动。

朝露还残留在茂密的矮草上。柯兹尼雪夫怕沾湿脚，要求弟弟把马车驶过草地，直到钓鲈鱼的柳树丛旁。列文很舍不得他的草，但还是把马车赶到草地上。长得高高的草温柔地缠绕着车轮和马脚，把种子沾在湿漉漉的车辐和车毂上。

“你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什么信仰，你只想满足你的自尊心。”

兄弟俩到草地上去要穿过树林。柯兹尼雪夫一路上欣赏着枝叶扶疏的树林的美景，时而给弟弟指指阴面发黑、夹杂着黄色托叶的含苞待放的老菩提树，时而指指今年新生幼树的翡翠般嫩芽。列文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听哥哥对自然景色的赞叹。他觉得语言会破坏自然美景。他只随声附和着，心里却不断想着别的事。过了树林以后，他们的注意力全部被高地上休耕地的景象吸引住了。在休耕地里，有的地方野草正在发黄，有的地方被践踏过了，割成一块块方格，有的地方积着一堆堆厩肥，有的地方已经翻耕过了。有一队大车在田野里前进。列文数了数大车，看到需要的东西都运出来了，心里很高兴。他一看到草地，思想就转到割草问题上去了。他对于割草总是特别兴奋。到了草地上，列文勒住了马。

“哼，说得好，你别管我！”

这是一年一度紧张收获前的短暂休息时节。丰收在望，白天晴朗炎热，夜晚短促多露。

“我才不来管你！早就该滚蛋啦！我真后悔跑了来！”

这是夏季收播交接的时节。今年的收成已成定局，开始准备明年的播种，而割草的时候也到了。现在，黑麦已全部抽穗，但颜色还是灰绿的，没有灌浆，轻轻地迎风摇摆；幼嫩的燕麦，夹杂着一簇簇黄草，参差不齐地生长在迟种的田野上；早荞麦长势旺盛，盖没了土地；休耕地被牲口踩得像石头一样坚硬，已经翻耕好一半，只留下一条条田间小路；黄昏时分，分布在田野里的一堆堆干粪的味儿混和着青草的蜜香，散发开来；在洼地上，河边的草地伸展得像一片海洋，中间夹杂着一堆堆酸模的黑色茎秆，正等待着收割。

不管列文后来怎样竭力劝慰哥哥，尼古拉一句也听不进去，说什么还是分手的好。列文明白，哥哥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了。

列文要到耕地和牧场上去，就自告奋勇，驾马车把哥哥带去。

列文再次走到尼古拉面前，尴尬地说，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请他原谅，但尼古拉已在收拾行李准备走了。

六月初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老保姆兼管家阿加菲雅把一罐刚腌好的蘑菇往地窖里送时，滑了一下，跌倒了，伤了手腕。当地一位医生，一个刚从医学院毕业的饶舌青年跑来诊治。他检查了手腕，说没有脱臼，就给她扎上绷带。他留下来吃饭，显然很高兴能有机会同大名鼎鼎的柯兹尼雪夫谈话。为了表示他对事物抱有开明观点，就把当地一切流言蜚语统统告诉他，还抱怨地方自治会干得不好。柯兹尼雪夫用心听着，不时向他提出些问题。他因为来了一位新听众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谈个不休，发表了一些很有水平的一针见血的见解，博得了青年医生的钦佩。这样，他又处在他弟弟熟悉的那种经过一场精彩热烈的谈话后就会出现的兴奋状态。医生走后，柯兹尼雪夫想带钓竿到河边去。他爱好钓鱼，似乎还因为有这种无聊的嗜好而沾沾自喜。

“哟，好宽宏大量啊！”尼古拉微微一笑，说，“如果你要人家说你正确，那我可以让你满足。但即使你是对的，我可还是要走！”

二

直到临别的时刻，尼古拉吻了吻弟弟，突然严肃得异样地对弟弟瞧了一眼说：

“不，我还要到账房去一下。”列文说着又往田野里跑去。

“无论如何你不要记我的恨，康斯坦京！”他的声音哆嗦了一下。

“这样热的天，你跑得也够了。”柯兹尼雪夫对他说。

这是他们之间所说的唯一真心话。列文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看见并且知道我身体很坏，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列文懂得这意思，他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又吻了吻哥哥，可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但是列文坐着听他说话觉得无聊，特别是因为他知道，要是他不在，农民就会把厩肥运到没有耕过的地里，要是他不在旁边监督，天知道他们会把它扔在什么地方；犁铧也不会拧紧，听任它们脱落，然后说什么新式犁不中用，还不如他们的老式犁好，等等。

哥哥走后第三天，列文出国去了。他在火车站遇到吉娣的堂兄谢尔巴茨基，他那副忧郁的神气使这位堂兄感到惊奇。

“你真不会相信，”他对弟弟说，“这种乌克兰式的懒散对我有多么惬意。头脑里空空如也，一片宁静。”

“你怎么了？”谢尔巴茨基问他。

除此以外，列文同哥哥在一起感到别扭，还因为夏天在乡下列文总是忙于农活，白天虽然很长也来不及把各种工作做完，而柯兹尼雪夫却在休息。不过，他现在虽在休息，也就是说不在写作，却习惯于脑力活动，喜欢把浮上脑际的思想，用简明优美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喜欢讲给别人听。他最经常和天然的听众就是他的弟弟。因此，不论他们的关系多么亲密无间，列文觉得丢下他一个人总有点说不过去。柯兹尼雪夫喜欢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晒得热乎乎的，同时懒洋洋地聊聊天。

“唉，没什么，人生快乐的事本来就很少。”

列文认为哥哥是个才智卓越、教养有素的人，道德高尚，办公益事业有特殊才干。但是，列文年纪越大，对哥哥的了解越深，在他的内心深处就越发经常想，这种他自己完全缺乏的办公益事业的能力，也许不是什么特长，相反，倒是由于身上缺乏一种什么东西——不是缺乏善良、正直、高尚的愿望和趣味，而是缺乏活力，缺乏所谓良心这种东西，缺乏志向，缺乏那种促使一个人从无数生活道路中选择一条并且为之奋斗终身的志向。他对哥哥了解越深，越发现哥哥和其他许多办公益事业的人并不真正关心公益，而只是理智地认为这工作是正当的，因此才认真去做罢了。使列文增强这种信念的是，他发现哥哥对公共福利和灵魂不朽的问题，一点也不比对棋局或者一架灵巧的新机器更感兴趣。

“怎么很少？同我一起到巴黎去吧，何必到什么牟罗兹去！您去看看，那边多开心哪！”

在柯兹尼雪夫看来，他的弟弟是个好青年，良心放在正中（像他用法语所表达的），虽然头脑灵敏，但容易凭一时观感行动，因此往往前后矛盾。他有时以做哥哥的宽厚胸怀来对他进行谆谆教导，但同他争论却觉得索然无味，因为他实在不堪一击。

“不，我完了。我快要死了。”

每逢兄弟俩对老百姓的意见发生争论时，柯兹尼雪夫总是占上风。柯兹尼雪夫对老百姓的为人、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趣味有一定的看法，而列文却没有固定的见解，因此逢到争论时，列文往往自相矛盾。

“哦，原来如此！”谢尔巴茨基笑着说，“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呢。”

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在长期脑力劳动之后想休息一下。他不像往年那样出国旅行，却在五月底来到乡下弟弟家里。他认为田园生活是最美好的，如今就到弟弟家来享受这种生活。列文看到他来特别高兴，因为知道今夏尼古拉哥哥不会来了。不过，尽管列文很敬爱柯兹尼雪夫，他同哥哥一起在乡下生活却觉得无聊。看到哥哥对乡村的态度，他就觉得别扭，简直还有点不愉快。对列文来说，乡村是生活的地方，是欢乐、痛苦和劳动的地方；对柯兹尼雪夫来说，乡村既是劳动后休息的场所，又是驱除都市乌烟瘴气的消毒剂，他相信它的功效，乐于享用。对列文来说，乡村好就好在它是劳动的场所，而劳动又是绝对有益的；对柯兹尼雪夫来说，乡村所以特别好，就因为住在那里可以而且应当无所事事。此外，柯兹尼雪夫对老百姓的态度，也使列文有点生气。柯兹尼雪夫说，他了解并且喜爱老百姓，常常同农民谈话，善于同他们交谈，不装腔作势，十分自然，每谈一次话，都使他得出有利于老百姓的结论，因此足以证明他了解他们。列文不喜欢像哥哥这样对待老百姓。对列文来说，老百姓是共同劳动的主要参加者。不过，虽然他对农民怀着敬意和一种近乎骨肉之情——他自认为所以有这种感情，多半是由于吮吸了农家出身的乳母的奶汁的缘故——虽然他同他们一起劳动时，对他们的力气、温顺和公正感到钦佩，但当共同的事业需要其他品德时，他又会对他们的粗心、疏懒、酗酒和撒谎感到恼火。要是有人问列文爱不爱老百姓，他一定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对老百姓也像对其他一切人那样，又爱又不爱。当然，他为人心地善良，对任何人都是爱超过不爱，对老百姓也是这样。但是，他不能把老百姓当作一种特殊的人物来对待，因为他不仅同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不仅同他们利害完全一致，而且因为他自以为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没有看到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不能拿自己同老百姓进行对比。此外，虽然他作为东家和调解人，尤其是作为顾问（农民都很信任他，往往从四十里外跑来向他求教），长期同农民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对老百姓却没有固定的看法。要是问他了解不了解老百姓，那也会像问他爱不爱老百姓那样，使他感到难以回答。说他了解老百姓，那等于说他了解一切人。他经常观察和研究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农民。他认为他们是善良而有趣的，他在他们身上不断发现新的特点，因此不断改变对他们的看法，同时也在不断形成新的观点。柯兹尼雪夫正好相反。他拿他所不爱好的生活同田园生活相比较，因而爱好和赞赏田园生活。同样，他拿他所不喜欢的那个阶级的人同老百姓相比较，因而也就喜欢老百姓，而且把老百姓看得同其他人截然不同。在他那思路清楚的头脑里对老百姓的生活明确地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这种观念部分来自生活本身，但多半是由于同别种生活相比较而产生的。他对老百姓的看法和对他们的同情，从来没有改变过。

“不久以前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我知道，我快要死了。”

一

列文确实说出了他最近的心情。他处处只看见死和死的临近。但他所设想的事业却越来越吸引他。在死没有来到之前，总得活下去。他觉得黑暗笼罩了一切；但正因为这样黑暗，他觉得事业才是这黑暗中唯一的指路明灯，因此抓住它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