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床上躺了半个小时，才重新说起这个话题。夜里很凉，他们拉起床罩盖在身上。楼下传来熟悉的歌声和靴子行走在石板路上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来这里时看到的那个红胳膊的健壮女人似乎已成为这院中风景的一部分。白天，没有一个小时她不是在洗衣盆和晾衣绳中走来走去，她要么叼着晾衣夹，要么唱着欢快的歌。朱莉亚侧着身子躺着，看上去快要睡着了。他伸手拿起放在地板上的书，靠着床头坐起了身。
“噢，你拿到了？很好，”她并没有多大兴趣，一边说一边迅速地蹲了下去，在煤油炉旁煮起了咖啡。
“我们必须读下它，”他说，“你也是。所有兄弟会的会员都要读。”
“我拿到那本书了。”他松开她，说。
“你读吧，”她闭着眼睛说，“大点声读。这样最好了，你可以边读边解释给我听。”
温斯顿放下书，停了一会儿。远处的某个地方火箭弹爆炸了，发出雷一般的响声。独自一人待在没有电屏的房间里读禁书的快感还没有消退。他用身体体会着孤独与安全，这种感觉又和肉体的疲惫、座椅的柔软及从窗外吹进的微风轻抚人脸时的感觉混杂在一起。书深深地吸引了他，更准确地说，它让他心安。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吸引他的就在于它没有讲什么新东西，它说出了他想说的，如果他能将头脑里的断章残片整理好的话。它的作者有着和他类似的想法，但却比他更加有力、更加系统，也更加无畏。在他看来，最好的书就是将你已经知道的东西告知给你。他刚刚将书翻回第一章，就听到朱莉亚上楼梯的声音。他从椅子里站起来接她。她将棕色的工具包往地上一扔，扑进他的怀里，他们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见面了。
时针指到6点，也就是18点，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他把书放在膝盖上，读了起来。
因此，若我们用战争的传统定义来衡量现在的战争，后者就是假的，它就好像两头反刍动物间的争斗，其犄角的角度决定了它们不会让彼此受伤。但是，战争虽不真实，却仍有意义。它耗尽了剩余消费品，有助于保持等级社会所需的特殊的精神氛围。战争，就现在来看，完全成了内政。在过去，尽管各国的统治集团可能因为意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对战争的破坏性加以限制，但他们依然会攻击对方，胜利者还总会对失败者进行掠夺。而到我们生活的时代，国家之间不再相互争斗，统治集团对自己的国民发动战争，战争的目的既不是征服他国也不是保卫本国，而是确保社会结构的完整。因此，战争一词便会让人产生误解。确切地说，也许是这样，当战争变得没完没了，战争本身就不存在了。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早期人类所感受到的那种战争的压力已经消失，取而代之以完全不同的东西。倘若这三个大国不再交火，永远和平相处，且都不会侵犯对方边界，那结果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国家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外来的危险永远无法对它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党的标语“战争即和平”的深层含义，绝大多数党员对它的了解都非常肤浅。
但是，当战争确实变得没完没了时，它就不再危险，也不存在什么军事的需要。技术的进步可以停止，再明确的事实都可以忽视、否认。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尽管被称作“科学的”研究一直在为战争服务，但它们从本质上看无非是白日梦，没有成果也不要紧。效益，即便是军事效益，都不被需要。在大洋国，除了思想警察，没有哪件事能产生效益。三个超级大国都不会被征服，每个国家都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几乎任何颠倒是非的观念都可以安然地于其中大行其道，现实的压力只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上——对吃喝的需求，对住房的需求，对服装的需求，以及对避免服毒、避免从高处坠落的需求。在生与死之间，在肉体的痛苦与快乐上，仍存在差别，但也仅仅是这样罢了。大洋国的公民就像生活在星际之间，他们与外界隔绝，与过去隔绝，不知自己身处何处。在这样的国家，统治者即独裁者，法老或恺撒都未曾如此。为避免对自己不利，他们不能让自己的人民饿死太多，也必须让自己的军事技术水平和对手的一样低。一旦这些条件得到最低限度的满足，他们就可以将现实扭曲成任何他们想要的样子。
在过去，以战争的定义来看，战争早晚会有结束的一天，要么胜利，要么失败，结果一清二楚。曾几何时，战争也是人类社会和客观世界保持联系的主要手段之一。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都试图将虚假的世界观强加给他的追随者，但他们却不会鼓励那种有可能损害其军事效能的幻想。战败就意味着丧失独立，或者其他糟糕的事，因此必须认真地提前采取措施以确保胜利。客观现实不能被忽视。在哲学、宗教、伦理、政治等领域，二加二可能等于五。但在设计枪支或飞机时，二加二必须等于四。效益低下的民族迟早会被征服，幻想又无益于效益的提高。更何况，提高效益有必要向过去学习，这就意味着人们要对发生过的事有准确而公正的判断。当然，之前的报纸和历史书总不免带有主观色彩和偏见，但却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伪造事实。战争确能让人保持清醒，对统治集团来说，它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保持清醒的方式。战争也许会输，也许会赢，没有哪个统治集团能完全地置身事外。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其中，有个事实虽未被大声提起，却会被三国默认并视为行为准则：三个大国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大洋国盛行的哲学是英社原则，在欧亚国它叫新布尔什维主义，到了东亚国它有个中文名字，通常翻译成“崇死”，但也许译成“自我消除”更好。大洋国的公民禁止了解其他两国的哲学原则，却被教导要憎恨它们，将它们当作对道德、常识的野蛮践踏。其实这三种哲学难分你我，其所拥护的社会制度也是如此。哪里都是金字塔式的建筑，哪里都有对宛若半神的领袖的崇拜，哪里都在用战争维系经济并让经济为战争服务。这就是为什么这三个超级大国都不能将对方征服的原因。此外，就算征服了也没什么利益可得。而相反，只要三个国家一直在打仗，就会像三束捆在一起的秸秆一般彼此支撑。通常来说，三国的统治集团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既了解又不了解。他们为征服世界而活，但同时他们也明白战争必须永远进行下去，不能有胜利。而征服世界可能会使他们拒绝面对现实，但却不会对什么东西造成威胁。这正是英社及和它对立的另外两种思想体系的特点。在此，有必要重复一下之前说过的话，持续不断的战争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本身的性质。
有史以来，大约从新石器时代结束开始，世界上就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按照不同的方式继续划分，他们有过很多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以及对彼此的态度都因时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没有发生改变。即使在经历了重大剧变和看起来不可挽回的变化后，依然能恢复其原有的格局，就好像无论向哪个方向推进，陀螺仪都能恢复平衡。
在战略部署上，三个超级大国都不敢冒失败的风险，其所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通常都以对盟国的突然袭击为开始。三个大国的战略都一样，即通过战斗、谈判和时机掌握得刚刚好的背叛，夺取一批基地，将敌国包围起来。然后和该国签订友好条约，保持多年的和平关系，让对方放下戒心，疏忽大意。再趁机将装有核弹头的火箭集中在所有战略要点，让它们在同一时间发射，给对方造成毁灭性打击，令对方失去反击能力。之后，再和剩下的国家签订友好条约，为下一次突袭作准备。这种计划简直不值一说，它无异于白日梦，没有丝毫实现的可能。不仅如此，在赤道及北极等争议地区外，还没有发生过战争，也没有哪个国家入侵过其他国家。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超级大国之间的一些地区其界线是随意划定的。比如欧亚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不列颠诸岛，后者从地理上看属于欧洲。而大洋国也可以将边界拓展到莱茵河，甚至维斯图拉河。但这样一来就违背了各国都遵守的不成文的文化完整原则，如果大洋国要占领曾被称作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地方，它要么将当地居民全部消灭，要么将大约一亿人同化成在技术方面和大洋国居民水平相当的人。这实施起来极其困难。对此，三个大国面临的问题都一样。除了和战俘、黑人奴隶进行有限的接触，他们的国家结构决定他们绝对不能和外国人有任何联系。即便是对正式的盟友，他们也总带着深深的怀疑。刨去战俘，普通的大洋国公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欧亚国或东亚国的公民，就连学习外语都遭到禁止。如果允许他和外国人接触，他会发现他们和自己一样，会知道他被告知的大部分和外国人有关的事情都是谎言。如此，他所生活的封闭世界就会被打破，他的信念，譬如恐惧、仇恨以及自以为是的正义都会蒸发消失。因此，三国都清楚，不管波斯、埃及、爪哇、锡兰怎样几经易手，除了炮弹，都不能越过其主要边界。
“朱莉亚，你还醒着吗？”温斯顿问。
这些计划没有一个能够完成，三个超级大国也没有哪个有能力领先另外两个。三个大国都已拥有原子弹，它的威力比它们正在研发的任何武器都大得多。党总是习惯说自己是原子弹的发明者，而原子弹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出现了，在大约十年后开始大规模使用。当时，数以百计的原子弹落在了工业中心，主要集中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西欧和北美。它让所有国家的统治集团都意识到再扔几颗原子弹，有组织的社会就会完蛋，他们的权力就会随之终结。因此从此以后，虽然没有签署或暗示有什么正式协定，再也没有原子弹掉下来。三个大国仅仅是制造、储备原子弹，他们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们要一决胜负。同时，在长达三四十年之久的时间里，各国在战术上几乎都没有取得进展。当然，相比从前，直升飞机使用得更加频繁，轰炸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自动推进的炮弹取代，脆弱的军舰也让位给不易沉没的水上堡垒。但在其他方面就进步寥寥。坦克、潜艇、鱼雷、机枪，甚至步枪和手榴弹仍在使用。尽管报纸和电屏都没完没了地播着和杀戮有关的报道，但早期战争中那种在几个星期里就杀死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情况再未发生。
“是的，亲爱的，我听着呢，继续，写得真好。”
所有内党党员都坚信他们即将征服世界。这种征服要么通过不断地占领土地、树立压倒性的力量来实现，要么通过研发所向披靡的新式武器来实现。研发新式武器的工作持续不断地进行着，这是有创造力又擅长思考的人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能发挥才智的活动之一。在今天的大洋国，传统学科已不复存在，新话中没有“科学”一词。过去的科学成就建立在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思维方法上，和英社的根本原则相违背。技术的进步只能发生在其产品将以某种方式限制人类自由的情况下。所有实用技术不是裹足不前，就是出现倒退。耕田要靠马拉犁，书籍要用机器写。但在重要问题上——即战争和警察的侦察活动——仍鼓励，或者至少允许使用经验的方法。党有两个目标：征服世界和彻底消灭独立思考。因此，党需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如何违背一个人的意愿，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另一个是，如何在几秒钟之内不加警告地杀死数亿人。科学活动之所以仍在进行，就是为了这两个题目。因此今天只存在两种科学家，一种集心理学家和审讯者于一身，对人的表情、姿态、声调所包含的意义作细致入微的研究，他们考察药物、休克疗法、催眠、严刑拷打在促使人吐露实情上所起到的作用；另一种是化学家、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只关心自己专业中和杀人有关的东西。他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在和平部那巨大的实验室里，工作在巴西密林的深处、澳大利亚的沙漠，以及人迹罕至的南极小岛上隐藏的实验站里。他们有的专注于制定未来战争的后勤计划；有的则执迷于设计越来越大的火箭弹、越来越强的爆炸物和越来越厚的装甲板；有的在寻找更加致命的毒气，可以将地球上所有植物都杀死的、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的可溶性毒药，以及不惧任何抗生素的病菌；有的正致力于建造类似潜艇在水里行驶那样在地下穿梭的汽车和像帆船那样无需基地的飞机；还有的在研究遥不可及的东西，比如在数千公里外的太空中安置透镜，将太阳的光芒聚集起来，在地球中间开个孔人为地制造地震和海啸。
他继续读了下去：
可以看出，战争摧毁了必须摧毁的东西，人们在心理上也能接受其所使用的方式。原则上，建庙宇、修金字塔，挖出一个坑再将它填上，或者将生产出的大量物品烧成灰烬，都可以消耗剩余劳力。但它只能为等级社会提供经济基础，提供不了感情基础。这里需要关心的不是群众的感情，只要群众不停止工作，他们的态度就无关紧要。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党员的情绪。即便是地位最卑微的党员也被要求有能力、勤劳、在特定范围内头脑聪明，同时又必须具备轻信、盲从、狂热的特点，恐惧、仇恨、崇拜、狂喜应占据他情绪的主要部分。用另一种方式说，他的精神应该和战争两相呼应。战争是否真的发生了并不重要，考虑到不可能有决定性的胜利，战争进行得如何也没什么重要。重要的是在战争的氛围下，党员更容易做到党所要求的智力的分裂——这在现在已非常普遍，党员的地位越高，表现得就越明显。论起对战争的狂热和对敌人的仇恨，内党的态度最为强烈。作为管理者，一个内党党员必须知道这条或那条和战争有关的消息并不真实，他可能经常发现整场战争都是捏造的，要么现在没有发生，要么其目的完全不是宣称的那样。但是，在双重思想的作用下，他所了解的很容易被消除。没有一个内党党员不坚信战争真实存在，他们那神秘的信念从不曾动摇，他们相信大洋国一定能取得最终胜利，成为这个世界无可争议的主宰者。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完全无法协调。上等人的目标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和上等人调换地位。至于下等人，他们被欺压得太厉害，生活太艰苦，以至于偶尔才能想起日常生活以外的事，这已成为他们的一大特点，若他们真有目标，那无外乎是消除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纵观历史，类似的斗争总是一而再地上演，很长时间，上等人都看似坚固地把持着权力，但总有一天，他们要么不再相信自己，要么不再相信自己还能够进行统治，又或者二者皆有。之后，他们会被中等人推翻，中等人装出为自由和正义而战的样子，将下等人争取到自己的一边。但只要中等人达成目的，他们就会把下等人重新推回被奴役的地位，而他们自己则摇身变成上等人。不久，新的中等阶层又会从某一等人或某两等人中分化出来，这场斗争又再次开始。三等人中，只有下等人从未成功实现，哪怕是暂时实现过自己的目标。如果说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取得过实质性的进步，不免有些夸张。就算在今天，在这个衰败的时代，人们平均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比几个世纪前要好。但无论是财富的增长，还是行为的文明程度，抑或是改革与革命，都没能让人类向平等前进一星半点。站在下等人的视角上，改朝换代无非是主宰者的名字发生变化而已。
战争最基本的行为就是毁灭，不一定要毁灭人的生命，还要毁灭人的劳动产品。物质很可能会让人的生活过于安逸，从长远而言亦会让人过于聪明，而战争就是将物质撕碎，或升腾成烟，或倾入深海的一种途径。即便在战争中，武器没有被销毁，其生产仍不失为既消耗劳动力又不生产任何消费品的便捷方式。举个例子，建造一座水上堡垒所耗费的劳动力可以制造出数百艘货轮。而它最终会因废弃被拆成废料，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物质利益。但这之后，还会用大量的劳动力建造另一个水上堡垒。原则上，战争总是努力计划将满足人们最低需求后可能产生的剩余物质消耗干净，现实中人们的需求又总被低估，导致有一半的生活必需品长期供不应求。但这却被认为是有益的，是经过审慎思考的政策，甚至一些利益团体也徘徊在困苦边缘，因为普遍的匮乏可以凸显小特权的重要性并扩大不同阶级的差别。用20世纪初的标准来衡量，即使是内党党员，其生活也称得上简朴，其工作也算得上繁重。然而，他却有为数不多的奢侈享受——设施完备又宽敞的住房、质地更好的衣服、质量更高的烟酒饮食、两三个仆人、私人汽车和直升机——这让他的生活和外党党员截然不同。与之类似，和被称作“群众”的大多数底层民众相比，外党党员又处在更有利的境地。社会就像一座封闭的城市，一块马肉就能体现出贫富之别，有即富，无则贫。同时，由于意识到正身处战争，人人自危，要想生存下去，就理所当然地要将所有权力都交给少部分人。
19世纪晚期，很多观察家都注意到这种明显的反复情况。一些思想学派也由此产生，他们将历史诠释成一个循环发展的过程，并声称不平等是人类生活的永恒法则。这一理论一直都不乏拥护者，不过现在它的提出方式有了重大改变。在过去，社会需要分成三六九等的说法特别为上等人所强调，国王、特权者、教士、律师，以及其他寄生者们都在宣扬这一学说，通常，他们向人们承诺，人们可以在死后的世界里得到补偿，并以此来缓和等级间的矛盾。而中等人只要还在为权力进行斗争，就一定会鼓吹自由、正义、博爱，但是现在，人类皆兄弟的观点却遭到了暂未掌权、不久之后可能掌权的人的攻击。过去，中等人打着平等的旗号进行革命，在推翻专制后，建立新的专制。现在，新的中等人会事先声明他们就是要建立专制。19世纪初期出现了社会主义理论，该理论是可以追溯到古奴隶反叛时代的思想链条中的最后一环，深受历代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不过，在1900年后出现的若干社会主义理论都越来越公开地摒弃关于建立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的目标。本世纪中期出现了新的社会运动，在大洋国它是英社，在欧亚国它是新布尔什维主义，在东亚国则是崇死，它们都有明确的目标让不自由、不平等永远持续下去。它们都由旧运动发展而来，都趋向于保持原有的名字并对旧有的意识形态作口头宣传，都把阻挠进步、让历史在某一时刻冻结起来当作目的。众所周知的钟摆现象会再次发生，随后停止。像之前一样，上等人被中等人推翻，中等人成为上等人。只是这次由于采取了明智的策略，上等人将永远保持自己的地位。之所以出现新的学说，一部分因为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意识的产生，这在19世纪之前几乎没有。今天，对历史的循环运动性，人们已有所了解，或者表面上是这样。而既然了解它，就可以改变它。但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却是早在20世纪初，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便成为可能。虽然人的天赋有高低，职责各不同，有些人就是要比其他人都强是事实，但已经没有让阶级存在差别、制造财富悬殊的必要。在早些时候，阶级的差别不仅不可避免，还是理所应当的。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而随着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即便人们仍要从事不同的工作，他们也没有必要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没有必要生活在不同的经济水平下。因此，在那些即将夺取权力的人看来，他们用不着再为人类的平等进行奋斗，而是要避开危险。在更加久远的时代，当建立公正和平的社会行不通时，人们反倒更相信这种社会的存在。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梦想拥有一个人人亲如兄弟、没有法律也没有牲畜般艰苦劳动的人间天堂，一些人即使在每一次历史变革中都得到切实的好处，也仍抱有这种梦想。法、英、美等国大革命的继承者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所说的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以为真，甚至其行为业已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所有主流政治思想就都是独裁主义的了。人间天堂在即将实现的时候遭到了人们的怀疑。所有新的政治理论，不管自称什么，都发生后退，主张等级化和组织化。大约在1930年的时候，在形势普遍严峻的情况下，一些长期弃用甚至几百年都没用过的做法，比如未经审讯的关押、把战俘当奴隶用、公开处决、严刑逼供、扣押人质、放逐大批人口等，不仅又成为寻常的做法，还得到了那些自认开明、进步的人的容忍、辩护。
用限制商品生产的办法让民众一直处在贫困之中，并不是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资本主义末期，即大约1920年到1940年间，曾大范围地使用这一办法。很多国家坐视经济停滞，土地荒芜，并拒绝增加资本设备。以至于相当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只能靠政府救济艰难度日。而这也造成了军事上的疲软无力。由于限制生产所造成的贫困毫无必要，则注定遭到人们的反对。问题就在这里：人们要如何既确保经济的轮子持续转动，又不让这个世界上的财富有所增加？必须生产商品，但商品不一定要分配出去。为此，切实可行的办法便是不停地进行战争。
英社及与它并立的政治理论得到贯彻执行还是在世界经历了长达十年的国际战争、内战、革命与反革命之后。不过，此前已有一些体制预见了它们的出现，这些体制通常被称作集权主义，出现在本世纪早些时候。世界的主要轮廓将在动乱之中浮现出来，是显而易见的，哪种人将掌控这个世界同样显而易见。新的特权阶层大部分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职业政客组成。他们出身于领工资的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他们由垄断工业和中央集权政府下的贫瘠世界塑造、聚集。相较于过去，他们没那么贪婪，也没那么奢侈，但他们却更渴望拥有绝对的权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在镇压反对者上更加坚决。后者是极其重要的，和今天相比，曾经的僭主政治既不彻底，又缺乏效率。其统治集团总不免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心甘情愿地让该思想在所有地方都留下影迹，他们只关注那些明目张胆的行为，对国民的想法则不感兴趣。在今天看来，就连中世纪的教会都算得上宽容。这一部分因为，在过去没有哪个政府有能力将自己的公民置于不断地监控之下。但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操纵公众意见变得更加容易，之后电影和无线电的发明又加剧了这一情形。电视业的发展以及用同一设备进行信息手法的技术的进步，终结了人们的私生活。所有公民，至少那些重要的、需要被关注的公民，可能一天24小时全部处在警察的监视之下和官方的宣传之中。其他的信息渠道通通被切断。至此，第一次，不仅所有公民都要完全屈服于国家意志，对任何问题，他们的看法还都将被统一起来。
但同样明确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财富的全面增长的确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对等级社会的毁灭。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只工作很短的时间就能填饱肚子，住上有浴室和冰箱的房子，拥有私人汽车甚至飞机，那么最显而易见也最重要的不平等形式可能就不复存在。若财富普及开来，就不会有财富的差别。可能，毫无疑问，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社会，在私人财产和奢侈品方面，财富平均分配，而权力仍把持在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手里。只是，在现实中这种社会不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拥有安逸且有保障的生活，那么原先因贫困而蒙昧的大多数人就可以成为有文化且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而一旦他们做到这点，则早晚会意识到少数特权阶层毫无用途，进而会将其清除。就长远来看，等级社会只能建立在贫困和无知的基础上。20世纪初部分思想家梦想回到过去的农业社会，这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它和机械化的大趋势相冲，而后者几乎成了这个世界的发展本能。更何况，任何一个国家若在工业上落后了，其军事便无所依靠，它将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制于比它先进的竞争对手。
在五六十年代的革命之后，像往常一样，社会重新划分成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但新的上等人和之前的并不相同，他们并非凭直觉行事，他们知道要确保地位的稳固需要做些什么。他们一早就意识到，对寡头政治而言最牢靠的基础便是集体主义。财富和特权若为集体所有，保护它们就最为容易。本世纪中期出现的所谓的“消灭私有制”运动，实际上意味着将财产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不同的在于，新的财产所有者不是若干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就个人而言，除了少得可怜的个人物品，党员什么财产都没有。但对集体来说，在大洋国，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党，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它控制之下，它会按照它所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产品。革命后的几年里，党之所以能够未经任何反抗就占据统治地位，就是因为这一过程是以集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们总会这样想，如果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社会主义必紧随而至。资产阶级的财产的确被剥夺了，工厂、矿山、土地、房屋、运输工具——他们拥有的一切都被夺走了。这些东西不再是私有财产，它们必然成为公有财产。英社诞生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继承了后者的用词，也在事实上完成了社会主义纲领的主要部分，得到了将经济不平等永久化的结果。而这既是可以预见的，也是它有意为之。
现代战争的主要目标（依照双重思想的原则，对这一目标，内党的智囊既承认又不承认）是消耗掉机器生产的产品而不提高总体的生活水平。从19世纪末开始，如何处理剩余消费品的问题就潜藏在工业社会内。现在，几乎没有人吃得饱饭，这个问题显然并不紧迫，就算不人为地销毁剩余消费品，该问题可能也不会迫切。今天的世界和1914年以前相比，贫乏、饥饿、破败，如果和那个时代的人所畅想的未来相比，则更是如此。20世纪早期，人们想象中的未来富足、安逸、有序、高效——那是一个由玻璃和洁白如雪的混凝土构建起的闪亮而清洁的世界——它是几乎每个有文化的人意识的一部分。当时，科技正迅猛发展，且看起来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但这并未发生，一部分因为长时间的战争和革命造成了贫困，一部分因为科技的进步需要经验主义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又无法在管制严格的社会中存在。总而言之，今天的世界比五十年前更加原始。一些落后的地区虽然有所发展，且一些设备——在某种程度上总和战争、警察的侦察活动有关——也有所进步，但大部分实验和发明都停止了。50年代核战造成的破坏从未恢复完全。机器蕴涵的危险仍然存在。从机器出现的那天起，所有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以为，人类再不用做那些苦差事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消弭。如果当初有意识地站在这个立场上使用机器，那么饥饿、过劳、肮脏、文盲、疾病就可以在几代人之内消失。实际上，机器虽然没有以此为目的为人使用，但这种状况仍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由于有时机器生产的财富不得不被分配掉，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五十多年里，机器在客观上确实提高了人们总体的生活水平。
但是等级社会的永久化却是更加深刻的问题。只有在四种情况下统治集团才会丧失权力：被外部势力征服，管理效率低下造成大众起义，一个强大的、心怀不满的中等阶层出现，它自己失去了统治信心和统治的意愿。四者都并非独自发生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总是同时存在已成为一种规律。统治集团若能防止它们出现，就能长久地统治下去。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统治集团本身的精神状态。
所有争议地区都蕴藏着珍贵的矿藏，其中一些还出产重要的植物产品，如橡胶。在较为寒冷的地区只能通过费用高昂的人工手段合成出来。但最为重要的是取之不尽的廉价的劳动力储备。不管是谁，只要有能力控制赤道非洲，或者中东地区、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群岛，就相当于拥有了亿万个价格低廉、工作勤力的苦力。这些地区的居民已或多或少沦为奴隶，不断地从一个征服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征服者手里，他们就像煤和石油等消费品，被用来生产更多的军备、占据更多的土地、控制更多的劳力，再生产更多的军备、占据更多的土地、控制更多的劳力，周而复始，永不停止。不过应该注意的是，战争从来没有超过争议地区的边界。欧亚国的边界在刚果河盆地和地中海北岸游移，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岛屿时而被大洋国占领，时而被东亚国占领。在蒙古，欧亚国和东亚国的边界线一直没有固定下来。而在北极地区，尽管三国都宣称自己才是其广袤土地的拥有者，可实际上这里既无人烟，也没有经过勘测。总之，三国始终保持着力量上的平衡，其中心地带都没有遭遇过侵犯。此外，赤道地区被剥削的民众的劳动力对世界经济而言也并非必不可缺。他们不能为世界增添什么财富。不管他们生产了什么，都要被用于战争，而战争又总以“在发动另一场战争时居于更有利的地位”作为目的。凭借着这些被奴役人口的劳动力这场绵延不绝的战争的进行速度加快了。但，倘若他们不存在，全球社会的结构以及维持这种结构的形式也不会有本质的不同。
本世纪中期以后，第一种危险已在现实生活中绝迹，三个超级大国瓜分了世界，除非通过人口的缓慢变化，其每一个都不可征服，但只要其政府拥有广泛的权力，这点就很容易避免。第二种危险仅仅存在于理论中，人们从来不会自发地起来造反，从来不会只因为受压迫就揭竿而起。确实，只要没有比较标准，他们就意识不到他们正遭受压迫。之前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也不许在现在发生。至于其他大范围的混乱就算确有可能出现，也不会产生政治后果；因为没有能让不满的声音清晰地表达出来的途径。说起生产过剩的问题，自机械技术发展以来就一直潜伏在我们的社会中，可以依靠不断地进行的战争来解决（参见第三章），战争有利于将公众士气激励到必要的高度。按照我们当前统治者的观点，只有一个真正的危险，那就是从他们自己的阶层分化出一个有能力、有权欲、又没能充分发挥才干的新的集团，这会让他们之中出现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也就是说，问题在于教育。要不断地加强领导集团以及其下关系紧密又人数众多的执行集团的觉悟，但对大众的觉悟就只需通过消极的方式加以影响。
为了理解当下战争的性质——尽管战争中的敌友关系每隔几年就要发生变化，但战争本身依然是那场战争。首先人们必须明白，它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结局。三个超级大国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被彻底征服，甚至不可能被另外两国的联盟彻底征服，它们过于势均力敌，且彼此间的天然防线过于强大。欧亚国被辽阔的陆地所保护，大洋国依仗大西洋和太平洋，东亚国有勤劳而善于生产的民众。其次，已不存在让战争爆发的物质诱因。由于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消费和生产彼此配合。争夺市场已不再是战争的主要原因，争夺原材料也不再重要。无论如何，这三个大国的面积是如此辽阔，以至于它们都可以在本国国内找到差不多所有他们所需的原材料。如果说战争有什么直接的经济目的的话，那就是对劳动力的争夺。在三个大国中间有一块类似长方形的区域，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和香港为四角，住着全世界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将该区域长期据为己有。为了争夺这块人口稠密的地区以及覆盖着冰雪的北部地区，三个大国争斗不休。而其实从未有哪个大国有能力控制所有争议地区。一些地区不断易手，致使结盟关系不断变化，因为各国只有通过突然的背信弃义才有机会夺取某块地方。
即便一个人之前不清楚大洋国的主要结构，在了解了这一背景后，也可以将其推断出来。金字塔的顶端是老大哥。老大哥绝对正确，无所不能。所有成就，所有成功，所有胜利，所有科学发明，所有知识，所有智慧，所有幸福，所有美德都直接来自于他的领导和激励。没人见过老大哥。他是宣传栏上的一张脸，是电屏上的一个声音。我们确信他永远不会死，而他出生的时间则没人能确定。老大哥是党挑选出来向世界展示自我的一个形象，他的作用是充当热爱、恐惧、崇敬等情感的焦点。老大哥之下是内党，其人数限制在六百万之内，在大洋国人口中不到2%。内党之下便是外党，如果把内党形容成国家的大脑，外党就像国家的手。外党下面是愚笨的大众，我们习惯上将他们称作“群众”，他们大概占了总人口的85%。按照之前的社会分类方法划分，群众就是下等人，由于赤道一带被奴役的人总是从一个征服者手上转到另一个征服者手上，所以不能算作社会的固定组成或必要部分。
这三个超级大国总是联合一个攻打另一个，总是处于交战状态。过去的二十五年里，一直如此。但战争已经不再像20世纪初期那样不顾一切，你死我活。交战双方的冲突目标是有限的，谁都没有能力将对方摧毁，同时既没有重要的开战原因，也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只是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的方式、态度已不那么血腥，也并不意味着它多了几分正义。相反，非理性的好战情绪在各国国内都是长期的、普遍的存在，诸如强奸、抢劫、屠杀儿童、奴役人民、报复，甚至烹煮、活埋战俘等，都被当做理所当然，不仅如此，如果这些事情是自己而不是敌人所为，还会被认为值得称颂。其实战争只将极少数人卷入其中，他们大多是受过高级训练的专家，因此战争所造成的伤亡相对较少。战争通常发生在界线模糊的边境地区，人们只能揣测它的情况，或者发生在扼守海道的水上堡垒附近。在城市中心，战争的意义仅仅是消费品长期短缺和偶尔落下的火箭弹造成数十人死亡。实际上战争的特点已经改变。具体说来，战争爆发原因在重要性次序上有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战争中居于次要地位的战争动机如今已跃升为主导地位，被有意识地认可并执行。
原则上说，这三等人的身份并不是世袭的。父母都是内党党员的孩子在理论上并非一出生就是内党党员。不管是加入内党还是外党，都需要在16岁时参加考试，不存在任何种族歧视，也不存在某个地区压制另一个地区的情况。人们可以在党的最高层中找到犹太人、黑人、纯印第安人血统的南美人，且每个地区的行政官员总是从当地居民中选拔出来。在大洋国没有哪个地方的居民觉得自己被殖民，也没有哪个地方的居民觉得自己被远方的首都所管理。大洋国没有首都，其元首只徒有其名，没人知道他在哪里。除了英语是通用语，新话是官方语外，在语言方面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统一。这些统治者不是靠血缘联系在一起，而是靠共同的信仰。没错，我们的社会是分等级的，而且是严格的分级，一眼看过去好像是按世袭划分。不同阶层间的流动比资本主义或前工业时代的都要小得多。党的两个分支间存在一定数量的人员流动，但这只是为了剔除掉内党中的低能分子，并给外党里野心家以向上爬的机会，免得他们造成危害。无产者实际上是不允许入党的，他们中最有天分的很有可能成为不满情绪的核心，会引起思想警察的注意并遭到清除。但这种情况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主要的原则问题。党在定义上已不是一个阶级，它不再以“将权力传给子女”作为目标，若没有其他办法让最能干的人留在党的最高层，它很乐意从无产者中征募一代新人。在关键时期，在消除反对力量上，党的这种非世袭性起到了很大作用。老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一直接受反对阶级特权的训练，都以为非世袭的东西不可能永久存在。他们没看出来寡头政治的延续不一定需要什么实际的依托，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一向短命，倒是像天主教那样的组织方式有时竟可维持几百或几千年。寡头政治的关键不是父子相传，而是让一种由死者加诸于生者的特定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延续下去。只要能指派后继者，统治集团就永远是统治集团。党关心的不是血统的不朽，而是党本身的不朽。只要等级结构永恒不变，谁掌权并不重要。
20世纪中期之前，便可以预见世界会分成三个超级大国。由于俄国吞并了欧洲，美国吞并了大英帝国，现有的三个大国中，有两个在当时就已经是切实的存在，即欧亚国和大洋国。第三个是东亚国，其在经过十年的混战后出现。三国的边界有些乃任意划定，有些则随战争的胜负情况变化，但总体而言，它们按照地理的界线进行划分。欧亚国包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北部，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大洋国包括美洲、大西洋诸岛、不列颠各岛、澳大利亚和非洲南部。东亚国相对较小，西部边界未明，包括中国和中国以南各个国家、日本各岛及满洲、蒙古、西藏等广阔却边界不明的地区。
我们时代的所有信念、习惯、兴趣、情感、思想状况都是设计好的，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神秘性，避免什么人看穿当前社会的真相。造反，或者任何和造反有关的准备工作，在目前都不可能发生。不用担心无产阶级，随他们去，他们会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劳作、繁衍、死亡，不仅不会有揭竿而起的冲动，也无法理解世界还可以有其他的样子。只有当工业技术发展到需要为他们提供更高级的教育，他们才会成为危险分子。然而，由于军事竞争和商业竞争都已无足轻重，公众的教育水平实际上下降了。大众有见解，大众没见解，都没什么不同。他们之所以可以拥有思考的自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考能力。而对党员来说，即便在最不重要的事情上的最轻微的思想出轨，都不被容忍。
第三章 战争即和平
党员从生到死，都生活在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中。就算独自一人，也永远不敢确定自己是否真是独自一人。无论在哪里，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工作还是休息，是泡在浴缸里还是躺在床上，他都有可能被人监视。而这监视不会有通知，也不会被察觉。他的所作所为都至关重要。他的友谊、他的娱乐、他对妻儿的态度、他独处时的表情、他沉睡时的梦呓、他特有的肢体动作都将受到谨慎而详细的检查。不要说确实有不检的行为，任何细小的乖张之举，任何习惯上的变化，任何神经质的怪癖——任何有可能反映内心争斗的征兆，都一定会被发现，对任何事情他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另一方面，他的行为并不受什么法律或什么明文规定的约束。大洋国没有法律。一些思想、行为，尽管没有被正式禁止，一旦被查到就意味着死，无休无止的清洗、逮捕、拷打、监禁、蒸发都并非是对所犯之罪进行的惩罚，而仅仅为了将那些有可能在未来犯罪的人清除。对一个党员来说，光有正确的思想还不够，他还要有正确的本能。至于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信念、态度则从未被清楚说明，因为要想在不暴露英社内在矛盾的情况下说明这些根本不可能。若他天生正统（用新话说就是“思想好的人”），那他无须思考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念，什么是应有的情感，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无论如何，当他还是孩子时就接受了复杂的充斥着新话词语的思想训练，如停止犯罪、黑白、双重思想。这让他不愿意也没能力对问题有深刻的思考。
温斯顿停了下来，仔细回味这件事，他正在读书，舒适而安全。他独自一人，没有电屏，也没有隔墙之耳，他无需紧张兮兮地向后张望，也无需慌张地将书合上，夏季的清风扑面而来，远处隐约传来孩子们的叫喊，屋子里只有座钟滴答作响。他深深地坐在扶手椅中，把脚放在壁炉的挡板上。这真是一种享受，永远不变。突然，就好比有时会知道最终要将书里的每个字都一读再读，他随便翻到某一页，刚好是第三章。他接着读了下去。
作为一个党员不应该有任何私人情感，其对党的热情不应有丝毫松懈。他应该生活在对内外敌人的疯狂的仇恨中，生活在对胜利的欢欣鼓舞中，并拜倒在党的英明和力量之下。他对贫乏又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的不满，被小心引导，宣泄出来，在两分钟仇恨会上消散得无影无踪。而那些有可能促发怀疑或反抗情绪的思想，则会被他早年接受的内心训练扼杀。用新话来说，这种训练的最初也是最简单的阶段便是“停止犯罪”，它被教授给幼小的孩子。所谓停止犯罪，即是指在危险思想即将萌生的时候，如本能一般，迅速地停止思考。它包括以下一些内容：无法进行类比、看不到逻辑的谬误、不能理解最简单的抨击英社的理论，以及对任何可能发展成异端的思想感到厌倦。概括地说，停止犯罪就意味着把愚蠢当成保护措施。但只有愚蠢还不够，相反，正统要求人像柔术师控制自己的身体那样控制自己的思路。大洋国社会的终极信仰是：老大哥无所不能，党永远正确。但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老大哥并非无所不能，党也并非永远正确，对待事实，人们就需要时刻保持灵活性，且不能有丝毫懈怠。对此，有一个关键词“黑白”，像很多新话词语一样，它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意思。用在敌人身上，就意味着肆无忌惮地、罔顾事实地说黑为白。用在党员身上，就意味着根据党的纪律要求，出于忠诚说黑是白，但它还意味着相信黑即是白的能力，还包括知道黑即是白并忘记自己曾经相信过相反的东西的能力。如此，无休无止地篡改过去就成了一种需要，而篡改过去只有通过一种的确能轻而易举包容一切的思想体系才能做到。用新话来说，便是双重思想。
这三个阶层的目标完全无法协调……
篡改过去之所以必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次要的，也可以说是预防性的，那就是党员之所以能像群众一样忍受当下的生活条件，部分由于他没有比较的标准。为了让他相信他比他的祖先生活得更好，为了让他相信平均的物质水平有在提高，就必须让他同过去断绝开来，就像将他和外国断绝开一样。而另一个原因则重要得多，即确保党永远正确。为了让党的预言在任何情况下都准确无误，要不断地修改过去的讲话、统计资料、各种记录，同时不能承认党的教义或大洋国的政治结盟情况发生过什么变化，因为承认这些就相当于承认自己有错。比如，今天的敌人是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是哪一国），那它就必须永远是敌人。如果事实与之矛盾，就必须篡改事实，历史因此不断被重写。由真理部负责的篡改工作每天都在进行，一如仁爱部要从事侦察和镇压的工作，这是维护政权稳定的必需。
有史以来，大约从新石器时代结束开始，世界上就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按照不同的方式继续划分，他们有过很多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以及对彼此的态度都因时而异，然而社会的基本结构却没有发生改变。即使在经历了重大剧变和看起来不可挽回的变化后，依然能恢复其原有的格局，就好像无论向哪个方向推进，陀螺仪都能恢复平衡。
过去变化无常是英社的中心原则。英社认为过去并不是客观的存在，它只存在于文字记录和人类的记忆里。只要记录和记忆一致，不管是什么，都是过去。党既有能力全面掌控所有记录，也有能力全面掌控党员的思想，党想让过去是什么样那它就是什么样。不过，与此同时，虽然过去可以被篡改，但就具体事件而言，过去从未被篡改，任何事件都是如此。因为，无论当时出于什么目的将过去改头换面，改后的新样子即是过去，不能存在与这个过去不同的过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当同样一件事在一年之内被篡改好几次且面目全非时，依然如此。党无时无刻不掌握着绝对真理，显然，既然是绝对真理就不可能和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出入。由此可见，控制过去首先要仰仗于对记忆的训练，而确保所有文字记录都和当下的正统思想相吻合不过是一种机械式的行为，不仅如此，还需要记住事情是按照人的意愿发生的。如果重新安排记忆或篡改文字记录是必需的，那么忘记自己曾做过这样的事也是必需的。人们可以像学会其他思考方法一样学会这种思考方法，大部分党员都学会了，更不要说那些又聪明又正统的人。在老话中，它被直白地称作“现实控制”，在新话里，它被称为“双重思想”，不过“双重思想”还包括其他一些东西。
第一章 无知即力量
双重思想意味着一个人的思想中同时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且两种信念还都为这个人所接受。党的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记忆应该往哪个方向转变，因此他清楚自己在戏弄现实。但是通过实行双重思想，他会让自己相信现实没有受到损害。这一步必须是有意为之的，否则就不够精确，但它又必须是无意为之的，否则就会让人觉得虚假，并由此产生罪恶感。双重思想是英社的核心思想，因为保证目标坚定不移需要绝对的诚实，但在保证目标坚定不移的同时进行有意识地欺骗又是党的本质性行动。一方面有意说谎，一方面又对谎言信以为真，忘掉那些令人为难的事实，然后再在需要的时候，将它们从记忆深处拉出来；否认客观现实的存在，同时又考虑被否认的现实——所有这些都必不可少；甚至在使用双重思想一词时也必须用到双重思想。因为谁使用这个词谁就相当于承认篡改现实，而再用一次双重思想，就能将其所知的篡改行为抹去。如此循环，永不停止。最后，凭借着“双重思想”，党可以——也许正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继续左右历史数千年——阻止历史的发展。
温斯顿读了起来：
历史上所有的寡头体制都倒台了，这要么是因为其自身的僵化，要么是因为懦弱，它们不是因为愚蠢自大，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被推翻，就是因为变得开明怯懦，在该使用武力的时候选择妥协而被颠覆。它们的失败或者是有意识的，或者是无意识的。而党的成功恰恰在于它制造出一种能让两种情况同时并存的思想体系。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思想基础能让党的统治永恒不变。如果哪个人要进行统治，且希望自己的统治持续下去，那他就必须具备让人的现实感发生错乱的能力，因为统治的秘诀就是：将认为自己永远正确的信念和从过去错误中吸取到的教训结合起来。
《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埃曼纽尔•高德斯坦因 著
不用说，双重思想最巧妙的实施者就是发明双重思想并深知它是一个强大的思想欺骗系统的人。在我们的社会中，对世界了解最多的人对世界最不了解。总而言之，理解得最透彻的，也是误解最深的，越是聪明就越是愚蠢。举个典型例子，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对战争越歇斯底里。而对战争持理性态度的往往是那些身处争议地区的被统治的人。在他们看来，战争无非是一场持续性灾难，如海浪一般反复冲刷他们的身体。对他们来说，谁取得胜利都没有分别。就算统治者发生变化，他们也仍然要做和从前一样的工作，新统治者对待他们的方式也和旧统治者的别无二致。而被我们称作“群众”的工人地位稍高一些，他们只偶尔意识到战争的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刺激他们，让他们陷入强烈的恐惧和仇恨，但如果不理他们，那他们很长时间都不会想起战争正在发生。真正的战争狂热存在于党的内部，尤其是内党，坚信世界可以被征服的正是那些知道这不可能的人。这种奇特的对立统一关系——知与无知，冷漠自私与狂热盲从——就是大洋国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显著标志。官方的意识形态充满矛盾，就算没有什么客观需要也是如此。因此，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则没有一个不遭到党的抵制和中伤，而且党还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这样做的。过去几个世纪都没有这样的例子，党号召人们看低工人阶级，又因为这一原则，党要求党员穿上曾经只有工人才穿的制服。党有条不紊地削弱家庭的凝聚力，但它又用能唤起家庭忠诚感的名字称呼党的领导；甚至统治我们的四个部的名字，在歪曲事实上也已达到厚颜无耻的地步。和平部负责战争，真理部负责说谎，仁爱部负责用刑，富部负责制造饥饿。这样的矛盾并非偶然，也不是由通常意义上的虚伪所致，它是故意运用双重思想的结果。因为只有协调好矛盾，才能确保权力千秋万代，要打破古老的循环也只有如此。若想人类的平等永不实现，若上等人——我们所说的——要永远居于上等地位，那么就必须将社会的主流心理控制在一个疯狂的状态中。
这是一本黑色的、厚厚的书，装订很差，封面上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写书名。印刷的字体微微有些不同，书的页边磨损得厉害，一不小心就会散开，看起来这本书已经被很多人转手。书的扉页上印着：
不过，至此，我们差点忽略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避免人类平等？如果对以上这些方法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如此声势浩大又深思熟虑地努力冻结某一时期的历史，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
在查林顿先生的店铺里上楼梯时，他很享受关节吱吱作响的感觉。他很疲倦，但不想睡觉，他将窗户打开，点着了那脏兮兮的煤油炉，在上面放了一壶水，准备煮咖啡。朱莉亚一会儿就到，那本书就放在这里。他在那把肮脏的扶手椅上坐下来，松开了公文包的带子。
此时我们已经触到最关键的秘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党是神秘的，尤其是内党，它的神秘性必要通过双重思想来实现。然而还有比这更深刻更原始的动机，即从未被质疑过的人的本能。是它导致了夺权的行动，是它带来了双重思想、思想警察、无止境的战争以及其他一些随之而来的东西，这个动机实际上包括……
到第三天，他的眼睛已疼得难以忍受，每隔几分钟就要擦擦眼镜。这就像在努力完成一件折磨人身体的力气活，你有权拒绝它，却又神经质地想尽快做完。他对语音记录器说下的每句话，他用墨水笔写下的每个字，都是深思熟虑的谎言，但据他回忆，他并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他像司里的其他人一样，都希望将谎言说得完美。到第六天早上，纸卷的数量少了，有半个小时管道没有送出任何东西。之后，送来一个纸卷，再之后就没有了。几乎在同一时间，那里的工作都完成了。司里的人深深地、悄悄地叹了口气。这件不能提起的伟大的工作终于搞定了。现在，任何人都拿不出能够证明和欧亚国交过战的文件。12点，所有工作人员都出乎意料地收到了休息到明天早上的通知。温斯顿一直将装着那本书的公文包带在身边。工作时，他将它夹在两脚之间，睡觉时又将它压在身子底下。回家了，他刮了胡子，洗了澡，虽然水不暖，他还是差点在浴缸里睡着。
温斯顿发现周围非常安静，就好像发现了一种新的声音。他觉得朱莉亚已经很长时间没动窝了。她侧身躺着，腰部以上都赤裸着，她的脸枕在手上，一缕黑发垂在她的眼睛上面，她的胸脯缓慢而规律性地起伏着。
大洋国正在和东亚国打仗：大洋国一直都在和东亚国打仗。过去五年的大部分政治文件都作废了。各种报告、档案、报纸、书籍、小册子、电影、录音、照片——所有的一切都要闪电般地改好。虽然没有明确的命令，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记录司的领导计划在一个星期内消除掉所有提到和欧亚国打仗、同东亚国结盟的东西。工作多得要将人淹没，再加上此事不能明说，工作就愈发艰巨。记录司的人每天都要工作十八个小时，睡眠被分成两次，每次三小时。从地下室搬出的床垫铺满了整个走廊。食物被放在手推车上由食堂的工作人员推过来，包括夹肉面包和胜利牌咖啡。每次睡觉前，温斯顿都尽可能将桌子上的工作做完，但当他睡眼惺忪、腰酸背痛地回来时，桌上的纸卷就又堆得像雪山一般了，不仅将大半个语音记录器埋了起来，还多得掉到了地上。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它们整理好，以腾出工作的空间。最糟糕的是，这些工作都并非全是机械性的，尽管大多时候只需要更换下名字，但一些详细叙述事件的文件就需要人特别仔细并发挥想象力。即使是将一场战争从世界的一个地区挪到另一个地区，你就需要相当多的地理知识。
“朱莉亚。”
回想起来，最让温斯顿印象深刻的是演讲者竟然在讲到一半时变换了演讲的对象，可他不仅没有片刻停顿，还没有打乱句子的结构。但在当时，他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其他的事。就在人们撕毁宣传画的时候，一个男人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对不起，我想你弄丢了你的公文包。”他没看清那人的长相，什么都没说，心不在焉地接过了公文包。他知道要过上几天他才有机会看看里面的东西。示威一结束他就返回了真理部，尽管时间已接近23点。部里的人都一样，电屏里传出命令，要大家回岗，不过，这根本就没有必要。
没有回答。
当然，没有哪个人承认有变化发生。突然之间，无论在什么地方，所有人都知道敌人是东亚国不是欧亚国。这一切发生时温斯顿正在伦敦的中心广场参加示威游行。当时正值夜晚，白生生的人脸和绯红的旗帜都映着斑斓的灯。广场上挤了好几千人，包括一千多名身着少年侦察队制服的学生。在用红布装饰的舞台上一名内党党员正对着群众高谈阔论，那是一个身材瘦小的男人，胳膊长得不合比例，硕大的脑袋上只有几缕头发，活似神话中的侏儒怪。愤怒让他身体扭曲，他的一只手抓着话筒，另一只手——他的手臂很细，手掌却十分宽大——疯狂地在头顶上挥舞。他滔滔不绝地控诉着敌人的暴行，比如屠杀、流放、抢劫、强奸、虐待俘虏、轰炸平民，还有充斥着谎言的宣传、非正义的进攻和对条约的背叛。他的声音经过扩音器沾染上金属的味道，几乎没有人不相信他的话，也没有人不为他的话感到愤怒。每隔几分钟就众怒腾腾，他的声音即被淹没在数千人如野兽般不受控制的咆哮里，而最为粗野的咆哮来自学童。讲话大约进行到二十分钟，一名通讯员匆匆走上讲台，将一张纸条塞进他手里。他打开纸条，没有停止讲话，无论是声音还是讲话的样子都没有发生改变。但，突然名称变了。无须解释，就像一波海浪扫过人群，人们心领神会。大洋国是在和东亚国打仗！接着便是一阵可怕的混乱。广场上，那些旗帜、宣传画统统搞错了！它们中至少有一半画错了人物的脸。这是破坏！是高德斯坦因的人干的！人群中出现骚乱，人们撕下墙上的宣传画，将旗帜扯得粉碎，踩在脚下。少年侦察队表现非凡，他们爬上屋顶，剪断了挂在烟囱上的横幅。不过，在两三分钟内，这些都结束了。演讲者肩膀前耸，一手抓着话筒，一手在头上挥舞，演讲仍在继续。一分钟后，人群中又会爆发愤怒的咆哮。除了仇恨对象的改变，仇恨周将一如既往地进行。
“朱莉亚，你醒着吗？”
仇恨周已进行了六天，这六天里每天都充斥着游行、演讲、呐喊、歌唱、旗帜、宣传画、电影、蜡像，每天都有军鼓的轰响、小号的尖啸、正步前进的隆隆声，以及坦克的碾磨声、飞机的轰鸣声、枪炮的鸣响声。人们极度兴奋，颤抖着达到了高潮，对欧亚国恨得发狂，如果仇恨周最后一天公开绞死的两千名欧亚国战俘落到他们手上，毫无疑问会被撕成碎片。但就在这个时候，大洋国突然宣布，大洋国并没有和欧亚国打仗，大洋国在和东亚国交火，欧亚国是大洋国的盟友。
没有回答，她睡着了。他合上书，小心地放在地上，然后躺下身，拉起床罩，将两个人都盖了起来。
五天里，他已经工作了九十多个小时，部里的其他人也是如此。现在，工作都结束了，到明天上午之前，他无事可做，党什么工作都没给他安排。他可以在那秘密的藏身之处待上六个小时，再回自家的床上躺上9个小时。他漫步在午后的阳光下，沿着一条脏兮兮的巷子前往查林顿先生的商店，一路上他一直提防巡逻队。但同时，他又很不现实地认为在这样一个下午不会有被人打扰的危险。他的公文包很重，每走一步都会撞到他的膝盖，让他整条腿都觉得麻麻的。那本书就放在公文包里，已经6天了，他还没有将它打开，甚至没有看它一眼。
他仍然不知道那个最大的秘密是什么，他想。他清楚怎样做，却不知道这样做的原因。第一章和第三章一样，都没有告诉他他不知道的东西，都只是把他了解的系统化。但读过之后，他比之前更加确定他没有疯。作为少数派，哪怕是只有一个人的少数派，也不能断定你是疯的。世上既有真理又有非真理，若你紧握真理，就算全世界都反对你，你也没有发疯。夕阳将黄色的光芒斜斜地照进窗户，照在枕头上。他闭上眼，洒在他脸颊上的阳光和紧贴着他的女孩的光滑的身体，让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混杂着睡意的自信。他很安全，每件事都还好。他嗫嚅着“理智不是统计学上的”，睡着了，觉得这句话包含着深奥的智慧。
温斯顿累得像一摊糨糊。糨糊，是个非常贴切的词，它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的身体不仅像糨糊般瘫软，还像糨糊般透明，他觉得若他将手举起，甚至能看到光从手中透出来。高强度的工作几乎将他的血液和淋巴液都榨干了，只剩下由神经、骨骼、皮肤构成的脆弱的架子。所有的感觉都好像变得敏感起来，制服摩擦着肩膀，人行道让脚底发痒，就连手掌的张合都额外费力，关节也发出咔嚓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