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都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内党党员，年纪也比我大得多。他们属于革命之前的时代。我只能认出他们的长相。”
“他们是你的朋友吗？”她问。
“那么，还有什么可担心的？随时都有人被杀，不是吗？”
有几次他和她讲起记录司，说起那卑鄙的伪造工作。但这吓不倒她。即使想到谎言变成真理，她也感觉不到深渊就在她脚下打开。他告诉她琼斯、阿朗森和鲁瑟夫的事，还有那张在他手指中待过的意义重大的纸条。而这些都没给她留下什么印象。事实上，一开始，她还抓不住这些事的要点。
他试图让她明白。“这事非同一般，这不是什么人被杀的问题。你有没有意识到，从昨天往前推，过去实际上被消失了？就算有些东西幸存下来，也只存在于几个具体的物件上，还没有文字说明，就像那块玻璃。关于革命和革命之前的事，我们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每条记录都遭到销毁、篡改，每本书都经过重写，每幅画都被人重画，每座雕像、每条街道、每个大楼都已改名换姓，连日期都被一一修改。且这种事日复一日，每分每秒都在发生。历史停止了。除了党是永远正确、永无终结的，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复存在。我当然知道过去遭到了篡改。但我永远都不可能证明这点，即使是我亲手篡改的。因为事情完成后，不会留下丁点证据。唯一的证据还在我的意识里，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有和我一样的记忆。我整个生命中，只有那么一次，我居然在事情发生了多年之后掌握了切实的证据。”
从某种角度说，她比温斯顿更敏锐，不轻易相信党的宣传。一次，他提起和欧亚国的战争，没想到她随口就说，依她来看，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争，这让他非常吃惊。她说，伦敦每天都有火箭弹落下，而那些火箭弹很有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只是为了让人民一直与恐惧为伴”。他从未想到过这一点。她说，在两分钟仇恨会上，对她来说最困难的便是忍住不笑，这多少激起了他的嫉妒。然而，她只有在党的教条触及到她的生活时，才对它们提出质疑。其他时候，她经常轻易相信官方的虚假宣传，这仅仅因为就她而言它们是真是假并不重要。例如，她相信正像她在学校里学到的那样飞机是党发明的。（温斯顿记得自己上学时是50年代后期，党只说自己是直升机的发明者。而十多年后，朱莉亚上学时，就变成了飞机。再过一代，党会说蒸气机也是党发明的） 当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在革命爆发之前很久就已经有飞机存在时，她没有表现出一点兴趣。毕竟，究竟是谁发明飞机有什么关系呢？令他震惊的是，他偶然发现，她不记得就在四年前，大洋国还在和东亚国打仗，和欧亚国和平相处。没错，她觉得整个战争都是假的，但显然她并没有注意到敌人的名字已经发生了变化。“我想我们一直在和欧亚国打仗。”她含混地说。这让他有些惊讶。飞机的发明是她出生前很久的事，但战争对象的改变却只有四年，发生在她长大成人后。为此，他和她争论了一刻钟，最终他让她恢复记忆，她模模糊糊地回想起来确有一段时间敌人是东亚国不是欧亚国。但她觉得这并不重要。“谁在乎？”她不耐烦地说，“一场战争接着一场战争，总是这样，每个人都知道新闻是骗人的。”
“那有什么用吗？”
有时，他们也会讨论如何积极行动与党作对，但他们不知道要怎样走第一步。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真实存在，要找到并加入它们也十分困难。他告诉她，他对奥布兰有一种或者说似乎有一种微妙的亲近感，这让他偶尔会有到他面前宣称自己是党的敌人的冲动，他希望得到他的帮助。非常奇怪，她并不认为这过于冒失。她很擅长以貌取人，在她看来，温斯顿仅仅因为一个一闪而过的眼神就认为奥布兰值得信赖是自然而然的。除此之外，她还理所当然地以为每个人、几乎每个人都痛恨着党，只要能保障安全，谁都想打破规矩。不过她不认为有组织且广泛的反抗活动是存在的，它们没有可能存在。她说，高德斯坦因及其秘密军队都只是党出于某种目的编造出来的胡言乱语，你只能假装相信。说不清有多少次，在党员集会和示威活动中，她尽己所能地喊叫着要将那些她从来没听说过的人处以死刑，而她并不相信他们真的犯下了安在他们身上的罪名。公审举行时，她参加了青年团的队伍，他们将法庭团团围住，从早到晚，不时高喊“杀死卖国贼”。在两分钟仇恨会上，她总是大声咒骂高德斯坦因，比其他人还要激动。至于高德斯坦因究竟是什么人，持哪种主张，她并不了解。她在革命后长大，她太年轻了以至于一点都不记得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的斗争。诸如独立的政治运动之类的事已超出了她的想象范围。无论如何，党是战无不胜的，它会永远存在，永远保持一个样子。你能做的仅仅是秘密地反对它，至多通过孤立的暴力，比如杀死某个人或者炸掉某个东西来反抗它。
“没什么用，因为几分钟后我就把它扔掉了。如果今天发生了同样的事，我应该将它留下。”
他们都清楚——或者说，他们从未忘记——这种状况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有时，死神步步紧逼的感觉就像他们躺在床上一样真实。他们紧紧地贴在一起，肉欲中饱含绝望，好比一个堕入地狱的灵魂抓住最后五分钟时间去体会最后一点快感。但有时，他们也会萌生一种幻觉，他们不仅安全，且他们可以长久地这样下去。他们都觉得，只要他们真的待在这个房间里，就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去这个房间困难重重又危险无比，但房间本身却是安全的。温斯顿注视着镇纸的中心，觉得自己有可能进入玻璃中的世界，一旦他真的进去了，时间就会停止。他们经常放纵自己沉浸在逃避现实的白日梦中，以为他们的好运会永远持续下去，以为在他们的余生里，他们可以一直像这样约会下去。或者凯瑟琳死了，温斯顿和朱莉亚通过某种狡猾的方式结婚。或者他们一起消失，改头换面，让人认不出来。他们可以模仿群众的说话腔调，到工厂做工并在某条街道的后面不为人知地过完一辈子。但他们清楚，这些都毫无意义，现实无处可逃。唯一可行的计划就是自杀，而他们无意如此。坚持一天是一天，坚持一个星期算一个星期。在看不到未来的情况下拖延时间似乎是无法压抑的本能，就好像只要有空气，人就会呼吸一样。
“好吧，我不会这样！”朱莉亚说，“我做好了冒险的准备，但只是为那些值得的事，而不是为了几张旧报纸。就算你把它留下来，你又能怎样呢？”
整个六月，他们一共约会了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温斯顿已经戒掉了不时就喝杜松子酒的习惯。他看上去已经不需如此。他胖了，静脉曲张引起的溃疡也消失了，只在脚踝上留下一块棕色的瘢痕。早上起来，他不再咳嗽，日常生活不再令他难以忍受，他也不再有冲电屏做鬼脸、骂脏话的冲动。现在他们有了固定而隐蔽的约会地点，就像一个家。即使不常见面，且每次约会也只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仍不觉得辛苦。重要的是旧货铺上的屋子居然还在。知道它在哪里，无人打扰，自己也好像身处其中。这屋子就是一个世界，是过去时光的缩小版，已经绝种的动物在其中漫步。在温斯顿看来，查林顿先生就是一个“绝种”。有时，在上楼之前，他会停下来和查林顿先生聊上几分钟。这个老人看起来很少出门，或者说他从不出门，他的客人很少，他在阴暗窄小的商店和比商店更小的厨房之间过着幽灵般的生活。他在厨房里做饭，除了厨房里应有的东西，他还有一台老得让人不敢相信的带着大喇叭的唱机。他在那堆毫无价值的货品中走来走去，很高兴有机会和别人说话，他的鼻子又尖又长，架着一副厚镜片的眼镜，他的身上穿着天鹅绒的夹克，肩膀压得很低。与其说他是一个旧货商，不如说他更像一位收藏家。有时，他会带着几分深情抚摸某件破烂——瓷制的瓶塞、破鼻烟壶的彩盖、装着夭折了的婴孩头发的黄铜盒子——他从不要求温斯顿买下它们，只是说他应懂得欣赏。和他谈话，就像听老式八音盒的音乐。他从记忆深处挖出一些早已被人遗忘的歌谣的片段。比如二十四只黑画眉，弯角母牛，知更鸟之死等。“我刚好想起来，您可能会感兴趣。”每当他回忆起一个片段，他就会带着几分自嘲式的笑容说。但无论什么歌谣，他都只记得只言片语。
“或许不能做什么，但它毕竟是证据。假如我敢把它拿给别人看，就可能在这里或那里播下怀疑之种。我不认为我们这辈子能改变什么。但可以想象，某个地方出现一小簇反抗力量，一小批人自发地汇集到一起，他们的数量渐渐增多，甚至留下一些记录，以便让下一代继续我们中断了的工作。”
只要可以去，在查林顿先生商店上的那个房间里，在敞开的窗下，朱莉亚和温斯顿并排躺在没有铺床单的大床上，为了凉快些，他们浑身赤裸。老鼠没有再来，因为天气炎热，臭虫的数量急剧增长。但这似乎无关紧要，脏也好，干净也罢，这屋子就是天堂。他们一到这里就将从黑市上买来的胡椒粉撒得到处都是，他们脱掉衣服，大汗淋漓地做爱，然后沉沉睡去。醒来之后，发现臭虫们已重整旗鼓，正聚集一起准备反攻。
“我对下一代不感兴趣，亲爱的。我只对我们感兴趣。”
突然之间，伦敦所有地方都贴上了新的宣传画。画上没有文字说明，只有一个三四米高的体型巨大的欧亚国士兵，他长着一张蒙古人的脸，面无表情地大步前进，脚上蹬着大号军靴，腰间挎着轻机枪。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依照透视原理放大的枪口都正对着你。每堵墙的空白处都贴上了这幅画，它的数量甚至多过老大哥的画像。通常，群众不关心战争，但此时他们却被激起周期性的狂热的爱国之情。似乎在呼应这普遍的情绪，死于火箭弹的人更多了。一枚炸弹掉在了斯坦普尼的一家拥挤的电影院里，将数百人埋在废墟之下。周边的居民纷纷出来参加葬礼，排起长长的送葬队伍。葬礼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是充斥着愤怒的集会。还有一次，炸弹掉在了一块游戏用的空地上，将好几十个小孩炸成碎片。人们再次举行了愤怒的示威，焚烧起高德斯坦因的雕像，数百张画着欧亚国士兵的宣传画被撕下来扔到火里，混乱之中，一些商店遭到了抢劫。之后又有传言说，有间谍通过无线电操纵火箭弹的投放，于是一对老夫妇的房子被烧了，只因为他们被怀疑有外国血统，而他们本人也在大火中窒息而死。
“你只有腰部以下是反叛的。”他对她说。
作为仇恨歌主题曲的新旋律（即《仇恨之歌》）已谱写完成，电屏里没完没了地播放着。确切地说，它算不上音乐，它曲调粗鲁，犹如野兽的嚎叫，和打鼓有些相像。几百个人和着行军步伐大声歌唱着，场面慑人。群众喜欢它，在午夜的街头它和仍然流行的《这不过是无望的单恋》交相呼应。帕森斯的孩子用梳子和卫生纸整日整夜地吹，让人难以忍受。对温斯顿来说，和以前相比，晚上的时间更紧张了。由帕森斯组织的志愿者在大街上为仇恨周作准备。他们缝制条幅，张贴宣传画，在屋顶竖旗杆，还冒险在街道上吊起铁丝悬挂欢迎彩带。帕森斯吹嘘单是胜利大厦，亮出的旗帜就有四百多米长，他天性尽露，像百灵鸟一样兴奋。炎热的天气和体力工作让他有了在晚上穿短裤、开领衫的借口。他可以突然出现在任何地方，推拉锯锤，即兴地做点儿什么，用说教的语气激励他人。同时，他的身体还没完没了地散发着难闻的汗味。
她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巧，便高兴地伸出手搂住他。
天热得出奇，迷宫一般的部里没有一扇窗户，装着空调的房间尚保持着常温，但外面的人行道却热得烫脚。高峰时间的地铁里又挤又臭。仇恨周的筹备工作正进行得热烈非常。部里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加班加点。游行、集会、阅兵、演讲、蜡像、展览、电影、电屏，都需要安排。看台要搭建，雕像要制造，标语要撰写，歌曲要创作，谣言要传播，照片要伪造。在小说司里，朱莉亚所在的部门已经中断了小说的制造，人们急匆匆赶制一批关于敌人暴行的小册子。至于温斯顿，除了日常工作，每天还要花很长时间检查已经过期的《泰晤士报》，对演讲中要用到的新闻进行修改、润饰。夜深了，许许多多的群众在街上闲逛，吵吵闹闹，整个城市都笼罩上怪异的狂热气氛。火箭弹的袭击更加频繁，不时便会从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没有人说得清为什么，谣言纷纷兴起。
她对党的理论的衍生物毫无兴趣，每当他开始谈论英社的原则、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和对客观现实的否认，每当他开始使用新话单词，她就感到厌倦和困惑，说她从未注意过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些是胡说八道，为什么还要为它们担忧呢？她知道什么时候欢呼，什么时候发出嘘声，这就够了。若他坚持谈论这些，她就睡着了，这个习惯真让他无奈。她就是这种人，随时随地都能睡着。他发现和她讲话，不知正统为何又假装正统非常容易。从某种角度说，在灌输世界观上，对那些不能理解它含义的人，党做得最为成功。这些人能够接受公然违背现实的东西，因为他们从来意识不到针对自己的要求是蛮横无理的。他们对公众大事漠不关心，注意不到有事情发生。由于缺乏理解力，他们仍保持着头脑的清醒，对任何东西他们都能照单全收，由于什么都不会剩下，照单全收的东西也不能对他们产生危害， 好比一颗谷物未经消化地通过了小鸟的身体。
赛姆消失了。一天早上，他没来上班。几个没脑子的人提到了他的旷工。到了第二天就再没人提起他。第三天，温斯顿到记录司的前厅看公告牌，其中一张公告上列着象棋委员会的委员名单，赛姆曾是其中之一。名单看起来和之前没什么不同——没有哪个人被划掉——但有一个名字消失了。这就够了，赛姆不存在了：他从未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