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姑涨红了脸，想说些什么。终归说不出口。
可是祖母棺前，他似乎也温和许多。听了小姑姑的话，没有骂我们多管闲事，只是抽着旱烟，平静地回答小姑姑：“这些年你们在城里闹的厉害，一日三变，又是总督又是总统又是新帝，什么这法那运动的。还不如乡下安稳，还依旧是老派正经，老式人物。我现在想通了，有皇帝没皇帝，还是这么过。你们的‘革命’――不靠谱！依我看来，一切还是照老时候来，最稳妥――至少比你们这些变来变去的稳妥。”
他们的革命，也似乎的确局域于廖落几座城中。而情形也确不稳妥――最近又满天下地传谣，说袁世凯称帝才是对中国最好的，鼓吹起复辟来。
他这些年操劳生意，两鬓早白，看起来很苍老，脾气也越发糟糕。
父亲说着，吐出一口烟，瞥她一眼：“我看你一辈子，是不婚嫁了。母亲养大我们不容易。你年纪已经不小了，总不能一直膝下荒凉。杏这个女儿，已经给族里说过了……已经过了族谱，就当送给你养老也罢。只是我剩下的儿女……我也只剩下一双儿女了。要照我的法子养，自然会很稳妥。不用你费心。”
这时候那大户的独生子也早就死了。父亲对这门亲事早已绝望了。
小姑姑张红的脸僵住了。她一向爱许多的小生灵，自然也爱家里的孩子。
小姑姑那时一身孝，拉着同样一身白衣的我，拜完祖母，还红着眼眶，冷冷地站在一旁，只是痛心非常，质问父亲：“什么年头了，时兴的是放脚了！你还给桃儿裹脚？”
如果可以，她甚至想把弟弟和小妹妹也远远带走。
只是小了我九岁的小妹妹，却裹起脚来了！
可是纵然下了决心自此真的再不往来，父亲也还是她的亲哥哥。祖母只有他们一双亲生儿女，而父亲孩子本就不多，现在放走了我，就只剩下弟弟和小妹妹。
弟弟尚且还好，任凭父亲再怎么折腾，他终归是个男孩儿，读书在外，一向成绩不错，再怎么败落，也依旧是个少爷模样。
弟弟要传家业，家里是决不允许他走，弟弟也没有意愿走。
父亲这些年行商，先是经营丝绸，后又摆弄杂货，却都遭洋布洋货冲击。洋货越是便宜好使，如父亲这样的做国货的商人的生意便日亏一日。幸好家里还有祖传的良田，算是仕绅之家，靠收租子也能勉强维持。实在不行，退居乡下，做个田舍翁也使得。
而小妹妹，她只有四岁，裹着脚，套着绣花鞋，缩在姨娘怀里要吃糖。她年纪实在太小，小到早就认不出两年没见面的小姑姑。一看陌生人要靠近她，就嚎啕大哭。
家里的老宅陈旧破败了不少，仆人也少了。
无论如何，父亲再混账。还是她的哥哥。
只是几个月后，到了秋天，祖母去世了，我们不得不回去奔丧。
她最后也只能喟然长叹。
原本小姑姑还指望革命成功之后，过得几年，带着我回家去长住。被父亲这么一闹，小姑姑再也没有这个念头了。
后来又住了几日，我跟小姑姑要走了。
后来打听，才知道父亲做生意亏空，那个总是跟着他做生意的姨娘卷款和别的男人跑了。正巧那户和父亲有过生意往来的有钱人家，病怏怏的独生子眼看快咽气了，他家想要一个童媳妇冲喜。父亲就打起了我的主意。
离开的时候，父亲和弟弟，病姨娘，抱着小妹妹来送行。
小姑姑怒极，最后是不顾骨肉之情，拿出枪，才逼得那些人离开。
父亲似乎想同我说什么，最后又没有说。只闷头抽烟，没有说一句话。
在更早一些，老黄的事发生的一年之前，也就是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腆着脸上了女学的门，说已将我许配给了一户县里的有钱人家的独生子，想将我接回去完婚。小姑姑不答应，父亲竟叫了几个流氓做打手，动手动脚，要将我强行劫回去。
病姨娘抱着小妹妹，一直咳嗽。
我的小妹妹，叫做“桃儿”。
弟弟也许是听了父亲什么话，披着孝，神情跟吸大麻的人一样孱弱，也没肯叫我一声姐。
一路上先是马车，轮船，最后是驴车，走走停停，我把回忆梳理到不知第几次的时候，终于快到了小妹妹的婆家。
一行人没有一个说话。只是默默跟在我们后面。
……
那是此后十多年，我都记得的情景。
不过，虽然如此。那时候，我总觉得有哪里不足，只是说不上来。
天上孤云，一行雁影，地上的草早就衰黄了，虽然树还有一点半死不活的绿芯，但秋风已起着凋落的叶子。放佛天地一下子和人一样沉寂下去了。
也是苍天不公，谁叫老黄命不好，竟然得了大肚子病。
这样的凄凉的沉寂里，只有还记得我陪她玩过泥巴的小妹妹，像秋天里还不觉冷的小雏鸟，最后叫了一声：“再见，姐姐，再见！”
要是那些土豪劣绅，一定会逼他交足租子，就早早就辞了他，哪里还会又给他药钱，又减租三年。
再见。再见。我在心里默默地回答她。
仕绅佃户，谁不说女学慈怜。就连老黄的瞎眼老娘，也只说女学的好。
此后十多年，果然再也没有见到。
近年天灾人祸，很多人没了土地，愿意交更多租子租地种的佃户也是有的。
大争之世，世上的事闹得轰轰烈烈，我那时在外面，是年少的学生，总在跟着闹。也很少再想起老家。
女学不是善堂。没人能种地，就只好把地收回来，另派佃户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没有见过，小妹妹十五岁出嫁的时候，也没见过。
一年也就罢了，两年，三年，总是连一成的租子都交不上来，反而要靠女学接济。
“诺，前面就是桑庄。”车夫的嗓门和驴叫打断了我的回忆。
老黄家只有一个瞎眼老娘，和一个残疾的儿子，一个小女儿。女学租给他家的地，就没人种了，总收不上租子。
我跳下车，站在县城崎岖的土路上。心里还回荡着十多年前小妹妹的声音：“再见，姐姐，再见！”
尽管小姑姑替老黄请了一次医，又免去了他三年来一大半的租，老黄还是病死了。
她现在十六岁了，为人妇也已经一年多了。长成怎么样了？性情容貌如何？我一概不知。
别的大多淡忘了，只还记得回来的时候，最一次得到关于老黄的确切消息。
总要见一眼。我一路向人打听，寻罗家的住处——那是小妹妹的夫家姓罗。
师范读了三年，其间回来过一次。
打听了一路，才找到最东的罗家。罗家的宅屋，看来是有气派的，似是个家境不差的人家。
一棵、两棵、三棵、四棵……我坐在马车上，数着树，第一次独身一人，离开了家乡。
门房一听我自报家门，说是林桃的姐姐，就很客气地进去通报，把我领到客房。
我离开居住了四年的女学的时候，春风送行，杨柳行行。女学往外的路上，都是小姑姑和阿姨她们亲手栽下的树。
看来小姑姑说的桃儿“做了少奶奶了”，“境遇不坏”，倒不全是安慰我。
小姑姑和阿姨们打量我的目光，也总是像在看一株亲手栽下，刚刚长起来的树，宽慰极了。收拾行李的时候，她们都哭了。
我坐了一会，才有人姗姗来迟，犹豫地立在门口，叫了一声：“姐姐。”
大约过了一年，十五岁的时候，我考上了外省的师范，人也长得很高了。女学门前新载的树都不如我高。
进来的她，的确只有十六岁的年貌。可，我不能叫她少女。
更后来，我也不知道了。不过，老黄送来的那袋米，依旧是做成了米饭。味道不大好，女学生们不喜欢，很多都倒掉了。
因为，她看起来，的的确确纯然是一个妇人。至多是一个十六岁的年轻妇人。
后来老黄被送回家去了，还请了个大夫。听说是小姑姑替他掏的钱。
她还带着稚气的面容被开过脸，汗毛绒毛被缴得干干净净，上面带着一种愁苦憔悴。和我见过的那些普通的妇女一样，被鸡零狗碎的生活磨砺出的愁苦。
小姑姑和阿姨们实在可怜他，就叫他以后不用再过来干苦力活了，租子也只要交三分之一就行了。
她开始期期艾艾的，叫了我一声姐姐后，小脚缓慢地移动，十分局促地扶着墙过来坐下。
得了大肚子病，听说是要命的事。而老黄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最顶用的只有他一个。
我们说了几句话，聊了聊分别之后十多年的事。我又拿出来小时候的物件和父亲临终前最后一封信，她哭了一场，才慢慢放松起来，话也多了。
小姑姑看着老黄，和他鼓起的大肚子，皱起眉，以当年叹张妈的语气，叹道：“可怜！”
她……她和我十六岁的时候太不一样了。
抬回女学，小姑姑也回来了。架子被放在院子里，女学生们隔着窗户指指点点。
我十六岁的时候，在师范女学部里，和同学畅谈古今中外，抨击评论国家大事，读禁书，和守旧的教师抗衡，游街示威，冲击军警。
把老黄搬上架子的时候，才发现老黄的肚子鼓得老高。佣人们议论说，老黄害大肚子病了。
我们，新青年们，因冲击军警，被抓进牢里一回，也不放在心上。到社会各界大游行罢市罢工声援我们，国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男女青年们出牢的时候，有些遭了牢里狱卒殴打，脸上带着淤青，依旧手拉手，满怀慷慨激昂，嘻嘻笑笑，乃至引为勇武的谈资。
老黄没有回答。又晕过去了。幸好这里离女学已经不远。我走回去，赶紧叫了几个健壮的佣人，抬了个架子，把老黄抬去女学。
那时为理想流泪，为中国伤怀，正是意气飞扬，青春无敌的岁数。
“这有什么紧要？你的脸色这样不好。你等一等，我去叫人抬你。”
可是她，她和我说话，老成得要命，谈的却都是“这个丫鬟的活做的不好”、“嫁过来的时候，嫁妆里少了一副马桶”，“婆婆待我都好。只是不准我吃饭吃太多，要立规矩”、“姐姐来了，厨房里今天中午做饭的米要选用精细的米”。
我这才看到他身边有一袋东西。
终究是无话可说。
我叫了半天，老黄醒过来了，躺在泥水里，脸色死尸似的，惨白得厉害。微弱地叫我：“这袋是今年的租子，杏小姐……”
在桑县待了几天，我就走了。期间唯一的收获，恐怕就是在当地的县长家，遇到了一个老朋友。
今天忽然见到他，我很是吃惊：“老黄！你……你这是怎么了？”我走过去，给他撑住伞。
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
不过，他那时还很老实，干活很卖力气，一整天泡在水田，插秧，照顾庄稼，割水稻，舀米，样样使得，租子也从来不缺半两。
十月，举行第二次东征并南征，消灭了陈邓军队。
因只有我年纪最小，小姑姑又不忌讳这些，所以每次领着女佣去登记他送来租子的总是我。也就有些熟识了。
次年一月，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女学学生很怕见他。说是有伤风化。
第二次东征的大捷，蒋中正名震中华。返归广州途中，沿途男女老幼观者如堵，道为之塞；至汕头盛况达到空前：社会各团体整齐列队欢迎，民众簇拥，万头攒动；一路军乐悠扬，鞭爆哔剥，工会前导，次枪队，次步兵，次汽车，卫队为殿，连孙文当年也没有如此之风光。①
因为老黄相貌太滑稽。头上没有几根头发，听说是生来秃。眼睛小的同麻雀似的，一口黑乎乎的牙齿，瘦，太瘦，衬的身上沾满泥巴的破衣服总是布条似的晃荡，冬天也半露着胸膛。
我在沿途，冷眼看人们欢呼。
从前他经常来的时候，我还很记得他。
不日，汪精卫、宋子文等人联名贺道：“我兄建此伟功，承总理未竟之志，成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不钦感。东征功成，省中大计诸待商榷，凯旋有日，尚祈示知，是所祷企”。
有时候小姑姑都气得说他一句：“这个老黄，越来越不像话！”
国府要员站成一列，卑躬屈膝，向蒋中正致行礼。我小姑姑也在其中。
不过今年没怎么来做活。有时候送租子来，也是叫别人替送，还经常缺斤少两。
不日，我去游玩的时候，就看到广州第一公园大门口，贴出了一副对联。
因这份眼熟，我赶紧走上前去，定睛一看，却见果然是小姑姑田庄名下的一个佃户，不知姓名，人人叫他老黄。经常来女学做苦力，送粮食，作女学的学生饭食，权当抵一些租子。
上联“精卫填海”，下联“介石补天”。声名壮如此。
我转过身去寻觅，只见路边的一株柳树下，泥水里，倒伏着一个有些眼熟的人。
民国十五年七月，国共握手言和，国民革命军正式从广东起兵，一路直捣南京、上海。势如破竹，举国高唱国民革命歌。
雨声滂沱，这声音又微弱，我却偏偏听见了。
报纸频频传捷报。青年们的欢歌，简直似海洋，日日街头不分党派的和悦交谈。
“杏小姐，小姐……”雨里微弱幽杳，鬼魂似地。
但是总有人不高兴。
忽然听到后面有人叫我。
国民党除了一部分基层党员之外，基本盘是仕绅、大商人。还有买办。他们搞北伐，是为了能一统中国，自家“安安稳稳地种田”、“和和气气做生意”。可是这场大革命，不仅仅是只有他们受益了。
我撑着伞，艰难地踩着泥泞赶路。县以下，甚至似县里的路，都是这样泥地。
大仕绅、大商人毕竟只是少数。
我十四岁那年，一天，从外回女学。忽然下雨，天地间瓢泼一片。
大革命的真正中坚力量是底层工农。就我认识的不少同学，出身仕绅家庭。他们自己，是绝不上战场的，说“太不人道主义”。反而要求自己家里的长工佃户去。
我那时没有吱声。
佃户若有功劳，就是他们家对革命有功。
没有军阀，没有洋鬼子，按照这些仕绅地主有钱老板的指示，叫佃户和和气气种田，商人安安静静经商，张妈真的能好起来？
当然，对这些佃户长工的报偿，就是少收一点地租。少逼死他们家几个人。
那么，张妈就不死了？
一次，我一个同学家里出了大事，几个参军的贫农半夜潜回来，组织起来，用枪打死了他老爹。因为他家之前在几个贫农被迫参军之后，糟蹋了一个贫农家里当丫头的女儿。
而商人们也是和和气气做生意，收米收的米价都贱了。
这样的事从东征以来就并不少，陆陆续续登载在了报纸上偏僻的角落。
倘若没有军阀，没有洋鬼子，她安安稳稳替小姑姑之流的绅士种田，种出了丰收。
革命不仅在逐渐一统中国，而作为主要战斗力量的“泥腿子们”正在被武装，受到了战斗的历练。
我却总是还记着张妈不幸的开始，是一场丰收。
何况国民革命军，可不是只有代表仕绅、大商人的国民党参加，还有一个替工农谋将来的共产党。
再提到张妈，无非也就是说：“倘若田地不被军阀、洋鬼子的混战所牵连糟蹋，佃户不用被拉壮丁，就能和和气气种田，商人就能安安静静经商。这样一来，就能丰收，就有好经济。张妈们也不会那样悲惨。一切都会好起来。”
工人的武装也越来越厉害。原来支持大革命的一些新派民族实业家，因为过度压低工资，被拿起武装的工人威胁了几次之后，也动摇起来。
开始，小姑姑还总是会念着“女学发展，才能救更多张妈”。后来，不念了。她更多地盘算起今年的田产有多少遭了军阀的马队祸害，佃户今年少交了多少租子。
而北伐的直接目的除了北洋军阀，还有外国鬼子。外国佬也不满了。
至于怎么变成的？你问我，我具体也答不出来，只知道，随着仕绅小姐们一届一届离开女学，女学的名声一天天显要，来就读的女学生们家境越来越显赫。小姑姑和我，和女学的经济情况，也就越来越宽裕。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号。
即使是如我的小姑姑，也渐渐地由被赶出宗族的游女，变成了一方的女绅士，田产佃户商铺俱全。
衣衫褴褛的一支军队正在休息，他们刚刚为中国人民能够摆脱乱世，而死去了一半的战友。有的人缺胳膊，有的人身上绑着血绷带。他们正等着援军送来物资。
原来一无所有的，也成了大腹便便的仕绅。
但是送来的不是物资，是屠刀。
原来豪的，称贵了。
这时，我正在广东。坐在街边看青年们又一次庆祝胜利的□□。
原来富的，称豪了。
忽然，冲出来一队人马，见人就抓捕。被抓走的大多是青年学生。
早年一心闹革命的民国元老们，除了极少数顽固的革命派，大多，也一个个更富庶起来。
我正不明所以，情况却更严重了。有人直接举起砍刀，拿枪在街上扫射。
自民国以后，地方上，就总是由仕绅宗族管着了。说是仕绅，不如说土豪劣绅更为妥当。
血腥味充斥了我的鼻腔，我旁边有正拿着花圈的女学生倒下。素白的花朵散了一地，被横流的鲜血染红了。被崩塌的人群踩瘪了。
可是乡下，大约还能算平静？怎能不平静呢？即使是军阀，即使是袁世凯，无论怎么闹，都也要顾及乡党的。
庆祝战胜的花圈，作了她死去的丧礼。
可能隔一道栅栏，就是两家势力。中国好像活生生被切做了几十块。
我幸而身手敏捷，也没有跟着青年们一起游街，得已躲过一劫。随即有消息传来，前几天下午，蒋中正手下的直系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开始实施清党。
这些年，世道太乱了。反反复复，军阀混战。
接着，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被查封或解散。无数共产党员以及革命群众被捕。当场格杀者众多。在事变后三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三百多人，被捕者五百多人，失踪者五千多人，我曾经很佩服的才华横溢的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人都死了。
就在去年，我十六岁的妹妹，被许给了一户仕绅人家。
此后三天，我不敢出门。
……
一出门，街头巷尾，到处是被吊死的少年男女，被烧死的青年学生，因为多说了一句同情的话，被当场打死在街头的路人。
我忍不住发笑，觉得这一派天真的病弱青年有些可爱。又想到年少时的同学，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一次出门去买米。转角就发现经常攀谈的米店老板的尸骸被吊在牌匾上。突出的眼睛不瞑目地瞪着我。
我收拾好行李，踏去福建的路时，他临行还眼巴巴地发电报给我：若有回心转意，望与君共赴北伐。
我做足了三天的噩梦。
小郭摸不着头脑地走了。
有人还指望汪精卫。四月的时候，汪精卫的确表示不与蒋中正同流合污。
我叹道：“我不参加国民党，是因为太了解。我不参加……别的，是因为我还不了解。”
他在武汉自封“左”派领袖，取得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的大权。号召“革命的往武汉来，不革命的滚出去”。
说完，他道：“怎地问起这个？秋实姐，莫非你有意参加党派？是国党，还是共党？你不是对党派都不参与的吗？”
我得到电报，只有冷笑。我因小姑姑、唐阿姨的缘故，接触过这位。他是个什么东西，我很清楚。
小郭是因为国民革命鼓舞，新加入国民党的。他满脸茫然，又带着一点激昂：“能怎么看？虽然主张似有不同，却都是我中国之新党派，秉持中山先生遗志，通力协作，合力北伐，成就我一体之中华！”
六月，汪精卫到徐州与蒋中正达成“清党反共”协议。
我看着他那张年轻到带点稚气的脸，微微笑，反问他：“那你对国共合作怎么看呢？”
七月，武汉也开始实行“分共”清党。汪精卫通过之前的伪装，将大批革命群众骗到武汉之后，举起屠刀的凶残，甚至还要超过蒋中正。
小郭提着帽子出门的时候，忽然回身，问我：“秋实姐，你对北伐到底怎么看？”
至此，北伐，也就这样中止了。中国仍旧陷于事实上的分裂。
虽然小郭家境不错。可是他独立出来后，一切也要靠自己。我哪里能再劳动他。只说一切事宜都打点好了，只待不日动身。
我暂且没事。但是既然北伐这样结束了。小郭却为什么还不回来？我前段时间刚接到信。小郭安然无事，还得了军功呢。
小郭没有多问，只是嘱咐我世道乱，路上一切小心。又问我需不需要别的，只管告诉他。
我躁动不安，他是我少有的几个朋友之一。那天他随革命军北上，夏风热烈，蝉声阵阵，我因事没有去送他，颇为遗憾。
我笑一笑：“不。只是我妹妹嫁到乡下去了。我……她之前嫁人的时候我不在。现在总要去看看她。”
几个月后，小郭回来了。他的骨灰回来了。他被击毙在街头。是同行的人收敛的尸骨。
小郭皱眉：“妹妹？秋实姐，你想通了，要回家去了吗？”
我一辈子都遗憾那天没有去送他了。
看起来小郭没有介怀我之前的话。
即使是冷漠的我，终于也再难忍耐愤怒了。
“你想多了。我只是赶一批稿子，提前得了稿费，就想回去看看我妹妹。”
小郭是最诚挚的革命青年，是国民党的忠诚党员。他总不是共产党员了罢，为什么要死！
他苍白瘦削的脸庞上还浮着一点过度激动之后的红晕，站定了，对我说：“秋实姐，你就算不参与我们，也不用这样急着走……你向报社的编辑告了假？”
那么多的学生、青年，还有如米店老板这样的人，总不是共产党员了罢，他们又为什么要死！
正想着，就见小郭往我这边走过来。
我流着泪，满怀愤怒地给小姑姑寄出一封信。
不过，他一向对国民革命怀着极大慷慨。我今天说的话，怕刺伤了他。
几日后，小姑姑剪贴下一段国民党内部刊物上的文字，放在信里回给我：
初到广州的时候，没有认识他，大约我真是要饿死了。
那是《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兼青年妇女部长叶楚伧，在前年写的《说几句私房话》里的一段话：
大约是因为脾气南辕北辙得最多，报社里，他反而一向最关照我。经常带着吃的喝的来看我。
“我们为何与赤色主义决不两立？
小郭这个青年，拖着一身的病体，却总是最有激情热枕的一个人。不像我，冷眼惯了，血总是热不起来。
根子上讲，乃其宣扬之阶级对立，也就是被压迫阶级推翻压迫阶级。
我在门口待进屋去，眼角看到街边转角出来小郭。
你，我，包括海滨兄（邹鲁），以及在座的诸位，我们这些人，按照赤色学说，都属于压迫阶级。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田家，是乡绅，是士人！
小姑姑看了我半晌，最后，还是坐黄包车走了。
诸位，我们反满革命、反对军阀，为了什么？不讲大理论，（就是）为了我们自家的田地能安安稳稳地种，自家的产业能和和气气地生财吗？田种得安稳，工厂开得和气，这世道也便好了，这国也就渐兴了，又何苦去为下田人捧角儿，最终了却革了咱们自己的命？
“我过得下去。”我再一次打断她。
诸位，我们不是自利自赎，我们是当不起这个压迫阶级，受不起人家要推翻我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有朝一日，人家革我们的命！”
小姑姑的脸上骤然现出哀戚来，半晌，低头叹道：“若是过不下去，只管回来。家里的田产……”
小姑姑说：杏儿，反对的不是这个党还是党，他们（仕绅）反对的是所有敢于替泥腿子说话的人。
我打断她：“小姑姑，既然明年才开始北伐。那么，没什么紧要的事的话，我还要写稿子。”
我默然良久。想起了在桑县遇到的黄小丫。
“你少年活泼，读书至今，却越来越淡漠。乃至于今天，独身寓居广东，靠稿费辛劳谋生。冷待同学故友，也不对亲戚多说只言片语。明明不过二十又五，做什么摆出百年老朽的世故冷漠来？”
人年少的时候，记忆最好。我记得老黄，也记得他那个才四、五岁的小女儿。有时老黄来送租子的时候，会带着这个耷头耷脑的小女孩子一起来，说是要她也沾沾“女先生的灵气”，好出落得不要那么呆。
就像我也不明白她了。
老黄“有伤风化”，靠近不得，这个小女孩却可以打量打量了。她不但呆头呆脑的，皮肤是紫红色，脸上右下方还长了这么一颗大黑痣。摔倒了，也不哭，爬起来继续呆呆站着。
不明白什么？大概是不明白我。
有时候，女学生们逗她玩，故意叫她跌跤，然后偶尔会塞给这个小女孩几颗糖。
“这样一日日，靠一些小报的微薄稿费谋生？”小姑姑摇摇头，忽然凝视着我，神色还似小时候一样温和：“杏儿，小姑姑不是个好长辈。你长了这么大，我却总是有很多不明白。”
这女孩子再小几岁，大概生得都是一团稚气，看不出眉眼来。再大几岁，人有相似，我也不敢轻易认。
“就这么办。”我漠然答道。
可是这十三、四岁模样的，刚好既留着当初的稚气，又长出了爹妈给的眉眼详细来。那个县长家的小丫鬟，我看她生得，很是像老黄。又依稀是当年那个小女孩。就叫了几声。
小姑姑皱眉扫了一眼我堆满稿纸、乱糟糟的书桌，什么都没说。坐下，才问道：“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
县长家门口的家丁还没有回来，小姑娘看人都散光了，才走上前来，看了我一会，看看我的眼镜，又看看我的大衣，很踌躇。最后，她还是抵不过什么似地，半弯着腰，老鼠一样蹿过来，涨红着脸，低声用官话问：“您，您认得我？”
无精打采的进了屋子。
我问她的爸爸是不是叫做黄癞子。
小姑姑看我一眼：“孙文刚去世，估计党内还有一些琢磨。最迟不过明年。”
小姑娘喃喃念道：“黄……癞子。我、我……”她忽然落泪，念道：“……爸爸。”
半晌，我垂下头：“北伐什么时候正式开始？”
她很快就抬手擦擦眼泪，用熟练的家乡话开口：“我、我被卖之前，家里的确是姓黄。可是我不记得自己是叫做黄小丫，还是黄什么丫。”
足下似有千斤重。
最终，她摇摇头，很憾然：“我小时候，阿爸就病死了。我长到七岁的时候，我姆妈也快饿死了。我瞎眼的阿嬢，牵着我到县里，把我卖给了县长。”
她在背后叹了口气：“小姑姑马上就要走了。你连话都不准备同我好好说吗？”
“我到县长家的时候，连爹妈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只知道人家喊阿爸老黄，叫我姆妈是‘老黄家的’。”
我无动于衷：“不劳小姑姑操心。”
她到县长家的时候，才七岁，瘦小的像是五六岁。伺候县长家已经二十一岁的女公子。
中年女人立刻叫住我：“杏儿，你年纪不小了，还闹什么脾气？”
那个二十一岁的女公子，就这样安然地享用着一个七岁小女孩的服侍。一个不顺心，做得稍微错一点，就挨打挨饿挨罚。
我脸色一凝，扭头就走。
时间一久，小女孩连家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自己是个下人。
门里立着一个气度不凡的中年女人，对着我微微笑。
我虽然知道，不管丫鬟年纪多小，人们看来，都是合该被打骂的丫鬟。但是仍旧十分难过。
今天李妈请假回家了。家里应该没人在。我警惕起来，刚喊了一句“谁”，门噶吱一声开了。
我问她记不记我，记不记得得小时候经常去女学玩。
走了一段路回家，还没进门，就听见门里有动静。
她又说：“我恍惚记得，小时候见过一些特别和气漂亮的女先生。阿爸病死后，阿嬢拉我卖身前，还特意去谢过女先生们的宽恕。”
我为觅得安静，只得抄小路回家。
她说自己的不幸都是从她爹死后开始的。是她命不好。那年为了交上租子，虽然村里好几个人都得大肚子病了，他爹还是下了田，结果也得了病，没多久就死了。
街上宣传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的动静，越发成浩浩汤汤之势。
她说感谢女学先生的宽恕，免了她爹三年的租子。否则她就不是被卖成丫头了，而是被卖去窑子。
叹口气，将传单揉卷，递给一旁到处捡宣传单的流浪儿。
现在想起来，我却非常悚然。
如今更是太老了，早就是个俗人了。
我现在不是当年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了。我知道大肚子病其实就是血吸虫病。长江以南，血吸虫所寄生的钉螺通常分布在水田、江河溪流里。
最最青春年少的十七八岁，我也不是个太壮怀激烈的人。
因此得并最多的就是江南乡下的农民。尤其是经常下水田的。
不过，我已经是二十五岁了。离学生时代，也过去了数年。
也就说，老黄之所以得病，是因为……
沉浸在回忆中时，我手里也被笑眯眯的一个女学生塞了两张传单。
我不敢再想。
……
身边天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被逮捕和杀死。
火光冲天中，我还记得我身边同学被火光映红的面容：“今日之事若能忍得，我辈岂配称中国之新青年！”
有时候，一个眨眼，旁边刚刚还在和我说话的路边的卖菜小贩都被逮走了。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血腥味久久不散。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这场清党持续了很久。死的最多的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员和无辜群众。凡是对蒋、汪持反对意见，拥护和执行三大政策的中下层的国民党员，都横死街头。
同学里激进人士悬挂起对联，公然嘲讽国府诸公：
几个月，我和小姑姑通过几次电报，小姑姑说，在此之前，普通党员人数约六、七十万。
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手挽手，拿稚嫩的胸膛顶着军警的刺刀，冲上街头。社会各界都投以支持的目光。
而经过这次清党，上海“四.一二”和武汉“七.一五”后，这才几个月，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二、三十万。
可是下一刻，铁一般的事实教育了我们这些幼稚的弱国少年们：弱国无外交。
清党为什么连自己的党员也杀了三分之二？
我还记得当年，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时，我的同学们正在欢庆我们孱弱多难的祖国竟然做了战胜国。
我知道缘由。因为出身和学习的经历，我接触过大批国民党青年。
自五四之后，学生们，青年们，就做了革命的急先锋了。
国共合作期间，大多数国民党基层党员都是拥护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
这样的锐气，足可使一切凡俗避让。
小郭也不例外。
青年们激情昂扬的歌声，带着青春逼人的锐气，汇聚在一起，浩浩荡荡的，盘旋在广东的街头。
清党分共，只是蒋中正、汪精卫等上面少数人的决定，很多国民党基层党员及左派是不认可的。
这首歌才不小心流传出来，就在广东街头巷尾广为传唱。
我还记得小郭给我寄回的几封书信里，经常亲切地提到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叫做安天赐。这个人就是共产党员。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长期并肩作战，以致互相渗透，关系亲密。国共双方的基层党员、干部关系之密切，双方的主张并无太大分歧。
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
那就只好连自己人一起杀掉。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小姑姑来信说，蒋中正、蔡元培等人喊出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不可使一人漏网”，针对的不只是共产党，更是国民党广大基层党员。
还有众多青年男女，一手广发传单，手拉着手游街，边走边齐声高唱：
□□汪精卫他们的清党部队，一到地方，就将当地的县、乡或区党部的国民党基层人员，集体杀害，根本不会去分辨你是国还是共。
我每天出去寄稿子的时候，都能看到街上有穿着中山装的学生，或者站在简易的台上，拿着喇叭，声嘶力竭：“国民革命，打倒军阀，统一中华，雪我国耻！”台下围了一圈各界群众。
即使杀掉的十万人只有一千共产党，他们也毫不犹豫。
追悼会结束没有多久，四月的时候，借着孙文去世的消息，从北京开始，早已珠联璧合的国共两党，开始组织各界民众进行哀悼活动。
小郭就是这样死去的。他甚至还曾经是蔡元培的学生！
我背对着他挥挥手。
死掉的万万青年里，有许多曾是蔡元培、蒋中正的学生和同僚！
我走出老远，才听见他在背后叫道：“那北伐，你也不参加吗？”
哪怕杀得人头滚滚，也要清掉“赤色主义”。
小郭无可奈何，说不出话。只能看着我走远。
这恐怕就是小姑姑之前说的：杏儿，反对的不是这个党还是党，他们（仕绅、大商人）反对的是所有敢于替泥腿子说话的人。
小郭还想再说什么，我摆摆手：“好了，别来教训我。比不得你这样的有志青年，我本就是个无党无派的闲人。参加这什么追悼大会，全因孙文也算是我家长辈老相识。来尽小辈的薄面罢了。”
我质问小姑姑和阿姨们，这样值得吗？
俗？我微微冷笑：“再俗能比孙文俗？他这样一个投机者……哼。”
为了所谓清“赤色主义”，清掉几乎整个国民党基层组织，把党员中最有革命理想，最为支柱，最为清明的一大部分人全都清掉，彻底割裂了和下层民众的联系。恐怕国民党日后政令难行于乡间，真的会从一个还有革命理想的青年的党，蜕变成一个彻底依靠土豪劣绅的腐朽组织。
“你”了半天，他憋出来一句：“你怎么这样……这么俗！”
像北伐战争中动辄数万甚至数十万农、工群众动员起来支援前线的景况，估计从此在国民党身上要完全绝迹了。
小郭一下子变了脸：“秋实姐！你！你！”
值得吗？
我呵了呵手，一阵白雾：“你这可说错了。我迟交一天稿子，就少一天口粮。活人饿肚子，这可比哀悼死人要紧。”
小姑姑的回信里充满叹息，却只是说：“若不然，我党恐有赤化之危险。一旦赤化，和和气气种田，恐怕也做不到了。若不能和和气气种田，张妈之流，怎能得救？”
小郭总算不喘了，但是脸上还带着刚才哭出来的泪痕，劝我道：“稿子迟一点写不要紧，先生的追悼会不能错过。”
那老黄他们呢？恐怕我已不需要再问。
我把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回答他：“昨天的稿子尚未写就，回去赶稿子。”
我把那封信撕了个粉碎。坐在桌子前，对着小郭的骨灰盒，把碎纸片放在火炉子里烧成了黑灰的蝴蝶。
小郭身体瘦弱，是个一向多病的青年。他跑了几步路，就已经气喘吁吁：“秋实姐……呼，呼，大会还没结束，你要去哪？”
自此以后，我不再写信了。
我回身一看，是报社的小郭。
后来过了很多年，后来有同志给年轻同志讲历史的时候这么说：
走了没几步，有人在身后叫我：“秋实姐！秋实姐！”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了。从此，蒋中正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了。”③
我从哀悼大会走出来，在带着冷意的风里裹紧衣裳，身后的会场里还是一片哭声。
我那时只是一笑，点点头，补充：“对。这一年，这是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我入党的时候。”
民国一十四年的初春，薄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