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说，“再跟您重复一次，我叫比尔·汤普森，”——你这白痴，那你呢？——“很抱歉这样打扰你。”
“好吧。”他说。
“好了，不需要道歉。”
“我了解，别这么说。”
“您太客气了，”我说，“希望过两天我过来请您捐款时，您也能这么亲切。”
“通常我是很乐意的，但是——”
“啊。”他说着又去掏口袋，这次掏出一个山羊皮的钱夹，打开抽出一张二十美元钞票。
“哦，我明白了。”
“您真是太好心了，”我说，“可是我没想到今天要募款的，所以身上没带收据。”
他又笑了，再度摇摇头。“真抱歉，”他说，“不太方便。我有客人。”
“不必给我收据，这样省得你下星期再跑一趟。”也省得他被打扰，只不过他没说出来。
怎么才能问出他的名字？也许进去公寓里看一眼？我试探着问：“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电话？”
“那……”
“没事。”
“请你收下。”他说。
“唉，要命。”我说，摇摇头啧了一声，“我想你应该比我清楚，你总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吧。看来我是抄错了公寓号码，很抱歉打搅你。”
我伸出手，可是没拿钞票。“我应该给你收据的，”我说，“可以塞在你的信箱里，另外还需要你的名字做记录。”
“布克斯潘，”他同意，“不，我也不是布克斯潘。”
“没问题，”他说，“我叫托德。”
到底是什么？我自己都得想一下。“布克斯潘。”我说。
“幸会，托德。那请问贵姓？”
“保证不是奥里斯科，也不是另外那个。你刚刚讲的第二个名字是什么？”
“不，不，我姓托德。”
“那你的名字是——？”
“哦，看来确实不是特里斯科或布克斯潘，对吧？”我们大笑起来，然后我问他的名。
“是啊。”
“迈克尔。”他说。
“是啊，有可能，这里是8B吗？”
“迈克尔·托德。跟那个——”
“好像是你找错人家了。”
“对，跟那个电影制片人同名。”
“不对？怎么会呢？”我掏出皮夹，看看里头的一张纸——有人建议我将这张纸好好收着，如果我还想从中国洗衣店里拿回送洗的衬衫的话——然后再次看着他。“应该是奥里斯科，”我说，“你不是詹姆斯·奥里斯科，就是艾略特·布克斯潘。不然就是我找错人家了。”
“我敢说一定常常有人跟你开玩笑，问你跟伊丽莎白·泰勒结婚是什么滋味。”
他笑着摇摇头。
“倒没那么经常，”他说，“毕竟，这个名字不算少见。”
天啊，也许我挑错行业了。“我连收据都没带，”我说，“我来拜访不是要募款的。我看看，你是詹姆斯·特里斯科，对不对？”
“要命，我的名字也是。我每次想到全世界有多少比尔·汤普森——”
“是的。”他说，同时一只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他穿了一条黑色的李维斯牛仔裤和一件马球衫，我会说衣服是蓝绿色，但某些邮购服装的产品目录上也许会说是孔雀蓝。“哦，当然，我很乐意捐款。”
“是啊，”他说，“现在我真的不能再多留你了，汤普森先生。”
“我住在这幢大楼，”我解释说，“不是这一层。我在华尔街工作，但替这个慈善机构当募款义工。做善事，我想你应该了解。”
“迈克尔，”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公寓里传出来，“什么事情那么久？重要吗？”
“你住哪幢大楼？”
“马上来。”他回道，然后对我窘迫地笑了笑。“你看，”他说，“现在我真的得说再见了。再次谢谢你。”
好问题。“啊，”我说，“我是比尔·汤普森，是美国髋关节发育不良协会的大楼代表。”
谢什么？但我点点头，在他关门前朝他微笑，然后又在那儿站了几秒钟，整理思绪，把整件事情想了想。然后我走到最近的楼梯，再度上到十二楼。忽然想到可能会碰巧在走廊上遇上查尔斯·威克斯，便试着想象该怎么向他解释。不能假装一直在等电梯，这样他会马上抓起电话，弄清楚薄伽丘大楼所吹嘘的白手套服务到底出了什么状况。
“我能为您效劳吗？”
我决定告诉他实话，但得稍稍修改一下。我会说，我等电梯等了很久，中途决定去八楼看一眼。我该告诉他那个家伙在家吗？不，我要说没人在家，但我决定不进去，或者我应该说——
“好极了。”我同意。
但我什么都不必说。电梯来了，门开了，服务员和我互相看着对方，然后我下楼出去。
“你好，”他热心地说，“天气真好，嗯？”
天气真好，天哪，就像迈克尔·托德——不是那个电影制片人——说的一样。我往西走了两个街区来到公园，从小贩手中买了一个热拘和一个荞麦馅饼，找了张板凳坐下来。这似乎是个思考的好地方，有些事情我得好好想想。
我刚刚把可能让我吃官司的证据抽离门锁放回口袋，门就开了，出现了一个身高大约六英尺二英寸的年轻男子，宽肩窄腰，方下巴，开朗的俊脸。他脸上挂着个大大的微笑，也许完全不知道我是谁，但并没有因此就不高兴见到我。
首先，那个女人不是叫他迈克尔，听起来比较像“麦凯尔”。
于是我按铃，等了一会儿，因为这也是必要程序，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我听到门那边走近的脚步声时有多么惊讶了。
其次，我认出了她的声音。
我把手放在门把上，开锁的凿子已经插进顶端那个锁的四分之一英寸，这才想起应该先按门铃。我理所当然地认为没人在家，但我提醒自己，按门铃是专业程序中绝对不能疏忽的一个小步骤，就像小偷指南一样，一定得照做。
我步行穿过中央公园，在动物园看了会儿北极熊。它最近有点压力，因为有人发现它在池子里不停地以“8”字形来回游泳。这让很多人紧张不已，有人猜测它的行为是严重神经过敏的表现，可能是因为过度焦虑所致。各种专家总结出了各种原因——监禁空间过于狭小、饮食不调、对雌性同伴的渴望、被观察得过于仔细而苦恼、被观察得不够仔细而产生疏离感、身边事物缺乏吸引力。这些媒体关注的直接结果，就是这只北极熊的访客变得前所未有的多，而它也以不断地游“8”字形取悦众人。“它在游泳。”大家会宣布，然后它就不停地游，最后看的人终于离开，其他人则迅速补满空位。“它在游泳！”新来的人会喊，于是它又多游一会儿。
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当我疑惑地站在那户公寓门口时，工具就握在手里。我记得自己曾拿到过那个资料夹，只是后来又失去了，而且我还记得自己被关在衣柜里很久，还有大衣散发出的霉味。我不会妄想还有机会再拿到那个资料夹，但也许我至少可以发现谁住在这里，或许还有机会再看一眼那张照片，确定里头的人确实是弗拉多斯国王。
我看到了，非常确定它在游，也觉得它游得真他妈的好。如果要游出一个数字，我看当然只有选8。2、4、5都太需要技巧，现在连7都越来越复杂了，而且很多人喜欢按照欧洲流行的方式，在7上加一横。如果要日复一日地游泳，除了8之外的唯一选择是0，但那样又和普遍的绕圈游没什么两样了。
结果我也用不着它们。
我不明白这些家伙还想要那只可怜的熊怎么样。在轻松一点的城镇——比如迪凯特[1] ——一只熊只要能游出随便哪个数字，人们就会引以为荣，但纽约人的要求高得多。如果我们的熊开始游3.14159，人们会觉得这熊是智障，连π都背不出小数点五位之后的数字。
我没戴手套，也不在乎。我不会留下指纹，也不会有任何人去找指纹。我带着手电筒，不过大白天的也用不着。我也带了开锁工具，知道打得开8B的锁，因为前两天夜里用这套工具开同一扇门轻而易举。
穿过公园，我在一个电话亭前停下来，试了两次卡洛琳的电话，先打到她家，然后打到“贵宾狗工厂”，都没人接。我走到西端大道和七十一街交会口，感觉后颈像昨天晚上那样刺痛起来。当时这感觉让我没下迈克思·费德勒的出租车，现在这感觉让我躲在远远一角的遮阳篷下，避人耳目地观察一番。
我迅速而安静地下了楼，打开八楼楼梯间的门，看了看四周，确定走廊上没人，然后走到8B门前。
十分钟后，我知道我的住处被人盯上了，虽然我不能确认。有辆车停在离前门五十英尺的地方，里面有两个人，大厅里我看不清楚，大概会有一个人坐在那里看报。不过也可能只是影子而已，就算是个人，也不一定是在等我。
所以我暂时对这个小小的冒险保密。如果我找到什么重要的资料，可以挑个适当的时机告诉他我是何时何地弄到的。而如果我进入8B一无所获，就不必让任何人知道我去过。
不过，为什么要冒那个险呢？我绕过街区，来到后门——门锁着进不去。这幢建筑门禁并不严，门卫只负责收收包裹或看看小毛贼，不是什么马其诺防线。大楼内没有监控，没有电子防盗设备，用的锁虽然还算好，不过远远不是最新的。这个锁我已经开过好几次了，大都因为最近我跟一个门卫相处得不好，于是他值班的时候我就不走前门。前后持续了几个星期，其他住户也受不了他而纷纷投诉，他终于离开了，真是一大解脱。重要的是，后门这个锁我开得很熟练，而且开门时也不容易被看到，因此为什么不开呢？如果开到一半被警察抓住，也许会让我一时有点尴尬，但也不过仅此而已；毕竟，进入自己住的地方并不犯法。
结果他告诉了我很多，而且最后还成了我的搭档。这的确像是一段美好友谊的开始，我想我也可以告诉他，我想再去拜访住在四层楼之下的那个家伙，但我决定不说。否则这段美好友谊可能会宣告流产。因为我毕竟身在查理住的这幢大楼里，那些平时对于偷窃满不在乎的人，只要发现小偷开始接近他们家，态度就会倾向于严厉执法。毕竟，我第一次去见威克斯只是借口，目的是为了去8B。而我今天出现，又是披上了伪装的外衣，心怀同样的目标。我离开他家之前，几乎就要告诉他我是伯尼·罗登巴尔而不是比尔·汤普森了。
因为疑神疑鬼，我搭电梯多上了一层楼，再走一层楼梯下来，然后看了一眼我的门。这扇门也不是马其诺防线，但几年来我换掉了原来的锁，并做了一些改良，所以应该很安全。
嗯，有何不可呢？我前一天晚上没回家，开锁工具还带在身上。我来拜访威克斯的时候，心里就想着也许结束拜访时可以下楼来看看。我没期望跟威克斯能谈出什么，也没想到他能告诉我多少关于赫伯曼的事情，只是利用他帮我进入薄伽丘大楼罢了。
看起来好像有人动过这扇门。上面有一些新的刮痕，还有人在门框处用铁条撬过。什么都挡不了一个下定决心要进门的人——一个机灵的贼在面对一扇打不开的门时，会直接穿墙而入——但无论来找过我的人是谁，他都不愿意或没办法做这么极端的事。我用钥匙开门进去——当然是先确定了没有人趁我不在时跑进来——然后在身后锁上门。我检查所有的东西，为了保险起见，我还去看了我的秘洞，都没事。
他走进自己的公寓并关上门后，电梯仍未到达。我并不意外，电梯服务员要有超能力才会在这楼停，因为我刚才按电梯根本就是装的。我又等了一会儿，以防查尔斯·威克斯万一想起什么事情冲进走廊。确定他不会再出现后，我走楼梯下到八楼。
我泡了个澡，出来擦干后想在床上躺一下。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累了，但肯定是头一沾枕就睡了过去。我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几点躺下来的，但我睁开眼睛时是六点十分，我茫然得必须检查手表上的日期，才能确定这是当天晚上而不是次日早晨的六点。
“好的，”我说，“这样浪费你的时间，我才有负罪感呢。”
我打电话到卡洛琳家里和店里，都没联络上。我穿上干净的衣服，又扔了几件衣服和杂物到一个已经倒闭的航空公司送的手提包里，然后搭电梯到地下室。如果我在一楼大厅停一下，也许可以偷瞄一眼那个看报的男人还在不在，不过这样他也就有机会看我一眼，所以我想最好还是直达地下室。我走出送货出口，绕过这个街区以避过大楼门口的那群人，然后努力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
“哦，没关系。”他向我保证。可是过了几分钟，电梯还没出现，他换脚撑着身子，显然不耐烦起来。“如果你真的不会觉得我抛弃了你，”他说，“那我就回去进行我们的计划了。”
我饿了吗？几个小时前我吃了一个热狗和一个馅饼。我并不那么想坐下来吃顿饭，不过觉得想吃点东西，可是吃什么呢？
“也许在别的楼层耽误了，”我说，“电梯员在替人搬行李或者有人钥匙卡住了。我看，你没有理由陪我站在这里，我想他很快就会上来了。”
当然，还能有什么？
“真奇怪，为什么要这么久。”他说，伸手要按电梯按钮，我抢在了他前面。“这次按久一点，”他说，“说不定是因为接触不良。”
爆米花。
“你说得没错，查理。”
[1] 迪凯特（Decatur），美国阿拉巴马北部的一座工业城市。
“我觉得很好，”查尔斯·威克斯说，“任何人都需要一个人生目标，需要一个早上起床的理由。我想我们可以合作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