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我们假设，坎德莫斯回到家，看到他公寓里面有一群人，或者看到楼梯口有人在等锁匠，那他怎么办？”
“雷·基希曼是这么说的，有人听到了什么声音。”
“从自动取款机提走他银行里所有的钱，”我说，“然后跳上开往澳大利亚的船，重新做人。因为从此再也没有人听到他的任何消息。”
“警察怎么会找上门去的？有匿名电话？”
“这倒是真的，没人听过他的消息。他为什么不跟你联络？他会以为你是带着资料夹离开8B的，他不想要吗？”
“然后警方出现了，盘问管理员，最后聚在外面等锁匠来帮他们开门。”
“也许他试过，也许他派了别人来拿。”
“有可能。那个时段他不能期望有厨具店还开着。不过餐厅就不一样了。也许他有个厨师朋友会借给他需要的东西，而且不会多问。或者他家里就有一把大刀可以完成这个工作，只是出去买些厚塑料袋和封口用的胶带。他离开了公寓，可怜的队长就四仰八叉地躺在他公寓的地板上，而你还困在八楼的衣柜里。”
“就是那个有奇怪名字的家伙？”
“所以他三更半夜出门，找肉锯去了？”
“这些人的名字都奇怪。”我说，“除了在罗斯·托马斯的小说里，我还没接连遇到过这么多名字奇怪的人。不过如果你指的是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对，他很可能是坎德莫斯派来的。坎德莫斯不肯自己出现，是因为警方以为他已经被他们安置在停尸间了，事实上，雷斯莫里安来我店里的时候，我还没去认尸。”
“你的坎德莫斯先生还没开始行动，”他温和地说，“他需要工具，不是吗？而且除非他有干这类事情的习惯，否则他手边不会有这些工具。他需要一把锯子或斧头或两者都需要。普通郊区住户可能手边会有这类工具，但一般纽约的公寓住户不会有。”
“所以如果坎德莫斯自己跑去你店里——”
“一只胳膊丢在这里，一条腿扔到那里。可是警方抵达时，赫伯曼队长的尸体很完整，否则我敢保证他们会提起的。”
“我会以为自己见鬼了。也许的确是坎德莫斯派他来的，还有谁会知道我跟这件事情有关？”
“这话题不太愉快，”他说，“但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不是吗？你得分尸，切成可以搬运的尺寸，然后每次搬一部分出去，把它们丢在任何你可以想得到的好地方。”
“如果说我在那里学到了什么的话，”他说着手指向一个方向，我想一定是通常所说的欧洲的方向，“就是某些事情，知情的人比你预料的要多。要知道，消息总会走漏。人们会扮演多重角色，很少有事情能保密的。”
“怎么说？”
“坎德莫斯是星期二来我店里的。第二天夜里我非法进入民宅时，他则犯下了谋杀案。到了星期五下午，提格拉斯·雷斯莫里安就对我有了足够认识，知道要到我店里来用一把枪指着我。天哪，他甚至还知道我的中间名。”
“没有工具，那就得多跑几趟。”
“格林姆斯。”
“的确。”
“对。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息是如何走漏的？唯一知道我与此有关的只有坎德莫斯和赫伯曼，而赫伯曼已经死了。”
“真是聪明极了，”威克斯赞赏地说，“不过三更半夜要弄到轮椅很难，而且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公寓的四楼，轮椅也没什么用处。”
“你是不是忘了那个女孩？”
“在我店里，”我很快地说道，“我什么也没做，但我同样必须把尸体弄走，于是我租了一辆轮椅。”
“伊洛娜。”
“哦？”
“当然。”
“事实上，”我说，“这种情形我碰上过一次。”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也想过，她可能不是偶然走进我的店里，否则也未免太巧了。可我们唯一做过的事情，就是看电影，而我们唯一谈过的，就是刚刚看过的电影的内容。如果她想陷害我，那真是花了太多时间。然后，等到我准备要为她赴汤蹈火，或至少会为她跳火圈的时候，她消失了。我不明白。”
“对，就是你。假设你发现自己跟一具尸体在一起，这又不像墙上的一块污渍，可以靠涂油漆遮住。你会怎么摆脱这具尸体？”
“的确令人费解，但安纳特鲁利亚人就是个令人费解的民族。”
“我？”
“显然是。”
“好，那他会怎么办？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坎德莫斯就在令人费解这方面很像个安纳特鲁利亚人。他有口音吗？”
“不是。”
我摇摇头。“他讲一口有教养的美式英语。我猜他是在这里出生的，不过不一定是纽约。他的名字也绝对不是安纳特鲁利亚的名字。”
“也绝对不是举重选手。”
“他听起来像是那种一辈子会用很多化名的人。坎德莫斯是英国名字，原意是指一个教堂的节日。如果我没记错，是过了主显节[1] ，但离大斋节[2] 还有一段距离。这个节日是纪念圣母马利亚涤净，并带着圣婴到神庙去。时间是在年初，可能是在两次弦月之间。雨果·坎德莫斯——说不定确实是他的本名，这种名字如果是编出来的就太奇怪了。”
“很难，他顶多只能算中等身高，块头也挺小的。”
“这些名字，”我说，“坎德莫斯、查诺夫、雷斯莫里安。我只知道一堆名字，却追查不出任何东西。也许我应该放下这件事。”
“怎么摆脱？队长的个子还挺大的。难道坎德莫斯是那种超级大块头，可以把队长往肩上一甩，扛到楼下吗？”
“有何不可？”他说，“你又没投资多少。只是白忙了一个晚上，我怀疑你做这行，这种事情偶尔会发生。”
“他得摆脱掉。”
“不止是偶尔。”我说。
“没错。他该怎么办？”
“我可以理解你对那个女人的迷恋。但她好像是自愿消失的。你有任何理由怀疑她陷入危险，或者需要你的帮助吗？”
“我想也是。麻烦就躺在他家客厅正中央。”
“没有。如果她想见我，我并不难找。”
“对，”他同意，“不可能是这样。但如果是坎德莫斯杀的，那他就有麻烦了。”
“没错。”他把身子往前凑，眼睛发亮，“你也不能期望这里面有赚头，不是吗？你不知道现在谁拿着那个资料夹，也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所以也不能指望那玩意儿能让你发财。警方没在追捕你，所以你不必为了洗清嫌疑而去破案。所以，你为什么不回去继续卖你的书，再继续闯空门呢？”
“如果杀他的另有其人，那凶手又为什么会就这样任他留下那个临终的信息然后离开？”我说。
“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我说。
“让他在那儿写下最后遗言，很像罗诺克岛上原始殖民居住点唯一的遗迹之谜。他们完全消失了，在树干上刻下CROATOAN这个词，一直没有人明白这是什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队长的CAPHOB又会是什么意思？坎德莫斯为什么会让他写下这几个字母？”
“没错，就是这样。你觉得有义务，无论多么不合逻辑，也不管后果如何。你全力往前冲，谁落后谁遭殃。”
“而且把他丢在那儿。”
“我想这听起来很蠹。”
“但早在你到达之前，坎德莫斯就杀死了他。为了避免分赃，甚至在还没有赃物可分的时候就动手？”他摇摇手，忽略了这个问题，“我们不需要知道原因，肯定发生了突然而紧急的事件，让坎德莫斯觉得虽然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会更好，但还是不得不杀了他。就在他自己家里，而且是在你随时会出现的情况下，他把刀子插到了自己同伙的身上。”
“蠢？天哪，孩子啊，如果当时安纳特鲁利亚能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人，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他坐直身子，双手搓了搓，“我有些想法，”他说，“好久没这么干过了，稍微有点手生，不过我对这类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经验。”
“我离开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回七十六街了。我正打算直接把资料夹带过去，所以他一定希望我到的时候他能在那里。”
他边谈边在笔记本上画线和圆圈，建议可行的途径，理清我们目前知道哪些、不知道哪些。我看不出那些线和圆圈有什么用，不过他的思路正中目标。
“只有十分钟，另外十五分钟在外面。”
“太好了，”最后我说，“可我占用你太多时间了，而且——”
“赫伯曼来过这里。”我说。
“我的时间？在找出结果之前，你还会占用更多呢。如果你有义务，我也有。”
“如果我是坎德莫斯，”他说，“你是赫伯曼队长，我想杀你，我会不会随便乱抓一把刀，并把你留在自家客厅的中央？但如果我不是计划好要杀你，只是突然有很强烈的动机希望你死，而且恰好能置你于死地呢？假设时间很紧迫，不管方便不方便，我就是没法再等了。”
“可是为什么？我是说，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也扯不上，所以——”
“你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这样讲你能不能理解，”他平静地说，“但有那么一段时间，赫伯曼队长和我一起工作，就好像我们的性命彼此相连，也确实如此。我已经很多年没看到他了，跟他完全失去联络。可当他带着那个珍贵的老鼠雕像出现时，我们却没说什么话。无论以前我们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有多么重要，都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现在也早已变成了逝去的流水。
“重点是，写在了你的公文包上头，虽然我想象不出还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挑。那很可能是他手边唯一可以写字的地方。我怀疑这起谋杀和包上的字母一样是冲动而为的。”
“水，”他嗤之以鼻，“如果我们是亲人，我会说血浓于水，但我们不是。我们是某项事业里的伙伴，我就因此有了义务。我不期望你了解，听起来一定很老套。”他坐直了身体，提高了声音说，“可是当你的搭档被杀害，你就该做点事情。无论你对他的看法如何，也不管他是哪种人，只要他是你的搭档，你就该做点事情。”
“对。”
我看着他。“威克斯先生，”我说，“这或许是一段美好友谊的开始[3] 。”
“而且他把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写在了你的公文包上。”
“确实有可能，”他说，然后抓起我的手，“确实有可能。我们别再互称威克斯先生和汤普森先生了，好吗？我叫你比尔，也希望你叫我查尔斯。”
“对。”
“呃。”我说。
“血流到地毯上。”
“有什么问题吗？”
“很难不被看到，”我说，“根据我所听到的，尸体就位于客厅正中央。”
“查尔斯，”我说，“还有件事情我忘了告诉你。”
“除非，”他继续道，“他不希望尸体被发现。”
[1] 主显节（Twelfth Night），亦称“第十二夜”，指一月五日晚上，即圣诞节后的第十二夜。
我们坐在厨房的椭圆形餐桌边。既然我已经告诉了他有关赫伯曼的事情，其他的好像也没有必要隐瞒了。
[2] 大斋节（Lent），基督教徒在复活节前一段时间要吃斋、戒欲和忏悔，以纪念耶稣旷野守斋。
“这个坎德莫斯，”查尔斯·威克斯问，“显然是他杀了队长，对吧？但他为什么把尸体留在自己的公寓里呢？”
[3] 这句模仿了《卡萨布兰卡》中的最后一句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