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基督啊，”他说，“那不是国家。在加里波底和意大利复兴运动之前，他们总说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安纳特鲁利亚连那个都不是。”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你是否听过一个叫安纳特鲁利亚的国家？”
“他们有个国王，不是吗？”
“天哪，怎么会？那几乎是半个世纪前了。那些人大都死了。”
“老弗拉多斯？我不确定他是否曾经踏上过自己所号称的国土。他们在《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宣布独立，但我记得好像是在海外远程宣布的。我听说安纳特鲁利亚，已经是三十年后了，而老弗拉多斯就住在你认为他会在的地方——佛朗哥政权下的西班牙或萨拉查统治的葡萄牙，我忘记是哪个了。安纳特鲁利亚独立只是个想法，时机来了又走了。没有人理会，除了一小撮几代以来近亲通婚的种族优越论疯子。”
“我想是有关的。”
“那你们五个呢？”
“唤起人们的希望，拿他们的命冒险，也拿我们自己的命。”他沉默了片刻，思索着，“现在都不重要了，”他说，“这跟你上次的来访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我们五个，鲍伯和查理秀，我们应该去煽动叛乱的。现在谁会觉得这是个好想法？或至少是个可行的想法？”他摇摇头，“几年以后我回到美国，退出游戏。匈牙利发生了暴动，学生们投掷汽油弹，想把苏联坦克赶走。兔子就死在那儿。”
“你们做了些什么？”
“兔子？”
“你怎么会这么想？哦，因为我提到了马萨里克。不，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东方或南方，基本上是在巴尔干半岛。我们会溜过边界，在咖啡馆和后巷里交换暗号。我们以为那是个游戏，而且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合乎国际利益。现在我知道，从两方面看，我们都错了。”
“鲍伯·贝特曼。我们都各有一个动物代号。我是老鼠，当然了。这就是为什么队长会带那个小雕刻品来送我，虽然他怎么弄到这玩意儿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贝特曼是兔子。他看起来有点像兔子，兔子脸、兔子鼻、兔子的懦弱模样，虽然在紧要关头他一点也不懦弱。我看起来不怎么像老鼠，但有个人说，我穿上老鼠颜色的服装时看起来很害羞。我不认为我害羞，但以前可能是这样。”
“当时你在捷克斯洛伐克？”
“赫伯曼呢？”
“哦，很多年以前了。马萨里克[2] 在捷克斯洛伐克遇刺是什么时候？你不记得，但我应该记得的。一九四八年？我们的小小历险就从他被刺一年后开始。天哪，当时我只是个孩子，却自以为是个大人了，以为已经比自己的实际年龄更成熟，但其实我一定还乳臭未干。”
“他是公羊，低头往前猛冲。我估计他在大学打美式橄榄球时，每一次攻击都会冲过中线。罗伯·雷尼克有种狡诈的猫科气质，所以他是猫。最后你应该猜得出查克·伍德的代号了。”
“那是什么时候？”
“大象。”我说。
“哈！他唯一当过的队长，就是大学的足球队。他有那种领袖的气质，仅此而已。我们没有排名，又不是军队。对官方来说，我们甚至根本不存在。”他喝了口咖啡，“这些都是陈年往事了。现在这个时代，不知道还有谁会在乎。冷战都结束了，不是吗？我不知道我们赢了，但另一边似乎是输掉了，或至少离开战场了。”
“大象？天哪，为什么是大象？”
“因为他当时是队长？”
“令人难忘，”我说，“永远那么大。我没见过那个人，为什么你觉得我能猜出他的代号？”
“当然，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们认识很多年了——赫伯曼队长和我。当然，还有伍德、雷尼克和贝特曼。我们五个在美国被称为‘鲍伯和查理秀’。雷尼克和贝特曼的名字都叫罗伯特，昵称鲍伯，我们其他三个人的名字都是查尔斯，昵称查理。既然一起合作，我们就改了名字。为了押韵，雷尼克叫罗伯，贝特曼叫鲍伯。我还是查尔斯，伍德改名为查克，他小时候大家都这么叫他。我们就叫他赫伯曼队长。”
“哦，我一说出他的名字，就很明显了，不是吗？他的代号是唯一纯粹从名字而来的。他名叫查克·伍德，而他的代号是土拨鼠[3] ，我看不出他长得像任何动物，但他对工作耐心而顽固。他会一直啃啃啃，直到达到目的为止。”
“对。”
“那些雕像是怎么回事？”
“骨头。”此刻他的目光不再那么充满探询意味了，两眼仿佛看着远方，“我见过这个东西，刚刻好的时候是纯白色的，随着时间推移渐渐发黄。‘我在一家商店橱窗看到的，’队长说，‘于是想到你。几乎和那个老家伙刻的是一对。’我看，这东西跟老列申科夫的作品不只是一对，根本就是同一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也不相信队长会在商店里发现它。他什么时候变成那种会看橱窗的人了？但也很难相信这么多年他居然一直留着这玩意儿。他到底是怎么弄到的？”他再次搜寻着我的目光，“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
“是一个名叫列申科夫的人替我们刻的。这是个保加利亚名字，他是个保加利亚人，跟那群人的绝大部分一样——称他是保加利亚人就等于在邀请他跟你决斗，他会坚称自己是安纳特鲁利亚人。列申科夫当时已经很老了，所以他应该死了很久。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只动物，同一套里面还有其他动物。猪、山羊，还有些我想不起来了。你知道，某些安纳特鲁利亚活动分子也有动物代号。”
那是一只一英寸多长的精致的雕刻品。“真美，”我说，“象牙的？”
“那些雕像现在怎么样了？”
“可真费了不少工夫。他给了我一个礼物，是只小老鼠。就在你左边的桌子上。”
“留在安纳特鲁利亚——如果想这样称呼那个地方的话——或至少我相信是这样。我的小老鼠好像设法漂洋过海了，一只小老鼠要游过这么一大片海洋真是够远的了。”
“一定是。”
“如果是同一只老鼠的话。”
“确实。你们俩来之前一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听是他，我很吃惊，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他停下来，眼睛探询着我的目光，“他说，他想来看我。我呢，这阵子什么都没有，就是时间多。我想跟他花上一小时左右叙叙旧。他提议星期三，晚一点，接近午夜时分。他说，他在纽约的时间有限，只有这个时间可以。我建议在外头找个地方喝杯酒，但他不愿意，说他可能会迟到，不愿意让我久等。另外，他还带了东西给我，希望带到我家让我看。”他抬起头，“我看这些都是为了要帮你进入这幢大厦的说辞。”
“如果不是同一只，”他说，“那我会很惊讶。我扯得太远了，这是我生命中已然结束的一章，汤普森先生。现在，虽然我并不喜欢国际情报活动，但我想我会给你一个机会告诉我，我们在安纳特鲁利亚的活动怎么会把你和赫伯曼队长联系在一起，他又怎么会把你领进这幢大厦。”
“还喜欢香烟和伏特加。”
“一位跟我约会的年轻女子，”我说，“是安纳特鲁利亚人，而且——”
“我真想不通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说，“队长不会骗人的，从来不会。他是那种单纯直率的人。”
“她叫什么名字？”
“我想他很高兴见到你，”我说，“但——”
“伊洛娜·马尔科娃。”
“那你一定不需要钥匙。不必低头，拥有某种技能并不可耻，虽然很多人并不用在正途上。天哪，那就是赫伯曼队长来这里的原因吗？为了把你带进来？”
“听起来是保加利亚人，也可能是安纳特鲁利亚人。”
“不完全是。”
“她说她是安纳特鲁利亚人，”我说，“她家墙上贴了一张东欧地图，把安纳特鲁利亚的领土用粗红笔圈了起来。还有一张弗拉多斯和莉莉安娜的照片放在公寓里一个很尊贵的地方。”
他想了想。“也就是说，住户不在家，而你有钥匙？”
“莉莉安娜，”他说，“那是王后，没错，我都忘记她的名字了。你的朋友告诉过你莉莉安娜是怎么死的吗？”
“那天晚上没人在。”
“她连这两个人是谁都没跟我说过。莉莉安娜是怎么死的？”
“在薄伽丘大楼？我都不知道这里还有没人住的公寓。”
“第二次大战爆发前一年吧，她在法国南部死于车祸。弗拉多斯重伤，但没死。安纳特鲁利亚独立分子认为，那部车子被IMRO的特务动了手脚。”
“我是个安保技术工人，”我说，“有人花钱雇我去拜访一户没人住的公寓。”
“IMRO？”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问是什么样的事情？”
“内部马其顿革命组织[4] 。天知道，这种事情的确是他们的作风，但他们会浪费时间去暗杀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国家的神秘国王吗？我猜是弗拉多斯喝醉了，或者如果他有私人司机的话，就是司机醉了。”他看着房间里对面墙上的那张风景画，然后把目光移到我身上，“你怎么知道那是他们，弗拉多斯和莉莉安娜？”
“对。”
“从邮票上知道的。”
“所以你必须装作是跟他一起来拜访我，但你其实在这幢大楼的其他地方另有事情要办。”
“邮票？哦，当然！跟我们一起工作过的安纳特鲁利亚人曾谈到过发行邮票，好像在布达佩斯发行可以让他们具备合法性。我不知道他们之中有谁见过任何一张那些神秘的邮票。你该不会有一套吧？我知道这种邮票相当稀少。”
“电梯服务员盯着我们看。”
我解释了《斯科特目录》上的肖像。
“哪里出错了？”
“好吧，”他说，“你有个朋友是安纳特鲁利亚人，而且似乎自认为效忠于弗拉多斯。但一定有更多理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对此事有兴趣。”
“不，先生。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我根本不必跟你碰面。赫伯曼和我离开电梯时，我应该在他按你的电铃之前就进了楼梯间的。”
“她失踪了。”
“你这么做是为了认识我？”
“这样啊，完全找不到？”
“我不是赫伯曼队长的老朋友。在向你自我介绍不到一个小时前，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一点线索也没有。”
“哦？”
“那又怎么会跟薄伽丘大楼扯上关系呢？你闯入这里的一户公寓，是她的主意吗？”
我觉得自己好像应该用肥皂洗洗嘴。“对，”我说，“而且当时我撒的谎可能不止这一个。”
“不是。”
“我没想到这种事需要说谎。你撒了谎吗？”
“哪一户？谁住在那儿？”
他的记性好得跟吃过银杏一样。“恐怕当时我并没有说实话。”我说。
“8B，我不知道谁住在那儿，但也是个安纳特鲁利亚人。”
“不过前几天你的确自我介绍说住在这里，不是吗？或者是我记错了？”
“你怎么知道？”
他眼中有警戒的神色。“我不知道，”我说，“我不住在薄伽丘里面，威克斯先生。”
“他有一张弗拉多斯的照片。”
“你刚才叫前台的那小子打电话上来报了你的名字，其实你可以直接上来，不必通知的，因为我正在等你。你真有礼貌。刚才在前台的是拉蒙还是桑迪？”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哦，我看得出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同一张照片？我指的是，同一个姿势，而不是真的同样一张。”
“没错。”
“是另一张照片。这张是单人照，而且他穿了一套制服。”
“如果我没记错，你曾说你就住在这幢大厦，虽然我不记得以前见过你。当然这幢大厦很大。”
“皇族一向喜欢制服，”他说，“尤其是当他们没有一片国土可以穿着制服去的时候。那么，你进过那户公寓。一定的，因为你看到了那张照片。”
“叫比尔就行。”
“对。”
“我的医生说，不希望我喝太浓的咖啡，”他说，“我告诉他，滚他的吧。我是个鳏夫，没有孩子，这辈子也活够了。喝点浓咖啡是我唯一称得上坏习惯的嗜好，如果要我戒掉，只为了能比其他老友多活几年，那我就去死吧。你叫威廉·汤普森，或者你比较喜欢我称你为比尔[1] ？”
“那你拿到你要的东西了？”
咖啡就像他说的那样，浓得几乎可以在上面走路了。我表达了我的赞许，他满足地点点头。
“没有，我被打断了。”我说，然后叙述了我如何躲进衣柜里，出来时发现那个资料夹不见了。
他去了厨房，把我留在那个摆放着传统家具的舒适房间，每样东西看起来都用过很久，但是并不破旧，我可以在这种房子里长大。一个旋转橡木书橱里有书，从历史到生物都有。墙上唯一的艺术品是一幅印象派风格的风景油画，裱着简单的画框。
“队长走的时候，你一定还困在那里。他根本没留下来。我本来期待这次造访会相当久，但从他进来到出去，我看还不到十分钟。我呢，也没有硬要他留下。他的出现带来了许多回忆，某些回忆我并不愿意去想。他的礼物也有同样的效果，就是那个老鼠雕像。我一直认为这是列申科夫最好的雕刻作品，但这也可能是因为它是我的。我的意思是，我的代号。现在这个雕像确实是我的了，不是吗，我很高兴拥有它，但我发现随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我越来越不在乎拥有任何东西了。队长怎么了？”
“马上就好。”
这个问题让我有点意外，但我没有犹豫。我知道这个问题早晚会出现，也已经决定了怎么回答。
“我就喜欢这种咖啡。”
“他死了，”我说，“有人杀了他。”
他一边不停地讲，一边拿眼睛看着我，我觉得他正仔细地打量我。“所以你时间抓得好极了，”他继续说道，“但据我所知，你打了不止一次，因为我没有答录机。我退休了，你知道，平常电话没那么多，有急事的更少。其中还有些令人沮丧的电话，一般是通知我某个熟人死了，这种消息不能留言给答录机，对吧？”他温和地笑了，“至少我办不到，虽然我相信很多人可以。我煮了咖啡，不过是有咖啡因的，另外我得警告你，我煮得相当浓。”
[1] 比尔（Bill）是威廉（William）的昵称。
“如果你早五分钟打电话来，”他说，“就找不到我了。我起床后喝了杯咖啡，然后出去散步一小时左右。回家路上我拿了报纸，边看报边吃早餐。我以前都是订报送到家，边喝咖啡边看，但发现这样就没机会出去散步走动了。今天早上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刚打了鸡蛋。”
[2] 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一九一八年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
我心中对他有一幅清晰的图像，但不知道如果在路上跟他擦身而过的话，我能不能认出他来。前几天晚上他穿着衬衣和吊带裤，戴着一顶小礼帽。今天早上他的帽子放在架子上，他身穿一件夏威夷衫，白色棉布宽松裤子，脚踏帆布便鞋。他的秃头就在我眼前，只有脑袋边缘还有一圈灰色的头发。我猜他前几天晚上也一样秃，不过被帽子盖住了。
[3] 查克·伍德的英文是“Chuck Wood”，土拨鼠的英文是“woodchuck”。
“汤普森先生，”查尔斯·威克斯说，“我现在想起你了。那天晚上我只看了你一眼，不记得你的样子。刚才还不确定能不能认出你来，当然我现在认出来了。进来吧。告诉我你怎么会认识赫伯曼队长的，还有你为什么认为我可以帮你。”
[4] 原文为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