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我从没这么想过！”
“你习惯在黑暗中清理垃圾桶吗？”
“还是说小心翼翼生怕发出声音，以免在一个空空如也的房间里打扰到什么人？我告诉你，如果在你声称的那个时间点，你真的在公寓的话，一定是有什么清理垃圾桶之外的原因？”
“是的。”
“没有。”
“然后你告诉我们，”总检察长继续说道，双手撑在桌子上，沉下肩膀，“你进行清理的时候，所有的百叶窗都是拉下来的，你的动静也很小。”
“那么你就从没进过那间公寓？”
“是的。但是我得确定一下。你看，法官大人……”
“不，我进去了。如果你能让我说句话。我要告诉你的是老休谟也在那里，还偷了那把枪，我的天啊！”
“我告诉你，当住户出门的时候，垃圾桶不就应该被清理了吗？”
“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有了，我认为，在多尔赛大厦有一位门房？”
“不，那是——”
“是的。”
“在整整两星期的时间里都没有任何人去清理过？”
“你能接受我下面的说法吗？这个门房，在接受警察询问的时候，做证说没有在星期五或者其他时候在多尔赛大厦看到过和死者相似的人。”
“有时总要去清理一下。”
“可能没有看到。他是从后面的楼梯进来的。”
“就在刚才，你告诉我这位博学的朋友，没想到任何人会回来。不是吗？”
“谁从后面的楼梯进来的？”
“他们可能回来过。”
“休谟先生。不管怎样，他就是那样出去的，因为我看着他走了出去。”
“大概两星期。如果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么长时间，那么为什么有必要清理垃圾桶？”
“当时你有向警察提供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吗？”
“大概两星期。”
“没有，我怎么能啊？我不在那里。第二天我就离职了——”
“安斯维尔先生和安斯维尔上尉大概多久没在公寓了？”
“第二天你就离职了？”
“是的。”
“一个月前我就收到通知，是的，星期六就要离职。另外，我显然也不知道这件事很重要。”
“你告诉我们一月三日星期五早上，你在被告的公寓‘清理垃圾桶’？”
“显然不知道。现在好像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在有些人那里，以前不重要的事，现在都变得很重要。”沃尔特爵士冷冰冰地说，“你说在停车场看到安斯维尔上尉，有任何其他人能证实你这个说法吗？”
沃尔特·斯托姆爵士没有事先调查过这名证人。但是根据他长久以来的经验，他完全知道在没有任何背景信息的情况下，应该从哪里入手攻击对方。
“除了安斯维尔上尉本人以外，没有其他人。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他？”
“如果你真的是因为你告诉我们的理由离职的话，他一定会给你一份关于你工作经历的离职证明，不是吗？”
兰金法官打断了他。“证人的这个说法虽然不合规定，”他的口气有些严厉，“但也有些道理。安斯维尔上尉在法庭上吗？考虑到有一部分证据取决于他提供的证言……”
“没有。”
H.M.立马殷勤地站了起来。“法官大人，安斯维尔上尉稍后将作为辩方证人出庭。你不需要派人去找他了。他很早之前就收到了传票。我们待会儿就能看到他出现在这里。只不过我不太确定他是否情愿为他自己这方做证。”
“当你离职的时候，经理是否给你写了推荐信？”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伊芙琳低声问道，“你听到过那家伙说他自己不会被传召上庭。而他肯定知道自己收到了传票！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和经理相处得不好，他们又人员过剩。”
这无疑又是H.M.搞出的花招——当事情变得对他不利的时候，他就会施展大师般的手段。除此之外，我一无所知。
“回答问题。”法官严厉地说。
“我没有别的问题了。”沃尔特·斯托姆爵士突然说道。
“所以你是被开除了。为什么？”
“传约瑟夫·乔治·桑克思上庭。”H.M.说道。
“你可以这么说，没错。”
当格拉贝尔走出证人席，而约瑟夫·乔治·桑克思走进去的时候，公诉律师之间正商议些什么。他们处于一个奇怪又麻烦的境地，必须突围出去。什么詹姆斯·安斯维尔是一个错误的受害者；休谟为雷金纳德设计了一个圈套；甚至于休谟偷了手枪；这些事情都变得越来越真实。但是这些都是细枝末节，刚才所说的一切都丝毫不能证明被告是无辜的。我想起在另外一起轰动的案件中，一位了不起的法学家的结案陈词：“各位陪审员，有些间接证据和目击证人一样有用，且具有决定性……我向各位解释一下：假设一个房间只有一扇门，窗户关着，门口有一条走廊。一个人来到走廊，然后穿过门走进了房间，发现另一个人站在那里拿着手枪，地板上躺着一个死人——这些间接证据，即使不能说有百分之百的决定性，也几乎是无可争议的。”
“你是被开除的吗？”
我们现在也处在相似的状况中。被告也是在一个上锁的房间被找到。这些间接证据仍然无可争议。这个主要观点没有受到任何质疑，而这又是整件事唯一的核心。对于检方来说，不管他们的立论遭受多么严重的攻击，沃尔特·斯托姆爵士也必须完成整个庭审。
一阵沉默。
我的思绪被H.M.的声音打断了。
“你离职了，为什么？”
“你名叫约瑟夫·乔治·桑克思，在格罗夫纳大街十二号帮工？”
“没有……我离职了。”
“是的，先生。”证人回答。他身材矮胖，完全是那种典型英国人的矮人版，他穿着像假日才会穿的衣服，显得有些奇怪。白色的衣领如同两把擦亮的刀子一样刺着他的脖子。这使得他脖子抬得很高，也许因此让他的声音变得很轻。
“刚才你告诉我们，一月三日的时候，你受雇于杜克大街的多尔赛大厦。你现在还在那里任职吗？”
“你在那里工作多久了？”
“呃，你这是在说什么啊？”证人大声说道，瞪着眼睛看着周围。
“啊，”对方思索着说，“我记得是差不多六年。”
“我明白了。你的正直建立在你的不正直之上。这就是你希望我们相信的吗？你希望我们相信因为你两次背叛了别人对你的信任，反而使你变得更值得信任了？”
“你大部分的工作都是什么？”
“我有。但是之后我立马将此事告诉了安斯维尔上尉。”
“主要就是帮休谟先生整理并修理他的箭术装备，诸如此类的事。”
“你是还没下定决心吗？你到底有没有从休谟先生那里接受贿赂？”
“请看一下这支箭，它是杀害死者的凶器。”证人小心翼翼地在他那假日才会穿的裤子上擦了擦手，这才接过箭。“告诉陪审团，你之前是否见过它？”
“可能是吧。”
“我当然见过，先生。是我亲手把这些羽毛固定上去的。我记得这支箭。颜色染得比我预计的稍微深了一点。”
“你是共产主义者吗？”
“你经常帮死者把这种特殊的羽毛固定到箭上吗？还有为标羽染色？弗莱明先生昨天告诉我们的。”
“从来没听说过他。”
“是的，先生。”
“很好。我很高兴你能理解。”沃尔特爵士把手上的文件整理好。“据我所知，”他继续道，斜着扫了一眼陪审团，“你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现在，如果我给你一小片羽毛，”H.M.口吻激烈，说服力十足地说道，“我需要你告诉我，这是不是那支箭中间消失的那片羽毛，那么……你能做到吗？”
格拉贝尔脸色苍白，看上去好像被链条拴着一样。他的头向一侧扭着，没有说话。
“如果它是从这根羽毛上掉下来的，我可以确定，先生。再说，它能吻合。”
“如果你不知道，法官大人也会仔细给你解释。为了避免一些不愉快的后果，我必须告诉你，你来这里要做的就是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别的事。我说得够清楚了吗？”
“没错。但是先问个别的问题，你是在后院那个小工作间或者说小屋子里干活，对吗？”
“是的。”
“我绝对不是想要向你施压，先生，”证人宽厚地说，“但你说的什么？啊。是的，我在那里。”
总检察长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可怕，以至于证人都吓得微微向后退了一步。“你知道藐视法庭罪吗，格拉贝尔？”
“他有在那里存放任何十字弓吗？”
“那么，应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你想因为这个就吊死那个可怜的家伙。”
法庭内发出一阵骚动，这使得桑克思喜悦地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他放松了不少，把胳膊肘靠在证人席的栏杆上。显然我们头顶上的旁听席里有人对他的动作投以指责的眼神，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姿态不合适，慌忙坐直。
“我认为，休谟先生的习惯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他有的，先生。一共三把。看着有些脏，但是很好用。”
“你认为他给我这笔钱的行为是正直的吗？”
“他把它们放在哪里？”
“你认为你接受这笔钱的行为是正直的吗？”
“在一个大箱子里，先生，有点像带把手的大工具箱。在木质工作台下面。”证人痛苦地眨了眨眼，试图集中注意力。
“是的。”
“告诉我，凶案发生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一月五日星期日那天早上，你有没有到那间小屋去？”
“啊，格拉贝尔。你告诉我们你从休谟先生那里得到了十英镑？”
“有的，先生。我知道当天是周末，但是考虑到——”
格拉贝尔可能是个无礼又多嘴的证人，但是他的证言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们知道，一场激烈的抗辩即将来临。虽然沃尔特·斯托姆爵士一句话都还没说，但是证人和这位总检察长之间的敌意已经显而易见。在伦敦人心中，对于红袍法官有着本能般的敬畏和尊重，因为法官代表着国家和法律这些根源深厚的概念。格拉贝尔对法官展现出近乎谦卑的顺从，但是他对检方就没有这样的态度。对他来说，检方只不过是想要干掉他的人。格拉贝尔在站上证人席的时候就肯定注意到了他们，做好了进攻的准备。而沃尔特爵士那无意的傲慢眼神也完全不能安抚他。
“你有注意到小屋里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H.M.坐了下来。
“是的，先生。有人动了那个工具箱，或者说那个我称之为工具箱的东西。他放在工作台正下方，你知道的，先生。箱子上积了一层刨屑和灰尘，都是从工作台上掉下来的，你能想象，先生。所以如果有人动了它，只要一眼就能看出来，想都不用想。”
“绝对没错。”证人答道，身体向前倾出证人席，以此呼应H.M.伸出的手指。
“你打开盒子看了吗？”
“现在听我说，孩子。那把在被告口袋里找到的手枪，那把被认为是被告在星期六晚上带过去对付休谟先生的枪，实际上是休谟先生本人在星期五从公寓偷出来的？没错吧？”
“是的，先生，当然要这么做。其中一把十字弓不见了。”
“开始他的神情很古怪，好像在沉思什么。然后他说：‘谢谢，这非常有用。’他掏出半克朗递给我。接着他掉转车头，嗖地开走了。”
“当你发现此事后做了什么？”
“他说了什么？”
“嗯，先生，我当然把这件事告诉了玛丽小姐；但是她说不要去管这种事，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就没再多嘴。”
“星期六傍晚大约六点过十分。他把车开到这一排公寓后面的停车场。那里没有其他人，所以我就告诉他休谟先生昨天到他公寓去，偷走了他的枪。”
“如果你再次见到那把失踪的十字弓，你能认得出来吗？”
“所以，在凶案发生的那个星期六，他其实还是在伦敦，对吗？”H.M说着。他停了下来，看着对方下巴在动，跟做鬼脸一样，等着他回答。“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他的？”
“我能，先生。”
“我当时办不到，他去了乡下。但是第二天他意外地回来了——”
H.M.对罗丽波普做了个手势，从他藏东西的地方（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守着）取出了一把武器，看上去和H.M.昨天用来演示的那把十字弓十分相似。它可能没有那么长，但是头部更宽，柄上钉了一排钢钉，中间还镶了一小块银片。
“你是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这就是那把十字弓吗？”H.M.问道。
“是的。不是因为他是什么善人，但是我觉得我有义务这么做，仅此而已。”
“就是它，是的，先生。那个小银片上甚至还刻着休谟先生的名字。”
“哦？那你提醒安斯维尔上尉了吗？”
“看看绞盘里面，就是你能看到齿轮的地方。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了？啊，就是那个。把它拿出来。举起来让陪审团都能看到。这是什么？”
“我知道他要干坏事，所以我想我最好提醒一下安斯维尔上尉。”
“这是一小片羽毛，先生，蓝色的羽毛。”
“他带着枪走了。”H.M.摇了摇头，“在那之后你做了什么？”
沃尔特·斯托姆爵士站了起来。他现在完全笑不出来，神情严肃、沉重而且客套。
“这不是我敢判断的问题了，”兰金法官说，“继续，亨利爵士。”
“法官大人，我们是不是要假定这就是那片之前在许多问题中被提及的神秘羽毛？”
“是的，法官大人。我拿了，”格拉贝尔挑衅地抱怨道，“换你会怎么做？”
“这只是那片羽毛的一部分，法官大人。”H.M.含糊地说，“如果仔细检查，我们就会发现还有一小部分不见了，没有多大，大概四分之一英寸见方，但是足够了。我们认为这是第二片。总共有三片，还有一片也将要出现。”他稍作致意之后，转回证人。“你能否辨认出你手上的这一小片羽毛是否是从那支箭上破碎的标羽上掉下来的？”
“你拿了那十英镑吗？”法官问道。
“我想我可以，先生。”证人眨着眼说道。
“好的，法官大人。我说：‘不管这是不是玩笑，你都要到物业经理那儿去，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要偷安斯维尔上尉的枪。’他变得更安静了。他说：‘好吧，但是你知道什么对你是最有利的吗？’我说：‘我不知道，大人。因为我这辈子就没见过什么好事。’他说：‘如果你不把这件事说出去，我会给你一英镑。’我敢打赌他在银行从来没用过这种口气。我想我终于明白他在打什么主意，然后我说：‘我知道那是什么，大人。那是蝇头小利，这我可见多了。’他说：‘好吧，十英镑，这是我的上限了。’然后他就拿着那把枪离开了。”
“那看看它，然后告诉我们。”
“这部分你可以跳过。”法官说。
当桑克思眯起眼睛，耸起肩膀去看那片羽毛的时候，法庭内发出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响。大家都偷偷摸摸地想站起来看一眼。被告也正盯着那边，他的脸色更加明朗，不像之前那么不可捉摸。但是他好像和其他人一样困惑。
“我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就是这样。他拿出一个小笔记本，然后非常仔细地对照里面的什么东西。接着他把手枪放进了自己口袋。好吧，这真的太过分了。我立马走出去说道：‘你好。’我不需要尊重一个小偷。虽然他假装镇定，但还是被吓了一大跳。他双手放在背后，转过身来，压低眉毛，我敢说，他是想装成拿破仑的样子。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说：‘是的，我也知道你刚偷了安斯维尔上尉的枪。’他说，别胡说八道，说我在开玩笑。我听得出那是有人干了坏事之后想要隐瞒过去的口气，我很清楚。所以我知道他心里也清楚得很。有一次，波弗雷利勋爵打牌的时候在他的背心口袋里藏了A、K、J，结果被抓了现行——”
“啊，没错，先生，”桑克思说，“是从这里掉下来的。”
“告诉我们你看到休谟先生之后发生了什么？”
“你现在确定吗？我的意思是，一小片破碎的羽毛很容易搞错，对吧？即使是一片鹅毛，即使它的染色很独特，你仍然可以确认这是从那支箭上掉下来的吗？”
“就是这把。”在手枪被递到他手上之前，证人就一口气说出了手枪上的编号。他取下弹夹，再把它推回去，然后拿着这把手枪转过身，吓得离他最近的女陪审员下意识地向后躲闪。“干吗，有一次他们聚会玩得越来越嗨，就是我去把手枪的子弹全卸下来的。”
“没错，我确定。这是我亲手染的色。我用刷子像上漆一样刷上去的。我说它能吻合也是这个意思。染色的时候出了点小状况，这里的蓝色记号显得稍浅了一些，像个问号。你可以看到这个问号上面的部分，但是那个小点还有问号尾巴的部分，我没看到……”
“请把它递给证人。仔细看看，请确认这是死者星期五早上从柜子里拿出来的那把枪吗？”
“你能发誓，”H.M.温和地说，“你能发誓你看到的这把十字弓里面卡着的羽毛就是从你面前这支箭上掉下来的吗？”
“安斯维尔上尉的手枪，就是你放在桌子上的那把。”
“我可以，先生。”
“那么他手上拿的是什么？”H.M.提高了嗓音问道。
“好了，”H.M.说，“我问完了。”
“死者，休谟先生。”
总检察长站了起来，温和中带着一丝不耐烦。他的眼神显然使桑克思紧张了起来。
“他是谁？”
“我记得你手头那支箭上面标记的年份是一九三四年。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在一九三四年制作了这支箭，或者说给它染了色？”
“嗯，我没怎么出声。当时我站在厨房里，听到餐厅的门开了。那是餐厅的另一扇门，通向入口的。我心想：‘哎呀！’因为安斯维尔先生通常这个时间不会回来。我从门缝偷偷看出去，只见一个男人走进餐厅，脚步轻快。你看得出他有点图谋不轨。餐厅的百叶窗也全都拉下来了。首先，他把各面墙都敲了一遍，仿佛在找保险箱；然后他把柜子里的抽屉一个个打开。一开始我不知道他从里面拿了什么，因为他背对着我。然后他走了过去，拉起百叶窗，为了看得更清楚些。这时我看清了他是谁，也看清了他手上拿的东西。”
“是的，先生。大概是春天的时候。”
“是的。或者说差不多关上了，只留了一条缝。”“当时你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
“在那之后你还见过它吗，能近距离观察的那种机会？我的意思是：在一九三四年赢了年度比赛之后，休谟先生就把这支箭挂在了他书房的墙上，对吗？”
“中间的门关着吗？”
“是的，先生。”
“是的。”格拉贝尔赞同地说。
“在之后的这段时间里，你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它吗？”
“厨房能通到餐厅吗？”
“没有，先生，直到那位先生——”他朝H.M.点了点头——“在一个月前让我看了看。”
“在厨房。”
“哦。但是从一九三四年到那之前，你完全没有近距离观察过这支箭？”
“垃圾桶在哪儿？”
“是这样的，先生。”
“在3C房间里清理垃圾桶，”格拉贝尔立马答道，“那是安斯维尔先生的公寓。”他对着被告快速做了个看似嘲讽的手势，用他的拳头顶着下巴像是要把它抬起来，然后又立马装模作样地审视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我猜测你一定为休谟先生制作和修理了很多支箭？”
“那么，一月三日星期五早上你在哪里？”
“是的，先生。”
“还要更多。”证人坚持道，一边怀疑地摇着头，一边从他缺了一颗牙的空隙中大口吸着气。“差不多六个月里每个星期六。”
“几百支，有吗？”
“十几次，你觉得差不多吗？”
“这，先生，我不想说得那么多。”
“哦，很多次。”
“说个大概的数字就好。比如你制作和修理了超过一百支箭，这么说合适吗？”
“你认为你在那里见过他几次？”
“是的，先生，可能是的。他们要用好多支箭。”
“我之前在另一个地方工作，距离不太远。每个星期六早上，他们都会把这星期的收入放在皮质袋子里，带到郡中央银行。我会跟着去，差不多算是保镖，你懂的，倒不是说真的有这个必要，就是装个样子。死者什么都不做。我的意思是，他不会亲自在柜台上接受钱款之类的。他会从银行后面的小门里走出来，双手放在背后站着，对着带钱来的铂金斯先生点点头，就像在为他赐福一样。”
“好的。他们要用‘好多支’。而你是否在告诉我们，在你经手的一百多支箭里面，在这么多年后，你依然能够准确指认出那支你在一九三四年染色的箭？我记得你刚才已经宣誓过了。”
“我们也正要弄清楚这件事，法官大人。”H.M.声音低沉，“那么现在来说说，你如何确信自己认得出死者本人呢？”
在这番意味深长的提醒之下，证人抬头看向公众旁听席，仿佛在寻求帮助。“嗯，先生，你知道，这是我的工作——”
“我只是想要确认一下。请继续，亨利爵士。”
“请回答这个问题。在一百多支箭里，在这么多年以后，你是否能够准确指认出那支你在一九三四年染色的箭？”
“哦，完全知道，法官大人。”
“我不想这么说，先生，我能不能，我可不可以，就是说，这些都是我的事——”
“你知道自己现在在说什么吗？”兰金法官问道。
“很好，”总检察长得到了他预期的结果，“现在——”
之前好几次，书记员都有机会在记录中写下“轰动”这个词。而这一次很难说是全场轰动，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因为格拉贝尔用那种随意的口吻说出来，反而显得格外耸人听闻。法官慢慢拿下了眼镜，从他的假发上解开又叠好，然后认真审视着他。
“但我还是同样确定，抱歉。”
“好的，法官大人。”证人慢条斯理地说，他的下巴向前伸着，咧开上唇、露出牙齿。“我正要说，只有一次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亲近，当时他给了我十英镑，让我不要把他当小偷的事说出去。”
“虽然你不能发誓。我明白了。现在，”对方拿起几张用打字机打好的薄纸，继续说，“我这里有一份被告对警方的供词（请把这个交给证人）。桑克思先生，你能否拿着这份供词为我们读一下第一段？”
“请正面回答你的问题。”法官严厉地说。
桑克思吃了一惊，机械地接过了纸张。刚开始，他如同之前一样疑惑地眨着眼睛。然后他开始在自己的口袋里摸索，却一直没什么结果。而他给法庭造成的拖延显然让他变得越来越不安，长时间的停顿终于让他彻底崩溃了。
“我可没那么荣幸和他能有什么私交——”
“我找不到我的眼镜了，先生。没有眼镜的话，我恐怕——”
“好的。你认识死者休谟先生吗？”
“我想，”对方说，他对眨眼这个动作做出了正确的解读，“如果没有眼镜的话，你没办法阅读这份供词？”
“那天啊，”霍勒斯·卡莱尔·格拉贝尔着重强调，“那天我还在那里工作。”
“也不是完全不能，先生，但是——”
“一月三日的时候，你是否还在那里工作呢？”
“你却可以辨认一支你在一九三四年染色的箭？”沃尔特·斯托姆问道，然后坐了下去。
“是这样的。有时他们搞得乱七八糟，搞得大厦的清洁女工很不高兴。比如他们的烟灰缸满了，他们就把烟灰都倒进废纸篓。用过的剃须刀随手一塞，只要自己看不到就行了。还有那种东西他们也到处扔。嗯，你懂我在说什么。特别是开了派对之后，就需要特殊清洁。”
这一次，H.M.咆哮着做了再次询问，一副开战的姿态。但是他的问题却很短。
“到底什么是特殊清洁工呢？”
“埃弗里·休谟赢得了几次年度比赛？”
“我是特殊清洁工。”
“三次，先生。”
“你当时的工作是什么呢？”
“那支箭就是这些比赛的特别奖品，是吗？”
“是的。”
“是的，先生。”
“你以前是否在杜克街的多尔赛大厦物业中心工作？就是被告居住的地方。”
“所以它并不是‘一百多支箭中的一支’，对吗？它是很特别的，是个纪念品？”
“没错。”证人同意道。他显得既兴奋又戒备，仿佛在向任何质疑他的人发出挑战。
“是的，先生。”
“你的全名是霍勒斯·卡莱尔·格拉贝尔，你住在帕特尼的本杰明大街八十五号，对吗？”
“在他赢得了那次比赛之后，他有没有向你展示这支箭，还特别提醒你要注意？”
H.M.开始问话。
“有的，先生。”
证人并没有在嚼口香糖，但是他的下巴不停地动着。有时他强调某个观点，用舌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好像一直在嚼口香糖。他的脸很窄，看上去很多疑，脸上的表情时而温和、时而轻蔑。他的脖子很细，头发的颜色和质感都很像甘草。当他想特别强调什么的时候，就会在说话时把头偏向一边，好像正在用他那看不见的口香糖变着什么花样，同时眼神严厉地注视提问者。另外，除了H.M.，他习惯称呼其他所有人为“大人”，这可能是出于内心深处的敬畏。他噘起的嘴唇和印着镰刀斧头的领带也可能是在暗示他的共产主义的倾向。
“哈，”H.M.说着，撩起他的长袍，提了提裤子，“这样就可以了。不，不是那边出去，孩子，那是通向法官席的。法警会带你出去。”他等到桑克思被带走之后，再次站起身来。
“应是真相，全部真相，绝无虚假。”证人说道。
“传雷金纳德·安斯维尔上庭。”H.M.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