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寂静更加压抑。
我开枪了。一枪。两枪。三枪。弹匣里有三颗子弹，枪膛里有一颗。
我屏住呼吸。
大钉子被一毫米一毫米地从床架里拔出来，床上的木板听上去像在痛苦地尖叫。然后我听到了外面的咔嗒声，像在往左轮手枪里装子弹。
该死！刮擦声还在。接着，砰的一声，门把手被拽走不见了。然后是一声响亮又悲伤的惨叫和同样的咔嗒声。我终于认出来了。
“回答我，否则我开枪了！”
我从枕头底下拿出手枪，松开绳子，打开门。
还是没有回答。但他们又能说什么呢？说他们会来修理我的，所以请我打开门吗？绳子像钢琴丝一样颤动着，门打开了一条缝隙。足以插进左轮手枪的枪管……
驯鹿没跑多远。我看到它躺在离木屋二十米远的帚石南丛中，朝着村庄的方向。似乎本能地寻找人类而不是森林。
“谁在那儿？你找谁？”
我走过去。
我抓起靠在墙上的来复枪，对准门。
它躺在那里不动弹，只有头在动。门把手还卡在鹿角里。摩擦。它一直用小木屋的门摩擦鹿角，却卡住了门把手。
是个男人。一个强壮、愤怒的男人。因为他施加在门把手上的力使得床架的连接处都在吱吱作响。
它趴在地上看着我。我知道它的眼睛里并没有恳求，有也只是我自己的解读。我举起手枪。看到这个动作投射在它湿润的眼球里。
不是莱亚。
阿妮塔说什么来着？你要射影子。这头孤独的驯鹿，从鹿群里逃出来，找到了这个藏身之处，但还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是我吗？
没有回答。
我没法开枪。我当然不能。
“莱亚？”我的心怦怦直跳，欣喜若狂，我掀开被子，双脚甩到地上。
我闭上眼睛。紧紧地闭着。想着之后会发生什么。以及之后不会再有什么。不再流泪，不再恐惧，不再后悔，不再责怪，不再饥渴，不再渴望，不再有失落感，不再浪费你所拥有的一切机会。
她改变了主意。她回来了。
我开枪了。两次。
有东西在门上刮擦。我在床上翻过身，看到门把手在上下移动。
然后我走回小屋。
我又醒了。
躺在床上。接吻与死亡。接吻与死亡。
原来她不是坐在我前排的那个女孩，她也从来没有去过皇家歌剧院。我和她一起待了三天。她去工作的时候，我只是在夏天的城市里闲逛。回家的路上，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思考着关于回去我该说些什么。而我第一次想到了那个最令人沮丧的念头：再也回不去了。现在变成了那时，现在无休止地变成了那时，这辆我们称之为人生的汽车上没有倒车挡。
几小时后，我醒来时感到一阵头痛，耳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声音，感觉就这样了。地心引力拉拽着我的身体，耗尽了所有的光明和希望。但我还没有被拖得那么深，如果我能迅速抓住救生圈，还能把自己拉出来。只有一条出路，当我再次下沉，黑暗只会加重，持续的时间更长。但现在我需要那条出路。
第二天，我在塞格尔广场买了点大麻。我走到国王花园，在那里我又见到了那个红发女孩。我问她是否喜欢那出戏，但她只是耸了耸肩，向我展示瑞典人是如何卷大麻烟卷的。她二十岁，来自厄斯特松德，在奥登普兰有一套小公寓。公寓隔壁是一家价格公道的餐馆，名叫特拉南，我们在那里吃了炸鲱鱼和土豆泥，喝了中度啤酒。
在没有安定的情况下，我抓住了仅有的救生圈。我打开了那瓶酒。
她比我大三岁，不过我在一次聚会上和她说过话。这一定是我去那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这个。她演得很好，她的瑞典语说得跟当地人一样好，至少我听着是这样。她富有魅力又遥不可及。尽管如此，在她表演的过程中，我对她的迷恋渐渐消失了。也许是因为她无法和我在斯德哥尔摩度过的那一天相媲美。也许只是因为我才十八岁，并且已经爱上了坐在我前面一排的红头发女孩。
[1]《培尔·金特》（Peer Gynt）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之一。
那是在斯德哥尔摩。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切发生之前。当时我十八岁，赶上了从奥斯陆出发的火车。我独自漫步在南岛的街道上。我蹚过动物园岛上的草地，坐在码头边荡着双腿，看着对面的皇宫，知道我绝不会用自己的自由去换取皇宫里的一切。然后我用仅有的一点钱把自己打扮起来，去了皇家歌剧院，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在《培尔·金特》[1]中扮演索尔维格的挪威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