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递过去两张一美元的纸币和两个二十五美分的硬币，那位休利特的职员颇为好心地指出，他们不到一个小时就要关门了。我跟他说没关系，然后接过了一个小别针。这段对话让我清楚地记起了已故的特恩奎斯特先生，还有他口沫横飞、激动不已地对我们发表的那段关于艺术的宏论。先前为了带着他的尸体满街跑，然后弃置，我想我是把他身上“人”的因素抽离了，而且这么做也是必需的。但现在我重新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任性、说话不客气、性格鲜明，这让我对他的死感到很难过，更难过的是，我在他死后还把他当作一出恐怖闹剧的道具。
“好吧。”我说，声音仍然很小，“我先走了。你尽快出来，到休利特门口和我碰面。”
这种感觉很令人沮丧，我甩开它，走向楼上挂着那幅蒙德里安的画廊。进门的时候，我对穿着制服的守卫敷衍地点了点头。我有点期望在墙上原本挂着《色彩构图》的地方看到一块空白，或者看到另外一幅画，但蒙德里安仍在它该在的地方，我很高兴再次看到它。
“哦，我才刚刚把她带回来。她坐得舒舒服服的，腿上还趴了一只猫。我至少该给她一杯咖啡吧。”
半小时后，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嗯，画得不错，伯尼，但我不认为这能骗过很多人。要让铅笔素描看起来像油画是很困难的。你在干什么？”
“现在。”
“给这幅画画张素描。”我说，眼睛仍然盯着我的笔记本，“我在估算尺寸。”
“现在？”
“这些字母代表什么？哦，颜色，对吗？”
“我们要到美术馆去。休利特。”
“对。”
“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
“这么做有什么用？”
“不是。”
“我不知道。”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楼下那个人不打算收我的钱。说这个地方马上就要关门了。我就给了他一块钱。我们要偷这幅画吗，伯尼？”
“棒极了。”我也小声回答，“把她弄走。”
“是的。”
“她人很好吧？”她小声说。
“现在？”
我们谈了一些这方面的益处。卡洛琳去煮咖啡，艾丽森坐在沙发上，尤比跑出来坐在她腿上。我走到炉子旁，卡洛琳正忙着弄咖啡。
“当然不是。”
“哦，你慢跑吗？”艾丽森说。
“哦。什么时候？”
“对了，你刚才在跑步。”
“我不知道。”
“哦，我是来借用洗澡间的。”
“我想你也不知道我们要怎么偷吧。”“我正在努力。”
“我不知道你要来。”卡洛琳说。
“努力的方式就是在你的笔记本上画画？”
我也看得出来她为什么要多看这个女人不止一眼，她显然就是那个搞税务的艾丽森。她至少和埃尔斯佩丝·彼得斯一样吸引人，至于彼得斯小姐身上那种很适合旧式女诗人和二手书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在艾丽森身上则换成了一股脚踏实地的力量。卡洛琳介绍我们认识——“艾丽森，这是伯尼·罗登巴尔。伯尼，这是艾丽森·沃伦。”——艾丽森则用坚定有力不轻浮的握手方式证明了她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作为女同性恋的资格。
“狗屎。”我说着啪的一声合上笔记本，“我们走吧。”
只不过那不是埃尔斯佩丝·彼得斯，只要再看一眼就很明白了。但我看得出来我的密友为什么要多看一眼那个姓彼得斯的女人，因为她们的确长得很像。
“对不起，伯尼。我不是有意要烦你的。”
当钥匙插进其中一个门锁的时候，我正迷失于什么东西之中，可能是思绪吧。钥匙转动的声音重复了几次，因为有人接着在开另外两把锁，我花了两秒钟想如果来者不是卡洛琳的话我该怎么办。说不定是那个纳粹又来偷另一只猫了。我环顾四周，没看到尤比，然后门打开了，我转过身看见卡洛琳和埃尔斯佩丝·彼得斯。
“没关系，我们走吧。”
管他呢。我又拿起了话筒，拨了九一一。接电话的是个女人，我说：“华盛顿街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有一具尸体。”然后我把详细地址告诉了她，她想问我什么，但我没让她说完。“对不起，”我说，“我是那种不想卷进什么事情的人。”
我们走了两个街区，在麦迪逊大道上找到一家叫作格罗约斯基的酒吧。那里灯光柔和，地毯很厚，铬和黑色合成树脂的装潢，墙上有些小孤女安妮的壁饰。有一半的客人都在豪饮着他们下班后的头几杯酒，另外一半的人看起来则像是午餐之后就没回去上班。每个人都在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
“抱歉。”我说，“我一定是打错了。”
“这地方很好。”我们坐进雅座的时候卡洛琳说，“灯光昏暗，气氛愉快，有笑声、有冰块的叮当声、点唱机上还有一张佩吉·李[3] 的唱片。我在这里很快乐，伯尼。”
“我就是。”
“女招待也很俏。”
我说：“麦克·特恩奎斯特？”
“我注意到了。这地方哪儿都比饶舌酒鬼强，只可惜离我的店太远了。”女招待出现了，俯身的姿势令人印象深刻。卡洛琳给了她一个最卖力的微笑，迅速点了一杯马提尼。我点的是可口可乐加柠檬。女招待微笑着离开了。“为什么？”卡洛琳质问道。
我挂上话筒，在曼哈顿的电话簿里查特恩奎斯特，只有一个，叫麦克·特恩奎斯特，住在东六十几街。事情从来不会这么简单，而且他的打扮绝对和那个地址不搭，但管他呢。我拨了那个号码，几乎立刻就有一个男人接起了电话。
“你说什么？”
“什么电话？”
“为什么是可口可乐加柠檬？”
“我们从来没通过这个电话。”
“这样才不会太甜。”
“那正是我担心的事。嗯，他不缺同伴。伦伯朗、埃尔·格列科、乔托、波希——这些人也都死了。”
“为什么点可乐？”
“死掉的那种。”
我耸耸肩。“哦，我不知道。我猜我现在不想喝巴黎水吧。而且我想我需要一点糖分激增和咖啡因的攻击。”
“连三分熟都不到。他是哪一种画家？”
“伯尼，你是故意装作没听懂是不是？”
“特恩奎斯特听起来耳熟吗？”
“嗯？哦。你是问我为什么不喝酒？”
“哦，对。”
“对。”
“那是姓。”
我又耸耸肩。“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比如利伯雷斯。”
“你要试着闯进美术馆？这太疯狂了。”
“应该有吧。大部分的人都有，除了特雷法尼亚人之外。也许他没有姓，特恩奎斯特就是他的名字，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比如希尔嘉德、崔姬。”
“我知道，我也没打算要试。但不管我做什么，今晚都不会太好过，所以我想我要保持最佳状态。就是这样。”
“应该没有。特恩奎斯特。他除了姓之外有名字吗？”
“我自己呢？我想我还是喝两杯比较好。”
“你不会想知道的。听说过他吗？”
“也许。”
“他怎么了？”
“何况我再不喝一杯的话就活不过十分钟了。啊，酒来了。”我们的饮料出现时，她说，“你可以叫酒保动手再调一杯了，”她告诉女招待，“因为我不想超前他太多。”
丹妮丝有一阵子是我的女朋友，后来颇为突然地变成了卡洛琳的女朋友，不过也没维持多久。她是个画家，在西百老汇有个叫作窄廊画室的地方，是她的住处兼工作室。我说：“事实上，有点来不及了。”
“再喝一轮。”
“他在哪里？我想我要嫁给他。”
“只是再来一杯马提尼。”她说，“他那杯是要小口小口喝的。你妈妈没告诉过你吗？会冒泡泡的东西不要喝得太大口。”
“正是。他差不多六十岁，头发和山羊胡子一样偏红色，牙齿很糟糕，衣服全是二手店买的。脾气不太好。”
我把柠檬挤进可乐里，搅一搅，啜了一口。“她的笑声很棒。”卡洛琳说，“我喜欢有幽默感的女孩。”
“你就为这个打电话来？问我对一个叫特恩奎斯特的艺术家知道多少？”
“还有一副很好的——”
“关于一个叫特恩奎斯特的艺术家，你知道多少？”
“那也是。曲线是有很多优点的，即使你那位朋友蒙德里安不相信这个。直线和原色。你认为他是天才吗？”
“有意思，但我倒记得很清楚，好像就是昨天的事一样。”
“大概是。”
我查了一个电话号码，拿起话筒拨号。铃响第三声的时候，丹妮丝·拉斐尔森接了电话，我说：“我是伯尼，我们从来没通过这个电话。”
“不管天才是什么。要在墙上挂东西的话，我觉得我那幅夏加尔的石版画要好多了。”
我做了个三明治吃了，然后又做了一个，正吃着，外面有个家伙突然狠踩刹车、猛按喇叭，于是尤比跳到窗台上去一探究竟。我看着它把头伸出铁窗，胡须正好扫到两边的铁条，这让我想起阿齐的胡须，还很不寻常地为那只可怜的猫感到难过。已经死了两个人，我被控谋杀了其中一个，而且很可能还会被控谋杀另一个，而我脑子里却只想着卡洛琳的猫一定很孤单凄凉。
“真有意思。”
我进屋把门锁上，脱下衣服冲个澡，这才是我到阿伯巷来的目的。我擦干身体，换上我在跑步之前穿的衣服，把湿淋淋的短裤和背心挂在浴帘的杆子上。然后打开冰箱找啤酒。没找到，我做了个鬼脸，用饮料粉泡了一杯冰红茶。喝起来正是意料中的味道。
“什么事？”
卡洛琳不在家，于是我用带在身上的工具进入了她的公寓楼，然后进入她家。门厅的锁是小事一桩，其他的锁则不然，于是我想，不知是哪个古怪的恶棍撬开了这些锁，却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而且既然他这么厉害，为什么不干脆自己去把休利特美术馆的那幅蒙德里安偷出来算了。
“之前，”我说，“我站在那幅画前面的时候，还在想它挂在我公寓里看起来一定很棒。”
我没有想蒙德里安，或者他的画，或者那些想要他的画的疯子。我其实什么都没想，跑完四英里之后，我到公园西南角，从一个在下棋的人那里拿回我托他保管的那个塑料袋。我谢过他，朝西慢慢往阿伯巷走去。
“挂在哪里？”
我跑得很慢、很轻松。很多人从我旁边跑过，但就算扶着铝质助步器的老太太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我也不在乎。我只是专心地轮流移动两只酒红色的脚，差不多到第四圈的时候，我的心思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后来我想我又跑了三圈，不过我没有数。
“沙发上方。算是在沙发正上方吧。”
我穿着蓝色尼龙短裤、黄色背心和酒红色慢跑鞋，有一刻我发现自己在想，不知道蒙德里安会不会喜欢我的装束。我的结论是猩红色球鞋会比较适合他，或者朱红色，就像那画廊的名字。
“哦，是吗？”她闭上眼睛想象着，“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幅画？还是你在翁德东克公寓里看到的那一幅？”
华盛顿广场公园是长方形的，四边的人行道总长大约八分之五英里，也就是一公里左右。如果你步行的话，会觉得路面是平的，但跑步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出来有坡度，如果你跟几乎所有人一样顺着逆时针方向跑，就会在公园南侧往东前进的时候感觉到斜坡。我跑第一圈的时候很明显地感觉到了坡度，因为我的腿还因前一天在中央公园遭受的酷刑而隐隐作痛，但后来就感觉不出什么了。
“嗯，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幅。但另外一幅的概念是一样的，大小也差不多，所以那幅也可以。”
“听着，”她说，“要是有人说什么，就说你去了卢尔德[2] 。”
“沙发上方？”
“希望不会。”
“对。”
“是啊，这事我迟早都得做，不是吗？伯尼？不知道会不会有哪个看到你坐轮椅的人认出你在华盛顿广场跑步。”
“你知道，挂在你的公寓里可能还不错。”她说，“等这团乱麻都清理完了，你知道你需要做什么吗？”
“你可以把轮椅拿去还了。”
“知道。”我说，“差不多一到十。”
“那我呢？你在模仿阿尔贝托·萨拉查[1] 的时候我该做什么？”
“一到十？”
“不跟沃利一起去。我要到华盛顿广场好好跑一圈，让脑子清醒一点。现在我脑子里一团乱麻。谁都冒出来跟我要一幅我从来没碰过的画。他们都要我把它弄到手。基希曼闻到了赏金的味道，沃利闻到了一大笔律师费的味道，至于其他人闻到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八成是油画颜料的味道吧。我要去跑一跑，把脑子里的这团乱麻解开，也许就可以开始看出一些事情的端倪了。”
“年。坐牢。”
“哦。跟沃利一起去？”
“哦。”她说，轻松地一挥手，似乎这样就勾销了整个刑罚体系，“我是说真的，伯尼。等到事情都解决了，你就可以坐下来自己画幅蒙德里安，挂在沙发上方。”
“我要去跑步，卡洛琳。”
“哦，得了吧。”
“天哪。”她说着转过身去，“如果这是个含蓄的暗示的话，我心领了。首先我是同性恋，其次我们是好朋友，而且——”
“我是说真的。面对事实吧，伯尼。老彼埃画的那东西看起来没那么难。好吧，他是天才，因为他是第一个想到要这么画的人，他的比例和用色都才华横溢、完美无缺、富于哲学含意，如此这般，但这又怎样？如果你只是想弄一幅一样的画挂在你家，那么照着他的尺寸和颜色画一幅会有多难？我是说，这又用不到绘图技巧，没有光影、没有质地的变化。只是一张白色的画布，上面有黑线条和色块。要画这个，用不着在艺术学生联盟耗上十年，对吧？”
“脱衣服。”我边说边解开裤子的皮带，“你觉得我在干什么？”
“真是异想天开。”我说，“做起来很可能比看起来难得多。”
“喂。”她说，“你在干什么？”
“每件事都是做起来比看起来难。帮一只狮子狗梳毛看起来也很难，但这不需要天才，你那张素描在哪里？你难道不能根据那个尺寸，把它画在画布上吗？”
我挂上电话，进到后面的房间里，卡洛琳跟着我。书桌旁有个类似橱柜的东西，里面满是我没来得及丢掉的东西，另外我还放了一件T恤和一些跑步用的装备。我打开柜子，把东西找出来，然后脱下身上的衬衫。
“我可以用油漆滚筒在墙上涂。最多也就这样了。”
“原地打转吧。”我说。
“你为什么要画那张素描？”
“疯子。这样你接下来该往哪儿走呢，伯尼？”
“因为有太多幅画了，”我说，“而且除非它们并排放在一起，否则我没办法分辨哪幅是哪幅。蒙德里安就是蒙德里安，我想素描可能对辨认会有帮助——如果我有机会看到除了休利特那幅之外的画。我没办法做。”
“显然是这样。”
“没办法做什么？”
“你只是去那里留下指纹而已。”
“没办法画一幅假的蒙德里安。我不知道该怎么下笔。那些黑色的线条都直得像刀切的一样。那该怎么画？”
“对。”
“我想需要手很稳吧。”
“你没有杀人，也没有偷东西。”
“一定不只这样。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买颜料，更不要说调色彩了。”
“或许在杀他的那个人手上。”
“你可以学啊。”
“那在谁手上？”
“如果是画家就办得到。”我说。
“不在。”
“当然，如果你懂得技巧，然后——”
“画真的不在你手上？”
“可惜我们没在特恩奎斯特死之前碰上他。他是画家，而且他很景仰蒙德里安。”
“要是我把克雷特法官交给他们呢，”我说，“或者癌症疗法。”
“哦，纽约又不是只有他一个画家。如果你想挂一幅蒙德里安在沙发上方，又不想自己画，我相信你一定找得到人来——”
“要是你能交出这幅画，可能会有点用处。这样我们就至少还有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我说的不是要弄一幅蒙德里安挂在我的公寓里。”
“没有。”
“不是？哦。”
“在你手上？”
“对。”
“我知道。”
“你的意思是——”
“这是在干什么，美术馆演讲吗？翁德东克公寓里有一幅画不见了，价值将近五十万美元。”
“对。”
“我知道他是荷兰人。”我说，“一八七二年出生在一个叫作阿姆斯福特之类的地方。你也许记得，他一开始是画写实风景画的。随着他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他的艺术日趋成熟、作品也越来越抽象。到了一九一七年——”
“该死的，女招待到哪儿去了？这里渴得要死人了。”
“哦，你这种人不愁交不到朋友。听着，关于这个蒙德里安你知道多少？”
“她来了。”
“我不会做这种事的。我在哥斯达黎加没有认识的人。”
“很好。我不认为会成功的，伯尼。我说的是弄幅挂在你沙发上会好看的东西，不是可以骗过专家的东西。何况，我们要到哪里去找一个我们能信任的艺术家？”
我接起电话，沃利·亨普希尔说：“伯尼，你还真难找。我以为你弃保潜逃了呢。”
“这倒是。”
“别担心。”我说，这时电话响了。
女招待来了，把新的一杯马提尼放在卡洛琳面前，瞥了一眼我那杯还剩一半的可乐。或者说只剩一半——如果你是个悲观的人的话。
“也许我说得太详细了。”
“太完美了。”卡洛琳说，“我敢说你以前一定是护士，对不对？”
“当然不知道。我不知道里面有个死人。”
“这不算什么。”她说，“这应该是秘密的，但我知道你不会告诉别人。那个酒保以前是脑外科医生。”
“哦，对。你不知道我是编的。”
“他的技术还在。还好我有健康保险。”
“我都差点跑了。你恶心的不止他一个。”
女招待再度笑着退开，卡洛琳的眼神也跟着她跑走了。“她很可爱。”我的犯罪合伙人说。
“嗯，我就是要他这样。我想我说得越恶心，他就会跑得越快。我本来是想等他走掉的，你知道，想着只要我一直不出来，他可能就会走，但看起来他不上厕所是不会走了，所以——”
“可惜她不是画家。”
“他生怕跑得不够快。”
“应对巧妙，个性又好，还有一对美丽的轮胎。你认为她是同性恋吗？”
“是啊。当然啦，这样你就得整天给顾客倒咖啡，而且也永远摆脱不了基希曼了。他会阴魂不散地天天在这里。我刚才真的是把他恶心得吓跑了，是不是？”
“希望之火永不熄灭，是不是？”
“甚至还可以再弄个电磁炉和咖啡壶。”
“人家是这么说的。”
“这个咖啡好多了。你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吗？在你这里或我那里弄一台那种机器，这样就可以整天都有新鲜咖啡喝了。那种插上电就会滴咖啡的玩意儿。”
“不管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画家。”
“应该是明智之举。”
整间屋子似乎静了下来，就像有人提到了E.F.赫顿[4] 的名字。只不过别人当然还是在讲话，只是我们突然充耳不闻了。卡洛琳和我都愣住不动，然后视线慢慢地转向对方，眼睛睁得大大的对视着。过了好半天，我们异口同声地说了出来。
我带着两杯咖啡回来后，她说我不在的时候电话响过。“我本来要接的，”她说，“不过还是没接。”
“丹妮丝。”
“放心。”
[1] 阿尔贝托·萨拉查（Alberto Salazar，1958—），生于古巴的美国马拉松选手。
“不要到那家中东烧饼店买。”
[2] 卢尔德，法国西南比利牛斯山脚下的一座城市，传说圣母曾在此显灵，人们相信该处的地下泉水有神奇疗效。
“我去买。”
[3] 佩吉·李（Peggy Lee，1920—2002），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当红女歌星，是美国爵士及流行乐坛最具代表性的女声之一。
回到店里，我第一件事是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人，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没有找到任何人，也没有找到任何线索能告诉我特恩奎斯特是怎么进入我店里、又怎么会加入他那些在天上画室里的祖先们的。卡洛琳把轮椅推到店后面的房间里，我帮她折叠起来。“我会坐出租车把它送回去的，”她说，“不过我要先喝点咖啡。”
[4] E. F. 赫顿（E. F. Hutton，1875—1962），美国金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