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许就溜进厕所，死在了那里。或者如果有别人和他一起的话，可能是那个人杀了他。或者如果他是一个人来的，后来又有别人来了，他可能开门让那人进去，然后那人可能就杀了他。”
“那可怕的咖啡。”
“或者是凶手昨天晚上或今天早上想办法待在上锁的店里，等特恩奎斯特来的时候凶手让他进门，然后杀了他。他们没有钥匙，能让对方进门吗？”
“也许他是在我今天开门的时候溜进来的。我有可能没注意到。然后，在我买咖啡准备带到你那里去的时候——”
“没问题。”我说，“我去买咖啡的时候没把锁都锁好。我把摆特价书的桌子留在外面，只按了门钮把弹簧锁锁上。我甚至不记得用钥匙锁住门上的锁栓。”我皱着眉头想起了什么。“不过我一定锁了，因为我回来的时候锁栓是扣住的，我得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两次，把锁栓和弹簧锁都给打开。妈的。”
“那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了？”
“不。”
“嗯，这样事情就全乱了。假设特恩奎斯特让凶手进门，如果他在屋里的话，只要转动门把就行了。然后凶手把特恩奎斯特杀死，放在马桶上就走了，但他是怎么锁门的？”
“如果不是这些原因，如果有人杀了他的话，他是怎么做到的？你认为你昨天打烊的时候店里锁了两个人吗？”
“你店里没有放备份钥匙吗？也许他找到了。”
“或者疱疹，”我说，“我知道得疱疹的人很多。”
“那可真得大费周章才找得到，而且他又何必麻烦呢？尤其是我一开始根本没有把锁栓扣上啊。”
“唔，如果不是心脏病或者自杀——”
“实在说不通。”
“为什么不可能呢？他是个俄国间谍，某颗牙齿里藏了氰化物胶囊。他知道行迹败露了，所以就偷偷跑到我的店里来咬牙服毒自杀。他想死在装订精良的初版书的围绕之下，这是很自然的事。”
“几乎每件事情都是这样。小心那个人行道的砌边。”
“也许他是自杀的。”
“狗屎。”
“我不知道。”
“也得小心狗屎。养狗的人现在好像都不帮他们的狗清理善后了。走路又开始变成了一种冒险。”
“你认为有别人和他一起在店里吗？那人是怎么出去的呢？”
我们努力把轮椅推下了又一道砌边，过了又一条街，爬上对面的人行道。我们一直朝西走，过了阿宾顿广场之后，街上的车和行人明显变少了。我们经过了位于十二街和哈得孙大道的格林尼治养老院，那里有一位老绅士坐在类似的椅子上，对特恩奎斯特竖起大拇指。“别让年轻人推着你到处跑。”他对我们的乘客提出忠告，“学着自己操纵轮椅。”他见特恩奎斯特没有反应，眼睛转到我和卡洛琳身上。“老伙计有点糊涂了？”他问道。
“我不知道。”
“恐怕是这样。”
“你认为他是被杀的？会是谁杀了他呢？”
“嗯，至少你们没把这可怜的家伙丢到养老院里。”他的话里带有不少怨恨之意，“要是他什么时候清醒了，你告诉他，说我说的，他真他妈的好命，有这么乖的孩子。”
“这里是纽约。在这个城市里，谋杀就是自然因素。”
我们继续向前走，穿过格林尼治街，在华盛顿街左转。走了一个半街区之后，在银行街和贝休恩街之间有一幢仓库正在被改建成公寓。负责进行这项点石成金任务的工作人员已经收工回家了。
“我没办法控制。这是神经紧张的反应。你认为他只是死于自然因素？”
我停住轮椅。
“卡洛琳，这个人已经死了。别开玩笑。”
卡洛琳说：“这里？”
“他会告我们的。”她说，“害得他颈部扭伤。”
“不比别的地方差。他们在楼梯上架了一条木板给手推车用，很适合把轮椅推上去。”
“或者什么的。”我同意。轮椅撞上了人行道上的一个突起，椅子上乘客的头往前一栽，差点把帽子和太阳镜都颠掉了。卡洛琳赶紧把东西调整好。
“我还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走到莫顿街码头，把他连人带椅子送进哈得孙河去。”
“死于心脏病或者什么的吗？”
“卡洛琳——”
“不知道。然后他可能待在那里。晚上或早上什么时候，他去了厕所，没脱裤子坐在马桶上，然后就死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能帮帮我吗？”
“我不知道。他刚才摸上去还挺温的，但我这辈子也没摸过多少个死人，不知道尸体要多久才会冷透。如果说昨天我关门的时候他就在店里了，也不是不可能。记得吗？我打烊时很匆忙，因为我被捕了，这让我无法专心照顾到平常的程序。或许他在浏览架子上的书，又或许他是故意溜到后面去躲起来的。”
“哦，当然。乐意之至。‘嗯，至少你们没把这可怜的家伙丢到养老院里。’当然不了，老头儿。我们是要把这老家伙丢在一间看起来被弃置的仓库里，让青蜂侠和卜鲁托照顾他？”
“他是怎么进去的，伯尼？”
“是卡托。”
“又说对了。”
“叫什么都行。我为什么觉得咱们像伯克和海尔[3] 一样？”
“我也想到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他们卖尸体，我们只是在移动一具尸体而已。”
“很可能。”
“好极了。”
她耸耸肩。“我想他会要求我们解释。”
“我跟你说过我可以自己来的，卡洛琳。”
“我从来不碰电影里的东西。你应该做的事是马上报警说发现尸体。你原本可以这么做的，你可以直接从厕所出来，告诉雷说马桶上坐了具尸体，连电话都不用打。”
“哦，别胡说八道了。我是你的密友啊，不是吗？”
“在电影里，你什么东西都不应该碰。”
“看起来好像是。”
“我不记得了。反正绝对是不应该做的事。法律对这种事的看法很消极。”
“而且这是我们两个的事。是我的猫把我们扯进这一团混乱里的。伯尼，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他连人带椅子留在这里？我发誓，我一点也不在乎那一百块钱。”
“我们现在做的事，”她说，“是移动尸体。这是重罪还是轻罪？”
“不是钱的问题。”
我们离开书店的时候，他坐在轮椅上看起来还算挺自然的，比他坐在我厕所里的马桶上时看起来好多了。他腰上系着一条皮带以便固定，我另外拿了两根旧电线把他的手腕绑在椅子扶手上、脚踝绑在位置合适的横杆上。一块盖腿布——事实上是一条有点发霉的旧毯子——把他从脖子以下整个盖住。一副福斯特·格兰兹牌太阳镜遮住了他睁大的蓝眼睛。一顶从三月起就挂在我店后面的房间里、等着主人来认领的粗呢帽，如今戴在特恩奎斯特头上，尽量不让他被认出来。我们就这样朝西前进，一路试图想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走一条街卡洛琳就骂一次人行道的砌边，于是我们就分心一次。
“那是什么，原则问题吗？”
倒不是说我们的朋友会抱怨。当然他就是那位已故的特恩奎斯特先生，我们在推的东西你大概也已经猜到了，是轮椅，是从位于第一大道上、十五街和十六街之间的皮特曼医疗器材供应中心租来的。卡洛琳到那里去租了这个神奇的装置，然后坐出租车把它带回来，我帮她把它搬进店里，然后我们打开轮椅，把特恩奎斯特塞了进去。
“如果我们留下轮椅，”我说，“他们就会追踪轮椅的来源。”
“你的幽默感很病态，伯尼。有人告诉过你吗？帮我推——我让我们这位朋友颠得厉害。”
“追踪到皮特曼医疗器材供应中心？那又怎么样。我付的是现金，而且留下的姓名是假的。”
“我是在想象你游行的样子。”
“我不知道特恩奎斯特是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牵扯进蒙德里安这件事里的，但其中一定有什么关联。等到警方查出他和这件事的关联之后，他们就会到皮特曼去，问他们租轮椅的人长得什么样子。然后他们会把那个职员带到局里，让你站在他面前，跟另外四个打篮球的排在一起给他指认，你说他会指谁？”
“嗯，这是因为我们每弄这该死的东西上人行道一次，我就觉醒一次。这是会让我激动的议题。拿份请愿书来我就会签。发动一场游行我就会参加。什么事这么好笑？”
“雷说矮子的笑话是意料中事，伯尼。我没料到你也会说。”
“你每走一条街就问一次这个问题。”
“我只是想指出重点。”
“狗屎加巧克力酱。我是说就算人行道的砌边很高，我们也能过得去，但你说，要是一个真正残障的人士自己出门，他该怎么办？”
“你已经指出了。我只是觉得让他留在轮椅上会比较好，仅此而已。算我什么都没说，好吧？”
“放松点就可以了。”
“好。”
“狗屎。”
我把绑在他手腕和脚踝上的电线解下来，松开他腰间的皮带，努力让他不算太弯曲地躺平在地上，然后收起了帽子、太阳镜和毯子。
“你按住把手。”我说，“我来抬。一二三。”
回到街上后我说：“坐上来吧，卡洛琳。我推你一程。”
“那么，你说这叫坡道吗？看看这个人行道的砌边有多高吧！简直可以从上面飞滑翔机下来了。”
“啊？”
“听起来有点耳熟。”
“两个人推一张空轮椅是很惹人注目的。来吧，坐上去。”
我们在第六大道和十二街的交会路口等红灯。变灯了，我们过马路。过了之后卡洛琳说：“不是通过了一条法律吗？不是每个街角都应该有残障坡道吗？”
“你坐。”
“一百，再加上第一个月的租金，所以我一共付了一百五。但那一百块是会退的，等我们把东西还回去的时候——如果我们把东西还回去的话。”
“你比我轻，而且——”
“我们也许根本就不会还回去了。你付了多少押金？”
“你给我闭嘴。你比我高，而且你是男的，所以要是我们两个其中有一个必须扮演特恩奎斯特，你是当然的人选。坐上去，伯尼，还要把帽子和太阳镜戴上。”她把毯子盖在我身上，一股霉味扑鼻而来。我这位密友带着狡黠的微笑，放开了轮椅的手刹。“坐好了，”她说，“把安全带系上。说矮子的笑话，嗯？我们这一路上可能会碰上几个气流哦。”
“而且小费给得抠门的话。唯一的问题是租期最少得一个月。就算我们一个半小时就还回去，也还是五十块钱。”
[1] 戴维·琼斯，深海死神，曾在电影《加勒比海盗》中出现。相传他是古代的一个海盗，被恶魔诅咒，至今仍活在海底深处。他有一个百宝箱，凡是沉到海里的稀世珍宝，都会被收进这个箱子里。
“早餐。”我说，“如果你买东西精打细算的话。”
[2] 即英寻，海洋深度测量单位，一英寻相当于1.8288米。
“租一个月只要五十块。”她说，“相当划算，对不对？一天才不到两块钱。一天不到两块钱能买什么？”
[3] 伯克和海尔，同名电影中的两个人物，影片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苏格兰，爱尔兰移民伯克和海尔为了发财在爱丁堡连续杀人，并把尸体卖给一个叫罗伯特·诺克斯的医生，供他进行解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