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听的名字。”
“哦，我的名字。”她说，只迟疑了一秒，“我叫埃尔斯佩丝。埃尔斯佩丝·彼得斯。”
“谢谢。我——”
“你没告诉过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想你是认为我在多年前偷走了你祖父的那幅画吧。这我能理解，彼得斯小姐。你在我的书店里买过一本书，从此对我的名字就有了印象。然后你读到或听说了什么事情，说我在开二手书店之前曾经小有犯罪事业，于是你的脑海里就做出联想，这我也不难理解，而——”
“你刚刚都没在听我说话吗？我祖父——”
“我并不认为是你偷了我祖父的画。”
“说了半天，”我说，“你是谁啊？”
“你不认为？”
我在想，蒙德里安到底有什么特色能这么吸引疯子？绑架猫的人，打电话来的那个男人，翁德东克，杀翁德东克的人，现在又是这位怪里怪气的女人，哎对了，她是谁啊？
“怎么，难道你真的偷了吗？”
“私人收藏。罗登巴尔先生，我不在乎那幅画是怎么变成私人收藏或非私人收藏的。我只是想要那幅画。那幅画本来就该是我的，其实到了这个地步，就算它本来不该是我的我也不在乎了。从在回顾展上看到它开始，我就对那幅画形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偏执。我一定要拥有它。”
“没有，但——”
“从博物馆借来的？”
“因为我猜这还是有可能的，如果这样，你当时就得是个年纪很轻的小偷了，不是吗？我一直认为我父亲说得对，是比利叔叔拿的，但其实也可能是比利叔叔说得对，是我父亲拿的。不管是谁拿的，总之这个人把画卖了，你知道买主是谁吗？”
“出借参展。”
“我可以做个大胆的猜测。”
“哦，你也有这习惯？你知道我以前还会怎么做？我会把土豆泥堆成城堡，旁边用酱汁当护城河，然后拿一根红萝卜当大炮，用青豆当炮弹。我最想做的是找出个方法把豆子弹进鸡胸肉里，不过这我妈妈可就不准了。你的那幅画是怎么到朱红画廊去的？”
“我相信你可以。”
“每个星期天我都坐在那幅画对面，坐了好几年。我把青豆拌进土豆泥的时候就盯着它看。我——”
“J.麦克伦登·巴洛。”
“你说是就是。”
这可是她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她瞪着我。我又说了一次，但那名字似乎仍然对她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他把那幅画借给朱红画廊的，”我说，“后来又捐赠给了休利特美术馆。记得吗？”
“那就是我的那幅画。”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出借那幅画——我的那幅画——的是一个叫作戈登·凯尔·翁德东克先生的人。”
“不过你已经十年没见过它了，”我思索着说，“蒙德里安的画又的确有某种相似之处。这么说不是要贬低他的天才，但——”
“哦。”我说。
“我太震惊了，目瞪口呆。那是我的画，到哪里我都认得出来。”
“我也看报纸的，罗登巴尔先生。你那番小小的犯罪事业似乎在你开店卖书之后还在继续，而且如果报纸上说的可信的话，你因谋杀翁德东克先生而被逮捕了。”
“哦。”
“从理论上讲，你这么说没错。”
“时间慢慢地过去。我父亲也去世了。我母亲再嫁，搬到别的地方去住。蒙德里安仍然是我最喜爱的画家，罗登巴尔先生，每当我在现代或古根海姆博物馆看到他的作品，我就会有一种强烈而原始的反应，心里也会感到一股刺痛，为了我的那幅画，我的蒙德里安，那幅祖父答应要给我的作品。”她站直身子，挺起肩膀。“两年前。”她说，“朱红画廊办了一场蒙德里安的回顾展。我当然去看了。罗登巴尔先生，当时我从一幅画走到另一幅画前面，就像每次面对蒙德里安的作品时一样屏息无言，然后我看到了其中一幅，心脏差点停止跳动，因为那是我的那幅画。”
“现在你交保了？”
“我明白了。”
“差不多吧。”
“没有。”
“正是你偷了他公寓里的那幅画。我的画，我的蒙德里安。”
“画一直没找回来？”
“好像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说，“但这不是事实。那幅画不见了，我承认，但我的手套从来没有碰过它。有个巡回展览即将开始，翁德东克准备要把画出借，所以就送去重新裱框了。”
“那幅画没有。我祖父没有为它上保险。我相信他一定从来没有想过要这么做。毕竟这幅画不是他花钱买来的，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从来没想到过它会被偷。”
“他不会那么做的。”
“我想这些损失的东西都有保险吧。”
“他不会？”
“这是其中的一种猜测。我父亲认为可能是我叔叔拿的，我想比利叔叔对我父亲也有同样的想法。每个人都怀疑管家，也曾经提到过要进行调查，但我想这件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最后家里的人算是同意曾经遭过小偷，因为还有其他东西也不见了，比如一些银器银饰，而对我们来说，把事情归到某个无名小偷身上，总比大张旗鼓地彼此怀疑要容易。”
“展览的主办方会处理这种事——如果他们觉得那幅画需要重新裱框的话。我肯定是你拿了那幅画。”
“是管家拿的？”
“我到那里的时候画已经不见了。”
“消失了。”
“这话让人很难相信。”
“那幅画——”
“当时我自己也很难相信，彼得斯小姐。我现在还是很难相信，但我在那里亲眼看到了。或者我该说是亲眼没看到，因为原来挂画的地方只剩下一个空位。”
“先去世的是我祖母。她受到某种细菌感染，用抗生素也治不好，不到一个月她就因肾衰竭而死。祖母死后，我父母想说服祖父来和我们一起住，但他坚持待在原处，唯一的让步是请了个女管家。我祖母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一年之后他也死了。”
“是翁德东克告诉你他把画送去重新裱框的？”
“结果没有？”
“我没问他。他死了。”
“我祖父答应要给我的。他从来就不富有。他和我祖母的生活虽然宽裕，但并没有堆起金山银山。我不认为他知道蒙德里安那幅画的价值。他知道那幅画的艺术价值，但我想他不会猜到它值这么多钱。他从来没收集过艺术品，对他而言，那幅画就只是一个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他说，他死后那幅画会留给我。”
“你杀了他之后才注意到画不见了？”
“哦？”
“我没有机会杀他，因为有人已经先下手了。而且当时我也不知道他死了，因为我没有去衣橱里找他的尸体，因为我不知道有尸体可找。”
“我自己毫无艺术天分，连抄袭都抄不好。我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艺术野心。”她再次侧过头，眼神探索着我的双眼，“那幅画本来应该是我的，罗登巴尔先生。”
“是别人杀了他。”
“我明白了。”
“唔，我不认为这是自杀。如果是的话，这真是我听过最糟的自杀案例。”
“而且他画中的简单也不只是简单而已。他的比例相当完美。”
她望向不太远的远方，额头上出现了几条纹路。“不管是谁杀了他，”她说，“这个人拿走了那幅画。”
“嗯，当然，确实是这样，但——”
“可能吧。”
“第一个想到要这么画的人是他，罗登巴尔先生。”
“是谁杀了他？”
“事实上，”我试探性地说，“他的画看起来并不太难画。”
“我不知道。”
“你或许会以为我长大之后就把它忘了，小孩常常都是这样。毕竟我从来没见过画家本人，他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总的来说，我小时候对艺术也不是特别敏感。但那幅画显然有些什么特别之处，打动了我。”她想起一件事，微笑起来，“上美术课的时候，我总是试着要画抽象的几何图形。其他孩子在画马、画树，我画的则是黑白格子加上红黄蓝的方块。老师们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但我是想成为另一个蒙德里安。”
“警方认为是你。”
“我明白了。”
“他们应该没这么笨。”我说，“至少逮捕我的那个警官是这样。他认识我好多年了，知道我是不杀人的。但他们能证明我去过那间公寓，所以在他们找到比较合适的嫌疑犯之前，我可以先充充数。”
“我们总是坐在同样的位子上。”她说着闭上她那双大眼睛，“我现在还可以看见那张餐桌。我祖父坐在一头，我祖母坐在另一头，靠近厨房门。我的叔叔、婶婶、堂妹坐在一侧，我父母和我则坐在另一侧。我只要往我堂妹的头上方看，就可以看见那幅蒙德里安的画。我整个童年几乎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可以盯着它看。”
“那要怎么样才能找到比较合适的嫌疑犯呢？”
“我明白了。”
这我已经想过了。“嗯，要是我能搞清楚是谁干的，我想我可以把话传出去吧。”
她举起双手调整她那顶其实不需要调整的帽子，眼睛直盯着比我左肩稍高的一个点。“小时候。”她平静地说，“我们每个星期天都到祖父母家去吃晚饭。我和我父母住在白原[4] 的一幢平房里，祖父母则在城里的河滨路上有一套很大的公寓，从家里的大窗户可以俯瞰哈得孙河。彼埃·蒙德里安一九四○年抵达纽约的时候曾在那间公寓里住过。他送了一幅画给我祖父母作为礼物，就挂在饭厅餐具橱上方的墙上。”
“所以你正试着找出凶手是谁。”
“你对他的事知道得真多。”
“我只是挨过一天算一天，”我说，“但我承认我是把眼睛睁大、耳朵竖直了的。”
“他死于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差六星期满七十二岁。据我所知，死因是肺炎。”
“等你找到凶手，就可以找到那幅画了。”
“我明白了。”我不明白的时候经常说这句话。
“不是等我找到，是如果我找到。而且就算如此，我也不一定能同时找到那幅画。”
收藏在其他几家博物馆里，我想，而且它们完全可以继续留在那里。
“等你找到了，我要。”
“不是。是他的画风改变了。街上的交通、高架铁路、黄色出租车、红灯、像爵士乐一样脉动的曼哈顿，这些都给他带来灵感。你应该很熟悉《百老汇爵士乐》吧——这是他最有名的几幅画之一，收藏在现代艺术博物馆。还有一幅画叫作《胜利爵士乐》[3] ，另外还有，哦，好几幅其他的。”
“呃——”
“我不知道他还是个音乐家。”
“那本来就应该是我的。你必须明白这一点，我是认真的。”
她讲的不只这些。她给我上了一堂课，激切热烈的程度和她两天前读那可怜的史密斯时不相上下。“彼埃·蒙德里安的作品第一次在美国展出是一九二六年。”她告诉我，“十四年后他搬到这里。他一九三九年就已经迁居伦敦，躲避战火，德国空军开始轰炸伦敦的时候，他就到这里来了。纽约让他着迷，你知道。格子状的街道，那些直角。然后就开始了他的‘布基伍基’[2] 时期。”
“你指望我就这么把画交给你？”
“的确是。一八七二年生于阿姆斯福特。你也许记得，他一开始是画写实风景画的，随着他逐渐找到自己的风格、艺术创作渐趋成熟，他的作品也越来越抽象。到了一九一七年，他已经和迪奥·凡·杜斯堡、巴特·凡·德尔·勒克等人一起发起了一个叫风格派的运动。他像信仰宗教般地相信直角就是一切，认为直线和横线交叉切割空间的形态等于是在做重要的哲学宣言。”
“那会是最为明智的举动。”
“我知道他是荷兰人。”
我盯着这个纤弱女子。“好家伙，”我说，“你是在威胁我吗？”
“彼埃·蒙德里安。你对这个人和他的作品知道得多吗，罗登巴尔先生？”
她没有移开视线，那双眼睛真是大。“如果能得到那幅画，”她说，“我也会杀死翁德东克的。”
“这是蒙德里安吧？”
“你真的是无法自拔的偏执。”
“纯粹几何的绝对美感。”她说，“或者我是说绝对几何的纯粹美感。直角和原色。”
“这我很清楚。”
她把那本书放在柜台上。那是一本现代艺术的概论，从印象派一直到目前的无政府状态，现在打开的是一页彩色页，上面有一幅几何抽象画。灰白色的画面被黑色线条纵横切割成正方形和长方形，其中有好几格涂上了原色。
“听着，这话你听来可能觉得离谱，但你有没有想过要接受治疗？你知道，偏执狂只是转移焦点，让我们不去处理真正的问题，如果你能解除这种偏执——”
“的确。这是艾德娜·圣文森特·米雷[1]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脑子里就出现了那个句子。”
“等我拿到我那幅画，偏执就会解除了。”
“《俄勒冈路三号的史密斯女士》。”我说，“你刚刚引用的不是玛丽·卡罗琳·戴维斯的句子。”
“我明白了。”
我听过她的声音。什么时候？在电话里吗？不。
“罗登巴尔先生，我可以是你的好朋友，也可以是你危险的敌人。”
她很苗条，像只小鸟，有着棕色的大眼睛和棕色短发，我立刻就认出了她，但一时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她一手拿着一本过大的艺术书，另一只手放在柜台上说：“罗登巴尔先生？‘仅欧几里得一人曾亲见美之原形’。”
“假如我真的拿到了那幅画。”我谨慎地说。
他是在威胁我吗？我正在思考这一点，耳边传来咔嗒一声挂断电话的声音。我放下电话回想这段对话，试图找出一些关于那个人身份的线索。如果电话里真有线索的话，我可找不出来。我想我是有点想得出神了，因为过了一两分钟，我抬起头，看见一个女人正朝柜台走来，而我连她之前开门进来的声音都没听到。
“这表示画现在已经在你手上了吗？”
“但我知道你是谁，”他说，“也知道怎么跟你联络。”
“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假设我拿到了画，怎么跟你联络？”
“这听起来很合理。”我说，“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联络。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她迟疑了一下，然后打开皮包拿出一支很细的记号笔和一个信封。她把信封反过来拿，从封口撕下一片纸，把信封放回皮包，然后在纸片上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然后她又迟疑了一下，在号码底下写上E.彼得斯。
“随便你。帮你自己一个忙，嗯？没有问我要不要之前，先别把它卖给别人。”
“好了。”她说着把纸片放在柜台上那本打开的艺术书旁边，套上笔套，把笔放回皮包，看起来正要开口说什么，这时店门开了，叮当的铃声宣布有访客到来。
“我相信你一定会的，”我说，“因为你听起来像是个公道的人，但你弄错了一件事。我没有你要找的东西。”
这位访客也出声宣布自己的到来。是卡洛琳，她说：“嘿，伯尼，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我想——”埃尔斯佩丝·彼得斯转身面对卡洛琳，两个女人对视了一会儿，然后埃尔斯佩丝·彼得斯经过她身旁走出门外。
“别玩游戏了。你手上有那幅蒙德里安，我要。我会付你一笔公道的价钱。”
[1] 艾德娜·圣文森特·米雷（End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美国诗人、剧作家、女权主义者。
“这里是书店。”我说。
[2] 原文为boogie-woogie，指是一种爵士乐钢琴曲式，以重复的低音节奏及旋律为特点。
电话又响了。我说：“巴尼嘉书店，您早。”一个声音粗哑陌生的男人说：“我要那幅画。”
[3] 《百老汇爵士乐》和《胜利爵士乐》的英文分别是Broadway Boogie Woogie和Victory Boogie Woogie。
有时候确实会发生这样的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诚实到连销售税的那几分几毫都加进去，万一有一天这种人真的出现了，我说不定会惭愧得从此不再犯罪。我把那一块钱放进口袋，到柜台后面坐下。
[4] 白原（White Plains），美国纽约州中南部威切斯特郡城市，位于曼哈顿岛东北四十公里。是纽约的住宅卫星城市，也是商业中心。
我回到店里的时候，电话在响，但等我进门它也停了。我以为先前我只是带上弹簧锁关了门而已，但我显然还特地用钥匙锁上了门，因为现在我得用钥匙才能把门打开；这多给了打电话来的人几秒钟时间，让他从容地在我接起之前挂断。我嘀咕了几句大家在这种时候会讲的话，关于某人的祖先、性活动、饮食习惯之类的不太可能的说法，然后我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张一美元的钞票。旁边有张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这是三本特价书的书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