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着不会坏的。”她说。
“所以就说啊。”
“那你也许该走了，卡洛琳。去拿个吸尘器，吸吸警犬身上的跳蚤吧。”
“所以呢？”
“我对你也有同样的建议，”她甜美地说，“不过你用不着吸尘器。你何不去要点贿赂呢，雷？我和伯尼有正事要办。”
“你打电话，他不在家，”雷说，“然后你再打，占线，然后你就跑到这里来了。所以你是有事跟他说。”
“我也是啊，宝贝儿。我正要他发表一点文学意见呢。管他呢，我想我要念给他听的东西让你听到也没什么关系。”
“感谢上帝。”我说。
他从口袋里抽出一张小卡片。“你有权保持沉默，”他朗诵道，“你有权聘请律师。如果你没有人能提供法律咨询，你有权要求当局提供一位律师。”下面还有，而且字句和我记得的也不完全一样，但我并不打算把这段话查出来，整段抄在这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朝哪个警察局窗户扔块石头好了。会有人出来逐字逐句念给你听的。
“我对这句话不予置评。”她说。
“我不明白。”我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念给我听？”
“‘哦，嗨，雷。’”他学舌道，“说得像你很高兴见到我的样子嘛，卡洛琳。我又不是你要洗的狗。”
“哎呀，伯尼。让我问你个问题，好吗？你知不知道一幢叫作查理曼大帝的公寓楼？”
“你当然有空。”他说着把手伸进外套口袋，就在这时，店门砰的一声开了，冲进来的是卡洛琳。“可找到你了。”她叫道，“我打电话给你你没接，后来我再打又占线，然后我——哦，嗨，雷。”
“当然。在第五大道上，七十几街附近。怎么了？”
“呃，我——”
“去过那里吗？”
“我说伯尼啊，”他说着把一只沉重的手臂压在我的玻璃柜台上，“你总是埋在书堆里，一天到晚读这读那的。我来是想读点东西给你听。你有空吗？”
“事实上，我前天晚上就在那里。”
我什么也没说。何必鼓励他？
“真的。接下来你就要告诉我你听说过一个叫作戈登·翁德东克的人。”
“而且呢，他看起来很节俭。要是有机会搞不好会把那本书偷走。像你这种诚实的好人，是不会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心术不正的人的。”
我点点头。“我们见过。”我说，“一次在这里，在店里，另一次是前天晚上。”
“雷——”
“在他查理曼大帝的公寓？”
“哦，反正他是个老古板嘛，伯尼。他不会买那本书的。他那种人只会把书店当成图书馆。你怎么可能从这种无赖身上赚到半毛钱？”
“对。”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我没偷翁德东克任何东西，他也不太可能报警说我摸走了安德丽亚的信。除非雷是在拐弯抹角，最后才要使出绝招，也就是说这一大堆关于翁德东克的话只是序曲，等下才会问出关于阿普林的邮票的问题。但至少午夜时分阿普林夫妇根本还没回城，那他们怎么可能发现东西失窃并报警，而雷又怎么可能已经把矛头指向我了？
“谢了。”我说。
“我是应他的邀请去的。”我说，“他要我给他的私人藏书估个价，尽管他并不打算要卖。我花了些时间看过他的书，给了他一个价码。”
但我的顾客已经走了，店门在他身后关上。
“你真是好人。”
“先生，”雷宣布说，“你可能不知道，但你即将有幸从一个曾经恶名昭彰的罪犯手中买书。这位伯尼以前是那种会把你的房子都偷走的人，现在呢，却成了改过自新活生生的例子。没错，先生，我跟你说，我们纽约警察局的人都爱死了这位伯尼。嘿，先生，很欢迎你留在这里翻书啊，我一点都没有要赶你走的意思。”
“我花时间是有钱赚的。”
“天哪，雷。”
“哦，是吗？他开了张支票给你啰？”
“哦，我懂你意思了，伯尼。”他说，“你担心那位绅士听到你过去的犯罪记录会被吓着。是这样吗？”
“付现金。两百美元。”
我朝那个客人的方向点点头，他无疑已经拉长了耳朵在偷听。雷转过身看看对方，然后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他自己丰厚的下巴。
“哦，是吗？我想你会把这笔收入拿去报税吧，像你这种奉公守法、洗心革面的好公民，一定会这么做的。”
“呃——”
“你这么话里带刺是在干什么？”卡洛琳质问道，“伯尼又没做什么坏事。”
“求个心安，这就是你的收获。的确很有价值，心安的感觉。”
“从来就没人做坏事。监狱里关的全是被腐败警察陷害的无辜好人。”
“雷——”
“腐败的警察到处都是，”卡洛琳说，“除了陷害无辜，他们还会干什么？”
“而且你能得到行走于正邪之间的那种满足感。这一定很值得。”
“反正呢，伯尼——”
“过得去。”
“还会在餐厅里吃饭不付钱。”她继续说，“还会站在街角说笑话，眼睁睁看着老太太被抢劫、被强奸，还会——”
“但是过得去。”
“还会忍耐某个需要打狂犬病疫苗、戴上嘴套的女同性恋出言侮辱。”
“唔，生意时好时坏。”
我说：“讲重点，雷。你已经把我的权利读给我听了，它说我不需要回答问题，所以你可以不用再问下去了。我有个问题要问你：这乱七八糟的是怎么回事？”
“还能维持，嗯？不过你从来不干持枪抢劫的事[3] ，对吗？赚的钱够用吗？”
“怎么回事？你他妈的以为这是怎么回事？你被捕了，伯尼。否则我干吗念那一套给你听？”
“没什么可抱怨的。”
“为什么被捕？”
“生意不错吧，伯尼？”
“哦，天哪，伯尼。”他叹口气摇摇头，仿佛他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再一次得到了证实。“这个叫翁德东克的家伙，”他说，“他们在他卧室的衣柜里发现了他，五花大绑、嘴里塞着布，头被打扁了。”
我看向他身后那个穿诺福克外套的人。他已经放下查尔斯·里德改看另外一本了，但我看不见是什么书。
“他死了？”
“所以我才来这里找你啊，伯尼，但你刚才在后面，害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有人溜进来把你偷走了呢。”
“怎么，你把他弄成那样之后他还会有呼吸吗？这家伙就这么死了，真是不够意思，但他就这么做了。他确实死了，我现在要以谋杀他的罪名逮捕你。”他拿出一副手铐给我看，“我得用到这玩意儿，”他说，“现在他们又这么规定了。不过慢慢来，先打烊吧？把东西收拾好。这地方搞不好会关上一阵子呢。”
“你听起来好像很惊讶，雷。”我说，“这是我的店，我在这里工作。我总是在这里。”
我想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哎哟哟，”雷·基希曼说，“这不是罗登巴尔女士的儿子伯纳德吗？”
“卡洛琳，去把门打开，让我和伯尼把桌子搬进来。可别把它留在外面，否则不到一小时书就会被偷光了，然后还有人会把桌子都给搬走。哎，妈的，伯尼，你到底是怎么啦？你以前一直是个温和的人啊。偷东西就偷东西吧，你杀了他干吗？”
我同意替他保留另外那两本，不过反正也不太可能有人来跟他抢。我把那两本书从架子上拿下来，很快走进后面的房间，把它们放在我的书桌上，让它们浸浴在书桌上方挂的那幅画像的光辉里——圣约翰，书商的守护神——回来的时候看见一位营养过剩的高个子男士，他身上那套深色的西装看起来手工非常细致，不过是替别人做的。
[1] 指一种式样宽松、配有腰带的单排扣外套。
“没有，除非他是站在繁茂的栗树下。”我说，“不过我会找找看。”
[2] 查尔斯·里德（Charles Reade，1814—1884），英国小说家。
那个穿诺福克外套的人正在翻阅一本查尔斯·里德[2] 的作品，一个气色甚差、长着龅牙的年轻女子来买了两本特价书。电话响了，有人问我店里有没有英国小说家杰弗里·法诺尔的书。我接过成千上万个电话，这是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检查了书架，回答说店里有干净的《隼之历程》和《业余绅士》。打电话来的人想知道有没有《铁匠贝尔坦》。
[3] “维持”的英语是hold up，“持枪抢劫”是holdup，在这里雷用了这个词组以示双关。
我打开铁门上的锁，开了门，一把将邮件抓起来扔到柜台上，再慢慢把摆特价书的桌子推到店外，然后把窗户里的牌子从“抱歉……我们打烊了”翻到“营业中……欢迎光临”这一面。我刚坐上柜台后面的凳子，就有第一个顾客上门了。那是一位有点弯腰驼背的绅士，穿着一件诺福克短外套[1] ，他略感兴趣地浏览着“一般小说”那几个书架，我则漫不经心地翻看着邮件。有两份账单，好几份图书目录，一张明信片问我有没有德里克·哈德森写的《刘易斯·卡罗尔传记》——我没有——还有一封盖了政府机构免邮资戳印的信，是某个滑稽的家伙寄来表示他希望能继续在国会里代表我的权益。我能了解他这种愿望。否则他就得自己出钱寄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