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就行。”
“差不多一英寸？就像这样？”
“嗯，那动手了。”她说着开始把画布从撑架上割下来。
“我肯定。”
我看着这个过程，神经紧张。我看过她画这幅画，我自己也画了其中一部分，在上好底色的画布上贴不透光胶纸，在线条上涂颜色，等速干颜料干了之后，再把胶纸撕下来。所以我知道蒙德里安和这幅画的关系并不比伦勃朗之类的画家更密切。但即使如此，在刀划过画布的时候，我的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它是，嗯，油布做的一样。
“这么做实在有违我的本性。”丹妮丝说，“你确定要这样？”
我转身走到杰瑞德那里，看他趴在地上用奇异笔在一张方形大纸板上写着：“不公平！”好几张完成的标语已经利落地竖在木棍上，靠在一张金属桌旁。“做得好。”我告诉他。
“而且已经准备妥当。”她叹了口气，拿起一把有着弯曲刀锋、看来很吓人的东西。我想这是一把油布刀。我不是油布做的，但我绝对不会想去惹一个手上有一把这东西的人。
“用起来效果应该不错。”他说，“已经通知媒体了。”
我伸出一只手指碰碰颜料。“干的。”我说。
“好极了。”
“没这么多。”
“形为艺术。”丹妮丝说，“首先画一张画，然后毁掉它。我们现在只需要克里斯托[2] 来把它用铝箔纸包起来。我该把它打包，还是你要在这儿吃？”
“你是说他没画出这么多？”
“都不要。”我说着开始脱衣服。
“当然。算我们运气好，蒙德里安那时候没有丙烯酸可以玩，否则他一年可以画出五百幅画。”
三点刚过，我穿着西装到达休利特美术馆，走路姿势有点僵硬。我戴着帽子和牛角框眼镜，那副眼镜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已经开始让我头疼了。我一声不吭地交了馆方建议的两块五，走进旋转栅门，走上楼梯，向我最偏爱的展室走去。
“什么也不做。你留着它吧。我提着这讨厌的玩意儿到处跑已经够了。”我走到他母亲身边，她在打量一幅画布。“看起来很好。”我说。
之前我想到那幅蒙德里安可能会被移走，或者为了那个筹划中的展览而出借了，这种可能性让我相当焦虑，但《色彩构图》仍然好好地挂在原处。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它跟我们在丹妮丝家弄出来的那东西完全不像，比例和色彩都完全不对，我们制造出来的东西简直就像小孩用蜡笔临摹的《蒙娜丽莎》一样。我再看了看那幅画，结论是：正如性和美感一样，都取决于观者的看法。墙上的那幅看起来很对劲是因为它挂在墙上，而且旁边还有块小铜牌证明它高贵的出身。
“什么也不做？”
我就这么研究了一会儿，然后四处逛逛。
“什么也不做。”我说。
我回到一楼，穿过一间挂满十八世纪法国作品的房间，有布歇[3] 和弗拉格纳[4] ，完美的乡野景致里有牧神、仙女和正在睡觉的牧羊人。有一幅画里是一对打赤脚的乡下人在森林中的空地上野餐，而在制服警卫密切注意之下研究着那幅画的正是卡洛琳和艾丽森。
“你要用它做什么？”
“你们会注意到，”我对她们轻声说道，“这两个天真无邪的人都有‘摩顿脚’。”
“嗯。”
“什么意思？”
“还是空的。”
“意思是他们的第二根脚趾比大脚趾长，”我说，“所以如果他们打算跑马拉松的话，必须先接受特别的矫正。”
“你自己看。”
“照我看来，他们不像跑步的人。”卡洛琳说，“事实上，他们看起来色迷心窍，唯一有可能进行的马拉松是——”
“现在里面装满黑货了吧？”
“杰瑞德和他的朋友已经在外面就位了。”我打断了她，“给他们五分钟准备开始，嗯？”
“你说对了。”
“好。”
回到窄廊画室，杰瑞德开门让我进去，看着我手上的篮子。“你还拿着它。”他说。
我在男厕所的隔间里脱下外套和衬衫，然后再重新穿上，这回不那么僵硬地朝挂着那幅蒙德里安的展示室走去。没人注意我，因为美术馆大门外有一大堆吵闹混乱的声音，大家都往出口走，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院子里有一些垃圾桶和一片无人打理的花园。我穿过院子，翻过一道通往另一个院子的水泥墙，朝一扇窗子里窥探，然后打开窗再关上。我提着篮子往回走，爬过水泥墙重新进入那幢建筑，拿下那半截牙签，最后回到街上，走了几个街区之后，上了另一辆出租车。
节奏分明的口号声传进我耳中。“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要看艺术品！”
我进入一幢从没来过的建筑物，用一张卡片打开了门厅里上锁的门。我穿过门厅，走到另一扇锁着的门前，这扇门通往后院。门锁不是问题，我用半截牙签插在弹簧扣栓里将它卡住，这样回来的时候麻烦就会更少了。
我朝那幅蒙德里安跨近一步。时间过得奇慢无比，小家伙们还在喊口号，我第一千次看了看表，正在困惑她们究竟还在等什么，此时大乱开始了。
太阳出来了，于是我换上太阳镜，乘出租车到百老汇和约翰街交会口。我给了司机一个在西村的地址。他最近刚从伊朗来，英文讲得结结巴巴的，对曼哈顿的地理概念非常模糊，于是我就帮他指路，结果我们两个都迷路了。但最后我们到了一条熟悉的街上，然后我付了车费，让他离开。
一声巨响传来，像是雷鸣，又像卡车引擎逆火，其实更像国庆日剩下来的红色球形爆竹的声音。然后另一个方向冒出了一大团烟，有人在大喊：“失火了！失火了！赶快逃命！”
出去的时候，我看了看表，在登记簿上写下离开的时间是十二点五十一分。
的确是浓烟滚滚，人们四散奔逃。而我呢？我一把抓下墙上的蒙德里安，跑进男厕所。
“我们走喽。”我说。
然后撞上了一个正从厕所出来的谢顶男人。“失火了！”我对着他叫，“快跑！快逃命吧！”
我们彼此说了一些相当愉快的话。我挂上电话，然后又打了几个，接着翻了几个书桌抽屉，仔细查找档案柜。抽屉和柜子里的东西我都没动。然后我把午餐袋、包装纸、那个熏牛肉火鸡三明治的面包和空咖啡杯都丢进垃圾桶。我打开带来的篮子，几分钟后我把盖子盖上扣好。
“我的天哪！”他说着便跑了。
“我在筹划一个新的影集，《通灵的病理学家伯尼·罗登巴尔》。”
几分钟之后我也跑了。我离开了男厕迅速跑下楼梯，冲出美术馆大门。门外聚集着救火车，到处都有警察，杰瑞德和他的部队挥舞着标语，避开警察、挤到电视记者的手提摄影机前。休利特的警卫人员一直都在严密监视事态的发展，不让人趁乱偷走任何一幅大师的名作。
“水合氯醛，历久不衰的麻醉药酒。你怎么会看一眼一个头被打扁的人，就猜出来有药物？就连在《昆西》[1] 里，他们也都还要做检验、用显微镜来看呢。”
我的头在帽子里冒着汗，眼睛在镜片后面一个劲地眨，然后从这一切旁边走过。
“知道他们找到了速可眠？”
我在第三大道上一家又暗又脏的餐厅里看到了六点钟的新闻，看见杰瑞德·拉斐尔森这个小伙子气愤地力争年轻人有权利接触伟大的公众艺术收藏，然后很快地否认他们跟恐怖分子攻击休利特美术馆，以及彼埃·蒙德里安的名作《色彩构图》的神秘失踪事件有任何关联。
我叹了口气，拨另外一个号码。经过一番转接，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好了，说，”对方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不认为这些孩子直接牵涉在内。”一个警方发言人对着镜头说，“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似乎是某个反应机敏的窃贼利用这个机会把画从画框上割了下来。我们在二楼的洗手间里找到了画框，已经损毁，上面只剩下一些画布的碎片。目前看来，这些孩子必定和那场火有关，尽管他们已经否认。有人扔了一个爆裂物，是那种国庆日用的爆竹，刚好在垃圾筒里爆炸，而筒里刚好又有游客丢进去的几卷底片，于是本来只会发出巨响的东西变成了一场火灾。火灾本身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失。虽然烟雾很浓，让大家受了些惊吓，但除了让窃贼趁乱逃逸之外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
电话咔嚓一声挂断了。
啊，好吧，我想。意外总是会发生的。我密切注意着电视屏幕，寻找有没有那个反应灵敏、趁火打劫的窃贼的踪影，但没有看到。至少那个频道上没有。
“啊，亲爱的。”我说，“我茶不思、饭不想——”
休利特的主管表示对该画的失窃感到困扰。他说那幅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并迟疑地估计该画的价值在二十五万美元左右。播报员提到最近在查理曼大帝发生的那起盗窃杀人案，并说不知媒体对那件窃案的报道是否影响了这个窃贼，使他选择了蒙德里安而非其他的名作。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
馆方主管认为极有可能。“他大可以偷梵·高或透纳，甚至伦勃朗。”他说，“我们馆里有些画的价值可能在那幅蒙德里安的十倍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为是冲动的、临时起意的。他知道蒙德里安很值钱，也听说过翁德东克那幅蒙德里安的行情，于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就迅速果断地采取了行动。”
我拨了那个号码。一个女人接电话。我说：“我是伯尼。你不会相信我有多想你。”
这时切进了广告。在卡尼烧烤酒馆里，一个戴着牛角框眼镜和绅士帽、冲动的、临时起意的人，拿起了他的那杯啤酒，迅速果断地喝了下去。
我另外又打了几个电话和一些人交谈，然后拨了○说：“我是唐纳德·布朗警官，警徽号码二三○九四，请你帮我查一个没有登记的号码。”我把人名告诉她，然后把我打的这部电话的号码念给她听。她不到一分钟就打了回来，我把她给我的号码抄下来。我说：“谢谢。哦，那这部电话的地址是？”于是她把地址给了我。那地址我不用抄。
[1] 《昆西》（Quincy），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三年在美国播放的一部电视系列剧名。
进入办公室，我坐在其中一张有假木头纹路桌面的金属办公桌旁，把纸袋里的午餐拿出来。我打开一个三明治，拿出里面夹的熏牛肉片和火鸡肉片，撕成小块，在桌面上堆成一堆。我把另外一个三明治吃了，喝完咖啡，在曼哈顿的电话簿里查了一个号码，然后开始拨号。是一个女人接的电话，那个声音很熟悉，但我要绝对肯定，于是便问纳撒尼尔在不在。对方说我打错了。
[2] 克里斯托（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1935—），出生于保加利亚的美国艺术家，以其包装物品的概念艺术而闻名。
我打了一个电话，没人接。于是我也加入了在午餐亭前排队的人群，买了两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装在棕色纸袋里。我拎着纸袋，走到梅登巷一幢十层楼办公大楼的大厅。我还戴着那顶帽子和那副牛角框眼镜，手里提着那个先前让杰瑞德十分失望的空宠物提篮。我在进入电梯之前停下来，在进出登记簿上签下唐纳德·布朗这个名字，注明我要去的地方（七○二室）以及到达时间（十二点十八分）。我坐电梯到七楼，然后爬了一层楼梯，先前所写的那些东西除了时间之外都是假的。我找到了我要找的那间办公室。门上的锁比起魔方来实在太缺乏挑战性了。我放下宠物提篮，一只手拿着装午餐的纸袋，另一只手开门。
[3] 布歇（François Boucher，1703—1770），法国画家、版画家和设计师。
我到城中心的金融区时，正值午餐时间。狭窄的街上挤满了人。证券交易员和办公室女郎，还有那些自由企业当中不可或缺的小齿轮，人人拿着细长的香烟从左手换到右手，一个劲地把烟吸进他们那小小的资本主义大脑。穿着三件式西装的中年男人对眼前的景象不断摇头，钻进酒吧里寻求庇护与慰藉。
[4] 弗拉格纳（Jean Honoré Fragonard，1732—1806），法国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