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都在哪里？
史蒂夫看了看附在公派辩护律师上诉理由书后面的证据材料。只有一堆法庭照片。有几张照片上是电视技术人员在安装调试设备。另一些照片上，律师们都面带微笑，这笑容要么是给陪审团的，要么是给摄像头的。一张在审判开始前拍下的照片引起了史蒂夫的注意。所有的陪审员候选人，整整九十个人，都坐在旁听席里，等待着被叫去回答问题。这张照片令他心头一震。
他数出了五个黑人。为什么比例这么低？
史蒂夫飞快地翻阅着上诉文件。梅斯的公派律师辩称，摄像头剥夺了他的委托人享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因为陪审员们会有所顾虑，有更多压力促使他们判定有罪，并且让法庭沦为了剧场。这都是些1980年代的陈词滥调，经常被佛罗里达州的法院否决。
一位黑人被告，谋杀了白人前女友和他们襁褓中的女儿，在这样一桩死刑案件里，被告方律师应该会想要更多的黑人陪审员。
梅斯的第二次审判有电视直播，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当地的公共电视台在播放这场审判的时候请了很多热衷于上电视露脸的律师们来作专业点评。在专门报道法庭审判的电视频道和24小时有线电视盛行之前，这是个相当抢手的活儿，至少在法律界是。
史蒂夫找到了一张最后敲定的陪审团照片。十二个陪审员加上两个候补陪审员里，总共有两个黑人陪审员，还有一个候补。好吧，这似乎解决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平衡了统计数据。
档案记录中有一个奇怪的地方，但似乎无关紧要。有一个被告被审判了两次。他叫威利·梅斯，他的父母无疑希望他成为一个棒球明星3，而非一个毒品贩子兼连环杀手。梅斯是最后一位以自由之身走出所罗门法官法庭的谋杀案被告人，最后一位在卢贝著名的连胜开始之前被无罪释放的人。一年之后，卢贝对他发起了第二次攻击，在一桩新案件中提出上诉——他杀害了前女友和她襁褓中的孩子——梅斯被定罪并判了死刑。史蒂夫研究着此人厚重的犯罪档案，并未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威利·梅斯被逮捕了整整24次，和与他同名的那位棒球明星的号码一致。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一致通过了对他的定罪以及所罗门法官的量刑。
史蒂夫暗想，这真是个巧妙的诡计，从五个黑人陪审员中选出三个放进陪审团里。他又翻回去看陪审员资格审查的抄本。被告方律师汉克·阿多诺维茨是公派律师办公室里的老手。他已经退休很久了，但在当时，阿多诺维茨被认为是由政府出钱提供的律师里最优秀的死刑案辩护律师。
就像博比说的那样，“毫无纰漏”。
史蒂夫继续深入研究记录，把陪审员的名字和照片里的脸按照他们在陪审团席的位置对上号。二号陪审员，一位穿着短袖衬衫系着领带但没穿夹克的黑人，名叫伦纳德·杰克逊。他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份在市里百货商店的稳定工作，还在军队里当过宪兵。
抄本上的文字开始变得模糊。史蒂夫已经在这个满是霉味的法院档案室的角落里与世隔绝两天了。他浏览了上千页庭审记录，里面的字迹就像博比的意式三明治上的奶酪一样融化了开来。这些冰冷的黑色文字并没有表明卢贝输掉的官司和打赢的官司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赫伯特·所罗门的判决也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这位法官看上去对于诉辩双方的异议一碗水端平，他给予陪审团的指示也是严格遵守规范的。至于雷吉·琼斯，几乎没有在记录里出现过，仅仅回答了一些关于证据方面的问题。
没错，他是个黑人，但你也找不到比他更倾向于检方的陪审员了。
“这是桩凶杀案。”粉红卢贝说，“指控是一级谋杀，公诉方要求判处死刑。所以我要问在座诸位一个难题。如果我们能证实每一个合理怀疑，证明被告实施了恶意且蓄意的谋杀，你们是否能做出死刑裁定？”
但如果陪审员有个死于暴力的直系亲属，则另当别论。七号陪审员玛莎·帕特森，一位在迈阿密北部一家餐馆工作的黑人厨师，在一场飞车射击案中失去了还未成年的妹妹。那位候补陪审员沙琳·莫里斯，职业是护理人员，男朋友是警察。
***
除了他们的肤色，这三个人的履历简直能让检方兴奋到梦遗。
“这是桩凶杀案。”沃德尔说，“指控是二级谋杀。如果被定罪了，被告人将面临终身监禁。”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阿多诺维茨会放他们进来？史蒂夫只能想到一个答案。在一片白人的海洋中，公派辩护律师只要看到有黑人就很满意了。
噢，棒极了。就算她只是在开玩笑，她也肯定是一位倾向于被告方的陪审员。事实上，任何具有幽默感的人都很可能倾向于被告方。
此外，第一张照片里还藏着一些别的东西。史蒂夫希望能研究一下卢贝的十七连胜中所有陪审团的种族构成。但是梅斯上诉档案里之所以有这些照片，只是为了支持了镜头会在法庭上制造负面影响这一论点。由于后面的案子没有这方面的争议，所以全都没有照片。而仅仅通过文字记录是无法判断每个陪审员的种族的。
“‘既然叫作游客季，我们为什么不能捕捉游客呢？’”
但是陪审员资格审查的文字记录可能会暴露一些信息。例如，家庭住址。
“上面写了什么，女士？”
迈阿密曾是种族隔离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二十年前，如果你住在自由城、上城区或椰林区的格兰大道，你就很可能是一个黑人。小统计学家博比能够很快地帮史蒂夫算出数字。
“只贴了一张。”帕切科夫人说。
还有一件事需要查验，那就是梅斯第二次审判的录像带。公共电视台从头到尾播出了这次审判。观看过去影像的感觉很诡异，他有机会一窥二十年前的父亲。这种想法让史蒂夫愣了片刻。
如果陪审员倾向于检方，贴纸上一定会骄傲地写着：“我家孩子是海豚小学的三好学生。”如果倾向于被告方，则会贴上：“我家小子能揍翻你家的三好学生。”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保险杠贴纸。又是检察官们的三板斧。
当然，他希望能拿回父亲的律师从业执照。一方面是为了帮老爷子恢复名誉，让人们不再带着讽刺或别有他意地称呼他“法官先生”。
但沃德尔一定没有看过这部剧，因为他放过了这个问题，“帕切科女士，你的车上贴了保险杠贴纸吗？”
另一方面，是为了向父亲证明自己。这不仅仅是儿子想要寻求父亲的认同而已。
维多利亚开始分析这条信息。帕切科女士认同剧中那位保守的共和党人主妇布里吗？如果是，她就必然倾向于检方。但如果她认同那位不忠而放纵的主妇加布里埃尔，那么她会更倾向于被告方。
如果父亲有污点，史蒂夫希望自己不被蒙蔽。
“我睡得早，不看深夜脱口秀。”安吉拉·帕切科说。她暂时被安排在陪审团席的七号位上。她是个四十出头的已婚妇女，在伊斯拉莫拉达村的一家小公司做分时度假公寓销售，“但是我从没错过《绝望主妇》。”
如果他们之间有隔阂，他希望这是一条既深且宽、无法逾越的鸿沟。
今天是筛选陪审团的第二天，维多利亚觉得这位州检察官需要在提高衣着品味的同时把知识储备也一并更新了。
1指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杰·雷诺。
又来这套？雷诺的粉丝们倾向于检方，而莱特曼的粉丝们则倾向于被告方。
2指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大卫·莱特曼。
3美国有一位著名棒球运动员也叫威利·梅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