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太简单了。我从贝克街跟踪你，猜到了你要接的是哪趟车，然后在人群中钻到了你的前面。”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太太今天到呢？你怎么会在霍尔邦高架桥？”
“这只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福尔摩斯，我坚决要求你完全满足我，因为光是看到你坐在这儿就让我脑袋发晕。让我们从特里维廉医生开始吧。我猜你认出了他，说服他帮助你逃跑。”
“我可靠的华生！”
“正是如此。我们以前的当事人在监狱供职真是个幸运的巧合，不过我愿意认为任何医师都会被我的理由说服，尤其是明显有人企图谋杀我的时候。”
“我没有看到。我离开我太太的马车时非常小心，在斯特兰德大道中途下的车。我没有让车完全停下，而且躲到了一辆四轮大马车后面。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车站有两个人跟踪我，那么，他们此时正在肯辛顿纳闷儿我到哪儿去了。”
“你知道？”
“但在霍尔邦高架桥有两个人尾随着你。他们看样子是警察，而且无疑是我们的那位朋友——哈里曼警官的手下。”
福尔摩斯敏锐地看了我一眼。我意识到，如果不想打破我两天前的那个夜晚对那位东道主的保证，我就必须假装什么也不知道。“我从被捕的那一刻起就料到了。我心里清楚，只要让我说话，对我不利的证词就会全部瓦解，所以敌人当然是不会允许的。我等着迎接任何形式的袭击，特别仔细地检查我的食物。与普遍认为的相反，很少有毒药是完全无味的，他们希望能结果我的砒霜当然不是。我在给我的一碗肉汤里发现了它，就在我入狱的第二个晚上……一次特别愚蠢的企图，华生，我倒要感激它，因为它正好提供了我需要的武器。”
“我确定是一个人。”
“哈里曼也参与了吗？”我问，抑制不住语气中的愤怒。
“会有时间的，我亲爱的朋友。”他打断了我，“首先，让我确信没人跟着你来。”
“哈里曼警官要么拿了一大笔钱，要么就属于你我发现的那起阴谋的核心。我怀疑是后者。我当时想到去找霍金斯。典狱长在我看来是个文明的人，他尽力确保我在教养院没有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可是，过早报警也许会促发第二次更致命的袭击。所以，我只是要求见一下狱医。被带到医院后，我惊喜地发现我和医生以前见过，这让我的工作容易了许多。我给他看了保留的肉汤样本。我向他解释了情况，说我被非法逮捕，我的敌人不打算让我活着离开霍洛韦。特里维廉医生大为震惊。他原本就愿意帮助我，因为在布鲁克街事件之后，他仍然感到欠我的情。”
“告诉我——”我说。
“他怎么会在霍洛韦？”
这说话的声音是福尔摩斯！在那一瞬间我才醒悟自己是怎样被骗，他是怎样在我的眼皮底下逃出监狱的。我承认我几乎跌倒在他指着的椅子上，带着一种窝囊的感觉看到了那个我如此熟悉的笑容。此时他正在假发和化装的掩饰下朝我微笑。这就是福尔摩斯易容术的奇妙之处。并不是说他用了许多的戏剧手法或伪装，主要是他有一种绝技，能够化身成他想扮演的任何人物，只要他相信，你就会相信，直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刻。就像凝视遥远的风景中模糊的一点时，一块石头或一棵树可能会变成一个动物。当你走近，看出它的本来面貌后，它就不会再欺骗你了。刚才我走到了里弗斯的身边，但现在明明是跟福尔摩斯坐在一起。
“形势所迫，华生。你应该记得他在那位住院病人死后丢掉了工作。特里维廉是个有才华的人，但是命运从未青睐他。飘荡了几个月后，霍洛韦的职位是他能找到的唯一工作，他不情愿地接受了。我们日后必须帮帮他。”
“陪我坐坐吧，华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是啊，福尔摩斯。但是接着说吧……”
“里弗斯先生！”我叫道。
“他的第一反应是报告典狱长。我告诉他，针对我的这个阴谋太深，敌人的势力太强，虽然重获自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不能冒险再牵扯别人，必须靠其他办法。我们开始讨论有什么办法。特里维廉认为——我也认为——我显然不能靠自己的体力逃出去。也就是说，别想挖地道或是爬墙。在我的牢房和外面的世界之间至少有九道上锁的门，就算有最好的伪装，也别指望能不受怀疑地通过它们。显然，也不能考虑使用武力。我们商量了约有一个小时，我一直担心哈里曼巡官随时会出现，因为他还在继续审问我，为他那空洞虚假的调查装样子。
有一个男人坐在雅座酒吧间里，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令我大吃一惊并有些窘迫的是，我认出他是里弗斯——在霍洛韦监狱给特里维廉医生当助手的那个男人。他没穿制服，但那茫然的表情、凹陷的眼睛和蓬乱的姜黄色头发是不可能认错的。他懒散地坐在桌前，喝着一杯烈性啤酒。
“后来，特里维廉提到了乔纳森·伍德——一个在监狱里住了大半辈子的倒霉鬼，将要在狱中结束他的生命，因为他害了重病，估计活不过那一夜。特里维廉提议，等伍德死后，我可以住进监狱的医院。他会藏起尸体，把我放在棺材里偷运出去。这是他的主意，我稍加思索就否决了。这里面有太多的不切实际，特别是我的迫害者们疑心加重了。他们可能已经在想为什么晚餐下的毒没能结果我，可能已经怀疑我看穿了他们。在这种时候，一具尸体被抬出监狱太显眼，这正是他们料想我会采取的行动。
于是我跟她分别了，不仅把我的性命攥在手中，而且差点儿一不小心丢掉了性命：我溜出来混入车流，险些被斯特兰德大道上的一辆马车撞倒。我想的是，如果福尔摩斯担心被跟踪，那么我也应该小心，所以绝对不能被人看见。我在各种车辆之间躲闪穿行，终于走到了安全的人行道上。我小心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沿着来路往回走，大约三十分钟后来到了那个凄凉落寞的区域。我对那家酒馆记得很清楚。一个破败的地方，在阳光下看起来比在雾霾中好不到哪儿去。我过了街，走进酒馆。
“我在医院的时候注意到了那位勤杂工里弗斯，尤其让我感到幸运的是他的外表：懒散的样子和姜黄色的头发。我立刻看到所有的必要条件都齐了——哈里曼、毒药、死人，我想有可能设计一个方案，来个声东击西。我告诉特里维廉我需要什么，值得大加赞赏的是，他没有怀疑我的判断，而是按我的要求做了。
她叹了口气。“有时我觉得你喜欢福尔摩斯先生超过喜欢我。”她看到我的表情，温柔地拍了拍我的手，“我只是跟你说着玩的。你不用大老远地去肯辛顿，我们就在下个拐角停一下。车夫可以帮我拿行李，我自己回得了家。”我有些犹豫，她严肃地看着我说，“去福尔摩斯先生那儿吧，约翰。他费这么大周折来传递一个消息，一定是有困难，需要你的帮助，就像他以前总是需要你那样。你不能拒绝。”
“伍德在午夜前不久咽气。特里维廉亲自到我的牢房来向我通报情况，然后回家去拿了几样我要的东西。第二天早上，我声称病情加重。特里维廉诊断是严重的食物中毒，让我住进医院，伍德已经在那儿被穿上了寿衣。他的棺材运到时，我就在那儿，甚至帮忙把他抬进去了。但里弗斯不在，他被放了一天假。特里维廉拿出了假发和衣服，让我化装成里弗斯。棺材将近三点钟时被抬走，最后一切都到位了。你应该了解其中的心理学，华生。我们需要哈里曼来替我们办事。首先要宣布我从一间严锁的牢房里不可思议地失踪了；然后，几乎是立刻，我们就告诉他有一口棺材和一具尸体刚刚离开。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怀疑他会马上得出错误的结论。他正是那么做的。他那么确信我就在棺材里，甚至没有再看一眼那个迟钝的勤杂工，尽管此人似乎对刚刚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他急忙去追，实际上给我的出逃提供了方便。是哈里曼命令打开一道道门，是哈里曼破坏了本应把我关在里面的警卫措施。”
“希望没有。”
“对啊，福尔摩斯，”我叫道，“当时我根本没有仔细看你。我的注意力全在棺材上面。”
“你没有危险吧，约翰？”
“我必须说，你的突然出现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个状况。我生怕你会流露出认识特里维廉医生的神情。但你非常优秀，华生。我要说，你和典狱长的在场实际上增加了紧迫感，使哈里曼下定决心要在棺材运走前追上它。”
“亲爱的，我恐怕一回家就又不得不离开你了。”我说。
说这话时，他的眼睛里闪出那样一种光芒，我把它当成一种赞许，虽然我明白自己在这次冒险中实际扮演的角色。福尔摩斯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喜欢观众，我们人数越多，他就演得越自如。“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问，“你是一名逃犯，你的名声被破坏了。你选择越狱这个事实，只会让世人相信你有罪。”
意义太大了。福尔摩斯要我回到我们寻找罗斯时去过的两家酒馆中的一家。它们都叫“钉袋”酒馆，他想到的是哪一家呢？肯定不是第二家，朗伯斯区的那家，因为那是萨莉·迪克森工作过的地方，警方已经知道了。总的来看，第一家，埃吉巷那家更有可能。他当然是担心被人看到的，从他与我联络的方式就可以领会到。他化了装，如果有人看到这次接触，在站台上拘捕了玛丽或我，只会发现一个装着三根木工钉的布袋子，根本看不出传递了什么消息。
“你描绘了一幅凄凉的画面，华生。就我而言，我要说，自上个星期以来，情况已经大大改善了。”
“这袋钉子对你有意义？”
“你住在哪儿？”
“那就对了！”
“我没有告诉过你吗？我在伦敦有多处住所，就是为这种情形准备的。附近就有一处，我可以担保，它比我刚刚离开的住所条件宜人得多。”
“一点儿也不像他呀。”
“然而，福尔摩斯，看起来，你无意中树了许多敌人。”
“我猜想，玛丽，你刚刚可能见到了福尔摩斯。”
“看起来的确如此。我们必须寻思，是什么阴谋把那么多不同的人物联合起来了：霍拉斯·布莱克沃特勋爵，英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的后代；托马斯·阿兰克，威斯敏斯特医院的赞助人；以及哈里曼巡官，拥有在大都市警察局十五年无污点的任职记录。这是我在老贝利法院那不大宜人的环境中向你提出的问题。这三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嗯，首先，他们都是男性。其次，他们都很富有，社会关系优越。当迈克罗夫特哥哥说到丑闻时，这些正是可能因丑闻而声名狼藉的人。后来，我了解到，你又去了温布尔顿。”
“什么呀，亲爱的？”
我想不出福尔摩斯是怎样得知了此事，又是从谁那里得知的，但没时间讲这些细节。我只是点头承认，并跟他简单地叙述了我访问的情况。伊莱扎·卡斯泰尔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这个消息似乎特别令福尔摩斯感到不安。“我们在与一个极度狡猾和残酷的头脑打交道，华生。此案的根子很深，我们必须将它了断，然后才能重访埃德蒙·卡斯泰尔。”
“可是为什么有人要给你一袋钉子呢？”这话刚出口，我就恍然大悟，兴奋地叫了起来，“钉袋！当然！”
“你认为这二者有联系吗？”我问，“我看不出波士顿的事件以及奇兰·奥多纳胡在伦敦的一家私人旅馆被枪击怎么能把我们导向现在卷入的这桩可怕的案件中。”
“我告诉过你。他打招呼叫我的名字，没别的。”
“那只是因为你假设奇兰·奥多纳胡已经死了。”福尔摩斯答道，“嗯，关于这个，我们很快会得到更多新闻。我在霍洛韦的时候，给贝尔法斯特发了一个信息——”
“他没说别的？他有没有要钱？”
“他们让你用电报？”
“不行，亲爱的。我几乎都没看他，因为我正望着你呢。他的头发是栗色的，我想。脸上脏兮兮的，胡子拉碴。这要紧吗？”
“我不需要邮局，罪犯的社会网络更快捷、更便宜，可供任何混到了法律对立面的人使用。我的那座楼里有一个伪造犯叫杰克，是我在操场上认识的，他两天前被释放了。他带走了我的询问。一旦得到回答，你和我就要一起返回温布尔顿。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那人没说别的吗？你能不能描述一下他的样子？”
“是什么把那五个人联系在了一起？答案显而易见，就是‘丝之屋’。”
她拿出一个一直攥在手里的小布袋，刚才在我们见面的欣喜和出站难免的匆忙中，她几乎已经把这个忘记了。现在她把它递给我。袋子沉甸甸的，里面有东西，我起先以为是硬币，因为听见了金属的叮当声。当我打开，把袋里的东西倒在手心时，却发现是三枚坚硬的钉子。
“‘丝之屋’又是什么呢？”
“就是‘早上好，华生夫人’。他非常笨拙，是一个工人，我估计。他把这个东西塞到了我的手里。”
“这我不知道。但我想我能告诉你到哪儿去找它。”
我心中一惊：“他说什么？”
“华生，你让我吃惊。”
“他叫出了我的名字。”
“你不知道吗？”
“在火车上的？看见了。他跟你说话了吗？”
“我知道有一段时间了。不过，我非常有兴趣听到你的结论——以及它是如何得出的。”
是她提到了那个人，就在我们上路之后。“你看到刚才那个男人了吗？”她问。
幸运的是，我正好带着那张广告，就把它打开给我的朋友看，同时讲述了我最近与查尔斯·菲茨西蒙斯牧师的会面。“丝金博士之神奇房屋。”他念道。有一刻，他显得困惑，但随后脸色就明朗起来。“当然。这正是我们一直寻找的东西。我必须再一次祝贺你，华生。我在狱中萎靡不振时，你却做了很多事。”
我不知道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责怪自己没有更仔细地检查玛丽的病情。我当时无暇分心，她又把自己的病说得那么轻松，而且我还在想着那个跟她搭讪的陌生男人。很可能，就算我了解病情，其实也做不了什么。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永远承受这个内疚：我对她的身体不适掉以轻心，没有看出伤寒病的早期症状。这个病魔很快就要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了。
“这是你预料的地址吗？”
玛丽有许多话要对我说，讲述她这次拜访朋友的经过。福莱斯特夫人很高兴看到她，她俩成了最亲密的伙伴，家庭教师和女主人的关系早已成为过去。那个男孩理查德很懂礼貌，举止得体，从病中康复后就成了可爱的小伙伴。他还是特别爱读她写的故事！那个家庭就像她记忆中的那样，舒适而热情。整个拜访都很成功，只是她自己在最后几天有点儿头疼和嗓子疼，旅途中又有所加剧。她看上去有些疲倦，我追问之下，她抱怨说胳膊和双腿的肌肉感觉有点儿沉重。“可是不要对我大惊小怪，约翰。我休息一下，喝一杯茶就会恢复的。我想听你所有的新闻。我读到了关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那桩奇事，究竟是什么情况？”
“寒鸦巷？不完全是。不过，我相信它会提供我们一直寻找的所有答案。现在几点？将近一点钟。我想我们最好在黑夜的掩护下去访问这种地方。四小时后，你能再到这儿来跟我会合吗？”
车站一样拥挤。列车准点运行，站台上满是拿着箱包、提着篮子的人。小伙子们像爱丽丝的白兔子那样亢奋地跑来跑去。玛丽的车已经到站了，车门打开，把更多的人倾倒进这座大都市。我一时找不到她，但后来就看到了。她走下车厢的时候，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不安。有个男子忽然出现，拖着脚步从站台上走过去，好像要和她搭话。我只能从背后看到此人，除了一件不合身的夹克衫和红头发，我无法再看清什么。他似乎还对玛丽说了句话，然后就登上火车，消失不见了。不过，也许我看错了。我走近时，玛丽看到了，露出笑容。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们一起往出口走去，我叫车夫等在那里。
“非常乐意，福尔摩斯。”
现在是十二月的第二个星期，月初的坏天气已经过去，太阳高照。虽然天还是很冷，但一切都闪耀着一种繁荣和欢快的色泽。人行道几乎被熙熙攘攘的行人淹没了：从乡村来的家庭带着瞪大眼睛的孩子，他们的人数本身就可以填满一座小城市；铲冰者和清道夫也出来了；糖果店和杂货店装饰得五彩缤纷，每个橱窗都打出烧鹅俱乐部、烤牛肉俱乐部和布丁俱乐部的广告，空气中弥漫着焦糖和水果馅的香气。当我下了马车走进车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穿行时，我想到是什么使我疏远了眼前的一切，疏远了伦敦每天的乐趣。这或许是我与夏洛克·福尔摩斯交往的不利之处：它把我引到阴暗的地方，真正没人会选择去的地方。
“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建议带上你的手枪，华生。危险很多，我担心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夜晚。”
我的妻子第二天回到了伦敦。她从坎伯威尔发来一封电报，告诉我她要回来。她的火车进站时，我就在霍尔邦高架桥上等她。我必须说，其他任何原因都不会让我离开贝克街。我仍然相信福尔摩斯会设法联系我，生怕他冒着所有危险回到了原来的住所，却发现我不在那儿。可是我也不能设想让玛丽独自穿越这座城市。她最伟大的美德就是她的宽容，忍受着我长期离家去跟夏洛克·福尔摩斯做伴。她一次都没有抱怨过，其实我知道她担心我正置身于危险之中。我现在理应向她解释她离开期间发生的事情，并且遗憾地告诉她，我们还要过一阵才能长久团聚。我也很想她，盼着再次见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