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看见了。他就站在我前面的被告席上。
起诉人：您今天看见那个人了吗？
旁听席上又是一阵骚动。其他的旁听者都跟我一样清楚，这位证人的话是最足以定罪的证据。坐在我身边的雷斯垂德身体变得非常僵硬，嘴唇绷得紧紧的。我由此想到，他对福尔摩斯的那份曾经为他增光添彩的信任，此刻肯定受到了彻底的动摇。那么我呢？我承认心里很矛盾。看起来，我的朋友绝对不可能杀死那个他迫切想要见到的女孩，因为萨利·迪克森很有可能听她弟弟说了些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丝之屋”。而且，我始终没弄清楚她在铜门广场做什么。难道在汉德森拜访我们之前，她就被抓起来囚禁了？难道汉德森早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是故意把我们引入圈套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唯一符合逻辑的结论。然而另一方面，我想起福尔摩斯跟我说过许多遍的话，他说：剔除了所有的不可能之后，剩下来的肯定就是真相，不管多么令人难以置信。我倒是可以不去理睬以赛亚·克里尔的证词，他这样的人肯定容易接受贿赂，别人要他说什么他就会说什么。然而，一位著名的格拉斯哥医生、一位苏格兰场的资深警官以及一位英国贵族——布莱克沃特伯爵的儿子，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共同编造一个故事，陷害一个他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人。这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甚至提出来都显得非常荒唐。我面前摆着两种选择：要么他们四个都在说谎；要么，福尔摩斯在鸦片的作用下，真的犯下了可怕的罪行。
证人：起初不知道，天很黑，我完全惊呆了，而且担心我的生命受到威胁。我想，这个人竟然伤害这样一个可怜的手无寸铁的小姑娘，肯定是个到处乱跑的疯子。接着，我分辨出一个人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手里拿着一支仍在冒烟的枪。就在我注视的当儿，他呻吟一声，扑通跪地，接着便神志不清地瘫倒在地上。
法官则不需要这样深思熟虑。听完证词后，他让人拿来庭审记录，记下了福尔摩斯的名字、住址和年龄，以及起诉的罪名，此外还加上了起诉人和证人的姓名、住址，并将从犯人的身上发现的财务一一登记在册（包括一副夹鼻眼睛、一截绳子、一枚刻有卡塞尔·菲尔斯坦公爵饰章的图章戒指、包在从《伦敦谷物杂志》上撕下来的一张纸里的两个烟头、一根化学吸管、几枚希腊硬币和一颗小绿宝石。直到今天，我都在纳闷儿当局从这些东西里究竟看出了些什么）。福尔摩斯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一句话也没说。法官告诉他，他将继续被拘押，等候验尸官法庭在周末过后开庭。在那之后就要进行审判。到这里，庭审就算结束了。法官急于审理下一个案子，还有好几个案子要审，天色已经开始黯淡了。我注视着福尔摩斯被带走。
起诉人：您知道是谁开枪的吗？
“跟我来，华生！”雷斯垂德说，“快走。我们没有多少时间。”
证人：我看见了整个事件。我看见一个女孩，她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穿得非常单薄，最多也就十四五岁。我一想起她那个时候在大街上可能在做什么，就感到不寒而栗，大家都知道那个地区各种罪恶猖獗。我刚注意到她时，她举着双手，看上去非常惊恐。她只说出了一句话：“求求您……”接着便是两声枪声。她倒在地上。我立刻知道她死了。
我跟着他走出主法庭，下楼来到地下室。这里没有丝毫舒适可言，就连油漆也难看而破损，大概是专门为犯人，为告别了上面那个大千世界的男人和女人设计的。雷斯垂德以前当然来过这里。他领我迅速地穿过一道走廊，走进一个贴着白瓷砖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只有一扇窗户，墙边放着一圈长凳。长凳用许多木板隔开，坐在上面的人便被孤立起来，不能跟左右两边的人说话。我立刻知道这是犯人等候室。也许福尔摩斯在庭审前就被关在这里。
起诉人：您看见了什么？
我们刚进来，门口就有了动静。福尔摩斯在一位身着制服的警察的押送下出现了。我立刻冲到他面前，差点儿就要拥抱他，但我知道他会认为这只是在已经很多的侮辱上再添加一份。即便如此，我跟他说话时，声音还是哽咽了。“福尔摩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被不公正地逮捕，受到这样的虐待……实在是超越了任何想象。”
证人：我去看望我的一位病人。他是个善良、勤劳的男人，家庭贫困。他出院后，我很担心他的健康。我很晚才去看他，因为先参加了皇家内科医生协会的晚宴。我十一点钟离开病人家，打算走一段路回家——我的住处在霍尔本。可是我在雾中迷了路，于是偶然走进了广场。
“这真是太有意思了。”他回答，“您好，雷斯垂德。事情出现了奇怪的转折，是不是？您是怎么看的？”
起诉人：好的，法官大人。阿克兰医生，您能否告诉我们，昨天深夜您怎么碰巧去了米尔沃德街和铜门广场附近呢？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想，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低声说。
法官：爱德华兹先生，如果您不介意，我认为应该切合主题。
“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看来我们的朋友汉德森花言巧语地骗了我们，是不是，华生？不过，别忘记了，其实我多少料到了这点，而且他对我们还是有帮助的。以前，我只是怀疑我们误打误撞地触动了一个阴谋，它比一桩旅馆谋杀案不知道险恶多少倍。现在我对此确信不疑了。”
起诉人：我相信您本人也对医院的维护和扩建给予了慷慨的资助。
“可是，如果你陷入囹圄，身败名裂，那么知道这些事情的真相又有什么用呢？”我问。
证人：是的。
“我认为我的名声不会受到影响。”福尔摩斯说，“如果他们处我死刑，华生，就由你来说服那些读者，让他们相信整个事情都是一场误会。”
起诉人：威斯敏斯顿医院是为穷人开办的，资金来自公众捐款，是这样吗？
“您可以对这一切轻描淡写，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低声吼道，“可是我要提醒您，我们的时间很有限。对您不利的证据似乎是无可争辩的。”
证人：我生于格拉斯哥，在那里的大学学医。我于一八六七年获得医学学位，在爱丁堡的皇家医药学校担任讲师，后在爱丁堡皇家病童医院担任临床外科学的教授。五年前妻子死后，我迁至伦敦，应邀在威斯敏斯顿医院担任董事至今。
“华生，你对这些证据是怎么看的？”
起诉人：阿克兰医生，您能否跟我们说说您的职业生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福尔摩斯。那些人看上去彼此并不相识。他们来自全国不同的地方，对发生的事情的看法却完全一致。”
证人：是的，但目前住在伦敦。
“不过，你们肯定更愿意相信我，而不是我们的那位朋友——以赛亚·克里尔，是不是？”
起诉人：您来自苏格兰。
“当然。”
证人：托马斯·阿克兰。
“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对哈里曼巡官说的才是真相。我走进鸦片馆，克里尔向我走来，像招呼一个新顾客那样招呼我——也就是说，既热情又谨慎。有四个男人躺在床铺上，半昏半醒，或假装如此，其中一个是霍拉斯·布莱克沃特勋爵。当然啦，我当时并不认识他。我假装来花四个便士买货，克里尔一定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交钱，我不想引起他的怀疑，就按他的要求去做。我刚进门，就有两个人朝我扑来，抓住我的脖子，反剪我的双臂。其中一个我们认识，华生，正是汉德森！另一个人的头皮剃得光光的，肩膀和胳膊像摔跤手一样结实，力气也跟摔跤手不相上下。我动弹不得。‘你太不明智了，福尔摩斯先生，竟然敢来干涉跟你无关的事情，而且竟然相信你能和比你强大得多的人较量。’汉德森说，或大意如此。与此同时，克里尔端着一个小玻璃杯走近我，杯里是一种气味难闻的液体。某种麻醉剂。我无力反抗，只能任由他们把它灌进我的嘴里。他们有三个人，我只有一个。我没法儿拿到我的手枪。药效几乎立刻就发作了。房间开始旋转，我的双腿一下子变得瘫软无力。他们松开手，我瘫倒在地。”
起诉人：请把您的姓名告诉法庭。
“这帮魔鬼！”我愤怒地喊道。
最后一位证人是托马斯·阿克兰医生。在夜晚的黑暗和混乱中，我没有仔细看过他。此刻他站在面前，我吃惊地发现他是一个毫无魅力的男人。一头鲜红色的鬈发（他肯定能在红发会谋得一席之地）乱糟糟地从长长的头颅上披散下来，深色的雀斑使他的皮肤看上去近乎病态。他刚开始长出胡须，脖子长得近乎离奇，一双蓝眼睛水汪汪的。也许我对他的外貌的描述有些夸张，因为他开口说话时，我对他产生了深刻的缺乏理性的憎恨。他的话似乎给我朋友的罪状下了最后的断语。我之后核查了官方笔录，因此能够一字不差地在此呈现当时的提问和他的回答，以免我的一己之见影响叙事的真实性。
“后来呢？”雷斯垂德问。
我几乎以为他要鞠一个躬，但他没有，只是恭敬地朝法官点了点头，便坐了下来。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醒过来的时候就看见华生在我身边，那种毒品的药效肯定特别强。”
“我想再补充一点，福尔摩斯先生现在一口咬定他置身于一个阴谋之中，这个阴谋包括我、珀金斯先生、以赛亚·克里尔、霍拉斯·布莱克沃特伯爵，以及，很有可能包括您，法官大人。我可以把这看作他的妄想，但实际上比这更加糟糕。他蓄意试图摆脱他昨晚的迷幻状态造成的后果。福尔摩斯先生真是不幸，我们还有第二个证人正巧目睹了谋杀过程。我相信，他的证词会使诉讼程序告一段落。就我来说，只想补充一句，我在伦敦警察局干了十五年，还从没碰到过证据这样充分、犯罪这样明显的案子。”
“您说得很好，福尔摩斯先生。可是，对于我们听到的阿克兰医生、霍拉斯·布莱克沃特勋爵以及我的同事哈里曼的证词，您又作何解释呢？”
“到了今天早晨，在经过八小时的睡眠，洗了一个冷水澡后，他才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对我说，他光顾克里尔鸦片馆不是为了满足他那令人厌憎的欲望，而是在调查一个案子，案件的具体情况他却不肯透露给我。他说有一个男人——他只知道名叫汉德森——打发他到莱姆豪斯去追查某个线索，没想到这个情报是一个陷阱。他说自己刚走进鸦片馆，就被制服了，被迫服下一些麻醉剂。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一个人光顾鸦片馆，却又抱怨被人下毒，似乎有些奇怪。克里尔先生一辈子都在把毒品卖给想要买的人，这次居然决定免费奉送，这也是说不通的。我们知道，这都是一堆谎言。刚才我已经听到一位值得尊敬的证人看见福尔摩斯先生抽了一支，又提出再抽一支。福尔摩斯先生还声称他认识被害的女孩，她也是这场神秘调查的一部分。我倒愿意相信他的这部分证词。他很可能以前见过那个女孩，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把她当成了某个想象中的特大罪犯。他杀害她没有别的动机。
“他们都是串通好了的。”
“毫无疑问，是福尔摩斯先生杀害了萨利·迪克森。事实上，就连其传记作者的想象力也无法在读者的脑海里激起丝毫的怀疑。在犯罪现场，我注意到他手里的枪还是热的，衣袖上沾着黑色的硝烟，大衣上有几滴小小的血迹，只有站在离女孩很近的地方开枪才会溅上。福尔摩斯先生处于半昏迷状态，还没有完全从鸦片的迷睡中苏醒，几乎没有意识到他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说‘几乎没有意识到’，绝不是说他完全无辜。他知道自己有罪，法官大人。他没有替自己辩护。当我警告并逮捕他时，他并没有试图让我相信情况不是我刚才描述的那样。
“可是为什么呢？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百姓。”
“我向法庭汇报一下我昨晚的行动。”他这么说道，“不远处的白马街上有人闯入一家银行行窃，我接到情报赶了过去。正准备离开时，我听见了枪声和警官的口哨声，便往南一拐，看是否能够帮得上忙。我赶到时，珀金斯警官指挥全局，处理得井井有条。我认为珀金斯警官应该获得晋升。是他告诉了我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男人的身份。你们已经听说了，他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拥有一定的名望。我相信，他的许多崇拜者都会感到非常失望。他的真实本性、他对毒品及其凶残作用的上瘾，实在是离我们大家欣赏的虚构作品相差甚远。
“确实不是。如果他们是普通百姓，我倒更倾向于相信他们。你们不觉得奇怪吗，三个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竟然在同一时间从黑暗中冒了出来？”
珀金斯之后是哈里曼巡官，那一头白发使人立刻就能认出他来。他说的每句话都经过斟酌，为了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语音语调毫不含糊，使人想象他曾为这番讲话而排演了好几个小时，也许事实真是这样。他甚至没有掩饰语气里的轻蔑。把我的朋友投入大牢，甚至处以死刑，似乎是他的人生的唯一使命。
“可他们的证言是讲得通的。他们在法庭上没有说过一句值得怀疑的话。”
“我听了以后不敢相信。”他说，“我读过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一些事迹，没想到他竟然卷进这样的事情里……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是吗？我不敢苟同。雷斯垂德，我就听出了好多破绽。就从那位善良的阿克兰医生开始吧。他说当时天很黑，看不见是谁开的枪，又振振有词地说能看见枪在冒烟，您不觉得这很令人惊讶吗？这位阿克兰医生，他的视觉肯定非同寻常。还有那个哈里曼。您会发现，有必要去核实一下白马路上是不是真的有人抢劫银行。我觉得这未免过于凑巧了。”
他还算幸运，这里是治安法庭，没有记者在场。对福尔摩斯来说也是这样——这点我无须说明。霍拉斯勋爵走下来时，我听见旁听席上有窃窃私语，并注意到他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热闹。这种爆炸性的消息对他们来说无异于面包和黄油。法官跟穿黑袍子的传达员交换了几句话，这时斯坦利·珀金斯站上了证人席，就是那天夜里我遇到的那位警官。珀金斯笔直地站在那里，头盔放在身体一侧用手托着，像伦敦塔的幽灵托着自己的脑袋。他说的话最少，大部分情况已经有人替他说过了。克里尔派去的那个男孩找到他，叫他到米尔沃德街拐角的那座房子去。他走到半路，突然听见两声枪响，便冲到铜门广场，发现一个人神志不清地躺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枪，还有一个女孩倒在血泊中。人群慢慢聚集，他控制现场，并立刻看出那个女孩已经无力回天。他还描述了我怎样赶到，认出了那个昏迷的男人是夏洛克·福尔摩斯。
“为什么？”
我跟别人一样感到意外。英国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的后裔竟然光顾蓝门场一家卑劣龌龊的吸毒馆，这真是不同寻常，甚至令人感到惊愕。与此同时，可以想象他的证词会给我朋友的案子增加多少分量。这不是某个道德败坏的水手或江湖骗子在说自己的一面之词，这是一个只要承认到过克里尔鸦片馆就有可能自毁前程的人。
“如果我要抢劫银行，会等到午夜过后，街上行人稀少的时候。而且我会选择梅费尔、肯辛顿或贝尔格莱维亚——这些地方的居民会在银行存入足够的钱，值得去抢。”
“是的。”年轻人回答，“布莱克沃特伯爵正是家父。”
“那么珀金斯呢？”
法官盯着他：“先生，我是否可以认为，您是哈勒姆郡布莱克沃特家族的成员？”
“珀金斯警官是唯一诚实的证人。华生，不知道我能不能麻烦你……”
当法官询问他的姓名以便记录时，这个年轻人在法庭上引起了一阵骚动。“霍拉斯·布莱克沃特勋爵。”
可是，没等福尔摩斯把话说完，哈里曼就出现在门口，满面怒容。“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他质问道，“犯人为什么不去牢房？先生，您是谁？”
这个故事在各方面都得到了第二个证人，也就是我已经注意到的那个红脸膛的男人的证实。他神情慵懒，举止过分考究，带有十足的贵族气派，皱着鼻子，看似厌恶地嗅吸着这里过于平凡的空气。他没有提供什么新的内容，几乎逐字地重复了克里尔刚才说过的话。他说，他躺在房间另一边的一张床铺上，虽然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但可以发誓他十分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鸦片对于我来说，只是一种偶尔的放纵。”他最后说道，“它让我有几个小时可以摆脱生活中的烦恼和责任。我觉得这没什么可羞愧的。我知道，许多人都因为这样的理由，在家里偷偷服用鸦片酊。对于我来说，这跟抽烟、喝酒没什么两样。重要的是，”他语气尖锐地补充道，“我能够自我控制。”
“我是雷斯垂德调查官。”
“我担心我的生命安全，”他对法庭说，“只想让他赶紧离开店铺。现在我才知道我错了，应该让他留在里面，等珀金斯警官来了再说。他刚走到大街上，就失去了理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从没见过这种事情，法官大人，这太罕见、太离奇了，但这是毒品的副作用。我毫不怀疑福尔摩斯先生用枪射杀那个可怜的女孩时，相信自己面对的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恶魔。我如果知道他带着武器，根本不会把东西卖给他，上天做证！”
“雷斯垂德！我知道您。这是我的案子，您为什么要干涉？”
没错，就在十一点刚过，被告进了他的鸦片馆——一家私营的合法店铺。尊敬的法官大人，先生们可以在那里安全而舒服地沉溺于自己的癖好。他没有怎么说话，要了一份麻醉品，付了钱，立刻吸服。半小时后，他提出再来一剂。克里尔先生曾担心福尔摩斯先生——他后来才知道福尔摩斯的名字，他向法庭保证，当时福尔摩斯先生于他完全是个陌生人。他担心福尔摩斯先生已经变得亢奋和躁动。克里尔先生指出连吸两份恐怕不太明智，但是那位先生激烈反对。为了避免冲突，维持鸦片馆著名的安宁祥和，他就又收了一份钱，提供了药品。福尔摩斯先生吸了第二支烟，精神变得十分错乱。克里尔见势不妙，担心会破坏和平的环境，就派一个男孩出去找警察，自己试着跟福尔摩斯先生讲道理，让他平静下来，但是没有效果。福尔摩斯先生眼神疯狂，失去控制，一口咬定房间里有敌人，他被人追赶，生命受到威胁。他掏出一把左轮手枪。到了这个时候，克里尔先生就坚持让他离开。
“我对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很熟悉——”
克里尔走到证人席上，这些诉讼程序不需要宣誓。我只能看见他的后脑勺，白生生的，没有头发，跟脖子交融在一起，看不清楚脑袋在哪儿结束，脖子从哪儿开始。在起诉人的催促下，他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许多人都对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很熟悉，难道要把他们都邀请过来吗？”哈里曼转向那个把福尔摩斯从法庭带过来的警察。那个警察一直站在房间里，此刻显得越来越不安。“警官！我要记下你的名字和号码，在适当的时候找你算账。现在你先把福尔摩斯先生押送到后院，那里有一辆警车正等着把他送到他的下一个居住地。”
“被告是一位著名侦探。”他开口说道，“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因一系列破案而小有名气，那些故事虽然花哨和耸人听闻，但至少还有一部分事实基础。”我勃然大怒，如果不是雷斯垂德伸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胳膊，我可能就跟他当场对峙了。“也就是说，我不否认苏格兰场有一两位能力较差的警官，因为福尔摩斯先生有时给他们的调查提供一些有效的线索和见识，他们对他怀有感激之情。”听到这里，雷斯垂德皱起了眉头。“但是，哪怕是最优秀的人，也有其魔鬼的一面。在福尔摩斯先生的这个案子里，是鸦片把他从法律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最卑劣的罪犯。他于昨夜十一点钟之后进入了莱姆豪斯一家名为克里尔的鸦片馆，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的第一位证人就是该鸦片馆的主人——以赛亚·克里尔。”
“是哪儿呢？”雷斯垂德问。
一位出庭律师走上法庭，这是个胖乎乎的小个子男人，厚厚的嘴唇，厚厚的眼睑，我很快就看出他扮演的角色是起诉人。不过，看他提起诉讼时的样子，马戏团导演的身份可能更适合他，他简直把法庭当成了一个马戏团。
“他将被关在霍洛韦教养院。”
接着，福尔摩斯被带了进来，仍然穿着被捕时的衣服，看上去完全不像他本人。如果不是知道内情，我可能会认为他是故意伪装了来迷惑我，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那样。他显然没有睡觉，并经受了长时间的审问，我努力不去想象他们对他施加的各种各样的普通罪犯非常熟悉的侮辱。福尔摩斯即使是在状况良好的时候，面容也很憔悴，现在更是瘦削枯槁。可是，他被领进被告席时转过脸望向我，我看见了他眼睛里的亮光，知道战斗并没有结束。这点亮光还提醒我，当命运似乎与福尔摩斯作对时，他从来都是不屈不挠。我身边的雷斯垂德直起身子，压低声音嘟囔了一句什么。他为福尔摩斯所受的待遇而感到震惊和愤怒，显露出他性格中我以前从没见过的一面。
听了这话，我脸都白了。所有的伦敦人都知道那座阴森恐怖的城堡的条件有多么恶劣。“福尔摩斯！”我说，“我会去看望你——”
一切不紧不慢地进行着，突然，雷斯垂德捅了捅我，我这才意识到法庭的气氛变得凝重起来。又有一些穿制服的警察和职员走进来坐下。法庭的传达员，一位身着黑袍、活像猫头鹰一样的矮胖男人走到法官跟前，压低声音对他说话。两个我认识的人走进来，在一条板凳上坐下，彼此相隔几尺。一个是阿克兰医生，还有一个是红脸膛的男人，可能也是克里尔鸦片馆外人群中的一员，但当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在他们身后坐着克里尔本人（雷斯垂德把他指给我看）。克里尔搓着双手，似乎想把手上的汗擦干。我顿时明白了，他们是作为证人出现的。
“抱歉，我不同意您的说法。在我完成调查之前，福尔摩斯先生不能接受探视。”
法庭是一个方形的房间，没有窗户，板凳和栅栏都是木头的，远端的墙壁上装饰着皇家兵器。法官就坐在那里，一个年迈而刻板的男人，举止风度也有几分木头的特性。他面前有一个用栏杆围起的高台，罪犯们被一个接一个地带到这里。庭审程序迅速而千篇一律，因此，至少对旁听者来说，简直显得有点儿单调。我和雷斯垂德来得很早，跟另外几位旁听者一起在旁听席上就座，目睹一个造假者、一个盗窃犯和一个诈骗犯都被还押候审。不过法官也是有同情心的。一个学徒被控酗酒和有暴力行为——这是他的十八岁生日——法官判他当庭释放，把他的具体恶行记录在“驳回起诉记录簿”里。还有两个孩子，最多也就八九岁，因乞讨而被带上法庭。法官把他们交送给治安法庭救济机构，并建议由流浪者协会、巴纳德博士[21]孤儿院或伦敦儿童教养协会负责照料他们。听到最后这个名字，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正是这个机构负责创办了我和福尔摩斯拜访过的乔利·格兰杰男生学校。
我和雷斯垂德无计可施。福尔摩斯没有挣扎，他听任那个警察扶他站起来，领着他离开了房间。哈里曼跟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
然而，当我回忆起十二月那个寒冷刺骨的日子，福尔摩斯要亲自面对他经常调动的警察机关时，我认为也许我对那些罪犯的态度是不公正的。即便是像柯弗顿·司密斯这样残酷或像约纳斯·奥德克这样狡猾的罪犯也不例外。我写的是如今被称作侦探故事的东西，碰巧我身边的侦探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侦探的身份实际上是由他对付的那些男人或女人来决定的，而我却十分草率地把那些人丢在一边。当我走进治安法庭时，他们全都横冲直撞地挤进我的脑海，我似乎能听见他们朝我大声喊道：“欢迎。你现在是我们中的一员了！”
他说得一点儿不错。我们频频开始的工作总是在这里结束，这里是通向老贝利[20]甚至断头台的第一步。如今，在我写作生涯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回想起来便感到十分奇怪：我叙述的每个故事都以揭露或逮捕某个罪犯而告终，过了这点以后，我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他们的命运不会再牵动读者的兴趣，也就对他们不再理睬。似乎他们的存在价值只是他们干的坏事，罪案一经侦破，他们就不再是有着跳动的心脏和破碎的精神的人类。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他们穿过这道转门，走在这阴森森的过道里时的恐惧和痛苦，是否有谁流下悔恨的泪水，或祈祷上帝的救赎？是否有谁一直抗争到最后？我不关心。这不是我的写作内容。
我之前从未出席过治安法庭的开庭审理，然而，当我在雷斯垂德的陪同下走向弓街那座简朴而结实的大楼时，却有一种奇怪的亲切感。似乎我受到了传唤，不可避免地要到这里来。雷斯垂德肯定看到了我脸上的神情，露出忧郁的笑容。“我想，您大概没有料到自己会到这样一个地方来吧，华生医生？”我说他准确无误地道出了我脑海里的想法，“是啊，您应该想到，有多少人是因为你们而上这儿来的——当然啦，我指的是您和福尔摩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