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得对。”我开了口，“我们可能无法证实她的身份，但依然需要冒这个险。”
“抱歉。”图森特说道。
“如果我们自己的记录不够用，就只能使用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了。”杜普雷说。
“喂，你就这么喜欢打击我们吗？”杜普雷有些生气。
“船到桥头自然直。”我说，“先秘密调查一段时间，能做到吗？”
“但我们不一定能证实她的身份。”图森特有些悲伤地说。
杜普雷挪了挪脚，抽完了烟。他靠在打开的车窗边，把烟蒂丢进了烟灰缸。
我决定支持他的看法，让他的信念更加坚定：“我建议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那个家伙也会被惊动，他会再次切断我们的线索。如果你必须要说些什么，就糊弄过去吧。不要提到油桶，把地点讲得模糊一些，还可以说你觉得这个发现与其他调查没有关联。在女孩的身份被证实之前，最好什么都不要说。”
“最多二十四小时。”他说，“如果再久，我们就会被指控为能力不足或故意妨碍调查。我不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有什么进展。不过……”他先是看了图森特一眼，又看着我，“或许根本到不了这一步。”
“不会太久。我们需要通知联邦调查局，媒体很快也会知情。”他摊开双手，显得很无助，“就算你建议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联邦调查局……”从他的脸上，我看出他已经有了这样的打算。正因如此，验尸官才会在尸体刚被发现几小时后就来检验。正因如此，现场的警察才这么少。他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案件的细节。
“你想对我说什么吗？”我问，“还是需要我猜？”
“这些细节我们可以保密多久？”我问杜普雷。
回答的是图森特。
油桶中传来了摩擦声，是女孩的骨头碰到了金属内壁。他们将女孩赤裸、褪色的尸体从桶中取了出来，并用戴手套的手扶着。
“联邦调查局认为他们找到了拜伦，上午就打算去找他。”
杜普雷差点儿笑出声来：“联邦调查局总是这样。我对那个拜伦的了解就像对诗人拜伦的了解一样少。”
“如果是这样，我们这边的王牌在他们那里只能算是备用牌。”杜普雷说。
“重要的是，”我接着说道，“联邦调查局对此有所隐瞒。你觉得伍里奇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吗？”
但我没有听他们讲话。联邦调查局去找拜伦了，而我不能去。如果我也去，路易斯安那州执法部门的许多人员便会把我送上回纽约的飞机，或者把我关进监狱。
杜普雷和图森特互相看了一眼。“我们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杜普雷说，“参与这件事的人太多了，不可能完全保持沉默。”
施工队的人员是最有可能泄露机密的。我们把他们叫到一边，请他们喝咖啡，然后杜普雷和我尽量向他们表现出诚意。我们告诉那些人，如果他们不能在一天之内保守秘密，那个杀死了女孩的凶手便有可能逃脱，以后还会继续杀人。我们的说法有一定的准确性。既然无法参与对拜伦的追捕，我们只能尽可能地继续调查。
“目前为止，我们的一切行为都被那个家伙追踪、预测到了。”我开口道，“阿吉拉德一家知道了什么，于是他们死了。雷马尔看见了什么，于是他被杀了。莫菲想要帮助我，现在他也死了。那个家伙让我们失去了别的选择，只能遵循他设置的模式。现在，有人向报纸泄露了案件调查的细节。或许他也把消息泄露给了那个家伙，可能是无意的，也可能是故意的。”
施工队的人员都是当地人，他们工作很努力，大多数都结婚了，也有自己的孩子。在得到我们的允许之前，他们保证什么都不会说。虽然嘴上这么讲，但我知道有些人一回到家，就会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太太或女友，于是消息便会传出去。我的第一位警司曾说过，那些说自己与妻子无话不谈的男人不是在说谎，就是脑子有问题。然而不幸的是，他离婚了。
我看见女孩的脚和腿从油桶里伸出来，奇特的黄色蜡质膜像茧一般覆在她身上。她就这样躺在路易斯安那州西部的一条河流中，这里到处都是垃圾、污水，还有许多老鼠出没。验尸官和他的手下拿着裹尸袋和担架走了过来。他们在地面铺了一层塑料，小心地将油桶移到上面，其中一个人戴着手套，用手扶着女孩的腿。然后，验尸官将手缓慢而轻柔地伸进油桶，准备将尸体取出来。
电话打过来时，杜普雷在办公室里，他挑选了几个最信任的副手和警探参与调查。算上图森特、雷切尔和我，还有验尸官的团队和施工队人员，或许有二十个人知道发现尸体的事情。对保守秘密而言，这个人数已经太多了，但没有办法。
他又吸了一口烟。“我感觉你就像是粘在头发上的口香糖。”他接着说，“我们越是想甩掉你，你就陷得越深，或许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把你留下来非常冒险，但莫菲和我说过你对那个家伙的印象，你认为他正在观察我们、操控我们。你能说说为什么这样想吗？当然，你也可以在莫圣特机场的椅子上睡一晚。”
经过最初的检验和拍照后，他们会将尸体运往拉斐特郊外的一家私人诊所，验尸官有时会在那里工作。他答应立刻开始验尸。杜普雷准备了一份声明，声称在距离真实地点5英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年龄不明、死因不明的女尸。他写好了日期和时间，将声明压在桌子上的一堆文件下面。
“但他信任你，图森特好像也很信任你。他觉得或许你能将这一切联系起来。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就不能让你坐飞机回纽约，否则谜团就无法解开了。你的联邦探员朋友伍里奇好像也是这样想的，但是还有更多人想要把你送走。”
我们到达停尸房时，尸体已经经过了X光照射和测量。运送尸体的拖车被推到了角落里。解剖台下方有一个圆形的水缸，既能把水输送到解剖台上，又能收集从解剖台表面的孔中流下的液体。金属架子上挂着给器官称重的天平，旁边还有一个小的局部解剖台，它被放置在底座上，准备投入使用。
“莫菲和他妻子死去时，我的本能反应是把你叫出来，揍个半死。”他说，“莫菲是个好人，也是个好警察，无论他做过什么事。他还是我的朋友。
除了验尸官和他的助手，参与验尸的只有三个人，分别是杜普雷、图森特和我。尸体的气味很浓烈，并没有完全被防腐剂冲淡。深色的头发从头骨上垂下来，剩余的皮肤都已经萎缩、破损。女孩的整个身体几乎都覆盖着一层黄白色的物质。
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发现女孩的尸体似乎是某种幸运。而我还记得那个梦，许多身影从卧室的墙壁中钻出来，告诉我，旅人编织的陷阱中有一条线忽然松动了。
杜普雷提出了这个问题：“医生，请问尸体表面的物质是什么？”
“每个人都有幸运的时候。”杜普雷说。他仔细地打量着我：“我感觉或许我们的幸运就在这里。”
验尸官名叫埃米尔·哈克斯特，大概六十岁出头，身材高大而健壮，面色红润。他戴着手套，在回答之前先用手指摸了摸那种物质。
他把头微微歪向一边，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话，却又担心错过了什么，所以打算认真地思考一番。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这是一个高档品牌，但他吸烟的方式却像是纽约码头上的工人。他把烟蒂夹在拇指和食指、中指之间，用手掌挡住了烟灰。这种拿烟的方式一般是小时候学会的，那时抽烟是一种隐秘的乐趣，一旦被抓到，就会被老爸狠狠地朝着后脑勺揍上几拳。
“尸体形成了尸蜡。”他说，“这种现象很罕见，我只在两三个案子中见过。或许是河道里的淤泥和水导致了尸蜡的形成。”
“她犯了一个错误。”我说，“到了最后，这些人总会犯错误。所以我们只需要利用机会，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
他眯起眼睛，凑近尸体：“她体内的脂肪在水中分解、凝固，就形成了尸蜡。她已经在水中待了一段时间。身体周围形成尸蜡至少需要六个月，脸上不用那么久。我刚刚戳了一下，感觉她在水中待了不到七个月，一定不会超过七个月。”
“他们告诉我，是你找到了纽约的那个连环杀手，那个姓莫迪恩的女人。”杜普雷终于开了口，“而且是在三十年后，这不容易。”
哈克斯特拿起固定在绿色手术服上的小麦克风，详细地介绍了验尸结果。他说，女孩十八岁，没有被绳子捆绑的痕迹。她的脖子上有一条明显的刀口，深深地划破了颈动脉，或许这就是死因。她的颅骨有痕迹，表明脸曾受到严重的伤害，眼窝上有同样的痕迹。
杜普雷用金色的朗森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他抽吉坦尼斯，我还没见过别的警察抽这种烟。烟雾浓烈而刺鼻，被风直接吹到了我脸上。杜普雷向我道歉，然后转过身，用身体遮挡了一部分烟雾。这种善解人意的行为让我又一次思考为什么此时我没有坐在莫圣特机场。
验尸快要结束时，杜普雷离开了。过了几分钟，他和雷切尔一起回到了这里。雷切尔在拉斐特的一家汽车旅馆办理了入住，把我们两个的行李存放在那里，然后回来了。最初看到尸体时，她有些畏缩，随后便沉默地站在我身边，牵着我的手。
工程队挖出的淤泥散发着腐烂而刺鼻的味道，甚至比女孩的尸体气味更加浓烈。鸟儿在周围徘徊，寻找死鱼或濒死的鱼。其中一位工程队人员用嘴衔着香烟，弯下腰去捡石头，并将它丢向一只在土里钻来钻去的大灰老鼠。石头砸中了泥土，发出“砰”的一声，就像一块肉掉在了屠夫的砧板上。老鼠飞快地溜走了。它的身边还有一些灰色的东西在移动。这里生活着许多鼠类动物，它们受到工程队人员的惊扰，纷纷从洞里爬了出来，互相撞来撞去，尾巴在泥地上留下蜿蜒的线条。其余的工程队人员也都开始擦着地面扔石头，大部分都扔得很准。
验尸完成后，哈克斯特摘下了手套，开始清洗双手。杜普雷从案件信封中取出X光照片，一张接一张地举到灯光下。“这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不必了。”我回答，“想看的我都看到了。”
哈克斯特接过X光照片，看了一会儿。“右胫骨有创骨折。”他用手指着说，“或许是两年前的事情。报告里应该写了，如果没有的话，我会尽快写上去。”
“你想靠近看一看吗？”他问。
我感觉自己的胃开始下坠，又感到一阵剧痛。我伸出手，努力保持平衡，手指掠过天平的边缘，又听见天平发出叮叮当当的撞击声。然后，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验尸台，手指触碰到女孩的尸体，慌忙收回来，却依然嗅到了她的气味。
杜普雷把一双塑料手套摘了下来，手指尽量不碰到手套外部。我注意到他的指甲虽然没有做美甲，却很短，而且非常干净。
“帕克，你怎么了？”杜普雷问。他走到我身边，扶住了我的胳膊。我的手指上还有女孩的触感。
从车里出来后，杜普雷示意我们过去。雷切尔躲在我们身后，但她依然走向了装在油桶中的尸体。这是我见过的最寂静的犯罪现场。即使后来验尸官也来了，现场依然很安静。
“天哪！”我嚷道，“我知道她是谁了。”
我们到达时，那里只有两辆车。尸体从水中捞出来还不到三小时。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站在工程队的人旁边。尸体旁边还站着三个便衣警察，其中一个人的西装要比其他人昂贵一些，银色的头发剪得短而整齐。莫菲死后，我才认识他。他是圣马丁教区的詹姆斯·杜普雷警长，也是图森特的上司。
在熹微的晨光中，一群联邦探员出现在一个位于库塔布洛河口北端、克罗兹斯普林斯南端的地方，那里距离拉斐特大约20英里。那些探员获得了圣兰德里教区警长办公室的支持，正在靠近一座背对着河口的猎枪小屋，房屋的正面被茂密的灌木和树木遮挡着。有些特工穿着黑色的雨衣，背面写着黄色的大字“联邦调查局”，还有些戴着头盔，穿着防弹衣。他们拉开了手枪的保险装置，缓慢而安静地行进，即使要交流，也尽量简洁而快速地说完。他们很少使用对讲机。这些人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在他们周围，还有许多配备了手枪和猎枪的警察，他们聆听着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随时准备冲向爱德华·拜伦的房子。警察们相信，这个人杀死了他们的同事约翰·查尔斯·莫菲，还有他年轻的妻子，以及至少五个人。
女孩的腿也从打开的盖子中伸出，虽然已经部分腐烂，却包裹着一层奇怪的蜡质膜。而她的身体卡住了，一半在桶里，一半在桶外。水中的生物几乎吃净了她的尸体。然而，当一个人用手电筒照向油桶的尽头时，却看见女孩额头上残破的皮肤和她的牙齿。她仿佛在黑暗中对他微笑。
房屋很破旧，屋檐上的石板已经损坏并裂开，屋梁也已经腐烂。房屋正面的两扇窗户都破碎了，主人用胶带将纸板粘在上面，作为替代。门廊上的木头也已弯曲，有些地方根本没有木头。房屋右侧的金属钩子上吊着一只野猪，刚刚被剥去皮。血顺着它的鼻子滴下来，流到了下方的地面上。
为了把铁丝网拉出来，工程队的人只得先把油桶捞出水面，或许他们一边捞，一边还在互相逗趣。或许他们都变得很沉默，只在其中一个同伴打开盖子时，发出了紧张而怪异的笑声。油桶生锈了，盖子也没有完全焊好，脏水、死鱼和水草纷纷涌了出来。
早上6点刚过，伍里奇便发出信号，让那些身穿凯拉夫防弹衣的联邦特工从前后两个方向靠近房屋。他们先是查看了前门和后门两侧的窗户，然后撞开门，冲向中央的走廊，发出嘈杂的声音，手电筒的光线穿透了屋内的黑暗。
工程队的人把油桶捞上来时，还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此前，各家新闻曾纷纷报道，有人在印着百合花图案的油桶中发现了一个女孩的尸体。那天，《时代琐闻报》还在不显眼的位置用九十行文字报道了这个消息。
两支队伍遇到了彼此。这时，猎枪的声音在屋后响起，昏暗的灯光照亮了鲜血。一个名叫托马斯·赛尔茨的探员身体前冲，那枚子弹击中了他的腋窝处，那里没有防护，半身盔甲的弱点便在于此。他死去之前，手指收紧，最后一次扣动了全自动手枪的扳机。他倒下时，子弹飞到墙上、天花板、地面，溅起满屋尘土，还伤到了两位特工，一个腿上中了弹，另一个嘴部中了弹。
格兰德河上游有一个交汇处，靠近通往拉斐特的高速公路的10号出口，位于东南方向。那里正在进行疏浚工程，用机器从河底将淤泥和垃圾挖出来。因为河床上有一些废弃而生锈的铁丝网，机器被卡住了。最终，人们把铁丝网解开，准备将它拉上来，却发现网里还有别的东西。一张旧铁床；一副手铐，大概是一百五十年前的物品；水底还有一个油桶拉扯着铁丝网，上面印着百合花图案。
枪声掩盖了另一枚子弹被放入猎枪的声响。第二枪击中了室内的一道门框，木片四处飞溅，特工们纷纷趴在地上，朝着空荡的后门射击。第三枪击中了一位正在房屋侧面快步奔跑的特工。地上散落着许多用来烧柴火的木材和旧家具，那个开枪的人拨开它们，从下方的藏身之处溜了出来。有些特工蹲下来照顾受伤的同事，有些冲上去追赶他，然而，他的枪声已经冲到了河口。
真相快要揭开时，进展总是很快。那天我们很幸运。每个人都会有幸运的时候。
一个穿着破旧的蓝色牛仔裤、红白相间的格子衫的身影消失在河口。特工们小心地跟着他，有时膝盖甚至陷入了泥泞的沼泽中，枯死的树干总是挡住道路，让他们无法笔直前进。终于，他们来到了一块坚硬的土地上，用树木掩藏起自己，缓慢前行。每个人都把枪扛在肩头，一边观察，一边前进。
“我没有。”图森特回答。
猎枪的声音又在前方响起。鸟儿从林间散开，一棵高大的柏树被击碎，木头在与头部平行高度四处飞溅。一位特工的脸被碎片刺穿，痛苦地叫喊着，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又是一声枪响，他被震倒在地，左侧的股骨断了。他倒在泥土和树叶上面，痛苦地弓着背。
“你走错路了。”我说。
警察们开始用自动手枪扫射树林，树枝和树叶落得到处都是。经过了四五秒的集中射击，有人下令停火，沼泽又恢复了平静。特工和警察们继续向前，在树木之间快速移动。有人在一棵柳树下发现了血迹，叫嚷起来。断裂的树枝就像白骨一般。
我们沉默地驶向莫圣特机场。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雷切尔坐在后面。我本以为图森特要在通往机场的出口转弯，可他却一直开到了10号高速出口。
身后传来了狗的叫声，原来是追踪小队被叫来帮忙了，他们原本在3英里之外的地方待命。那些狗嗅了嗅拜伦的衣服和柴堆。驯狗的人很瘦，留着胡子，还把牛仔裤塞进了沾满了泥的靴子中。他追上了大部队后，又指挥自己的狗嗅了嗅柳树下的血迹。然后，那些狗被套上了绳子，仔细地搜索起来。
“喂，新奥尔良警察局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不该管这些小事。”图森特说，“我会把他们送去机场，你去忙着抓坏人吧，好吗？”
然而，爱德华·拜伦没有再开枪，因为沼泽中并不只有警察在找他。
“你确定没问题吗？”那个警察问。他看起来有些焦躁，又有些犹豫。
他们继续寻找拜伦时，我、图森特还有两个年轻的警察坐在圣马丁教区的警长办公室中，持续搜寻迈阿密的牙医，并在必要时用答录机上的紧急号码给他们打电话。
图森特朝新奥尔良警察局的巡警点了点头。
唯一一次打断我们的是雷切尔，她端着咖啡和冒着热气的丹麦糕点走了进来。她站在我身后，将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我的脖子后方。我伸出手，抓住了她的手指，拉到嘴边亲吻了指尖。
“是我主动要求的。”他说道。他跟着我进入房间，看着我把剃须刀丢进旅行包中，又将包合上并扣好。这个包是伦敦雾的，是苏珊送我的礼物。
“我没想到你会留下来。”我说。我看不到她的脸。
“我以为我们归新奥尔良警察局管。”
“快要结束了，对吧？”她轻声问。
一阵敲门声吵醒了我。外面，太阳快要落山，黄昏即将来临。我打开门，看见图森特站在我面前，雷切尔等在他身后。“时间到了。”他说。
“我觉得是。我好像看到了结局。”
我听到了自己最后的呼吸声，接下来，一切陷入寂静。
“那我也想看到结局。一切结束的时候，我希望自己在场。”
醒醒，孩子，他的谜团就要被揭开了。
她又站了一会儿，几乎快要把倦意传染给了我们。于是，她便回到汽车旅馆睡觉。
这个声音苍老而低沉，就像古钢琴的乐声从遥远的房间中传出。
我们打了39通电话，最终拨通了位于布里克尔大道上的埃尔温·霍德曼牙科诊所的号码。那里的牙医助理找到了丽莎·斯托特的记录，但她甚至不肯告诉我们丽莎·斯托特在近六个月有没有去过那里。助理说，霍德曼医生正在打高尔夫球，不想被打扰。图森特对她说，我们根本不在乎霍德曼医生高不高兴，助理只好把医生的手机号告诉了他。
孩子……
助理说得对，霍德曼医生不喜欢在打高尔夫球时被打扰，而且他正要在第15洞打出一个小鸟球。两人吵嚷了一阵后，图森特向他索要丽莎·斯托特的牙科记录。医生说，这需要获得她母亲和继父的同意。图森特把电话递给了杜普雷，杜普雷告诉医生不必如此。他还说，我们需要记录只是为了在搜查中排除这个女孩的可能性，贸然惊动她的父母或许不太好。霍德曼医生原本还想拒绝，杜普雷却警告他，如果不配合，他的所有行医记录都会被扣押，纳税情况也会受到详细的调查。
每一次呼吸都像是最后一下，它们只能到达我的喉咙。
霍德曼医生终于答应配合。他说记录都在电脑上，X光照片和牙科就诊表也被扫描了进去。一回到办公室，他就会把这些文件发送过来。他的助理是新来的，没有他的密码，所以无法发送邮件。只要打完这一杆……
孩子……
他们又吵嚷起来，最终，霍德曼决定不再继续打球。如果不堵车，他一小时就能回到诊所。于是我们坐下来等待。
她是这些身影中最小的一个，还有一个人站在她身边，牵着她的手。在她们周围，其他人的身影显现出来，共有八个。在他们身后，还有更多更加模糊的身影，有女人、男人、小女孩。我的胸口越来越重，呼吸变得越来越微弱。我想起了那个曾经萦绕在玛丽·阿吉拉德婆婆脑海中的影子，雷蒙德也相信自己曾在蜂蜜岛见过她。那个女孩似乎正穿过幽深的河水向我求救，她好像不是卢蒂斯·丰特诺。
拜伦向沼泽内走了大约1英里。警察们正在逼近，而他的胳膊流了很多血。子弹击碎了他左侧的手肘，疼痛蔓延至整个身体。他在一小块空地上停下来，将枪托撑在地面上，又上了一枚子弹，用没受伤的手笨拙地举起了枪。狗的叫声越来越近了。只要看见那些狗，他便可以立刻开枪打死它们。这样，警察就无法在沼泽中找到他。
爸爸……
他站起来，却注意到面前有一些动静。那些人不可能绕路过来找他。西边的水更深一些，如果他们没有船，便无法从路边进入沼泽。即使他们有船，他也应该能听见声音。他对沼泽中的声音非常敏感。只有幻觉能够搅乱他的耳朵，可它们曾经出现过，现在已经消失了。
饱含着愤怒、恐惧和爱。
拜伦笨拙地把枪夹在右臂下方，一边向前走，一边四处观察。他缓慢地朝着树林走去，但那些动静似乎停下了。或许他还摇了摇头，希望幻觉不要出现，而它们确实没有现身。然而，死亡却现身了。四周的树林动了起来，他被许多黑色的身影包围。他只开了一枪，手中的猎枪便被夺走了。他感觉胸口一阵剧痛，两肩之间的皮肤被刀子割裂。
鸟哥……
那些人包围着他。他们神情冷酷，其中一个人肩上扛着M16冲锋枪，其他人拿着刀子和斧头。为首的是一个高大健壮、长着红褐色皮肤的男人，深色的头发夹杂着灰发。拜伦跪倒在地，雨点般的拳头落在他的背部、手臂和肩膀上。他痛苦而疲惫地抬起头，看见那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拎起斧头，朝他挥来。
有些声音我没有听过，还有一些声音充满感情，
接着，一切陷入了黑暗。
鸟哥……
我们借用了杜普雷的办公室，准备用他的新电脑接收霍德曼医生传来的牙科记录。我坐在一把红色的塑料椅子上，这把椅子用胶带修补了许多次，犹如坐在碎裂的冰面。当我扭动它并将脚搁在窗台上时，它发出了嘎吱的声响。沙发在我对面，此前我曾在上面别扭地睡了三个小时。
渐渐变弱又渐渐增强的声音，
三十分钟前，图森特离开了这里，去买咖啡，现在还没有回来。听到远处警队办公室中的骚动，我有些不安。我经过杜普雷的办公室那扇开着的门，来到了警队办公室，那里有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几把旋转椅、几个帽架、一些公告板、一些咖啡杯，还有吃了一半的百吉饼和甜甜圈。
鸟哥……
图森特正在激动地与一个穿着蓝色西装和开领衬衫的黑人警探说话。在他身后，杜普雷正在与一个穿着制服的巡警交谈。图森特看见了我，于是拍了拍黑人警探的肩膀，朝我走来。
温柔而坚定的声音，
“拜伦死了。”他说，“现场很混乱。联邦调查局损失了两个人，还有很多人受伤。拜伦逃进了沼泽里。他们找到他时，已经有人将他的身体割开，又用斧头砍碎了他的头骨。他们只找到了斧头和许多脚印。”他用手指抚摩着下巴，“联邦调查局认为或许是莱昂内尔·丰特诺干的，他想用自己的方式终结这一切。”
鸟哥……
杜普雷把我们带到他的办公室，却没有关门。他站在我身边，轻轻地触碰我的手臂。
然后我听到了那些声音，
“确实是他，但还有很多谜团没有解开。不过，他们找到了一些样品罐，和装你女儿的那个一样。”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重新组织语言，“就是你收到的那个罐子。他们还找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自制变声器的碎片、残留着人体组织的手术刀。这些基本都是在房子后面的小屋里发现的。我和伍里奇简单地聊过。他提到了古老的医学教材，还说要告诉你，你之前说得对。他们还在寻找受害者的脸皮，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晚些时候，他们应该会挖掘房屋周围的土地。”
那些身影停在了黑暗边缘，停在了窗外微弱的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它们模糊不清，轮廓时而消失，时而重现，就像是透过毛玻璃看到的形状，又像是投影失去焦点，又重新找回了焦点。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感受。我感到轻松，感到身上的重压被移开了，一切都将走向终结。但我也有另一种感觉：我有些失望，因为结束的那一刻我没有在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看着这么多人死去，有些死在我手中，有些死在别人手中，然而到了最后，我却没有见到旅人一面。
黑色的身影从墙内走出，伴着绿色的光线移动。它们带来了浓烈的血腥味，甚至蔓延到了我的舌头上。我张开嘴，想要呼唤什么。即使是现在，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想呼唤什么，也不知道谁能听到我的呼唤。然而，潮湿的空气让我的舌头无法动弹，就像一条海绵浸泡在温暖而肮脏的水中。我的胸口很重，无法起身，而且呼吸困难。我的手紧紧地攥成拳头，却又松开，最终也无法移动了。我知道这就是血管中充满氯胺酮的感觉——只能一动不动，等待着解剖学家的刀子落下来。
杜普雷离开了。我重重地坐在椅子上，看见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屋内。图森特坐在杜普雷的桌子边缘看着我。我想起了与苏珊、詹妮弗一起在公园里度过的时光。我还想起了玛丽·阿吉拉德婆婆的声音，愿她现在已经安息。
或是穿过了水。
杜普雷的电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出两声提示。图森特从桌子上起身，来到了一个能看到屏幕的位置。他输入一串密码，然后阅读屏幕上的内容。
房间变得更暗，我对面的墙壁已经发黑。蓝色和绿色的光线从窗外射进来，像是穿过了一层热腾腾的雾气。
“霍德曼的文件发过来了。”他说。
我大概打了一会儿瞌睡，因为醒来的时候，屋里的光线发生了变化。黄昏似乎已经来临，但时间不可能过得这么快。房间里充斥着一股气味，既像是腐烂的植物，又像是充斥着水草和死鱼的水。我呼吸时，这种气息在我口中变得温暖而潮湿。我感觉周围有动静，仿佛有人正在房间角落的阴影中移动。我听到了很轻的说话声，还有丝绸划过木头的声音，接下来，是一个孩子从树叶之间踩过的轻微声响。树木沙沙作响，鸟儿在我的头顶扇动翅膀，它的动作很不均匀，就像在痛苦中挣扎。
我也来到屏幕前，看到了丽莎·斯托特的牙科记录，先是详细的文字说明，然后是一张口腔的二维图，标记着填充物和摘除物，最后是口腔的X光照片。
我回到房间，洗了个澡。一位女佣走进来，收拾了房间。我坐在干净的床单上聆听街道上的声音。我想到自己把一切都搞砸了，许多人因此而死去。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死亡天使，如果站在一片草坪上，或许连小草也会因我而死掉。
图森特从一份单独的文件中取出法医拍下的X光照片，将两幅图片放在一起。
敲门声再次响起，一位巡警走了进来。他很客气地告诉我们，晚些时候会有人送我们去机场，在这之前，我们只能待在旅馆。
“是一样的。”他说。
“你别弄了。”她说，“我自己收就好。”
我点了点头，不敢去想这意味着什么。
“没事。”她没有看我，而是开始收拾衣服，努力将它们叠得整齐一些，然后放到行李箱中。我弯下腰，从脚边拾起一双团成了球的袜子。
图森特打电话给哈克斯特，告诉他我们拿到了什么，并让他赶快过来。三十分钟后，埃米尔·哈克斯特医生查看了霍德曼发过来的文件，并与他的笔记和尸体的X光照片进行对比。最后，他把眼镜推到了额头上，按了按眼角。
“抱歉。”我说。
“就是她。”他说。
她上身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色尼克斯队运动衫，下身是深蓝色的牛仔裤。她刚刚洗过澡，湿漉漉的头发垂到脸旁，光着脚。我从未发觉她的脚这么小。
图森特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悲伤地摇了摇头。这似乎是旅人最后的玩笑。死去的女孩是丽莎·斯托特，她从前的名字是丽莎·伍里奇。这个女孩是她父母痛苦婚姻的牺牲品。离婚之后，她的母亲急于迎接新生活，不想带着一个充满愤怒和委屈的青春期女儿，于是抛弃了她。而她的父亲也无法给她稳定的生活。
图森特把我送回了弗莱森斯小屋。回到马车房改装的部分，我看到雷切尔的房门半开着。我轻轻敲门，然后走了进去。她的衣服都堆在卧室地板上，床单揉成皱巴巴的一团，丢在角落。所有的文件都不见了。她的行李箱敞开，放在空荡的床垫上。我听见浴室里有声音，又看到她拿着化妆盒走了出来。盒子沾上了一些粉末和液体，或许是警察在搜查时打碎了里面的某些化妆品。
她是伍里奇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