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鼓起双颊，慢慢地吹气，同时整理着思路。
“我还活着，还能见你。说说你有什么新消息。”
“有一个住在圣马丁教区的老婆婆，她是克里奥尔人。当地人说她有些天赋。她给人念咒语，你知道吧，驱鬼什么的，比如治疗生病的小孩啊，帮助有情人终成眷属啊。她能幻视。”他停了下来，舔了舔舌头，斜眼看我。
他眯起眼睛，看了我一会儿：“你过得不怎么好，对吧？”
“巫师吗？”
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阴沉，朝我摆了摆手：“还沉迷在那个组织呢。上次打电话，她说她的腿好了，然后和我要钱。耶稣大概把钱都存起来，或者都贷款了，所以才出来拯救世人吧。”去年，丽莎滑冰时摔断了腿，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开始信奉上帝。伍里奇觉得她的脑震荡还没好。
“当地人说，她是个女巫。”
“你最近有丽莎的消息吗？”
“那你相信吗？”
想到失去了1000美元，又想到自己原本只想在佛蒙特州浪漫一番，他的眼睛湿润了。
“她以前……成功过一两次，这是当地的警察说的。我没和她打过交道。”
“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吗？是她的回溯治疗师建议她起诉我，因为我在前世伤害过她。那些蠢货只知道看公共电视台的纪录片，还以为自己前世是埃及艳后或者征服者威廉呢，我竟然成了他们的试验品。”
“然后呢？”
“半夜我起来撒尿，发现她坐在床上，根本没有睡，手里倒拿着床头灯，只要我一靠近，她就用它砸我的头。不用说，我们根本没兴致待够五天。第二天一早就退房了，白花了1000美元。
我的咖啡到了，伍里奇提出续杯。我们没再说话，直到服务生把他的咖啡拿回来。伍里奇也不怕烫，一口气喝了半杯。
他吃完最后一口煎饼，用餐巾擦了擦嘴。
“有一次，她说刚刚有一个女孩在沼泽地里被杀了，那个地方以前经常有巴拉塔利亚海盗出没。她给警长办公室打了电话，但没有人在意。她没有说出明确的地址，只说一个小女孩在沼泽地里被杀，还说自己是在梦里看见的。
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警长根本没管。不对，他让当地的警察留意，然后就彻底忘记了。”
伍里奇皱起眉头，仿佛在煎饼里吃出了蟑螂：“你说傻子朱迪啊，我们分手了。她要去拉荷亚工作一年，可能还会更久。我跟你说，几个月之前，我们本来要去浪漫度假，还为此在斯托附近订了一个200美元一晚的房间。我们打算整夜开着窗户，呼吸乡村的新鲜空气，你明白吧。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发现那家宾馆特别旧，房间是深色木板墙，摆满了古董家具，还有一张大到没边的床。谁知朱迪立刻变了脸，脸色比北极熊的屁股还白，连忙往后退。你知道她怎么说吗？”
“你为什么提到这件事？”
“你还和她在一起吗……她叫什么来着？朱迪吗？那个护士。”
“她说她听见这个女孩哭了一整夜。”
“老样子呗。把礼物包好，系上红蝴蝶结，递给下一个人。”
我不知道伍里奇究竟是因为恐惧还是尴尬而看向窗外，他用又大又脏的手帕擦了擦脸。
“还行，你呢？”
“还有别的。”他把手帕叠好，放回到裤袋。
“最近怎么样？”伍里奇问，他喝了一大口咖啡。如果他没有这么强壮，这咖啡准会烫伤他的喉咙。
“她说女孩的脸被破坏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还没了双眼。”
一个戴着白色纸帽的亚洲服务生匆忙走过来，我点了一杯咖啡。“你也要煎饼吗？”他问。伍里奇咧嘴笑了。我告诉服务员我不要煎饼。
我们沿着I-10公路向北行驶了一段时间，经过了一家商场，开往西巴吞鲁日。那里有很多货车停车场和赌场，酒吧里都是石油工人，其他的地方都是黑人，他们都在喝同样的劣质威士忌和兑水的迪克西啤酒。热风中弥漫着沼泽浓重的腐臭味，吹得公路两边的树木前后摇晃。我们上了阿特查法拉亚高速公路，它的支柱嵌在水下。接着，我们来到了阿特查法拉亚沼泽和卡津的乡村地带。
“我会记着的。”
我以前只来过这里一次，当时我和苏珊都很年轻，也很快乐。我们沿着亨德森堤路行驶，经过了麦基码头的标志，我在那里吃了些味道寡淡的鸡肉，苏珊点了油炸短吻鳄，然而它的肉太硬了，即使是其他短吻鳄也消化不了。一个卡津渔民带我们穿过一半浸在水里的柏树林，乘船进入沼泽。太阳很低，把水染成了红色，树桩变成了黑漆漆的剪影，就像死去的人们用手指愤怒地指着天堂一般。那里是另一个世界，远离城市，就像月亮距离地球一样远。由于天气太热了，我们的衣服紧贴在身上，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却莫名地产生了情欲。回到位于拉斐特的旅馆中，我们忙着做爱，激情超越了爱情。我们的身体都已湿透，房间中热浪滚滚。
我们握了握手，伍里奇站了起来，抖去衬衫上的煎饼屑。“到处都是。”他说，“等我死掉的时候，估计人们还能从我的屁股缝里找到煎饼屑。”
伍里奇和我没有去往拉斐特。我们离开高速公路，驶上一条双车道，在沼泽中穿行了一段时间。随后，车道变成了被车辙压出的小路，路上有许多小水坑，沼泽的水臭气熏天，许多昆虫伴着热气嗡嗡乱叫。柏树和柳树沿路生长，其间还有一些光秃秃的树桩倒映在沼泽中，似乎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砍伐。睡莲的花瓣簇拥在岸边。放慢车速后，在特定的光线下，我能看到许多鲈鱼在暗影中懒洋洋地游动，偶尔跃出水面。
“我喜欢你的领带。”我说。它是亮红色的，上面装饰着羔羊和天使。
我们又转了个弯，此时路边只剩下柏树。我们经过一架木桥，它的油漆已经剥落，现出了原本的颜色。在木桥尽头的暗影中，我看到一个高大的人正望着我们，树荫下很暗，衬得他的双眼像鸡蛋一样白。
相比我们上次见面，他长胖了一些。由于衬衫被汗浸湿了，我能看见他的胸毛。一缕缕汗水从他日益灰白的头发间滑落下来，顺着颈部的赘肉流淌。对他这样身材高大的人来说，路易斯安那州的夏天一定非常难熬。伍里奇看起来就像一个小丑，有时还会做出一些滑稽的举动，但是在新奥尔良，任何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不容小觑。那些从前瞧不起他的人已经在安哥拉监狱中腐烂了。
“看见他了吗？”伍里奇问。
他离婚了，这段不欢而散的婚姻大概持续了十二年。他的妻子改回了原名凯伦·斯托特，近来和一位室内设计师结婚，两人一起生活在迈阿密。伍里奇唯一的女儿丽莎也在母亲的坚持下改姓斯托特，他说她在墨西哥加入了某个组织。丽莎只有十八岁。她的母亲和继父根本不管她。伍里奇很在乎她，但是也无法为她做什么。我知道，家庭的不幸令他尤为痛苦。他自己也成长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他的白人母亲很糟糕，父亲虽然善良，但没有话语权，无法管好自己的妻子。我认为伍里奇本想当个好父亲。我相信在苏珊和詹妮弗死去时，他比别人更能理解我的难过。
“他是谁？”
伍里奇是联邦调查局当地办事处的助理特工主管，他的办公地点是普瓦德拉街1250号。他是为数不多偶尔和我保持联系的前警察时代联系人，也是仅有的几位能不让我气得诅咒联邦调查局的创始人胡佛的联邦探员。另外，他也是我的朋友。谋杀案发生后的那些天，他一直支持我，从不问我什么，也从不怀疑我。我还记得他站在墓地中，全身都被淋湿，水从他那顶超大的软呢帽边缘滴下来。很快，他就被调到了新奥尔良，这说明他在另外至少三个办事处的学徒期都很成功，而且在曼哈顿城区的纽约办事处那混乱的环境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
“老婆婆的小儿子，蒂·吉恩。她管他叫小吉恩。他的智力有些问题，但也会照顾她。他们都会照顾她。”
他穿着一套便宜的棕褐色西装，丝绸领带抻得很长，有些褪色。他懒得系好衬衫领口的纽扣，宁愿让领带落魄地耷拉着。他脚下的地板上撒满了白糖，他坐的那把绿色的树脂椅子空出来的地方也都是糖屑。
“还有谁？”
伍里奇坐在世界咖啡馆靠里侧的一张桌子后面，旁边是一台泡泡糖机，他的背靠在墙上。桌上有一杯热气腾腾的欧蕾咖啡，还有一盘点缀着糖屑的热煎饼。窗外，人们从迪凯特匆匆赶来，经过绿白相间的咖啡馆篷顶，前往大教堂或杰克逊广场。
“家里有六个人。老婆婆，她的小儿子，二儿子的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女儿。她的二儿子死了，三年前和妻子一起死于车祸。她还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住得离这里不远。当地的村民也会照顾她。她大概是这里的女族长吧，也是地位最高的人。”
于是，沃尔特的问题将我带回了4月末的新奥尔良。当时她们已经死去了将近四个月。
我想看看他是不是在讽刺挖苦什么，但其实没有。
过去就像是一个陷阱。我可以在里面移动、转圈、转身，但最终还会回到原点。我越来越觉得，城市里的一切——我喜欢的餐厅、书店、绿树掩映的公园，甚至一张旧桌子上刻着的白色心形，都会让我想到自己失去的家人，仿佛一瞬间的遗忘都是一种罪行。我的思绪从现在回到过去，顺着记忆，它回到了那些再也无法重现的时光中。
我们远离了柏树，来到了一片空地上。空地后面有一栋长长的、单层的房子，建造在光秃秃的树桩上面。这栋建筑很古老，但看起来很亲切，正面的木头笔直而整齐地重叠在一起，屋顶的瓦片也很完整，但很多地方被更换过，比原来的颜色深一些。房门敞开，只罩了一层铁丝纱门。门廊与房屋的正面一样长，直到转弯处才消失，上面散落着几张椅子和孩子的玩具。我听见孩子的说话声和泼水声从屋后传来。
“他们说你已经找到了那个人。”他说。这次他没有犹豫，硬着头皮把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你找到了他，并杀了他。这是真的吗？”
纱门开了一条缝，一个瘦小的女人出现在台阶顶端。她大概三十岁，眉清目秀，浓密的深色头发向后梳成马尾，映衬着浅咖啡色的皮肤。我们下了车，朝她走近，发现她的皮肤有一些疤痕，也许是小时候生痤疮留下的。她似乎认出了伍里奇，还没等我们开口，就把门敞开了。于是我走了进去，但伍里奇没有跟上来。我回头望着他。
“因为我想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要回来。如果我听说的一些事情是真的，我不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他咽了一下口水。我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必须要说出这些话，问出这些问题。即使我知道其中一些答案，也不确定自己是否想要告诉他，甚至不确定沃尔特是否真的想听。窗外，夜色已深，孩子们结束了游戏。房间里很安静，沃尔特的话像是不好的预言。
“你不进来吗？”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得给我们两个倒了些咖啡，然后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这是爪哇咖啡，颜色很深，味道很浓。我深吸了一口气：“你问我这些干什么？”
“我可没带你来过这里，如果有人问。我见都不想见她。”他说。他在门廊的椅子上坐下，将脚搭在栏杆上，看着水在阳光下流淌。
“我知道你和联邦警探们聊过，还找人帮你把文件拿出来。我知道你想找到那个杀死苏珊和詹妮的人。”自从开始说话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看向我。
房间里的木墙很黑，但是很凉快。两侧的门一扇通往一间卧室，另一扇通往一间很正式的客厅。客厅里面摆放着古老的家具，显然是手工打造的，虽然样式简单，但手艺非常精巧、细致。一台古老的收音机带有会发光的刻度盘，调频带上印着许多遥远的地名，正在播放肖邦的《夜曲》。我随着音乐走进去，来到最后一间卧室，老婆婆正在那里等候。
“过去几个月我听说了一些事。”他说。他看向自己的杯子，就像一个巫师正在检验自己的水晶球。我什么都没说。
“你想让我坐在灯下吗？”我问。沃尔特的脸上掠过了一丝笑容，但如同微风一般转瞬即逝。
“坐下吧，孩子。”她握住我的一只手，用手指轻轻地划过我的手指。她在我的掌心划出一道道线，眼睛却直勾勾地看着前方，没有看我。“我知道你为什么来。”她说。她的声调很高，像个小女孩，仿佛她是一个巨大的会说话的娃娃，只不过体内的录音带与另一个小娃娃的弄混了：“你很痛苦，很生气。小姑娘，还有你的女人，都死了。”在昏暗的光线下，老婆婆仿佛正在借助隐秘的力量说话。
他走到空壁炉旁边的一把皮革椅前，指了指对面的位置。李拿着银咖啡壶、奶精、两个放在托盘上的杯子走进来，之后又离开了，临走时不安地看了沃尔特一眼。我知道，在我来这里之前，他们聊过我的事。他们之间没有秘密。两个人忧虑的神情表明，除了对我的状态表示担心，他们还聊了别的。
“婆婆，说说那个沼泽里的女孩，没有眼睛的女孩。”
“没关系。”我回答，“这也是良药嘛。你竟然还在家里说脏话。”李讨厌脏话，她经常说只有傻瓜才会这样说话。沃尔特会反驳说，维特根斯坦还在哲学论辩中挥舞过拨火棍呢。他认为这证明了即使是最伟大的人，有时也无法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可怜的孩子。”老婆婆悲伤地皱起了眉头，“她已经腐烂在这里了。从别处跑过来，却迷了路。有人让她搭车，她再也没有回来。她被杀死了，很惨。他没用手碰她，只用刀。”
“我靠，抱歉。”他说。
她的目光转向我，我这才发现她不是盲人，在任何层面都不是。她用手指在我掌心划线，我闭上了眼睛，感觉到她见证了那个女孩生命的最后一瞬。刀刃砍下时，或许她还为女孩带来了一丝安慰：“孩子，婆婆在这里呢。孩子，牵着我的手。他不能再伤到你了。”
“挺好的，”他回答，“劳伦依然不喜欢高中。到了秋天，埃伦就要到乔治敦大学读法律了，我们家至少有一个靠谱的人。”他大口地吸气，把杯子举到嘴边，抿了一口。我也不由自主地喝了一大口，感觉很呛。沃尔特注意到我的样子很狼狈，也脸红了。
她触碰我的时候，我在内心深处感觉到了刀片的切割，刀片将肌肉与关节分开、肉与骨头分开、灵魂与身体分开，如同艺术家正在创作作品。我感觉到疼痛在我的身体中跳舞，像闪电一般划过即将逝去的生命，像地狱之歌的音符一般从那个躺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里的陌生女孩身体中涌出。从她的痛苦中，我感受到了我女儿的痛苦、我妻子的痛苦，我知道这是同一个人干的。当痛苦最终从沼泽里的女孩身上消失时，她的眼前一片黑暗。他夺走了她的双眼。
“孩子们怎么样？”我问。沃尔特给自己倒了一杯爱尔兰知更鸟威士忌，是那种带有螺旋盖的老款。
“他是谁？”我问。
“见到你真高兴，鸟哥。”她说。她用右手轻触我的脸，眉宇间的忧虑让她嘴角的微笑显得很不真实。她看了沃尔特一眼，两人无言地交流了一下。“我去拿咖啡。”她走出房间，轻柔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她开口了，她的声音里有四种角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一个坐在昏暗房间中的胖老婆婆，一个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中悲惨、孤独地死去的无名女孩。
书房的门开了，李走了进来。她和沃尔特在一起二十四年，两个人从容而优雅地分享着彼此生活中的一切。即使在最好的时候，我和苏珊也做不到这一点。李穿着黑色牛仔裤和白色衬衫，虽然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而沃尔特又很喜欢东方美食，但她的身材依然保持得不错。她的头发很黑，绑成了马尾，其间几缕灰色的发丝就像是月光映在深色的水面。她走过来，轻轻地亲吻了我的脸颊。她的手臂环绕着我的肩膀，薰衣草的香气将我笼罩起来。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意识到，我对李·科尔有一点儿着迷。
“他是个旅人。”
皮面的桌子旁边有三个文件柜，桌上放着苹果电脑。墙上挂着当地艺术家的画。角落里有一个小陈列柜，正面是玻璃的，里面放着沃尔特的射击奖杯。它们杂乱地堆在一起，仿佛沃尔特既为自己的能力而自豪，又为这种自豪而尴尬。上半部分的窗户打开了，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能嗅到刚刚修剪完的青草的气味，也能听到孩子们玩街头曲棍球的声音。
沃尔特在椅子上动了动，勺子敲击瓷杯，像是钟声一般。
我到沃尔特家时刚过晚上9点。他亲自开门，把我带到了他的“书房”。像我这样不太有文化的人，只能想到“书房”这个词，但只用“书房”形容似乎并不恰当，毕竟这间小型图书馆里陈列着他半个世纪以来挚爱的收藏：济慈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传记与鉴识科学、性犯罪和犯罪心理学的著作放在同一个书架上；费尼莫尔·库柏与博尔赫斯的书并排摆放；巴塞尔姆被海明威的作品环绕着，似乎有些不安。
“没有，”我说，“我没找到他。”
沃尔特·科尔住在列治文山，这是皇后区七姐妹社区中最古老的一个。它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社区的中心像乡村，看设施又像城镇，就像是在曼哈顿的门口新建了一个中美洲。“二战”结束后不久，沃尔特的父母从杰弗逊市搬到了那儿。父母退休后搬到了佛罗里达，沃尔特接手了他们的房子，它位于113号街，美特尔大道北部。几乎每个周五，他和李都在牙买加大道上一家古老的德国餐厅——三角皇家啤酒屋吃饭，夏天便会在森林公园的密林中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