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的尸体被发现后，为了避免被追踪，罗谢尔带着儿子消失了，只带走了少量的珠宝和现金。一年之后，她在现在的渴望居民区重新现身，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在这里租了一处房产。萨尔的死毁掉了她：她变成了一个酒鬼，还染上了毒瘾。
1964年7月的一个炎热的夜晚，萨尔·博南诺失踪了，当时他的儿子五岁。三天之后，他的尸体被找到，被绑在卡托瓦奇湖岸边的树上，几乎尸首分离。似乎有人想要利用他和罗谢尔·海恩斯的关系夺取他的产业。全部酒吧和俱乐部的所有权都被转移给了一家在里诺和拉斯维加斯活跃的商业集团。
乔·博南诺就在这些新建的居民区中长大，他的肤色比母亲更白，因此黑人和白人都不愿意接纳他，他也与双方为敌。乔·博南诺心中有一种愤怒，便将怒气发泄在周围的世界中。1980年，他的母亲死在了居民区一间肮脏的小屋里。十年后，乔·博南诺拥有的酒吧已经比父亲从前拥有的还多。每个月，他都会用飞机从墨西哥运来大量违禁品，将它们送至新奥尔良的每一个角落。
或许萨尔以为钱可以保护他，或许他只是毫不在意。他从不让罗谢尔独自出门，总是把她保护得很好，这样就不会有人威胁她的安全。然而最后，问题并没有出在罗谢尔身上。
“现在乔·博南诺自称白人，不允许任何人反驳。”莫菲说。“不过，那种蠢货能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乔可没时间应付他的同胞。”他低声笑了，“和自己的人处不好才是最糟糕的事。”
虽然白人男性可以和黑人女性保持情人关系，也可以找黑人妓女，但声称一个黑人女子是自己的妻子显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哪怕这个女人的肤色并不黑。她生下了一个儿子，萨尔坚持让孩子随了自己的姓，还带着母子二人在杰克逊广场观看乐队演出。他推着巨大的白色婴儿车穿过草地，对着自己的儿子发出咯咯的笑声。
我们在加油站停下来，莫菲给汽车加了油，又带回两瓶饮料。我们站在油泵旁边，一边喝，一边看着来往的车辆。
博南诺在花园区为她买了一栋房子，自从玛丽亚死后便声称她是自己的妻子。这并不是什么明智之举。20世纪50年代末，路易斯安那州正在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由于路易斯安那州禁止黑人和白人一起组成乐队进行表演，就连在这里长大的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也无法和白人乐手们在新奥尔良同台演出。
“还有一个名叫丰特诺的团伙，他们也盯着这些居民区。为首的是兄弟俩——大卫和莱昂内尔。这家人来自拉斐特，现在在那里应该还有亲戚，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来到了新奥尔良。丰特诺兄弟很有野心，也很残暴，他们认为博南诺的时代可以结束了。双方僵持了一年，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或许丰特诺兄弟正打算对付乔·博南诺。”
但萨尔真正喜欢的是一个名叫罗谢尔·海恩斯的女人。据说，罗谢尔很高，皮肤偏棕黄，其实她是个黑人，但经过数代的混血，肤色已经浅了许多。莫菲说，虽然她的出生证明上写着“黑人，私生子”，但她实际的肤色接近黄油色。她确实很高，留着黑色的长发，长着一对杏核眼和温柔、宽阔、惹人喜爱的嘴唇。她的身材青春常驻，有传言说她从前是个妓女。即便如此，萨尔·博南诺也很快就帮她远离了那个营生。
兄弟俩都不算年轻，已经四十多岁，但他们渐渐在路易斯安那州站稳了脚跟，现在住在德拉克洛瓦的一处大院中，那里围着铁丝网，有狗和保镖守着，还有一群来自阿卡迪亚的卡津人。他们的产业涉及各种犯罪行当。他们在巴吞鲁日开了酒吧，在拉斐特也开了一两家。如果能干掉乔·博南诺，他们便可以在违禁品市场占据重要位置。
萨尔·博南诺娶了玛丽亚·库法罗，她来自格雷特纳，那是一座位于新奥尔良东边的城市。玛丽亚的哥哥是萨尔的手下之一。她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七岁的时候死于肺结核，还有一个儿子，死在了越南。玛丽亚自己也在五十八岁时死于乳腺癌。
“你对卡津人有了解吗？”莫菲问。
后来，萨尔又有了许多家酒吧和俱乐部。他需要偿还贷款，一家酒吧的收入远远不够。于是他存钱买了第二家酒吧，这次是在沙特尔街，他的帝国便是从那里崛起的。有时候，他只需要付足够的钱，就能买下一家酒吧。还有些时候，他需要采取更有力的手段。如果手段不管用，他还可以用阿查法拉亚盆地的水掩藏自己的罪恶。渐渐地，他组建了自己的团伙，让他们负责收买城市里的权贵、警察、公职人员，也负责收拾那些打算和他鱼死网破的穷人。
“不太了解，我只知道他们的音乐。”
“他们在路易斯安那州和田纳西州都是遭受迫害的少数群体。石油繁荣时期，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因为田纳西人不肯雇用卡津人。在生活艰难的境况下，他们自然也会放手一搏。卡津人和黑人起了冲突，因为他们要争抢少量的工作机会。其间发生过一些混乱，但大多数人只希望在不太违反法律的情况下保住自己。
他打量着这些居民区。“乔·博南诺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他叹了一口气，似乎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破坏自己长大成人的地方。他重新启动汽车，一边开车，一边和我讲乔·博南诺的故事。
“两兄弟的祖父罗兰·丰特诺背井离乡，跟着某些亲戚来到了新奥尔良。但是兄弟俩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基。20世纪70年代，情况相当糟糕，他们身边聚集了很多不满于现状的人，大多数是年轻的卡津人，其中也有黑人。这些人不知用什么办法躲过了打压。”莫菲用手敲击仪表盘，“有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有责任。他们确实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才会展开报复。或许乔·博南诺的行为也是一样，这让我们意识到如果对一部分人赶尽杀绝，必然会遭到报应。”
“比如乔·博南诺。过去的十来年，他的人一直在经营这里，操控了酒和毒品的供应。他们还打算把生意扩张到其他地方。据说，他们想在拉斐特和巴吞鲁日中间开一家大型娱乐中心，也许还会建一家宾馆。当然，他们也可能只是随便堆一点砖头和水泥，再以税收亏损的名义注销，以此洗钱。”
莫菲说，乔·博南诺的手段极其残忍。有一次，他花费一个下午慢慢用酸烧死了一个人。有人说他的大脑缺失了一部分，正是那一部分能够让我们避免疯狂的行为。丰特诺兄弟却不一样。他们也杀人，但下手干净利落，就像商人发现某项业务不赚钱，就索性把它停掉一样。他们不会通过杀人获得乐趣，手法也相当专业。莫菲认为，这两方都是坏人，只是展现出了不同的个性。
“比如谁？”
我喝光饮料，踩扁了罐子。莫菲不会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他讲这些有自己的目的。
“这种贫穷的地方一旦存在，便可以让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赚很多钱。许多人都在争夺这些居民区，也在争夺其他的东西：土地、财产、贩酒和聚赌的机会。”
“你想说什么，莫菲？”我问。
“这些居民区建起来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渴望、伊贝维尔、拉菲特，如果不是全副武装，你根本不想来这些地方。里根上台之后，事情变得更糟。你知道吗？他们说现在的梅毒患者要比五十年前多。这里的大部分孩子都没有接种过麻疹疫苗。如果你在市中心买了房子，不如把它扔了，让它烂掉。简直一分钱不值。”他摇了摇头，用手拍打着方向盘。
“我想说，我们在玛丽婆婆家发现的指纹属于托尼·雷马尔。他是乔·博南诺的人。”他启动汽车，驶到了街上，我思考着这件事，并将这个名字与纽约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努力回忆我和雷马尔之间的关联。但我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我在梅泰里长大，当时这些居民区还没建好。”他开口道，“我不能说我有什么黑人朋友。大部分黑人都去公立学校，但我没有。不过我们关系还不错。
“你觉得是他干的吗？”莫菲问。
“你觉得呢？”
莫菲看向那群年轻黑人，他们穿着低腰牛仔裤，超大号的运动鞋在马路上发出声响。那些小子毫不畏惧地回应我们的目光，仿佛在用“激将法”逼我们对他们动手。他们手中的录音机播放着说唱团体“武当派”的音乐，慷慨激昂。能听出这样的音乐，我竟有些莫名的开心。毕竟和我同名的查理·帕克也是个音乐人嘛。
“应该不是。一开始我也想到过这种可能。你知道，那片土地是老婆婆的，在那里动工不需要排掉太多水。”
这把枪像是故意扔下的，新奥尔良警察局的公共诚信部门也这样认为，但加尔萨和莫菲坚持自己的说法。一年之后，加尔萨在爱尔兰海峡街区阻止一场斗殴，结果被刺死。莫菲被调到了圣马丁教区警察局，还在那里买了一栋房子。这就是事情的结局。
“乔·博南诺又在考虑开宾馆和娱乐中心。”
死去的那一晚，伯伦德原本在法属区的一家爱尔兰酒吧喝酒。他穿着白色T恤和白色耐克短裤，正在和另外三位客人一起打台球。那些人后来做证，说伯伦德没有带武器。然而莫菲和他的搭档雷·加尔萨说他们本想例行审问伯伦德，他却对他们开枪，于是在反击中被打死。尸体旁边放着一把至少二十年前的史密斯威森60型手枪，开过两枪。手枪滑架下方的序列号被刮掉了，难以辨识来源，弹道报告表明它从未在新奥尔良市的犯罪行动中使用过。
“确实，而且就算只是堆一些砖头，他也要让人相信自己在认真打算。但沼泽毕竟是沼泽。就算他获得了建造许可，为什么要开在到处都是蚊虫的地方呢？”
这是一场公平的打斗，但我坐在车里，看着旁边的莫菲，想知道卢瑟·伯伦德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一个千真万确的恶棍，年少时便多次施暴，还被怀疑强奸了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游客。那个女孩没能从一群人中指认出他，身上也没有留下任何物理证据。他用了避孕套，又让女孩用矿泉水清洗了自己。但新奥尔良的警察知道是他干的。有时候事情就是如此。
“老婆婆不肯把地卖给他。她很精明，而且她们家祖祖辈辈都埋在那里。从前的地主是个南方老头，祖先可以追溯至波旁王朝。他在1969年便已去世了，遗嘱中说，这片土地应当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给现在的租户。
和其他健美达人不同，莫菲身上有一种隐藏的危险气息，仿佛表明这身肌肉并不只是为了炫耀。我知道他在门罗的酒吧里杀过一个人，是个皮条客。那个皮条客在拉斐特的宾馆房间里杀死了手下的一个妓女和她的嫖客。皮条客是个克里奥尔人，足有220磅重，自称“血色魔头”。他用一个破碎的酒瓶砸向莫菲的胸膛，想要在地上掐死他。莫菲在他的脸上和身上打了几拳，最终也抓住了血色魔头的脖子。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抓着彼此的脖子，最终血色魔头脑袋里的血管爆了，侧着身子倒在吧台上。救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断了气。
“大多数租户都是阿吉拉德家族的人，他们用全部的积蓄买下了这片土地。老婆婆替他们做了决定。他们的祖先就在那里。曾经，这些祖先脚上戴着铁链，徒手在泥土中挖出了一道道沟渠。”
“不熟悉。”我回答。在他的羊毛衣下方，我看到了凸起的枪。由于经常举哑铃和杠铃，他的手掌上结满了老茧，就连手指上也有厚厚的肌肉。他一扭头，脖子上的肌肉与肌腱便凸显出来，就像掩藏在皮肤下面的蛇。
“于是博南诺向她施压，但她坚决不肯卖。所以他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手段。”我说。
“你熟悉新奥尔良吗？”过了一会儿，莫菲问道。
莫菲点了点头：“或许他派雷马尔到那里继续施压，吓唬那个姑娘或她们家的孩子，甚至打算杀掉其中一个。但他到了那里，发现老婆婆已经死去。由于太过震惊，雷马尔没有留意，不知道自己留下了指纹，慌忙地逃走了。”
我们驶向了渴望居民区，那里环境很差，年轻的黑人或是在堆满垃圾的空地上游荡，或是在装有铁丝围栏的院子里胡乱投篮。两层的建筑就像营房，街道两边挂着一些好笑的牌子，比如“虔诚楼”“富裕楼”“仁善楼”，等等。我们停在了一家酒铺附近，那里立着许多路障，就像堡垒一般。年轻人一嗅到警察的气味，便躲开了。即使在这里，莫菲那标志性的秃头辨识度也很高。
“伍里奇知道这些事吗？”
“靠。”莫菲把罚单丢进了垃圾桶，“现在都没人遵守法律了。”
“基本知道。”
“我听说了。”他又吃了一些牛角面包，也喝光了咖啡，“你吃完了吧？咱们走吧。”他在桌子上留了一些钱，我跟着他走了出来。那辆随着我们前往玛丽婆婆家的破旧别克停在半个街区之外，仪表盘上用胶带贴着一张手写的“执勤警察”牌子。雨刮器下有一张停车罚单。
“你逮捕了博南诺？”
“我和这件事也没什么关系了。”我说。
“昨晚我逮捕了他，一小时后又放他走了，一个自大的律师陪着他，此人名叫鲁弗斯·蒂伯多克斯。他不承认，说自己已经三四天没有见到过雷马尔，还说他也想找到那家伙，因为对方还欠着他一笔钱，涉及西巴吞鲁日的某些交易。虽然这些都是胡扯，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说法。伍里奇大概会通过反敲诈勒索科和缉毒科给他施压，看看他会不会说出更多。”
阿吉拉德家到处都是血。旅人完成自己的使命后，一定用河水清洗了身体。他一定穿了工作服，但一直穿在身上又太危险了。这些衣服或是被丢进了沼泽，或是被埋了起来，或是被销毁了。我猜测它们早已被毁掉，但调查依然要继续进行。
“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当他们筛选证据、试图描绘出旅人的图像时，地面上的警察依然在玛丽婆婆家附近搜寻凶手留下的物理痕迹。我能想象到他们穿梭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温暖的阳光透过树木照在每个人身上。他们探寻着眼前的每一寸土地，脚上沾满了泥，制服被荆棘划破。还有些警察潜入了阿查法拉亚河绿色的水中，汗流浃背，拍打着身上的蠓虫。
“你有更好的办法？”
我知道伍里奇会怎样做。玛丽婆婆和蒂·吉恩的死证实了连环杀手确实存在。案件的细节将会交给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支持组。这个部门压力很大，负责提供审讯技巧和人质谈判方面的建议，还要和暴力事件刑事拘捕计划、纵火与爆炸计划等项目的参与人员沟通。对于这个案子，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罪犯侧写。那个部门共有三十六位探员，只有十人负责侧写。他们待在地下60英尺的办公室中，那里以前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位于匡蒂科的防空洞。
我耸了耸肩：“或许吧。”
他咽下了面包，又开始对付剩下的一半。“圣马丁教区的警方没事干了，只能到处找找石头下带血的衣服。”他说，“伍里奇和他的同事接手了调查的主要部分。除了跑腿，我们也没什么可做的。”
莫菲眯起了眼睛：“别和乔·博南诺扯上关系。他和你那些纽约的朋友不一样，不会坐在小意大利的俱乐部里，手握咖啡杯，幻想着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尊敬他。乔没有这么多时间，也不在乎人们是否尊敬他。他只想让人们怕他，怕得要死才好。”
“没有，只是早晨不用巡逻。”他用手指把掰了一半的面包塞进嘴里，鼓起双颊，露出了微笑，“我太太不允许我这样吃饭，说我就像在生日派对上狼吞虎咽的坏小孩。”
我们回到了海滨大道。莫菲打着方向灯，在距离弗莱森斯小屋两个街区的地方停了下来。他向窗外看了看，用右手的食指在方向盘上敲出脑海中的节奏。我感觉到他还有话要说，便决定任由他说下去。
“咖啡就行了，谢谢。你今天休假吗？”
“你和那个人通过电话，对吧？那个杀死你妻子和女儿的人。”
“我给你点了咖啡。吃个面包吧。”
我点了点头。
莫菲已经来到了侯爵夫人餐厅，那是沙特尔街上的一家法式甜品店。他坐在后院里，刚刚剃了头发。他穿了一条灰色运动裤，一双耐克鞋，一件添柏岚羊毛上衣。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盘牛角面包和两杯咖啡。我坐在他对面时，他正小心地将葡萄果酱涂在牛角面包上。
“杀死老婆婆和蒂·吉恩的也是同一个人吗？”
教堂后方有一座天使雕像，它的手中拿着洗礼盆，脚下踩着恶魔的幻影。我跪在雕像前，为我的妻子和女儿祈祷。
“对，昨天他又联系我了。”
站在同一个地方，听到同样的话语，我仿佛在那个短暂的瞬间回到了过去。她就站在我身边，和我牵着手，我的嘴唇上残留着她的味道，我的脖子上弥漫着她的香气。如果我闭上眼睛，便能想象出她牵着我的手在过道上漫步，呼吸着焚香和鲜花的气味。她经过一扇扇窗户，从黑暗走向光明，又重新回到黑暗中。
“他说了什么？”
多年以后，我竟然如此清楚地记得这些细节，真是一件奇怪的事。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我对它们感兴趣，而是因为这段回忆与苏珊有关。了解这段历史时，苏珊正和我在一起，我们牵着手，她的头发梳向脑后，扎了一个浅绿色的蝴蝶结。
“联邦警探们把通话录了下来。他说他还会再次动手。”
教堂原始的木质结构建造于1724年，在1788年耶稣受难日的大火中被烧毁，那场火灾一共烧毁了八百多栋建筑。后来，教堂经历了两次重建。现在的教堂只有不到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它的彩色玻璃窗俯瞰着若望保禄二世广场，那是西班牙政府赠送的礼物。
莫菲用手摸了摸后颈，紧紧地闭上了眼睛。我知道他又想起了玛丽婆婆的样子。
苏珊和我以前来这里参加过一次弥撒。教堂华丽的天花板描绘了耶稣与牧羊人的画面，圣坛上方摆放着十字军之王路易九世的雕像，他正在宣布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你还会待在这里吗？”
我洗了个澡，穿好衣服，走向杰克逊广场，跟随清晨的祈祷者们走进了圣路易主教座堂。教堂外面有一个小贩，想用吞火表演吸引祈祷者。还有一群黑人修女站在黄绿相间的阳伞下。
“应该会待一段时间。”
“帕克吗？我是莫菲。快点收拾一下。一小时后我们在侯爵夫人餐厅见面。”
“联邦调查局的人应该不太乐意。”
我是被房间里的电话吵醒的。昏暗的光线透过窗帘射进来，我看见手表显示上午8点35分。我接起了电话。
我露出了微笑：“我知道。”
我知道自己一定要找到她。
莫菲也回以微笑。他把手伸到座位下面，拿给我一个棕色的长条信封。“你随时可以联系我。”他说。我把信封塞进外套口袋，下了车。他轻轻地朝我挥手，然后开车穿过正午的人群，离开了这里。
“我好冷，救救我！”
我在宾馆的房间里打开了信封，里面是一些犯罪现场的照片和复印版的警方记录，全都钉在一起。另外还有一份验尸报告，其中一部分用亮黄色的签字笔标记了出来。
血流涌向了我的耳朵。
验尸报告上说，玛丽婆婆和蒂·吉恩的尸体中含有盐酸氯胺酮，摄入量为0.5毫克每磅。根据报告，这是一种罕见的药物，有时会在小型手术中用于麻醉。没有人知道它确切的作用，只知道它与苯环利定相似，能够作用于大脑，从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救救我！”
在纽约和洛杉矶的俱乐部中，它是首选的违禁药品。当警察的时候，我经常遇到有人加热液体麻醉剂使水分蒸发，留下结晶，再加工成胶囊或药丸。服用这种药物后，他们说自己就像是“在药池里游泳”，因为它会扭曲身体的感觉，让人觉得自己浮在某种柔软的东西上面。它还有别的副作用，比如出现幻觉、时空错乱、灵魂出窍。
几个人站在剧场昏暗的角落里看着这一切。她们走向我，我发现原来是我的妻子和女儿，但是还有一个人。她留在了远处的黑暗中，只剩下一个影子。她来自一个寒冷而潮湿的地方，身上带有浓重的泥土气味、植被腐烂的气味，以及尸体膨胀、变形发出的腐臭。她躺着的地方很狭窄，四周的壁面十分坚硬，有时还会有鱼触碰到她的身体。我醒来时，似乎还能嗅到她的味道，听见她的声音……
验尸报告上还提到，它可以作为化学抑制剂用在动物身上，产生麻痹效果，以减轻疼痛，同时吞咽反射仍然存在。法医猜测，杀手为玛丽婆婆和蒂·吉恩·阿吉拉德注射药物，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
当手术刀割开她的身体，许多鳗鱼从她的身体中钻出来，落在地上。死去的女人睁开了眼睛，想要叫出声。外科医生用粗麻袋堵住了她的嘴。后来，她的眼睛失去了光芒。
报告结尾说，凶手伤害他们时，他们是完全清醒的。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一座圆形剧场，高耸的看台上坐满了老人。墙上围着锦缎，两只高高的火把照亮了中间的长方形桌子。它的边缘弯曲，桌腿雕刻成了骨头的形状。弗洛伦斯·阿吉拉德躺在桌子上，一个穿着深色长袍、留着大胡子的男人用象牙柄的手术刀切开了她。她的脖子周围和耳后有绳子被烧断的痕迹，头在桌面上呈现出奇怪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