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里奇沮丧地翻了个白眼：“去哪儿找呢，鸟哥？整个河口都找一遍吗？我们甚至不知道她是否存在。但我们有一个指纹，可以对它进行调查，看看结果如何。你去结账，咱们走吧，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她是因为那个女孩而被杀的。你们会找那个女孩吗？”
我待在海滨大道的弗莱森斯小屋，那是一栋修复过的白色房子，呈现出希腊复兴式建筑风格，里面装满了老旧的家具。我选择了后方一间由马车房改造的房间，既因为它比较隐蔽，也因为前台的工作人员说院子里有两只大狗，只要有陌生人靠近，它们就会狂吠。其实，那些狗只会躲在旧喷泉的阴影下睡觉。我的房间很大，里面有一个阳台、一台黄铜吊扇、两把沉重的皮革扶手椅、一台小冰箱。我在冰箱里放了些瓶装水。
“确实不会有多少。鸟哥，你是连接这个家伙的纽带。他给你打过一次电话，可能还会再打。我们等等看吧。”他摊开了双手。
我们一到那里，伍里奇就打开了一个晨间游戏节目。我们没有说话，等着布里约过来。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布里约才敲门，在这段时间里，节目中那个来自塔尔萨的女人已经赢得了一次前往毛伊岛的旅行。布里约是个小个子男人，衣着整洁，有些谢顶。每隔几分钟，他便用手抚摩自己的头，以此来确认上面还有头发。在他身后，两个穿着衬衫的男人用一台金属手推车笨拙地推着一套监控设备，小心翼翼地走上通往四个房间的木制室外楼梯。
“那大概不会有多少。”
“行头不错啊，布里约。”伍里奇说，“你们应该带本书看。”其中一个穿衬衫的男人从手推车底部翻出一捆杂志和一些破报纸。
“你不能涉入太深，鸟哥，你应该明白吧。我以前和你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次：你能参与多少，需要由我们来决定。”
“如果需要，我们要怎么找你？”布里约问。
“你们把我排除在外了。”
“老样子。”伍里奇说，“我就在附近。”然后他便离开了。
“理论上应该是莫菲他们。但实际上，很多事情会移交给我们，因为这次案件和苏珊、詹妮弗一案作案手法相同，而且我也想亲自调查。布里约会监听你的电话，因为凶手可能还会来电。也就是说，他们会在你住的宾馆房间待一阵子，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做的。”他避开了我的视线。
我曾经跟着伍里奇去过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一个秘密房间。那是技术室，有组织犯罪调查或反外国间谍等长期调查小组需要在那里监听相关电话。六位特工坐在一排盘式声控录音机前，只要录音机开始运作，他们便详细地记录下日期、时间以及对话内容。那个房间很安静，只能听见机器的运转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声音。
“谁在调查这个案子？”
联邦调查局很喜欢监听。1928年它还叫作“调查局”，没有“联邦”两个字，最高法院就已经赋予它几乎没有限制的监听权利。1940年，司法部部长安德鲁·杰克逊想要结束监听，但罗斯福说服了他，还把“危险分子运动”纳入了监听范围。在胡佛的理解中，“危险分子运动”范围很广泛，既包括外国人开一家洗衣房，也包括和别人的妻子上床。胡佛将监听运用到了极致。
“事情发生之前，弗洛伦斯在巴鲁吞日买过东西，然后回家换衣服，准备去参加远房表亲的生日派对。她在布罗布里奇的一家小酒吧打电话给你，然后回到了家。她大概在家里待到晚上8点30分，9点左右回到布罗布里奇参加派对。根据当地警方获得的目击证词，她当时心不在焉，也没有待多久。大概是弗洛伦斯的妈妈坚持让她去的，说蒂·吉恩留下来照料就足够了。她待了一小时，也可能是一个半小时，然后就回来了。大约三十分钟后，鱼饵店老板布伦南看到了她。所以谋杀案发生的时段只有一到两小时。”
现在，联邦探员们不需要冒着雨蹲在接线盒旁边，努力保护自己的笔记本不被淋湿。他们只需要获得司法批准，然后给电话公司打个电话，要求转接信号。如果获得了监听对象的同意，事情就更加简单了。比如这一次，布里约和他的同伴们甚至不需要坐在监听车里闻彼此的汗味。
如果这真的是旅人的指纹，从苏珊和詹妮弗死去以来，这个案子便在此时第一次取得了真正的突破，但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顺利。这个男人杀死我妻子后，仔细地清理过她的指甲。他不可能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指纹留在犯罪现场。我看向伍里奇，知道他也想着同样的事情。他挥了挥手，又点了一杯咖啡，然后望着杰克逊广场上的人群，听着迪凯特街那些观光马车前的小马呼气的声音。
布里约给我的手机和房间座机接线时，我离开了五分钟，告诉他我只是去主屋的厨房看看。其实，我走出了弗莱森斯小屋，穿过院子，其中一只狗蜷缩在阴影下，无聊地看了我一眼。我走到一条街区外的杂货店，给安格尔打了一通电话。他没有接，但语音信箱开着。我在留言中向他说明了情况，让他不要打我的手机。
“在床下。处理尸体时，凶手大概失去了平衡，也可能跌倒了。他并没有试图抹去那个指纹。我们正在用它与当地的资料和指纹识别记录进行对比。如果他在系统中，我们就能找到他。”除了罪犯，这些资料还包括了联邦职员、外国人、军队人员的指纹，还有一些进行过指纹鉴定的个人。未来二十四小时，系统将会用现场采集到的指纹与记录中的两亿人进行对比。
根据规定，联邦调查局应该将监听或监视最小化。理论上，除了偶尔的抽查，如果一通私人电话显然与当前的调查无关，特工们应该按下录音机上的暂停键，不再监听。但实际上，只有傻瓜才会觉得自己可以在监听状态下保持隐私，所以我显然不该在这种情况下与一个入室抢劫犯和一个暗杀者通话。留过言后，我在杂货店买了四杯咖啡，回到了弗莱森斯小屋，看见布里约一脸担心地站在我的房间门口。
“你们是在哪里发现的？”
“我们可以自己点咖啡，帕克先生。”他有些不高兴地说。
“一小时前才确认，所以我才会来晚。我们用它和弗洛伦斯的指纹对比，发现不是她的。这个指纹上还沾了老婆婆的血。”
“味道不一样。”我回答。
我感觉外面不再嘈杂，游客们仿佛都走远了。我只注意到伍里奇和他那温柔的眼睛。他喝光了咖啡，用餐巾擦嘴。
“你得试着习惯。”他一边说，一边关上了我身后的门。
“我们得到了指纹，一个不完整的指纹。”他说。或许看到自己手指上的纹路，他才想到了这件事。
第一通电话是下午4点打来的。当时，我已经看了几小时糟糕的电视节目，又读了一会儿往期《大都会》杂志的问答专栏。布里约快速从床上爬起来，向两个技术人员打了个响指，其中一位已经去拽耳机。他用手指比画着数到三，示意我接起手机。
他把报纸拿过来，浏览了关于谋杀事件的报道。他的手指沿着每一段文字边缘移动，很快便被油墨染黑了。读完文章后，他看着自己变黑的手指，先是用拇指蹭了蹭，然后又用纸巾擦了擦。
“是查理·帕克吗？”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也没有，只是偶尔见面。我们约会过几次，前几天我还去了她家，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好。天哪，真是太糟糕了。”
“请问你是？”
“你们经常见面吗？”
“我是雷切尔·乌尔夫。”
“不太好。”他说，“我只睡了三小时，每隔二十分钟还会醒一次。我总会想起弗洛伦斯朝自己嘴里开枪的样子。”
我看向联邦探员们摇了摇头。他们显然松了口气。我用手遮住话筒：“喂，你们要遵守最小化原则，对吧？”有人按了一下录音机，将它关上了。布里约重新躺在干净的床单上，手指扣在脑后，闭上了眼睛。
他鼓起了双颊，深呼一口气，轻轻地将头从一侧摆到另一侧，就像汽车后座上的点头狗装饰一般。灰色从他的鬓角蔓延至所有的头发，皱纹从他的眼角和嘴角生出，就像精美瓷器上的裂痕。
雷切尔似乎感觉到电话对面发生了什么。
“你还好吗？”我终于开口问道。
“你方便说话吗？”
苏珊和詹妮弗死去后，他陪我去警察局接受审问，在外面等了四小时。第一天晚上，我在医院大厅里哭了一夜。我既不想回家，也不想和沃尔特·科尔待在一起，不仅因为他参与了调查，也因为我当时不想看到他的家人。于是，我去了伍里奇那间狭窄但整洁的公寓，墙上摆放着很多诗集，诗人有马维尔、沃恩、理查德·克拉肖、赫伯特、琼森，以及罗利。有时他会引用罗利的《虔诚信徒的朝圣》。他把自己的床让给了我。葬礼那天，他冒着雨站在我身后，任由雨水落在他身上，像眼泪一般顺着帽檐流下来。
“有人和我在一起。我能不能一会儿再打回去？”
我还记得他来参加詹妮弗的三岁生日派对时，头上戴着用硬纸板做的小丑帽子，手里拿着本杰瑞的樱桃加西亚冰激凌。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被三四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包围着，显得有些尴尬。但是当他帮孩子们吹好气球，或者在他们耳朵后面变出硬币时，却又显得格外高兴。他模仿农场里的动物，教孩子们怎样用鼻子顶住汤匙。离开的时候，他的眼中充满了悲伤。我想他大概想起了他女儿从前的生日派对，那时他还没有失去她。
她把家里的号码告诉我，又说自己晚上7点30分才会回家，我可以到时候再打。我谢过她，挂掉了电话。
但伍里奇和我有了更多交集。我们偶尔会遇到，也一起喝过一两次酒，然后我回家，他回到特里贝克空荡荡的公寓中。他给过我尼克斯队比赛的门票，来我家吃过晚餐，也送过詹妮弗一只巨大的玩具大象作为生日礼物。当我一杯接一杯地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时，他只是在一边看着，既不评判也不打扰。
“女朋友？”布里约问。
没有人知道是谁杀了她。听闻女友死去的消息，汤米·洛根似乎非常震惊，甚至顾不上担心他的妻子会发现。或许由于珍妮·奥尔巴克的死，汤米决定对生意伙伴更加慷慨，但一切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年之后，汤米·洛根也死了，他的喉咙被割断，尸体被丢在皇后区的波顿桥下。
“是我的医生。我有低耐受综合征。她希望经过几年的治疗，我就能忍受别人无聊的好奇心了。”
他说得对，珍妮·奥尔巴克的公寓充满了怀旧气息，就像是一个穿着喇叭裤、留着山羊胡的家伙。不过这对珍妮·奥尔巴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布里约依然闭着眼睛，重重地哼了一声。
伍里奇耸了耸肩：“大概吧。或许有人在警告他，谁让他雇了一个老掉牙的装修设计师。”
第二通电话是下午6点打来的。外面十分潮湿，游客的声音又很嘈杂，我们只能关上阳台的窗户，于是空气中充斥着汗臭味。这一次，我很清楚打来电话的人是谁。
“你觉得这是有人在警告他？”我问。
“欢迎来到新奥尔良，鸟哥。”合成的声音说。他的声音很阴沉，如同雾气一般。
“许多人都对他有兴趣。如果他的女友死在地毯上，还会有更多人有兴趣。”
我没有说话，朝联邦探员们点了点头。布里约已经在给伍里奇的号码拨号。阳台旁边有一台显示器，我看见上面的地图不断变化，也隐约听到旅人的声音在联邦探员们的耳机中响起。
“敲诈勒索的人对汤米有兴趣？”科尔问。
“但我可不欢迎联邦调查局的朋友。”那个声音说，它变成了年轻女孩高亢而欢快的音调，“伍里奇特工和你在一起吗？”
在过去两年里，汤米·洛根的公司在这座城市中签下了许多高价的垃圾回收合同。他还发展了清洁窗户的业务。只要你有一栋大楼，而大楼里也有窗户，负责清洁的一定是汤米的人，不然你就会失去窗户，甚至失去大楼。这些客户之间总是互相关联。
我没有回答，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看着手机屏幕上“匿名来电”的提示。
“正是他。”
“你他妈别骗我，鸟哥！”依然是那个孩子的声音，但这一次听起来有些不高兴，就像是被父母要求不能出去和朋友玩时的语气。再加上她开始骂骂咧咧，这个效果便更加明显。
“那个回收垃圾的家伙。”我接道。
“他不在。”
“她是汤米·洛根的女人。”伍里奇说。
“给他三十分钟。”电话挂断了。
“我们只知道她的名字。”一个我不认识的警探说。当时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她从前很美丽，但现在不再美丽了。她的脸和头被一根空心电缆击中，那根电缆被丢在她的尸体旁边。奶油色的地毯被她的血染成了暗红，血溅到了墙上，还有那些昂贵却不太舒适的白色皮革家具上。
布里约耸了耸肩：“看来他知道，不想讲太久，以免留下痕迹。”他又躺在了床上，等着伍里奇过来。
“你们纽约警察局的人真幽默。”伍里奇似笑非笑地说，“还好外面有救护车，以免我被你们气死。”他侧过头，再次查看尸体。“你们知道她是谁吗？”他问。
伍里奇似乎很疲惫，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发红，呼吸带着一股臭味。他不停地挪动着双脚，仿佛鞋子已经装不下它们。他来到这里五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起来。布里约数到三时，我接起了电话。
“伍里奇特工，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干什么？”我问，“联邦大楼的钥匙丢了吗？”
“喂。”
他站起身，叹了口气，摘下手套，将手套和双手都塞进外套口袋。
“你不要说话，听着就行。”这似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仿佛在向她的情人倾诉隐秘的幻想，但这份幻想是扭曲的、毫无人性的，“我要向伍里奇特工的爱人说声抱歉，但这是因为我错过了她。她也在我的计划中。我为她准备了特别的死法，不过她好像有自己的主意。”
“我是个好人。”那个人回答，“好吧，我是联邦探员，信不信由你。”他向我们亮出证件：“特工伍里奇。”
听到这里，伍里奇使劲眨了一下眼睛，但是并没有其他的反应。
“你是什么人？”科尔问。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作品。”那个声音接着说，“也许你们会明白我的想法。就算不明白，也不要担心，还有很多机会。可怜的鸟哥。可怜的伍里奇。你们都很痛苦吧。我还会让你们多一些伙伴。”
我感觉有人与我擦肩而过，发现是科尔站在旁边。
那个声音又变了，变得深沉而凶恶。
“外面太冷了。”他一边说，一边蹲下身，将一根手指放在珍妮·奥尔巴克的下巴处，“冷得要死。”
“我不会再打电话了。窃听私人电话是很卑鄙的行为。下一次，你们会收到带血的消息。”电话挂断了。
最吸引我的还是他的眼睛。它们很明亮，像是水中的水母一般，带着几分笑意，同时又很愤世嫉俗。虽然衣着十分邋遢，他的胡子却刮得很干净，双手也一尘不染。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副塑料手套，戴在了手上。
“靠！”伍里奇说，“你们有什么收获吗？”
验尸官结束了工作，医务人员正打算用救护车运走尸体，一个衣着邋遢的人却闯进了公寓。他穿着一件棕色长外套，和牛肉汤一个颜色，一侧的鞋底已经快掉了，一只红袜子和大大的脚趾从缝隙中露出来。他的棕色裤子就像是放了两天的报纸，白衬衫已经看不出原色，呈现出黄疸病人身上才会有的浅黄。他的头上戴着一顶软呢帽。自从安格丽卡剧院结束了最后一次黑色电影复兴，我就没看见过有人在犯罪现场戴软呢帽。
“没有。”布里约把他的耳机丢在床上，“号码一直在变。他知道我们在监控。”
公寓里的警察都穿着大衣，有些还戴着围巾。屋里很暖和，没有人急着回到寒冷的外面，包括我和科尔，虽然这并不是入室抢劫，而是故意谋杀。公寓里的任何东西都没有被翻弄，我们在电视下方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个装有三张信用卡和700美元的钱包，完全没有人动过。有人从扎巴尔食品店买来了咖啡，我们用手捧着杯子，一边取暖一边喝。
联邦探员们正在把设备收进白色的福特汽车中，我离开他们，穿过法属区来到拿破仑之家酒吧，打算给乌尔夫回个电话。我不想用手机，大概是因为它被用来联系杀手，染上了晦气。另外，我被关在房间里太久，也想走动一下。
一个寒冷的1月的夜晚，我在上西区的一栋公寓中见到了她。那里距离百老汇的扎巴尔食品店只有两个街区，公寓中有两扇飘窗，外面是一个小阳台，从那里可以看到79街和河水。那里不是我们的辖区，沃尔特·科尔和我参与其中，是因为最初的作案手法和我们当时正在调查的两起严重入室抢劫案很像。其中一起抢劫案中有人死去，是一位年轻的客户经理，名叫黛博拉·莫兰。
电话响了三声后，她接了起来。
他吃饭的时候，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时是在调查珍妮·奥尔巴克的尸体。她是个三十岁左右的漂亮女人，由于经常锻炼并注意饮食，身材保持得很好。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却过着相当奢华的生活。
“我是查理·帕克。”
在我们认识的几年里，他改变了很多。他的脸变得消瘦，颧骨在某些瞬间的光线中就像皮肤下的刀片。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可能生病了，但没有提起这个话题。等到伍里奇想说的时候再说吧。
“嗯……”她好像不知道要如何称呼我。
我抬起头，看见伍里奇走到了桌边。他那身棕色的西装沾了弗洛伦斯·阿吉拉德的血，于是换了一套浅灰色的亚麻西装。他没有刮胡子，黑眼圈也很重。我给他点了一杯咖啡和一块酥皮面包，默默地看着他吃。
“你可以叫我鸟哥。”
报纸上有两具尸体的照片，分别是弗洛伦斯和蒂·吉恩，它们被抬到桥的另一边，装进正在等待的救护车。桥已经被车压得摇摇欲坠，我们担心如果救护车开过去，它会彻底坏掉。所幸，这里并没有刊登玛丽婆婆被特殊的担架抬到救护车上的照片。虽然躺在黑暗中，她那巨大的身躯却仿佛在嘲笑死亡。
“好吧。”
我再次浏览报纸。这场杀戮位于首页的底部，但是并没有写出具体细节。没有人知道它会持续多久，谣言或许会在葬礼上开始传播。
我们都没有说话，气氛有些尴尬，然后她开了口：“你在哪儿呢？好像很吵的样子。”
我感觉自己离昨晚在玛丽婆婆家看到的一切都很遥远。我本以为，那会让我想起曾在自家厨房看到的场景，想起我的妻子和女儿尸体的惨状。然而，我只是感到沉重，仿佛被一张黑色的、湿漉漉的毯子覆盖了全部的知觉。
“确实。我在新奥尔良。”然后，我努力向她讲述了这里发生的事。她安静地听着，有一两次，我听见对面传来用钢笔规律地敲击电话的声音。
在广场的木兰树和香蕉树之间，游客们正在观看踢踏舞和哑剧表演，还有一个身量苗条的黑人手拿两个塑料瓶敲打自己的膝盖，既有节奏感，又富有感情。一阵微风从河面吹来，却无法战胜清晨的高温。于是，当它看见画家们把画作挂在广场的黑色铁栅栏上，便掀起他们的头发；当它看见算命大师们在教堂外摆弄纸牌，便把他们的牌吹跑。
“这些细节对你有用吗？”我讲完所有的事情后问道。
杰克逊广场上的拉玛德莲餐厅挤满了吃早餐的人。烤面包的香气从炉子中飘来，就像漫画中那些有形状的气味一样，吸引了许多人。我点了一块酥皮面包和一杯咖啡，在那里读完了《时代琐闻报》。新奥尔良几乎买不到《纽约时报》。我听说，在美国的各个城市中，新奥尔良人最不喜欢买《纽约时报》，但他们非常喜欢买礼服。如果你每天晚上都有正式的宴会，大概就没有时间读《纽约时报》了。
“我也不清楚。我隐约想起了学生时代学过的一些内容，但是已经太久远，我不确定是否还能找到从前的资料。我似乎已经从你们之前的对话中得到一些信息，不过也很难确定。”她又沉默了片刻，“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等了二十分钟，但他没有出现。我便走到普瓦德拉大街上，那里高耸的办公楼已经挤满了商人和游览密西西比河的旅客。
我把弗莱森斯小屋的号码告诉了她。她一边写，一边重复着宾馆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我继续向前走，离开了新奥尔良市中心的粉色建筑群，坐在一棵开花的树旁边等待伍里奇，身后是高耸的凯悦酒店大楼。在昨晚的混乱之中，我们约好今天一起吃早餐。我本想留在拉斐特或巴吞鲁日，但伍里奇说，当地的警察不想让我参与他们的调查。但是待在新奥尔良没有关系，毕竟他就在这里工作。
“你还会打给我吗？”
新奥尔良也是一个谋杀案频发的城市，每年都会有四百起代码为30号（这是新奥尔良警察局对谋杀案的编码）的案件。大概有一半可以破获，但还有很多人手上沾着鲜血走在新奥尔良的街道上。市政官员们不愿对旅客说出真相，虽然很多人即使知道这一点，也依然会来旅游。毕竟，如果一个城市很炎热，游船赌博、二十四小时酒吧、脱衣舞娘、卖淫等行业，还有现成的毒品供应彼此相隔都不远，那么必定有某些见不得人的阴暗处。
“不会。”她说，“我会订个房间。那我挂了。”
20世纪80年代初，新奥尔良的首位黑人市长“荷兰人”莫里亚尔试图整顿警察局。然而，作为已经成立了二十多年的独立组织，大都会犯罪委员会当时尚且无法整顿警察局，一个黑人市长又能做些什么呢？以白人为主的警察工会开始罢工，狂欢节也被取消了。国家警卫队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我不知道后来情况有没有变好，但愿好了一些。
我挂掉电话后，扫视着拿破仑之家酒吧。这里都是当地人和波希米亚风格的游客，其中有些人就住在灯光昏暗的酒吧楼上。酒吧中播放着我没听过的古典音乐，烟味很浓。
新奥尔良警察局以“削减开支”为原则。和其他南方城市，比如萨凡纳、里士满、莫比尔一样，这里的警察局建立于18世纪，主要为了监管奴隶，警方会获得一部分抓捕逃亡奴隶的奖金。19世纪，警方人员常常被指控强奸、谋杀、滥用私刑、抢劫，以及收取贿赂并纵容赌博和卖淫行为。警方每年都要组织选举，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服务于两大主要政党。他们操纵了政府选举，威慑选民，甚至参与了1866年机械学院的屠杀温和派事件。
旅人说的某些话让我感到不安，虽然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句。他打电话的时候知道我在新奥尔良，也知道我住在哪里。既然他知道我和联邦警探们在一起，就说明他对警方的办事流程很熟悉，而且正在监视调查，这和雷切尔的说法一致。
“二战”归来后不久，切普·莫里森把百万富翁市长马埃斯特里赶下台，将新奥尔良拖进了20世纪，并建造了壮观的市政厅。伍里奇的一些朋友现在依然很喜欢莫里森，不过是因为他的当政滋长了警察的腐败，以及诈骗、嫖妓和赌博行为。三十多年后，新奥尔良警察局依然在努力肃清他的流毒。将近二十年来，“贪污行为”这个分类依然在警察投诉榜上高居榜首，每年都会收到一千多条相关的控诉。
我们到达时，他应该还在犯罪现场，也许过了一会儿才离开。我理解他不愿意打电话的原因，这样会为联邦探员提供监控的机会。但是第二通电话……我回忆着当时的情境，想要弄清楚自己为什么感到不安，却一无所获。
我在自动贩卖机上买了一份《时代琐闻报》，站在市政厅前阅读。报纸中充斥着腐败的气息：两位警察因贩毒被逮捕、针对上次参议院选举进行的联邦调查、对前任州长的怀疑。这份报纸没有烂掉已算是奇迹了。新奥尔良的建筑破破烂烂，普瓦德拉购物区气氛阴森，伍尔沃斯商店贴着停业通知，到处都弥漫着腐坏的气息。我们无法知道究竟是这座城市污染了里面的人，还是某些人把整座城市都变得非常糟糕。
我本该留在拿破仑之家，感受老酒吧里的生命力和快乐，却还是选择回到了弗莱森斯小屋。外面很热，我却走向落地窗，打开它们，来到了阳台上，看着上城区破旧的建筑和锻铁阳台，用力呼吸着附近餐厅烹饪食物的气味，其中还混合了烟味和尾气味。我听见爵士乐从尼科尔斯州长街上的一家酒吧传来，波旁街那些高价的店铺中充斥着叫嚷声和笑声，当地人和外地人正在一起唱歌，一切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新奥尔良的黎明昏暗而潮湿，清晨的密西西比河散发出浓烈的气味。我离开了酒店，来到了法属区，想要缓解大脑和身体的疲惫。我最终来到了洛约拉，拥挤的车辆衬得天气更加炎热。头顶的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乌云笼罩着城市，仿佛将高温封锁在了其中。
我想起了雷切尔·乌尔夫，想起了她的头发落在肩膀上的样子，还有雪白的脖子上的点点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