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当地鱼饵店的老板曾看见弗洛伦斯·阿吉拉德站在家门口的桥上，全身是血，手里拿着一支柯尔特警用手枪。鱼饵店老板停下车时，弗洛伦斯朝着驾驶室窗户开了一枪，差点儿击中他。于是，他在一家加油站打电话给圣马丁教区的警察，那些警察又打给了伍里奇。伍里奇曾对当地警方说，玛丽婆婆家出现任何异常，他们都要立刻向他汇报。
“我们要找到弗洛伦斯。”他说。在手电筒的光线下，他的脸色很苍白：“要找到她。”
伍里奇跑上门廊的台阶，来到门口。我追上了他，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回头看着我，眼睛瞪得很大。
我听到一位警察开始干呕，转过身后，看见伍里奇拎着他的领子，把他拖向了远处的水边。“别在这儿吐。”他说，“别在这儿吐。”他把跪在地上的警察留在水边，转身走向那栋房子。
“别紧张。”我说。他眼中的慌乱消失了。他恢复了正常，缓慢地点了点头。我又回过头，示意莫菲跟着我们进屋。莫菲从图森特那里拿来了温彻斯特霰弹枪，但他有些不情愿，似乎更想回去陪伴身体不舒服的搭档。
老婆婆的小儿子蒂·吉恩·阿吉拉德抵着树，赤裸的身体反射出手电筒的光。他的左臂钩住了一根较粗的树枝，小臂和空着的手垂直伸向前方。他的头靠在另一根树枝的转弯处，脸部惨不忍睹，眼窝就像黑色的裂口。
一道长长的走廊形状如同猎枪，通往房屋后方宽敞的厨房。两侧共有六个房间，每侧三个。我知道玛丽婆婆在右侧最后一个房间中，本想直接冲过去，但还是没有这样做。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查看，手电筒的光线划破了黑暗，灰尘和飞蛾在光束中翩然起舞。
距离水边10码远的地方有一棵枯死的树，只剩下一根长长的树干。它的树枝有些很细，有些和人的手臂差不多粗，从3英尺高的位置开始生长，一直延伸到八九英尺高。
右侧的第一个房间是卧室，里面没有人，只有两张床，一张铺好了，另一张儿童床没有铺好，一半的毯子落在地上。对面的客厅也是空的。到了第二个房间面前，莫菲和伍里奇各自查看一个房间。两间都是卧室，也都没有人。
“天哪，”他嚷道，“天哪，不会吧……”
“这里的大人和小孩都去哪里了？”我问伍里奇。
我们穿过草坪，小心翼翼地避开被丢弃的儿童玩具。房间里没有开灯，也没有任何有人的迹象。血流在我的大脑中奔涌，我发现掌心出了很多汗。距离门廊的台阶还有10英尺时，我听见了扳开击锤的声响，一个警察的声音从我们右侧传来。
“两英里以外有一场十八岁生日派对。”他说，“只有蒂·吉恩和老婆婆没去。弗洛伦斯应该也没去。”
“还没有人进去过。”伍里奇说，“我让那两个家伙到房子后面去，但是不要进屋。再叫两个人守着前面，你们两个跟着我们。布沙尔，你留在这里，盯着这座桥。”
在玛丽婆婆的卧室对面，有一扇门完全敞开，我看到里面有许多家具、成箱的衣服和孩子的玩具。一扇窗户开着，窗帘在夜色中微微摆动。我们转过身，看向玛丽婆婆的卧室门。门半掩着，我能看见里面被树影搅乱的月光。莫菲在我身后举起了枪，伍里奇双手拿着西格绍尔手枪，紧贴脸颊。我也把手指放在史密斯威森手枪的扳机上，用脚踢开门，压低身子一头扎进房间。
“什么情况？”莫菲问。他大概6英尺高，属于举重运动员式的V形身材，头发稀疏，嘴巴周围留着一圈胡子。
门口的墙上有一个沾血的手印，我听见窗外的夜色中传来野兽的吼叫。月光投下飘摇的影子，落在长长的餐具柜上，落在装满了同类衣服的大衣柜上，落在门口那个长方形的黑箱子上。但房间中最主要的还是远处墙边的大床，以及它的主人玛丽·阿吉拉德婆婆。
两位警察迟疑地站在他们的车附近。另外两位警察拿着枪，缓慢地穿过了整洁的花园。
这个老婆婆曾看见一个女孩在临死前被夺走脸，于是安慰她，陪她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瞬。我上次来到这里时，这个老婆婆也曾用我妻子的声音与我交谈，以她独有的方式抚慰了我的痛苦。然而，在生命最恐怖的一刻，她却伸出了手，仿佛在向我求助。
我点了点头，把史密斯威森手枪拿在手里，和他一起下车，呼吸温暖的空气。我嗅到了植物腐烂的味道和淡淡的烟味。有什么东西在我右侧的植被中发出声响，随后轻轻地落入了水中。莫菲和他的搭档来到我们旁边，我听见了给枪上子弹的声音。
她赤身坐在床上，即使死去了，身材也依然高大。她的头和上半身靠在一堆枕头上，染遍了鲜血。她的脸涨成了紫红色，下巴耷拉着，露出被烟草染黄的长牙。手电筒的光落在她的大腿、粗壮的胳膊以及双手上，照亮了她的身体中央。
停车时，伍里奇转过头问我：“你准备好了吗？”
“天哪，太可怕了。”莫菲感叹道。
在我们前方，两辆警长办公室的车转到相反的方向，斜着停了下来，其中一辆车的车灯映照着通往沼泽的幽深灌木丛。另一辆车的车灯照着房子，在用作地基的树干、重叠的木板和通往纱门的台阶上投下了影子。纱门开着，那些夜间行动的野兽很容易进去。
刀口从胸骨一直延伸到腹股沟，她的肚子成了一个空空的洞。伍里奇把手电筒放低，照向她的腹股沟。我伸手阻止了他。
车灯映照出矮棕榈树和山茱萸的枝干、垂落的柳枝，以及长满了西班牙苔藓的高大柏树，偶尔还有远方沼泽中古老的树桩。我们来到了一条漆黑如隧道的路上，柏树的枝条如屋顶一般遮住了星光。随后，我们摇摇晃晃地驶过了通往玛丽·阿吉拉德婆婆家的桥。
“不要。”我说，“别看了。”
我回过头，发现莫菲也正在看着我，他的秃头在别克汽车内灯的映照下有些反光。他双手紧握方向盘，正沿着布满车辙的小路穿过河口。他的搭档图森特坐在旁边，两腿之间放着一把温彻斯特12型霰弹枪，枪托已经坑坑洼洼，枪管也很旧，我猜这不是公家的枪，而是他自己的。我们来到了考塔布劳河口与10号州际公路的交叉点。我隔着后面的车窗和莫菲说话，同时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
一阵喊声从外面传来，打破了沉寂。我们一起跑向房屋的前门。
莫菲是保罗·查尔斯·莫菲的后代。保罗·查尔斯·莫菲是新奥尔良的国际象棋冠军，但1859年离开棋坛时只有二十二岁，据说他可以蒙着眼睛同时下三四盘棋。不过，约翰·查尔斯身材魁梧，在我看来并不像一个喜欢下棋的人。或许他可以去参加举重比赛，但不太可能参加国际象棋比赛。伍里奇告诉我，他有不可告人的过去：他以前是新奥尔良警察局的警探，两年前由于在沙特尔附近涉嫌杀害一个名叫卢瑟·伯伦德的年轻黑人，受到了公共诚信部门的调查，并因此被调走。
弗洛伦斯·阿吉拉德摇摇晃晃地站在草地上，面向她弟弟的尸体。由于悲伤，她的嘴角耷拉下来，下嘴唇向内翻卷。她的右手拿着长筒柯尔特手枪，枪口指向地面。她的白裙子上点缀着蓝花，但很多地方都被她母亲的血遮住了。她没有出声，身体却因无声的哭泣而不住颤抖着。
我们前面还有另外两辆车的尾灯，是圣马丁教区警长办公室的巡逻车。后面也有一辆车，它的车头灯照亮了我们这辆归属于联邦调查局的雪佛兰，也映出了挡风玻璃上的血渍。那是一辆很旧的别克汽车，里面坐着两位圣马丁教区的警探。我隐约认出了其中一个，他叫约翰·查尔斯·莫菲。以前，我和伍里奇在波旁街上的拉斐特铁匠铺酒吧遇到过他，当时他正随着莉莉·胡德小姐的歌声轻轻摇摆身体。
伍里奇和我缓慢地走下台阶，莫菲和另一个警察站在门廊上。另外两个警察也从房屋后方回来，站在弗洛伦斯对面。图森特站在他们右边。在弗洛伦斯左边，我看见蒂·吉恩的尸体挂在树上，布沙尔拿着没装在枪套里的西格绍尔手枪站在一旁。
“你就等着吧。鸟哥，这次不要冲动，我也要管这件事。我很担心弗洛伦斯。”
“弗洛伦斯。”伍里奇温柔地呼唤着她，并把枪收回了肩上的枪套中，“弗洛伦斯，把枪放下吧。”
“伍里奇，会不会太迟了……”
她的身体不断摇晃，只得用左手紧紧地扶着自己的腰。她微微弯下腰，缓慢地摇了摇头。
“收到了。我们已经在路上。有人在弗洛伦斯家门口看到了她，衣服上有血，手里拿着一把枪。我们要在21号出口和当地警方会合。你在那里等我们吧。”
“弗洛伦斯，”伍里奇再次呼唤她，“是我。”
“收到我的消息了？”
她转过头，看着我们，眼中充满了悲伤、痛苦、委屈、愧疚、愤怒，种种情绪在她心中争夺着位置。
“鸟哥吗？”是伍里奇的声音，“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的语气里流露出担忧。我听见电话中有汽车引擎的声音。
她缓慢地举起枪，指着我们的方向。我看见警察们快速地拿起了各自的武器。图森特已经做出了狙击手的姿态，双臂举到身体前，手中的枪一动不动。
我用飞机上的卫星电话联系过伍里奇，但是没有打通。在莫圣特机场，我给他的语音信箱留言，让他一接到消息就立刻联系我，然后雇一辆车，沿着I-10公路向拉斐特方向开。我刚刚离开巴吞鲁日，就听见手机响了起来。
“不要！”伍里奇抬起右手，大声嚷着。警察们先是迟疑地看着他，然后又看向莫菲。莫菲点了点头，大家稍微放松了一些，但依然用枪指着弗洛伦斯。
伍里奇坐在布沙尔旁边，没有说话，正在把新的子弹装进他的西格绍尔手枪中。这位高级助理探员和平时一样，穿着廉价的棕色西装，系着皱巴巴的领带。在我旁边，一件黑色的风衣堆在座位上，上面印着联邦调查局的字样。
柯尔特手枪不再指着伍里奇，而是指向了我，弗洛伦斯·阿吉拉德依然在缓慢地摇头。在夜色中，她用轻柔的声音咒语般地重复着伍里奇的话：“不要，不要，不要。”然后，她把枪转向自己，枪口对着嘴，扣动了扳机。
挡风玻璃上满是虫子的血和翅膀，雨刮器很难清理干净。我的衬衫上也沾着血渍，这让我想起了飞机上发生的事情。不过，我的头现在依然很痛，鼻梁摸起来也很酸，因此并不需要血渍的提醒。
爆炸声在夜空中响起，就像大炮的轰鸣。在弗洛伦斯的尸体倒在地上的瞬间，我听见鸟儿拍打翅膀，小动物们在灌木丛中飞奔。伍里奇跪倒在她身边，用左手触摸着她的脸，右手本能地去试探她脖子上的脉搏，却早已没有了动静。他抱起了她，把她的脸埋在自己被汗水浸湿的衬衫中，痛苦地张大了嘴。
“靠，这玩意儿都和鸟差不多大了。”开车的年轻联邦探员说，他叫奥尼尔·布沙尔。外面三十多摄氏度，但由于路易斯安那州非常潮湿，所以显得更热一些。空调使我的衬衫紧贴在身体上，让我又冷又不舒服。
远方，红灯正在闪烁，我听见直升机的桨叶划破了黑暗。
虫子撞在挡风玻璃上，发出巨大的声音，是一只大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