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鬼，他是谁？”
“也许他们是想到了索尔·罗戈文。”
“五十年前水牛城野牛队的投手。”我说，“或许是想到了西里尔·罗戈文·莱希，是个女作家，我书店里就有她的一本书。”
“不到一个月前他们租下了那个顶楼公寓。转租的，签了一年的约，现金支付。别问我他们怎么想出罗戈文这个姓的。”
“好极了，伯尼。我们就以真名称呼他们吧，莱尔和施尼特克。这俩名字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吧？”
“有些人就是这么幸运。”我说。
“完全没有。”
“不，他来美国后改了名。是通过法律程序改的，这一定是他干过的最后一桩合法的事情。至于施尼特克，据我们能查到的，她确实生下来就叫这个。”
“那个保险柜一定是他们自己的。其他家具是跟着房子一起出租的，我们联络上房东，她根本不知道有保险柜。我们询问了纽约卖保险柜的几家公司，没有人卖给他们过。”
“他来自俄罗斯，却有阿诺德·莱尔这种美国化的名字？”
“真有趣，”我说，虽然并不确定有趣在哪里，“雷，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曾经是，”他说，“现在他们都吃了枪子儿翘辫子啦。我们通过指纹比对得知了他们的真名，前科几乎跟你一样多。两个人都是几年前从俄罗斯来的，去了布莱顿海滩。那一带住了很多辛苦工作、安分守己的俄罗斯人，不过他不是其中之一，她也不是。”
“我也该问自己这个问题，伯尼。”
“莱尔，”我说，“阿诺德和雪莉就是罗戈文夫妇吗？”
“然后呢？”
“那你为什么不吐出来呢？”
“首先，”他说，“我很确定你跟这个案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给我两秒钟，那名字就在我舌尖上。”
“我也确定，而且我记得之前早就告诉过你了。”
“还记得罗戈文的名字吗？”
“是啊，但如果你每次开口我都直接把你的话当真，他们就该把我送进疯人院了。不过这一次看起来你说了实话。我想这对你我都是个机会。”
我相信他没念错，虽然他每次都把“蒙德里安”读成“莫特里恩”。“阿诺德·莱尔和雪莉·施尼特克。我可以想象这两个名字刻在树干上，用一个心形圈起来，爱之箭贯穿其中。总之，他们是谁？”
“机会？”
“我觉得我应该没念错。”
他郑重地点点头。“这么多年来，”他说，“我们两个人合作得挺好的，伯尼。”
“阿诺德·莱尔和雪莉·施尼特克。施尼特克？”
“总的来说，”我说，“我赞成你的说法。”
“有印象吗？”我摇摇头，“那雪莉·施尼特克呢？”
“有个什么东西很多人都想要。不管那是什么，有人甚至可以为它而杀人。”
“阿诺德·莱尔？”
“然后你觉得这对你来说，看起来好像是个机会？我只觉得这看来像是离开这个国家的机会。”
“阿诺德·莱尔。”
“要是我能破这个案子，”他说，“那可是大功一件。现在我们知道罗戈文夫妇是谁了，加上街头的枪击事件，于是案子不归我们管了。现在是重案组接手。但这不表示我不能花点时间在这案子上，如果我能破案，哈，看起来会有很多好处。”
“雷，你把我搞糊涂了。”
“我相信是。不过跟我有什么关系，雷？”
“一派胡言，”雷说，“这个波兰佬康拉德跟在家里制毒有什么关系？你是在放烟幕弹，伯尼，不过没关系。你不想告诉我名字，好啊，那我来告诉你一个名字，怎么样？”
“不是每个案子都能破的，”他说，“好警察也做不到。”
“书名可能不是这样。重点是，乔伊斯·梅思基斯坚守原则，半个字都不透露。她一定花了很大一笔律师费，可是她赢了。她可以不惜性命捍卫‘阅读自由’的原则，我怎么能逊色呢？”
“很多时候，”我说，“他们做得太多了”
“谁会出这种书？”
“你当然会这么想，不是吗？问题是，我们查到了莱尔和施尼特克，这可是集团犯罪了。很多时候即使你很清楚是谁干的，也还是结不了案。但不管此案是否结案，其中一定有很肥的报酬，伯尼。”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说，“你不看报纸的吗？丹佛那边发生过一个案子，警方想逼一个书店老板透露他某个顾客买过哪些书。那名顾客是个毒贩，警方想证明他买过一本《如何在自家厨房制造冰毒》。”
“只要我们查出他们在找的是什么东西。”
“不行，这是什么意思？”
“答对了。”他说。
“不行。”
“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对吧？”
“伯尼，你要不要告诉我他的名字呢？”
“对。你呢？”
“必须有，雷。这年头没个名字就好像没有社会保险号一样，没法生活。”
“一点头绪都没有。”
“那当然。你的这个顾客，他有名有姓吧？”
“好吧，”他说，“我们其中一个人或许能摸出些什么。你说我们来个互通情报怎么样？你发现了什么，就告诉我。反过来也一样，我会告诉你。”
“如果我有，”我说，“肯定第一个告诉你。不管这玩意儿是什么，有好几个人为它送了命，所以我怎么会想留在手上？我会赶紧交给有关当局。”
“如果拿到报酬了呢？”
“可是你说你没这东西。”
“五五分成，”他说，“只不过功劳得归我，因为功劳归你也没什么用。除非我们能让市长表扬你一下，给你个本周荣誉市民之类的奖，不过说实话，以你过去的前科和种种记录，希望不大。不过现金我们就对半分了。”
“所以就跟我之前猜测的一样，”我说，“有个顾客跟我预订了这本书，我以为那个胖子是来帮他拿书的，胖子也以为那就是他要找的东西，因为他不知道那东西到底是什么，他只知道在我手上。”
“很好，”我说，“这件事我就遵照你那位裁缝的教诲吧。”
结果我付钱为两人各点了一杯大杯拿铁。我相信这玩意儿如果用英文名字一定会便宜点[1] 。我买了咖啡端到他挑的角落桌子上，告诉他科尔比·里德尔刚刚来过书店，想拿他那本康拉德的小说。
“我的裁缝？你在说什么鬼话？我没有裁缝啊。”
“那有什么问题，”他说，“你买单嘛。”
“真的？我还以为你的衣服全是‘帐篷师奥玛’做的呢。”
“是不错。就是东西有点贵。”
“这是在挖苦我吗？他到底是什么人？”
“那就喝杯咖啡。大学广场上有家新开的店，应该不错。”
“算是吧，”我说，“不过不严重。他跟阿诺德和雪莉一样，早翘辫子了。不过他活着的时候，是个波斯诗人，名叫奥玛·海亚姆[2] ，他说过很多有学问的话。其中一句就是‘拿走现金，放弃功劳’。”
“没错，”我说，“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可以喘口气了，但我今天晚上不太想喝酒。”
“现金和功劳，嗯？”他想了想，说“唔，他不是我的裁缝，名和利我都要。”
“今晚不行？今天不是星期五吗？”
二十三街和第五大道交会口有家店出售预存话费的手机。我很确定，全纽约到处都有类似的店家，可是通常你只有要买的时候才会注意到这种店的存在，而即使如此，你还是可能看漏。我确定在第十四街看到过一家，离雷把我一个人扔下喝剩下的四美元拿铁的店只有几个街区，不过去我知道的地方比较简单，于是我就去了。
我摇摇头。“今晚不行，雷。”
我给了店员一点钱，他给了我一部只能通话一定时长的手机，用完就没用了。我忘了到底是多长时间了，因为我知道自己只会用其中极小一部分。我只有一个电话要打，而且我打算只拨一次或两次，或许最多三次。
“所以你跟我喝嘛，伯尼。锁上店门，咱们走。”
我把新手机放在胸口的衣袋里，离开那家店一直走，过了两个街区才明白自己要去哪里。我看看表，时间还很多，这好像是个消磨时间的合理方法。我继续朝那个方向走，双脚好像有自己的意志似的，没多久，我就来到了第三大道和三十四街角落那幢白砖建筑的斜对角。我星期三晚上曾经过了这里，该死，我那天夜里踏遍了整个街区，却没有任何理由去留心这幢建筑。
“卡洛琳今天有约会，”我说，“而我不喜欢一个人喝酒。”
我仔细打量这幢楼，它看起来就像四十年前在纽约各处冒出来的其他白砖建筑一样。丑陋的平价楼房，造价低廉，天花板在建筑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低；至于那些墙，即使你是聋子，也能听到隔壁有人放屁。现在这种房子没人盖了，真是太好了。
“你们不喜欢那地方了吗？”
我想过要不要过去跟那个正站在人行道抽烟的门卫讲两句话。可是能问他什么？他又能告诉我什么？我很确定，他能说的雷都早已知道了。
“我喜欢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意外，而你就会是那个人，雷，因为我们今天不会出现。”
倒不是我对雷提出的合作关系有什么期望。不过，有人杀了罗戈文夫妇（我得慢慢习惯把他们想成莱尔和施尼特克）。而同样的一批人——可以称之为“那伙嫌疑犯”——给门卫爱德加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劫掠了我的公寓，偷走了我的应急基金，然后在我的一位好顾客身上留下了很多弹孔。（我从没见过那个胖子，不过一个来我店里不到五分钟却花了一千三百美元的人，实在是个好顾客。何况，拉菲兹觉得他是个王子。）
“是吗？为什么？你喜欢意外？”
如果我能帮雷抓到那群浑蛋，或者能从他们身上刮到一些钱，或两个目的都达到——唔，那我可乐意得很。
“真希望你这么做了。”
我又多走了几步，心里想着有多少摄像头录下了我的身影。这些侵犯个人隐私的玩意儿让干坏事变得特别困难，所以我想犯罪率下降也不意外。很快，每个罪犯就都得选择明目张胆地犯案，或进入生意世界，在商界犯罪很少会被判刑，也不用担心摄像头。
“等你弄完了，”他说，“我们可以到你跟矮冬瓜每天晚上去的那家酒吧。我本来打算直接过去给你们个惊喜的。”
这种事情最适合找个卖酒的地方好好沉思，于是我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么一个地方。一家高级酒吧，店名叫“帕西法尔”，就在列克星敦大道上，往北几家就是三十七街。现在是过渡时间，周边没那么拼命的上班族正准备回家，而住在这一带的酒鬼们还没出门。因此吧台还有空位，我坐下来点了一瓶巴黎水。酒保是位高个子金发女郎，颧骨又高又尖能坎伤人，端了一瓶圣培露，还在里头挤了一片柠檬，然后收走几块钱，留我一个人在那儿茫然地喝着。
“很好。”他说完，就戳在那里不动。他至少可以帮我扶着门，也的确帮了，并切实地奉行“至少”原则。进到店里头，他庞大的身躯靠着我的柜台，等着我安顿拉菲兹过夜的杂事。
一定就是在这么个地方，我心想，芭芭拉·安·克里利遇上了那个声音低沉的痞子，让她生平第一次领教氟硝西泮，然后干了那件令他骄傲的事，或该说是那件无耻至极的事。不知他会不会再来同样的池塘钓鱼，然后我朝四周看了看，不明白自己在寻找什么。既然我没见过他，除了他的声音对他一无所知，也就不太抱期望认出他来。
“如果我们角色对调，”我说，“而我编个这种借口给你，你就会问我那医生叫什么名字。别担心，我不想知道。你就站在那里看我辛苦劳作吧。”
但我可以认出芭芭拉·克里利，而且确实认出来了。她站在吧台前，一只脚踩在横杆上，跟我相隔不到五张凳子的距离。
“只不过我不能搬东西。医生嘱咐的，对我的背不好。”
只不过那不是她，看上一秒钟就能迅速确定这一点。比起我刚闯入过的公寓的那位女主人，这个女人老了点，也胖了点，她的脸轮廓更深，头发更短。我越看就越觉得两个人不像。
“很好。你抬那边——”
我看了看酒吧里其他地方，但也只是形式上扫视了一圈。我知道她不会在这里，确实不在。但我同时完全确定这会是她常来的地方。或许不是在这里遇到的那个给她下药的家伙——我发现自己心里暗地喊他“如飞男”——但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如果我在这边泡得够久，喝够多的意大利气泡矿泉水，肯定可以看到其中一个人出现，说不定两个都会。
“我很乐意，伯尼。”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希望碰到他们中的一个呢？
“当然，”我说，“你正好可以帮我把特价桌搬进来。”
但我不需要知道答案，对吧？我有活儿要干，而且差不多是时候了。我喝掉大半杯圣培露，留下一点零钱，然后回家。
“是吗？”
[1] 拿铁（latte）为意大利语，全称应为cafe latte，字面意为咖啡牛奶。现一般美式餐厅均以latte通称意式咖啡牛奶。
“好极了，”我说，“我正盼着你来呢。”
[2] 奥玛·海亚姆（Omar Khayyám，1048—1131），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著有四行诗集《鲁拜集》。海亚姆（Khayyám）的原意为“制作帐篷的师傅”。
我正准备打烊时，此时我最不想见到的人——雷·基希曼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