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天啊，不是！”
“你要我打给移民局吗？”
“啊，”我说，“你不要我打电话给移民局，也不要我打电话报警，因为你怕警方会通知移民局。”他热切地点着头，显然很高兴这个白痴美国佬终于弄懂了他的意思。“可是你不是非法移民，不是吗？你没绿卡怎么能得到这份工作？”
“移民局。”
花了几分钟，他终于设法让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结果是，有好几种不同的绿卡。其中一些是由移民局发的，还有一些是私人企业的产品。后者可以摆平雇主，但移民局的人可以辨别出其中的差异，然后一个勤奋且有生产力的纽约人就会被踢走。
“为什么不能报警？”
我向他解释，警方除了去管移民局的闲事之外，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做，他们唯一想从他这里知道的，就是把他捆得像个圣诞礼物一样的那些人的信息。但说到一半我就改变主意了，因为这些话连我自己都不信。
他一脸快哭出来的表情。
就像《窈窕淑女》里的歌唱的，当警察无法靠近他怀疑的嫌疑犯时，就会怀疑靠近他的嫌疑犯。有这种歌词的歌不太可能登上畅销排行榜，但它道出了悲哀的事实。爱德加显然是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可是当警方无法查出任何结果时，某些目光锐利的警察就会决定应该对这名门卫进行更加严苛的审视，爱德加的身份随时都可能暴露。
“不要？爱德加，你差点死掉，那些把你绑起来的人已经杀了三个人，其中一个跟你一样是门卫。我当然得打电话报警。”
然后，他们会发现他的绿卡边缘有些发灰，进一步加深对他的怀疑，别无选择的警方会通知移民局的人，移民局的官员马上就会逮捕爱德加，把他遣返回尼加拉瓜或哥伦比亚或多米尼加共和国，总之就是他度过昔日美好时光的地方，当时他还叫爱德加多，砍甘蔗的月薪是三美元。
“不要！”
“不要警察，”我赞成，虽然迟了点，“也不要移民局。我们上楼去，让你梳洗一下，喝杯水。或许喝点咖啡。”我用蹩脚的西班牙语说：“一杯咖啡，嗯？”
“我马上回来。我去倒杯水，然后打电话给警察，然后——”
“一杯咖啡，”他用英语说，然后转为西班牙语，“好，有何不可？”
“好。”
作案的有两个人，虽然爱德加只看到了其中一个，而且也没看得太清楚。他们的作案方式真是简单。爱德加十点接班，大约二十分钟后，第一个人——比爱德加高且壮，这个描述符合大部分成年男子——朝他走来，说要找我。这人穿着黑色长裤，褐色山羊皮拉链开襟外套，蓝色大都会队棒球帽遮住了前额。外套里面穿了衬衫，但爱德加没仔细看，因此不记得是什么样子。
“那只是一种说法，”我尝试用西班牙语重复了一遍，“算了。你坐在这里就是了，我去帮你倒杯水。你要喝水吗？”
爱德加按了我公寓的门铃，看没人应门，就告诉那位访客。然后那位访客举起他手上的公文包，告诉爱德加说他想把这个公文包交给罗登巴尔先生，但这东西很重要，他想确保放在安全的地方。你们有放包裹的房间吗？门上有锁的那种？
“牢牢坐着？要怎么牢牢坐着？”
爱德加说有，并向他保证会把东西放进邮件室。那个人说他希望现在就放进去，只是为了安全考虑，他会报答爱德加的。说到这里，他用大拇指摩擦食指和中指的指尖，这个手势不受国境限制，都表示会用一些钱让对方尝到甜头。
“现在，”我说，“你牢牢坐着别动，好吗？”
爱德加以为这是赚取小费的特殊方式，反正美国是个特殊的国家，还有好多事情他搞不清。所以他从大厅书桌的抽屉里拿出邮件室的钥匙，带着那个人穿过走廊，经过电梯前方，打开邮件室的门。
胶带贴得实在太多了，根本撕不干净，我犹豫着要不要跑到楼上去拿瑞士刀，然后想起我们人在邮件室，书桌上当然会有用来割纸箱的美工刀。我转身看到了刀，如今美工刀能做的事不像几年前那么单纯了，不过要用来割断胶带还绰绰有余，我设法割开胶带而不割伤爱德加多——对不起，应该是爱德加——很快我就把椅子扶正，让他坐在上面。
门一打开，那名男子就冲上来往他脸上挥了一巴掌，他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对方是计划好的，当他明白过来想喊叫时，发现自己的嘴已经被胶带封住了。那名男子把他往前猛推，他跌跌绊绊地进了邮件室，没多久另一个人进来，接下来他就成了我发现时的样子——被绑在椅子上，手被胶带缠在背后。好吧，不完全像我发现他时的样子，因为开始时椅子还保持直立状态，后来他努力想逃，不久后椅子就倒在地上了。
“有道理。你坐着别动，我帮你割断这些胶带。”
事情就是这样。
他摇摇头。“不叫这名字了。现在改成爱德加了，比较美国化。”
一队警察可能会想出更多问题来问他。至少会不断反复问同样的问题。他们是想确定他没有隐瞒任何事，我则乐意假设他没有隐瞒。我同时也乐意给他咖啡，结果他喝完三杯时，我连一杯都还没喝完，然后他向我借用厕所，想想他喝了那么多咖啡，这也很正常。
“我以为你叫爱德加多。”
几分钟后，我听到一声震惊又沮丧的轻呼，过了一会儿，他走出厕所，一脸惊恐。我想着会不会是浴缸里又出现了一只讨厌的水蟑螂。它们是从水管里爬上来的，又大又恶心，可是上帝知道，爱德加是在热带国家长大的，他一定看过更可怕的昆虫才对。
“爱德加。”
然后他用颤抖的手指碰了碰上唇。
“放松，”我说，“你没事了。他们不会回来了。你现在没事了，爱德加多。”
“啊，对了，”我说，“我忘了你还没看到。爱德加，我找不出方法补救。我借你一把刮胡刀吧，你可以把胡子刮干净。”
他终于可以开口了，马上爆出一长串狂乱且急促无比的话。是西班牙语，所以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听得出他的真诚。
他困惑地看着我，我比手画脚，假装拿着一把刮胡刀刮掉我根本没有的胡髭。他看起来垂头丧气，喃喃地说了一大串又急又快的西班牙语。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但如果让我猜，大致上一定是类似这样我看起来就会像个白痴，没有人会把我当回事。
我不明白他是怎么忍住的。爱德加多又矮又瘦，长着一张孩子气的脸，我想他唇上蓄着小胡子是为了让自己看起来老成些。但那些胡须稀疏而不成形，因此造成了反效果，让他看起来就像是在装大人。而这会儿，那些胡子忽然间看起来更稀疏也更不成形了，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随着防水胶带被拔了下来，我真想不通他怎么没痛得喊出来。
我坚定地摇摇头。“你刮掉胡子看起来更好，”我坚持，“反正随时都可以再留，但现在得先刮掉。”
我掀起盖住他嘴巴那片胶带的一角，掀到足以撕开来的程度，然后告诉他忍一忍。“会很疼。”我说，准备动手。我猛地把胶带撕下，我发誓这个可怜的小浑蛋眼球都突出来了，不过他半声也没吭。
我给了他一把新的一次性刮胡刀和一罐刮胡膏，然后他关上了厕所门。门再度打开时，他看起来年约十七，比这一切发生之前年轻了六个月。
以这个姿势，他只能看到一小片地板，所以我打开门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来的人是谁——可能是某个来救他的人，也可能是原来绑他的那伙人回来要灭口。总之有人出现了，所以他拼命制造出声音，发出了一连串极为生动的呜呜鼻音。原先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还活着，听到呜声让我立刻松了口气，我把他翻转过来，好让我们能看到对方，然后开始替他松绑。
我说他看起来很好，问他还需不需要什么，比如一颗阿司匹林、一点儿食物，或许冲个澡，可他只想回到楼下继续看门。他已经离开岗位太久了，他说，如果大厦管理员接到投诉就不好了。虽然那个管理员是爱德加姐夫的表妹夫，但如果知道他如此偷懒，也一样会把他开除。
可是恐怕也只是活着而已。他很勇敢地设法挣脱，在椅子上前后摇晃直到翻倒过去，但这姿势只是让他更加不舒服了。最后他终于设法侧身着地，脚悬在空中，头往下倾斜。这样的姿势会让血液涌向他的头部，不过也不会涌，可以慢慢流，因为爱德加多哪儿都去不了。
何况，他说，大厅现在没人看着，这样不安全，任何人都有可能走进来。住户们付了很多房租，他们有权利希望他坚守岗位，保护住户的利益。
他们把他的手用胶带缠在背后，让他坐在一张直靠背木椅上，把他的脚踝缠在椅子的前腿上。然后用胶带绕着他的腰部，缠紧在椅子的靠背上，最后又撕了一片胶带贴在他嘴上。不过他们没贴住他的鼻子，感谢上帝，所以他还活着。
于是他走了，他谢谢我给他的咖啡，谢谢我没有坚持报警，并且不顾自己刚经历过的一切，急着要回去工作。真不明白移民局为什么想把这样一个人遣返回原来的国家。
不管那些人是谁，他们一定是听了华盛顿某个联邦天才官员的建议，为了发生恐怖袭击时可以用防水胶带封窗户，囤积了很多胶带。他们显然是趁日用品连锁店凯马特存货告罄之前跑去买的，所以手上存货太多，而且在捆绑我们这幢大楼的门卫爱德加多时毫不吝啬——很不幸，那些人来访时正好是他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