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完电话，我尝试着什么都不去想，继续玩游戏。发现如果不去想其他事情，确实能让我把自己幻想成游戏的一部分，从而更加专注于解决游戏里面的问题，不知不觉就打通了好几个章节。对于游戏高手来说，想进入这种状态应该不会像我这么刻意吧。
「谢谢你的好意。想玩游戏我们有的是时间，提前去香港恐怕是不行了，内地高考完之后，我还要和高中同学聚会。」不过她的说法倒是让我意识到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我一直都觉得积极主动思考是件好事，遇到任何事情首先都会快速进入思考状态，但从来没有尝试过放空自己彻底不思考，甚至连主动放慢思考速度这件事都没做过。没人提这事的时候，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她这么一说，我想起之前很多时候因为做决定比较快，反而做了一些后来发现完全可以不做的无用功。
在游戏中度过两天之后，我去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尽管大多数人在去年就已经成年，但高考结束的聚会更像是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成人礼。只是此时的我们对于成人的概念理解实在狭隘，因为绝大多数人还会认为仅仅模仿成年人的行为自己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比如，大家都在喝酒，还有很多人无视墙壁上的禁烟令开始吞云吐雾，从他们一边抽烟一边咳嗽的状态来看，很多人甚至是第一次抽烟。餐馆的服务员对此也是睁一眼闭一眼，毕竟这两天的生意可能主要就是来自这样的人。
「哈哈，也只有你才会问出『该带着一种什么态度玩游戏』这种谜之问题吧？其实什么态度都无所谓，关键是我们玩游戏之前不会想这样的问题。依我看，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游戏玩得太少，而想得太多。要不——你提前来香港，我陪你玩个昏天黑地，保准到时候什么都没空想，只想着赢。这才是游戏的真谛嘛，要让你做到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事，却让你体验和现实生活中做到那件事一样的快感。」
我无意指责这样的成人礼，毕竟这是我们跌跌撞撞走向成年的第一步，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聚会，才真正像我们对中学生活的总结，我自己也乐在其中。在过去的三年乃至六年，我们一路都战战兢兢，生怕做错了什么导致这两天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而现在，至少在今天这个晚上，我们处于没有人管的状态，因为在父母辈老师辈眼里，我们是从高考结束的那一刻瞬间长大的。之前很多的禁令突然失效，比如喝酒；很多禁忌突然变成了如信仰般的追求，比如恋爱。
我被她这番劈头盖脸的游戏论唬的有点摸不着头脑：「呃……没想到这里面还有这么深的学问呐。那我该带着一种什么态度去玩游戏呢？」
在这一刻之前，我们要面对的最难的事情就是高考；而在这一刻之后，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复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需要这样一个节点来放纵，要不有时候真的很难找到面对未来困难的勇气。
她说：「你这是强行从游戏中攫取那种大家世俗上认可的价值。大部分人都认可并且能感知非虚构类书籍的价值，比如挖掘机修理手册至少教会了你一门手艺。大部分人也认可虚构故事的价值，但能感知到的就比较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称赞莎士比亚，但终其一生也没读过莎士比亚任何一本著作的原因。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很多人还不认可游戏的价值，或者在认可游戏价值的人当中，它的价值也是被低估的。你虽然对新东西一直持开放态度，但你为了说服自己去玩，还是给游戏套上了一层世俗的价值，因为你能体会虚构故事的价值，所以你让自己把目光聚焦在了游戏的故事情节上。可是，这样一来，游戏就不好玩了，要获取这些价值，你干嘛不去看小说和电影呢？」
比较意外的是，我被两位女同学告白。她们都是高一的时候喜欢我，不过当时那种朦胧的情愫估计早就被学习的高压消磨殆尽了，现在找我说应该只是不想让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吧，否则她们肯定不会结伴一起来告诉我这件事。
打游戏时又接到了童云丛的一个电话，得知我在打游戏，她非常惊讶，然后就开始问我是否能找到游戏中各种隐藏道具。我只好和她说第一遍玩通常没有时间去想隐藏道具的事，往往会把游戏难度调到最低，然后欣赏剧情。
我们约略交流了一下未来的打算。她俩都会继续在北京读大学，我没有告诉她们圣哲学园的事情，只说自己被香港海洋大学录取，但需要在下周一就去学校报到。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梁炯说的「可能只是另外一种费力罢了」。
俗套的对话波澜不惊地进行着，直到她们听说赵怡年也要去时，其中那个已经喝得有些晕的正低着头闭目养神的女生突然抬头，并举杯：「果然还是你们两个人要在一起啊，祝你们幸福。」
在我接过手柄时，她又补了一句：「只是我感觉你玩游戏的时候也休息不了。」
我举杯微笑着接受了她的祝福。只是，怡年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不得而知。
不过在高考的这两天时间，我没法打扰他们，只能窝在家里。我问姐姐，是否要为上学做点准备，她递过来一个游戏手柄，道：「休息好就是最好的准备。」
6 月 11 日，我和怡年再次踏上前往香港的旅程。
我也突然想起自己的同学大都要参加高考，过两天高考结束也正好可以聚聚。
临行之前，姐姐把最近在看的施利亚耶夫的《概率》送给了我，并对我说：「对于确定的东西，只要不是智力所限，我觉得你能够想明白，能够做决策；而对于不确定的东西，有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认命；但也有一些，我们能够从中找到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概率，对于优秀的人来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能力差别就体现在对概率的应用上面。你掌控得好，别人就会觉得你运气好，所以拿这本书来祝你好运吧。」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接到了怡年的电话，告诉我她的手续差不多办完了，但未来几天要和她的同学聚会，下次见面可能要等到回香港的航班了。
当天晚上，我和怡年住进了香港海洋大学的公寓，一同入住的还有梁炯和童云丛。公寓的形式是每人一个小开间，面积不大，但如果要自己租的话，在寸土寸金的香港应该不会太便宜。
但现在我高中毕业了，也成年了，我也应该学习如何面对这个社会的复杂了。同时，我意识到一个事实：其实从我来到这个世上，所面临的局面就一直在变复杂，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会越来越复杂，所谓高考之后的日子就会轻松只是一种自我安慰。还好我喜欢学习这件事，否则真的会有一种在无边苦海中航行找不到彼岸的无力感。
负责接待我们的人正是莫嘉妮，她也住在附近。而我刚好想问她一些关于姐姐的事情，于是就约她在晚上十点在校园里走走，莫嘉妮打趣道：「高中刚毕业就开始练习约会了啊，前途不可限量。」
当你想调查现实生活的场景时，你不得不开始关注每一个细节，这就有一点像是西方的装饰，一个西方人因为这种文化上的传承，也许可以更全面地接收概略信息。在拥有这些大概信息之后，像福尔摩斯这样的聪明人就可以快速筛选，然后从中挑出最好的一个或几个侦查方向。而像我这样的人，虽然可能在细节观察方面并不弱，但一下子去接收纷繁复杂的信息可能还欠一些火候。其实从小到大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做别人布置的作业，很多情况下你思考问题的方向是被限定死的，于是我的优势可以在其中得到最大的发挥，也在不断被磨砺，这一点的典型体现就是考试分数高。
当然她还是答应了，她应该知道我想聊些什么。不过听她提到约会，如果真有女孩子能被你晚上十点钟约出来，应该多少还是会有些喜欢你的吧。
我们这种装饰习惯，反而可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那一幅画上，仔细观赏它的细节。所以当我们面对一间西方人的屋子时，就会无所适从，不知道目光该放在哪里，而当你问一个西方人的感受时，通常他会告诉你屋子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也不会觉得顾不过来。如果他仔细想想的话，通常会和你说其实没必要纠结于每一幅装饰画的细节，都是屋子整体的一部分。
屋子收拾停当后，差不多到十点，我走到公寓楼下，莫嘉妮已经等在那里。她从包里拿出一瓶驱蚊水递给我，道：「这么晚在校园里散步，蚊子可不打算放过你。」
而且，福尔摩斯是个由西方人塑造出来西方人，我一直觉得中国人以及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在观察事物的习惯方面有差异，这种差异根植于我们的文化差异之中。举例来说，最有品位的欧洲人在装修自己的屋子时，也会在室内挂满各种油画，这是属于他们的审美；而中国人在这方面比较注意留白，尽管国画可能会有「疏可走马」和「密不透风」之分，但哪怕你看古代达官显贵的书房，一面墙上也很难看到第二幅字画。
我道了声谢，然后在自己裸露的皮肤上都喷了一遍。热带蚊子多是常识，但如果不长期居住的话，很难想到这样的常识本身也是需要学习的生活细节的一部分。
在确定不再需要帮忙后，我走出了注射室，径直离开了医院，因为实在没有待下去的必要。我对这件事情没有预设，所以其实并不知道该关注什么。因为没有重点，如果去看每一个细节，最终只能迷失于细节。也许真正优秀的侦探能够像福尔摩斯那样不带个人预设地去观察每一种细节，然后得出结论，但我不行，而且说实话，就算是福尔摩斯，每当有事件找到他的时候，不管是凶杀还是盗窃，他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最初的事实依据，这也许不是他的预设，但却是小说作者替他做好的预设。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莫嘉妮开始从蚊子的话题聊到了自己的身世。她是中法混血，上小学之前她和家人都待在法国巴黎，后来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举家来到了香港。在她看来巴黎最大的好处是那里几乎没有吸血的蚊子，有时候家里会飞进来那种翅膀很大的绿色蚊子，但这种蚊子不叮人，看上去像是小蜻蜓一样可爱。
听她这么说，我注意到她左脚踝关节应该是刚好磕在了暖气片的一个凸起上，看上去伤得还不轻。她拽着我的胳膊一颠一颠地走进了注射室，然后我简单给医生说明了一下情况。
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我像是在听天方夜谭。小时候我住在北京的一条小河边，那里一到夏天，蚊子成灾。傍晚时分，偶尔能在河边看到约会的情侣，走过他们身边也是一股驱蚊花露水或风油精的味道。再加上当时空调还没有普及，七八月份热得要命，经常整宿睡不着。当时我对天堂的定义就是，温度适中并且没有蚊子。
她说：「谢谢，我没事，就是左脚有点疼，能不能麻烦你把我扶到房间里。」
莫嘉妮听完我的故事，笑着和我说，那么巴黎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天堂吧。然后我把话题转向了我的名字，问她在法语中「橙子」究竟应该怎么读，我听完之后觉得怎么都不像是「奥朗热」。借着名字的话题，我把一直想问的关于她的姓的问题抛了出来。
我连忙走上前去，扶她到椅子上坐下，道：「你没事吧？」
她轻轻叹了口气，道：「每认识一个新朋友，总是免不了谈到我的名字。不过你好像是最矜持的一个，你那三位同学都早就问过我了。小时候确实挺痛苦的，总是有各种人拿我的姓开玩笑，尤其来了香港之后，好像在中国文化中『男人婆』这个词有特别的搞笑意味，所以一开始大家都这么称呼我。我的态度就是冷处理，他们这么叫我时，我并不理会，刚开始大家觉得我好欺负，但突然有一天没人这么叫我了，因为大家觉得要是我都不在意的话，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不过反过来说我的名字也有好处，就是特别容易被人记住，到毕业的时候几乎全年级没有不认识我的人。」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突然响了。她小心翼翼地把原本两只手拿着的托盘移到左手上，然后右手掏出手机，用余光扫了一眼屏幕。可能是姿势过于别扭，一不小心摔倒了，手里的托盘被打翻，里面的药撒了一地。
没想到对待绰号这件事情上，还可以是这样一种处理方式。确实，一开始大家给你取绰号，多少带一些讽刺和揶揄，所以你越反抗大家越觉得有了应有的效果，会叫得越起劲。但如果一开始就认了，大家反而觉得索然无味，也就不叫了。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的处理方式是，先给他们一个可能的称呼，比如「阿珵」，通常在有了一个和大名不一样的称呼之后，大家也不会处心积虑地再给你取新绰号，要知道记个新名字也挺费劲的。
注射室斜对面的房间好像是一间临时的药品存储间，在我坐下来的这段时间，看到有个护士从里面拿了几次药送到了注射室。刚刚她又进了存储间，出来时，一边托着药品的托盘，一边充满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也许是感觉排队早该排到我了吧。
接下来聊天开始进入正题，我说起了这次回家见我姐姐的事情，并和莫嘉妮复述了自己和姐姐之间的对话，然后问道：「姐姐在听说你想调查她的病因时，反应有点太大，是不是你真的发现了她的病有什么问题呢？」
椅子旁边就是姐姐当时接种疫苗的注射室，位置接近走廊末端，是监控摄像头覆盖得比较好的地方，只是不知道当时的录像是否还有保留，又或者这个摄像头是否只是装个样子，毕竟一个假摄像头也能吓阻很多潜在的医闹。当然后果就是假如真有案件发生，摄像头就会莫名其妙地「坏了」，至于是真的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在拍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莫嘉妮道：「这个问题其实我现在回答不了。只能说我有一种直觉，觉得她的病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我很难分清楚这种直觉仅仅是因为我和阿韵感情上比较好，所以有的一种强烈不甘，还是这些年在俱乐部的工作经验让我觉得这事必有蹊跷。我这么说你也许能懂，一个比较有经验的警察，通常能够判断出一群人里谁是罪犯，这在其他人看来好像是一种直觉，但他知道自己有依据，只是这种依据说不出来。当然也存在误判的可能，所以无论基于什么理由，我都想找机会好好调查。对我来说，最好的调查单位当然就是俱乐部了，只是我没有理由让俱乐部把资源放在一个没有实质证据的猜想上。这时我想到了俱乐部的新人福利，如果你加入俱乐部，并提出要调查的话，大家就没有办法拒绝了。」
接种疫苗的科室在医院的三楼，到了这层之后，才发觉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要到这里来看什么。无奈只好在走廊里找到那张我和姐姐坐过的条椅坐下，看着医院里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
我认真听完她的话，道：「你知道吗？我觉得你的直觉是对的，因为姐姐的反应让我觉得她认为你的直觉是对的。我对你并不了解，但当时她的反应让我觉得，她信任你，在她看来，你的判断似乎有独特的价值。她之前几乎已经认定自己的病就是个意外，但当她听说是你想要调查的时候，她的想法瞬间变了。而且当你向我提供这个福利的时候，李任舆先生和王天睿的神情似乎也有些惊讶，我觉得他们和我姐姐应该有相同的感觉，对你也有相同的信任。」
手续不用办了反倒轻松了许多，于是我决定去姐姐打疫苗的医院——北京第三医院——看一看。尽管莫嘉妮让我不用管调查的事，但我想说不定到了现场能够想起一些有用的细节。
「或许是吧。不过既然你已经向俱乐部提出了这样的请求，我相信一定能查清真相。不过我倒是惊讶于你关于你姐姐的话，她怎么想你明明可以问她的，为什么一定要推测呢？」
我只好和莫嘉妮通了一个电话说明情况，她听完哈哈大笑，说你们学校还真是这样的，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让我放心，只要我能顺利去香港就行，其他手续在大学毕业之前补齐就好。她这番话让我想起姐姐在上大学那一年的圣诞假期专程赶回学校办了一些手续，不用说，她跟我刚好是同一所高中毕业的。
我苦笑了一下：「这可能是我们一家人的默契吧。我知道她什么想说，什么不想说，对于她不想说的也就不问了。反过来，她也会这样对我。」
结果不谈高考他们紧张，谈到高考他们更紧张，这两天高考更是根不能触碰的弦。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手续硬是没有办成。
「你们这一家人，还真是有通常人难以企及的默契。换作是我，姐姐在我来之前没和我说任何关于圣哲学园的事情，回去肯定会大闹一场，当然我也理解她为什么不和我说，但还是得闹一场，没有人喜欢这种被瞒着的感觉啊。你们呢，淡淡地就聊过去了。我之前还担心过，阿韵不让我们告诉其他人她原来是我们的同学，面对你也只能信守诺言，但你总有一天会知道，还不知道到时候该怎么解释给你听。这下好了，阿韵和你说了，你居然也没怪她。别是把一切都压在心里憋着吧，憋坏了可不好。」莫嘉妮有点开玩笑地拍拍我的胸口。
因此，为了能够顺利办好手续，有必要给老师们做一些心理建设。首先，得让他感觉我的事情和高考有关——只不过是国外的高考而已；其次，也要让他知道学校能出一个香港海洋大学这样的重点大学生在业绩上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我笑了：「啊？我一直以为大家和家人的相处模式都和我是一样的，原来还有你说的这么个活法啊。不过你这么一说，倒是让我想起，小时候家里并不是很宽裕，我没有固定的零花钱，想买东西的时候只能找父母要，我每次都能要到。班上和我处境差不多的同学都很羡慕我，感觉我可以随心所欲。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我的欲望远远不止于此，只是我知道买哪些东西他们会给钱，买哪些他们不会给。这些都算是这种默契的一部分吧。」
我的手续就没那么好办了。在这个时间点，几乎全校师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高考上，去任何一个行政单位，见到任何一个老师，当你和他提起一件和高考无关的事情时就如临大敌。不满的情绪在我面前的空气中蔓延的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个事实：其实能够有条不紊地同时处理几件不相关的事情并不是一种长大了就自然拥有的能力，尽管这些老师平时在我们面前一直表现出一副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的样子，但真正面对复杂局面时，该有的紧张和慌乱一样都不会少。
「这样啊，那我猜你最终很可能会和一个会撒娇的女孩在一起。时间不早了，我看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你先回去休息，还想聊什么的话来日方长。明天早上我们还有课，不要迟到啊。」莫嘉妮道。
怡年上的是国际学校，学校里很多同学其实都没有报名参加高考，整个学校的行政机构在这两天也没有特别紧张，所以手续办得都比较顺利。
我和她告别上楼，她最后的话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直和怡年在一起，办理去香港上大学所需的各种相关手续。由于圣哲学园是香港海洋大学的一个实验项目，所以虽然有自己的录取捷径，但入学所需要的硬性材料——比如成绩单、毕业证明——还是和海洋大学的「正牌大学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俩办完出入境的手续后，分别回各自高中开各种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