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时候啊，老爷，对这种习惯真是吃惊呢。”
“说得很好。对，邦特，你这个就可以得满分了。法国人，正如你毫无疑问注意到的，很少像我们英国人一样在信封上写地址，尽管他们有时候会在边角上写个没啥用处的信息，比如‘巴黎’或者‘里昂’之类，却不会加上门牌号码、街道名称。不过，他们倒是经常把这些必要的信息写在信封的封盖上，因为担心会没有回信或者信根本没有被读就丢进火里，或者彻底失踪。”
“其实不必，邦特。这是很合乎情理的。首先，大家都知道，法国的信大多都会在邮寄中丢失。他们对政府部门毫无信心，我相信他们这么想是很正确的。不过，他们希望，要是邮局没能把信寄到地方，那么过一阵子信会退回到寄信人手上。看起来是个渺茫的希望，不过再次地，他们是很有道理的。做事必须滴水不漏嘛。英国人呢，因为直率坦荡，不介意在这种情况下让邮局打开他的封印，读读他的信，从中找出他的签名和地址，再用一个新信封，将信整个寄回给他，用个古怪的假名，诸如‘哈勃金斯’或者‘道格斯博迪’，以便逗逗当地的邮递员开心。可是法国人呢，因为矜持，或者说鬼祟吧，认为最好还是把所有这事需要的信息都写在信封上，以便保护他的隐私。我不能说他是错的，尽管我觉得要是他在两个地方都写上地址，就更好了。不过，这封信没有写回信地址的事实，或许表明寄信人并不想公开自己。有趣的是，邦特，十有八九信里面也没有地址。没关系，这真是出色的波特酒啊。你最好还是喝完这瓶吧，邦特，要是浪费就太可惜了，而我要是再喝的话，就会倦意沉沉，开不了车咯。”
“要是我可以冒昧说一句的话，大人，有点奇特的是，寄信人的名字和地址没有写在信封背面。”
他们开上从威尔海滩回到沼地教堂的直路，河水与道路平行。
“我的家人，”彼得勋爵说，“常责备我性子急、没耐心。他们对我其实毫不了解。我不会立刻拆开这信，而是把它留着，交给布伦德尔警长。而且我不会匆忙赶去见布伦德尔警长，倒是要安安心心留在威尔海滩，吃烤羊肉。确实，好布伦德尔今天不在利姆霍特，所以我就算急忙赶回去，也没什么用处，不过……光看看信封也能发现不少。信封盖着一个邮戳，部分模糊，不过我能看出的是它末尾是y，来自要么是马恩省要么是塞纳－马恩省——一个让人回忆起泥泞、鲜血、弹坑和壕沟，令许多人都倍感亲切的地方啊。信封质量比普通法国信封差一点，这字看起来是用很多人称之为邮局用笔及相配的墨水写的，写这些字的人不大习惯写东西。墨水和笔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我在全法国各地都没遇到过一套普通人可以舒适地使用的墨水和笔。不过笔迹倒是很有意思，因为根据那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尽管所有法国人字都写得很差，但也不容易找到哪个人写得比别人差太多。日期不清楚，不过，因为我们知道信到达的日子，所以可以猜测出寄信时间。从信封上还能推断出什么吗？”
“要是这个地方得到出色的排水，连成一片的话，”温西评论道，“要是让所有运河的水都排进河里而非反之，让水都流出去的话，威尔海滩没准还是个港口，这里的地貌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活像一床扯乱的被子似的。不过七百年的贪婪、贪污和懒惰，以及教区之间没完没了的扯皮，加上认为适合荷兰人必定也适合沼地的错误想法，把这里弄得一塌糊涂。目的是达到了，但是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得多。我们就是在这里遇到克兰顿的吧——如果那是克兰顿的话。顺便说一句，不知道看水闸的那人有没有看到过他。我们停下来打听打听吧。我就喜欢绕着关口打转。”
直到波特酒（08年的塔克·豪兹华斯）上桌后，温西才从口袋里摸出信封，细细浏览。它是用外国字体写的，收款人是“英国，林肯郡，威尔海滩，保罗·泰勒先生，留局待取”。
他调转车头，开过小桥，稳稳地停在水闸看守人的小屋边。看守人出门查看，轻易就被引进了一场东拉西扯的聊天，先是天气和庄稼、沃什水渠的进展、潮水和河流。没多久，温西就站在水闸上方那道窄窄的小木桥上，沉思地看着绿色的河水。潮水正在退却，闸门部分打开，一股缓慢的河水流过它，威尔河正慢吞吞地退往大海。
“那样啊，”侍者严肃地道，“我们不胜感激。”
“真是风景如画，”温西说，“你遇到过画家之类的人来这里画它吗？”
“是的，谢谢。”温西说，“我会想办法督促老丹弗来履行他的职责的。我们都会来，一定很好玩。丹弗可以给所有的赢家发金奖杯，我呢给所有的输家发银兔杯，要是运气好的话，还会有人掉进河里呢。”
水闸看守人不大清楚。
“真的吗，先生？”侍者有点狐疑地问，不知道这份肯定出自何处，不过他不想冒犯说话者。“是的，先生，要是他能来，我们镇一定非常感激。你愿意再来一份土豆吗，先生？”
“有几个桥墩要是加点石料和灰泥，估计会结实点，”温西说，“闸门看起来也够旧的了。”
“会来的，”温西说，“真见鬼，他会来的。他又没事干，来来对他有好处。”
“哈！”水闸看守人说，“你说得没错哟，”他冲河里吐了一口口水。“这个水闸该维修啦——哟！用了二十年了，到这会儿。还不止哟。”
“不过过去比这会儿还要安静，大人。在沃什水渠干活儿的人们给这里带来了变化啦。哦，是的，先生——水渠差不多完工啦，人家都说六月份就要开通了。那会是件好事，他们说，会让这里的排水改善许多。都说它会把河床挖深十英尺多，让潮水再次冲到三十英尺河的河口那里，就像过去一样，他们就是这样说的。当然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看起来那是奥利佛·克伦威尔时代的事啦，我只是二十年前才来的这里，不过那是总工程师说的。他们已经把运河开到镇里一英里了，先生，六月会有一个盛大的开通式，会举行一个庆祝会，一场板球赛，还有给年轻人的活动，先生。他们还说，他们已经去请丹弗公爵来剪彩了，不过他来不来还不确定。”
“那干吗不修？”
因此，很快温西和他的仆人就已经坐在一间阴暗古老的楼上房间，背对广场，面对着那座矮胖的方形教堂塔楼，乌鸦在上空飞来飞去，海鸥在墓碑当中俯冲扑腾。温西点了烤羊腿和一瓶相当不赖的红酒，很快就与侍者聊起天，后者很赞同他的说法，认为这一带非常安静。
“哈！”水闸看守人说。
“太棒了。好吧，这事绝对违法了，不管从哪方面来讲，不过我们会让布伦德尔帮我们处理好的——我本来提议他自己来做这个，但这个提议听起来太冒险，我想他不会赞成，而我其实自己也没什么把握。此外，不管怎么说——”温西忍不住脱口而出——“总之，这是我自个儿盘算的事，我想留着我们自己快活。好啦，别再没完没了地道歉啦。你在这两个地方表现都极其出色，我对此非常钦佩。你说什么？它有可能不是我们要找的信？哈！就是这封信！肯定就是！我们直接赶到猫和小提琴那里吧，那儿的波特酒很棒，红酒也不容小觑，正好可以庆祝庆祝我们干的这件胆大妄为的事儿。”
他沉浸在忧郁的思绪中，沉默了几分钟，温西没有打搅他。然后他开口了，语气沉痛，似乎已经按捺了好多年。
“是的，大人。同时，我说，我的信居然没找到，真让我非常不安。我要求那个小姑娘再好好找一遍。她照做了，虽然有点不情愿。最后我说，这个国家的邮递系统太不可靠了，我肯定要给《泰晤士报》写信抱怨，然后我就开溜了。”
“看起来，没人知道这个水闸的作用。沼地排水委员会，哼——他们说这事该威尔河管理委员会来管。他们则说该由沼地排水委员会来管。现在他们决定把这事推给，哼哼，什么东部河流管理会。可他们连报告都还没写好。”他又吐了口口水，沉默了。
“哦，是吗？”
“不过，”温西说，“你这里要是来一大股水，闸门能受得住吗？”
“是的，大人，搞定了。我说了，当然，既然给我的司机的信就在这里，我就帮他取了吧，我还胡乱补充了一些解释，说我们出国的时候，他想必赢得了谁的芳心，因为他是个情场高手。我们就这个话题聊得挺开心的，大人。”
“哼哼，没准能，没准不能，”水闸管理员说，“但是我们这阵子没有多少水过来。听说奥利佛·克伦威尔那阵子不是这样，不过现在我们这儿水已经不大啦。”
“邦特，”他的主人说，“警告你，我快要发火了。你能不能马上告诉我，搞定了还是没有，你弄到那信了吗？”
温西对于护国公对沼地事务的不断干扰早已见怪不怪，不过觉得现在这么说他未免有点苛责了。
“确实，老爷。正如我想说的，那会儿必须立刻采取措施了。我就说了：‘保罗·泰勒？怎么，那是我的司机的名字啊。’你一定得原谅我，大人，要是这说法听起来有任何不敬之处，因为你那会儿正在车里，有可能自然而然地被当做是我说的那个人，不过那会儿鉴于一时激动，大人，我没能够来得及照我希望的那样仔细斟酌字眼儿。”
“是荷兰人造了这个水闸，是吗？”他说。
“保罗·泰勒！”温西突然激动起来，嚷道。“哟，这名字……”
“哈！”水闸看守员赞同道，“是的，就是他们造的水闸。为了把水挡在外面。在奥利佛·克伦威尔的时候，这地方每年冬天都要被淹，人家都这么说。所以他们造了这水闸。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水来啦。”
“是的，老爷；我那会儿也正是这样想的。我说，‘你确定吗，小姐，那封信上的字迹你没看错吗？’我得很高兴地说，大人啊，那个小丫头——因为年轻，以及毫无疑问因为没经验，居然被这个其实挺低级的把戏给震住啦。她立刻回答，‘哟，不是的，那上面写得一清二楚，就跟印刷的一样：保罗·泰勒先生收。’听到这里……”
“不过还是会有的，等他们造完那新的沃什水渠。”
“哟，见鬼！”温西说。
“哈！他们是这么说的。不过我可说不准。有人说不会有什么变化。有人说它会淹掉威尔海滩附近的所有土地。我知道的是，他们花了不少钱，钱从哪儿来？我觉得吧，本来一切不是挺好的。”
“那个小丫头呢，大人，显然听到这话有点困惑。她开口啦，挺狐疑地说，是有一封从法国寄来的信，在邮局里已经躺了三个礼拜了，但那是写给另一个人的。”
“谁该对沃什水渠负责呢？是沼地排水委员会吗？”
“很好，确实不错，”温西说，点了点头表示强调。
“不是，那是威尔河管理委员会，哈。”
“希望我可以说我一直是如此的，大人。看到蓝色邮戳，我立刻补充道，信是从法国寄来的（因为我又想起这事的背景了）。”
“但是他们肯定能想到，这会给这个水闸带来变化。他们为什么不同时也修修水闸呢？”
“我们都该始终感谢上天厚爱。”
沼地男人怜悯地瞪着温西，显然隐隐同情着他这笨脑瓜子。
“确实如此，大人。我就说了，跟刚才一样，说名字是斯蒂芬或者斯蒂夫·德莱福，不过同时我从站着的地方瞄到，她手中的信上盖着蓝色邮戳。我们之间只隔个柜台，此外，正如你看到的，老爷，我视力相当不错。”
“我没告诉你吗？他们不知道这事该由沼地排水委员会还是威尔河管理委员会来买单嘛。哟，”他的语调中涌出一丝自豪，“他们对这个水闸，已经写了五个法案啦。哈哈！他们把其中一个送到议会，真送去了哟。花了一大笔钱，他们说。”
“是吗？这些女孩真是脑筋不好使。要是她根本没想起来让你再说一遍名字，那才真叫人吃惊呢。”
“好吧，听起来真荒唐，”温西说，“况且现在还有这么多失业的人。你这一带有不少失业的流浪汉吗？”
“那个小丫头，大人，就打开一个保险柜还是什么柜子，在里面翻起来，过了不知多久，她才回过身来，手里抓了一封信，问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名字。”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不错，”温西赞许道，“一切无误。”
“记得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遇到一个家伙在河岸上溜达——新年那天。我想他看起来好像不怎么好对付吧。”
“哟，老爷，我按照吩咐，打听有没有留局待取给斯蒂芬·德莱福先生的信，没准已到这里有段时间了。那个小丫头问我有多久，我按照我们先前的商定，回答说几周前就打算来威尔海滩取的，但有事耽搁了，而我知道出于误会，有一封给我的重要的信寄到了这个地址。”
“谁？他啊？是的。他在埃兹拉·怀尔德斯宾那里待了下来，但是很快就受不了啦。什么活也不想干，这些人大都这样。他过来要杯茶喝，不过我告诉他滚出去。他要的可不是茶，他这号人，我可是知道的。”
“你在做啥，邦特？”
“我猜他是从威尔海滩来的。”
这段慷慨陈词尚未激动地表述完毕，汽车早已飞驶上教堂后头一条安静的街道。
“我猜是的吧。反正他是这么说的。说他本打算在沃什水渠找活儿干来着。”
“最好赶紧离开，大人，”邦特说，“因为，虽说这计谋顺利实施，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我也涉嫌伪造借口夺取邮包而犯下了侵犯国家邮件之罪。”
“哦？他告诉我他是个汽车修理师。”
“有什么新鲜事吗？”
“哈！”水闸管理员又冲着浑浊的水啐了一口，“他们什么都瞎扯。”
令他吃惊的是，邦特没说话，只是匆忙做个手势，暗示他别开口。温西等到他在车里坐好，又换了个问法：
“他看起来好像经常干粗活来着。为什么水渠那里没活儿可干？我倒是想问问。”
“怎样？”温西心情愉快地问道。
“是啊，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哟。那么多有技术的人都失业了，人家不需要他那号人嘛。问题就在这里，你瞧。”
这里，在小广场上的邮局门口，彼得勋爵在愉快的静谧中等候。在那些除了集市日之外永远都是休息日的乡村，这样的静谧再寻常不过。邦特已经消失有一会儿了。再次冒出来时，他不复平时四平八稳的样子，倒是多了一丝丝激动，通常面无表情的脸上，双颊有一点点发红。
“好吧，”温西说，“我还是觉得排水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和它们之间的委员会应该收下一些这种人，再给你装个新闸门。不过，这不是我的事，我还是赶路吧。”
他们在平坦的大路上把一英里又一英里抛在身后。这儿冒出一个磨坊，那儿是一幢孤零零的农舍，一排杨树生长在一条长满芦苇的河边。小麦、土豆、甜菜、芥末，然后又是小麦、草地、土豆、苜蓿、小麦、甜菜和芥末。一条长长的村中马路，有一个灰色古式教堂塔楼，一座红砖小教堂，牧师宅邸位于一片小小的榆树和马栗树构成的绿洲当中，然后又是堤坝和磨坊，小麦、芥末和草地。他们一边开，平地一边变得越来越平坦，磨坊纷纷涌现，右手方向，威尔河的银色水流又回到视野，吞并了三十英尺河、哈伯斯水渠和圣西门河的水流，水面显得宽阔起来，这里那里一会儿蜿蜒一会儿铺展的，悠悠然亘古不变。然后，在巨大的弧形地平线前方，冒出一小团尖塔、平顶和一棵大树之类，再后头就是船只的细长桅杆林。穿过一道又一道桥，旅行者们终于来到威尔海滩，这里一度是个大港口，不过因为沼泽沉积和威尔河口淤塞的缘故，现在已经远远缩进内陆。此地的灰石和木仓库上、几乎被荒废的长长的码头上，昔日港口的痕迹宛然可见。
“哈！”水闸管理员说，“新水闸？哈！”
“好的，没关系，”温西说，“利姆霍特是个有独立邮局的镇子，所以我觉得该从这里开始。不过在人工河这一侧的霍尔港和威尔海滩也不是没可能。霍尔港距离很远，不大像我们要找的地方。我想不妨试试威尔海滩。有条直路可以通过去——至少，不比沼地别的路弯多少吧……我想上帝或许还造了什么比羊还愚蠢的动物，不过显然他没有……除非是说的牛。走开，走开！走你的吧，让开！”
他仍旧靠着栏杆，沉思着往水里吐口水，任由温西和邦特钻进汽车。然后他一瘸一拐地跟了上来。
彼得勋爵等了一阵，正如人们在乡下邮局办理业务总要等待一样，同时猪群撞着他的保险杠，牛群朝他的脖子喷气。终于，邦特回来了，他让三位年轻女士和邮局局长本人帮他仔细找了半天，惜乎一无所获。
“我说的是，”他急切地俯身在汽车门上，温西匆忙收回脚，心想是不是接下来他又该吐口水了，“我说的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事报告到日内瓦？明白了吗？他们为什么不报告给日内瓦？那样的话我们就可能弄到闸门，就在他们裁军的时候，对吧？”
“进去，邦特，问问有没有给斯蒂芬·德莱福先生的信，留局待取。”
“哈哈！”温西说，正确地认为这是个嘲讽。“很好！我一定要跟我的朋友们提一提这个。说得不错，什么？他们为什么不报告给日内瓦？哈哈哈！”
他们开上沼地教堂的马路，沿人工河朝左开，又平平安安地拐上弗洛格桥，开了十二三英里去利姆霍特。正赶上集市日，戴姆勒车不得不从一群群猪啊羊啊，以及一堆堆农夫当中蜿蜒开过，后者心不在焉地站在大马路中间懒得挪动，任汽车的挡泥板顶到大腿。邮局坐落在集市一侧的中央。
“对啊，”水闸管理员说，很高兴笑点被理解了。“他们为什么不报告给日内瓦？对吧？”
“没问题，大人。”
“太对了！”温西说，“这个我可不会忘记了。哈哈哈！”
“我们要赌一个大的，邦特，就从利姆霍特开始吧。”
他轻轻松开离合器。车开走的时候，他回头看去，看到水闸管理员仍旧回味着自己的笑话，乐不可支。
邦特戴着灰毡帽回来，发现车已开出来，他的大人坐在驾驶位上。
彼得勋爵对于信的担忧果然得到证实。一等到布伦德尔警长忙了一天之后脱身回来，勋爵就非常体面地把信原封不动地交给他。警长对于温西赤裸裸的邮局抢劫大为震惊，不过对于他随后的谨慎态度还是表示赞许，并立刻允许他分享激动的消息。他们一起打开信封。信函上没有地址，信纸与信封一样质量低劣，是这样开始的：
“遵命，大人。”
“我亲爱的丈夫(1)……”
“嗯？哦！没准你是对的，邦特。请把这顶伟大的帽子放到它该放的地方吧，要是你看到维纳伯尔斯夫人，请向她转达我的谢意，就说我发现它的庇护真是宝贵无比。此外，邦特，希望你能控制一点你那种风流劲儿，纯洁的友谊比破碎的心来得强啊。”
“喂！”布伦德尔先生说，“那是什么意思？我可不是什么法语专家，但这法语不是‘丈夫’的意思吗？”
“当然，大人！要是我可以冒昧说一句，那顶粗花呢帽或者灰毡帽或许更适合眼下的天气。”
“是的。‘我亲爱的丈夫’，开始是这个意思。”
“不碍事。”
“我可不知道克兰顿——见鬼！”布伦德尔先生嚷道，“克兰顿什么时候卷入了这种事？我可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老婆，更别提一个法国老婆了。”
“遵命，大人，”邦特说，“哟！这会儿风还不小呢，大人。”
“我们根本不知道克兰顿卷入了这事。他来圣保罗，要找一位保罗·泰勒先生。这个，我推测，是写给他打听的那位保罗·泰勒的吧。”
维纳伯尔斯夫人匆忙走开了，不过她的话给温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推开背心和短裤，填了一只烟斗，踱到花园里，维纳伯尔斯夫人跟在后面，送来一顶挡乌鸦的古式亚麻帽，是教区长的。帽子显然太小了，可温西却立刻戴了起来，一脸感激涕零，好像那是一顶王冠似的。不过，邦特看到主人突然冒出来，还戴着这顶古怪帽子，命令他把车开出来陪他做一次短途旅行，免不了还是大吃一惊。
“但他们说保罗·泰勒是一口钟。”
“是吗？”温西说，“我还不知道这个。不过我对邦特不了解的程度，都够写成书了。”
“泰勒·保罗是一口钟，但是保罗·泰勒没准是个人。”
“哦！”维纳伯尔斯夫人说，“这一切多令人费解啊。相信你琢磨这些事，一准得把脑袋都想疼了。千万不要太劳累啊。屠夫说，他今天有非常好的小牛肝，只是不知道你吃不吃这个。西奥多可喜欢牛肝加咸肉了，不过我总是觉得那样太油腻了点。我一直想说的是，你那位好心的男仆，帮忙把银器和铜盘都擦得亮闪闪的，不过他真不该这样费心。一直都是我在帮艾米丽干这活儿来着。希望他待在这里不会嫌无聊吧。我知道他在厨房里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特别会模仿音乐剧。厨师说，真是比有声电影还有趣哦。”
“那么，他是谁呢？”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温西说，“我们发现了那个，在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不过它对我们没什么用。”
“上帝知道。某个在法国有老婆的人吧。”
“我想象不出来，”维纳伯尔斯夫人说，“那提醒我啦，你下到花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乌鸦在筑巢，乱成一团。要是我是你，就会戴顶帽子去。或者凉亭里总有一把旧雨伞。他是不是帽子也丢下啦？”
“那么那另一个家伙，巴蒂什么的——他是个人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只是个失业的流浪汉。或者他自称如此。他随身只有一件旧英式雨衣，他带着它走了；还有一把牙刷，那个他丢下了。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一点什么证据吗？是否可以说，他想必是被谋杀的，因为要是他只是正常地流浪离开了，就该带上牙刷才对？要是他就是那具尸体，他的外套在哪里呢？因为尸体可没有外套。”
“不，是一口钟。不过也可能是一个人。”
“他随身没带别的衣服吧，我猜？”
“他们不可能都是人啊，”布伦德尔先生说，“那样不合理。不管怎么说，这个保罗·泰勒在哪里呢？”
“好吧，有可能，”温西狐疑地说。
“或许他是那具尸体。”
“但你不知道他就是你遇到的那个人啊。他或许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那么克兰顿在哪里？他们不可能，”警长补充道，“全都是尸体吧。那也不合理啊。”
“不错；不过我遇到的那人并不是法国人。
“或许克兰顿给了怀尔德斯宾一个假名字，又编了另一个给他的通信对象。”
“没准是啊。没准他是个法国人。他们常留胡子，不是吗？”
“那么他到圣保罗沼地教堂打听保罗·泰勒又是怎么回事？”
“但那意味着他来自法国。”
“没准那其实就是指那口钟。”
“我唯一能想到的，”她说，“就是他买了英国衣服，作为一种伪装——你说过他是乔装打扮来这儿的，对吗？不过，当然了，既然没人能看到他的内衣，他也就没有费事去换掉它们。”
“明白了，”布伦德尔先生说，“这个我觉得不合理。这个保罗·泰勒，或者泰勒·保罗，不可能既是一口钟，又是一个人。至少，不可能同时两者都是。它听起来，对我来说，跟巴蒂是一回事。”
维纳伯尔斯夫人之前一直在花园忙活，浑身发热，这会儿便坐下来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把巴蒂扯进来？巴蒂是一口钟。泰勒·保罗是一口钟。保罗·泰勒是一个人，因为他有信来。你不可能写信给钟吧。要是你这么干，那你一定是巴蒂。哦，兄弟！”
“是的，但是那不能解释他为什么买的是法国货。尤其是，别的衣服全都是英国货。当然，除了这张十生丁票子，不过它在这个国家并不少见。”
“好吧，我不理解这个，”布伦德尔先生说，“斯蒂芬·德莱福，他也是一个人。你没有说他是口钟，对吧？我想知道的是，他们中哪一个才是克兰顿。要是他从这事和去年九月之间——我意思是，这事和一月之间——不对，我的意思是，去年九月到今年一月之间，他去了法国，而且还有一个老婆，我意思是……见鬼，随便吧，大人，让我们看看这封奇妙的信吧。你可以用英语念出来吗？我的法语最近有点退步了。”
“我可不大懂，”维纳伯尔斯夫人说，一边小心翼翼地检查着面前的物品。“恐怕我可不是福尔摩斯。我得说，我觉得这人一定有个很好的、勤快的老婆，不过除此之外啥也看不出来了。”
“我亲爱的丈夫（温西翻译道），你告诉我不要给你写信，除非遇到急事，不过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收到你的音讯。我很不安，问我自己你该不会是被军事当局抓走了吧。你向我保证过，他们现在可不能枪毙你了，战争早就结束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英国人很死板。写信吧，请求你，随便写点什么，让我知道你平安无事。现在一个人做农活已经很难了，我们的春播困难重重。此外，红母牛也死了。我不得不自己背着家禽去市场，因为让一直催逼，价钱又降得很低。小皮埃尔尽可能帮我忙，但他只有九岁。小玛丽得了百日咳，宝宝也是。要是我给你写信太唐突了，请原谅我，但我真的很担心哟。皮埃尔和玛丽送上给爸爸的吻。
“哦，我觉得没什么能比脑膜炎更可怕了，”温西说，“我意思是……”他看出维纳伯尔斯夫人表情很着急——“我看不出这些内衣有什么名堂。没准你可以帮我想想。”维纳伯尔斯夫人走进来，他把内衣在她面前摊开。
爱你的妻子
“希望你不要从这旧衣服上传染什么毛病才好，”维纳伯尔斯夫人说，“我相信它们可不是什么健康的东西。”
苏珊娜。”
彼得勋爵把手指插进头发，弄得光滑的金色发卷都立了起来。“保佑他吧！”维纳伯尔斯夫人透过玻璃窗看着他心想。她对这位客人有了一种母爱般的温情。“你想要一杯牛奶，还是来杯威士忌苏打，还是一杯牛肉茶呢？”她热情地建议道。温西笑了，表示感谢，不过什么都不要。
布伦德尔警长震惊地听着，又从温西手中抢过信纸，好像不相信他的翻译，觉得瞪着那些文字看就能发现一些更微妙的含义似的。
温西知道，试图根据制造商来追踪这些衣服是没有用的。这个品牌和品质的内衣在巴黎和法国各地销量成千上万。它们成堆成堆摆在大的衣料店铺外面，打着“促销”标记，让勤俭的主妇们用现金买回家。上面没有洗衣房的记号。想必是主妇在家亲自洗的，或者是由洗衣妇洗的。这里那里的破洞都被精心修补。腋下用另一种布料精心打了补丁；背心的手腕部分已经磨破，又重新补好。裤子上的扣子也换了新的。为何不呢？勤俭度日嘛。不过这些真不像是人们会愿意买的衣服，哪怕是从二手商那里。而让一个哪怕行动最频繁的人，要在四个月内把它穿得这样破旧，也是颇为不易的。
“小皮埃尔……九岁……给爸爸的吻……红母牛死了……天哪！”他用手指算了算。“九年前，克兰顿还在监狱里。”
温西检查着内衣，轻轻吹声口哨。内衣被仔细补过，想必是为了省钱。让他不解的是，在九月的伦敦留下最后一次影踪的克兰顿，居然会穿着一套如此破旧、又如此精心缝补的法国背心和短裤。他的衬衫和外套——现在也洗净叠好——躺在旁边一把椅子上。也已经穿得非常破旧，不过都是英国货。克兰顿为何要穿二手法国内衣？
“或许，是继父？”温西提议道。
背心和短裤摊在桌子上，仿佛缝纫俱乐部活动结束后拉下的几片无人过问的废料布头。它们洗过了，但上面留着淡淡的褪色瘢痕，像是腐朽所致，布料有好几处烂掉，埋在坟墓里的人的衣服一般都会变成这样。敞开的窗户里，飘进长寿花那让人联想起葬礼的味道。
布伦德尔先生没理他。“春播——克兰顿什么时候变农夫了？军事当局又是怎么回事？还有战争。克兰顿从没参战。我完全搞不清了。我只知道一点，大人，这不可能是克兰顿。太蠢了，就是这么回事。不可能是克兰顿。”
彼得·温西勋爵坐在教区长宅邸的教室里，沉思着打量一套内衣。教室事实上已经废弃了约莫二十年。不过自打教区长的女儿们去上真正的寄宿学校以来，它就一直沿用旧日名称。现在它用来处理教区事务，不过里面似乎依然飘荡着早已消失不见的家庭女教师们的气息——那种穿着硬邦邦胸衣、高领钟形袖长裙、头发朝后梳的家庭女教师们。有一个书架装着破旧的课本，从《小亚瑟的英格兰》到哈尔和奈特的《代数学》，一张褪色的欧洲地图依然钉在墙上。彼得勋爵可以自由使用这间房间，按照维纳伯尔斯夫人解释的，“除了在缝纫俱乐部活动的晚上，那时我们恐怕不得不请你回避一下”。
“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了，”温西说，“但我仍旧觉得新年那天遇到的就是克兰顿。”
——诺拉·瓦伦：《流放者之宅》
“我最好给伦敦打个电话，”布伦德尔先生说，“然后去向郡警察局长汇报这事。不管怎样，得追下去。德莱福失踪了，我们找到一具看起来像他的尸体，得为此做点什么。不过法国……好吧，好吧！怎么找这位苏珊娜，这个我真不知道，而且准要花我们一大笔钱。”
人们危险地忽视了运河的问题。共和国期间，每年我们家都向首都报告，说附近有河渠被淤泥堵塞，一些堤坝濒临崩溃。我丈夫和迈达的父亲刚刚才与现任总统会谈过。他们得到了礼貌的接待，但结论依旧是没有措施可以采取。
(1) 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