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在与他聊天过程中发现，他似乎有偏执狂。韦伯透露，在威灵汉受审期间，他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1988年在监狱里受到性侵后一直如此；而且，他常受“心理障碍”之苦。在交叉审问下，韦伯称自己不记得一起几个月前认过罪的抢劫案。
与斯黛茜交谈过后，吉尔伯特又想到一个想要采访的人：强尼·韦伯。当年就是他在监狱里告发了威灵汉，目前关在得州的爱荷华公园监狱。她给韦伯写信，他说自己可以见见她，于是他们在监狱的会客室见面了。他年近三十，皮肤极其苍白，头剃得很光亮，目光游移，似乎浑身都在颤抖。一名见过他的记者形容他“紧张得就像一只靠在摇椅边上的猫”。韦伯九岁就开始吸毒了，判刑时的罪名包括但不限于偷车、贩卖大麻、伪造文书、抢劫。
韦伯跟她重复了在法庭上说过的话：他当时经过威灵汉的牢房，两人隔着递饭的窗口聊天，突然威灵汉崩溃了，告诉他是自己故意放火把房子烧了。吉尔伯特觉得有蹊跷。威灵汉在其他情况下坚称自己无辜，怎么会突然跟一个几乎不认识的狱友坦白呢？这说不通。据说谈话是通过对讲机进行的，看守都能听到——实在不是一个跟狱友袒露心声的好场所。不仅如此，韦伯还发誓说，威灵汉跟他讲斯黛茜伤害过一个孩子，放火是为了掩盖罪行。然而，根据尸检结果，孩子的尸体上没有发现任何瘀青或创伤痕迹。
另一名专家是詹姆斯·P.格里格森，一位司法精神病学家。他是死刑案件的常客，因此得了一个绰号：死亡医生。（一名得克萨斯州上诉法官曾经写道，格里格森一上场，被告就“赶紧写遗言，留遗嘱吧”。）格里格森说，威灵汉有着“极其严重的反社会倾向”，他简直是“无可救药”。在1977年的兰道尔·戴尔·亚当斯谋害警察一案中，他也为最后的死刑判决出了一份力，用的词都几乎一样。之前没有案底的亚当斯就这么在监狱里被关了十几年。然而，距离死刑执行只有七十二个小时的时候，新证据出现了，他被无罪开释。1995年，也就是威灵汉受审三年后，格里格森因为违反职业道德被美国精神医学学会除名。协会称，格里格森曾多次“不经亲自询问即妄下诊断结果，而且在出任法庭专家证人时，声称自己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涉案人员之后会继续进行暴力行为”。
许多在监人员成为线人都是为了减刑或福利，是出了名的不可靠。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冤案研究中心2004年的一份研究显示，警察或监狱线人说谎是美国死刑冤案的主要原因。韦伯举证针对威灵汉时，自己正身负抢劫罪和伪造文书罪的指控。威灵汉受审期间，另一名在监人员试图告发韦伯，说从别人那里听说，他希望“少蹲几年”。但是，这份证词被判定无效，理由是道听途说不足信。韦伯接受了抢劫罪和伪造文书罪的指控，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检察官杰克逊告诉我，他整体上认为韦伯“不靠谱”，但是补充道：“不过，如果这事不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动机做伪证。我们看得他挺紧的。”1997年，也就是威灵汉受审五年后，杰克逊向得克萨斯州赦免与假释委员会提出呼吁，要求批准韦伯假释。“我之前就让他们赶紧把他放了。”杰克逊告诉我，原因是韦伯已经被雅利安兄弟会盯上了。委员会同意了，但是放出来没几个月，他又因为携带可卡因回到了监狱里。
有一天，杰克逊给格里高利看了第六十号证物——一幅铁娘子乐队海报的照片，之前挂在威灵汉家里。他请这位心理学家给解读一下。“图里画的是一个被拳头洞穿的骷髅。”格里高利说，图片展示着“暴力”与“死亡”。他还看了威灵汉的其他几张音乐海报，“这是一个披着斗篷的骷髅，有翅膀还有斧头，”格里高利继续说道，“到处都是火焰——我想起了地狱的情景。还有一张——是齐柏林飞艇乐队的，画的是堕落天使……我见过行为与爱好之间的关联，有很多次。对死亡的关注。这种音乐听多了，就对可怕的行为产生了兴趣，这种事例有很多。”
2000年3月，吉尔伯特来看过他几个月之后，韦伯出人意料地给杰克逊寄了一封“证词撤回诉求”，宣称“威灵汉先生在一切指控上都是无辜的”。但是，威灵汉的律师没有获知这一新进展，而且没过多久，韦伯没有任何解释就撤回了之前的撤回诉求。韦伯于2007年出狱。我最近问他为何撤了又撤，还有威灵汉为何要向陌生人坦白。他说自己只知道“这个家伙跟我说的东西”。在我的追问下，他又说：“我很可能误解了他的意思。”威灵汉一案开庭以来，韦伯又被诊断为双重人格。“我在小格子里待得太久了，脑筋不太正常，我的记忆都是碎片式的。我当时吃了很多药。大家都知道，”他停了一下，接着说道，“伪证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不是吗？”
检方引用这一证据来说明威灵汉符合反社会人格的标准，还请了两名医学专家来证实这一理论。两人都没见过威灵汉。其中一个叫蒂姆·格里高利，拥有心理学硕士学位，婚姻与家庭问题方向的，之前跟杰克逊一起出去打过野鹅，从未发表过反社会行为领域的研究，他的主业是家庭咨询。
除了纵火的科学证据以外，针对威灵汉的指控都站不住脚。杰克逊检察官这样评论韦伯的证词：“可信可不信吧。”后来还发现，冰箱堵在后门也不是什么大事。他们家的厨房很小，还放了两台冰箱，其中一台本来就在后门边上。警探吉米·亨斯莱和消防局副局长道格拉斯·福格都勘察过现场，他们最近跟我说，他们从来没觉得冰箱跟纵火案有关。“它跟火灾一点关系都没有。”福格说。
“不是。他只是——只是文了这么个图案而已。”
调查此案几个月后，吉尔伯特发现，自己对检察工作的信任被动摇了。她跟我讲：“如果托德果真是无辜的呢？”
“他就是喜欢骷髅和毒蛇。你是这个意思吗？”
1660年夏天，一个名叫威廉·哈里森的英国人在格罗斯特郡查令沃斯村附近散步的途中消失了。很快，他的帽子在一条小路边上被发现了，上面还有血迹。警方讯问了哈里森的仆人约翰·佩里。佩里最后声称哈里森是被他的母亲和兄弟谋财害命的。佩里和他的母亲、兄弟三人都被绞死了。
“就是个文身。”斯黛茜答道。
两年后，哈里森现身了。他不可思议地一口咬定，自己是被一伙匪徒绑架了，然后卖为了奴隶。不管实情如何，有一件事不容置疑：佩里一家没有杀害他。
在定罪审判过程中，只有保姆一人站出来为威灵汉辩护。但是，在量刑阶段，包括斯黛茜在内的多名亲属都请求陪审团留威灵汉一命。斯黛茜出场时，杰克逊厉声质问她，威灵汉那个“缠绕着毒蛇的大骷髅文身”是什么“意思”。
可能错杀一个无辜之人的恐惧一直跟随着陪审员、律师和法官。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可判死刑的罪有几十种，包括盗马、渎神、“偷人”、拦路抢劫。独立后，适用死刑的罪名逐渐减少，但人们一直担心法律流程是否足以避免滥杀无辜。1868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为死刑做出了史上最有力的辩护之一。他认为，处死杀人犯所表明的并不是对生命的不尊重，而恰恰是生命宝贵的证明。“相反，我们通过了一项规则来表达对它的尊重：违反另一个人的生命权，他便同时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权。这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他说。对密尔来说，有一种反对意见是有分量的——“如果无辜者因为司法过失而被处死，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威灵汉一直对她不好，她回忆说。他进了监狱以后，她就另找了一个对自己好的男人。但是，她认为前夫不应该被判死刑。“我觉得他没干。”她哭着说。
现代司法体系不仅上诉流程耗时很长，还有各种赦免委员会，我们普遍认为这是为了避免密尔所担心的那种“司法过失”。2000年，时任得州州长的乔治·W.布什说：“我知道，有些美国公民不喜欢死刑，但是……我们给出的判决都是有充分依据的。”他的首席刑事司法政策顾问强调：“为避免无辜者被处死，我们已经采取了高度正当的程序。”
最后，吉尔伯特回到科西卡纳去采访斯黛茜，她同意去吉尔伯特住的旅馆见面。斯黛茜微微发福，双颊圆润而苍白，深棕色头发，刘海是用发胶固定住的，脸上化着浓妆。在记录这场谈话的录音带中，斯黛茜说，火灾之前几天没什么异样。她和威灵汉没有吵架，都在准备过节。虽然火灾调查官瓦斯奎斯记得暖气是关着的，但据斯黛茜讲，当时是冬天早晨，挺冷的，至少有一台暖气是开了的。“我记得把它关上了，”她回忆道，“我老是想，天哪，安珀不会把什么东西放进去吧？”斯黛茜补充道，她不止一次抓到安珀“拿着东西靠暖气太近”。
然而，近年来，人们又开始质疑这套制度能否避免错误。自1976年以来，共有一百三十多起死刑判决被推翻，其中十七人要归功于八十年代发展起来的DNA检测技术。但是，该技术的适用范围很狭窄。巴里·谢科是“无罪计划”（Innocence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曾经利用DNA检测帮助多名犯人脱罪。据他估计，约有百分之八十的重罪案件不涉及生物证据。
接下来的几周，吉尔伯特继续追查线索。许多人——包括巴尔比夫妇——仍然相信威灵汉有罪。但他的几个亲戚朋友有疑问，执法部门里也有人持同样的观点。波利·古丁当年在俄克拉荷马负责监督威灵汉的缓刑生活。她最近对我说，威灵汉从来没表现出乖张或反社会的行为。“在我监督过的孩子里面，他大概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她说。贝姵·布里吉斯之前是一名法官。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多次在法庭中坐在威灵汉的“对面”，因为偷窃罪把他送进监狱。她对我说，她想象不出他竟然会杀害自己的孩子。“他很有礼貌，不是无法无天的人，”她说，“他的罪行都是因为一些傻事。偷的东西也都不值钱。”火灾发生的几个月前，威灵汉去过一趟古丁的办公室，骄傲地给她看斯黛茜和孩子们的照片。“他想让贝姵和我知道，他的日子过得不错。”古丁回忆道。
2000年，伊利诺伊州的第十三名死刑犯成功脱罪后，时任州长乔治·瑞安中止了死刑。尽管他多年来一贯支持死刑，但他宣称，自己再也无法支持一种“接近于最可怕的噩梦，也就是国家夺走无辜生命”的制度了。前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曾表示：“处决一个在法律和事实上均属无辜的人是一种违宪行为。”
基恩和欧根尼娅要走了：他们跟儿子只有四个小时的见面时间，可不能耽误。临走前，基恩说：“有发现别忘了告诉我们啊。”
这种案件已经成为了死刑反对派的“圣杯”，阴森的圣杯。斯图尔特·班纳2002年写了一本书《死刑》，他在书中写道：“一想到可能杀死无辜的人，人们就会反省是否应当支持死刑。有些人不太关心反对死刑的统计数据——比方说威慑作用不强，或者种族间差异较大——却对这种极端不公正现象可能会发生的个别案件感到深深的不安。”死刑反对派提出了几桩可疑的案件。1993年，鲁本·坎图因抢劫杀人被判死刑，多年后，此案的一名生还受害者告诉《休斯敦新闻》，他当年是在警方压力下指认坎图为枪击者的，尽管他认为坎图是无辜的。萨姆·米尔萨普是负责此案的地区检察官，他一度支持死刑（“我可不是那种狂暴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他也说，一想到自己曾铸下大错，便感到忧虑不安。
欧根尼娅说，火灾前一天夜里，她跟托德通过电话。她和基恩准备两天后，也就是平安夜过去。托德跟她讲，自己、斯黛茜和孩子们刚刚拍了家庭合照。“他说‘我们收到你的圣诞节照片了’，”她回忆道，“他让安珀接电话，她当时正在跟两个妹妹说话。他情绪还挺好的。要是他有烦心事，我肯定能听出来。”
1995年，拉里·格里芬在密苏里州被判处死刑，罪名是驾车枪杀了一名毒贩。定罪的主要依据是一名惯犯的目击证词。此人名叫罗伯特·菲茨格拉德，之前是检察院线人，当时受证人保护计划庇护。菲茨格拉德坚称，自己刚好看到了这一幕，因为他的车抛锚了。格里芬被处决后，美国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法庭辩护与普法教育基金会出资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一名在本案中受伤的人坚持认为，开枪的人不是格里芬。此外，第一位到达现场的警官也怀疑菲茨格拉德是否真的目击了这一罪行。
基恩和欧根尼娅一边喝咖啡，一边向吉尔伯特表达感激之情，终于有人对托德的案子感兴趣了。基恩说，他的儿子不是完人，但绝不会杀人。
然而，这些案件都没有提供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在法律和事实上均属无辜的人”被处决了。2005年，路易斯堡检察官詹妮弗·乔伊斯收到了一份她口中的“有力”证据，可能表明格里芬是无辜的，于是重新调查了此案。经过两年来审查证据、与新目击证人交谈，乔伊斯称她本人及其团队确认“被处死的确实是犯罪者”。
一天上午，威灵汉的父母来看他。吉尔伯特就约他们先到监狱附近的一间咖啡馆见面。基恩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虽然黑发中多了几根银丝，深色的眼睛也因为眼镜显得比平常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威灵汉家的人。欧根尼娅五十多岁，一头银发，随和健谈，跟丈夫的严肃克制形成了对比。他们从俄克拉荷马到得克萨斯要花六个小时，早晨三点钟就得起床了。他们住不起旅馆，所以当天晚上必须得回去。“我真的感觉自己是他们的累赘。”威灵汉在信中对吉尔伯特说。
2006年，最高法院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在一件堪萨斯案件中投票支持死刑判决（多数意见为支持）。斯卡利亚认为，在现代司法体系中，“还没有一件案子——一件都没有——被明确地证明有人是因为他没有犯过的罪行被处决的。要是近年来真有这样的案子，根本不用去专门找，无辜者的名字早就被喊到天上去了”。
吉尔伯特不确定该怎么看待他说的话，于是开始找相关人员问一些问题。“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我疯了，”吉尔伯特回忆道，“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
“我的麻烦很简单，”威灵汉在一封1999年9月给吉尔伯特的信中写道，“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努力阻止他们把我杀掉。就这样。”
吉尔伯特去过法院后，就在不断思索威灵汉的作案动机。她也问过他这件事。他在回信中谈到了孩子的死：“我再也不想谈这件事了。在我的内心深处，它依然是一道深刻的情感伤疤。”他承认自己是个“不够格”、打老婆的丈夫——他感到很后悔。但是，他说自己深爱着孩子们，绝不会伤害她们。他说，当了爸爸以后，他就变了。他再也不鬼混了，“安分”下来，“成了一个男人”。大火发生前不到三个月，他还和斯黛茜回老家阿德摩尔登记了，办了一场小规模的婚礼。他俩之前一直没结婚。他说，检方抓住他过去的辫子不放，从火灾发生那一天起，就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恶魔”的形象。杰克逊检察官就是这么叫他的。威灵汉讲，他之所以把车开到了外面，是因为担心车跟房子一起爆炸，对孩子构成更大的威胁。
刚成为死囚那几年，威灵汉请求自己的律师大卫·马丁救救自己。“你都想象不到这是个什么地方，我身边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写道。
众多研究表明，证人对事件的回忆往往会随着背景信息的更新而改变。伊特利·德洛尔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深入研究过刑侦过程中的目击证人与专家证词。他告诉我：“心智不是被动接收的机器。只要你有了信念，或者期望，对信息的感知和记忆方式都会随之变化。”
威灵汉跟里奇·李·格林住过同一间牢房。后者是一名连环杀人犯，先把受害人阉割，然后活活捅死，其中还有一名十六岁的少年。（格林于1997年被处死。）威灵汉还有一名狱友，智商不到七十，心智只有八岁儿童的水平，之前被另一名犯人强奸过。“我跟你们提过的那个新狱友的事，记得吗？”威灵汉在一封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他年纪不大，心智不全……监狱这一片区域还有一个家伙，是个孬种，特别可恨（一个月前跟我有过节的人就是他）。上上周，他在淋浴间里把[我的狱友]强奸了。”威灵汉说，他不敢相信有人会“强奸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男孩，太下贱了”。
莫纳甘证词的前后变化更大。在第一份证词中，威灵汉是一个深受打击、屡次犯险的父亲，要外人拉住才行。然而，调查员准备逮捕威灵汉时，他却说威灵汉当时过于情绪化了（“他的那种紧张感，就像是眼看着刚生下来的孩子死掉的母亲一样”）；他还说自己有一种“直觉”，觉得威灵汉“与起火有某种关联”。
大家都知道威灵汉是“婴儿杀手”，所以招惹他的人不少。“监狱不是个好地方，就我这样的案子，他们根本不屑于怀疑。”他给父母写信说道。有一次，他想动手打一个威胁他的人。之后威灵汉告诉一个朋友，如果他没有奋起反抗，几个狱友早就“狠狠地揍他，强奸他，或者”——他的思路在这里断了。
1992年1月初，警方得出了威灵汉可能犯了谋杀罪的结论。之后的目击证词就越发负面了。在戴安·巴尔比最初的口供里，威灵汉被描述为“歇斯底里”，她还描绘了房屋正面的爆炸景象。但是，到了1月4日，火灾调查员开始怀疑威灵汉有罪之后，巴尔比就说他当时完全有可能回去救人，因为她在外面只能看到“房子里面在往外冒烟”，而且烟不是“特别大”。
威灵汉的家信越到后来越绝望。“这是个冷酷的地方，让人的心也变得如同铁石，”他写道，“我告诉自己，我绝不能让这里把自己变得更痛苦。但这很难。”他接着说道：“我来以后，至少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人被[处决]。没有意义，又很残酷……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在这里没有生活，只有生存。”1996年，他写道：“我就是想知道，我有过一个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孩子，我爱她们，可我的生活为什么要这样结束。有的时候我就想，这一切都毫无价值……我来这三年半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人生是如此的毫无价值，孤独凄凉。”他写道，自从那场大火以后，他就感觉自己的人生在被一点点地抹去。他在牢房里存着孩子和斯黛茜的照片，翻来覆去地看。“那么久了，那么遥远，”他在一首诗里写道，“那里的一切真的存在过吗？”
吉尔伯特拿到卷宗，在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查阅目击证词时，她注意到了几处矛盾。戴安·巴尔比称，消防局来到火场之前，威灵汉从未试过往屋里闯。然而，她当时在打火警电话，所以有一段时间不在现场。同时，她女儿布菲说，自己看到威灵汉站在门廊上砸窗户，显然是想救孩子出来。现场的消防员和警方都说，威灵汉发了疯似的想进屋。
死囚被关在大监狱里面的一个小监狱里，没有改造，没有教育，也没有技能培训。1999年，亨茨维尔监狱发生了多名囚犯试图越狱的事件，于是威灵汉与其他四百五十九名死囚就被转移到了安全等级更高的得州利文斯顿监狱。威灵汉被关在一个六十平方英尺的单间里，每天的放风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他想通过画画来转移注意力——用他的话说就是“画着玩玩”——还有写诗。在一首关于孩子的诗里，他写道：“你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事物。”吉尔伯特曾提出过一些修改意见，他解释说，这些诗不管多么粗陋，都完全是他真实的感受。“所以，对我来说，把这些文字拆开，单纯为了创意写作的目的去润色，这就违背了我的初衷。”他说道。
不过，她还是对案子产生了好奇。当年秋天，她驱车前往科西卡纳法院查阅卷宗。当地有很多人还记得这场悲剧。一名工作人员有些困惑，没想到竟然会有人对这样一个活活把自己孩子烧死的男人感兴趣。
虽然他在努力给自己找事情做，在日记里，他还是写道，自己的头脑“每天都在退化”。不再锻炼以后，体重也增加了。他质疑自己的信仰：“关心造物的神绝不会抛弃无辜的人。”他似乎并不在乎狱友攻击他。“一个内心早已死去的人，不会害怕”死亡，他写道。
随着信件的不断往来，她开始问他那场大火的事。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如果真的有人在房子里浇上了助燃剂，然后点了火，那么凶手现在还逍遥法外。吉尔伯特并不天真——她认定他是有罪的。她不介意给他安慰，但不是来帮他翻案的。
一个接一个地，他在监狱里认识的人都被送进了死刑室。有一个叫小克里夫顿·罗素的，十八岁，殴打并刺死了一个人，在遗言中写道：“天上的主，我的父，感谢你赐予我的恩典——我准备好了。”一个叫杰弗里·迪恩·莫雷的，绑架并枪杀了一名女性，在遗言中写道：“我爱你，妈妈。永别了。”还有一个叫约翰·费兰斯的，罪名是谋杀邻居，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皈依了主，说：“愿祂宽恕我的作为。”
她同意再来看他。几周后她回来时，他的感动是显而易见的。“在监狱里，外面的人从来不把我当人，一个妻离子散但还是坚持走下去的人，”他后来写信对她说，“但是，你回来了！我觉得，你大概还不知道你的到来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
威灵汉跟一些狱友熟络了起来，哪怕他知道这些人身犯命案。2000年3月，威灵汉的朋友彭查伊·威尔克森被执行了死刑。他二十八岁，在抢劫珠宝店时枪杀了一名店员。后来，威灵汉在日记里写道，他感到了“自从孩子们死去之后从未有过的空虚感”。一年之后，他的另一个朋友也即将被处决——“监狱里少有的几个不被吹嘘之风裹挟的真正的人之一”——他死前想请威灵汉为他最后作一幅画。“天哪，我从没想过画一朵玫瑰会这么消耗心神，”威灵汉写道，“最难的地方是，你知道这是你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两人的会面持续了两个小时，之后继续保持通信。他的来信中似乎包含着反思，很打动她，完全不是她预料的样子。“我是一个真诚的、有感情的人，”他写道，“不会编造自己的感受或想法。”他说自己以前是个封闭的人，跟他父亲一样。但是，他补充道：“失去了三个女儿……我的家，我的妻子，我的生活，该醒一醒了。我已经学会了打开心扉。”
欧内斯特·雷伊·威利斯是威灵汉的狱友，两人的案子惊人地相似。1987年，威利斯被判死刑，罪名是在西得克萨斯纵火，导致两名妇女死亡。威利斯告诉调查员，他当时睡在朋友家的客厅里，一起来就看见了满屋浓烟。他说自己试着叫醒一个睡在别的屋里的女人，但是火和烟太大了，他只好退回来，在房屋烧塌之前从前门逃了出去。多名目击证人说威利斯形迹可疑。他把车开出了院子，而且没有表现出“任何感情”，这是一名志愿消防员说的。当局也怀疑过威利斯光着脚跑出来为何没有受伤。火灾调查员也发现了泼洒形状、水坑状过火区域等纵火的迹象。当局没有发现任何动机，但还是宣称威利斯——他之前没有暴力行为的记录——有反社会倾向。用检察官的话说，他是一个“恶魔”。威利斯获罪一级谋杀，判处死刑。
有人提醒她，犯人经常会忽悠访客。他似乎也意识到了，于是告诉她：“我是个简单的人。仅此而已。对大多数人来说，我只是一个被定了罪还想要操纵别人的杀人犯。”
威利斯后来找了个“厉害律师”，威灵汉不无嫉妒地说。詹姆斯·布兰科是纽约著名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派他来代理威利斯的案子，作为公益工作的一部分。布兰科坚信威利斯是无辜的，为此投入了十几年光阴，事务所也花了几百万美元请火灾咨询专家、私家侦探、法医专家等协助。而威灵汉则要靠法院指派的律师大卫·马丁和他的一个同事来处理上诉的问题。威灵汉常常对父母说：“你们不知道，连辩护律师都觉得你有罪是什么感觉。”与许多死囚一样，威灵汉最后提交了一份关于律师能力不足的声诉。（我最近问了马丁代理威灵汉一案的事，他说：“完全没有理由推翻，判决是绝对正确的。”关于这起案子，他是这么说的：“天哪，怎么还有人琢磨这件案子！”）
吉尔伯特问他，用不用自己从自动贩卖机里给他买点吃的喝的，他拒绝了。“别误会，我不要这些东西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后来给她回信说，“我不想让人家以为，我进监狱就是为了这种东西。”
威灵汉尝试过自学法律，阅读《律师决胜，法庭手腕：凭借技巧、智慧、艺术、勇气、手段和雄辩胜诉的案件实例》一类的书。然而，他跟朋友坦白说：“法律太复杂了，我根本搞不明白。”1996年，法院给他指派了一名新律师，瓦尔特·里弗斯。他对我说，看过威灵汉的辩护和上诉律师的表现后，他感到很震惊。他为威灵汉提请了州里的人身保护令，又称“大令状”。死刑的上诉流程极其复杂，十多年才走完也不稀奇，而在这个过程中，人身保护令是最关键的阶段。有了它，犯人就可以举出新证据，比如伪证、医学专家不可靠、鉴定发现有误等。但是，在死囚中，威灵汉这样一穷二白的人占了一大部分，他们没有能力去追查新证人、挖掘新证据，只好依靠法院指派的律师。根据非营利组织得克萨斯辩护服务的一份研究，许多此类律师“要么能力差，要么责任心差，要么忙不过来”。2000年，《达拉斯晨报》的一份调查表明，得州被判处死刑者中，约有四分之一的辩护律师是法庭指派的，而且这些律师曾经“受到州律师协会的警告记过、留档查看、暂停执业、吊销执照等处分”。虽然里弗斯的水平相对高一些，但他也没有重启调查的资源，而且他申请的令状也没有带来新的脱罪证据：在韦伯、目击证词、医学专家的可靠性方面都没有进展。焦点放在了程序问题上，比如审判庭给陪审团的案件说明中是否有错误。
他不想谈死刑的事。“我住的地方是地狱，”他后来给她写信说，“每当有人来看我，我都想从这里跑出去。”他会问她课上得怎么样，艺术创作怎么样。吉尔伯特是个写剧本的，他怕她把自己看得“扁平”了。他还为自己糟糕的沟通能力道歉，他现在很难分清监狱和外面的氛围。
得州刑事上诉法院是出了名的死硬派，哪怕证据确凿也要维持原判。1997年，DNA检测证明，从强奸受害者身上采集的精子与罗伊·科里纳的不符。后者曾因此案被判处了九十九年有期徒刑。两个下级法院都建议重判，但刑事上诉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理由是科里纳可能戴了安全套或没有射精。时任该庭审判长的沙朗·凯勒表达了法庭成员的多数意见：“新证据不能证明犯人无辜。”2000年，乔治·W.布什将科里纳特赦。（凯勒最近被指控司法不当，理由是为了不让当晚要被处死的一名犯人临刑申诉，拒绝让工作人员在五点后继续工作。）
威灵汉礼貌地跟她打了招呼，看上去对她的到来很是感激。他被定罪以后，斯黛茜为他的获释奔走过。她给时任得州州长安·理查德写信说：“在孩子方面，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了解他。因此，我相信他绝不可能犯下这种罪行。”但是，不到一年，斯黛茜就申请了离婚。来探望威灵汉的基本上只有父母，老两口每个月从俄克拉荷马州开车过来看他一次。“只有父母让我记得自己还是个人，而不是州当局描述中的禽兽。”他有一次这样对吉尔伯特说。
1997年10月31日，刑事上诉法院拒绝了威灵汉的令状。威灵汉又向联邦法院申请了一份人身保护状，这次获得了临时批准。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新的机会，新的希望/躲过了一颗子弹，逃过了一日死期。”
她和威灵汉之间隔着一层有机玻璃。吉尔伯特一头棕色短发，散发着书卷气，有些不安地看着他。之前有一个狱友叫他“婴儿杀手”，于是两人大打出手。入狱七年以来，他与管教发生过一系列摩擦，时常被关禁闭，也就是“下地牢”。
威灵汉当时正处在上诉的最后阶段。他越来越焦虑，也越来越依赖吉尔伯特的案情调查和情感支持。“她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她为我的生命带来了怎样的机会，”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么多年来的第一次，她给了我一个目标，一个希望。”
她穿过铁丝围栏和探照灯，在岗哨还被搜了身，最后进了一个小房间。几英尺外坐着一个杀了多名婴儿的罪犯，他穿着白色号衣，后面印着黑色的大写字母“DR”，是“Death Row”的缩写，意为“等待死刑”。左臂肱二头肌上有毒蛇和骷髅图案的文身。他身高近六英尺，肌肉强健，但双腿已经在多年的监禁生活中萎缩了。
随着两人友情的加深，他请求她保证，不会一句话不说就消失。“那简直是要我的命。”他对她说。
1999年的春季，伊丽莎白·吉尔伯特来找狱警，报上了卡梅隆·托德·威灵汉的名字。她也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她当时四十七岁，是一名休斯敦的法语教师兼剧作家，离婚，独自抚养两个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监狱。几周前，一个在反死刑组织工作的朋友找到她，鼓励她跟一个等待死刑执行的犯人做笔友，于是吉尔伯特就报上了姓名和地址。没过多久，威灵汉的回信就来了，笔迹潦草，字数也不多。“如果你愿意回，我很愿意与你通信。”他写道，还问她能不能来看看他。也许是出于作家的好奇心，抑或是一时冲动（她刚刚收到前夫患癌症去世的消息，心情很低落），她同意了。现在，她站在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一家老旧监狱的门前——在监人员管它叫“死坑”。
两人一起研究了线索和证词。吉尔伯特说，她会把线索发给里弗斯，然后由他跟进。然而，虽然他同情威灵汉，但似乎一直没什么进展。2002年，一所联邦上诉法院连听证会都没开就否决了威灵汉的令状申请。“现在，我要踏上人生的最后一段路了，”威灵汉给吉尔伯特写信说，“该把事情都整理清楚了。”
陪审团讨论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一致得出了有罪判决。正如瓦斯奎斯所说：“火是不会撒谎的。”
他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却在2003年12月接到通知，最高法院拒绝审理他的案子。没过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则法院通知，内容是：“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刑事司法局局长已指定行刑人……特此指示和命令其于2004年2月17日晚6时之后于得克萨斯州亨茨维尔刑事司法局为该犯卡梅隆·托德·威灵汉执行本死刑判决，执行方式为静脉注射致死剂量的一种或多种药品。”
在终结辩论中，杰克逊称水坑状过火区域和泼洒形状为威灵汉不容辩驳的“证词”，被火焰刻在了地板上。他手持一本从火灾现场取回的《圣经》，引用了《马太福音》中耶稣的一句话：“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威灵汉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你们现在坐好了吗？”他先问了一句，才告诉他们这一消息。“我非常爱你们。”他说。
辩护律师试图找一位持反对意见的火灾调查专家，但他们联系的人的观点都和瓦斯奎斯、福格一致。最后，辩护律师只传唤了一位证人：威灵汉家的保姆。她说自己不相信威灵汉会杀掉自己的孩子。（邓恩告诉我，威灵汉想要自己出庭做证，不过他和马丁都觉得不合适。）两天后，庭审结束。
他仅剩的一条活路就是向得克萨斯州州长，共和党人里奇·佩里请求特赦。这一流程被认为是行刑前的最后一道关口，最高法院称之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的故障保险”。
检察官问瓦斯奎斯，他觉得威灵汉放火的动机是什么。“杀掉那三个小女孩。”他说。
2004年1月里的一天，知名火灾研究专家杰拉德·赫斯特收到了一份文件，详述了威灵汉案的纵火相关证据。吉尔伯特偶然听说了赫斯特的名字，便和威灵汉的一名亲戚一起联系了他，向他求助。在请求下，赫斯特同意无偿审阅该案证据，威灵汉的辩护律师里弗斯也把相关文件发了过去，希望能找到特赦的依据。
“威灵汉先生。”瓦斯奎斯说。
赫斯特在奥斯汀自家的地下室里翻开了卷宗。这里是他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摆满了显微镜和正在进行中的实验的图表。赫斯特身高差不多有六英尺半，不过有点驼背，所以看起来没那么高。一头灰白的长发半遮住他憔悴的面庞。他穿着平常的工作服：黑鞋黑袜、黑T恤，宽松的黑色吊带长裤，嘴里嚼着烟叶。
“你认为纵火人是谁？”一名检察官问道。
赫斯特是在大萧条时代的一个佃农家庭长大的，从小就是个神童。他经常在垃圾场里寻宝，收集磁铁和铜导线，以制作收音机和其他设备。六十年代初，他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开始进行氟和其他易爆化学品的实验，有一次把实验室都炸了。后来，他担任多家美国企业的秘密武器计划的科研负责人，设计火箭和威力极大的燃烧弹——他称之为“上帝厌弃之物”。他参与研发了奥曲莱特炸弹。这种炸弹被描述为“除核武器外最强大的炸药”。他实验过一些毒性极强的药物，只要一小滴就能把人的肌肉腐蚀掉。在实验室里，他往往要穿上加压登月服。就算这样小心谨慎，长期接触化学品还是使他患上了肾衰竭。1994年，他不得不接受肾移植。利用对所谓的“纵火阴暗面”的研究成果，他用奥曲莱特炸弹改造了凝固汽油弹，为在越南执行任务的美国特工开发了多种“土制法”，用当地的鸡粪和蔗糖制作炸弹。他还完善了一种通过硝化T恤纤维来制造T恤炸弹的方法。
1992年8月，审判在科西卡纳市中心一座石头建的旧法院里举行。杰克逊和各位检察官依次传唤了证人，包括强尼·韦伯和巴尔比夫妇。然而，案情的关键还是瓦斯奎斯与福格搜集的科学证据。在法庭上，瓦斯奎斯详细列举了纵火的不下“二十个迹象”。
终于，他的良知觉醒了。“有一天，你会问自己，我到底在干什么？”他回忆道。他退出了国防工业，投入到铝箔气球（一种改进版修正液）和基纳帕克（一种低意外爆炸风险的炸药）的研究中去。由于他在火焰与爆炸物方面的知识极其丰富，民事诉讼机构经常请他鉴定爆炸原因。进入九十年代后，他开始将大量时间投入到刑事纵火案件中。了解到地方和州级火灾调查员采用的方法后，他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
威灵汉拒绝认罪，这更坚定了检方的观点：他是一个不知悔改的杀人犯。连他的辩护律师都是这么想的。
事实上，许多火灾调查员只有高中学历。在大部分州，调查员上岗需要参加四十个学时的火灾调查课程，还要通过书面考试。调查员的主要培训经历往往是在上岗后，从这一行的“老人”那里学习。老人会向新人传授各种隐秘纵火迹象方面的智慧。然而，1977年的一份研究提出警告，没有“科学研究来证明其合理性”。
威灵汉不为所动。“我没罪叫我怎么认，更别提还是杀子这种罪。”他说。这是他最后的决定。马丁说：“我当时就觉得他疯了——现在也是一样。”
1992年，旨在推动火灾预防与用火安全的全国消防协会发布了第一份有科学依据的火灾调查指南。然而，许多火灾调查员依然认为，他们的行当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是经验与直觉的集合。1997年，国际火灾调查员协会提交了一份摘要，提出火灾调查员不应该受1993年最高法院一项判决的约束，即法庭做证专家应遵循科学方法。该简报称，火灾调查员的“科学性不足”。时至2000年，多家法院已经否定了此类主张，火灾调查员对科学方法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但是各地情况不一，许多人仍然在沿用没有科学依据的长年经验。“整体上，火灾调查方法的思路跟‘地球是平的’差不多，”赫斯特对我说，“看上去是纵火——那就是纵火。”他继续说道，“我认为，科学基础是必需的。否则，那与猎巫运动有何区别。”
两人去探监了。他父亲认为，如果儿子是无辜的，那就不应该认罪，而继母却劝他认罪。“我只是想让儿子活下来。”她对我说。
1998年，赫斯特调查了一名北卡罗来纳州女性泰瑞·辛森的案件。她被指控纵火，导致十七个月大的儿子死亡，面临死刑判决。赫斯特进行了多次复原试验，表明事实并非火灾调查员所说的纵火，而是意外着火，起因是阁楼电线短路。由于这一研究，辛森获释。约翰·兰迪尼是一名火灾专家，写过一本纵火调查方面的主要教科书，他将赫斯特描述为“天才”。一名得州检察官在接受《芝加哥论坛报》采访时这样描述赫斯特：“他说是纵火，那就是纵火；他说不是，那就不是。”
马丁和邓恩建议威灵汉接受，但是他拒绝了。两人请来他的父亲和继母来沟通。欧根尼娅说，马丁给他们看了孩子尸体的照片，然后说：“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你们赶紧说服他认罪吧，否则免不了一死。”
赫斯特的专利授权费很多，所以有财力为了一个案件无偿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但是，他拿到威灵汉案的卷宗时，距离预定死刑执行日期只有几周了。赫斯特查阅案件记录时，州消防厅副厅长曼纽尔·瓦斯奎斯的一份陈述引起了他的注意。瓦斯奎斯举证说，他经办过一千二百到一千五百件火灾案件，“绝大部分”都是纵火。这个估计有些太高了。根据得克萨斯州消防厅的记录，纵火比例只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威灵汉的律师同样很高兴。他们确信威灵汉就是凶手，只要交给陪审团，肯定会被判有罪，然后就是死刑。“每个人都以为，辩护律师就一定要相信客户无罪，但事实并非如此，”马丁告诉我，“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罪有应得。”他还多说了威灵汉一句：“所有证据都表明，罪犯百分之百就是他。就是他在房子里到处浇上助燃剂，然后把打火机油倒在孩子床底下的。”用他的话说，这是“经典的纵火案例”：“现场到处都是水坑状过火区域——这没什么好说的。”
瓦斯奎斯还说，威灵汉家的大火由于液体助燃剂而起势“迅猛”。这也让赫斯特感到震惊。几十年来，火灾调查员在法庭上一直重复着一种说法：可燃液体会让火焰达到更高的温度。然而，这个理论毫无道理：实验表明，木头燃烧和汽油燃烧的温度基本上相同。
即便如此，斯黛茜有几名亲戚——他们相信威灵汉有罪，虽然她本人不这样认为——告诉约翰逊，他们希望不要当庭审讯。于是，就在陪审人员选定前夕，杰克逊找到威灵汉的辩护律师，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只要他们的客户认罪，州里就判他无期。“想到能够避免一起死刑，我当时真的很高兴。”杰克逊回忆道。
瓦斯奎斯和福格提出的另一个纵火证据是，前门的铝质门槛被烧化了。“只有助燃剂才能实现这一点。”瓦斯奎斯说。赫斯特也对此表示怀疑。原木燃烧的温度可以达到两千华氏度，远高于铝合金的熔点，后者一般在一千至一千二百华氏度之间。而且，瓦斯奎斯和福格也犯了一个火灾调查员的常见错误，以为铝质门槛下的木头灼烧痕迹证明——用瓦斯奎斯的话说——“液体助燃剂从下面流过并燃烧”。赫斯特进行过各类实验，均表明此种灼痕只是铝材传热的结果罢了。实际上，液体助燃剂浇在门槛上会导致火焰缺氧熄灭。（其他科学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要是液体助燃剂能在铝门槛底下烧起来，那煎锅里的黄油就能着火，只要你不把盖子盖严实。”赫斯特在威灵汉案的调查报告中如是说。
威灵汉被捕后不久，当局就收到了一名在监人员发来的消息。他名叫强尼·韦伯，与威灵汉在同一个监狱。他说，威灵汉之前向他坦白说自己“拿了一些打火机油，洒在墙上和地上，然后放了火”。威灵汉一案似乎是板上钉钉了。
接下来，赫斯特检验了瓦斯奎斯与福格的另一个论断，即威灵汉家前门厅的“褐色污迹”是“液体助燃剂”的证据。赫斯特之前在自家车库里做过实验，把焦炭打火机油浇在混凝土的地面上，然后引燃。火焰熄灭后，现场没有褐色污迹留存，只有烧灼痕迹。赫斯特用各种液体助燃剂进行了多次实验，结果都是一样的。褐色污迹在火场中很常见，成分一般是烧焦物件上的铁锈铜锈或黏稠附着物，再加上消防龙头喷的水。
威灵汉请不起律师，于是州里就为他指派了两个。一个叫大卫·马丁，前州国民警卫队员。另一个叫罗伯特·邓恩，是当地的辩护律师，从杀人到离婚，什么案子都接，自称“万事通”。（“在小城市里，你不能说‘啊，我只接某某类的案子’，那样肯定会饿毙街头。”他对我说。）
威灵汉被定罪的另一项关键证据是“裂纹玻璃”，瓦斯奎斯认为它是由液体助燃剂催发的迅猛大火导致的。然而，1991年11月，一支火灾调查员团队实地考察了加州奥克兰山区的五十座房屋，当地刚刚经历过一次森林火灾。这些房屋大部分位于火场外围，消防队员直接向其喷射了水柱。调查员后来公开发表了一份研究，提出了一种理论：裂纹不是由突然升温而是由突然降温导致的，巨大的温差导致玻璃急速收缩，于是破碎。调查员接着在实验室中检验了这一假设。加热玻璃的过程中，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每次把水浇到高温的玻璃上时，裂纹就会出现。在剑桥大学做科研期间，他曾用喷灯加热玻璃，然后将其冷却，也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赫斯特在报告中说，瓦斯奎斯和福格对裂纹玻璃的看法简直是“老妇人的迷信”。
威灵汉被指控谋杀。由于受害者有多名，按照得州法律可判死刑。与大多数得州检察官不同，有着法官梦的杰克逊个人是反对死刑的。“我认为它的威慑作用不强，”他跟我说，“我不相信它会有效果。”他还认为这是一种浪费，考虑到诉讼和上诉流程，得州每起死刑的平均费用为二百三十万美元，相当于判处四十年有期徒刑的三倍。另外，杰克逊说：“犯了错就真的不能挽回了吗？”但是，他的上司巴切勒却认为“某些犯下大罪的人就是放弃了生存的权利”，杰克逊后来也同意，威灵汉案实在太恶劣，是他从业以来“受害者人数最多的案件之一”，必须执行死刑。
之后，赫斯特又针对威灵汉案的几个重要纵火证据提出了反面意见：燃烧轨迹、泼洒形状、水坑状过火区域、倒三角和其他表明有多处起火点的灼烧痕迹、儿童床底下着火等。还有前门旁查出的矿油精，以及威灵汉看似不可思议的说法：他光着脚跑出了房子，脚却没有被烧伤。
1992年1月8日，火灾发生两周之后，威灵汉正跟斯黛茜一起开着车，SWAT特警队突然围了上来，让他们靠边停车。“他们把枪掏了出来，好像我们刚抢了十家银行似的，”斯黛茜后来回忆道，“我们只听到‘滴滴’两声，然后他就被抓了。”
随着赫斯特进一步阅读卷宗，他注意到，威灵汉和多名邻居都说，房前的窗户突然爆开了，里面有火焰喷射出来。赫斯特当时就想到了传奇的“酸柠街大火”，它是火灾调查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官方结论是，威灵汉没有良知，他的一系列罪行最终演变成谋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此案的公诉人是约翰·杰克逊，科西卡纳副检察官。他后来接受《达拉斯晨报》采访时说，他认为威灵汉是一个“具有高度反社会倾向的个体”，将孩子们视为“自己生活的阻碍”。按照当地检察长帕特·巴切勒的说法：“孩子们是他喝酒、扔飞镖的障碍。”
1990年10月15日傍晚，时年三十岁的男子杰拉德·韦恩·刘易斯站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酸柠街上的自家屋外，怀里抱着三岁的儿子。他家的两层木结构房屋陷入了一片火海。火焰熄灭时，共有六人死亡，包括刘易斯的妻子。刘易斯说，他把儿子救了出来，但没能救出楼上的其他人。
然而，他没有明确的动机要这么做。三个孩子确实上了人身保险，但赔款金额不过一万五千美元，而且主要受益人是斯黛茜的爷爷，因为保费是他出的。斯黛茜告诉调查员，威灵汉是打过她，但从没虐待过孩子——“我家孩子都被惯坏了。”——她绝不相信威灵汉会杀死孩子。
火灾调查员勘察现场时发现了经典的纵火迹象：火焰沿着墙面底部和地面蔓延、泼洒形状、水坑状过火区域、从客厅进入走廊的燃烧痕迹。刘易斯声称是意外，起火点是客厅的沙发，他儿子当时在玩火柴。但是，一扇门前有倒三角痕迹，表明还有其他的起火点。有目击者向当局举证，称刘易斯在火灾中似乎很平静，从未试图求救。《洛杉矶时报》撰文称，刘易斯曾因虐待妻子被捕，后者还申请了一份针对他的禁止令。一名化学家说，他在刘易斯的衣服和鞋子上发现了汽油，于是当地警方就得出结论：“火灾起因是泼洒在前门、门厅、客厅、楼梯、二楼卧室的汽油被引燃。”刘易斯被逮捕，受到谋杀六人的指控，面临死刑惩罚。
威灵汉坚持说，他从房子里出来的时候，火还在墙顶上，没烧到下面。“我用不着躲避火焰。”他说。瓦斯奎斯认为，这不可能，威灵汉是一边往外走一边放火的。先是儿童房，再是走廊，最后是大门口。后来，瓦斯奎斯这样形容威灵汉的行为：“他对我讲的故事纯属捏造……说来说去，一句真话都没有。”
然后，后续化验表明，汽油鉴定结果是错误的。此外，当地电视台清晰地拍摄到了刘易斯在火灾现场的痛苦状态。调查员也发现，他曾跳上一台驶过的车辆，请求司机叫火警。
现在，瓦斯奎斯确信威灵汉是杀害三个孩子的凶手了。证据表明，当时地板上渗入了液体助燃剂，火焰是贴地燃烧的。如果真的像威灵汉自己说的那样，他的双脚必定会严重烧伤。但医疗报告显示他的双脚完好无损。
为了夯实观点，检方向火灾专家约翰·兰迪尼和约翰·德哈恩寻求咨询，后者同样是著名调查员兼教科书作者。兰迪尼对我说，虽然案件中有一些疑点，但是根据房屋中典型的烧灼图案和水坑状过火区域，他确定是刘易斯放的火：“我已经准备好出庭做证，把这个家伙送上电椅了。”
威灵汉说是。
为了发现真相，两名调查员在检方配合下，准备进行一次精密的实验，重现火灾现场。当地政府批准调查员使用刘易斯家旁边的一栋即将被拆毁的废弃住宅。两座房屋基本是一样的，调查员在废宅中按照刘易斯家的样子装上了地毯、窗帘和家具。科研人员还在屋内加上了耐火温度计与气体传感器。实验成本为两万美元。兰迪尼没有使用液体助燃剂，就在客厅沙发上点了火。预期结果是，实验将表明刘易斯的叙述是不可能的。
双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张这座房子的平面图，瓦斯奎斯指着它说：“你就是这么一路走出来的？”
调查员看到沙发迅速被火焰吞噬，滚滚浓烟冲向天花板，然后向外散开，在头顶形成了厚厚的一层高温气体——这层气体的传热效率很高。不到三分钟，浓烟从下面的火焰中吸收了更多气体，开始沿着墙面下沉，布满了整个客厅。在浓烟靠近地面时，部分区域的温度超过了一千一百华氏度。突然，整个屋子在火焰中爆炸了，高温把家具、窗帘、一切可燃物，甚至地毯通通引燃了。窗户也碎了。
“没穿，先生。”威灵汉答道。
火焰达到了所谓的“闪燃”：之前是“屋子里着了火”，之后就是“屋子整个烧起来”了。火灾调查员知道闪燃的概念，但普遍认为需要的时间要长得多，尤其是在没有液体助燃剂的情况下。只要一个可燃物——沙发——屋子就在四分半钟内达到了闪燃点。
审讯期间，瓦斯奎斯让福格先上。最后，瓦斯奎斯把头对着威灵汉，问了他一个看似没来由的问题：他跑出去的时候穿没穿鞋？
由于客厅内的家具都被点燃了，火焰蔓延主要就不是看燃料是否充足了，而是看通风是否流畅。科研人员称这个阶段为“后闪燃”阶段。在后闪燃阶段，燃烧路径是由新的氧气来源决定的，可能是敞开的门，也可能是窗户。当时有一名火灾调查员站在客厅一扇敞开的门边上，差点就被从客厅里冲向门厅的大火球烧到。火球很快让走廊也达到了闪燃阶段，催使火焰冲出正门，烧到了门廊。
接下来，调查员问会不会有人想伤害他的家人，他说想不到哪个人会这么“冷血”。提起三个孩子，他是这么说的：“我想不明白，究竟什么样的人会伤害她们啊！三个人见人爱的小家伙。”他接着说，“我和斯黛茜在一起四年了，偶尔会吵架拌嘴，或者分开一阵子。我觉得，我们还能这么亲近，多亏了三个小家伙……我们俩……谁也离不开她们。”想到安珀，他说：“实话跟你说，我真希望她叫我时我没醒，真的。”
火焰熄灭之后，调查员勘察了门厅和客厅。地板上有不规则的灼烧痕迹，很像泼洒形状和水坑状过火区域。事实表明，这些所谓的典型纵火迹象也会在闪燃后自行产生。仅凭肉眼观察泼洒形状和水坑状过火区域，我们不可能分清哪些是蓄意纵火，哪些是后闪燃阶段的自然结果。可靠的鉴别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燃烧形状样本送到实验室，检验是否存在可燃液体。
调查人员问他，知不知道火是怎么着起来的。他说他也不确定，不过十有八九是先从儿童房里，因为他最早是在那里面看见火的，就像“强光”一样。为了取暖，夫妇二人在家里放了三个暖气，一个就在儿童房里。“我让安珀没事别去动它。”他说。他还说，她“动一次他就打一次”。暖气里面是有火的，他说自己也不清楚当时它开没开。（瓦斯奎斯后来做证说，自己四天之后去检查过暖气，是关着的。）威灵汉推测可能是电器着火：他听见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在酸柠街实验中，有些迹象之前也被认为必须有液体助燃剂才会出现：沿墙面和门口底部的烧灼痕迹、家具底部着火。客厅门口处也有倒三角痕迹，离起火点沙发很远。在小型火灾中，倒三角灼痕或许可以确定起火点。但是，在后闪燃阶段，许多物件都被点燃了，因此这些痕迹可能会多次出现。
扑灭头发上的火以后，他就趴到地上，在黑暗中摸索。“我有一次觉得找着一个了，”他说，“但那其实是个娃娃。”他实在受不了里面的高温了。“我感觉自己都快昏过去了。”他说。最后，他踉踉跄跄回到走廊，出了前门，想喘一口气。他看见了戴安·巴尔比，就喊她叫火警。他坚持说，戴安走了以后，他自己还在往屋里闯，但都失败了。
一名调查员小声说，他们帮了辩护律师大忙。考虑到实验提出的合理质疑，针对刘易斯的指控很快就被撤销了。酸柠街实验打破了许多关于火灾的流俗之见。后续科学实验表明，在后闪燃阶段，床和家具底部起火、整扇门被烧掉、铝门槛熔化都是常见现象。
他没察觉到安珀进了他的房间。她可能没等到他起来就晕过去了，也可能是他走了以后，才从客厅那个门进来的。他说自己到了走廊里，试着往儿童房走，但那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空气闻起来就像三个礼拜以前微波炉炸掉时一样——“电线之类的东西”。他能听见插座和开关噼啪作响，他只好俯下身子，几乎是爬着走的。他说，好不容易进了儿童房，站起来时头发都烧着了。“真的，我从没感觉那么热过。”他这样形容屋子里冲出的热浪。
关于酸柠街火灾，约翰·兰迪尼说道：“我得到了很大启发。我差点根据满是漏洞的理论把一个人送进了死刑室。”
12月31日，威灵汉开始接受审讯，福格和瓦斯奎斯在现场，还有吉米·亨斯莱警官，这是他第一次办纵火案。威灵汉说，斯黛茜是上午九点左右离开家的，去救世军给孩子领圣诞礼物。“她开走以后，我听到双胞胎姐妹在哭，就起来给她们喂奶。”他说。儿童房门口装了安全门，安珀能翻过去，但是双胞胎还不行。他和斯黛茜喂双胞胎喝完奶，一般就把她们放在地上睡午觉。威灵汉说，当时安珀还在床上，于是他就回卧室睡觉了。“我记得的下一件事，就是有人喊‘爸爸，爸爸’，”他回忆道，“房子里已经到处是烟了。”他说自己赶紧起来，在地上摸了条裤子穿上。他之后再也没听到女儿的声音——“我听到的最后一声就是‘爸爸，爸爸’，然后就再也没有了”——于是他大喊道：“天哪——安珀，快出去！快出去！”
接下来，赫斯特检查了瓦斯奎斯绘制的威灵汉家平面图，所有被认为是泼洒形状和水坑状过火区域的地方都有标记。由于儿童房的窗户被炸飞了，所以赫斯特知道当时已经达到了闪燃点。赫斯特用手指沿着瓦斯奎斯图中的燃烧轨迹移动，起点是儿童房，接着向右进入走廊，最后冲出前门。检察官约翰·杰克逊告诉我，这条路径太“诡异”了，肯定是由液体助燃剂导致的。但是，赫斯特的结论是，这是后闪燃阶段机制的自然产物。威灵汉是从正门跑出去的，于是火焰就顺着通风的方向延伸了。威灵汉打破儿童房窗户的时候，火焰也是这么冲出来的。
1988年，他结识了高三女生斯黛茜。斯黛茜的家庭背景也很不好，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在和继父吵架的过程中被勒死了。斯黛茜和威灵汉的关系充满了暴力。威灵汉爱出轨，威士忌喝个没完没了，有时还动手打老婆，怀孕了也不停手。一名邻居说，他有一次听到威灵汉对着她大吼“快起来，婊子，我还没打够呢”。
赫斯特回忆道，瓦斯奎斯和福格当时认为，威灵汉在着火的走廊里跑动，不可能不把双脚烧伤。但是，赫斯特推论说，如果泼洒形状和水坑状过火区域都是闪燃的结果，那么它们与威灵汉的解释就合上了。威灵汉跑出自己卧室的时候，走廊还没有着火。当时只有儿童房里有火，于是他沿着天花板看到了里面的“强光”。在酸柠街实验中，闪燃发生几秒钟之前，那位站在门边的检查员并无危险。同样的道理，威灵汉也可以毫发无损地站在儿童房附近。（酸柠街案件之前，火灾调查员普遍认为，着火房屋中的一氧化碳扩散速度很快。实际上，直到闪燃发生之前，高温烟雾底部和四周的一氧化碳浓度都是很低的。）还没等科西卡纳的这场火灾达到闪燃点，威灵汉已经跑到外面，站在前庭了。
于是，警方开始把威灵汉令人不安的档案拼凑起来。1968年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阿德摩尔市，父母早就离婚了。他还是个婴儿时就被母亲抛弃了，是他的父亲基恩与继母欧根尼娅一同抚养他长大的。基恩是一名退伍海军陆战队员，但是在废品收购站工作，一家人挤在破旧的房屋里，半夜都能听到附近铁路货车驶过的声音。威灵汉有一副“威灵汉家人的典型长相”，面容俊朗，黑发浓密，眼睛幽深。他在学校里的成绩不好，十几岁就染上了毒品。十七岁时，俄克拉荷马州公共服务部对他进行了调查，报告里说：“按程度由高到低，他的喜好依次为‘女生’、音乐、高速轿车、高级卡车、游泳、打猎。”威灵汉高中就辍学了，多次因酒驾、偷自行车、在商店顺手牵羊等被捕。
瓦斯奎斯拍摄了火灾现场的录像，赫斯特观看了燃烧轨迹那一段。他看了好几次，也没发现哪里有瓦斯奎斯说的三处起火点。（福格最近告诉我，他也看到了一条连续的轨迹，与瓦斯奎斯意见不一。但他补充说，检方和辩护律师都没问过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警方和火灾调查员随后调查了目击证人。起初，有些人将威灵汉描绘成一个被火灾击垮的人，比如莫纳甘牧师。然而，越来越多的目击者给出了负面证词。戴安·巴尔比说，据她所见，威灵汉直到警方到来之后才试图往屋里闯，就跟演戏一样。她还说，儿童房的窗户爆开后，他似乎更关心他那辆车，往外面开了一段。另一个邻居称，威灵汉为孩子叫喊时“并没有表现出激动或担忧”。莫纳甘牧师也在证词的后面写道：“事情不是看上去的那样。我有一种感觉，（威灵汉）当时完全没有失控。”
赫斯特一一核对了福格与瓦斯奎斯提出的二十多条纵火迹象，他认为只有一项可能成立：正门门槛查到了矿油精。但是，为什么火灾调查员只在此处找到了矿油精呢？根据福格和瓦斯奎斯的理论，威灵汉在整个儿童房内都浇上了助燃剂，一直到门口。相关人员在上述区域进行了大范围检测——包括每一处泼洒形状和水坑状过火区域——结果都没有发现。杰克逊告诉我，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没能找到”矿油精。
现在，火灾被定性为三人杀人案。除了三名受害人外，火灾发生时只有托德·威灵汉一人在场，于是他成为了主要嫌疑人。
赫斯特很难想象威灵汉在前门廊泼上了助燃剂，邻居们可是都能看见的。翻阅档案找线索的过程中，赫斯特注意到了火灾发生前的一张门廊照片，这张照片被采纳为了证据。小小的门廊上有一个焦炭烤炉，那是一家人做烤肉的地方。目击证词确认有烤炉，还有一个打火机油容器，后闪燃阶段，两者都会被引燃。瓦斯奎斯调查房屋时，烤炉已经在清理现场过程中被从门廊搬走了。他在报告里提到了打火机油容器，但没有提烤炉的事。在庭审中，他一直说没有人告诉他烤炉之前的位置。其他部门倒是知道烤炉的事，但都不觉得有什么关联。然而，赫斯特确信自己已经破解了谜团：消防员用水柱灭火时，可能使得一部分打火机油从熔化的容器里流了出来。
两名调查员从房间中收集了过火物件样本，送去实验室检查是否存在液体助燃剂。结果发现，一个样本中存在“矿油精”，常见于焦炭打火机油。该样本是在正门门槛处发现的。
赫斯特没有去过现场，所以不能确定火灾发生的原因。但是，基于现有证据，他认为十有八九是意外——可能性最大的是暖气或电线短路。这就解释了作案动机缺失之谜。赫斯特的结论是，此案没有证据能表明是纵火，而一个痛失三女、坐了十二年牢的男人即将因为“垃圾科学知识”被处死。赫斯特奋笔疾书，甚至没来得及修正笔误。
到此为止，两人已经明白事情的真相了。有人在儿童房四周浇了液体助燃剂，连床底下也没有放过。接着，他们还浇在了旁边的走廊，一直到正门，这样里面的人就跑不出来了。一名检察官后来指出，冰箱也是被从厨房里搬出来堵后门的。简言之，这座房子被有意改造成了死亡陷阱。
威灵汉在一封给吉尔伯特的信里，曾这样描述证明自己无辜的希望：“我这个人非常现实，不会活在梦里。”但是，2004年2月，他又燃起了希望。赫斯特的发现曾帮助十多个人脱罪，他还审阅过威灵汉的朋友欧内斯特·威利斯的定罪科学证据。后者也因为一项极其相近的纵火指控被判处了死刑。赫斯特说：“我觉得又回到了那个案子，只不过名字不一样。”在威利斯案的调查报告中，赫斯特的结论是，没有“一件物理证据……支持纵火一说”。当时担任地区检察长的是欧瑞·怀特，不是判处他死刑时的那一位。怀特又聘请了一位火灾专家，意见与赫斯特一致。于是，在度过十七年的死囚生涯之后，威利斯终于获释。“我没有放走杀人凶手，”怀特当时说，“如果威利斯有罪，我会马上重审他。我还会让赫斯特当我的证人。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怀特强调，现行司法制度险些害死了一位无辜的人。“谢天谢地，他还没有被处死。”他说。
两人沿着墙边寻找倒三角形的灼痕。一个东西着火时，产生的灼痕是倒三角形的，是因为高温和烟尘会向外扩散。所以，最下面的顶角就是起火的地方。他们在威灵汉家的走廊里发现了一个清晰的倒三角。经过对它以及其他痕迹的调查，瓦斯奎斯确定了三处起火点：走廊、儿童房、前门。他后来做证说，多处起火点的存在表明了一个结论：有人故意放火。
2月13日，距离威灵汉预定处刑日期还有四天，他接到了辩护律师里弗斯的电话。里弗斯告诉他，宽恕和假释委员会的十五名成员审阅了特赦申请，收到了赫斯特的报告，结果也出来了。
房子里的燃烧痕迹很清晰：从儿童房进入走廊，然后向右直拐出了前门。两人又沿着轨迹走了一遍，结果发现，大门的铝质门槛竟然都被烧焦了。在大门外面一点，门廊的混凝土地面上，瓦斯奎斯和福格注意到了另一件蹊跷的事：多处褐色污迹。他们认为这与存在助燃剂的假设是相吻合的。
“什么结果？”威灵汉问道。
福格检查了一片碎窗玻璃，上面有蛛网一样的图案，火灾调查员称之为“裂纹玻璃”。根据司法鉴定教材，这是火焰“迅猛”的一个关键迹象。这意味着，火焰是由液体助燃剂催发的，才会导致玻璃碎裂。
“抱歉，”里弗斯说，“他们拒绝了。”
火焰烧过了地毯、瓷砖与三合板地板。此外，儿童床底部的金属弹簧都被烧白了，这表明当时下面的温度极高。最严重的燃烧痕迹在地板上，于是瓦斯奎斯推断，当时地板的温度要比天花板高。但是，气体是热胀冷缩的，因此他说这种现象“不寻常”。
投票一致反对。里弗斯完全无法解释：委员会是秘密讨论的，而且成员不受任何具体标准约束。委员会成员甚至不需要审阅威灵汉的材料，而且往往不会现场辩论，而是通过传真投票——俗称“传真死刑”。从1976年到威灵汉提交申请的2004年，得克萨斯州只批准过一例死囚特赦。一位得州上诉法官将这种特赦制度称为“法律拟制”。关于委员会成员，里弗斯是这样说的：“他们从未要求我参加听证会或回答问题。”
瓦斯奎斯的心沉了下来。他跟着“燃烧轨迹”——即火焰烧过留下的路径——从走廊进了儿童房。阳光透过破掉的窗户射进来，照亮了更多不规则的烧灼痕迹。将可燃液体泼在地板上会导致火焰集中在这样的封闭区域内，因此调查员称之为“泼洒模式”或者“水坑状过火区域”。
根据《信息自由法案》，无罪计划获得了州长办公室与特赦委员会关于赫斯特报告的全部记录。“档案表明他们收到了报告，但是，没有记录表明有人认可、在意、回应或引起了政府内部的注意，”巴里·谢科说，“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州长办公室和特赦与假释委员会无视了科学证据。”
清理掉一些杂物后，他和福格注意到墙的底部有严重的炭化痕迹。温度升高后，气体会膨胀，因此火焰一般是往上蔓延的。但是，他们发现，墙面最底部的烧灼反而最严重，地板上还有怪异的水坑状炭化痕迹。
时任委员会成员的拉法耶特·柯林斯跟我讲了当时的过程：“你不是投有罪还是无罪。你不能推翻重审。你只是要确保死刑正常执行，别出什么大乱子。”他还提出，虽然按规定可以召开听证会，讨论重大的新证据，但“我那时候从来没开过”。我问他，为什么赫斯特的报告算不上“大乱子”。他说：“我们这里的报告五花八门，又没有一套筛选机制。”阿尔文·肖当时也在委员会里，他说对这个案子“没印象”了，还愤怒地说了一句：“我干吗要提这档子事？”赫斯特说委员会的行为“不可理喻”。
在杂物间里，他在墙上看到了几幅头像。他后来将其描述为“冷血杀人犯”的那个人的照片。接着，他进了主卧，安珀的尸体就是在那里发现的。大部分损坏也是由烟尘和高温导致的，表明火是从走廊再往下的地方燃起来的。于是，他脚下踩着烧坏的东西，头上是暴露的天花板垂下的线缆和绝缘层，继续往下走。
里弗斯告诉威灵汉，佩里州长还有一线希望会批准三十天缓刑，但是威灵汉已经开始写遗书和遗嘱了。他之前给斯黛茜写过一封信，为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道歉，感谢她给予自己的一切——尤其是三个女儿：“我还记得安珀的声音和微笑，她男孩子气的说话方式，还有她说‘我要抱抱你’的样子！我还能感到卡蒙和卡梅隆的手触摸我的脸庞。”他说，希望“有真相大白，恶名洗清的一天”。
两人仔细地绕着房子走了一圈，记笔记，拍照片，就像考古学家探察遗址一样。瓦斯奎斯打开后门，发现被冰箱堵住的门正好足够一个人挤过去。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胶皮和电线的味道，地上是一层湿的灰尘，粘在两人的靴子上。他们发现，厨房里物件的损坏都是烟尘和高温导致的，这表明此处不是起火点。因此，他们还要继续探索这座九百七十五平方英尺的房子。沿着中间的走廊前行，先是杂物间，再是主卧，然后左边是客厅，右边是儿童房，最后就是正门了，外面就是门廊。瓦斯奎斯不想遗漏任何一个细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第一次去丈母娘家参观“一样特别好奇”。
他问斯黛茜，能不能把自己的墓碑立在孩子们旁边。多年来，斯黛茜都表示自己相信威灵汉是无辜的。她不久前才看了庭审原始记录和纵火证据，但还不知道赫斯特的报告，于是以为威灵汉是有罪的，拒绝了他的遗愿。后来她告诉一名记者：“他把我的孩子从我身边夺走了。”
火灾发生四天后，瓦斯奎斯和福格来到威灵汉家调查。按照规范，他们先调查了受灾最轻的地方，逐渐向受灾最重的地方推进。“这是一种系统的方法，”瓦斯奎斯后来做证时说，“我只是在收集证据……没有下任何判断。我没有先入之见。”
吉尔伯特感觉辜负了威灵汉。虽然在他的特赦申请被否决之前，她就跟他讲，自己能给他的只是友谊。他告诉她，“能够成为你生活经历的一小部分，在我离世时，至少知道还有个人会记得我，在我死去的时候”，这已经足够了。他补充道：“你没有什么需要原谅的地方。”他告诉她，希望她也出席行刑现场，帮助他克服“种种恐惧、思虑和感受”。
他很快就联系上了得州首屈一指的纵火案调查专家，现已去世的州消防厅副厅长曼纽尔·瓦斯奎斯。瓦斯奎斯的个头不高，将军肚倒是不小，调查过的火灾不下一千两百起。在警探界，火灾调查员向来被认为是异类。在1991年的电影《烈火雄心》中，火灾调查员主角是这样描述火焰的：“它会呼吸，会吞噬，会仇恨。打败它的唯一方法，就是像它一样去思考。你要知道，这股火焰会从这里破门而出，穿过天花板。”瓦斯奎斯曾任职于军方情报部门，也有几条自己的原则，一条是“火不会毁灭证据，只会创造证据”，另一条是“火自己会说话，我只是解释给别人罢了”。他身上笼罩着一层福尔摩斯式的光环，仿佛不可战胜。有一次，他出庭做证，别人问他可曾错判过一件案子。他的回答是：“即便错了，我也不知道。没有人向我指出来过。”
2月17日，预定的死刑日。威灵汉的父母和几名亲属来到监狱的会客室，和威灵汉之间依然隔着一道有机玻璃。“我希望可以触摸你们，拥抱你们，”威灵汉之前给父母写信说道，“我经常抱妈妈，但没怎么抱过爸爸。”
与此同时，火灾检查员试图挖掘火灾的真相。（威灵汉允许当局搜查房屋：“我知道有的事情可能查不清，不过我就是想知道孩子是怎么死的。”）道格拉斯·福格时任科西卡纳消防局副局长，负责初步调查。他身材高大，剃着平头，多年吸烟（火灾和香烟）导致声音沙哑。他是土生土长的科西卡纳人，1963年高中毕业后加入海军，在越南战争中担任医护兵，负伤四次，也得了四枚紫心勋章。归国后，他当起了消防员。到威灵汉家发生火灾的时候，他已经与火——也就是他所说的“火魔”——搏斗二十多年了，而且已经成为了一名有资格认证的火灾调查员。“火是会说话的，你要学会听。”他这样告诉我。
威灵汉看着人群，不停地问吉尔伯特在哪里。不久前，吉尔伯特在从商店开车回家的路上被一辆闯红灯的车撞了。威灵汉以前让她在厨房里待一整天，寸步不离，这样就能感受在监狱里的感觉了。但是，她总能找到借口不去尝试。现在，她从颈部以下都瘫痪了。
威灵汉和二十二岁的妻子基本上一文不名。斯黛茜在哥哥开的酒吧干活，酒吧名字叫“别处”。威灵汉是闲居在家的汽修工，负责带孩子。社区发起了捐款，帮助威灵汉一家筹集丧葬费用。
在重症监护室里时，她还试过给威灵汉发信息，但显然失败了。吉尔伯特的女儿后来给她念了一封威灵汉写给她的信，告诉她自己已经深深爱上了她。他写了一首诗：“你想要看到美吗——从未见过的美？/闭上眼睛，打开心窗，跟我走吧。”
这场悲剧发生于1991年12月23日，消息很快传遍了科西卡纳。这座小镇位于韦科市东北约五十五英里，是得克萨斯州最早的石油开采中心。但是，后来许多油井枯竭了，全镇两万名居民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都陷入了贫困。主干道上的几家店铺都关了，给人一种废弃前哨站的感觉。
经过多年物理恢复训练，吉尔伯特的胳膊和上半身逐渐能动了。她说：“我一直以为，是我在拯救他。我后来才明白，是他拯救了我，赋予我挺过这一切的力量。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重新走路的，因为威灵汉向我展示了生存的勇气。”
威灵汉被送进了医院，在那里得知安珀已经死于烟尘吸入，尸体是在主卧发现的。卡蒙和卡梅隆躺在儿童房的地上，身体严重烧伤。验尸官称两人同样死于烟尘吸入。
威灵汉请求最后吃一顿饭。17日下午4时，他吃上了。三块烤猪肋排，两份洋葱圈，炸秋葵，三份墨西哥牛肉奶酪卷饼，两块柠檬派。他收到了佩里州长否决缓刑的消息。（佩里的一名发言人称：“州长基于案件实情做出了决定。”）威灵汉的父母哭了起来。“不要伤心，妈妈，”威灵汉说，“再过五十五分钟，我就解脱了。我要回家了，跟孩子们团聚。”之前，他向父母坦白说，自己对火灾当天发生的一件事撒了谎。他说，自己其实从没爬进孩子的房里。“我只是不希望别人觉得我是个懦夫。”他说。赫斯特对我说：“没经历过火灾，就不会明白为什么幸存者往往没法救人。他们对火灾没有概念。”
正说着，一名消防员从火中走了出来，怀里抱着安珀。在她接受心肺复苏时，二十三岁、体格健壮的威灵汉跑过去看了她一眼，接着一头朝双胞胎的房间冲去。莫纳甘和另一个人拦住了他。“我们不得不跟他扭打在一起，后来又把他铐住，为了他好，也为了我们好，”莫纳甘后来对警方说，“我被打了个乌眼青。”当时在现场的一名消防员告诉检查员，他之前也拦过一次威灵汉：“我看到火有多大了，谁再想进去简直是疯了。”
监狱长告诉威灵汉，到时候了。威灵汉没有主动配合，而是躺倒在地，于是被抬进了十乘以八英尺的行刑室。墙壁是绿色的，中央是一个蒙着布的轮床，以前放的是电椅。几名狱警用皮带把威灵汉绑好，在四肢和胸前扣紧。接着，医疗队将吊瓶针扎进了他的胳膊。每个人的任务是分开的，以免有人感觉是自己夺走了一条生命。
“我的女儿想要把我叫醒，跟我讲着火的事，”他说完又补了一句，“我没法把孩子们救出来。”
威灵汉之前请求父母和家人不要亲自观刑。但是，他在外面看到了斯黛茜。于是，他失去了一切冷静，用尽最后的力气诅咒她。监狱长按下了遥控键，将硫喷妥钠和巴比妥酸盐注入了威灵汉体内。接着是第二种药物，泮库溴铵，作用是麻痹横膈膜，阻断呼吸。最后，第三种药物氯化钾进入了血管，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死亡时间：晚6时20分。在死亡证明上，死因写着“杀人”。
托德·威灵汉眼睁睁地看着，开始变得歇斯底里。随队牧师乔治·莫纳甘把他带到消防车后面，想让他冷静下来。威灵汉说，他妻子斯黛茜当天早晨出门了，他本来在睡觉，结果听见安珀大喊：“爸爸！爸爸！”
他去世后，他的父母十多年来第一次可以抚摸他的面庞。之后，根据威灵汉的要求，遗体被火化，一部分被秘密地撒在孩子的陵墓周围。他生前对父母说过：“请不要放弃为我声辩。”
增援的人来了，搬出消防带，对准火焰喷射水柱。一名消防员背后绑着气罐，戴着防护面罩，刚准备从窗户进去就被水柱冲出来了。接着，他从正门突破，冲进了火焰和浓烟中。顺着走廊，他进了厨房，发现冰箱把后门堵住了。
2004年12月，威灵汉案的科学证据开始遭到公开质疑。《芝加哥论坛报》的莫里斯·柏思来和史蒂夫·密尔之前曾发表系列文章，指出司法鉴定中的缺陷。了解到赫斯特报告后，柏思来和密尔请了三名火灾专家，包括约翰·兰迪尼，来检验最初的调查内容。专家认可赫斯特报告的结果。过了将近两年，无罪计划聘请约翰·兰迪尼和其他三名顶级火灾调查员，对威灵汉案的纵火证据进行独立审查。专家结论是，“每一个”所谓的纵火迹象“经过科学证明都不成立”。
回到现场后，戴安·巴尔比能够感受到室内灼热的气浪。过了一会儿，儿童房的五扇窗户全部炸开，用巴尔比的话说，火焰“奔涌而出”。第一批消防员几分钟内就抵达了，威灵汉凑上前去，叫喊着孩子还在自己的房间里，那边火势最盛。一名消防员用无线电告诉救火队，让他们“冲进去”。
2005年，得克萨斯州成立了一个政府委员会，负责调查司法鉴定人员的错误言论和不当行为。委员会审查的第一批案件中就有威灵汉案和威利斯案。2009年8月，曾任职于该委员会的知名火灾研究专家克雷格·贝勒完成了调查工作。他的报告措辞严厉，结论是：威灵汉案的调查员声称火灾为纵火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忽略了反对其推断的证据，对闪燃和燃烧机制欠缺理解，依赖不可靠的传说，而且没有排除事故起火或其他可能原因。他说，瓦斯奎斯的方法似乎不符合“理性推理”，“近乎神秘学或玄学”。此外，贝勒还对我说，他认为之前的调查不仅违背了“当代的标准，连当年的标准也没有达到”。委员会正在审阅他的结论，准备公布一份自己的报告。委员会的关注点可能只是科学证据的可靠性。但是，部分法学学者认为，根据委员会的发现结果，得克萨斯州可能会成为美国现代司法制度滥觞以来，第一个承认“处决了法律和事实上均属无辜的人”的州。
威灵汉让巴尔比母女报火警。正当戴安沿街奔跑呼救时，他找到一根棍子，砸开了孩子卧室的窗户，火焰顺着洞口涌出。他又砸开了一扇窗户，火焰又涌了出来。他只好退到院子里，跪倒在房前。后来，一位邻居向警方报告，威灵汉时不时地大喊“我的孩子！”，接着就没动静了，仿佛已经“把火焰从大脑里清了出去”。
威灵汉接受注射死刑之前，有人问他有没有遗言。他说：“我只想说，我是无辜的，我被判的罪是不存在的。我因为一件我没有做的事而受刑，至今已经十二年了。我是从土而出的，仍要归于尘土，所以地必将成为我的座位。”
布菲·巴尔比十一岁，家离着火的房子隔着两栋。她当时正在后院玩，闻到了烟味，于是跑进屋里告诉了妈妈戴安。两人赶忙来到街上，只见那边一片通红，卡梅隆·托德·威灵汉站在前廊，只穿着一条牛仔裤，胸口被熏黑了，眼皮和头发都有烧灼痕迹。他高声叫着：“孩子啊，要烧死啦！”他有两个一岁大的双胞胎女儿，卡蒙和卡梅隆，还有一个叫安珀，两岁大。三人都被困在屋里。
2009年9月
一座木制平房里，火焰腾空而起。这里是得克萨斯州东北部科西卡纳的一片工人阶级住宅区。大火沿着屋墙蔓延，越过道道房门，舔舐着墙漆、瓷砖和家具。浓烟冲到天花板又沉下来，飘到每一个房间，顺着窗户的缝隙到了外面，连朝阳都被遮住了。
就在司法鉴定政府委员会预定召开听证会、听取克雷格·贝勒博士的证词几天前，里奇·佩里州长将长期担任主席的委员和其他两名委员撤职。佩里声称，三人的聘约已经到期，成员替换“是正常流程”。但是，萨姆·巴塞特主席——他之前连任过，也要求这一次继续连任——在《休斯敦论坛报》上发言称，自己从佩里的幕僚那里听说，他们对“我们正在进行的调查感到担忧”。另一名去职委员对联合社说，州长办公室通知过她，州长“要转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