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年近六十，一头银发，声音刺耳，活像廉价侦探小说里的人物。他给自己买了一辆大红色的丰田敞篷车，当时跟朋友说：“你觉得老头开这车怎么样？”虽然帕克一直想当私家侦探，不过之前三十年他都在卖建材和木料，最近才得偿所愿。1994年，帕克遇到了一对圣安东尼奥的夫妇，他们二十九岁的女儿遭到强奸，还受了致命刀伤。这件案子没有破，于是他每天晚上下班后都在研究它。他发现，一名最近假释的杀人犯之前住在受害者家旁边。于是，他来到屋外蹲点，坐在一辆白色面包车里，拿着红外望远镜往里面看。嫌疑人很快被捕，最后定了谋杀罪。受到这次经历的鼓舞，帕克成立了一个“谋杀俱乐部”，专门破解冷门案件。（成员包括一名大学心理学教授、一名律师、一家炸货店的厨师。）不出几个月，俱乐部就找到证据将一名空军军人送上了法庭，罪名是勒死了一名十四岁少女。1995年，帕克获得私家侦探执照，于是就离开了从事一生的木材生意。
帕克的电话响了，是电视节目《证据确凿》的制片人。后者听说了十六岁少年尼古拉斯·巴克莱的传奇回归，于是想雇帕克协助调查这件绑架案。帕克同意了。
帕克跟《证据确凿》制片人谈过之后，很容易就知道了尼古拉斯·巴克莱住在卡雷和布莱恩家的房车里。11月6日，帕克和制片人、摄制组一行人来到此地。家人不想让尼古拉斯跟记者说话。“我很注重隐私。”卡雷说。但是，伯丁来到美国已经将近三个星期了，他同意发声。“我当时希望获得关注，”他说，“这是一种心理需求。放到今天，我是不会做同样的事的。”
11月1日，伯丁住进新家后不久，私家侦探查理·帕克正坐在圣安东尼奥的事务所里。房间里到处都是精心隐藏的摄像头：一个放在眼镜后面，一个藏在钢笔里面，还有一个在十速自行车的把手上。墙上挂着帕克出外勤时拍的一张照片：一名已婚妇女和情人正从公寓窗户里往外瞟。雇主是她的丈夫，他将这张照片称为“来钱照”。
帕克站到一边，热切地听着这位年轻人讲述他编造的故事。“他冷静得像根黄瓜一样，”帕克告诉我，“没有低头，没有肢体语言。什么都没有。”但是，帕克对他奇怪的口音感到迷惑。
贝弗利讲，伯丁很快就“融入”了。他进了一所高中，每天晚上做作业，科迪溜号时还会教训他。他跟科迪一块玩任天堂游戏，还跟全家一起看卫星电视。与贝弗利见面时，他会上前拥抱，嘴里说着：“你好，妈妈。”他偶尔还会在周日跟家人一起上教堂。“他真的挺好的，”尚特尔回忆道，“特别友善。”有一次，卡雷给伯丁拍家庭视频时问他在想什么。“回到家里，跟大家在一起真是太好了。”他答道。
帕克在尼古拉斯·巴克莱的架子上看到了他小时候的照片，看看照片，又看看眼前的这个人，不禁觉得不对劲。他曾听说，人的耳朵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指纹一样，于是走到摄影师跟前，小声说“给他的耳朵一个特写。越近越好”。
伯丁逐渐过上了尼古拉斯的生活，他对两人的一些共同点感到震惊。尼古拉斯的失踪日期恰好是伯丁的生日。两人都来自贫困的单亲家庭。尼古拉斯与父亲几乎没有联系，后者多年来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儿子。尼古拉斯是个可爱但孤独的儿子，脾气不好，渴望获得关注，在学校里经常惹麻烦。他有一次偷网球鞋被抓住了，他妈妈还想过送他去少管所。（“我管不了他，”贝弗利回忆道，“控制不住他。”）尼古拉斯幼年时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铁杆粉丝，收集了全套专辑，甚至有一件和杰克逊在《颤栗》的MV里面穿的那件一样的红色皮夹克。
帕克把这张尼古拉斯·巴克莱的照片揣进口袋。采访结束后，他马上回到办公室，用扫描仪将照片传到了电脑里。接着，他研究了《证据确凿》的采访录像。帕克把耳朵放大了比对。“有点像，不过不一样。”他说。
窄小的房车跟伯丁在电影里看到的美国不太一样。他跟科迪一个屋，睡在地上的泡沫床垫上。伯丁知道，要想成为尼古拉斯，瞒住自己的“家人”，他就要了解尼古拉斯的一切。于是，他开始挖掘信息，偷偷翻看抽屉和相册，观看家庭视频。伯丁每次从家里的一个人那里知道了尼古拉斯当年的某个细节，就会把它讲给另一个人听。比方说，他说有一次尼古拉斯把科迪从树上摇了下来，布莱恩对此很生气。“他知道这件事。”科迪回忆道，依然对伯丁的知根知底程度感到惊奇不已。贝弗利注意到，伯丁跪着看电视，跟尼古拉斯一样。尼古拉斯的多名家人对我说，伯丁看上去比尼古拉斯冷淡，口音也有点奇怪，他们都觉得这是因为他自己讲的苦难遭遇。
帕克请教了多名眼科专家，问他们注射化学药品能否将眼睛从蓝色变成棕色。医生说不能。帕克还与圣安东尼奥三一大学的方言专家通了电话，得知一个人即使被监禁三年，也能很快恢复母语的口音。
伯丁跟卡雷、布莱恩住在一起，而不是贝弗利。“我上夜班，觉得扔下他一个人不好。”贝弗利说。卡雷和布莱恩住在圣安东尼奥以北三十五英里的春枝城的一处房车里，周围是僻静的树林。轿车走在土路上，旁边驶过拉着煤渣砖的卡车，还能听见狗朝着引擎声吠叫。一路上，伯丁都盯着窗外。用科迪的话说：“我们这里没有网，一路到圣安东尼奥都没有信号。”
帕克将自己的怀疑告知了当局，虽然圣安东尼奥警方之前已经宣布“自称尼古拉斯·巴克莱的回归男孩就是尼古拉斯·巴克莱本人”。帕克害怕尼古拉斯一家身边正住着一名危险的陌生人，于是给贝弗利打电话，告诉她自己的发现。据他回忆，他当时说：“不是他，夫人。不是他。”
伯丁怀疑贝弗利起了疑心，不过她最后也过来迎接他了。一家人进了卡雷的加长林肯轿车，在麦当劳点了吉士汉堡和薯条。据卡雷回忆，“他坐在我妈妈身边，跟我儿子聊天”，大谈“多么怀念学校，还问什么时候能见到杰森”。
“不是他？你什么意思？”她问道。
飞机于1997年10月18日平安降落，尼古拉斯一家都来接机了。伯丁从卡雷的照片中认出了他们：贝弗利，尼古拉斯的母亲；布莱恩·吉布森，卡雷当时的丈夫；布莱恩与卡雷十四岁的儿子科迪、十岁的女儿尚特尔。只有尼古拉斯的哥哥杰森没来，他当时正在戒毒恢复期，住在圣安东尼奥。一位朋友录下了重逢的过程。在视频里，伯丁裹得很严实，帽檐压得很低，棕色的眼睛挡在墨镜后面，已经开始褪色的文身被手套盖住。伯丁本以为尼古拉斯的亲戚会“绞死”他，但他们都冲过来拥抱他，诉说思念之情。“我们都被情绪冲昏了头脑。”科迪回忆时说。但是，尼古拉斯的妈妈没有上前。“她看上去丝毫不激动”，不像“看到自己的儿子”时应该有的样子，尚特尔告诉我。
帕克讲了耳朵、眼睛和口音的事情。他在档案里写道：“家属感到难过，但坚称那就是小尼古拉斯。”
伯丁曾幻想着融入一个真正的家庭。但是，在去美国的途中，用卡雷的话说，他开始“惊恐不安”，颤抖，出汗。她想要安慰他，结果他说自己觉得要坠机了。他后来说，要是真坠机就好了：否则怎样才能逃出自己挖下的坑呢？
帕克说，他几天后收到了伯丁一通怒气冲冲的电话。虽然伯丁否认自己打过，但是帕克把它记录在案了。根据记录，伯丁当时说：“你以为你是谁？”帕克说自己不相信对方就是尼古拉斯，这时伯丁回敬了一句：“移民规划局相信我就是尼古拉斯。家人也都相信。”
有了卡雷的担保，美国和西班牙警方都没有提出异议。尼古拉斯仅仅失踪了三年，而且联邦调查局的职责也不包括怀疑自称是失踪儿童的人。（该局工作人员告诉我，之前局里从没遇到过伯丁这样的案子。）马德里警方称，卡雷宣誓说伯丁就是她的弟弟，而且是美国公民。他拿到了美国护照，第二天就乘机返回了圣安东尼奥。
帕克在想，要不就算了吧。他已经通知了警方，而且调查合同也快到期了。他手头还有别的案子。而且，毕竟知子莫若母。然而，男孩确实有法国口音，可能还带点摩洛哥腔。果真如此，一个外国人来到得州的偏远森林，跟另一家人住在房车里是何居心呢？“我以为他是恐怖分子，我敢对天发誓。”帕克说。
她给伯丁看了几张家人的照片，伯丁每张都看得很仔细：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同母异父的哥哥；这是我爷爷。
贝弗利租住在圣安东尼奥的一栋破旧公寓楼里，帕克去看她时就开始跟踪伯丁了。“我在同楼租了个屋子，看着他出门，”帕克说，“他直接去了公交站，戴着随身听，还跳着迈克尔·杰克逊的舞步。”
虽然伯丁叫她“卡雷”，而不是像尼古拉斯以前那样叫“姐姐”，而且有法国口音的痕迹，卡雷还是说她可以确定他就是尼古拉斯。不是因为他不可言说的苦难故事没有漏洞。不是因为他的鼻子很像她的叔叔帕特。也不是因为他有着和尼古拉斯一样的文身，而且知道很多家里的细节，能叫出不少亲戚的名字。“是因为你的心，你想要去相信。”卡雷说。
伯丁的日子也不好过。他觉得跟卡雷、贝弗利一起住都快得幽闭恐惧症了。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走出家门，在街上游荡。“我并不喜欢走进另一个家庭，住在一起，好像真的是一家人似的，”他说，“我还没做好准备。”有一天，卡雷和全家给了他一个纸盒子。里面放着尼古拉斯的棒球卡、唱片和各种纪念品。他小心翼翼地一样样拿起来。有一封信来自尼古拉斯的一个女朋友。他一边读一边自言自语道：“我不是他。”
在很多方面，卡雷都是理想的下手对象。“我女儿心肠特别好，很容易被人操纵。”贝弗利说。卡雷只去墨西哥的蒂华纳参加过一次派对，此外从没出过国，也不熟悉欧洲口音或西班牙。尼古拉斯失踪后，她经常看有关可怕的儿童绑架案的电视报道。她身上有两重压力：一是公司给她出了路费，二是她要代表全家确认此人是不是失散多年的弟弟。
来到美国两个月后，伯丁开始受不了了。他脾气很大，不爱理人，用科迪的话说就是“不正常了”。他不去上课了（有个同学嘲笑他说话像“挪威人”），然后就被留级了。12月，他开上布莱恩和卡雷的轿车去了俄克拉荷马。一路上车窗大开，播放着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尖叫》：“我受够了诡计/谎言是恶心的……求你发发慈悲/因为我快受不了了。”他因超速被警方拦了下来，然后被捕了。贝弗利、卡雷和布莱恩把他从警察局领回了家。
几天后，她在一名美国使馆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收容所，伯丁当时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他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邪恶的。但是，就算真有道德上的顾虑，他也没有因此住手。他用围巾裹住自己的脸，戴上帽子和墨镜，然后走出了房间。他本来以为，卡雷肯定会马上认出自己不是她的小弟弟。然而，她冲过来抱住了他。
他的生母吉莱纳说，伯丁往欧洲给她打了电话。他与母亲有不少矛盾，但似乎依然思念着她。（他给她写过一封信：“我不想失去你……要是你不见了，我也会跟着消失。”）吉莱纳说，伯丁悄悄跟她讲自己在得克萨斯，跟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她相信伯丁是她的儿子。吉莱纳感到很难过，就把电话挂了。
卡雷已经结婚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贝弗利戒毒期间，往往是她在维持一家人的团结。尼古拉斯失踪后，妈妈和弟弟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卡雷只是希望一家团聚。她主动提出去西班牙接尼古拉斯回来。她在一家包装货运公司做售后，单位同意给她报销路费。
圣诞节前不久，伯丁走进浴室，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棕色的眼睛、染过的头发。他抓起剃须刀，开始划自己的脸。他被送进当地医院的精神病诊室观察了几天。后来，伯丁在笔记本里这样改写了尼采的一句话：“与恶龙缠斗之时，小心不要成为另一条恶龙。”他还写了一首小诗：“我的生活是虚幻的，每一天都是希望的影子/我真实的生活从未开启，我真实的事业从未完成。”
贝弗利把话筒凑到耳朵边上，另一边传来了小孩般的声音，说他想回家。她告诉我：“我惊得说不出话来，脑子都不好使了。”
医生认为伯丁的情绪已经稳定下来，可以回卡雷家的房车了。但是，他依然躁动，止不住地想真正的尼古拉斯·巴克莱到底怎么了。帕克也是一样。在确定伯丁身份的过程中，他已经开始收集信息，找尼古拉斯的邻居谈话了。尼古拉斯失踪的时候，跟贝弗利一起住在圣安东尼奥的一座小平房里。尼古拉斯同母异父的哥哥杰森当时二十四岁，一度在犹他州与表兄弟同住，最近又搬了回来。杰森是个壮汉，一头长长的棕色鬈发，牛仔裤后边的口袋里经常揣着一把梳子。他身上和脸上都有灼痕：十三岁的时候，他刚往割草机里加完汽油就开始抽烟，结果把自己烧到了。卡雷说，因为伤疤的原因，“杰森担心自己会找不到对象，孤独终老”。他喜欢用吉他弹林纳·史金纳的歌，还有点美术天分，给朋友画的素描肖像都挺不错。他只读到了高中毕业，但人很聪明。他跟母亲一样有成瘾性人格，不仅酗酒，还使用可卡因。用卡雷的话说，他也有自己的“心魔”。
尼古拉斯的妈妈贝弗利接过电话。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块头很大，脑袋很宽，头发染成棕色，在圣安东尼奥的唐恩都乐上夜班，一周无休。她跟尼古拉斯的爸爸一直没结婚，独自抚养尼古拉斯和他姐姐卡雷、他哥哥杰森长大。（她跟卡雷和杰森的爸爸离婚了，不过还是在用前夫的姓，多拉希德。）她以前吸海洛因成瘾，在尼古拉斯小时候费了很大力气戒毒。他失踪后，她又开始吸毒了，还用了新品种美沙酮。卡雷说，虽然日子很苦，贝弗利作为母亲还是不错的：“她可能是吸毒的人里最清醒的那种了。我们会一起玩，家里挺整洁，也没断过粮。”或许是为了补偿过去不安定的生活，贝弗利很注重作息规律：晚上10点到早晨5点在店里工作，然后去“好日子酒吧”玩弹球喝啤酒，最后回家睡觉。她有粗糙的一面，嗓子抽烟抽哑了，但是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为人和善。下了夜班，她会把卖剩下的甜甜圈都送去流浪儿收容站。
1994年6月13日，贝弗利和杰森报了警，说尼古拉斯三天前在打篮球，给家里打了个付费电话，要他们开车接自己回家，贝弗利正在睡觉，是杰森接的。他让尼古拉斯走回来，但是尼古拉斯一直未归。尼古拉斯跟妈妈刚因为偷网球鞋的事吵过架，她正在考虑把孩子送去少管所。所以，警方起初以为尼古拉斯离家出走了，虽然他身上没有财物。
伯丁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压低声音说：“嗯，是我。”
警方报告中称，尼古拉斯失踪后，贝弗利家里出了好几件事。这让帕克感到震惊。7月12日，她报了警，但是警官赶来时，她却说一切正常。杰森告诉警官，他妈妈“因为另一个儿子的失踪开始酗酒，对他大喊大叫”。过了几周，贝弗利又报了警，警方记录里的起因是“家庭暴力”。到了现场的警官说，贝弗利和杰森在“交换意见”，杰森被要求当天离开贝弗利家，他同意了。9月25日，警方又接到了电话，这一次是杰森打来的。他说弟弟回来了，正想进车库，但刚被杰森发现，他就跑了。值班警官的报告中写道，他“搜查了该区域”，寻找尼古拉斯，但是“没能找到他”。
没过多久，办公室里的电话就响了。伯丁接了。来人是尼古拉斯·巴克莱同母异父的姐姐卡雷·吉布森。“天啊，小尼，是你吗？”她问道。
杰森之后的行为越发怪异。他因为对警察“施暴”而被捕，贝弗利把他赶出了家门。科迪告诉我，尼古拉斯的失踪“让杰森变得一团糟。他开始滥用毒品，长期注射可卡因”。尚特尔说，尼古拉斯不见的那一天，他拒绝开车接他回来，这让他“深感自责”。
不过，眼睛还是个问题。他绞尽脑汁地编故事解释。他被一个儿童卖淫团伙绑架，用飞机运到欧洲，受尽了折磨，他们甚至对他进行了人体实验？行，这就能解释眼睛的事了。人贩子往他眼睛里注射了化学药品。他之所以不会说得克萨斯话了，是因为在三年多的监禁生活中，他们不让他讲英语。他是从西班牙的一间锁住的房子里跑出来的，当时看守不小心忘关门了。这个故事很疯狂，违反了“能简则简”的原则，不过这也是迫不得已。
1996年底，杰森进了戒毒所，慢慢开始恢复。疗程结束后，他又在戒毒所里待了一年多，担任辅导员，并负责园林绿化的工作。伯丁现身时，他还在所里，宣称这人就是自己失踪的弟弟。
第二天，伯丁在利纳雷斯收容所截下了一个来自国立失踪绑架儿童中心的包裹，收信人写着乔纳森·杜立安。他撕开信封，里面是清晰的尼古拉斯·巴克莱失踪启事副本。上面有一个瘦小男孩的彩色照片，脸色苍白，蓝眼睛，头发是偏黄的浅棕色。启事上列出了几项辨认特征，包括右手食指和拇指之间文着一个十字架。伯丁看着照片，自言自语道：“我完蛋了。”不光是没有文身，他的眼睛和头发都是深棕色的。他赶忙去院子里把启事烧了，然后进浴室给头发做了漂白。最后，他找到一个朋友，用缝衣针和钢笔墨水赶制了类似巴克莱那样的临时文身。
伯丁一直在想为什么杰森没有来接机，而且起初也没有要求在卡雷家跟他见面。一个半月后，伯丁和家里人说，杰森终于来探望他了。就在当时，科迪说：“杰森冷冰冰的。”伯丁说，虽然杰森在众人面前拥抱了自己，但他的眼神里带着狐疑。过了几分钟，杰森让他来外面，向伯丁伸出了手。杰森手上是一条项链，挂着亮晶晶的金十字架。杰森说这是给他的。“他好像一定要给我似的。”伯丁说。杰森把项链挂在他的脖子上，然后就道别了，再也没有回来。
她大喜过望，于是给了他圣安东尼奥警局负责侦破此案的警官的号码。他说，这一次自己装成西班牙警方，给美国警官打了电话，讲了从中心女职员处获得的尼古拉斯的具体信息——比如粉色双肩包——宣称失踪儿童已经找到了。警官说，他会联系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驻马德里大使馆。伯丁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捅下多大的娄子。
伯丁告诉我：“显然，杰森知道尼古拉斯到底怎么了。”伯丁第一次开始怀疑，到底是谁在骗谁。
伯丁说，他当时故意用怀疑的口气问，中心能不能发来更多巴克莱的相关资料。女职员说，可以第二天把巴克莱的失踪启事寄过去，传真当时就可以发。他报了借用办公室的传真号，然后就挂断电话等着。他朝门外看有没有人过来。阴暗的走廊静悄悄的，但是能听见脚步声。启事终于通过传真发过来了。字迹很模糊，大多不可辨认。但是，照片长相跟他差不太多。“我能搞定。”伯丁一边想一边回忆道。他很快给中心拨了回去，告诉女职员：“我有个好消息。尼古拉斯·巴克莱就在我身边。”
同时，警方也开始怀疑伯丁的说法了。南希·费舍尔当时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资深探员，伯丁来到美国几周后给他做过笔录，内容是他在美国被绑架的经过。她告诉我，自己马上“感觉有猫腻”：“他的头发是由棕色漂染成金色的，从发根就能明显地看出来。”
伯丁说，这个计划是在半夜想到的：如果他能让法官以为自己是美国人，可能法官就会放他走。他申请使用所里的电话，拨给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的国立失踪绑架儿童中心，要来了一个真实身份。他操起旅途中学到的英语，自称名叫乔纳森·杜立安，是利纳雷斯少年收容所的所长。他说所里来了一名受惊的小孩，不肯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是说英语，美国口音。伯丁以自己为模板描述了小孩的模样——又矮又瘦，下巴突出，棕发，门牙有缝——并询问数据库里有没有长相类似的人。经过查找，伯丁回忆道，中心的一位女职员说可能是尼古拉斯·巴克莱。巴克莱是1994年6月13日在圣安东尼奥被报告失踪的，时年十三岁。报告里说，巴克莱最后一次被看到时身穿“白色T恤、紫色长裤、黑色网球鞋，背着粉色双肩包”。
帕克认识费舍尔，之前就跟她谈了自己发现的疑点。费舍尔警告过帕克，让他不要干涉局里办案。但是，随着两人调查的同步进行，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信任感，帕克对她知无不言。费舍尔讯问尼古拉斯可能被谁绑架、又是被谁性侵时被发现的，贝弗利反常地“阴郁、不配合”。
1997年10月，伯丁告诉我，他当时在西班牙利纳雷斯的一所少年收容所。负责的儿童福利法官给了他二十四个小时来证明自己真的只有十几岁，否则就要采集他的指纹了。国际刑警组织可是已经把他的指纹备案了。伯丁知道，作为一个有案底的成年人，他很有可能会坐牢。他曾经试图逃跑，但被抓了回来，之后的行踪就受到了员工监视。于是他做了一件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同时也让他朝着“怪物”更进了一步，虽然他此前一直说自己不想当“怪物”。他这次的身份不是捏造的，而是偷来的。他假扮了一名十六岁的得克萨斯失踪男孩。伯丁已经二十三岁了，他不仅要让当局相信自己是一个美国小孩，还要让失踪男孩的家人也相信。
费舍尔怀疑，贝弗利一家会不会只是“想要”相信伯丁就是他们深爱的尼古拉斯。不管家属的动机是什么，费舍尔主要关心的是：这名进入美国境内的神秘人物到底是谁。她知道，瞳色是不可能改变的。11月，以治疗受虐创伤为由，费舍尔把伯丁带去休斯敦见了一位司法精神病专家。后者的结论是：从伯丁的语言习惯来看，他不可能是美国人，更可能是法国人或西班牙人。费舍尔称，联邦调查局将结果知会了贝弗利和卡雷，但是他们坚持说，他就是尼古拉斯。
虽然他强调自己很精明，但也大方地承认了骗子们都明白却很少说出来的真理：骗人并不难。人们对其他人的行为都有一些基本的预期，很少去警惕对方会不会打破这些预期。利用某些原始需求——虚荣、贪婪、孤独——伯丁这样的人就能打消他人的疑虑。于是，大多数骗局都漏洞百出，甚至荒谬绝伦，揭穿时简直显而易见得让人面颊发烧。伯丁的把戏一般是利用他人的善意，而不是诱发更阴暗的渴望。他说：“没人会想得到，可怜的小孩竟然会撒谎。”
费舍尔说，她觉得伯丁是间谍，于是联系了中情局，解释了潜在的威胁，并请求协助鉴定身份。“中央情报局拒绝合作，”她说，“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对我说，除非你能证明他是欧洲人，否则我们爱莫能助。”
为了方便融入现实社会，他还会让当地部门误以为他扮演的角色确实存在。他在奥尔泰兹就是这样做的，打热线电话，声称有人身处险境。当局一般不会讯问看似困苦的小孩子。但是，如果有人注意到伯丁长得太成熟了，他也不会辩驳。“小年轻就是想看起来老练些，”他说，“我觉得这是一种赞扬。”
费舍尔试图说服贝弗利和伯丁去做DNA鉴定。两人都拒绝了。“贝弗利说，‘你好大的胆子，敢说他不是我儿子。’”费舍尔回忆道。2月中旬，也就是伯丁抵达美国四个月后，费舍尔获得批准，可以强制要求他们配合。“我去她家采集血样，她就躺在地上，说她就不起来，”费舍尔说，“我说，‘不行，你必须起来。’”
身份捏造好了，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找到自己与角色的共同点——许多演员都会用这种技巧。“大家总是问我，‘你怎么不去当演员呢？’”他告诉我，“我觉得自己能当好演员，就像施瓦辛格或者史泰龙那样。但是，我不想扮演某个人。我想成为某个人。”
“贝弗利一直在护着我，”伯丁说，“她在尽力阻止他们。”
想好角色后，他就会照着去易容——精心剃去胡须、用脱毛膏除去睫毛。他习惯穿肥大的长裤和袖子能包住手腕的衬衫，突出自己的“小”。他会在镜子前问自己，别人眼里的自己，会不会是他想要别人看到的样子。“最不该做的就是自欺欺人。”他说。
除了血样，费舍尔还采集了指纹，送到州司法厅与国际刑警的指纹库比对。
他把自己的行为比作当间谍：表面细节都可以换，内核一定不能变。这样不仅更容易取信于人，还让他能够保住部分的自我，坚守某种道德的核心。“我知道自己可能很残酷，但我不想成为怪物。”他说。
卡雷担心“弟弟”会自残或者情绪失控，不愿继续收留他。他只好搬去了贝弗利家。到了这个时候，伯丁说，他对这家人的看法就变了。他想起了好几件富有深意的事情：贝弗利接机时的冷淡，还有杰森迟迟不来看他。他说，虽然卡雷和布莱恩——无视明显的证据——看上去很想相信他就是尼古拉斯，但贝弗利似乎没把他当儿子，而是当成了“鬼魂”。伯丁声称，有一次他跟贝弗利在一起，她喝醉了，大叫道：“我知道，上帝把你送到我身边是在惩罚我。你是谁？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贝弗利不记得这件事了，只是说“他肯定是惹我生气了”。）
有一天，我去拜访伯丁，他讲了把自己装扮成小孩的办法。他在《猫鼠游戏》等电影里见过一些冒名顶替者，他说自己想要和他们一样，努力把犯罪提升为一种“艺术”。他说，第一步是想出一名要扮演的小孩。接着，他会逐渐充实他的生平和习惯，从籍贯、家庭到抽动症。“关键就是不能事事撒谎，”伯丁说，“否则会穿帮的。”他说自己一直坚持的信条是“能简则简”“虚虚实实”。选名字的时候，他喜欢用跟自己的回忆有深刻联系的，比如卡西斯。“名字是绝对不能忘的。”他说。
1998年3月5日，当局已经盯上了伯丁，此时贝弗利给帕克打了电话，说她相信伯丁是冒名顶替的。第二天早晨，帕克带他去了一家餐厅。“我把裤腿提起来了，好让他知道我没在脚踝藏枪，”帕克说，“我希望他放松点。”
《一切皆有可能》的制片人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甚至给了他一份台里新闻编辑室的工作。但是，他很快就离开了。其中一位制片人后来对记者说，他去创作“内心戏”了。有时，伯丁的骗局被上升到了存在主义的高度。他的一位法国崇拜者开了一个网站以宣扬他的变身，将他誉为“生活的演员，全新人类认同哲学的使徒”。
两人点了烤薄饼。在冒充了五个月的尼古拉斯·巴克莱之后，伯丁说，他已经精神崩溃了。帕克讲，当他告诉“尼古拉斯”他“妈妈”很生气时，这位年轻人脱口而出：“她不是我妈妈，你知道的。”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伯丁已经犯下了多起向警方和地方治安官说谎的罪行，国际刑警组织等机构也对他日益关注。1995年，法国人气电视综艺节目《一切皆有可能》的制片人邀请了他。伯丁走上舞台时，脸色苍白，似乎连青春期都没到，主持人挑逗性地问观众：“这个男孩叫什么名字？迈克尔、于尔根、凯文，还是佩德罗？他的真实年龄呢——十三岁，十四岁，还是十五岁？”在被问到为何要这样做时，伯丁还是坚持说他只是想要关爱和家庭。他总是这样说，于是成为了骗子界里罕见的既让受骗者愤怒又能博得同情的人物。（他母亲对儿子公开宣称的动机的解释就不怎么客气了：“他只是想给自己找个合理的借口。”）
“能告诉我你是谁吗？”
伯丁的假身份越来越多，于是他试图抹杀掉自己的真实身份。有一天，穆尚普市长接到了一通来自“德国警方”的电话，通知他伯丁的尸体在慕尼黑被发现。伯丁母亲回忆道，知道消息后，“我的心跳都停了”。伯丁一家一直在等着尸身运抵，但杳无音信。“这又是一个弗雷德里克的残酷游戏。”他母亲说。
“我是弗雷德里克·伯丁，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犯。”
1992年6月13日，扮演过十多个不同的小孩之后，伯丁也满了十八岁，成了一个法定的成年人。“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孤儿院和寄养家庭里度过的，然后突然有人告诉我‘到此为止了，你自己上路吧’，”他回忆道，“我怎么可能成为自己无法想象的存在呢？”1993年11月，他装成一名哑童，躺在法国奥什镇的街道中央，被一名消防员送到了医院。当地报纸《南比利牛斯快讯》发表了一篇关于他的报道，文中问道：“这名哑童……从何而来？”第二天，该报又发了一篇文章，题为神秘哑童至今仍未透露他的秘密。跑出去后，他被发现在附近故技重施，承认自己就是弗雷德里克·伯丁。《南比利牛斯快讯》于是宣告：奥什哑童会说四门语言。
几分钟后，帕克去男厕所给南希·费舍尔打了电话，告诉她这则消息。她刚刚从国际刑警组织收到了同样的信息。“我们正在申请逮捕证，”她告诉帕克，“把他拖住。”
几个月后，医生们开始揭开他的过往，于是伯丁坦白了真实身份，然后继续流浪。“我宁愿一个人走，也不想被别人带走。”他告诉我。在冒名顶替生涯中，伯丁经常自己揭露真相，仿佛暴露带来的关注与骗局本身同样刺激。
帕克回到桌前，继续跟伯丁谈话。听着伯丁讲在欧洲居无定所的日子，帕克说，他对告发伯丁感到了一丝内疚。伯丁却对帕克讨厌得很，对谈话细节提出了异议，还谴责私家侦探“假装”已经把案子破了，好像帕克走进了伯丁的内心戏，还自封为主角一样。过了大概一个小时，帕克开车送伯丁回了贝弗利的公寓。帕克开走以后，费舍尔和警方已经在等着他了。他平静地招认了。“我知道自己做回弗雷德里克·伯丁了。”他说。贝弗利的反应就没那么冷静了。她转过来，朝着费舍尔大喊：“你怎么才查出来？”
伯丁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一个家，一所学校。就这么简单。”
在拘留所，伯丁讲了一个故事，看上去跟“我是尼古拉斯·巴克莱”一样不可思议。他声称，可能是贝弗利和杰森合谋造成了尼古拉斯的失踪，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伯丁在骗人。“我是挺擅长冒名顶替，但还没有那么擅长。”伯丁告诉我。
在那里，用一名老师的话说，他的“小剧本”越发魔幻了。伯丁经常假装失忆，故意在街上“走丢”。1990年，刚过完十六岁生日，弗雷德里克就被迫去了另一家少年收容所，很快他就跑掉了。他搭车去了巴黎，又饿又怕的他捏造了第一个假身份：他走近一名警察，说自己是走丢的英国儿童，名字叫吉米·塞尔。“我梦想着他们会把我送去英国，在我的想象中，那里的生活要更美好。”他回忆道。当警察发现他几乎不会讲英语时，他就讲了实情，然后被送回了收容所。但是，他学会了一套所谓的“窍门”，并开始凭借这门本领漫游全欧，在孤儿院和福利院之间来往寻觅，想要找到一处“完美的收容所”。1991年，他出现在法国的朗格勒，假装生病，被送进了圣迪济耶的一家儿童医院。医疗报告显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从哪里来”。他只通过纸笔回答问题，说自己名叫弗雷德里克·卡西斯——姓是根据父亲的名字“卡西”编造的。给弗雷德里克看病的医生叫让-保罗·米兰尼斯，他在一封给儿童福利法官的信中写道：“我们接诊了一名离家出走的少年，没有说话能力，完全脱离了之前的生活。”
当然了，对于一个众所周知撒谎成性的人，警方是不会采信他的话的。“他一百句话里面有九十九句是谎言，可能有一句是真的，但你也不知道是哪一句。”费舍尔说。然而，警方内部也有人起了疑心。杰克·斯迪克是时任的联邦检察官，后来担任过一届得州众议员，是伯丁案的负责人。他和费舍尔都不明白，贝弗利为何要阻挠FBI调查伯丁自称被绑架一事，后来还不愿意揭穿骗局。另一个疑点是，她为什么没有让伯丁跟自己同住。据费舍尔说，卡雷告诉她的原因是贝弗利会“伤心过度”。至少在费舍尔和斯迪克看来，这有点蹊跷。“孩子回来难道不应该开心吗？”费舍尔说，这是又一个“警示信号”。
五岁的时候，弗雷德里克跟随外祖父母去了穆尚普，南特东南方的一个小村。弗雷德里克有一半的阿尔及利亚血统，没有爸爸，还穿着从天主教慈善机构领来的旧衣服，在村子里很受排斥。于是，他开始在学校里吹牛。他说爸爸是“英国特工”，所以不在身边。雅文·布尔格伊在小学里教过他，说他早熟，有魅力，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和观察力，画出来的漫画风格奔放，也挺好看。“他总能和人建立起联系。”布尔格伊回忆道。他还注意到了一些心理压力的迹象。有一次，弗雷德里克跟外祖父母说，一个邻居骚扰他。不过，村子里大家关系都很紧密，也就没人当回事。弗雷德里克在一幅漫画里，描绘了自己在河里快淹死了的画面。他的行事越发乖张，会大闹课堂，还偷邻居家的东西。十二岁的时候，他被送去了南特市的格雷茨利私立少年收容机构。
费舍尔和斯迪克注意到，尼古拉斯失踪后，贝弗利家出了几件大事；还有警方报告说，贝弗利因为尼古拉斯的失踪对杰森大喊大叫。杰森还说，他看见过尼古拉斯闯进了家里。这套令人吃惊的说法得不到任何证据的支持。杰森声称，当时就有警察在“四处调查”了，就像斯迪克说的那样。他和费舍尔都怀疑，这番说辞是一个骗局，旨在强化尼古拉斯离家出走的印象。
弗雷德里克说，他妈妈特别想要别人的关注。他们没见过几次面，她每次都装出得了不治之症的样子，于是他就只能赶紧去帮忙。“她看我担惊受怕就感到开心。”他说。吉莱纳对此是否认的，但她也承认，有一次自己要轻生，儿子就只好过来找人帮忙。
斯迪克和费舍尔开始朝着杀人案的方向调查。“我就是想知道，那个小男孩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斯迪克回忆道。
吉莱纳抚养弗雷德里克到两岁半——“他跟其他小孩一样，完全正常。”她说。后来，在她父母的要求下，儿童福利机构介入了。吉莱纳的一个亲戚形容她“喜欢喝酒跳舞，整夜不归。她不想跟那个孩子有任何关系”。吉莱纳坚持说，她已经在另一家工厂找了个工作，完全有抚养能力，但法官还是把监护权判给了她的父母。多年以后，吉莱纳给弗雷德里克写信说：“你是我的儿子。两岁的时候，他们把你从我身边偷走了。他们千方百计地把我们分开，如今竟成了两个陌生人。”
斯迪克和费舍尔进一步收集了证据，表明贝弗利家存在暴力倾向。他们说，尼古拉斯学校的领导曾表示，从身体上的瘀青来看，他可能受到了虐待。而且，就在他失踪之前，校领导已经通知了青少年保护部门。邻居们指出，尼古拉斯有时会打贝弗利。
在他成为本杰明·肯特或者米开朗基罗·马丁尼——英国法官或意大利外交官的孩子——之前，他叫弗雷德里克·皮埃尔·伯丁，是吉莱纳·伯丁的私生子。弗雷德里克出生于1974年6月13日的巴黎郊外，当时吉莱纳才十八岁，没钱养活孩子。在官方登记表里，弗雷德里克的父亲一般写着“×”，意思就是“不详”。但是，我在法国西部乡村的一间小屋子里采访吉莱纳时，她告诉我“×”是一名二十五岁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名叫卡西。他俩当时都在一家人造黄油工厂，两人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她说想不起来他姓什么了。）怀孕以后，她发现卡西已经结过婚了，于是辞了职，也没告诉他孩子的事。
有一天，费舍尔要求贝弗利上测谎仪。卡雷回忆道：“我说，‘妈妈，让你做什么就做吧。上了测谎仪又能怎样？你又没杀尼古拉斯。’于是她就去了。”
我知道伯丁是在南特附近长大的，我也问了他文身的事。一个努力隐藏身份的人，怎么会在身上留下标记呢？他揉了揉胳膊上文着字的地方，接着说道：“我要告诉你这一切谎言背后的真相。”
贝弗利接受测谎检验时，费舍尔就在旁边房间里实时观看视频监视器。最重要的问题是，贝弗利是否知道尼古拉斯在哪里。她说不知道，说了两遍。测谎仪操作员告诉费舍尔，贝弗利说的似乎是真话。费舍尔表示自己不信，于是操作员说，如果贝弗利在撒谎，她肯定吸了毒，药劲儿还没过。操作员等到确定包括美沙酮在内的所有麻醉毒品都过了有效期之后，又测了一遍。这一次，操作员问贝弗利是否知道尼古拉斯在哪里时，费舍尔说，指针滑动得很快，表明她在说谎。“就差把机器甩下桌子了。”费舍尔说。（测谎仪经常在实际没有说谎的时候给出说了谎的结果，科学界对它的基本可靠性是有争议的。）
他明白欺骗别人有多么容易，所以对成名有一种偏执。“我谁都不信。”他说。他说自己是“专业骗子”，但对自己生活的事实却很较真。“我不希望你把我写歪了，”他说，“我的故事只要照实讲就足够精彩了。”
据费舍尔所说，操作员告诉贝弗利她没有通过检验，并且抛出更多问题时，贝弗利大喊着“我干吗要受这份罪”，起身快步走出了房间。“我追上她，”费舍尔回忆道，“我说，‘你跑什么？’她当时怒不可遏。她说，‘尼古拉斯就是这样。看他让我倒霉成什么样了。’”
说话的时候，他棕色的大眼睛一直在我身上打量，好像要把我吃透一样。警方有一名讯问过他的人说过，他是个“人形录音机”。让我惊讶的是，伯丁知道我的职业、家乡、妻子姓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作。“我喜欢事先了解要见面的人。”他说。
接下来，费舍尔想要约谈杰森，但是对方有些抵触。伯丁在被捕几周后，才终于同意跟她见面。费舍尔说，她必须“把他的嘴撬开”。两人谈到了他将近两个月没去看自称是他弟弟的人这件事。“我说，‘你弟弟失踪了那么久，而且是被绑架了，你就不着急去见他吗？’他说，‘这个，不急啊。’我说，‘他长得跟你弟弟像吗？’‘呃，凑合吧。’”费舍尔发现他言辞闪烁，于是“强烈怀疑杰森参与了弟弟失踪一案”。斯迪克也认为，杰森要么“跟弟弟的失踪有关，要么掌握着弟弟行踪的信息”。费舍尔甚至怀疑，贝弗利知道尼古拉斯失踪的真相，可能还为了保护杰森而帮助他掩盖了罪行。
“我最近在法国出名了，”伯丁说，“太出名了。”
谈话结束后，斯迪克和费舍尔讲，杰森拒绝继续跟警方对话，除非他自己被捕或者有律师在场。但是，帕克是私家侦探，不像斯迪克和费舍尔一样受法律的条条框框约束，于是他继续追问杰森。有一次，他谴责杰森犯了谋杀罪。“我认为是你干的。”帕克说，自己当时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觉得你不是故意的，但确实是你做的。”帕克说，对方的反应“只是看着我”。
我跟伯丁坐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条长椅上，当时下起了细雨。一辆车停在我们面前的马路旁，里面坐着几个人。他们摇下车窗往外看，互相说着：“变色龙。”
费舍尔和帕克审问杰森几周后，有一天帕克正开车穿过圣安东尼奥市中心，突然在路边看到了贝弗利。他问要不要捎她一段。她上车以后就说，杰森因为可卡因摄入过量去世了。帕克知道杰森已经戒毒一年多了，于是问贝弗利，他会不会是有意的。她说：“我不知道。”斯迪克、费舍尔和帕克都怀疑这是一起自杀案。
当地记者泽维尔·索塔告诉我，自此以后，伯丁会不时现身波城，每次都用不同的伪装。有时留着胡子。有时剃平头，有时鸟窝头。有时穿得跟说唱歌手一样，有时又是商务风格。“他似乎想要寻找一个新角色。”索塔说。
痛失两子之后，贝弗利不再吸毒了，搬去了春枝镇，住在房车里，帮一个女人照看残疾的女儿。她同意跟我聊聊警方的疑点。一开始，贝弗利让我开车去找她，后来又说雇主家不愿接待外人，于是就在电话上讲了。不久前，她的一条声带麻痹了，本就沙哑的声音愈发低沉。帕克经常在甜甜圈店里跟她聊天，他对我说：“我挺喜欢她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凝视有一千码那么深。仿佛她的全部生命都被掏空了。”
波城曝光之后，伯丁搬去了一个二十五英里外的比利牛斯山村。“我想要逃开这些关注。”他说。当局不知道怎么处罚他，之前在处理伯丁的案件时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精神病学家确定他是清醒理智的。（“他是精神病患者吗？”一位医生的证明说，“绝对不是。”）他似乎无罪可判。最后，他被判了制造并使用假身份证的罪，六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
贝弗利的回答简明扼要。她说，在机场之所以没有上前，是因为伯丁“看起来怪怪的”。她又说：“我要是听从直觉的话，早就该知道了。”她承认自己吸了毒——“大概”是海洛因、美沙酮，还有酒精——在测谎之前。“他们一指责我，我就爆炸了，”她说，“为了养活孩子，我辛辛苦苦地工作，都快累死了。我怎么会对亲生骨肉下手？”她继续说：“我不是一个暴力的人。他们都没跟我的任何一个朋友或同事聊过……就是想吓唬我，看能不能让我承认些什么。”她还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最不会撒谎了。一撒谎准会露馅。”
“格兰先生。”伯丁一边说，一边礼貌地和我握手。我们约在波城市中心的一条街道见面，时间是2007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5点钟的微光下，他看上去完全是个成年人。他穿得跟演员一样。白长裤，白衬衫，格子马甲，白鞋，蓝绸领结，夸张的帽子。只有齿缝才能让人想起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费南德兹。
我问她，杰森是否伤害过尼古拉斯。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她觉得没有。她承认，杰森吸可卡因的时候确实会“整个疯掉——换了一个人一样——挺吓人的”。他甚至跟他爸爸动过一次手，她说。但是，她强调，直到尼古拉斯失踪为止，他的毒瘾都不太严重。她在一个问题上同意警方的看法：杰森说尼古拉斯失踪后又看见过弟弟，她也不信。“杰森那段时间状态不好，”她说，“我不信尼古拉斯真的来过。”
警方在他的右臂上发现了一个文身，写着“caméléon nantais”——在法语里是“来自南特的变色龙”的意思。
谈话过程中，我多次问她：在将近五个月里，对于这个年龄二十三岁、头发染成金色、长着棕色眼睛、操着欧洲口音的法国人，她可曾怀疑过他不是自己的儿子。“我们都在找借口——他跟以前不一样是因为可怕的经历。”她说。她和卡雷太希望真的是他了。直到他搬过来跟自己住，她才生了疑心。“他为人处世跟我儿子不一样，”贝弗利说，“我跟他建立不起感情。就是没感觉。我对他是关心的，但不是母亲对孩子那种。他整个人一团糟，挺悲惨的，我希望没有人会像他这样。”
在波城，当局对他进行了调查，试图搞清楚为何三十岁的成年男子会装成十几岁的孤儿。他们没有发现性倒错或恋童癖的证据，也没有发现金钱方面的动机。“我干这行已经有二十二年了，从没见过这样的案子，”检察官埃里克·毛雷尔对我说，“骗子一般是图财。但他得到的好处似乎纯粹是心理上的。”
贝弗利的体验固然离奇，但并非没有先例，那起事件被称为“警察史上的一大奇案”（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导演的《换子风云》的原型）。1928年3月10日，九岁男童沃尔特·柯林斯在洛杉矶失踪。六个月后，经过全国范围的搜查，一个男孩出来说自己就是沃尔特，之前被绑架了。警方确认他就是沃尔特，这家人的一个朋友也做证说，“这个男孩的言行足以让任何人相信”他就是那个失踪的孩子。然而，沃尔特的妈妈克里斯汀来接人的时候，却觉得不是他。虽然警方和朋友们都劝她把孩子带回家，几天后，她还是把孩子送去了警察局，坚持说“他不是我儿子”。警方认为，她肯定是因为儿子失踪，受到的打击太大，情绪出了问题，于是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到了这个时候，她还是拒绝让步。她对一位警长说：“母亲怎么会连是不是自己的孩子都分辨不出？”八天之后，她出院了。不久，有证据表明她的儿子可能是被连环杀人犯杀害了，而自称沃尔特的男孩也承认，他已经十一岁了，家住在爱荷华州，是离家出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觉得“成为另一个人挺好玩的”。
多年以来，伯丁混迹于少年福利院、孤儿院、收养家庭、初中和儿童医院之间。他的足迹遍及西班牙、德国、比利时、英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瑞士、波斯尼亚、葡萄牙、奥地利、斯洛伐克、法国、瑞典、丹麦和美国等地。美国国务院曾发出警告，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成年男子，会为了“博得同情”而装成绝望儿童的样子。一名法院检察官说，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幻术师，他有多变态，就有多聪明”。伯丁本人说过：“我是一名操纵者……我的职业就是操纵别人。”
谈及伯丁一案，费舍尔说，有一件事他是确定的：“贝弗利肯定知道他不是自己的儿子。”
在警察局，他承认自己就是弗雷德里克·伯丁，而且过去十五年间使用过数十个不同身份，游历了超过十五个国家，使用过五门语言。他用过的假名包括本杰明·肯特、吉米·莫林斯、艾利克斯·都勒、斯拉詹·拉什科维奇、阿诺德·奥里昂、乔万尼·彼得鲁洛和米开朗基罗·马丁尼。新闻报道称，他甚至冒充过驯虎师和神父。但实际上，他扮演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角色：受到虐待或遗弃的儿童。他在易容方面很有天分——面部胡须、体重、走路姿势、行为仪态。“我想变成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他总是把这句话挂在嘴边。2004年，他在格勒诺波尔城冒充了一名十四岁的法国男童，应当局要求，一名医生检查了他的身体，结论是他确实是十几岁的少年。波城的一名警长说：“他说西班牙语时，那就是西班牙人。说英语时，那就是英国人。”沙杜纳这样描述他：“当然，他撒了谎，但他真是太会演戏了！”
调查开展几个月后，斯迪克认定，没有证据就尼古拉斯失踪一案发起指控。没有目击证人，也没有DNA。警方甚至说不准尼古拉斯是否还活着。斯迪克的结论是，杰森吸毒过量这一事实“排除”了警方获知尼古拉斯事件真相的“可能”。
他头上根本没有疤，相反，简直要秃顶了。“我要请律师。”他说道，声音一下子变回了低沉的男声。
1998年9月9日，弗雷德里克·伯丁站在圣安东尼奥的一所法庭上，承认了伪证罪和制造和持有虚假证件罪。他这一次的说法是，自己只是太缺爱了。伯丁被捕、认罪、宣判后，卡雷一度精神崩溃，说：“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撒谎，到了法庭上还在撒谎。他真是死不悔改。”斯迪克将伯丁斥为“肉食细菌”。法官则将伯丁的行为——让家庭燃起希望，以为失踪的孩子还活着，然后又将它熄灭——与谋杀相提并论。
警方抵达时，沙杜纳派副校长到教室里把弗朗西斯科叫了过来。弗朗西斯科一进沙杜纳的办公室，警察就把他抓住，按在了墙上，让她感到一阵恐慌：如果他真的是饱受虐待的孤儿呢？接着，警察一边铐住伯丁，一边摘掉了他的棒球帽。
贝弗利似乎是唯一对伯丁怀有同情的人。她说，当时自己“为他感到难过，我们都知道他的经历，这孩子是吃过很多苦的人，他有许多神经质的习惯”。她告诉我：“他干了许多需要很大勇气的事，你想一想就能明白。”
“不确定，不过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法官判了伯丁六年——是量刑建议的三倍。伯丁在法庭上说：“我要向所有人，为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道歉。我希望，真的希望你们会相信我。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还补充道，不管在不在监狱里，“我都是自己的囚徒”。
“你确认是他吗？”警官问道。
我上次见到伯丁是在2008年的春天，他的人生已经发生了最具戏剧性的变化。他娶了一位法国女性，名叫伊莎贝尔，他们是两年前认识的。伊莎贝尔二十多岁，漂亮苗条，轻声细语，正在攻读法学。她受过家庭虐待，在电视上见过伯丁，听他讲述过自己遭受虐待和寻找爱情的经历，深受感动，最后找到了他。“我对他讲，我感兴趣的不是他如何颠倒黑白，搬弄是非，而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还有他在寻找的东西。”她说。
沙杜纳不信：三十岁？那比学校里不少老师的年纪都要大了。她上网搜了一下“弗雷德里克·伯丁”，几百条信息弹了出来，主题都是这位“冒名顶替者之王”“伪造身份大师”，与小飞侠一样“不想长大”。伯丁的一张照片跟弗朗西斯科很像——有点吓人的下巴、门牙之间的缝隙，全都一样。于是，沙杜纳报了警。
伯丁说，伊莎贝尔刚联系自己的时候，他以为是在开玩笑。但是，他们在巴黎见了面，慢慢坠入了爱河。他说自己之前从没谈过恋爱。“我从来都是一堵墙，”他说，“一堵冰冷的墙。”2007年8月8日，两人交往一年后，在波城郊外的一座小镇市政厅结婚了。
6月8日，一名管理员冲进了校长办公室，说前两天晚上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讲的是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冒名顶替者，他的真名叫弗雷德里克·伯丁，法国人，大约三十岁。“我向上帝保证，伯丁跟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费南德兹长得一模一样。”管理员说道。
伯丁的母亲说，弗雷德里克邀请了她和外祖父母去参加典礼，但是谁都没去。“没人把他的话当真。”她说。
“变色龙。”弗朗西斯科答道。
我见到伊莎贝尔时，她已经有了八个月身孕。她和弗雷德里克希望能躲开公众视线，便搬到了勒芒，住在一栋老石楼的小单间里，地板是木头的，从窗户里可以看到一座监狱。“我想起了当年待过的地方。”伯丁说。客厅朴实无华，地板上摆着一个婴儿床零件的包装箱。伯丁现在剃着短发，穿着普通的牛仔裤和运动衫。他告诉我，自己找了份电话推销员的工作。他很会说服别人，所以业绩特别好。“这么说吧，我就是有这种天赋。”他说。
“这是什么？”拉斐尔问道。
他的大部分家人认为，这些“改变”不过是另一个角色的一部分，他的妻子和孩子最后肯定会很凄惨。“当爸爸是冒充不来的，”他叔叔让-卢克·德鲁阿尔说，“不是当六天，六个月这样。这不是演戏——而是事实。”他补充道：“我为那个孩子感到担忧。”
后来，弗朗西斯科在电脑课上给拉斐尔看了一张网络图片，上面是一只长着滑溜溜舌头的小型爬行动物。
伯丁的母亲吉莱纳说，她的儿子是一个“死不改悔的骗子”。
才艺展示彩排期间，音乐老师问弗朗西斯科想不想演节目。他给了她一张光盘来放，然后走到房间一端，夸张地把帽子倾斜，等待音乐开始。随着迈克尔·杰克逊的《坚不可摧》响起，弗朗西斯科像流行巨星一样开始了表演，一边扭动着肢体，一边默念着歌词：“你不会相信，你不会明白/你动摇不了我，因为我是不可动摇的。”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惊讶地看着他。“他不是在模仿迈克尔·杰克逊，”音乐老师后来回忆说，“他就是迈克尔·杰克逊。”
在他多年的冒名顶替生涯之后，他的家人和许多相关部门都确信，这就是弗雷德里克·皮埃尔·伯丁的真面目：一只变色龙。2003年10月，他走出美国监狱，被遣返回国后没几个月，就又开始冒充小孩子了。他甚至盗用了一名十四岁的法国失踪儿童的身份。这个孩子名叫列奥·巴雷，是将近八年前的一次野营过程中不见的。这一次，警方做了DNA检验，很快就发现了伯丁在撒谎。一名为他做过检查的精神病医师总结道：“预兆令人极其担忧……我们对改变其人格特质持悲观态度。”（在美国监狱服刑期间，伯丁开始阅读心理学著作，并在日记中写下了如下段落：“面对自己的不当行为，该精神病患者装出诚恳、悔改的样子，获得了指斥者的信任，燃起了他们的希望。但是，重复多次之后，他那令人信服的表演最终被揭穿了——只不过是一场表演。”）
弗朗西斯科很快成了校园里的名人，凭借对音乐和俗语——他甚至连美国俚语都知道——的了解让同学折服，而且在互相对立的小圈子之间游刃有余。“学生们都喜欢他，”一名教师回忆道，“他有一种光环，一种魅力。”
伊莎贝尔相信伯丁“会改变的”。她说：“我已经跟他交往两年了，他不是那种人。”
有一次，拉斐尔借走了弗朗西斯科的手机。令他吃惊的是，手机通讯录和拨打记录都设了密码。拉斐尔还手机的时候，弗朗西斯科给他看了一张屏保，上面是个小男孩，长得跟弗朗西斯科一模一样。“那是我弟弟。”他说。
有一次，伯丁抚摸着伊莎贝尔的肚子。“我的孩子可能会有三只胳膊、三条腿，”他说，“那也没关系。我的孩子用不着完美无缺。我只要孩子感受到爱。”他不在乎家人的想法。“他们是我的避难所，”他这样谈论自己的妻子和即将出世的孩子，“谁都别想从我身边夺走。”
一天放学，拉斐尔问弗朗西斯科去不去滑冰。两人就此交了朋友，一起玩电子游戏，分享学校里的八卦。拉斐尔有时会捉弄自己的弟弟，弗朗西斯科想起自己过去对弟弟不好，就跟拉斐尔说：“一定要爱自己的兄弟，保持亲密。”
一个月后，伯丁给我打电话说妻子生产了。“是个女孩。”他说。他和伊莎贝尔给她起了个古希腊神话里女神的名字，雅典娜。“我会当个好爸爸的。”他说。
渐渐地，弗朗西斯科开始跟其他小孩一起出去玩，参加班级活动了。考虑到他是插班生，语文老师安排了一个名叫拉斐尔·帕索阿·德·阿尔梅达的同学帮助他学习。没过多久，弗朗西斯科就反过来开始帮拉斐尔了。“这个人学东西就像闪电一样。”拉斐尔回忆道。
我问他是不是真的洗心革面了。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不，这才是真正的我。”
法国当局将弗朗西斯科安置在附近波城的国营圣文森特保罗福利院，那里住着约三十五名男女儿童，大多来自不健全的家庭或者被父母抛弃了。福利院是一座古老的石质建筑，装有白色木制百叶窗；屋顶是圣文森特的雕像，长袍下保护着一个孩子。弗朗西斯科分配到了一个单间。他又能一个人洗澡更衣了，似乎感到松了一口气。他解释说，自己的头上和身上到处都是车祸留下的灼痕和伤疤。他进入了当地的初中让·莫奈学院就读。这所学校有大约四百名学生，大多出自困难家庭，向来以暴力事件闻名。校规不许学生戴帽子，但是当时的校长克莱尔·沙杜纳还是为弗朗西斯科破了例，他说害怕别人嘲笑自己的伤疤。沙杜纳有三十多年的执教经历，与许多跟弗朗西斯科打过交道的社工和老师一样，也对他产生了保护欲。他穿着松松垮垮的长裤，腰间的手机晃晃悠悠的，表面上看就是个普通中学生，但其实内心有着深刻的创伤。上体育课时，他从来不在其他同学面前换衣服，而且拒绝体检。他说话时脑袋低垂，声音很轻，有人想碰他，他就往后缩。
2008年8月
2005年5月3日，法国。一个男人拨打了儿童失踪绑架紧急电话。他慌乱地解释道，自己是一名游客，路过西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奥尔泰兹时，在火车站遇到了一名十五岁的男童。男童独自一人，看起来很惊恐。另一条热线也收到了类似的电话。最后，男孩自己来到了当地政府的儿童福利办公室。他又瘦又小，皮肤苍白，双手颤抖，一条围巾遮住了大部分的脸，棒球帽把眼睛也盖上了。他身无分文，只有一部手机，一张身份证，上面写着他叫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费南德兹，1989年12月13日出生于西班牙卡塞雷斯。起初他一言不发，经多次探问，他才透露父母和弟弟都在车祸中死了。他昏迷了几个星期，醒过来之后被送到了叔叔家，结果却饱受虐待。最后，他逃到了母亲的故乡，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