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伊的脸一下子白了。切拉索尼问谢伊，他还要不要说下去。谢伊点了点头，切拉索尼就讲，自己和其他人刚把谢伊抬上背板，就听到了第二座塔楼的轰隆巨响。“我们把你抬起来就跑，穿过小巷，进了一间车库。接着突然就黑了，一片阴暗。”切拉索尼在餐巾纸上画了一张地图，标了车库的位置：在西大街和阿尔巴尼大街的路口处。
他们来的时候，切拉索尼和妻子已经在店内等待了。他五十多岁，谢顶，髭须花白，穿着消防服。吃着鸡蛋和法式吐司，切拉索尼讲了失忆给自己带来的困扰。他被击中的是头部，起初竟然连工作了十七年的消防站在哪里都不记得了。记忆慢慢恢复后，他想起来在第一座塔楼倒下后，他偶然在大道中央碰到了谢伊。“我还以为你死了，”他说，“一动不动的。”
“我当时有意识吗？”谢伊问。
又过了几天，谢伊还是忘不了那次偶遇。“我就是在街上走路，突然，就有一个人出现告诉我当时的情景。”他说。谢伊感觉想起了更多的事，于是拿起电话，打给了汉克·切拉索尼队长。根据《每日新闻》的那篇文章，他是救了自己的消防员之一。两人约定在上东区的一家餐厅见面，谢伊还叫上了女友斯黛茜。“我希望自己能撑住。”他说。
切拉索尼想了半天：“我记不得了。有些细节还是想不起来。”
博埃里摇了摇头：“你只是不停地说，‘双塔倒了吗？’”
谢伊又问，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切拉索尼说，消防队的医生扯开了谢伊的衬衫和裤子。“我拉着你的手。你不停地问我，‘其他人呢？他们好吗？’我说，‘挺好的，他们都挺好的，都在外面笑呵呵的。’我其实一点都不知道，只是为了让你好受点，”切拉索尼顿了一下，然后问，“他们到底好不好？”
两人握了握手，像初次见面一样。谢伊拿出随身携带的纸笔，继续问博埃里问题。博埃里说，他们先乘消防车上了一艘警船，然后穿过哈德逊河，到了新泽西。“我讲没讲队里其他人的事？”谢伊问道。
谢伊摇着头说：“不好。一个都没活下来。”
陌生人微笑着说：“是我。里奇·博埃里。”
“抱歉，”切拉索尼说，“我真的不知道。”
谢伊想到，《每日新闻》里面说，与他同时获救的还有一个满身是血的消防员。“你就是另一个？”谢伊问。
吃完饭以后，切拉索尼的妻子让他们坐好，然后拍了一张合照。“我知道，他不想忘掉这一刻。”他说。
“我们在同一辆救护车上啊。”
切拉索尼凑了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谢伊。“那一天，上帝与你同在。”他说。
“记得什么？”
谢伊不发掘自己记忆的时候，就一场接一场地参加追悼会。当天的遇难者中，有十分之一都是消防队员。谢伊所在的大队有三十三人牺牲，站里有十一人遇难，包括队长弗兰克·卡拉翰，还有他一向尊敬的资深队员布鲁斯·加里。“加里是个老消防，干了二十多年了，”谢伊告诉我，“他就好比《星球大战》里的尤达大师。他很有智慧。我想一直跟着他干。我要问他，‘为什么是你？你是每个人的宝贵财富啊。’我？我是个乐天派，但是大家都是乐天派的时候，就不会来找我了。”
几天后，他在上东区的一座地铁站外把车停下。他的公寓就在不远处。回家途中，一名路人大喊道：“我的天啊，你是凯文·谢伊吗？”谢伊看着他的脸，但认不出这是谁。“别跟我说你不记得了。”男人说道。
谢伊尽可能参加每一场追悼会，但是毕竟数量太多了，他不得不去做局里每个人都要做的事：在朋友之间作出选择。10月底，虽然纽约市内也有一场悼念活动，但我还是陪谢伊去了另一场弥撒，地点在纽约州北部，悼念他之前的副队长约翰·金利。谢伊还不能开车，于是史蒂夫·凯利把我们送了过去。凯利和谢伊都穿着A类礼服：海军蓝正装加白手套。
10月17日，恐怖袭击一个多月以后，谢伊第一次回局里看看。墙上钉着一篇《每日新闻》的文章，内容是第一座塔楼倒下后，几名消防队员解救了两名倒在街道上的人。一人身负重伤，脸都被灰尘熏黑了。文章中说，他的名字叫凯文·谢伊。“我看着它，脑子里就想，‘这就是我啊！’”他回忆道。他把文中每个人的名字都记了下来，然后求其他消防员帮自己找到他们。
当他们在车里聊起那些故去的同事时，谢伊似乎有点疏离，仿佛在看一篇新闻报道。他近旁的几个人注意到，他显得越来越冷漠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谢伊告诉我，“我不够悲伤。我应该更悲伤一些的。”
他努力不做假设，但还是忍不住开始构建故事的片断。“我是在阿尔巴尼大街被发现的，”他要把这作为事实告诉别人，“我在大堂指挥中心里，拥抱了副队长帕特里切洛。”
其他人相聚的时间越来越多——在世贸中心搜寻、在消防站里一起吃饭、在赫尔利警局餐厅喝酒——谢伊与同事在一起的时间却越来越少。
没过多久，谢伊接到了一名当时在现场的医生的电话。他告诉谢伊，谢伊是在阿尔巴尼大街的瓦砾中被发现的。谈话之后，谢伊拿出一张纽约市地图，在面前展开。他测量了南塔大堂——他在那里拥抱过帕特里切洛——到阿尔巴尼大街的距离，回想自己是怎么过去的。他做了几条笔记：第一座塔楼倒下十分钟前见过帕特里切洛。塔楼九秒钟内就倒了。阿尔巴尼大街，隔着一个街区。
现在，他盯着窗外换季的树叶。“看啊，”他说，“橙色的，紫色的。”
谢伊脑中浮现出了一幅画面：一个满是人的房间。他们站在即将分崩离析的南塔大堂里。“我记得。”谢伊后来告诉我。“我敢确定，”他兴奋了起来，“其他事情可能也会想起来的。”
“你还好吗，小凯？”凯利问道。
“南塔里的。”
谢伊摇下车窗，任由风拂过脸庞：“没事。”
“什么指挥中心？”
我们到教堂的时候，几十名消防员已经列队站好了。里面没有尸身。棺材本来应该放在祭坛边上的，现在用一顶消防头盔代替。“我永远忘不了那段记忆，”金利的一位兄弟在悼词中说道，“我相信，时间会抚平这份伤痛，因为记忆永远在每个人的脑海中鲜活。”
乔·帕特里切洛，消防队副队长，谢伊跟他认识很多年了。他打来电话说，第一座塔楼即将倒下时，他看到了谢伊。“你在指挥中心拥抱了我，”帕特里切洛说，“你记得吗？”
我瞟了谢伊一眼。其他人都开始抽泣了，而他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水，表情极其空洞。
后来，知道他在找线索的人多了，他被信息淹没了。一天早晨，他打开电脑，给我看了一张名单，上面有几十个人，都说自己有消息。“人们一直在给我打电话，说‘是啊，我当时就在现场，是我把你拉出来的’。我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到了10月末，谢伊开始对寻找记忆失去兴趣了。“有什么意义呢？”他问我，“我要找出什么呢？他们都死了。”
随着调查的深入，他试图采用更系统的办法。他采访了亲朋好友，问他们记不记得自己在医院里透露了什么细节，他自己后来都忘了的细节。有人告诉他，他当时说自己抓着一个紫色的K类灭火器，是扑灭飞机失火用的。
有一天，他从一位死去同事的亲属那里得知，9月11日的一则新闻视频表明，40号消防车队的人和他的卡车进入了双塔范围内。他想，任务终于结束了，于是准备观看视频。在这份颗粒感十足的视频里，他看到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进去了，但他没有。“我不知道我在哪里，”谢伊说，“我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谢伊不记得爬过，甚至不记得这样说过。“我脖子都断了，怎么能爬二百英尺？”谢伊问道。
最后，他不再寻找答案了，而是投入到了帮助遇难消防员家属的工作中。他多次担任募捐活动的主题发言人，虽然他的手腿挫伤的地方，还有手术去除了大量受损组织的腹股沟区域仍然疼痛不已。去年11月份，他几天前刚从加州的另一次活动上回来，就又去了布法罗的一次筹款会，那时他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不肯让自己痊愈，”斯黛茜告诉我，“他承受了太多伤痛，但他什么都不肯说。”
医生想了一会儿。“嗯，我还记得一件事，”他说道，“你说自己朝着亮光爬了二百英尺。”
他正看着场地，这时，一个陌生人提出要跟他合影。他走开了。
谢伊很快查到了9月11日接诊自己的神经科医生是谁，然后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一些细节。医生说，他只知道谢伊是在担架上被抬进来的，颈部伤口似乎是从前部击中的。“还有别的吗？”谢伊问，“什么都行。”
第二天清晨，587次航班在肯尼迪机场附近的洛克威半岛坠毁。记者相信这也是一次恐怖袭击，于是试图请谢伊发表评论。他没有跟他们说话，而是走进酒店健身房，戴着颈托走上了楼梯机，看着电视里大火燃烧的画面。“请问你有什么感受，谢伊先生？”他模仿着记者们说道，“请问你有什么感受？”
侦查的起点是一份病历，上面写着：“患者，三十四岁，白人男性，消防队员……在世贸中心外围被掉落物击中，失去意识。”
“他开始做噩梦了，”斯黛茜说，“拳打脚踢的。”
他也认为，恢复这段记忆是有必要的——“不管最后发现什么。”于是，他连绷带都没拆，就开始像侦探一样分析线索。
他告诉我：“我记得梦的内容。”
他哥哥布莱恩告诉我：“他需要把事情搞清楚。我不想三十年以后，他对这个世界充满莫名的愤怒。我不想他变成那种精神崩溃的越战老兵。”
一度压抑的情感卷土重来。他时不时地流泪。“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他说。
有一次，一名消防员无意间向谢伊提起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说有一名孤独的搜救员，他没有努力把遇难者搬出来，而是在双塔前吓坏了，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我希望自己不是那种人。”谢伊说。
他看了一篇讲创伤后应激的文章，还画下了文中的一句话：“伤痛不是问题。这是恢复的第一原则。”
在恢复期，他坚持肌肉锻炼和高蛋白饮食。但是，他跟某些失忆的人不一样，他忘不了自己忘了某些事。不管是随便看电视节目，还是遇见了失踪人员的家属，他都会想起记忆中的空白。
到了12月初，消防站里的很多人也表现出了症状。“这是有征兆的，”凯利告诉我，“大家的婚姻也开始起火了。我不知道酗酒是不是比以前更严重，但肯定是有。”
但是，他对工作展现出了近乎虔诚的投入。后来，他渐渐发现，自己岗位的要求就是乐于助人。对长官要斩钉截铁：“是，长官！”“不是，长官！”听电话时则要内敛：“我是消防员凯文·谢伊。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虽然不少同事觉得谢伊受了这么重的伤，肯定要退休了，但是他承诺要在圣诞节前重返岗位。“我有家庭，”他说，“但这里也是我的家。”
虽然其他人都在消防站“大家庭”里寻求庇护，但谢伊之前离开了一阵子，现在感到了疏离。许多顶替死者的新人基本上不认识他，谢伊第一次试着重新融入团体。“跟他们在一起，”他说，“这是我现在的头等大事。”
“很多同事都不知道该拿小凯怎么办。”史蒂夫·凯利说。
他们一起去罗斯福岛参加反恐培训。“他兴奋极了，”斯黛茜说，“他又能穿上制服了。”
2001年夏天，初到40号消防车队的35号云梯车队时，他凌晨3点钟就到了。其他人正好出勤，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鸡蛋、法式吐司和浇着巧克力的草莓迎接他们。“他们看着我，就好像在说‘这个疯子是谁？’。”谢伊回忆道。
12月中旬，他的颈托拆了。断骨自然长好需要一年时间，之后他就有可能重返一线了。然而，在大家吃饭聊天的厨房里，他觉得别人都在躲着自己。有时，他上午来了，几乎没人认出他，他说，他想要引起话题，但他们似乎不感兴趣。“许多人连看都不愿意看我，”谢伊有一天在车里告诉我，“说起来奇怪，不过我觉得，是因为我让他们想起了其他人。”
他从没想过当消防员。他来自消防员世家——爷爷、伯伯、爸爸、哥哥都是——但他是个异类。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是“那种肌肉男”。跟许多人相比，他的身材要小一些，更有书卷气。他不喜欢运动，也不喜欢喝酒。他起初是做软件的，干得很棒。但是，1998年的时候，他觉得应该继承祖业了。
还是12月，谢伊有一天醒来，独自站着。“我有时候就想，要是我跟伙计们一块死了，事情就简单多了。”他说。
桑德伯格问队里跟他一块去的人里有几个失踪了。谢伊第一次从绷带里把头抬起来。“全失踪了，”他说，“除了我一个。”
凯利告诉我：“真是不忍心看。每次我跟他讲话，他都跟以前不一样了。”凯利接着说道，“首先，他需要身体上的痊愈。在此之后，他就有希望归队，当一名全职的消防员，他就靠这个活着了。他肯定会往上升的，他很擅长看书。”
谢伊缠着绷带，有点坐立不安：“有人说不记得最好。我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是不是要救人这件事，也许有助于应对这种应激后……随便你怎么称呼吧。”
9·11袭击三个月纪念日前夕，谢伊早早来到圣诞活动现场，参与布置。许多死者家属也在，他准备了热狗和德式酸菜。他跟其他人一起忙活，说着“是，长官”“不是，长官”。“跟我说话的人多起来了，”他说道，“也许时间真的是良药。”
“我想搞清楚的就是这个。”
消防站墙上悬挂着9·11当日的出勤人员名单，是一块黑板，写着每一个上了车，但再也没有回来的人的名字。黑板外面罩了一层有机玻璃，以作长久纪念。底下潦草地写着一个名字——“凯文·谢伊”，几乎像是后补上去的。
“是这样吗？”
“我要过去了。”谢伊说。
“有意识不代表就有记忆。这叫创伤后失忆。”
他有一天晚上给我家打电话，声音很激动。我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是在讲起爆点。他说，第二天下午，消防局会来切尔西接他们。
“嗯，开始恢复了。时有时无的。他们那时给我用药了，吗啡吧，我觉得是。他们说我有意识，不过我也不清楚。”
那天很冷，谢伊穿着运动衫和登山靴。斯黛茜站在他身边，拉着他的手。那一天之后，他再也没来过这片区域，而且在电视和报纸上也会有意回避相关的画面。利亚姆·弗拉赫蒂是第四搜救队的，出现在了消防局的面包车里。他在培训学校里当过谢伊的老师，9·11之后，他坚持在遗址中寻找同事的遗体，每天只留出一点睡觉的时间。“我那天看到他们了，真是了不起，”他一边开车一边说，“一直往里冲，顶着倒下的大楼往里闯。”
“你之后恢复记忆了吗？”
我们穿过了几个检查哨，试图重走谢伊载着队员前行的路线。谢伊把脸压在车窗上，清除玻璃上的哈气。我们能看见废墟里的起重机顶部，外面还有两根巨型金属大梁，熔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
桑德伯格在本子上写了几条笔记，然后让谢伊继续。去现场的路上，谢伊说，他把录像机拿出来了。他有时会把火场拍下来以备日后训练。“我记得是放在塑料袋里的，然后揣到了自己的外套里，”他说，“我知道没多少时间拍。”接着，他就准备冲入混乱的火场了：“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再醒来就是在医院里。”
“你看，”谢伊指着对面的车窗说，“那就是40号消防车。我们就是开着它进去的。”路边停着一辆红色大卡车，侧面喷着“40”的号码。“它肯定被人移动过了，”谢伊说，“我们没把它停在那里。”他看了看我，希望获得支持：“对吧？”
谢伊闭上了眼睛：“自己记得。”
穿过最后一道检查哨后，弗拉赫蒂说：“就是这里了。走吧。”
“是你自己记得，还是别人跟你讲的？”
“这是南塔。”斯黛茜说。
谢伊解释说，他是“见义勇为”，或者说是自愿地去做“正确的事”。他继续说：“领导同意了，然后我……沿着西侧高速路开……我们注意到有车着火了，到处都有碎片落下——就像下大雨一样。到处都是金属和玻璃碎片。还有人掉下来——”
“哪里？”
医生看起来很惊讶：“你那天不当值？”
“那边。起重机旁边。”
“我能告诉你我记得什么，还有别人跟我说了什么，”谢伊说，“我记得接到警报就过去了。我是35号云梯车队的，但正好有一台消防车，正好有个空座。我那天本来不当值，就问‘我能去吗？’。”
“我的天哪。”谢伊说道。
在9月的最后一周，我陪谢伊去了圣查尔斯医院和长岛康复中心。关于他的失忆，医生们还不清楚是生理原因还是心理原因，抑或兼而有之。神经心理学家马克·桑德伯格在大厅里接待了谢伊，把他领进了狭小的办公室。桑德伯格关上门后，两人面对面坐下。“我对你了解很少，”桑德伯格说，“你还记得什么？”
眼前只有天际线上的一个大洞。弗拉赫蒂停好车，大家下来了。弗拉赫蒂给每个人发了安全帽，还大声喊着要我们接近废墟时小心。
记忆是破解自我的密码，不只是日期和事件，更是纠结、顿悟和改变。它对从悲剧中平复过来极其重要。经历创伤事件后，人们往往会将某些记忆整合为有意义的叙事。他们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哪里，跟谁说过话。但是，当叙事发生了动摇，部分——乃至大部分——记忆缺失了，那又何以自处呢？
“大堂指挥中心在哪？”谢伊问道。
他还记得一些事情：他的绰号，瑞克谢伊（Ric-o-Shea）；年龄，三十四岁；最喜欢的颜色，黄色。他记得跟女朋友见面，她叫斯黛茜·霍普·赫尔曼。他记得自己在长岛长大，爸爸妈妈吵架，十三岁时妈妈走了。他还记得一些想要忘掉的事情——那些无法消融的东西，还有多年以来所有散碎的记忆。
“地下十层，”弗拉赫蒂说，“现在火还没灭。”
有些事情他确实记得。他记得麦克·德奥瑞亚，二十五岁，新来的，腿上有一个玛雅文身。他记得弗兰克·卡拉翰，队长。麦克·林奇，另一名消防员，本来都快结婚了。他记得他们都拿着什么：一根撬棍、一个大锤、一把斧头、一个液压扩张器、八便士钉、消防索、铁丝剪、卡盘、一把螺丝刀。他记得，9月11日那天，被警报唤醒时是上午9时13分。他记得大家都上了车。他记得消防车。他记得问过副队长是不是恐怖袭击，副队长说是，然后他们就沉默地上路了。
谢伊眨了眨眼。一下子，记忆的碎片开始联结起来了。“我抓着紫色的K类灭火器，”他说，“我要去找35号云梯车队的同事。有人在往下掉。我记得他们砸在了地上。我记得声音。我去给车灭火。接着，我进了指挥中心。我看见了帕特罗切洛，”他闭上眼睛，“我拥抱了他。我让他注意安全。”
他看了看屋子里的失踪者照片和追悼会通知。他说：“我可能是吓坏了，然后……”他的思绪断了，闭上眼睛，仿佛要从虚无中唤起某些事情。困扰着他的似乎不只是记忆的空白，还有因为失忆而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在最后的关键时刻，他做了什么才得以独活？“我愿意相信自己是那种一把将人推开救他一命的人，而不是吓得逃跑的人，”他说，“但是，不管我有多努力，都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我的记忆好像也随着大楼崩塌了，现在只能一点点地把整件事拼起来。”
他停了下来。他是怎么从大堂指挥所来到阿尔巴尼大街的？他不可能跑那么快。“也许是冲击波，”弗拉赫蒂说，“很多人都被冲击波带了出去。”
在消防站外面，人们纷纷前来点亮蜡烛，悼念死者。他们知道谢伊在里面之后，便要顺便进来看看他。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他成为了生者祭拜的神龛——大难不死之人。一个小女孩跟着妈妈走了进来，给消防队捐了款。“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她说。他微笑着用完好的那只手接下了支票，但是人越来越多，他便感到有些不自在。“这跟我没关系。”他对一个称赞他勇敢的人说。最后一个人也离开后，他转向我说道：“别把我写成一个英雄。”
“阿尔巴尼大街在哪儿？”
他有意大利和爱尔兰血统，长相俊美，一双棕色眼睛炯炯有神。但是，他还戴着固定下巴的颈托，头发也被医生剃光了，看上去有点诡异的僵硬感。他低头接电话的时候，我能看见他头皮上一道弯曲的干涸血迹。“我的第五节颈椎断了。”他说。
“就在这里。”弗拉赫蒂说。我们开始奔跑，泥水溅到了鞋上。我们拐进了一条小巷。那里的车依然遍布灰尘，车窗也碎了。谢伊回忆道，医生告诉过他，他说过自己朝着光亮爬了二百英尺。谢伊走了几步，停下，身子转过来。“他们在这里发现我的，”他说，“就是这里。”他回望着远处的塔楼：“附近有车库吗？”莱亚姆说路的尽头有一个，于是我们接着跑去，经过了路边一座焚毁的建筑物，还有几个戴着医用面罩的人。“肯定就是这里了。”谢伊说。
其他人都忘不了，唯有幸存者不记得，这简直像是一个都市传说。恐怖袭击两周后，我去拜访了谢伊。他那时刚刚出院。见面的地点就在他工作的消防站，位于阿姆斯特丹大道与第66大街的路口。他对我说，自己确实失忆了。“严格来说，我不应该上工的，”他说，“不过我还能接电话，而且我觉得伙计们在身边有好处。”
小小的车库有点潮。我们等了一会儿，接着冲回街上，走过了一条又一条小巷，最后来到哈德逊河畔：“在这里，他们把我抬到了担架上。”
谢伊困惑地看着他们：“双塔倒了？”
他的故事融合了弗拉赫蒂提出的“冲击波”理论，还估计了风速与冲击波的强度。讲完时，我们又冷又累。回到遗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工人们已经打开了探照灯。其他人四处闲逛的时候，谢伊径直走向南塔的残骸。
那你知道双塔倒下之前其他人在哪儿吗？
他站着，耳中是起重机的呼啸声。我盯着他看了几分钟，然后问道：“你还好吗？”
“不记得了。”他说。
“还行。”
当他们赶到病房时，谢伊躺在床上，已经醒了。他的颈部有三处骨折，一只大拇指被切断，但看上去脑子还算灵活，看到老伙计们也很高兴。大家拥抱过谢伊之后，就开始问他事情。还记得你当时在哪里吗？有个人问。
经过历时数月的寻觅，他似乎明白了：他可能永远不能知晓全貌，用逻辑把那天的事情串起来是不可能的。“我太累了。”他一边说，一边擦了擦眼睛。我宽慰他说，不管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已经尽到了职责，需要放手了。
当天晚上，经查明的失踪人数已经达到数千，突然有消息说，搜救人员发现瓦砾下面埋着一个人。经辨认，此人叫凯文·谢伊，是40号消防车队和35号云梯车队的成员。而且他还活着。他被紧急送往新泽西州的一座医院，同事们赶忙前往，以为他能透露其他依然受困的同事们的位置。“只要找到一个，”消防队的资深成员史蒂夫·凯利后来回忆道，“其他人就有希望。”
谢伊朝大坑又走近了一点，双脚在边缘试探，说道：“我今天来，只是希望能找到某种证明——哪怕一件也好——我当时不只是在一味自救，还尝试过挽救其他人。”
死亡是消防员文化的一部分。有些仪式是为活人而创立，用以送别死者的。9月11日，40号消防车队和第35号云梯车队了解到，队里所有去了世贸大厦救灾现场的人——共有十二名，包括一名队长和一名副队长——都失踪了。于是，全队赶忙来到现场，他们决定，至少要完成自己的仪式。最后，他们在原爆炸点附近找到了消防车和云梯车，车上覆满烟尘。他们试图“重现”当时的场景，用后来一名队员的话说：失踪者去了哪里，他们最后干了什么。他们使用钩锁发现了失踪消防员的备用鞋、一件扔掉的衬衫，还有一副墨镜。慢慢地，他们分成临时小队，在瓦砾中分散作业，试图找到同事的足迹，一点点在废墟中寻觅，最后却一无所获。
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