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至今逍遥法外，”爱德华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道，“一定要小心。我不希望你也被勒死，就像可怜的理查德那样。”分手之前，他又告诉了我一件事——他知道那个美国人的身份。
“不仅如此，”爱德华继续说道，“他是被鞋带勒死的，但他从来都是穿懒汉鞋的。”爱德华还像福尔摩斯那样，在看似琐碎的细节中发现了疑点——特别是床边那瓶喝了一半的琴酒。爱德华认为，这是有陌生人来过的明证。格林很懂酒，当天晚上喝过葡萄酒，之后是绝不会再喝琴酒的。
那个美国人（要求匿名）住在华盛顿特区。我们取得联系后，他同意在杜邦环岛酒店附近的廷伯莱克酒吧见面。到的时候，我见他正坐在吧台，小口喝着红酒。他有点发福，但看上去高得惊人，长着一个鹰钩鼻，头顶灰色地中海。他看上去五十来岁，穿着扣角领白衬衫和蓝色牛仔裤，胸前口袋里还放着一根水笔，跟大学教授似的。
爱德华还确信老友是被谋杀的。他提出了一些佐证——格林说有人要害他，还提起了那个要“毁了他”的美国人。爱德华说，有人推测格林是在“游戏”过程中窒息身亡的。但是，现场没有迹象表明格林当时正在进行性行为。他还说，一般而言，勒死人是要用很大力气的——“只有专业杀手才会用”。此外，格林没有得过抑郁症。爱德华指出，就在格林死前一天，他还在跟另一个朋友商量下一周去意大利度假。不仅如此，如果格林真的是自杀，肯定会有遗书。格林凡事都要写下来，不可能落下这么大的事。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站起身来，把我领到里屋的一张桌子边。屋里满是烟味，还有一台播放中的点唱机。点好菜后，他做了自我介绍，跟爱德华和我讲的差不多。他是一名贝克街小分队的老会员，参与管理柯南·道尔在美国的文学遗产。但是，他的主业带有一丝危险的气味，至少格林的朋友们这么认为。他是五角大楼的一名高级职员，负责秘密行动。（“他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亲信。”爱德华是这样描述他的。）
他认为，格林是此次佳士得拍卖的“最大障碍”，因为他不但看过部分文件，而且可以证明琼女爵有意将文件捐赠给大英博物馆。爱德华说，拍卖信息公开后不久，他和格林就了解到，此事背后的人是亚瑟·柯南·道尔爵士的侄孙查尔斯·弗雷和弗雷的两个表兄弟。但是，两人都不明白，这些远房亲戚是如何合法取得这批资料的。“我们只知道，这里面有阴谋。有人想要吞占原本应由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爱德华说，他又补充道，“这不是假设——我们都认为这是确切的事实。”
这个美国人说，他1970年拿到了国际关系博士学位，专业是冷战与核武器研究。他是被福学爱好者们对完美逻辑的追求拉入坑的。“我从来都是把两方面分开的，”他对我讲，“我觉得，五角大楼的同事们没几个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对一个文学人物如此痴迷。”他说自己是通过福学圈认识格林的。两人都是贝克街小分队的成员，也都根据福尔摩斯的故事起了代号。美国人叫“坏记性罗杰·普雷斯科特”，出自《三个同姓人》中的美国伪币制造者。格林叫“三面人形墙”，出自《三面人形墙》中的庄园名，在故事中，窃贼想要盗走庄园中一份记述丑闻的手稿。
爱德华说，琼女爵不仅让格林看过宝贵的资料，还曾请他帮忙把各类文书送到律师行保管。“理查德跟我讲，是他亲手转移的这些文件，”爱德华说，“所以，他掌握的信息真的很危险。”
他说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和格林共事过。在编一本柯南·道尔研究文集期间，他曾请格林——他认为格林是“在世者中对柯南·道尔了解最深的人”——写一篇关于柯南·道尔在1924年出版的回忆录的重磅文章。“我与理查德的合作一直成果颇丰。”他回忆道。到了九十年代初，他们遭遇了一场顿挫——原因是格林与琼女爵的关系突然破裂了。
他说，格林跟膝下无子的琼女爵关系很近，甚至成了她的干儿子。要知道，柯南·道尔的孩子们之前对父亲的传记作者可是很敌视的。比方说，四十年代的时候，阿德里安和丹尼斯与赫斯科斯·皮尔森在《柯南·道尔传：生平与艺术》上有过合作。书一出来，阿德里安就发现皮尔森将他父亲描绘成了一个“常在街上晃悠的人”——这个词还是柯南·道尔自己用过的。阿德里安马上自己出了一本书，叫《真正的柯南·道尔》，丹尼斯则宣称要跟皮尔森决斗。为免亡父受到恶意学者的伤害，琼女爵提出由自己保管他的遗物。但是，她很信任格林，因为他一直努力在尊重传主与追求真相之间寻找平衡。
“理查德之前与琼女爵很亲近，拿到了许多家庭照片，表现出一副仰慕柯南·道尔的样子，”他说，“后来，她看到了理查德出版的一些文字，突然意识到他在歪曲父亲的观点，于是两人就这么决裂了。”
爱德华合上了书，说自己之前经常跟格林谈佳士得拍卖的事。“我们的生活被一个事实主宰着。柯南·道尔有五个孩子，三个成为了他的文学继承人，”爱德华说，“剩下两个儿子是花花公子。我记得，有个叫丹尼斯的，自私自利到了极点。另一个叫阿德里安，是个恶棍，无赖。当然了，他还有个了不起的女儿。”
美国人一直说，他不知道格林写的什么东西惹恼了她。但是，爱德华和其他福学爱好者说，之所以没人知道起因具体是哪篇文章，是因为格林的文风向来不带感情。R.迪克森·史密斯是格林的朋友，常年经营柯南·道尔及相关图书。他说，格林有时写得比较直率，之前琼女爵也没有因此生气。但是，这个美国人利用她对父亲声誉的敏感神经，把这些话揪了出来，像是用“螺丝刀”似的把它们“扭曲”了。爱德华是这样评价那个美国人的：“我觉得，他在不遗余力地伤害理查德，挑拨理查德与琼女爵的关系。”爱德华和其他一些人说，自从琼女爵疏远格林之后，这个美国人与她便越走越近。爱德华告诉我，与琼女爵争吵是格林永远的痛。“他就那么看着我，一副心碎的样子。”他说。
生活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奇妙何止千百倍，甚至那些非常平凡的事情都是我们所无法设想的。假如我们能够手拉手地飞出这个窗户，翱翔在这个大城市的上空，轻轻揭开那些屋顶，窥视里面正在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情：诡异的巧合、阴谋的策划、钩心斗角以及一连串奇妙的事件……这些事情代代不息，导致了千奇百怪的结果，这就会使得一切陈腐的、一看开头就知道结局的小说，变得面目可憎而失去销路。
我追问此事时，这个美国人只说了句：“我是琼的代理人，所以才被扯了进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后来格林跟我就淡了，也不再合作了。”他说，两人在福学活动上还是会碰面，但向来克制的格林却经常专门躲着他。
对爱德华来说，格林之死甚至比福尔摩斯故事里的案件还要离奇。他拿起一本柯南·道尔的小说集，用福尔摩斯那样冷静、讽刺的语调朗读起《身份案》中的一段：
史密斯告诉我，格林在生前最后几个月里对这个美国人“有执念”。“他老是在想，这个人下一步会做什么呢？”死前的一周里，格林跟几个朋友讲，这个美国人要破坏自己反对拍卖会的行动，而且担心他可能会诋毁自己的学术声誉。3月24日，格林死前两天，他得知这个美国人正在伦敦，准备出席一场福尔摩斯协会的晚间活动。格林有个朋友说他给自己打来电话，大声说道：“我不想见他！我不去。”就在活动开始前，格林决定不去了。这位朋友说：“我想那个美国人把理查德吓坏了。”
他说话的时候，下巴总是会蹭到胸口，弄得胡子都散开了。他告诉我，1981年的时候，他正在研读格林的一本关于柯南·道尔的书，当时两人就见过面。格林当时还在跟吉布森合写柯南·道尔作品目录，不过他还是与爱德华共享了全部资料。“他真是个好脾气的学者啊。”爱德华说。
我提到了格林朋友们的说法，这时，那个美国人把餐巾打开，擦了擦嘴角。他解释说，自己在逗留伦敦期间与查尔斯·弗雷约谈了。他现在是弗雷的文学代理人，就像当年担任琼女爵的代理人一样。两人讨论了佳士得拍卖一事。但是，这个美国人强调，他有一年多时间没跟格林见面或交谈了。至于格林去世当晚的情况，他有些尴尬地承认，自己正在和妻子参加开膛手杰克犯罪地点重游活动。他说自己最近才知道格林死前很在意自己，还说有些福学家模糊了崇拜与疯狂的界线。“原因在于人们对这个角色的感觉”，他说福尔摩斯是个“吸血鬼一样的人物”，有些人就被他吸干了。
在酒店餐饮部坐下后，我等着他在包里翻找书籍。爱德华写过不少书，其中一本叫《追寻夏洛克·福尔摩斯》，是一部享有盛名的柯南·道尔早年生活专著。这时，他从包里拿出了格林编的几本合集。他说：“格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柯南·道尔研究专家。我是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理查德迟早会成为我们中最了不起的一位。我是懂行的，这话不掺假，不夸张。”
服务员上菜之后，美国人吃了几口牛排和洋葱圈，接着说道，柯南·道尔当年感到被自己创造的角色压住了。虽然这些故事让他成了当时收入最高的作家，柯南·道尔也对不断“创造谜题和构建归纳推理链条”心生厌倦，这段苦涩的评论是他的原话。在故事里，福尔摩斯似乎被使命压得喘不过气，没日没夜地工作，每次解决案件后都要靠注射可卡因（“百分之七溶液”）来克服随之而来的厌倦和空虚感。但是，柯南·道尔却没有这样的释放管道。他私下对一位朋友透露：“福尔摩斯对我来说已经成了负担，我快要活不下去了。”
爱德华早就等在酒店大堂了。他生得矮胖，梨形身材，连鬓的花白胡须已经够夸张了，可同样花白的络腮胡子还要更胜一筹。他是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皱巴巴的粗花呢外套底下是一件V领毛衣，背着一个大双肩包。
用柯南·道尔的话说，福尔摩斯“不接受光明，也不接受阴影”的个性让他所向无敌，最终也让他难以忍受。此外，柯南·道尔还害怕侦探小说掩盖他所谓的“更严肃的文学作品”。他还花了几年时间来构思多部历史小说，他相信自己能借此跻身文学殿堂。1891年，柯南·道尔完成《白色纵队》后宣布：“这是我的巅峰之作。”这本基于“勇敢虔诚骑士”传说的中世纪背景小说当时很火，但很快就被福尔摩斯的光芒掩盖了。他还写过几部长篇，语言相对生硬死板，也是类似的情况。1899年，柯南·道尔完成了家庭小说《间有合唱的二重奏》，之前曾帮助他出过一部书的知名文学评论家安德鲁·朗有一段评语，反映了广大读者的观感：“虽然此书不乏野趣，但我们还是更喜欢华生医生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故事。”
几天之后，我飞往爱丁堡。爱德华说要和我分享他的发现。会面安排在老城区边缘的一家酒店。酒店建在一座小山上，山上有几座中世纪城堡，笼罩在一层薄雾中。柯南·道尔当年跟随约瑟夫·贝尔博士学医的地方就在不远处。贝尔博士是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原型之一。（有一次上课，贝尔拿着一个小玻璃瓶说：“同学们，这里面是一种强力药剂。尝起来非常苦。”接着，出乎全班的意料，他蘸了一点这种琥珀色的液体，放到唇边舔了舔。他说道：“你们中没有一个人有他那样的辨识力……我放进这种可怕的液体里的是食指，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最后舔的却是中指。”）
成功带来的悖论让柯南·道尔越来越抑郁：福尔摩斯在读者心中越是真实，它的创造者的存在感就越弱。最终，柯南·道尔感到自己别无选择。正如那位美国人所说：“他必须杀死夏洛克·福尔摩斯。”柯南·道尔知道，他的死必须惊天动地。“这样的人物是不能用小事故、小毛病打发的。”他对一位密友说，“他的结局必须惊心动魄。”他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构思完美的谢幕。1893年12月，福尔摩斯诞生六年后，柯南·道尔发表了《最后一案》。它打破了原有的套路：没有难解的谜题，也没有精妙的推理。这一次，福尔摩斯成为了猎物，猎手是莫里亚蒂教授——“犯罪界的拿破仑”，他在伦敦市“建立了一个犯罪帝国，市里几乎一半的案子都是他做的，而且几乎每次都干净利落地逃走了”。莫里亚蒂是一名数学家，也是第一位与福尔摩斯势均力敌的对手。福尔摩斯对华生说，他是“一个天才，一位哲学家，一个有抽象思维的人”，他身材很高，如同苦行僧，外貌也与福尔摩斯相似。
吉布森告诉我，身在苏格兰的爱德华也在私下调查格林之死，于是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爱德华曾与格林共同阻挠拍卖会的召开。但是，尽管民意汹汹，拍卖会还是在格林尸体被发现不到两个月后进行了。爱德华提起故友时说：“我想他对这些文件知道得太多了。”
然而，这篇故事最惊人的地方在于：这两位逻辑学家竟然都坠入了逻辑的反面，变成了眼中只有对方的偏执狂。有一次，莫里亚蒂告诉福尔摩斯：“这不只是危险……这是必然的毁灭。”最终，两人一同坠入了瑞士莱辛巴赫瀑布下方的悬崖。后来华生根据现场情况推断，福尔摩斯与莫里亚蒂是在崖边打斗时同归于尽的。写完《最后一案》后，柯南·道尔在日记里写道：“福尔摩斯已死。”他显得很愉悦。
“谋杀，”权威柯南·道尔专家欧文·多得利·爱德华说道，“恐怕这就是证据指向的地方。”
谈及此处，这位美国人似乎感到很震惊：柯南·道尔真的做到了。不过，他还是指出，柯南·道尔终归无路可逃。在英格兰，人们戴上黑纱悼念福尔摩斯。在美国，人们纷纷成立了“福尔摩斯复生会”。虽然柯南·道尔坚称福尔摩斯的死是“合理的”，读者们还是谴责他太残忍，要求他再把福尔摩斯写活。毕竟，没有人真的看见他掉下悬崖。格林在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说有一个杀人者受到了被杀者的纠缠、被迫为自己的行为忏悔的话，那一定是先创造了福尔摩斯、后来又将他毁灭的那个人。”在越来越大的压力下，柯南·道尔于1901年发表了《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主题是一个古老的家族诅咒，但情节发生在福尔摩斯死亡之前。两年后，柯南·道尔完全屈服了，重开福尔摩斯系列，在《空屋》中不无牵强地解释道，福尔摩斯当初只是假死，目的是躲避莫里亚蒂一伙的追杀。
格林想要写一部无懈可击的传记，事实环环相扣，没有一丝疏漏。他想要同时成为柯南·道尔的华生与福尔摩斯，既要叙述情节，又要破解谜团。但是，他也牢记着福尔摩斯的名言：“资料！资料！资料！没有黏土，如何烧出砖块？”他意识到，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追索失落的文档。
美国人告诉我，柯南·道尔死后，福尔摩斯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他的后人身上。“琼女爵认为，福尔摩斯是他们一家的诅咒。”他说。他还说，她与父亲一样，也希望别人关注他其他的作品，但总是不得不屈服于成千上万的福迷——许多人给福尔摩斯写信，请他帮忙解决真实的案件。1935年，G.K.切斯特顿发表短文《走上神坛的福尔摩斯》，表达了自己对福学爱好者的看法：“这已经越过了玩笑的界线，朝着臆想幻觉的方向发展了。”
为了揭示这个“内在的他”，格林探究了一个事实：柯南·道尔极少对人谈起自己的事，特别是他父亲的事。他父亲患有癫痫，还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最后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但是，格林越是努力了解传主，便越意识到自己对他的了解还有很大不足。概述生平，再来点逸事做添头，这可满足不了格林。他要完全、彻底地了解柯南·道尔。柯南·道尔早年写过一部悬疑小说，《外科医生格斯塔·菲尔》。在手稿中，他写到了一个把发疯的父亲关进笼子里的儿子。但是，这一段在正式版中被删掉了。难道是柯南·道尔亲手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的吗？福尔摩斯对逻辑的狂热是不是对他父亲疯病的一种反应？柯南·道尔在一首极其私密的诗《内室》中写道，他“有着不敢说出来的念头”，这又是什么意思？
不仅如此，好几名扮演过福尔摩斯的演员也被蒙上了阴云。巴兹尔·雷斯波恩曾十多次出演这位大侦探。他在自传《角色内外》中抱怨道，由于扮演的福尔摩斯太出名了，他的其他角色都“默默无闻”，即使获得了奥斯卡提名。公众把他和他最著名的角色混为一谈，电影厂和观众要求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演同一个角色。最后，他只好感慨自己“无法杀死福尔摩斯”。福尔摩斯的另一名扮演者杰里米·布雷特也感到很崩溃，最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据说他曾经大呼：“去他妈的福尔摩斯！”
已经有无数人在翘首期盼格林的柯南·道尔传了，于是他决心再接再厉。悬疑小说家伊安·皮尔斯说过，福尔摩斯的行为方式几乎与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出一辙：把客户隐秘的情结拼在一起。这是他的独门本领。1987年，格林针对发表于1924年的柯南·道尔自传《回忆与冒险》写了一篇书评，其中说道：“就好像柯南·道尔——这个性格和蔼，值得信任的人——对亲密接触有一种恐惧。他在人生自述中，把内在的他略去了。”
突然，美国人拿出一本之前带进酒吧的书给我看，是他正在写的多卷本“贝克街小分队”与福学研究史的一部分。他从1988年起就开始写了。“我本来以为，功夫下足的话大概能写一百五十页吧，”他说，“结果，现在我已经出了五卷，超过一千五百页，而且这才写到1950年，”他补充道，“这是一个逐渐落入疯狂、偏执的过程。”
八十年代初，格林开始在企鹅经典品牌下出版柯南·道尔研究丛书，主题是这位作家之前并未被发现的作品——很多都是格林亲自参与发现的。格林采用了严格精确的文风，注意力不再局限在福学爱好者的小圈子里了。里面收录了一篇一百多页的柯南·道尔小传，还有一篇深入剖析了短篇小说《隐身客》，这篇故事是柯南·道尔去世十多年后才在一个箱子里发现的，据他的遗孀和儿子称，这是他生前最后一部未公开的福尔摩斯小说。有专家怀疑它是伪造的，甚至怀疑伪造者就是他那两个花天酒地、永远缺钱的儿子。但是，格林决定性地指出，这篇故事不是柯南·道尔写的，但也不是伪作。它的作者是亚瑟·维塔克，一名建筑师，他把作品寄给了柯南·道尔，希望两人能合作完成。学者们用了很多形容词来描述格林的这些文章：“惊艳”“无与伦比”，以及——终极褒奖——“福尔摩斯式的”。
提起自己对福尔摩斯的痴迷，他回想起最后见到格林时的情景。那是三年前，在明尼苏达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格林发言的主题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他用多媒体手段呈现了这本小说的缘起，令人耳目一新。”美国人说道。他重复了好几遍“耳目一新”这个词（“只有这个词能形容”）。这时，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睛闪着光。我意识到，自己面前的不是格林的莫里亚蒂，而是他的灵魂伴侣。接着，他回过神来，提醒我说，他可是有家有业的男人。“如果生命中只有福尔摩斯，那是很危险的。”他说。
写传记的过程与破案很像。格林开始追索柯南·道尔生命中的每一步，仿佛它是高智商犯罪的现场。在整个八十年代，格林重走了柯南·道尔的一生，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1859年5月22日，爱丁堡贫民区。格林探访了柯南·道尔长大的环境：虔信基督教的母亲，爱做白日梦的父亲。（福尔摩斯早期的一幅素描插画就是柯南·道尔父亲的手笔，描绘了大侦探发现尸体的场景，见于平装本《血字的研究》。）格林还找到了柯南·道尔的学籍档案，一窥他的思想轨迹。比方说，他发现柯南·道尔先是在爱丁堡大学学医，之后受理性主义思想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3]影响——“福尔摩斯”这个名字无疑就是由此而来——放弃了天主教信仰，发誓“再也不会接受任何我无法证明的东西”。
1988年，理查德·格林前往莱辛巴赫瀑布朝圣，拜访儿时英雄差点死去的地方。柯南·道尔本人于1893年来过这里，格林希望能重走他的路线。站在瀑布旁，格林盯着脚下的深渊。华生朝着下面大喊后写道：“唯一的回应，就是回荡在峭壁之间的我自己的声音。”
研究过程中，格林发现约翰·吉布森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于是两人决定合著。作品于1983年问世，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发行、格雷厄姆·格林作序，是一本长达七百一十二页的大部头，几乎连柯南·道尔的一字一句都没有遗漏，甚至连手稿写在什么上面都有记载（“布料”“浅蓝色菱格麻布”）。目录完成后，吉布森回到了政府房产评估员的岗位上。格林就不一样了。他的家人之前变卖了部分产业，给他留了一大笔钱。于是，他决定以作品目录为起点，撰写一部柯南·道尔传记。
九十年代中期，格林知道除非琼女爵去世，否则他是看不到柯南·道尔的失踪文档了——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她确实把文件遗赠给了大英博物馆。与此同时，他的传记调研工作还在继续。他的结论是，这部大传至少要分三卷。第一卷讲柯南·道尔的童年，第二卷讲文学生涯，第三卷讲坠入疯狂的过程。
1975年，格林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专注于更严肃的学术研究。“圣书”有无数谜团，而格林后来意识到，最大的谜团却是一个从未在故事里出现的人——柯南·道尔自己。格林决心为他编纂史上第一部作品目录，涵盖柯南·道尔写过的一切：小册子、戏剧、诗歌、讣告、歌曲、未出版手稿、写给编辑的信件等等。他出去搜集素材时拿的不是公文包，而是塑料袋，就这样，让无数隐藏在历史帷幕背后的文献重见天日。
根据公开档案，格林勾勒出了最后一个阶段的情况，起点是柯南·道尔开始运用自己的观察力来破解现实的谜案。1906年，柯南·道尔接手了乔治·埃德尔士一案。他来自印度，有一半的帕西族血统，当时住在伯明翰附近，被指控趁夜残害邻家牲畜，面临七年苦役刑期。柯南·道尔怀疑埃德尔士受责完全是种族的原因，于是承担起了侦破任务。与委托人见面时，他注意到这位年轻男子正在看报纸，报纸和眼睛有好几英寸远。
在伦敦福尔摩斯协会，格林接触到了福学圈里有几十年传统的“伟大游戏”。这场游戏有一个虚假的前提：故事真正的作者不是柯南·道尔，而是忠实记录搭档功绩的华生。在一次贝克街小分队（格林也是其成员）的内部聚会中，有位嘉宾提到福尔摩斯是由柯南·道尔创作的。于是，一位成员勃然大怒，高喊：“福尔摩斯是真人！福尔摩斯是伟人！”别人告诉格林，如果实在避不开柯南·道尔的名字，他可以用华生的“文学代理人”来指代。这场游戏的困难在于，柯南·道尔以福尔摩斯为主角的长篇小说有四部，短篇小说有五十六部——福学爱好者称之为“圣书”——但其中不少是匆匆写就的，前后矛盾之处甚多，因此很难被视为非虚构作品。比方说，在一篇小说里，华生的肩膀在阿富汗受了枪伤。但到了另一篇里，华生却抱怨起了腿伤。这怎么可能呢？因此，游戏的目标，就是用福尔摩斯式的逻辑来破解这些矛盾。类似的文本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伪研究领域，名叫“福学”——爱好者们的推断可谓巨细靡遗，从华生有多少任妻子（最少是一任，最多是五任）到福尔摩斯上的是哪所大学（不是牛津就是剑桥）。正如格林曾引用过的贝克街小分队协会创始人的那句话：“这么多人，写了这么多东西，读的人却这么少，这真是旷世未有。”
“你眼睛散光吗？”柯南·道尔问。
然而，与其他文学人物不同的是，有许多读者把他看成了真人。T.S.艾略特曾写道：“也许夏洛克·福尔摩斯身上最大的一个谜团就是——每次谈起他，我们总以为他是真实存在的。”格林本人也写道：“福尔摩斯是真实的人物……他有着超越凡人的寿命，不断地重返世间。”
“是的。”埃德尔士答道。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惩恶扬善、匡正时弊的冲动。他就是加拉哈德[2]与苏格拉底的结合，为我们沉闷的生活带来了崇高的冒险，为我们偏狭的头脑带来审慎的逻辑。我们没有做到的，他都做到了。那些束缚我们的，他都勇敢地逃脱了。
柯南·道尔叫来一位眼科医生。后者检查发现，埃德尔士的散光很严重，不戴眼镜就看不清东西。于是，柯南·道尔来到案发现场，穿过错综复杂的铁轨和栅栏。“我身体还算强健，还是在大白天，穿越都觉得很困难。”他随后写道。实际上，他认为一个视力极差的人是不可能穿过这些障碍、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杀害牲畜的。陪审团很快就表示了认可。《纽约时报》宣布：柯南·道尔破解新德雷福斯案。
埃德加·W.史密斯，通用汽车前副总裁兼《贝克街杂志》首任主编。这份杂志专门刊载柯南·道尔研究论文。他在1946年写过一篇短文《我们为什么喜爱福尔摩斯？》，文中写道：
柯南·道尔甚至参与侦破过一桩连环杀人案。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有两名女性身亡，都是同样的怪诞死状：受害人都是新嫁娘，“意外”溺死在家中浴缸里。柯南·道尔把自己的推论告知了伦敦警察厅，像福尔摩斯一样对警长说，“一刻都不能耽搁”。后来，人称“浴室蓝胡子”[4]的杀人犯被捕定罪，庭审轰动一时。
但是，等到格林降生时，科学崇拜已经让位于其他信仰，被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粉碎了，它们往往也运用技术的力量，但目的却是罪恶的。吊诡的是，这个世界越是不合逻辑，围绕着福尔摩斯的狂热就越炽烈。作为这个新教派的象征，福尔摩斯已经成了一个逝去时代的符号——就像格林说的那样，他成了一个“童话”里的人物。这个角色的人气甚至比柯南·道尔生前还要高，故事被改编成了大约二百六十部电影、二十五部电视剧、一部音乐剧、一台芭蕾舞、一部滑稽剧，还有六百部广播剧，催生了无数杂志、纪念品商店、游览路线、邮票、旅馆和主题游轮。
1914年前后，柯南·道尔试图用理性的力量来破解当时的头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逻辑。他相信，大战不只是盘根错节的两大阵营和意外身亡的奥地利大公这么简单，而是重振荣誉信条与崇高道德的一种宏大手段。在他的晚年作品中，这种价值观是他大力弘扬的对象。同年，他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口号是利剑在手！无所畏惧！《最后致意》的背景设定在1914年，福尔摩斯告诉华生，“风暴过后”，“更加纯净、美好、强健的土地必将沐浴在阳光下”。
虽然福尔摩斯面世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他获得的文学崇拜却是任何其他文学人物都比不上的。就像柯南·道尔的一位传记作家所说的那样，几乎是从一开始，读者们就对他产生了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热情。福尔摩斯初次登场是在1887年的《比顿圣诞年刊》，一本专门登载劲爆小说的杂志。在大家眼中，福尔摩斯不只是一名虚构的角色，还是维多利亚时代科学至上信仰的典范。几乎是在福尔摩斯进入大众视野的同一时期，现代警察制度开始发展起来，医学即将把常见疾病根除，工业化也为消灭大规模的贫困带来了可能。实际上，他证明了理性的力量必将战胜疯狂的力量。
虽然柯南·道尔的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上战场了，但是，他的许多亲属都追随着他“去战斗”的号召上了战场，包括他的亲生儿子金斯利。然而，柯南·道尔预想的光荣之战变成了修罗场。科学的成果——机器、工程学、电力——都变成了杀人武器。柯南·道尔去过索姆河畔的战场，那里有上万名英军士兵丧生。他后来写道，自己看见一名士兵，“从头到脚都被染红了，两只闪着光的大眼睛蒙着一层鲜血，就那么朝天望着”。1918年，柯南·道尔已经醒悟。他明白，这场冲突“显然是可以避免的”。而在此之前，一千多万人已经死去，包括金斯利，死因是战斗负伤和流感。
根据柯南·道尔书中散落的蛛丝马迹，格林拼凑出了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公寓——一个非常精确的复制品，有时会吸引英格兰其他地方的福尔摩斯迷来参观。一位当地记者描述了爬上第十七级台阶——与书中描写的级数一样——时的激动感受；耳边还传来了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录音：马车在路上颠簸的隆隆声，马蹄踏在卵石路上的嗒嗒声。到那时，格林已经成为了伦敦福尔摩斯协会最年轻的会员，这个协会的会员有时会穿上当年的衣服——高腰长裤和高顶礼帽。
战争结束后，柯南·道尔又写了不少福尔摩斯小说。然而，推理小说的潮流已经过去了。硬汉逐渐取代了无所不知的侦探。他们靠的是本能和琴酒，而不是理性。在《谋杀的简约之道》一书中，雷蒙德·钱德勒虽然尊敬柯南·道尔，但还是批驳了他“冷酷的逻辑”和“不厌其烦地串联起的细小线索”。在当时看来，这些简直荒谬。
格林刚过完十三岁生日，就在当地的旧货拍卖会上买了一堆东西回来，放在博尔顿大宅昏暗的阁楼里。据霍桑说，阁楼里有一个“殉教堂”，传说里面闹鬼，曾经“有一位夫人住在这里，她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被监禁于此并迫害致死”。尽管如此，格林还是在阁楼里组装出了一个奇异的景象，包括一架子的烟斗和一只塞满烟草的波斯拖鞋。还有一叠被刀子钉在壁炉架上的未付账单。还有一个贴着“毒药”标签的药盒；几个空弹夹和画在墙上的逼真弹痕（他后来说：“我觉得阁楼的墙可经不起真子弹。”）；一条蛇的标本；一个黄铜显微镜；还有一张煤气装修工舞会的请柬。最后，格林还在房门外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贝克街”。
与此同时，柯南·道尔似乎在自己的生活中也完全抛弃了理性。丹尼尔·斯塔斯豪尔与格林一样，也是贝克街小分队的成员，他在1999年的《传奇讲述者：亚瑟·柯南·道尔生平》中写道，福尔摩斯之父开始相信鬼神了。他多次参加降神会，通过“自主书写的力量”接收来自逝者的信息，有点像灵应牌。在一次活动中，曾经相信死后生活只是“虚妄”的柯南·道尔宣布，他死去的弟弟说：“这样的联络真是太好了。”
按照福尔摩斯给华生的建议，格林也努力练习如何在别人单纯“看见”的东西里“看出”点什么。他把福尔摩斯的破案规则当成教条背了下来：“在有资料参考以前，妄加揣测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不要相信总体印象，我的孩子，而要专注于细节”；“没有什么比显而易见的事实更具欺骗性的了”。
有一天，柯南·道尔在降神会的房间里听到有人说话。他后来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描述道：
理查德一口气读完了这些故事，然后又读了一遍。他本人思维严谨，正与福尔摩斯和他那能从一条看似无关的线索中得出惊人答案的“演绎法”相契合。在福尔摩斯初次登场的《血字的研究》中，他说道：“整个生活就是一条巨大的链条，只要见到其中的一环，整个链条的情况就可以推想出来了。”从而为后来的推理小说奠定了叙事的规范。一位新客户来到福尔摩斯设在贝克街的事务所，这位侦探从衣着仪表中便能推断出来人的某些特征，让对方大吃一惊。（在《身份案》中，他猜测客户是一位近视的打字员，依据的只不过是她那“磨破的袖口”和“鼻子两侧的夹痕”。）客户叙述完难解的案情之后，就像福尔摩斯常说的那样：“好戏开场了。”福尔摩斯搜集的线索总是让故事的叙述者、普通人华生困惑不已，他自己最后却总能得出惊人的结论。但对他来说，也只有对他来说，这个结论似乎总是“很基本的”。在《红发会》中，福尔摩斯跟华生讲了他是怎样推断出一名当铺伙计在银行下面挖地道准备抢银行的。“我想到这个伙计是个摄影迷，还有他一下子钻进地下室不见了，”福尔摩斯说，他随后去见了这个伙计，“我没看清他的脸。我想要看的是他的膝盖。你肯定也注意到了，他的膝盖皱巴巴、脏兮兮的。他们谈到了挖洞的时间，剩下的唯一一点就是地道要通到哪里。我走过街角就看到了城郊银行，位置就在他们头顶上。于是，我就感觉案子总算破了。”
我说：“孩子，是你吗？”
福尔摩斯不是第一位出现在小说里的大侦探。这份殊荣属于埃德加·爱伦·坡的奥古斯特·杜宾。但是，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是当时这个方兴未艾的文学门类（爱伦·坡称之为“推理小说”）最鲜明的代表。福尔摩斯是一部冷冰冰的人形计算机。一位评论家说，他是“一个追踪者，一个猎人，集侦查犬、指示犬、斗牛犬于一身”。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子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只是一个大脑，华生。身体的其他部分不过是附属物。”他秉承严格的科学态度，哪怕客户遭受丧亲之痛，精神也没有一丝波动。柯南·道尔几乎不谈福尔摩斯的内心世界；他完全是被他的破案手法定义的。总之，他是一个完美的侦探，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超级英雄，从他招牌的猎鹿帽和圆领斗篷中即可见一斑。
他的声音不大，感情却很充沛，一听就是他。“爸爸！”他顿了一下，“请原谅我！”
格林长着一张敦实的脸，有点苍白，一只眼睛小时候出了意外失明了，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一个朋友跟我说，就算成年以后，格林看起来也跟“潘神”[1]似的，有着“一副天使般的容貌，上翘的嘴巴永远带着笑，充满同情和讽刺的意味，似乎藏着一个永远不会告诉你的小秘密”。）他极其害羞，有着极强的逻辑思维和精确的记忆力。他经常在父亲庞大的图书室里待上好几个小时，翻阅表面落着灰尘的初版童书。十一岁的时候，他就被夏洛克·福尔摩斯迷住了。
我说：“你从来都不需要原谅。你是世上最好的儿子。”一只有力的手放到我头上，缓缓地往前压，我感到眉头上方被亲了一口。
但是，到理查德出生的时候，就像我一位亲戚说的那样，格林家族已经变得“非常英伦——房子很大但没有钱”。窗帘已经薄了，地毯已经旧了，走廊里还经常刮进来冷风。
“你快乐吗？”我喊道。
我们沿着一条宽阔的私家大道前行，穿过一片绿树如茵、修剪整齐的草坪，终于来到了博尔顿大宅的门前。这座豪宅最古老的部分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楼梯古雅奢华，还有着卷曲的栏杆，就像是波士顿老议会大楼的栏杆。画室是美观大方的现代风格，被粉饰、镀金和挂画装饰得很美，还有一个白色大理石的壁炉，家具也很齐全。所以，它给我的印象不是年代感，而是时代感。
半晌无言。接着，他轻声说：“快乐极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纳撒尼尔·霍桑曾任美国驻利物浦领事，曾于夏天拜访格林宅邸。霍桑后来在《英国笔记》中这样写道：
福尔摩斯之父成了超自然研究的圣徒。柯南·道尔宣称见过的不只有死去的家人，还有精怪。他大肆宣扬一张两个女孩子在1917年拍的照片，她们说拍到了神奇生物。但是，一名女孩子后来承认：“我都能看见模型底下撑着的帽针。实话说，我一直纳闷怎么会有人当真。”但是，柯南·道尔当真了，甚至写了一本书：《精怪的到来》。他在伦敦开了一家“超自然书店”，跟朋友讲自己收到了世界末日的消息。“如果我不是福尔摩斯，那谁敢说自己是呢？我要说，唯灵论是千真万确的。”他宣称。1918年，《星期日快讯》的一则头条质问：柯南·道尔疯了吗？
有关理查德·格林的一些事实很容易就能查清楚——这些事实表明的是他的生存情况，而非死亡情况。他出生于1953年7月10日，是家里三个孩子里最小的一个。父亲名叫罗杰·兰斯林·格林，是一位畅销童书作家，出过荷马神话与亚瑟王传奇的少年版，是C.S.刘易斯和J.R.R.托尔金的好朋友。理查德在利物浦附近长大，自从1093年这片土地被赐予他的祖先以来，这个家族就一直住在那里。
格林第一次发现很难为传主辩护。在一篇文章里，他写道：“我很难理解，一个主张健全常识和思想的人，后来为何会在暗室里观察所谓的灵气。”有的时候，格林感觉遭到了背叛。他曾经愤怒地写道：“柯南·道尔是在自欺欺人。”
吉布森开车送我回车站的途中说：“请你一定要把案子查到底。理查德，唉，警察已经辜负过他了。”接着，他又给了我一条建议：“就像福尔摩斯说的，‘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那也是真相。’”
“理查德完全不能接受柯南·道尔搞唯灵论，”爱德华说，“他认为这是疯狂的。”他的朋友迪克森·史密斯告诉我：“全都是因为柯南·道尔。他把整个肉体、整个心灵都用来研究他了。”格林家中来自柯南·道尔生活的物件越来越多：久被遗忘的宣传唯灵论的小册子和演讲稿；对布尔战争的神秘研究；从未公开的摄影论文。“我记得，有一次我还发现了一本《间有合唱的二重奏》，”吉布森说道，“封皮是红色的，保存完好。我拿给理查德看，他兴奋坏了。他说，‘天啊，这肯定是样书。’格林后来还发现了一册1887年的《比顿圣诞年刊》，里面有《血字的研究》。这一本的存世量很少，价值十三万美元。于是，他给朋友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总算’两个字。”
“据我所知，没有。理查德收藏了很多福尔摩斯系列作品，还有柯南·道尔写的书，价值连城，但它们都在。”
格林还想要柯南·道尔当年用过的物件：拆信刀、钢笔、眼镜。“他找起来没日没夜的，没错，晚上也是。”他弟弟瑟瓦尔德告诉我。格林有很多面墙上都挂着柯南·道尔的家庭照片。他家里甚至有一块壁纸是从柯南·道尔的一处住所取回来的。“‘沉迷’，这个词用在理查德身上一点也不过分。”他的朋友，《福尔摩斯期刊》主编尼古拉斯·乌特钦如是说。
“最后一个问题，”我说，“他家里有什么东西被带出去了吗？”
“这种状态会自我循环，我不知道怎么停下来。”格林在1999年向一家古董杂志承认。
他提到，普莉希拉在听证会上说她哥哥没得过抑郁症。格林的医生也致信法院，说格林十年来从未得过大病。
2000年的时候，他家和博尔顿大宅的阁楼已经很相近了，只不过更像是一座柯南·道尔博物馆，而非福尔摩斯博物馆。“我这里大约有四千本书，”格林对杂志员工说，“当然了，也有很多照片、图画、文件，各种小东西。我知道听起来好像很多。不过，你也知道，拥有得越多，不足也就越多。”
我问他格林之前有没有异常行为。“没有，从来没有，”他说，“他是我见过的最波澜不惊的人。”
而他最企盼的东西依然拿不到：失踪文档。琼女爵1997年过世后，大英博物馆里没有收入任何相关资料，于是他的挫败感越来越强。之前，他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现在就只剩下大胆假设了。2002年，格林发表了一篇让全球道学家大跌眼镜的文章，宣称柯南·道尔在第一任妻子路易莎1906年死于肺结核之前，就在与美艳的第二任妻子琼·莱基偷情了。众所周知，路易莎缠绵病榻期间，柯南·道尔就与莱基小姐结下了厚谊。但是，他一贯宣称：“我战胜了心中的魔鬼。”为了遵循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氛围，他和莱基在一起时总有旁人陪伴。格林的论断基于1901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调查当天，柯南·道尔住在东苏塞克斯郡的阿什道恩森林酒店。莱基也在。“柯南·道尔把幽会时间选在这个周末真是再糟糕不过了。”格林写道。然而，格林没有提到调查报告里的一个关键信息：柯南·道尔的母亲当时也在同家酒店，跟儿子在一起。后来，格林被迫在《福尔摩斯期刊》上发表公开信，宣布收回之前的观点：“我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资料不足便妄加揣测。”
“唉，我也没头绪。我觉得，就是这个证据，最邪门，也最有价值。是理查德录的吗？他想告诉我们什么？还是杀他的人录的？如果是的话，干吗要这么做？”
但他还是对柯南·道尔不依不饶的，就像柯南·道尔当年对福尔摩斯一样。据爱德华回忆，格林有一次在谈话中痛斥柯南·道尔，说他“抄袭”“没有原创性”。他向另一个朋友坦承：“我把一生都浪费在了一个二流作家上。”
“答录机上那个美国人呢？”我问，“知道是谁吗？”
“我觉得他之所以失望，是因为柯南·道尔的家人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史密斯说，“失踪文档没有公开，格林却把火撒到了柯南·道尔而不是他的后人身上。”
吉布森摇了摇头。“没在听证会上见过。”他说。
2004年3月，拍卖的消息刚刚公布，格林便赶往佳士得，发现这批文件极其丰富，跟他想象中一样。文档共包含上千件，有柯南·道尔六岁时写成的第一篇故事的残篇；有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苏格兰捕鲸船上当医生时写的插图日志；有柯南·道尔父亲（他在精神病院里画的精怪跟柯南·道尔后来信以为真的很像）写给他的信；一个棕色的信封，里面有一个刻着亡子姓名的十字架；柯南·道尔从未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还有柯南·道尔写给弟弟的一封信，它似乎证明了格林的直觉：柯南·道尔跟莱基真的早就开始偷情了。简·弗拉沃曾协助佳士得整理这批文件。她向记者透露：“这批文献之前不知所踪，因此多年来才一直没有人撰写新的柯南·道尔传。”
接下来，我们又过了一遍证据。我问吉布森，格林给了妹妹一张便条，上面有三个电话号码，他知不知道是谁的。
与此同时，格林又开始思索这批文件为什么流入了私人手中。格林的家人说，他把笔记输到了电脑里，反复查验证据线索，他相信这足以证明文件的真正主人是大英博物馆。他会工作到深夜，经常连觉都不睡。但是，证据就是拼不起来。突然，他输入了一行加粗的字：盯住事实。又度过了一个无眠的夜晚之后，他跟妹妹讲，这个世界太卡夫卡了。
“说不好。”我答道。
格林去世前几个小时，他从家里给朋友乌特钦打了个电话。格林之前请他帮忙找过一盘旧录音带，是一次BBC的广播访谈。格林记得，柯南·道尔的一个孩子在里面说过，这批文件要捐给大英博物馆。乌特钦说带子找到了，但没有格林提的那句话。格林大发雷霆，说乌特钦算计他，好像他是另一个莫里亚蒂似的。最后，乌特钦说：“理查德，你疯了！”
“你怎么看？”吉布森问道。
一天下午，我正在伦敦下榻的酒店客房里待着。突然，电话铃响了。“我要再见你一次，”约翰·吉布森说，“我搭下一班火车过来。”挂断前，他又补了一句：“我有一个想法。”
格林死后几个小时，福学爱好者们就炸开了锅。在网络聊天室里，一个自称“探长”的人写道：“自己把自己勒死？你怎么不说是自己用手把自己掐死的？”有人还拿“诅咒”说事，好像靠超自然力量就能解释了一样。吉布森又递给我一张英国小报，上面有篇文章题为柯南·道尔咒杀福学专家。
见面地点是我的客房。他拿了几张草稿纸，上面写着笔记。他靠窗坐下，夕阳映出了他瘦弱的身形。他说：“我认为是自杀。”
他手头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吉布森讲，警察没有做法医鉴定，也没采集指纹。负责此案的法医一头雾水。要知道，这个人之前还来过福尔摩斯协会的一次活动，根据柯南·道尔的一部密室杀人小说做了模拟验尸展示。吉布森说，这位法医曾宣称证据不足，无法确定案情，因此格林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官方结果。
他之前过了一遍资料，包括我跟他讲的调查成果。他说，证据有力地表明，他的这位朋友一生推崇理性，但在人生的最后一周却表现出了相反的迹象。一个事实是，格林家没有强行进入的证据。另一个事实是格林手边的木勺，它或许是证据中最有力的一项。
吉布森说，格林的妹妹也听到过同样的录音回复，这也是她赶紧跑去哥哥家的一个原因。他摸索一番后又给了我几份文件。“一定要按时间顺序保管。”他说。这是琼·柯南·道尔遗嘱的复印件、几张关于拍卖会的剪报、一份讣告，还有佳士得的拍卖目录。
“他肯定是用它来拉紧绳索的，就像止血用的绞压器一样。”他说。“如果是别人勒死他的，要木勺做什么？用双手不就完了？”他继续说，“我觉得他的人生里有太多不如意。佳士得的拍卖只是一个触发点罢了。”
吉布森又看了看自己的笔记。他说，实际情况不只这些，还有别的大事。他告诉我，格林死前不久曾跟他的朋友基恩提起过一个“美国人”，说那个人要消灭自己。吉布森说，他第二天给格林家打了个电话，是答录机的声音，有点蹊跷。“里面不是理查德的声音，之前十年都是他那个牛津腔，”吉布森回忆道，“当时是个美国人的声音，说‘抱歉，主人不在’，我当时说了句‘见鬼了，怎么回事？’，我还以为自己拨错号码了。于是，我又一个键一个键地拨了一遍。还是那个美国人的声音。我只好说了句‘我的天哪’。”
他紧张地看了看自己的笔记。字很小，他又没拿放大镜，只好眯着眼看。“这还没完，”他说，“我觉得，他想要布置成他杀的样子。”
当时，吉布森让格林别当回事，只是建议他别给陌生人开门。
他停下来观察我的反应，接着说道：“所以他才没留下遗书，把自己的声音从答录机里抹掉，给了妹妹一张写着三个电话号码的便条，还跟人讲那个美国人要毁了他。他肯定是蓄谋已久，铺垫也做好了，专门误导我们。”
“是的。”
据我所知，侦探小说里上演的一般是相反的戏码：起初以为是自杀，后来发现是谋杀。正如福尔摩斯在《住院的病人》中所说，“这不是自杀……而是一场筹划精密、冷血无情的谋杀。”但是，也有一个著名的例外。《雷神桥之谜》是福尔摩斯系列的晚期作品，格林还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过它。它的情节非常离奇。一名妻子在桥上被杀害，头部近距离中弹。全部证据都指向同一个嫌疑人：女管家。男主人之前跟她眉来眼去的。然而，福尔摩斯却证明，杀死这名妻子的不是任何人，而是忌妒心。她对丈夫的婚外情怒不可遏，于是伪造了他杀的假象，构陷女管家。她把自己的不幸全部归咎于这个女人。它是柯南·道尔的小说中对人类心理和犯罪动机探索最深刻的一部。女管家告诉福尔摩斯：“我来到桥上时，她已经在等我了。直到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个可怜的人竟恨我入骨。她仿佛发了疯。我觉得她是真的疯了。那种疯狂是隐秘的，很能骗过别人。精神不正常的人有时会这样的。”
“怕什么？怕死于非命？”
我在想，格林会不会是对文档的失落愤怒到了极点，以至于做出了类似的事情，甚至去构陷那个美国人，那个他认为要为自己和琼女爵关系破裂负责的人。我在想，他会不会孤注一掷，在身边的混沌中强行创造出一点秩序。我在想，不管这个理论有多么不可能，它会不会是最不“不可能”的那一个。
“不，我是真的害怕。”格林说。
我还跟吉布森共享了我之前发现的若干线索：格林在死前几天给记者打过电话，说他可能要“出事”；一篇福尔摩斯故事里称莫里亚蒂的得力干将为“绞杀专业户”；格林的妹妹跟法医说，那张写着三个电话号码的便条让她想起了“一部惊悚片的开场”。
“没什么好怕的。”吉布森当时说。
过了一会儿，吉布森抬起头看我，脸色惨白。“你还没明白吗？”他大喊，“这都是他自导自演的。一次完美犯罪。”
据吉布森回忆，格林去世前谈起过拍卖的事，说害怕自己会出事。
返回美国之前，我又去探望了格林的妹妹，普莉希拉·韦斯特。她住在牛津附近的一座三层砖楼中，建于十八世纪，花园用墙围了起来。她长着一头棕色长鬈发，面庞圆润，戴着一副小巧的椭圆镜片眼镜。她把我让进门去，轻声说：“你想去画室还是厨房？”
吉布森从文件里掏出一张纸，交给了我，上面写着数字。“看看吧，”他说，“我的电话单。”录音显示，格林在死前一周曾多次与吉布森通话。吉布森接着说，要是警察费点心思去查格林的电话单，马上就会发现他死前几个小时还跟自己打过电话。“我大概是最后一个跟他说过话的人。”他说。但是，警方从没讯问过他。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她就把我带去了画室，里面摆放着古董家具，书架上是她父亲的童书。坐下之后，我向她解释说，在写关于她哥哥的报道时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个美国人跟我讲“无懈可击的传记是不存在的”，而格林似乎对此特别抵触。
警方没有发现强行进入的痕迹，就认定他是自杀的。但是，现场没有留下遗书。英国法医学会主席科林·贝利爵士还对本案的验尸官说，在他三十年的职业生涯里，只见过一例自缢事件。“一例。”吉布森又重复了一遍。他解释道，自缢的难度相当高，一般自杀者在窒息前就会昏厥。不仅如此，这件案子里用的还不是粗绳索，而是一根鞋带，于是自杀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理查德有些事瞒着我们，”他妹妹说道，“很多事情是他死了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在听证会上，年纪还不到理查德一半的劳伦斯·基恩说，两人多年前曾是情人关系。这件事让死者的家人和大部分朋友大为震惊。她解释道，“家里没人知道”格林是同性恋，“他从来没提起过”。
吉布森说自己去了尸检听证会，还做了详细的笔记。正说着，他拿起手边的放大镜，对准了几页皱巴巴的纸，说：“我习惯在废纸上记东西。”他说，警察在现场只发现了几样不寻常的东西：一个是格林脖子上的绳索是根黑色鞋带；另一个是他手边有个木勺，床上有几个动物标本；还有就是一个喝了一半的琴酒瓶子。
据韦斯特回忆，格林写的柯南·道尔传记中还有其他一些令人吃惊的片断（为了写一篇小说，他去了一趟西藏），我尽己所能地想象着格林的样子：戴着眼镜，手里拿着塑料袋，嘴角斜挂着微笑。韦斯特看过哥哥的尸体躺在床上的样子。有好几次，她对我欲言又止：“要是……”她递给我几份悼文，都是格林的朋友为追悼会写的。追悼会的日期定于5月22日，也就是柯南·道尔的生日。活动安排的背面是出自福尔摩斯故事的引文：
我们坐在沙发上，他打开了文件夹，小心地一页页翻动。“好了，乖狗狗，自己玩去吧，”他一边说，一边抬头看着我，“我现在从头跟你讲吧。”
我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心灵，一个伟大的头脑。他似乎对确定、精准的知识拥有火热的激情。
前门一开，两条狗就朝我们跳了过来，然后扑作一团，跟着我们进了客厅。客厅里是一堆堆的旧书，有的都堆到了天花板。里面有几乎全套的《河滨杂志》，这是一份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时的刊物，福尔摩斯系列小说就是在这上面连载的。当时一期售价半个先令，现在价值五百美元。“这些加起来，大概有六千本吧。”吉布森说。
他的生涯无与伦比。
他在镇子里开得很快，驶过一座十二世纪修建的石质教堂和一排农舍，最后停在了一座围着篱笆的红色砖房前。“你不怕狗吧，”他说，“我养了两条可卡。本来我只想要一条，但给我的人非说它们两个亲如一体，我就都收了。结果呢？整天打架，就没消停过。”
过了一会儿，她起身给自己倒了一杯茶。重新坐下来之后，她说哥哥在遗嘱里把藏书都捐给了朴茨茅斯的一家图书馆，方便其他学者查阅。柯南·道尔写前两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地方，就在这家图书馆不远处。由于藏书数量庞大，全部运走用了两周时间，货车拉了十二趟。藏书总价值估计高达数百万美元——无论如何，肯定比柯南·道尔那批失踪文档高多了。“他觉得学术就是学术，不能受贪欲支配，”韦斯特说，“他生前如此，死后亦然。”
没过多久，我去了一趟大布克汉，是伦敦以南三十英里的一个村庄，吉布森就住在那里。我一下火车就看到他来接站了。他很高，骨瘦如柴，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向前佝偻着——瘦窄的肩膀、细长的脸、一头乱糟糟的白发——好像有根看不见的拐杖在撑着他似的。“我有东西给你看，”开车往家走的途中，他对我说，“你看了就知道。线索不少，结论嘛，就不多了。”
接着，她告诉了我一些失踪文档的情况，是最近才披露出来的，而她哥哥再也没有机会知道了。琼·柯南·道尔女爵身患癌症，临终前做了遗产分割，一部分归她自己，一部分归前任嫂子安娜·柯南·道尔的三名子女。因此，拍卖的是那三个人的部分，而不是琼女爵的。虽然有人依然从道德角度提出质疑，但大英博物馆已经得出结论：拍卖合法。
“我要把整件事都告诉你。”格林去世后不久，当我给约翰·吉布森，格林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打电话时，他跟我说。吉布森与格林合著过几本书，1981年出版的《与福尔摩斯共度的夜晚》就是其中之一，收录了多篇模仿福尔摩斯风格的作品。说起故友之死，吉布森不免有些哽咽：“这是个谜，彻头彻尾的谜。”
另外，拍卖结束后的5月19日，文档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大英博物馆入库。琼女爵没有把它们分给其他继承人，并在遗嘱中将其中大部分捐赠了。而且，大英博物馆还在拍卖会上购得了不少其余的文献。只可惜，格林无法亲自知道了。吉布森后来对我说：“格林的悲剧就在于，他本来是可以把传记写下去的。他的愿望都实现了。”
当晚，普莉希拉·韦斯特给哥哥家里打了电话，结果转到了他的自动答录机上。第二天上午，她又打了好几通，但他还是不接。她惊慌地去了哥哥家，敲门，但没有人应答。如此多次无果，她就报了警，警察来了，破门而入。在一楼，警察发现格林的尸体躺在床上，身边环绕着福尔摩斯的书和海报，脖子上缠着一条绳索。他是被勒死的。
但是，此案尚有两处疑点。我问过韦斯特，她哥哥家的答录机里怎么会传出美国人的声音。
3月26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跟老朋友劳伦斯·基恩共进晚餐。基恩后来宣称，格林偷偷告诉他“有个美国人想要毁了他”。两人吃完饭出来，格林跟基恩说有人在跟踪他们，还指了指身后的一辆车。
“这事恐怕没多复杂。”她说答录机是美国产的，内置了一段录音，她哥哥把自己的声音擦除后就是预置的美音了。
格林跟道学家们分享了他对文件来源的了解，披露了他认为最有力的证据：琼女爵的遗嘱复印件，上面写着：“我自愿将亡父的作品原件、手稿、日记、记事本和随笔……全部捐赠给大英博物馆。”这真是太可恶了！这个由业余侦探组成的临时小组决心阻挠这次拍卖会，他们向国会提交了请愿。到了月底，这个组织的活动声势越发浩大，还上了报纸。格林向妹妹普莉希拉·韦斯特暗示说，有人在威胁他。后来，他又给她发了一张难懂的便条，上面有三个电话号码和请妥善保存。他还给《泰晤士报》的一个记者打电话说他可能要“出事”。
我又问便条上的号码是怎么回事。她失望地摇了摇头。什么都不是，她说。两个号码是记者的，他之前跟他们谈过话。还有一个是佳士得的工作人员。
在接下来几天里，他去找了伦敦福尔摩斯协会的几名成员。全球有几百个福尔摩斯协会，伦敦协会（格林还是它的老会长）就是其中之一。他还通知了其他一些所谓的“福学爱好者”，包括“贝克街小分队”的大量美国会员，这是一家成立于1934年的邀请制协会，得名自福尔摩斯经常派去打探消息的那群流浪儿。格林还联系了几位更正统的柯南·道尔专家，也就是“道学家”，跟他们讲了拍卖的事。（不像格林，在两边都有交情，许多道学家是与福学爱好者保持距离的，因为后者往往把福尔摩斯视作一个真正的侦探，而压根不提柯南·道尔的名字。）
最后一个问题是她觉得哥哥到底怎么了。有一次，瑟瓦尔德·兰斯林·格林在接受伦敦《观察家报》采访时说，他认为他杀是“完全可能的”。我绞尽脑汁也无法破解全部谜团。闯入者可能锁上格林家的大门，然后从窗户逃走，从而营造出死者身旁无人的假象。这一点警方不是已经跟法医说过了吗？会不会是格林认识犯人，然后把他放了进来呢？还有，一个人就算是疯了，真的能用一根鞋带加一个勺子把自己勒死吗？
时间来到2004年3月。格林翻开《星期日泰晤士报》，惊讶地发现失踪文档将于5月“现身”佳士得拍卖行，标价数百万美元，卖家是柯南·道尔的三名远方亲戚。这些文件将流散到全球各地的私人收藏家手中，而不是统一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或许不会对研究者开放了。格林可以肯定，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便赶忙跑去佳士得拍卖行查证。回来后，他告诉朋友们，他确信那边的许多文件跟自己之前发现的一样。他还宣称，这些文件是偷来的——而且他有证据。
他妹妹把头扭到一边，似乎要再试最后一次，解开谜团。然后，她说：“我觉得真相是永远无法知道了。现实不是侦探小说，没有答案也没办法。”
她请格林来自己家做客。她父亲那留着海象胡子的肖像就挂在家中的壁炉旁。格林对她父亲的兴趣简直要赶上她本人了，于是她讲起了当年的事情，给格林看家庭相片，还让他有空再来。格林后来跟朋友讲，有一天，琼给自己看了几个收藏在伦敦一间律师事务所的箱子。他一眼就瞥见了几份传说中的失踪文档。琼跟他讲，由于一些家庭纠纷，现在还不能给他看，但是，她准备把几乎全部文件都遗赠给大英博物馆，这样学者们就可以自由研究了。琼于1997年去世，之后格林就热切地期盼着文件移交——但什么都没有发生。
2004年12月
格林几十年如一日地查找证据，约谈相关人士，直到有一天，混乱的线索指向了伦敦——琼·柯南·道尔，柯南·道尔的小女儿门前。她高挑而优雅，满头银发，年近七旬依然有很强的气场。（“她娇小的身躯里似乎有一种强健有力的东西，”父亲曾这样形容五岁时的她，“她有着强大的意志。”）她的哥哥阿德里安因为不服从上级命令而被开除出了英国海军；大哥是个花花公子，在整个二战期间安居美国，置身事外；而她却成了皇家空军的一名军官，并于1963年获授大英帝国爵级司令勋章。
[1]古希腊神话中的牧神，羊头人身，性好女色。
调查工作刚刚开始，格林就发现了端倪。柯南·道尔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叫阿德里安，他在其他继承人的同意下，把这些书信藏在了自己在瑞士的一所庄园的密室里。格林后来了解到，阿德里安曾背着兄弟姐妹，拿了部分文件出去，希望能卖给收藏家。他在筹备过程中死于心脏病发作——死亡诅咒就此流传开来。阿德里安死后，文件似乎就消失了。格林发现自己越是深入调查，就会在继承人们——包括一位自封的沙俄公主——争夺文件的钩心斗角中陷得越深，越发看不通透。
[2]亚瑟王传说中纯洁勇敢的“圣杯骑士”。
自从柯南·道尔1930年去世以后，这批文件便人间蒸发了。缺了它，柯南·道尔全传的大业就完不成，而这正是格林赋予自己的使命。许多学者都认为，它可能已经遗失或者被销毁了。《泰晤士报》曾撰文称，它的下落已经变得“像任何发生在贝克街221B号的谜团那样扑朔迷离”。贝克街221B号是福尔摩斯与他的好搭档华生在小说里的住所。
[3]原文为Holmes，为福尔摩斯的另译。
理查德·兰斯林·格林，全球首屈一指的福尔摩斯专家。他相信自己已经破解了失踪书信之谜。二十年来，他一直在苦苦寻找福尔摩斯之父——亚瑟·柯南·道尔爵士的通信、日记和手稿。据估计，这批文档价值近四百万美元，据说还附有死亡诅咒，就像福尔摩斯最有名的小说《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中写的那样。
[4]“蓝胡子”是法国诗人夏尔·佩罗笔下人物，曾杀害多名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