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布莱夫斯基追问了若干《杀人狂》里的有趣细节。巴拉后来对我说：“真是疯了。他把那本书当成了我的文学自传。他肯定读了有一百遍，全都记在了心里。”弗罗布莱夫斯基提到了小说中的几处“事实”，比如盗走圣安东尼雕像，这时巴拉承认有些内容确实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用巴拉自己的话说：“没错，我是这么做了。你能举出哪个作家没有这么做过吗？”
起初，弗罗布莱夫斯基没有谈谋杀的事，而是问巴拉公司办得怎么样、人际关系如何等题外话，隐藏警方已知的案件信息——这是审问者最大的优势。等到弗罗布莱夫斯基终于问到他杀人的事时，巴拉似乎很糊涂。“我不认识达留什·谢尼亚夫斯基，”他说，“我对这起杀人案一无所知。”
接着，弗罗布莱夫斯基甩出了自己的王牌：手机。巴拉是怎么拿到的？他说自己记不得了——那是五年前的事了。他又说肯定是从当铺里买的，之前就买过好几样东西。他同意上测谎仪。
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其他警官说，他们在药店旁拘捕巴拉时没有使用暴力，然后开车去了弗洛茨拉夫市警察局。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巴拉在狭小的办公室里面对面坐着，头顶的灯泡散发着微弱的光芒。巴拉在墙上看到了那对山羊角，竟和他的小书封面肖似。巴拉看上去温文尔雅，但是弗罗布莱夫斯基想起了《杀人狂》中克里斯的一段话：“人们能想象耶稣能把尿液变成啤酒，却想象不到我这样的人可以把剁成肉酱的混蛋送下地狱。”
问题是弗罗布莱夫斯基协助准备的。操作员问道：
“全都是假的，”弗罗布莱夫斯基后来告诉我，“我们是按照法律走的标准流程。”
达留什·谢尼亚夫斯基死前不久，你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吗？
过了很长时间，车又停了，三人把他扔出了车外，弄到了一座房子里。“我没听见门开关的声音，但是没有风也没有阳光，所以我觉得是已经进去了。”巴拉说。他们威胁他，说不合作就是死路一条，然后把他带到了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把他的衣服扒光，不给吃的，拳打脚踢，开始审讯。巴拉说，他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是被警方拘禁了，是一个名叫杰克·斯帕罗的人带他过来的。
杀害他的人是你吗？
车最后停了下来，看样子是在树林里。“挖个坑把这混蛋埋了吧。”一个人说。巴拉挣扎着透过塑料袋呼吸。“我觉得自己的性命就要交代在这里了，但是他们突然回到车上，开走了。”他说。
你知道谁杀了他吗？
巴拉说，他当时以为这帮人是因为他旅居国外，又薄有文名，所以觉得他有钱，绑架他是为了要赎金。“我跟他们解释说自己没钱。”巴拉说。但是，他话说得越多，被打得就越狠。
你当时认识谢尼亚夫斯基吗？
巴拉说，袭击者一边打他一边吼道：“你个变态！狗娘养的！”他祈求他们放了他，不要伤害他。接着，他听到一个人在电话里讲：“头儿！我们抓住这个混蛋了！是，他活着。现在怎么办？到集合点？”那人继续说：“钱呢？今天能拿到吗？”
你当时在谢尼亚夫斯基被绑架的地方吗？
巴拉说，三名袭击者又高又壮，留着平头。他们没说自己的身份或目的，而是把他押进了一辆深绿色的车，还拿黑塑料袋套在他头上。“我什么都看不见，”巴拉说，“他们命令我脸朝下趴在地上。”
巴拉对每个问题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似乎会定期放慢呼吸，就像潜水员一样。操作员怀疑他可能试图操纵测试结果。在有些问题上，操作员认为他可能在撒谎，但总体上没有得出确凿的结果。
“大约下午2:30，我从霍伊诺夫市莱格尼茨卡的一家药店里出来，三个男人袭击了我，”这是巴拉后来的一份陈述，讲的是他2005年9月5日经历的事，他当时刚回家不久，“一个人把我的双手扭到背后；另一个抓住我的喉咙。我说不出话，连气都快喘不上了。同时，第三个人给我戴上了手铐。”
在波兰，嫌疑人被拘留四十八小时后，当事检察官须向法官提交证据和指控，否则警方必须放人。不利于巴拉的证据依然薄弱。弗罗布莱夫斯基和警方只有四个证据：1.那部手机，而且可能确实是从当铺里买到的，如巴拉所说。2.测谎仪的模糊结果，这种测试是出了名地不可靠。3.一本关于绞杀的书，巴拉可能根本就没买过。4.某些或许嵌在小说里的线索。弗罗布莱夫斯基找不到作案动机，更拿不到口供。于是，当局只能指控巴拉贩卖失窃物品罪（谢尼亚夫斯基的手机），以及在一件无关的商业活动中行贿，这是弗罗布莱夫斯基在调查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两者都能让巴拉入狱。虽然巴拉不得离境且须销毁护照，但在其他方面都是自由人。“我花了两年时间来破案，现在却毁于一旦。”弗罗布莱夫斯基回忆道。
当年秋季，弗罗布莱夫斯基终于得知巴拉要回国了。
后来，弗罗布莱夫斯基在翻阅巴拉的护照时注意到，上面有日本、韩国和美国的签证。他想到《997》节目网站上的文章有这三个国家的人点击，当时让调查人员感到颇为不解。为何那么远的地方会有人关心波兰的谋杀案？弗罗布莱夫斯基比对了巴拉在每个国家的时间，以及页面访问的时间。日期都对得上。
巴拉常年旅居国外，依靠给旅行杂志供稿、教授英语和潜水为生。2005年1月，他正在密克罗尼西亚旅游，期间给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正在从天堂给你写信。”
与此同时，巴拉案也闹得满城风雨。弗罗布莱夫斯基在继续调查命案的同时，巴拉向当局正式提交了投诉，说自己遭受了绑架和虐待。巴拉对朋友拉辛斯基说，他因为自己的艺术而受到了迫害。拉辛斯基并不相信。“我觉得他只是在为下一部小说做准备，试验某种疯狂的想法。”他回忆道。不久之后，弗罗布莱夫斯基就找来拉辛斯基，询问他朋友的事情。“我那时才意识到，克里斯蒂安说的是真话。”拉辛斯基说。
在调查巴拉在网上是否用ChrisB[7]的身份买卖过其他物品时，弗罗布莱夫斯基和电信专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2000年10月17日，也就是谢尼亚夫斯基被绑架一个月前，巴拉在Allegro网站上点击过一本警用手册，名为《绞杀：意外、自杀与他杀》。“绞杀成年、清醒、健康、强壮的人是极端困难的，即使多人同谋。”手册中写道。书中还描述了各种制作绳套的方法。巴拉没有在Allegro上下单，也不清楚他是否从别处获得了这本书。但是，在弗罗布莱夫斯基看来，查找此类信息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他是有预谋的。然而，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他现在只有旁证，要想定巴拉的谋杀罪，他还需要别的东西：认罪口供。
弗罗布莱夫斯基开始盘问他关于《杀人狂》的事情时，拉辛斯基感到了震惊。“我告诉他，虽然在有些情节中我能看到现实生活的影子，但在我看来，这本书纯粹是艺术虚构，”拉辛斯基说，“真是疯了。你不能根据某个人写的小说来定他的罪。”贝娅塔·谢罗茨卡是巴拉当年的哲学教授，也被叫去问话了。她说，自己感觉在被“文学理论家”审讯。
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小说情节本身不能成为证据，要得到现实中的印证才可以。然而，他目前只有一样巴拉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的具体证据：手机。2002年2月，波兰电视节目《997》播出了关于谢尼亚夫斯基被害一案的短片。这是一档邀请公众参与破案的节目，相当于美国的《全国通缉》节目，997是波兰的紧急报警电话号码。后来，该节目网站上登出了该案的调查进展并征求线索。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同事们小心地分析着回复。几年以来，网页点击量已经达到了数百，访问者远至日本、韩国和美国。然而，警方依然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随着案件调查民怨日沸，巴拉的前女友丹尼斯·莱因哈特为他成立了一个辩护委员会。莱因哈特是一名美国戏剧导演，在2001年留学波兰期间结识巴拉，后来一起去过韩国和美国。莱因哈特在网上发起了声援运动，她写道：“克里斯蒂安是哲学小说《杀人狂》的作者。书中包含大量刺激性的语言和内容，还有多处可能被视为反对天主教会与波兰传统的隐喻。在残酷的审讯过程中，他们无数次提到这本书，并将其引为罪证。”
弗罗布莱夫斯基开始将《杀人狂》描述为犯罪的“路线图”，但部分官员表示反对，认为他把调查方向带偏了。警方请了一名犯罪心理学家来分析克里斯的性格，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巴拉。在报告中，心理学家写道：“克里斯是自我中心型人格，有着远大的智识抱负。基于他所受的教育和高智商，他将自己视为拥有独特哲学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了精神失常的特征。他在挑战极限，看是否能够践行……自己的性虐幻想。他不尊重其他人，认为他们在智力上比自己低级，为了私欲而操纵他们，并以享乐主义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性欲望。如果这样的人物是真实的——是真人——那么他的人格可能就是由一种高度不现实的自我价值认知塑造而成的，也可能是……心理创伤和作为男性的不安全感的结果……与父母的病态关系或不可接受的同性倾向。”这名心理学家承认巴拉与克里斯之间的关联，例如都离过婚，都对哲学感兴趣。但是，她也提醒了一点：这种重叠“在小说家中司空见惯”。她还提出警告说：“根据创作的人物来分析作者的情况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辩护委员会给案子贴上了“Sprawa Absurd”的标签，意思是“荒谬案件”，联系了多家人权组织和国际笔会。不久，波兰司法部就被全球各地为巴拉申诉的信件淹没了。一封信中说：“巴拉先生应当享有《联合国人权宣言》第十九款中规定的言论自由权……我们敦请从速彻查他被绑架和拘禁一事，并将相关人员绳之以法。”
在小说里，警方抓到克里斯和朋友在圣安东尼雕像旁喝酒时，克里斯说：“他们说要把我们关进监狱！我无言以对……我不喜欢罪犯，但自己却成了罪犯。我干过比这坏得多的事，却从没有过任何后果。”
巴拉用并不纯熟的英语向辩护委员会发出了多份言辞激烈的简报，由后者集合整理后公之于众。在2005年9月13日的简报中，巴拉发出警告，说他已经被“盯梢”了。他还说：“我要你们知道，我将奋战到底。”第二天，他说到了弗罗布莱夫斯基和警方：“他们毁了我的家庭生活。我们在家里再也不敢大声说话，再也不能自由上网，再也不能无所顾忌地打电话了。我的母亲在服用镇静剂，否则就会因为这荒谬的指控而疯掉。我的老父亲每天抽五十根香烟，我每天三包。我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害怕走出家门。家里养的狗叫一声，我们就要吓一跳。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会有谁过来。这是恐怖活动！十足的恐怖活动！”
“这个，我们想再找个人陪着喝。克里斯蒂安后来说，我们当时是昏了头。”
与此同时，波兰当局也对巴拉宣称遭受虐待一事发起了内部调查。2006年初，经过数月的努力，调查者宣布没有发现正面证据。他们坚持认为，巴拉的故事是纯粹的神话创作。
“为什么？”法官又问。
“我已经感染了你，”克里斯在《杀人狂》的开头便警告读者，“你们摆脱不了我。”小说中的一个谜语让弗罗布莱夫斯基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这是破案的关键。书中的一名角色问克里斯：“谁是盲人中的独眼人？”这句话出自荷兰神学家、古典学家伊拉斯谟（1469-1536），他当时说的是：“在盲人的国度里，独眼人便是国王。”弗罗布莱夫斯基在思索，《杀人狂》里谁是这个独眼人呢？盲人又是谁呢？在小说的最后一行，克里斯突然说他解出了谜语。他解释道：“是被盲目的嫉妒杀害的人。”但是，这句突兀的话实在难以理解。
“我们进了教堂，看见圣安东尼的雕像，然后就拿走了。”
一种基于《杀人狂》的假说是，巴拉在杀害谢尼亚夫斯基之前，两人有着同性关系。在小说中，克里斯最亲密的朋友向他坦白了自己是个同性恋，克里斯就说，自己心里有一个部分想要“用绳子勒死他”，然后“在冰封的河上凿一个洞，把他沉进去”。这个推论不无疑点。弗罗布莱夫斯基认真调查过谢尼亚夫斯基的背景，完全没有同性恋的迹象。
“什么念头？”法官问他。
另一个假设是，这次谋杀是巴拉扭曲的哲学登峰造极的产物：他是后现代的内森·利奥波德和理查德·勒布。他们生活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芝加哥，是两名天资聪颖的学生，沉迷于尼采哲学，于是杀害了一名十四岁男童，想看一看自己能不能做到完美犯罪，能不能成为超人。两人被判无期徒刑。在庭审中，为他们辩护的是传奇律师克拉伦斯·达洛，他不希望两人被判死刑。达洛这样描述利奥波德：“这是一位十六七岁，沉迷上述学说的少年。对他来说，尼采学说不只是无关紧要的哲学观点，而是他的生命。”他在总结中说道：“一个人认真对待了尼采哲学，并按照它来生活，这难道有什么值得谴责的地方吗？……仅仅因为一个十九岁的孩子在大学里学到的哲学思想，我们便要绞死他，这是不公正的。”
弗罗布莱夫斯基干了一件让队里同事吃惊的事：他把这本小说复印了几份，然后发给了他们。每人分到了一章去“诠释”：努力找到线索、暗号、与现实的相似之处。巴拉现居国外，因此弗罗布莱夫斯基让同事们切勿打草惊蛇。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除非巴拉如往常一样定期回国探亲，否则波兰警方几乎不可能拘捕他。至少就目前来说，警方不能找巴拉的亲友问话。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同事采取了另一种方法：讯问跟巴拉关系较远的人，结合公开信息，构造出嫌疑人的概况，再跟小说里克里斯的形象进行比对。弗罗布莱夫斯基心里有一本账：巴拉和他创作的文学人物都沉迷哲学，都被妻子抛弃，公司都破产了，都周游世界，而且都酗酒。弗罗布莱夫斯基发现巴拉被警方拘留过一次，拿到报告以后，他觉得自己好像以前就读过。当时和巴拉一起被拘留的还有他的朋友，帕维乌。帕维乌后来在法庭上说：“那天傍晚，克里斯蒂安拿着一瓶酒来找我。我们就开始喝了，一直喝到天亮。”帕维乌接着说：“酒喝完了，我们就去店里再买。买完回来路过一间教堂，当时就生发了一个蠢念头。”
在《杀人狂》中，克里斯显然想要成为后现代的“超人”，大谈自己的“权力意志”，坚持认为“不能杀人的不配生存”。然而，这些情怀并不能完全解释小说里的一个神秘人，那个克里斯自称对他“动手动脚”的男人。克里斯暗示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时，用语颇具挑逗意味：“或许他也没干什么罪大恶极的事，但最邪恶的恶魔恰恰存在于微不足道的细节里。”如果说，在巴拉自己看来，他的哲学能让他心安理得地打破一切道德约束，包括不得杀人，那么，上面的段落则表明，还有另外的动机，他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深切的、私密的联系。这从作案手段的残忍中也能发现端倪。既然巴拉已经不能离开波兰，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团队就开始讯问嫌疑人的家人亲友了。
弗罗布莱夫斯基对后现代主义、语言游戏一无所知。对他来说，事实就像子弹一样坚实。要么杀了人，要么没杀。他的职责就是得出符合逻辑的证据链，揭示不容辩驳的真相。但是，弗罗布莱夫斯基还认为，要想抓住杀人凶手，你必须理解他是由何种社会、心理力量塑造而成的。那么，如果巴拉杀害或参与杀害了谢尼亚夫斯基——弗罗布莱夫斯基现在高度怀疑这就是真相——那么，实证主义者弗罗布莱夫斯基就必须变成一名后现代主义者。
许多接受讯问的人都觉得巴拉很好。他的一名前女友说，他是个“聪明、有趣的男人”。巴拉以前在波兰的一所英语培训学校工作过，不久前获得了这家单位的推荐信，信中称他“聪慧”“富有好奇心”“易于相处”，还称赞了他的“强烈幽默感”。推荐信末尾说：“在此，我毫无保留地大力推荐克里斯蒂安·巴拉承担任何涉及儿童教学的岗位。”
在《杀人狂》中，克里斯曾暗示他还杀过一个男人。对于他无止休的神话创作，一名女友提出了质疑，于是他说：“我的哪个故事你不信呢——我的电台破产了，还是我十年前杀了一个对我动手动脚的男人？”他又说到谋杀：“每个人都认为它是一则寓言。也许这样更好吧。可恶。我有时候都不信我自己了。”
然而，随着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同事们深入寻找“细节中的恶魔”，巴拉生活中的阴暗面逐渐浮现出来，尤其是在1999年和2000年。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公司倒闭了，婚姻破裂了，谢尼亚夫斯基也被杀了。巴拉的一名朋友回忆道，他一度“行为粗野下流，总想要把衣服脱掉，展现自己的男性气概”。他家雇的保姆说，他的酗酒越发严重，行为也越发失控。她说他总是谴责妻子斯塔莎，朝她大喊大叫，说她“跟别的男人睡觉，搞婚外情”。
研读《杀人狂》的过程中，弗罗布莱夫斯基警探在多个段落下画了线。乍看起来，玛丽与谢尼亚夫斯基之死没有多少相似的细节。最明显的是，书中的被害人是女性，而且与杀人者是多年的朋友。虽然玛丽脖子上也套着绳索，但她还被一把日本刀捅了，而谢尼亚夫斯基并没有。然而，书中的一个细节让弗罗布莱夫斯基打了个寒颤：克里斯说，杀人之后，“我把日本刀在网上拍卖了”。谢尼亚夫斯基的手机也被卖到了网上（该细节警方从未公布），这点相似太过离奇，似乎不可能是巧合。
2000年巴拉与妻子分居后，多人称他对她依然有占有欲。他有一个朋友说他是“威权主义”，还说他“继续控制斯塔莎，查她的手机”。2000年的跨年派对上，谢尼亚夫斯基的尸体被发现几周后，巴拉认为一名调酒师在追求妻子，按照一名目击者的说法，然后他就“抓狂了”。巴拉尖叫道，他迟早会收拾这个调酒师，还说他之前“处理过一个这样的家伙”。当时，斯塔莎和朋友都觉得是酒后狂言，没当回事。即便如此，巴拉还是靠五个人才被制服，其中一人告诉警察：“他就跟杀人狂[2]似的。”
这本书至少在一个方面成功了。克里斯笔下的毛骨悚然是那么真切，我们很难相信，如果不是精神失常，他怎么可能创作得出这样的人物。他和他的人物真的难以分辨了。在巴拉的网站上，读者们评论说他和他的作品“猎奇”“性别歧视”“变态”。在2003年6月的一次网上聊天中，巴拉的朋友对他说，他的书让读者对他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巴拉安慰她说，书全是虚构的，她却坚持认为，克里斯的狂想一定是“你的想法”。巴拉被激怒了。他说，只有傻瓜才会相信。
就在弗罗布莱夫斯基和手下试图确定作案动机时，其他同事帮他们查了谢尼亚夫斯基失踪当天的两通可疑电话，一通打给他的办公室，一通打给他的手机，都是用公用电话卡打的。每张电话卡都有唯一的编号，每次使用时，发卡公司都会有记录。放走巴拉后不久，负责谢尼亚夫斯基案的电信专家就查到了电话卡的编号。掌握这一信息后，警方就能追踪用这张卡拨打的每一个电话号码。在三个月的使用时间里，该卡共拨打了三十二通电话，包括巴拉的父母、女友、几名朋友和一名商业伙伴。“真相越来越清晰了。”弗罗布莱夫斯基说。
按照巴拉自己的估计，《杀人狂》只卖出了几千册。但是，他自信这本书终会成为文学巨著。“我真的认为，有一天我的书会被赏识，”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有些艺术作品要沉寂多年才会得到认可。”
弗罗布莱夫斯基及其团队很快发现了被害人与嫌疑人的另一重联系。斯塔莎的朋友，玛尔戈扎塔·德罗斯特扎乌对警方说，2000年夏天，她跟斯塔莎去了弗洛茨拉夫的“疯马”夜总会。德罗斯特扎乌跳舞的时候，看见斯塔莎在跟一个长头发、蓝眼睛的男人说话。她在城里见过这个人，他叫达留什·谢尼亚夫斯基。
巴拉的许多朋友认为，他想要在虚构里完成自己在现实中从没做过的事：打破一切禁忌。《杀人狂》出版后的一次访谈中，巴拉说：“我写这本书是不顾及任何世俗之见的……一般读者只会对几处富有画面感的、暴烈的性爱描写感兴趣。但是，如果真的读进去了，他就会发现，这些场景是为了唤醒读者……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是多么糟糕、贫乏、伪善。”
弗罗布莱夫斯基还有最后一个人要问话：斯塔莎。但是，她一直拒绝合作。也许是因为害怕前夫。也许是因为她听信了巴拉遭受警方迫害的说辞。抑或是她害怕有一天要告诉儿子：她出卖了他的父亲。
波兰书店里难觅《杀人狂》的踪影，它惊世骇俗的内容是一部分原因。即使书店里有，也会放在书架最顶上，小孩子够不到的地方。（本书尚无英文版。）在互联网上，《杀人狂》获得了少量好评。“波兰文学里从未有过这样的书。”一人写道，还说它“现实得令人瘫痪，低俗得完全彻底，充斥着偏执狂与谵妄的画面。”还有人说它是“一部虚构的杰作”。然而，大部分读者都认为它“完全没有文学性”，用一份主流波兰报纸的话说。连巴拉的一个朋友也将其斥为“垃圾”。哲学教授谢罗茨卡把书翻开时，不禁为其粗鄙的语言感到震惊，与巴拉上大学时富有智慧、清晰明快的文字截然相反。“我实在觉得不堪卒读。”她说。巴拉的一位前女友后来说：“我被吓到了，他以前不会这样说话。他从来没有这么粗鄙污秽地对待过我。我们的性生活很正常。”
弗罗布莱夫斯基和手下又去找了斯塔莎，这一次给她看了《杀人狂》的几个片段。这本书是两人分开后出版的，她从来没认真看过。波兰警方称，斯塔莎看了关于克里斯的妻子索尼娅的几段，发觉她与自己实在太相似了，这才同意开口。
2002年年底，巴拉写完了。克里斯的生平和他本人的有些类似，模糊了作者与叙述者的界线。他甚至把书的部分章节贴到了一个名叫“杀人狂”的博客上，与读者讨论时，他用的名字就是“克里斯”，仿佛他就是书中的角色。小说于2003年出版，之后一名采访者问他：“有些人写作只是为了释放他们的……海德先生[1]，也就是人格中的阴暗面——你赞同这个观点吗？”巴拉打了个哈哈：“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但我不予置评。或许克里斯蒂安·巴拉是克里斯的造物……而不是相反。”
她承认自己在“疯马”夜总会见过谢尼亚夫斯基。“我点了薯条，就问吧台旁边的人薯条炸好了没有，”斯塔莎回忆道，“这个人就是达留什。”她说，两人说了一晚上话，谢尼亚夫斯基给了她自己的电话号码。后来，他们约会了一次，还开了房。但是，还没等两人发生什么，谢尼亚夫斯基就承认自己有家室，而她也就离开了。“我知道被丈夫背叛的妻子是什么感觉，所以我不会这样对待另一个女人。”斯塔莎说。谢尼亚夫斯基的婚姻问题很快就过去了，他和斯塔莎再也没一起出去过。
在整本书中，巴拉玩弄着语词，只是为了突出语词的变动不居。有一章的题目叫“Screwdriver”，同时指向三样东西：螺丝刀、螺丝起子鸡尾酒和一种性爱体位。克里斯杀死玛丽时的情景也透着语言游戏的意味。“我把刀和绳索从床下拿了出来，就像要开始给孩子读童话故事时似的，”克里斯说，“接着，我开始展开这条绳索的寓言，为了让故事更有趣，还把它打成了结。这个过程用了两百万年的时光。”
她与谢尼亚夫斯基约会几周后，斯塔莎说，巴拉醉醺醺地来到她家，脾气很大，要求她承认跟谢尼亚夫斯基有外遇。他闯进大门，还动手打了她。他喊道，他雇了一个私家侦探，什么都知道。“他还说自己去过达留什的办公室，跟我描述了办公室的样子，”斯塔莎回忆道，“接着，他说知道我们去了哪家宾馆，进了几号房间。”
《杀人狂》的风格和结构衍生自众多后现代小说，这又加强了他的一个观念：真理是虚幻的——毕竟，除了谎言和神话创作，小说还是什么呢？巴拉的叙事者经常会提醒读者，他正在被一部虚构作品所引诱。“我要开始讲我的故事了，”克里斯说，“我会尽量不让你感到厌倦。”在另一段典型的虚实相间的话中，克里斯说，他在读一本书，主题是背负着“罪恶感”的年轻作者的狂躁反叛——也就是说，情节与《杀人狂》一样。
斯塔莎说，后来她知道谢尼亚夫斯基失踪了，就问巴拉跟他有没有关系，他说没有。她相信巴拉虽然行为粗暴，但肯定不会杀人，也就把事情放过去了。
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承认了自己的罪，并为之受罚，同时由于索尼娅的爱，他又得到了救赎，在她的引领下回到了前现代的基督教秩序。但是，克里斯从来没有摘下他所谓的“沉默的白手套”，而他也从没有受到惩罚。（“谋杀无痕。”他宣布。）他的妻子也叫索尼娅——这并非偶然——从未回到他身边。
弗罗布莱夫斯基第一次感到明白了《杀人狂》的最后一句话：“是被盲目的忌妒杀害的人。”
最后，克里斯将终极的道德真理弃绝，杀害了女友玛丽。“我拉紧了套在她脖子上的绳索，用一只手拽住她，”他说道，“另一只手拿刀，捅进她左乳下方……一切都被鲜血覆盖了。”接着，他在她身上射精了。谈到杀戮，他用一种扭曲的方式呼应了维特根斯坦“某些行为是不可言喻的”这一观念。他说：“没有喧闹，没有词语，没有动作。完全的沉默。”
2007年2月22日，巴拉受审第一天，旁听者纷纷涌入弗洛茨拉夫法院。旁听者里有哲学家，他们争论着后现代主义的后果；有年轻的律师，他们希望了解警察局的最新侦查技术；还有记者们，他们想要记下每一个撩人的细节。“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杀人本身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先杀人，然后写进小说里，这肯定能上头条。”罗兹的一份周刊Angora的头版文章中写道。
克里斯不受任何意义上的真理约束——道德、科学、历史、传记、法律——走上了恐怖的狂欢之路。妻子当场抓到克里斯和她最好的朋友做爱后便离开了他。（他说自己至少“剥除了她的臆想”。）从此之后，他与一个又一个女人上床，从麻木到性虐。他将常规倒转了过来，专找丑女，认为她们“更真实，更鲜活，更可触摸”。他酗酒，他满嘴脏话，用书中一名角色的话说，他铁了心要玷污语言，要“史无前例地让语言污秽”。他嘲笑传统的哲学家，亵渎天主教会。有一次，他跟朋友喝醉了，便从教堂里偷了一座圣安东尼的雕像。圣安东尼是一位埃及的基督教圣徒，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沙漠中，与魔鬼的诱惑战斗，让福柯产生了浓厚兴趣。（福柯描写了圣安东尼求助于《圣经》来抵挡恶魔，却看到犹太人屠杀敌人的经文。他写道，“邪恶并不体现在人类个体之中”，而是“存在于语词之中”，哪怕是一本救赎之书也会打开“地狱之门”。）
莉迪亚·霍延斯卡法官坐在审判庭最高的位置，身下是波兰的白鹰国徽。根据波兰法律，陪审团由主审法官、另一名法官和三名波兰公民组成。被告和检方分别坐在两张朴素的木椅上，检察官旁边坐着谢尼亚夫斯基的遗孀和儿子。听众坐在房间后部，最后一排坐着一名敦实的女人，留着红色短发，看上去很紧张，仿佛危在旦夕的是她一样。她是巴拉的母亲特蕾莎；他的父亲因忧心过度，没有出席。
他开始倾力创作《杀人狂》。这本书凝聚了他的所有哲学执念，情节效仿《罪与罚》。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拉斯科利尼科夫坚信自己是优越的，正义出于己心，谋杀了一名罪恶的当铺老板。“上千件善行难道抵不过一件小小的罪行吗？”拉斯科利尼科夫问。如果说，拉斯科利尼科夫是弗兰肯斯坦式的现代恶魔，那么《杀人狂》的主角克里斯就是一名后现代的恶魔。在他看来，不仅神圣不存在（“神啊，如果你真的存在，那就看看精液与血液在一起的模样吧”），连真理也不存在（“真理在被叙事置换”）。书中的一名角色承认，他不知道克里斯构建出的人格中哪一个是真实的，而克里斯却说：“我很善于撒谎，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谎言。”
似乎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对准了房间中部的一个笼子，它有近九英尺高，二十英尺长，安着粗重的金属栏杆，就像动物园里的那种一样。笼子中间站着一个身穿正装的男人，透过眼镜平静地看着外面。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巴拉。他最多会被判处二十五年有期徒刑。
他并不是个好商人。同事们说，他有了钱就会花掉，不会投到公司业务上。2000年，他申请了破产，婚姻也破裂了。“主要就是女人的问题，”他妻子后来说，“我知道他有情况。”斯塔莎离开后，他似乎心灰意冷，离开了波兰，先是去了美国，后来在亚洲落脚，以教英语和潜水为生。
审判的前提是：真相是可以获知的。然而，正如作家珍妮特·马尔科姆所说，它也是“两种对立叙事”对抗的战场：“胜利者属于能够经受住证据考验的故事。”在此案中，检方提出的叙事与《杀人狂》很像：巴拉与他的另一个自我克里斯一样，都是堕落的享乐主义者，不受任何道德戒条的约束，并在嫉妒的怒火中将人杀害。检方首先举出了巴拉电脑里的文件，是搜查他父母家时查获的。在一个加了密码“amok”的文件里，巴拉巨细靡遗地列举了与七十多名女性的性交经历，包括：他的妻子斯塔莎；一名“又老又胖”的离婚表姐；一位朋友的母亲，描述是“岁数很大，行为很野”；一名俄罗斯“妓女，地点：一辆老式汽车”。检方还呈递了多封电子邮件，其中巴拉的用语和克里斯如出一辙，多有淫语或暗语，比如“愉悦果汁”（joy juices）、“忧郁夫人”（Madame Melancholy）。在一封发给斯塔莎的怒气冲冲的邮件中，巴拉写道：“生活不只是性交，亲爱的”——与克里斯的疾呼“性交不是世界的目的，玛丽”颇为相似。一名心理学家的证词中写道，“每个作者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个性代入到艺术创作中”，而且克里斯和被告都有“性虐待”的人格。
1995年，巴拉厌倦了年少轻狂的姿态，于是跟高中时的女友斯坦尼斯拉娃结婚了。他管妻子叫“斯塔莎”，她高中就辍学了，现在在干文秘工作，对语言或者哲学没有什么兴趣。巴拉的母亲反对这段姻缘，认为斯塔莎不适合自己的儿子。“我觉得他至少应该等到毕业。”她说。但是，巴拉坚持说自己想要照顾一直深爱自己的斯塔莎。1997年，两人的儿子卡斯帕勒出生了。同年，巴拉以满分的成绩大学毕业，开始攻读哲学博士学位。虽然他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但还是要努力养家，很快就放弃学业，开了清洁公司。在讲述波兰新生代商人的纪录片中，巴拉说：“现实来到面前，狠狠踢了我的屁股。”他带着屈服的意味说道：“我曾经想在墙上涂鸦，现在却要努力清理涂鸦。”
在整个过程中，巴拉都坐在笼中，或记录庭审过程，或饶有趣味地观察听众。有时，他似乎对“真理可以被认清”这条前提发起了挑战。根据波兰法律，被告可以直接向证人提问，巴拉迫不及待地利用了这条权利。他的质问富有学者气息，经常让证词显得如德里达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他的一名前女友做证说，喝醉的巴拉曾来到她家阳台，好像马上就要自杀似的。他问她，她的话会不会有多种解释方式。“我们能不能说这是一个语义问题——对‘自杀’一词的误用？”他问道。
有些人觉得这种宣言是幼稚的，甚至是荒谬的，其他人则被深深地迷住了。“有传言说，没有女人能抗拒他。”他的一个朋友回忆道。跟他最亲近的人都认为，他的故事不过是顽皮的虚构。之前教过他的谢罗茨卡说，现实中的巴拉总是“和善，勤奋，有活力，守规矩”的。他的朋友拉辛斯基说：“克里斯蒂安喜欢尼采的超人观，但是任何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就像他的语言游戏一样，他只是在玩玩罢了。”
但是，随着庭审的进行，反对他的证据越来越多，这位后现代主义者也越发朝着实证主义者的方向发展，绝望地试图说明检方证据链中的漏洞。巴拉指出，没有人曾看到他绑架、杀害谢尼亚夫斯基，或者将其沉入水中。“我要说，我从没见过达留什，在场也没有任何一个证人能确认我认识他。”巴拉说。他对检方提出控诉，说他们随意抽取自己个人生活的若干片段，然后拼凑成了一个故事，与实情相去甚远。检察官们在进行“神话创作”，或者用巴拉辩护律师的话说，在编造“小说情节”。被告认为，警方和媒体都被耸人听闻的故事，而非事实真相吸引住了。（举几个该案报道的标题为例：比小说更离奇的真相和他写下了自己的谋杀。）
巴拉将自己描述成了一名顽童，追寻着福柯所谓的“极限体验”：他想要扩展语言和人类存在的边界，打破他心目中西方社会伪善的、压迫性的“真理”，包括对性和毒品的禁忌。福柯本人就沉迷于同性间的虐恋。巴拉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三个人的著作：乔治·巴塔耶、威廉·巴勒斯和萨德侯爵。巴塔耶发誓要“暴力地反对一切制度”，一度考虑过实行人牲。巴勒斯则要用语言“消除语言”。萨德侯爵更是疾呼“人啊！难道善恶要由你来决断吗？”，巴拉大肆吹嘘自己醉游妓院、屈服于肉欲的经历。他告诉朋友们，他厌恶“常规”，“无所不能为”。他还坚持说：“我不会长寿，但一定会怒放！”
巴拉浸润于后现代主义的“作者之死”观念已久，即作者在对文学作品含义的理解上并没有超过其他任何人的权威。然而，当检方对陪审团提出《杀人犯》中某些可能与犯罪相关的细节时，巴拉却抗议说，他的小说被误读了。他坚持认为，玛丽之死只是“哲学之死”的象征。他还试图诉诸作者的权威。他后来对我说：“这本书是我写的！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意思。”
巴拉对这些思想家的接受方式是“六经注我”：这里吸取一点，那里吸收一些，充斥着扭曲、转向和打乱，直到形成自己的一套激进哲学。出于自娱的目的，他开始编造关于自己的神话——巴黎冒险记、同学罗曼史——而且努力让朋友们信以为真。“他会讲这些关于自己的荒诞不经的故事，”拉辛斯基说，“他告诉一个人，那个人又跟别人讲，这件事就变成真的了。它存在于语言之中。”他又补充道：“克里斯蒂安甚至自己造了个词，叫‘神话创作’。”没过多久，朋友们就难以辨别哪个是真实的他，哪个是他发明的他了。在一封给朋友的电子邮件中，巴拉写道：“我要是写了自传，里面肯定全是神话！”
9月初，案件交由陪审团审理。巴拉没有出席。但是，在一份声明中，他说：“我相信法庭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撤销对我的一切指控。”之前被提升为警监的弗罗布莱夫斯基来到了法庭，希望亲耳听到判决。“就算你很确定真相是什么，但总归不能确定其他人会不会和你想的一样。”他告诉我。
那个时候，巴拉迷恋上了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法国后现代思想家。他对德里达的一个想法特别感兴趣：不稳定的语言无法确定任何绝对真理，而且人类身份本身也是语言锻造的产物。巴拉写过一篇关于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论文。罗蒂的一个著名论断是：“令他人信服的伪装便是一个人的真实面貌本身。”
最后，法官和陪审员回到了审判庭。巴拉的母亲焦急地等待着。她之前从来没看过《杀人狂》，里面有一段是克里斯幻想强奸母亲。“我开始看了，不太好读，”她告诉我，“如果是别人写的，我可能就不读了吧，但我是他妈妈。”巴拉的父亲第一次现身了。他之前读过这本小说，虽然有些部分不太明白，但还是认为这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你看十遍，二十遍，每次都有新收获。”他说。在给父亲的那一本上，巴拉给父母写了一句话：“谢谢你们……宽恕我所有的罪孽。”
巴拉的父亲斯坦尼斯拉夫是一名建筑工人兼出租车司机（“我没受过什么教育，头脑很简单。”），对儿子的学术成就充满骄傲。不过，他偶尔还是想把克里斯蒂安的书扔掉，逼着他“跟我在园子里种地”。斯坦尼斯拉夫有时在法国工作。夏天的时候，克里斯蒂安经常跟父亲一起去挣学费。“他带的箱子里全是书，”斯坦尼斯拉夫回忆道，“他白天工作，晚上学习。我以前跟他开玩笑，说他从书里读到的法国比用眼睛看到的还多。”
霍延斯卡法官宣读判决书时，巴拉笔直地站着，一动不动。然后是清晰无误的一个词：“有罪”。
在巴拉看来，这种颠覆性的观念在苏联轰然倒下后有着特别的意义。在红色帝国中，语言和事实曾被任意操纵，营造出一种虚假的历史观。“共产主义的终结标志着一种伟大元叙事的终结。”巴拉后来这样对我说，改写自后现代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一句话。巴拉曾在一封给朋友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好好读维特根斯坦和尼采！各读二十遍！”
弗洛茨拉夫监狱是一座灰色的煤渣砖建筑，像是苏联时代的遗物。我把访客通行证从墙上的一个小洞里递进去时，一个没有感情的声音命令我去大楼正前方，结实的大门摇晃着打开了，里面走出了一名在阳光下眨着眼睛的警卫。搜过身后，我穿过了几个阴冷的房间，最后到了一个小会客室，里面放着陈旧的桌椅。波兰监狱的条件是出了名地糟糕。由于人满为患，一间囚室往往要住七名犯人。2004年，弗洛茨拉夫监狱的犯人发起了为期三天的绝食运动，抗议过分拥挤、伙食低劣、医疗不足的问题。监狱暴力是另一个问题：有人告诉我，就在我去几天前，一名访客就被囚犯捅死了。
巴拉当时经常同父母住在弗洛茨拉夫城外的一座小镇，霍伊诺夫。他往家里搬了无数哲学书，过道里、地下室里全都是。波兰的哲学系长期被马克思主义把持。与自由主义一样，它植根于启蒙时代的理性观念，致力于追索普世真理。然而，巴拉感兴趣的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激进思想，后者认为，语言就像象棋一样，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巴拉经常称维特根斯坦为“我的导师”。他还着迷于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两个著名论断：“世上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和“真理是让人们忘记它们是虚幻的虚幻。”
会客室角落里有一位消瘦英俊的男人，戴着金丝眼镜，身穿一件海军蓝的画家工作服，外面套着一件“威斯康星大学”字样的T恤衫。他捧着一本书，看上去像是美国留学生。我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原来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巴拉。“很高兴你能过来，”他跟我握着手说道，把我带去了一张桌子边上，“这是个大粪坑，就跟卡夫卡写的一样。”他的英语清晰可辨，但口音很重，“s”的发音像是“z”。
他在高中里就是尖子生。1992至1997年本科就读于弗洛茨拉夫大学，被认为是哲学系最聪明的学生之一。考试前一天晚上，其他学生都忙着刷题，他却经常喝酒狂欢。第二天早晨，他才披头散发、酒意未消地来到考场，然后拿到全班最高分。“有一次，我跟他出去，考试差点挂掉。”他的前同班同学和好友洛塔尔·拉辛斯基回忆道，他目前在弗洛茨拉夫的另一所大学教授哲学。贝娅塔·谢罗茨卡是巴拉当年的一位哲学教授，她说巴拉对学习孜孜不倦，而且有一颗“好奇的、叛逆的头脑”。
坐下后，他靠在桌边，我能看到他面颊深陷，还有黑眼圈，鬈发根根竖立，好像他用手指焦虑地抓过一样。“我被判了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就因为写了一本书——一本书！”他说道。“太荒谬了。真是胡说八道。请原谅我的用语，但事实就是如此。你看，我写了一本小说，一本疯狂的小说。它低俗吗？是的。淫秽吗？是的。下流吗？是的。冒犯吗？是的。这是我有意为之的。这是一部刺激性的作品，”他停了一下寻找例子，接着说，“比方说，我写过，克里斯从一个女人的子宫里生出来，都要比我——”他感觉自己说走嘴了。“我是说，叙述者，比叙述者跟她做爱容易。你看，这是有意要冒犯，”他继续说道，“我的经历跟萨曼·鲁西迪是一样的。”
四年之前的1999年春天，克里斯蒂安·巴拉坐在弗洛茨拉夫的一家咖啡馆里，身穿三件套正装。他即将成为纪录片《新生代富人》的采访对象。这部片子的主题是乘着突然自由化的波兰资本主义制度的东风而崛起的新一代商人的故事。巴拉当时二十六岁，入选的原因是他经营着一家工业清洁公司，使用的先进设备来自美国。虽然巴拉为这次出镜打扮了一番，但看上去还是更像初出茅庐的诗人，而非商界精英。他长着一双深邃的深色眼睛，一头浓密的棕色鬈发，身材纤弱，长相俊俏，富有敏感气质，朋友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爱神”。他很能抽烟，所学专业是哲学，说话像哲学教授一样——这也是他理想的职业，过去如此，现在亦然。“我不喜欢经商。”巴拉后来对采访者说，还说他一直“梦想走上学术道路”。
说话的时候，他把手头的书放到了桌子上。那是一本破破烂烂的《杀人狂》。我问到巴拉不利于他的证据——比如手机和电话卡——时，他变得闪烁其词，有时甚至有阴谋论的味道。“电话卡不是我的，”他说，“有人要陷害我。我还不知道是谁，但外面有人要害我。”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你看不到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编造了这个现实，逼迫我住进里面。”
弗罗布莱夫斯基的主要阅读领域是历史类书籍，他对小说的内容感到震惊：不仅腐化堕落，而且反教会的意味浓重。他注意到了一个事实：这位叙述者无缘无故就杀害了一名女情人（“我经历了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而且精心隐藏痕迹，一直逍遥法外。尤其让弗罗布莱夫斯基惊讶的是杀人手法：“我将绳索套上她的脖子。”接下来，弗罗布莱夫斯基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情：杀手名叫克里斯，正是作者名字克里斯蒂安的英语写法，也是克里斯蒂安·巴拉在拍卖网站上的用户名。弗罗布莱夫斯基开始详读这本书——坚毅的警察变成了一名文学侦探。
他说已经提出了上诉，引述了审判中逻辑和事实上的不一致。例如，一名验尸官说谢尼亚夫斯基是淹死的，另一人却说是被勒死的。法官本人也承认，她不确定罪犯只有巴拉一人，抑或另有共犯。
犯罪过程规划得如此完善，竟然会把被害人的手机挂到拍卖网站上？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弗罗布莱夫斯基意识到，巴拉可能是从别人那里拿到的，在当铺里买到的，甚至是在大街上发现的这部手机。巴拉已经移居到了国外，见面不太方便。但是，弗罗布莱夫斯基调查此人背景时发现，他最近出版了一本小说，名叫《杀人狂》。弗罗布莱夫斯基买了一本，封面上画着一头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山羊——这是古代的恶魔标志。与法国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的作品一样，这本书色情诡异，充斥着性虐待。主角兼叙述者是一位百无聊赖的波兰知识分子，除了哲学玄思之外，便是饮酒和跟女人做爱。
我问到他《杀人狂》的情况时，巴拉来了精神，回答直接而详细。“这本书的宗旨不是我本人的宗旨，”他说，“我不是反女性主义者。我不是沙文主义者。我并非冷酷无情。在很多地方，克里斯是我的反英雄。”他多次指着我的便签本说“把这段记下来”或者“这是重点”。他看着我做笔记时，不无惊奇地说：“你看到这件事有多么疯狂了吗？我编造了一件从未发生的谋杀。”在他的这本《杀人狂》上，几乎每页都划了线或做了旁注。后来，他给我看了几张纸，上面画着复杂的图表，说明了他在文学上受了谁的影响。显然，他在监狱里对这本书更加沉迷了。“我有时会给狱友们朗读几页。”他说。
弗罗布莱夫斯基对着材料沉思，想要找到更多的东西，但陷入了停滞。过了几个小时，他把文件锁回保险柜。但是，之后的几天里，他又一遍遍地把文件拿出来，日夜参读。他突然意识到，谢尼亚夫斯基的手机从来没被找到。弗罗布莱夫斯基决定去找一找这部手机——当然，希望比较渺茫。波兰在技术发展上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资金不足的警方刚刚开始采用追踪手机和计算机通讯的先进手段。弗罗布莱夫斯基恰恰对新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于是在局里新招的电信专家协助下，他开始了精心的搜查。自从谢尼亚夫斯基失踪后，他的手机就再没有被使用过。但是，弗罗布莱夫斯基知道，手机一般都会有个厂商序列号，他的手下联系了谢尼亚夫斯基的妻子，她提供了包含该信息的收据。让弗罗布莱夫斯基惊讶的是，他和技术同事很快发现了同款：谢尼亚夫斯基失踪四天后，拍卖网站Allegro上挂出了一部序列号完全相同的手机。卖家账号是ChrisB[7]。调查人员后来了解到，他是一名三十岁的波兰知识分子，名叫克里斯蒂安·巴拉。
审判中有一个问题从来没有被回答。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一个人为什么要先杀人，然后把它写进小说里，好方便别人来抓他呢？在《罪与罚》中，拉斯科利尼科夫提出，最精明的罪犯也会犯错误，因为他“在犯罪时会体验到某种意志和理性的失败……一种浮夸的、幼稚的轻率会取而代之，而此时思考和审慎正是最必要的”。然而，《杀人狂》是在谋杀发生三年后出版的。如果犯人真的是巴拉，那么起因就不是“意志和理性的失败”，反而是意志和理性的过剩。
查过通话记录后，调查人员发现，给谢尼亚夫斯基的电话是从同一条街上的电话亭打来的。弗罗布莱夫斯基认为，这就解释了背景音的问题。记录还表明，这通电话结束后不到一分钟，同一个电话亭就拨通了谢尼亚夫斯基的手机。虽然通话令人起疑，但弗罗布莱夫斯基还不能确定打电话的人就是凶手，他同样说不准到底有多少个人参与了这场谋杀。谢尼亚夫斯基身高超过六英尺，体重约二百磅，把这样一个人绑起来然后弃尸，大概需要同伙。前台说，谢尼亚夫斯基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她看见似乎有两个男人在跟着他，虽然她也讲不清楚长相细节。不管绑架者是谁，弗罗布莱夫斯基都认为，他们组织严密，精明敏锐。主谋——根据通话者的声音判断，弗罗布莱夫斯基认为是一名男性——肯定研究过谢尼亚夫斯基的行为习惯，也知道如何把他引出办公室，或许还把他引上了一辆车。
有些观察者推测，巴拉会不会想要被抓住，这样至少能从负担中解脱出来。在《杀人狂》中，克里斯提到了“负罪感”，还有脱下“沉默的白色手套”的愿望。虽然巴拉坚持说自己是无辜的，但将这本小说理解为自白倒也并无不可。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当局相信，巴拉最想要的就是不朽的文学地位，于是认为不能分开来看他的罪行与写作。庭审过程中，谢尼亚夫斯基的遗孀恳求媒体不要把巴拉描绘成艺术家而非杀人凶手。由于巴拉被捕，《杀人狂》在波兰一炮走红，几乎每家书店都有卖。
弗罗布莱夫斯基阅读了当地警方拿到的口供。谢尼亚夫斯基母亲的证词信息量最大，她在儿子的广告公司里负责记账。她说，儿子失踪当天，一名男子在上午9:30左右给公司打了电话，说是要找他。打电话的人找得很急。“你能不能做三个标志牌，大大的那种，第三个要跟广告牌一样大？”他问道。她正要追问，他就说“我不跟你说这个”，再次要求跟她儿子通话。她说他不在办公室，但给了他谢尼亚夫斯基的手机号。对面就挂断了。他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谢尼亚夫斯基的母亲也认不出他的声音，虽然她觉得此人听起来“挺专业”。谈话期间，她听到背景里有动静，单调，声音挺大。后来，她儿子回到办公室里，她就问是不是客户打来的。谢尼亚夫斯基说已经安排当天下午见面了。最后一名确知谢尼亚夫斯基活着的人是大楼前台。他说，谢尼亚夫斯基是下午四点左右离开办公室的。他把自己的标致留在了停车场，家人都说这很不寻常：他经常到外面去见客户，但一般都会开自己的车去。
“新版要出来了，会有一篇后记，主题是庭审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巴拉激动地对我说，“其他国家也有兴趣出版。”翻着自己那本书，他补充道：“这样的书还从来没有过。”
弗罗布莱夫斯基之前就听说过谢尼亚夫斯基一案，但不是很了解细节，于是坐在桌前读起了文件。他知道，破解悬案的关键往往是原始文件中被忽略的线索。他研读了病理学家的报告和犯罪现场的照片。弗罗布莱夫斯基认为，以作案行径之残忍，犯人必定对谢尼亚夫斯基有着深仇大恨。此外，谢尼亚夫斯基受过拷打，身上衣物又很少，这表明他是被扒光的，目的是羞辱他。（没有性虐的迹象。）谢尼亚夫斯基的妻子说，她丈夫总是随身携带信用卡，但犯罪发生后，卡并未被盗刷——这更表明不是简单的劫财。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他对“完美犯罪”意兴阑珊，倒是对“完美故事”兴趣浓厚。按照他的界定，他迈过了文学前辈划定的审美、现实与道德边界。“我跟你说，我正在写《杀人狂》的续作，”他说的时候，眼睛都在放光，“书名叫De Liryk，”他又重复了几遍，“这是一个双关语，既有歌词（lyrics）的意思，也有谵妄（delirium）的意思。”
1984年，弗罗布莱夫斯基从高中毕业了。从那以后，他就在寻找自己“生命的目标”。他干过许多工作：市政府办事员、锁匠、士兵、航空技师，还组织过共产党政府的工会，与团结工会站在一起。1994年，共产党政权下台五年后，他加入了新近改组的警方。波兰警官的工资当年就很低，现在也不高，新入职的年薪只有几千美元。而弗罗布莱夫斯基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需要养活。不过，这个职业确实很适合他。他拥有天主教式非黑即白的道德观，对追捕罪犯甘之如饴。第一次拿下杀人犯后，他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对山羊角，纪念自己抓到了猎物。他还利用不多的自由时间在当地一所大学修习心理学：他想要理解罪犯的心理。
他解释说，他在被捕前就已经开始动笔了，但警方把他的电脑没收了，书稿都在里面。（他正在尝试把文件取回来。）当局告诉我，他们在电脑里发现的证据表明，巴拉正在收集斯塔莎新男友哈利的信息。“单身，三十四岁，八岁丧母，”巴拉写道，“似乎在铁路公司上班，可能是火车司机，但不确定。”弗罗布莱夫斯基和当局怀疑，哈利可能是巴拉的下一个目标。巴拉知道哈利上网络聊天室后，就在网站下面用假名发了一条信息：“不好意思，我想找哈利。有霍伊诺夫的人认识他吗？”
谢尼亚夫斯基案立案已有三年，最初是由当地警方调查的，后来才转移到市局，由弗罗布莱夫斯基的单位负责。这起谋杀案是悬案中的悬案，深深吸引着弗罗布莱夫斯基。他身材高大，动作有些笨拙。脸粉嘟嘟、肉乎乎的，有一点啤酒肚。他上班不穿警服，而是穿着平常的宽松长裤和衬衫。他看起来不是很精明，而他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人们以为用不着害怕他，所以都信任他。上级都会笑话他，说他的案子都是“自行”解决的。“亚采克”（Jacek）相当于英语里的“杰克”（Jack），而姓氏“Wroblewski”里的“wróbel”在英语里就是“Sparrow”，意为“麻雀”。凑在一起正好跟约翰尼·德普在《加勒比海盗》里扮演的角色同名。弗罗布莱夫斯基对此的回应是：“我更像鹰。”
巴拉告诉我，他希望在上诉法院判决出来后完成第二部小说。实际上，我和他谈话几周后，上诉法院推翻了原判，让许多人感到不敢置信。虽然上诉委员会认为巴拉和凶手之前存在着“不容置疑的关联”，但得出的结论是，“逻辑证据链”仍然存在漏洞，例如验尸官互相矛盾的证词，这些漏洞需要解决。委员会拒绝释放巴拉出狱，但要求重审。
200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三十八岁的弗洛茨拉夫警局警探亚采克·弗罗布莱夫斯基打开了办公室里的文件柜，取出了一个标有“谢尼亚夫斯基”的文件夹。当时日色渐沉，局里的大部分人很快就要回家了，外面长长的石头走廊边，厚重的木门一扇扇关上。这座要塞般的建筑是在二十世纪初由德国人修的，当时弗洛茨拉夫还是德国的一部分。（建筑地下有通往监狱和街对面法院的隧道。）弗罗布莱夫斯基喜欢在深夜工作，办公桌上有一个咖啡壶和迷你冰箱。他的办公室不大，跟牢房有点像，基本上就只能装下这点私人物品了。墙上挂着几张有整面墙那么大的波兰地图，还有画着暴露女郎的挂历，有正式访客时会取下来。
巴拉坚持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完成De Liryk。他看了看警卫，好像害怕他们听见似的，然后身体前倾，小声对我说：“这本书会更加惊世骇俗。”
六个月后，调查被搁置了，因为“无法找到犯罪者”，这是检察官在报告里说的。在谢尼亚夫斯基尸体被发现的地方附近，他的家人找了一棵橡树，在树上挂了一个十字架。它是少数被波兰媒体冠以“完美犯罪”的案件，至今尚未破获。
2008年2月
警方发起了大规模调查。潜水员下到冰冷的河水中寻找证据。刑侦专家彻查了森林。几十名相关人员接受了问话，谢尼亚夫斯基的商业记录也查了。结果还是一头雾水。谢尼亚夫斯基夫妇是八年前结婚的，虽然有一小段时间关系出现了问题，但后来就和好了，还准备收养一个孩子。他既无外债，又无对头，也没有犯罪记录。证人说他为人宽和，是个业余吉他手，还为自己的摇滚乐队创作音乐。“他不是那种会惹事的人，”他妻子说，“他不会伤害任何人。”
2008年12月，重审结果出来了。他再次被判有罪。他目前正在服刑，刑期二十五年。
受害者——身高很高，深色长发，蓝色眼睛——似乎符合对三十五岁的商人达留什·谢尼亚夫斯基的描述。他之前住在六十英里外的弗洛茨拉夫市。近四周前，他的妻子报告说他失踪了。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11月13日，当时他正从弗洛茨拉夫市中心的小广告公司里出来，他是这个公司的老板。警方请谢尼亚夫斯基的妻子来确认死者身份时，她不敢睁眼看，只好由死者母亲代劳。她马上就认出了儿子飘逸的长发和胸前的胎记。
[1]小说《化身博士》中的角色，海德先生与杰基尔博士同为一体，只是善恶截然二分。
三人报了警，警方小心地将男子尸体从水里捞了出来。此人脖颈套着绳索，双手绑在身后。绳索有一截似乎被刀割断了，割断之前连着被害人的手和脖子，绑成一个反向的吊床形。这是一种绞刑的姿势——越挣扎套得越紧。毫无疑问，此人是被谋杀的。死者只穿着一件运动衫和内衣，身体上有被拷打的痕迹。病理学家确定，被害人肠道中几乎没有食物残留，表明死去之前数日未进食。警方起初认为他是先被勒死，然后沉到河里的，但肺部积液检查表明存在溺死的迹象。这就意味着，他很可能是活着被扔进水里的。
[2]Amok，即他的小说名。
在波兰西南角，一处远离任何城镇的地方，奥得河拐了个急弯，于是形成了一个小河湾。两岸野草丛生，松树和橡树高耸入云。只有垂钓者会定期来这里，因为河湾里盛产鲈鱼和梭鱼。2000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日里，三名垂钓者来到这里，其中一人发现近岸处有东西漂着。他起初以为是一截原木，走近发现像是头发。他朝朋友大喊，拿渔竿指着它。原来是一具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