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罗纳和联邦调查局逮捕了特拉菲坎特，罪名是接受黑帮贿赂，数额为十六万三千美元。起诉书称，他“在知情和自愿的情况下，参与、合谋、协助、默许”不法分子犯罪，建议判处二十三年有期徒刑。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特拉菲坎特决定自辩，虽然他并非专业律师，而且法官警告过他，“几乎没有头脑清醒的人”会这样做。
按照联邦调查局的描述，特拉菲坎特承认接受了贿赂，并同意合作以换取赦免。在两名证人面前，他签署了认罪书，内容是：“我在竞选俄亥俄州马霍宁县治安官期间，接受了贿赂……同时知晓在我当选之后，某些非法活动会在马霍宁县进行，而且作为治安官，我不会干涉这些活动。”但是，联邦调查局说，过了几周，特拉菲坎特意识到自己必须卸任治安官，而且理由要被公开，便撤回了认罪书。“你办你的案，”他告诉克罗纳，“我干我的事。”特拉菲坎特后来对一名当地电视台记者说：“凡是想让我进监狱的人都是玩火自焚。”
1983年春，开庭当日，特拉菲坎特信步走入审判庭，穿着短袖衬衫和宽松长裤。面对陪审团，他说出了自己在卡拉比亚磁带中承诺的话：他要做的是“俄亥俄州政坛有史以来最不同寻常的壮举”。特拉菲坎特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卧底特工，想要说服卡拉比亚兄弟，让他们以为他是自己人，以便借用他们的力量消灭更强大的匹兹堡帮。“我所做的，我要做的，就是谋划一套万全之策，肃清黑帮的政治势力，打击他们对马霍宁县的掌控。”他说自己的表演简直应该拿“奥斯卡奖”，而陪审团和旁听观众也听得入了迷。
过了几秒钟，特拉菲坎特跌坐在椅子上。根据克罗纳的说法，他当时说：“我不想再听了。我听够了。”
他承认拿了黑道的钱，但又说，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竞选对手拿到这些钱。虽然他同意在联邦调查局面前签了“一份声明”，但它并不是可以用做证据的“认罪书”。他坚持说，自己之所以对联邦调查局撒了谎，是因为不信任探员，而且，若非克罗纳和联邦调查局捣乱，他早就把全国最腐败的县整饬一新了。“我要强调的是，”他说，“我打入了黑帮。”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打乱了黑帮。”
特拉菲坎特：“十三万吧。”
轮到克罗纳出庭做证时，他说特拉菲坎特签了认罪书。治安官一跃而起，大喊道：“这是天大的谎言！”在盘问环节，他对联邦调查局的对手大加嘲讽，用的都是“嗯，我知道了。”和“没有，鲍勃。”这种话。特拉菲坎特自称“我的客户”，向记者们发问：“要我怎么办？”在这个腐败横行、时刻警惕着联邦干涉的地方，他在辩护结束时已经成为了河谷的象征，一名人民英雄。人们为他举办纪念活动，还穿着T恤衫声援他的抗辩。国税局后来发现，特拉菲坎特还存在受贿和逃税情节，在此案的民事审判中，他搬出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2]。他宣称作为证据的款项从来没有交公。他的一名手下在法庭上宣称，特拉菲坎特曾多次要求自己朝他开枪，伪装出黑手党袭击未遂的假象，以便拖延庭审。（“他要我把他打伤，但下手不要太重。”手下说。）这些都没产生大的影响。
“卡拉比”奥莱：“他们给了六万。我们要出多少？”
特拉菲坎特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地盘。经过四天讨论，陪审团判定他完全无罪。“卡拉比”查理搞错了一件事：塔拉菲坎特要当的不是州长，而是美国国会议员。
特拉菲坎特：“他们给了我六万美元。”
1985年，特拉菲坎特来到华盛顿特区的时候，马霍宁河谷的经济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全球钢铁需求量猛跌，让这里滑入长期的衰退。钢厂和百货大楼纷纷倒闭。到了八十年代末，扬斯敦人口大大减少，刚过两万八千人。灰暗了半个世纪的天空也变得湛蓝。
接着，克罗纳播放了录音带：
特拉菲坎特多次连任国会议员，每次都是大获全胜。他展开了反击。八十年代末，大部分钢厂都关门了，这时又有一家钢厂提出破产申请。特拉菲坎特拿出了“卡拉比”查理的腔调发出警告：“不要再说空话了。”他还补充道，要是老板关掉当地的一家工厂，就会有人“抓住他的喉咙，帮他抻一抻”。
没有，他还是这么说。
繁荣将黑道带进了山谷，而衰败则让黑道统治更加巩固。七十年代，芝加哥、布法罗和纽约的黑手党文化被打破了，中产专业人士功不可没。但是，这个阶层在扬斯敦几乎不存在。这里的中产阶级要么离开了，要么没落了。马霍宁河谷经历了社会学家所说的“城市空心化”，它的公共生活脊梁——医生、律师、会计——已经垮掉了。少数留下的公共领袖要么被边缘化了，要么吓破了胆。地位观、事业观、价值观倒错扭曲。结果就是一整个世代的“巴卓”们。他们崇拜黑帮老大，就像其他孩子崇拜体育明星米奇·曼托和乔·迪马吉奥一样。（巴卓左臂上有一个黑帮老大的文身，赫然声称自己会“为他挡子弹”。）
你从没收过他们的钱？
与此同时，莱尼·斯特洛及其同伙开设的赌场也需要人来一掷千金，于是他们开始接近当地的毒贩和罪犯，这里只有他们有钱可赌。当年，黑道与河谷的市民社会处于竞争关系；现在，它已经取而代之了。等到1997年，斯特洛已经控制了小城坎贝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警局职位。他还篡改公务员考试结果，警长和几乎所有巡警都是他的人。城市法务主管会带着拟定的升职名单来斯特洛家，请他审阅酌定。一名了解该市情况的律师跟我讲，斯特洛可以“决定哪些杀人犯进大牢，哪些人逍遥自在”。
没有，特拉菲坎特说。
1996年，三名黑帮打手——包括“摩曼”哈里斯——出发去解决自己的最新目标。在路上，坎贝尔警方因超速把他们拦了下来。警察在车里发现了一把AK-47突击步枪、一把.357马格南转轮手枪、一把九毫米手枪。其中一人给杰夫·里德尔打了电话，后者赶忙来到现场，对警方说他们是给“犹太人”博尼干活的。警察就把他们放了。
你从没见过他们？克罗纳问。
警方极少会逮捕黑帮里的大人物。即便逮捕了，斯特洛一伙也会买通法官。有一次，法官判了他们暴力威胁罪，而且拒不妥协。于是，斯特洛就派巴卓拿着对讲机和消声手枪找上了辩护律师加里·范·波洛克林，想要逼法官就范。巴卓后来回忆道：“我说，‘你是加里·范·波洛克林律师吗？’他说，‘我就是。’……我照着他膝盖就是一枪。”时任克罗纳上司的安迪·阿瑞纳告诉我：“在这座城市里，我不知道诚实的辩护律师要怎么活下去。”
联邦调查局与特拉菲坎特这次会谈的详情存在争议。根据克罗纳和其他在场探员的法庭宣誓证词，克罗纳问治安官，他是否正在对河谷内的有组织犯罪进行调查。特拉菲坎特说没有。克罗纳又问，他是否认识卡拉比亚家族的查理和奥莱。特拉菲坎特说只是听说过。
斯特洛的影响力也扩展到了河谷的国会议员。查尔斯·欧涅斯蒂是特拉菲坎特在当地的首席助手，也是斯特洛与该市腐败官员之间的“联络员”，他后来自己也承认了。（特拉菲坎特是从1984年开始雇佣欧涅斯蒂的，虽然他在解释那些臭名远扬的磁带时说，欧涅斯蒂是黑帮的人，他本来是要把他抓起来的，这是他所谓的净化河谷行动的一部分。）当特拉菲坎特手下期间，欧涅斯蒂会去斯特洛家跟这位大佬见面，或者在电话上商讨计划。两人甚至密谋在铺设期间盗走一段人行道。
克罗纳和领导查看了磁带，然后把特拉菲坎特传来总部。克罗纳之前从未见过这位治安官，现在看着对方坐到自己的对面。特拉菲坎特时年四十一岁，当过钢铁厂工人，身材魁梧，肩膀宽阔，戴着一顶夸张的棕色假发。克罗纳对特拉菲坎特说，自己看过他在匹兹堡大学打四分卫的比赛。（一名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的球探说过，“在比赛最关键的时刻”，特拉菲坎特会“带球向前冲”，撞翻挡在他面前的每一个人。）
1994年，联邦调查局开始打击这张腐败的大网。此时，克罗纳已经结婚了，有两个女儿，通过催眠法戒了烟，原本瘦弱的身材也变得稍微健壮了些。一天早晨，在逼仄的当地办公室里跟其他几名探员见面时，他感到了绝望。十四个月前，他让斯特洛以聚众赌博罪锒铛入狱。但不久前，斯特洛从监狱里出来了，而且恢复了入狱前的权势。克罗纳取得的胜利本就不多，这一次又功亏一篑。克罗纳觉得，就算把他们抓住了，最后也总会出来。
三人哈哈大笑。
于是，克罗纳和同事们决定另辟蹊径。他们以前把打击重点放在了上层，现在要从底层——在巴布游戏里面收保护费的、看场子的——入手。调查思路来自对付木工蚁的方略：除非消灭干净，肯定卷土重来。克罗纳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定好了。不捣巢穴，誓不罢休。就算要跟某些证据确凿的罪人做交易，我们也在所不惜。”
“你就去选州长吧。”查理说。
迈克尔·萨贝拉是他们最先说服合作的人之一。他是当地赌场里的一名小角色，衣服总是一股咸鱼味。联邦调查局因另一件事情讯问过他之后，他就同意在县里的各个赌场安装窃听器了。最终，凭借他提供的证据，调查人员又窃听了几名斯特洛的低级手下。以此类推，被窃听的电话越来越多。窃听了上千次通话之后，克罗纳和搭档约翰·斯多尔、戈登·克劳开始日夜筛选信息。“家里的压力真的很大，”克罗纳后来对一名记者说，“那段日子挺难的。”
“听着……我这不是杞人忧天，”特拉菲坎特说，“要是他们找我麻烦，我饶不了他们。”特拉菲坎特沉醉在自己的大胆计划里。“你们想想，”他琢磨着，“要是我能办到——”
然而，一年多过去了，他们还是没能打入斯特洛的核心圈子。于是，用克罗纳的话说，他们开始“摇树落果”了，也就是突袭了几处赌场。后来，他们拿到的证据表明斯特洛脱不了干系，于是一名法官批准在他的厨房安装窃听器，并监听电话。克罗纳和同事们很快就拿到了能够给他判刑的通话。他们发现，斯特洛似乎准备干掉一名牧师，还有某些“混蛋在被干掉之前……干的事情”。
“奥莱也要说？”查理问道，“他心脏不好——”
有一次，克罗纳从线人处得报，斯特洛准备杀掉对头厄尼·比翁迪罗。克罗纳觉得道德上有义务给比翁迪罗提个醒，于是给他打了电话。“我是鲍勃·克罗纳，”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
克罗纳和同事们听到，特拉菲坎特在设法自保，免遭匹兹堡黑手党和他们控制的官员伤害。“咱们这样来看问题，可以吗？”他说，“他们有法官，什么都有……就差治安官了……而我只有一步之遥。”特拉菲坎特说，他在宣誓就职当日就会拿出匹兹堡给的一部分钱，作为行贿证据。此外，特拉菲坎特还和卡拉比亚兄弟串好供，以备双方的秘密交易被当局发现：“我对腐败的政府极其不满，就问你们愿不愿意帮我打破它，然后你们说‘管他呢……咱们干’。懂了吗？你们在法庭上就这么说。”
“嗯，我知道你是谁。”
但是，从磁带来看，特拉菲坎特主要担心的不是手下，而是匹兹堡帮。查理知道，特拉菲坎特从匹兹堡那边也拿了钱……大约六万美元。（这一笔钱有字条为证：“我想要你成为我的朋友。”）这位年轻的治安官候选人在算计匹兹堡家族：他至少把一部分他们的钱交给了“卡拉比”查理，以证明自己的忠诚，他也明白，此事一旦败露，必将引来报复。“这么说吧，我可不想在六个月里就死掉，查理。”特拉菲坎特说道。
“那好，我要找个地方单独跟你谈谈。”
查理告诉特拉菲坎特：“你叔叔托尼是我的伙伴……你就像我们的亲兄弟一样。我们希望你不要犯错。”特拉菲坎特向金主保证，他绝对可靠，要是手下有人背叛，就让“他们到马霍宁河里游泳去”。
当天晚上，他们在一处阴暗的停车场见面了。比翁迪罗开着凯迪拉克，在克罗纳的车旁停了下来。两人开着车窗谈话。克罗纳希望，自己的提醒会促使比翁迪罗协助调查。但是，比翁迪罗不停地说“到底是谁想要杀我”。
交易看上去很老套：特拉菲坎特承认，克利夫兰帮给了他金额超过十万美元的活动经费，而他当选治安官后会利用职权保护卡拉比亚家族的非法生意，打击他们的对手。
克罗纳警觉地看着他：“我不能告诉你。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挑起战争。”
匹兹堡的对手控制了山谷里的众多官员，克利夫兰帮明白，它也要有自己的强力代表。这些磁带显然是由“卡拉比”查理录的，记录了1980年治安官选举期间的两次会谈，似乎表明他们买通了特拉菲坎特。“我是个忠诚的人，”特拉菲坎特对卡拉比亚兄弟说，“我忠诚于你们。他们已经把持这么多年了，我现在要把这块肉拿下来，然后交给你们。这是你们的关注点，也是你们资助我的原因。我明白。”
比翁迪罗没有得到答案，就开着凯迪拉克走了。几个月后的一天，他把车开进了一条无人的街道。这时，两辆车把他前后截住，两个戴橡胶面具的人从车里走出来，拿着枪把他打死了。
特拉菲坎特停了一下，好像在脑子里过人名。“我不知道是不是全部，”他最后说道，“不过我知道，肯定不少。”
克罗纳确信此事是斯特洛指使的，可联邦调查局找不到证据来逮捕他。然而，到了1996年夏天，当局的网越收越紧，斯特洛也察觉到了，变得日益偏执。他在电话上几乎全用暗语。有一次，他感觉一位多年老友在窃听他，虽然事实上并没有。还有一次，他看见一架飞机从头顶驶过，就以为是在盯着他的一家赌场。有人想让他平静下来，他双掌一拍说道：“这是我的命啊……我要保命，我要跟他们斗。”
“没错，他们绝对搞定他了。”查理说。
斯特洛为宿敌克罗纳伤透了脑筋。打电话时，他会说：“鲍勃，你能听见吗？能听见我说话吗？”斯特洛派出一名手下，试图买通克罗纳的父亲，让他管一管自己的儿子。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这位老人也是正派的人。斯特洛知道电话被窃听了，就试图栽赃陷害克罗纳。他跟同伙们讲，克罗纳拿了小乔伊的钱，而且在马霍宁河谷贩毒。
“我知道他们搞定他了。”特拉菲坎特说，话中提到了某位身居高位的政客。
有一天，斯特洛似乎对克罗纳和其他联邦调查局探员发出了威胁。“我不知道自己会拿这帮家伙怎么办。”他说。不久之后，在联邦调查局不知情的情况下，斯特洛下令暗杀根思。这次拙劣的行动，还有那个“被轻视的女人”的电话——克罗纳指的是联系根思的黑帮同伙前女友——让联邦调查局打开了突破口。1997年，“犹太人”博尼、里德尔和哈里斯都被控谋杀未遂。巴卓正在家附近散步，一辆没有牌照的车从后面开了上来，两个人出来问他。“你是马克·巴卓吗？”一个人说道。
“你觉得全是他们的人了？”奥莱说道。
“不，我不是马克·巴卓。我不认识他。”
回到局里后，克罗纳和同事们一起听了录音带上嘈杂的人声。录音带里，他们在争论匹兹堡帮到底买通了哪些官员。
虽然矢口否认，巴卓还是进了拘留所。在那里，他成为了他自己口中的“最低级的生物”——黑帮叛徒。克罗纳和手下终于打进了黑手党的“巢穴”。1997年圣诞节前夕，在一个寒冷的早晨，联邦调查局探员在河谷各地展开了大规模行动，逮捕了至少二十八名黑帮同伙。克罗纳拿着逮捕令出现在斯特洛家门前。斯特洛在被戴上手铐时对克罗纳说：“这下你满意了，鲍勃？”
后来，克罗纳和搭档根据线索，钻开了卡拉比兄弟的姐妹的保险箱，里面有一盘类似的磁带，还有一张手写便条，上面写着：“如果我死了，请将磁带交给华盛顿的联邦调查局总部。我感觉有人因为这些录音带想要我的命……我祈求上帝指引和保护我的家庭。”
最后，斯特洛的手下几乎全都认罪了，互相检举揭发。只有“犹太人”博尼和里德尔除外，他们还是信守西西里的老一套规矩，纵然他们永远不会被正式接纳。“有骨气的只有一个犹太佬，一个黑鬼。[3]”一名涉案律师说道。
1980年12月，克利夫兰帮首脑“卡拉比”查理突然失踪。克罗纳很快就搜查了这位全市著名杀手的公寓。公寓里摆满了小玩意，克罗纳和搭档仔细搜查了每个房间。在一个橱柜里，他注意到了一个面包盒，打开后发现，陈年面包里藏着一盘录音带。他把它放了出来，听见几名男子说“他快被吓死了”，还有“你要么跟我们干，要么进棺材”。克罗纳确认，里面有两个人是查理和他弟弟“卡拉比”奥莱。此外还有一个人，克罗纳记得在电视广播里面听见过他的声音。他一下子想到了：詹姆斯·特拉菲坎特，前高校橄榄球明星，最近当选了扬斯敦治安官。
博尼快上法庭了，他还是坚持说，斯特洛绝不会背叛他们，打破沉默的誓言。但是，就在博尼说话的当口，斯特洛已经与检方达成了协议。斯特洛对克罗纳说：“你赢了。”
根据联邦调查局获得的宣誓口供和线人情报，他的前任与帮派分子勾结，后来在黑手党的运作下出任扬斯敦警察局长。但是，克罗纳与当地的犯罪分子不共戴天。他不善交际，浑身带刺，在自己的小办公室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边抽烟，一边独自监听各方的窃听录音。就像填补地图空白的制图师一样，他为每个家族都制作了表格，收到线人情报后就加进相应位置。为了扳倒黑手党，他可谓用尽心思：窃听黑手党人的电话、尾随他们一尘不染的凯迪拉克、争取让他们的朋友反水。没过多久，斯特洛及其心腹就给他起了个绰号：“狗娘养的”。
“再过几个月，我很可能就要被起诉了。”特拉菲坎特在C-SPAN电视台的镜头前说道。这是2000年3月，距离克罗纳和联邦调查局第一次逮捕他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他正在筹备自己第九届众议员的选战工作，身穿黑色外套，打着领带，背头梳得比往常还要整齐，鬓边留着长长的胡须，活像一名步入中年的飞车党。在十六年的国会生涯里，特拉菲坎特赢得了怪异的民粹主义者的名声。他经常穿着涤纶西装，在国会为工人阶级的苦难大声疾呼，激烈抨击国税局。他每次发言的结束语都是：“把我送走吧，议长先生。”在这座健忘的政客之城，大家只知道他是“俄亥俄州的可敬绅士”。
1976年，克罗纳来到扬斯敦，进入了这个暴力的地下世界。他本来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1971年放下课本，戴起了警徽。他经常身着笔挺的制服，扎着领带在市内游走，追踪臭名昭著的杀手，敲响全美俱乐部等黑手党出没之所的大门。克罗纳出身警察世家，他父亲也是警察。但是，他本人身材瘦高，简直弱不禁风，看起来并不像个警察，而且生性拘谨，不会在法院看不到的地方搞些“小动作”。这里人人都穿皮靴，他却脚蹬乐福鞋，说话也有点装腔作势。
现在，他看上去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隼鹰、秃鹫、鲨鱼盘桓着……想要毁掉特拉菲坎特的选举。”他结结巴巴地说。他停了一下，脸颊变红了。“我这么跟你们说吧。二十年前——大概吧——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挫败司法部的人……他们从那以后就盯上我了，”他用手指着镜头，继续说道，“我要盯着他们。他们最好不要做错事……我很生气……我会战斗，就像面对飓风的流浪狗一样……如果我打赢了他们，我就会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因为我要告他们，告得他们倾家荡产。”
先是“蜘蛛”和“小眼”，两个小头目，被杀时间相隔不过几周。接着是那不勒斯的一名司机和小眼的一个心腹，前者是在高速公路上换胎时被杀的，后者死在公寓门外。接着是约翰·马格达，他是在俄亥俄州斯特鲁瑟市的垃圾场里被发现的，头部缠满了胶带。然后是一个小赌徒，杀他费了些周折。在炸弹里捡了条命回来以后，他还是在陪老婆在客厅看电视的时候被射杀了。接着是老乔伊·德罗斯，他是被误杀的，本来目标是他那个给卡拉比亚家族当杀手的儿子小乔伊·德罗斯。几个月后，儿子终于也被干掉了。警方在克利夫兰和阿克隆市之间的一条土路上发现了他正在熊熊燃烧的车，告知他女朋友这个消息后，她尖叫道：“天哪，他们还是没放过乔伊。”
他警告了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还放话说，他会朝任何半夜前来的不速之客开枪。但更诡异的是，他竟然还威胁自己所属的党派。他说，如果民主党领袖不挺他，他就改换门庭。不仅如此，他还要求给自己的选区更多福利：“我要美国总统把我们划成扶持区——今年就要——我还要划拨更多土地。”在全国的电视观众面前，他似乎不仅在敲诈国会议员，还在敲诈美国总统。
到了1977年，黑道战争愈发暴力。一边是乔伊·那不勒斯和莱尼·斯特洛一伙，背后是匹兹堡黑手党；另一边是卡拉比亚兄弟，人称“卡拉比”查理和“卡拉比”奥莱，与克利夫兰勾结。“每天早晨一起床，刚进车里就听到又有人被杀了。”联邦调查局探员鲍勃·克罗纳告诉我。
在他发出威胁之前，当局已经给多名与他有关联的人定了罪，包括欧涅斯蒂（他的首席助手和斯特洛的联络员）、一名被开除的律师（曾担任特拉菲坎特的法律顾问，涉嫌策划谋杀保罗·根思检察官）、两名曾在特拉菲坎特手下任职的副治安官（已经定了接受黑帮贿赂的罪）。《捍卫报》和克利夫兰《老实人报》首次披露了案件细节。当局正在查议员先生是否从河谷团伙收取非法献金，包括一艘游艇。当局锁定了布奇兄弟，两人分别叫罗伯特·T和安东尼·R，是特拉菲坎特选区内一家铺路公司的老板。议员先生有一座七十六英亩的农庄，据说庄内建材和施工都是由两人包办的。他们似乎深陷于这座城市的腐败网络之中。根据联邦调查局的监听记录，欧涅斯蒂曾与斯特洛商量，要把一份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合同交给布奇的公司。据说，罗伯特·布奇将几百万美元转移到了开曼群岛的一个离岸账户，接着就逃离了美国。
扬斯敦毕竟还是太小，养不起一个黑道帮派。到了1950年，非法生意的规模达到了几百万美元，于是匹兹堡和克利夫兰的黑手党家族开始介入，为了争地盘大打出手。汽车和商店爆炸案层出不穷，以震慑站错队伍的人。当地广播站播放了一则公益广告，先是一声刺耳的枪响，口号是拒绝炸弹！，1963年，《星期六晚报》发表文章称，当地“官员与犯罪分子公然沆瀣一气。罪犯被捕的本就不多，被定罪的更少，严厉处罚简直闻所未闻”。这份报纸将该区域封为“美国犯罪城”。
在调查过程中，特拉菲坎特一直死不松口，而马霍宁谷也即将迎来另一场史诗性的审判。“我现在要说，”他在C-SPAN电视台中说，“这也是我要对司法部说的话……如果要起诉我，6月份就起诉，好让我在8月份休会期受审。我可不想丢掉选票。”
今天，马霍宁河谷是美国最破败的地区之一。然而，这里也曾有过经济繁荣，黑道便是那时兴起的。二十世纪前半叶，河谷内钢铁工业兴盛起来。钢炉日夜不息，浓烟遮天蔽日。成千上万名外籍移民来到此地——包括波兰人、希腊人、意大利人和斯洛伐克人。他们觉得自己找到了美国的鲁尔区，而不法之徒则觉得这里是自己的小芝加哥。街头到处是开到半夜的小酒馆，钢厂工人在里面喝酒，玩巴布（一种土耳其的骰子游戏），犯罪分子则戴着白檐帽子，身上带着匕首收钱。按当地的说法，就叫收“虫子”（bug）。与芝加哥、布法罗和底特律一样，扬斯敦拥有黑道发展的一切条件：习惯了专横暴虐的庞大外来人口，繁荣的经济，还有顺从的当地政警两界。
不久之后，我去了扬斯敦，希望进一步了解特拉菲坎特议员案，以及黑手党掌控地方的情况。当时是白天，但市中心却空空荡荡的。成排的店铺关张，墙面的装饰也斑驳了。最后，我看到服装店里有亮光，一名老人正在叠意大利式正装。我过去问他议员的事，他只说：“谁都逃不开特拉菲坎特。特拉菲坎特太厉害了。”他不无神往地回忆起他的“心腹”，包括斯特洛。这些人从他这里购买精工服装。“现在出来的那种红的、粉的正装，他们从来不穿。”他说。我追问他当地的腐败情况，他耸了耸肩：“谁管呢？有活干，有钱赚，没人烦你，干吗要自找麻烦呢？”
根据她提供的信息，当局抓住了三名杀手，首次破获了该县的黑道枪击案。与此同时，克罗纳和联邦调查局开始撬动这座美国最扭曲的城市。黑手党已经盘踞此地近百年，直至今日，依然控制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黑手党老大的势力包括：一名警察局长、即将离任的市检察官、治安官、县工程师、多名警员、一名城市法务主管、多名律师、政客、法官，还有一位前助理联邦检察官。到了2000年7月，联邦调查局已经确定七十多人有罪。现在，克罗纳及其同事正在逐渐收网，目标是当地势力最大的政客。通过录音监听，他们发现此人近二十年前曾与黑道有过勾结，但从那以后就不再联络了。他就是国会众议员詹姆斯·塔拉菲坎特。
当天晚上，在我下榻酒店的餐厅里，几名七八十岁的本地人在谈论这位议员。“特拉菲坎特干实事，”一个人说，“这才是要紧的。”
她讲了案件罕为人知的内情，然后根思就把克罗纳和其他联邦调查局探员叫来了。他们当时正在进行为期三年的马霍宁谷地有组织犯罪严打行动。第二天，克罗纳和手下去拜会了这个女人，她是枪手一名同伙的前女友。“我什么都知道，”她说，“我还知道他们射杀的其他人。”
“太对了！”另一个人说。
“我知道朝你开枪的人是谁。”她说。
一个孱弱的白发老翁说：“我八岁的时候，在城里面送报纸，每周日下午都来这家地下酒吧。有一天，酒吧老板跟我讲，‘我要你去见一个人。’我就去了，结果是阿尔·卡朋，”他顿了一下，又说了一遍，“阿尔·卡朋。”
“是的，”他说，“你是？”
桌上还有一个人，之前都没说话，现在突然插进来：“你看见了吧？扬斯敦就是这样。这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个律师。特拉菲坎特是他的神。他还大谈什么见过阿尔·卡朋。”
案发几个月后的1997年春，检察官在家里接到一通电话。“请问是保罗·根思吗？”对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后来，扬斯敦州立大学人类学教授，对当地颇有研究的马克·舒茨告诉我：“在我们的社会化过程中，我们和我们的子女都认为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在这里，不存在帮派分子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居民身上的问题。他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次杀人干得实在有点蠢。警方在根思屋外发现了快速上弹器，还留下了清晰的脚印。没过几天，当地报纸《捍卫报》上就登出了凶手的简易画像。然而，犯罪现场一团糟，调查人员于是得出结论，这件事肯定不是斯特洛的手下干的。根思对朋友说，如果真是黑道干的，他早就死了。巴卓当时做了伪装，现在逐渐暴露了。凶手似乎又要逃脱制裁了。
在最近的民主党议员初选活动中，特拉菲坎特的两名对手指责他与黑道的联系，还指出他不久便会遭到起诉。然而，特拉菲坎特还是赢得了初选，拿到的选票比两名对手加起来还多。特拉菲坎特看上去坚不可摧。某些共和党国会议员甚至开始维护他，显然是希望他把改换门庭的威胁变为现实。“吉米·特拉菲坎特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俄亥俄州共和党议员史蒂夫·拉托雷特对克利夫兰《老实人报》说，“在整个国会里，在全人类中，你都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好的人。”
里德尔说，他们必须回去一趟，把事情了结。但就在这时，警用扫描仪中传出了枪击警报。里德尔只好紧踩油门，奔上了小路。哈里斯害怕被警方拦住，就把枪从窗户扔了出去。他们发现快速上弹器不见了，于是互相大声指责。警用扫描仪中又传来消息：根思还活着。
在民众的支持下，特拉菲坎特的胆子更大了，妄图把早就想办的事付诸行动：动员马霍宁山谷的力量，反对他口中试图给他抹黑的外人。他毫无顾忌地称已被定罪的前首席助手欧涅斯蒂为“好朋友”，还力挺一位被判诈骗罪的地方治安官，主张把他转移到离扬斯敦更近的监狱，离他多病的老母近一些。对于联邦调查局探员们，特拉菲坎特是这样说的：“这些大学生小子们吓不到我，他们别想让我团团转。”
哈里斯冷冷地看着他：“你怎么不到抽屉里拿一把牛排刀捅死他呢？”
虽然他拒绝与我（“给我滚蛋。”他说。）和其他记者（“除非我死了，否则别想我发表官方声明。”）对话，但是他和手下还是发了一大批通稿，抨击追查他的人。特拉菲坎特提议创设新部门调查司法部。一篇通稿说。另一篇说：特拉菲坎特希望总统调查扬斯敦联邦探员。在发言不会受到诽谤罪指控的国会里，他就更肆无忌惮了。“议长先生，我有证据表明，某些俄亥俄州扬斯敦的联邦调查局探员已经违反了RICO法案……并偷窃了大笔现金，”他宣称，“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暗示’一名线人去实施谋杀。谋杀啊，议长先生。”
“枪卡壳了。”
离开扬斯敦之前，我去了一趟俄亥俄州博德曼市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克罗纳和上司安迪·阿瑞纳正试图驳斥特拉菲坎特的指控。他们避谈当前对国会议员的调查情况，但是，他们显然身陷重围。在电台的对话节目中，特拉菲坎特的支持者谴责克罗纳，说他是小偷，是骗子，说他变态、无耻、撒谎、贩毒。“我最郁闷的是，”克罗纳告诉我，“我有一天成了对话节目的主题，他们竟然讨论我是否道德。”说到此处，他折起了胳膊。“我必须把[这些]事从脑子里排除掉。”他没有成为英雄，反而几乎沦为贱民。“这里一切都颠倒了。”阿瑞纳说。
“你不知道？”里德尔说。
克罗纳穿着笔挺的外套和乐福鞋，一个厚重的金戒指上是联邦调查局二十年纪念章。他坐着的时候，看起来有点戒备。“我们每次对官员提出指控，[媒体]就把它渲染成社会的耻辱一样，”他说，“如果把它描绘成朝着社会自我净化的一个进步，那该有多好。那样的话，我们在做的就不是一件坏事了。”
“应该吧。”巴卓语气里透着不确定。
过了一会儿，克罗纳提议开车带我在河谷转一圈。太阳即将落山，我们经过了几家废旧的钢铁厂，经过了希腊咖啡屋、玩偶之家等赌场，经过了“犹太人”博尼跟手下杀手汇合的地方，也经过了斯特洛把厄尼·比翁迪罗害死的地方。“与其他每个人一样，我们都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克罗纳说，“在这样腐败的地方，我们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他沉吟半晌，可能是因为他再没什么好说的了，也可能是因为他意识到，他跟黑手党斗了一辈子，现在快要划上句点了。最后，他说：“只要他们继续选择让腐败分子当权，事情就不会有变化。”
“杀死了吗？”里德尔问。
——2000年7月
巴卓从房子里跑了出去，踉跄地走入黑夜，路上还摔倒了。爬起来以后，他拨了同伙的电话，尖叫道：“搞定了！快来接我！”他看见车从街道另一头飞快地开了过来，靠近减速后，他跳上后座，趴了下来。
2000年11月，特拉菲坎特第九次连任国会议员。六个月后，他遭到起诉，罪名共有十项，包括受贿、敲诈勒索、偷税漏税、妨碍司法。罪行包括动用权力为布奇兄弟谋取私利，以换取对方为自己的农场工作，以及为其他人提供方便，获取金额达数千美元以上的回扣。特拉菲坎特还被指控要求助手对联邦大陪审团说谎，并销毁罪证。（该名助手告诉当局，他用喷枪烧毁曾经装着给议员的现金报酬的信封时，特拉菲坎特就在旁边看着。）
巴卓拿着枪和可卡因下了车，悄悄走向房子，心脏跳得很快。车库门开着，他叫了声：“先生，你好。”无人应答。他就继续走。一扇通向屋内的门半开着，于是他决定从此而入。就在沿着走廊前进时，他听见根思在厨房里打电话，跟自己只隔着几英尺。巴卓犹豫了一下，仿佛在考虑下一步的行动。接着，他抢进厨房，把枪对准检察官身体中部，扣动扳机，接着又开了一枪。根思倒在了地上，小臂和身体侧面流出鲜血。巴卓走上前去，根思举起双手阻拦。巴卓瞄准根思心脏附近，扣动了扳机，但枪卡壳了。
2002年2月，审判工作在克利夫兰的一座联邦地区法院开始。特拉菲坎特决定像近二十年前那样，要求进行自辩。他谴责检方“睾丸跟蚂蚁一样大”，有一次还冲出了审判庭。然而，陪审团这一次认为，他的每一项罪名都成立。
三人把车开到附近的一个停车场，设置好了手机的一键拨号功能。回到根思家，他们注意到车道上有辆车，家里的灯也亮了。“好了，”里德尔说，“下车干活吧。”
法官称他“充满着欺骗、腐败和贪婪”，判处其八年有期徒刑，此外还要交纳超过十五万美元的罚款，补交近两万美元的税款，并退还九万六千美元非法所得。
根据巴卓和哈里斯后来的回忆，三人在平安夜就把东西准备好了：对讲机、滑雪面罩、手套、警用扫描仪、一把.38转轮手枪，还有一袋可卡因，准备放在现场，伪装成涉毒凶杀的假象。太阳落山后，他们开车去了位于扬斯敦郊外的检察官家。根思还没回来，屋子里是黑的。于是，巴卓走下车，躲在车库附近的电线杆后面。他装好快速上弹器，方便快速射击。接着，他试了试声控对讲机，但没有反应。他又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他起了疑心，就跑回车里，说没有“通讯”不能杀人。
如同克罗纳期望的那样，特拉菲坎特终于戴着手铐被带走了。克罗纳很快就从联邦调查局退休了。2002年7月24日，众议院以四百二十票同意，一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剥夺了特拉菲坎特的议员资格——这让他成为了南北战争以来第二位被驱逐的众议员。在监期间，他因试图煽动暴乱被单独关押。2009年9月，服刑七年后，他得以缓刑出狱。在扬斯敦，一千多名支持者前来迎接他，许多人穿着写有欢迎回家，金博[4]字样的T恤衫。特拉菲坎特说，他再次参与国会竞选的可能性有“五五开”。
与往常一样，斯特洛是逐级下达命令的，以免被追查到自己身上。首先，他找到自己的打手“犹太人”博尼。博尼又找了杰弗里·里德尔，一个由毒贩转行的黑人杀手，自称会成为“家族里第一位黑人成员”。里德尔接着去找了搭档：马克·巴卓和安特曼·“摩曼”·哈里斯。巴卓为人小心谨慎，手下拥有全美国业务水平最高的窃贼队伍之一；哈里斯是一名杀人犯，还卖霹雳可卡因，至今仍跟母亲住在一起。
[1]John Magda，美国拳击手。
一般而言，黑手党不会“干掉”官员，但这位四十五岁的检察官拒绝按照常规接受贿赂和献金。此外，斯特洛还听闻，根思准备聘请一个自己深恶痛绝的人当首席调查员：鲍勃·克罗纳。克罗纳是一名联邦调查局探员，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打击当地的有组织犯罪。
[2]美国权利法案的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以法定程序来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
1996年夏天的那个夜晚，莱尼·斯特洛再次下令杀人，似乎事情也会同样地进行下去。斯特洛是马霍宁县的黑手党首领，该县位于俄亥俄州东北部，是一块长条形谷地，包括扬斯敦和坎菲尔德、坎贝尔等小城镇，总人口有二十五万多。斯特洛在坎菲尔德有一片农场。他不仅在这里照料园地，也经营着一个涉及敲诈勒索、非法赌博、洗钱等业务的犯罪网络。当地的许多杀人案也是他主持的。仅仅几周前，在斯特洛的指示下，他在暴徒帮的主要对手在光天化日下被击毙。这一次，斯特洛选择的目标更加赤裸裸：本县新任检察官，保罗·根思。
[3]此处“犹太佬”原文为sheeny，“黑鬼”为schwartze，均为蔑称。
还有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方在路边发现了空着的车，还有餐桌上还热着的菜，之前他们才吃过。被害人“被抹除了”——在最经典的意义上。杀手唯一的标志是一束插花：十二朵长柄白玫瑰，被害人一般会在消失前一天收到。
[4]原文为Welcome Home Jimbo，其中Jimbo为James的爱称。
在俄亥俄州扬斯敦市，杀戮有着某种“齐整性”，往往发生在深夜，没有目击者，唯一的光亮来自燃烧的钢炉。每个人都在猜杀手的身份——他们住在附近，一般就在同一条街上——但是从没有人能确证什么。有时杀人的方法很简单：从后脑射入一颗子弹，或者在引擎罩下绑一颗炸弹。有时则会走约翰·马格达[1]的路线，更富有戏剧性：先用电击枪把被害人击晕，然后用胶布缠住头，直到他无法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