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康斯坦特问道。
按照康斯坦特与多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说法，托托·康斯坦特与美国情报机关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1994年春天。康斯坦特说，坎博瑞恩给他打电话要求约见。他让康斯坦特把无线电也带上。在康斯坦特的记忆中，坎博瑞恩对他说：“抱歉，但是我们不会再跟你见面了。”
坎博瑞恩说，由于“哈兰县”号事件，再加上康斯坦特发言反对总统，华盛顿要切断与他的联系。
决裂
美国官员说，情报人员与康斯坦特的联络当时基本上就断了。FRAPH与美国军方的合作也不顺利。1994年10月，美军更是端了FRAPH的总部。康斯坦特担心性命不保，就去找占领军司令亨利·谢尔顿中将。康斯坦特回忆道：“我跟谢尔顿开门见山地说，‘我是将军的儿子，我继承了他的荣誉感与尊严感。我不是很明白事情的规矩，所以我要来问一问。’”
当时，国务院的多份内部文件都将该组织成员描述为暴徒和杀手。但是，康斯坦特说，他的接头人从未过问FRAPH的强奸与谋杀指控。不仅如此，他还说，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鼓动他阻挠阿里斯蒂德回国，甚至事先就了解“哈兰县”号示威事件。这件事让入侵延宕了将近一年。在我面前，一名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否认该局曾在海地推动自己的对外政策目标。但是，时任美国驻海地特派员劳伦斯·佩祖洛和多名美国官员均公开谴责中央情报局，声称该局夸大了“哈兰县”号的威胁，以此阻挠阿里斯蒂德回国，从而在实质上推行自己的政策。康斯坦特告诉我：“他们说的那些事情，如果我有罪的话，那他们也有罪。”
一部口述史记录了谢尔顿将军在入侵期间的录音文字版。根据这一材料，谢尔顿本来不想见康斯坦特。但是，谢尔顿和大卫·米德少将还是决定见面，看能否让他提供FRAPH成员的完整名单和武器库地点，公开接受阿里斯蒂德回国，并将FRAPH改组为和平的政党。
但是，林恩·加里森回忆道，康斯坦特甚至在FRAPH成立之前就试图建立一支秘密警察队伍，当时柯林斯对加里森直截了当地说：“试试吧，看能有什么成果。”一名在军政府时期参与海地事务的美国政府官员进一步说，情报圈子里都知道，柯林斯早在FRAPH正式成立之前就卷进去了（FRAPH成立时，他已经离开了海地）。“即便FRAPH不是他一手创立的，至少也是关系匪浅。”这名官员告诉我。为了说明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建立这种同盟关系的原因，这名官员补充道：“人们总是想寻求制衡，而当时阿里斯蒂德已经下台了。我无意苛责，但是他们确实不清楚FRAPH后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给康斯坦特来了一点攻心战，”谢尔顿在口述史中披露，“我先派米德去。米德要进去告诉[康斯坦特]，让他做好准备见长官……我给了米德二三十分钟时间做铺垫，然后我就到场了。一名海豹突击队负责我的安全，他先进去……按照常规，挨个儿推门敲门，然后我才能进。但是，康斯坦特全看在了眼里，给他一种要见黑手党教父的感觉……于是他就很紧张，眼睛瞪得大大的。”谢尔顿说，这时米德走出来，他走了进去。“[康斯坦特]马上起身，微笑着伸出手，我当时心里对自己说，‘记住，他们只懂两件事：力量与死亡。’于是，我看着他说，‘坐下！’他马上就坐下了，笑容也不见了……我跟他讲，‘我知道，我们开的条件你都已经接受了，只要我们不再追究你和你的手下。’他说，‘是啊，是啊，我完全接受。’接着他就开始了，‘但是，海地是……’内容是他在海地历史上的地位，FRAPH有多么重要。我让他讲了大概十秒钟，然后就打断了他，简明扼要地跟他讲，我现在不想听这些东西。”
康斯坦特说，自己在1993年正式创立FRAPH之前换了个接头人，叫约翰·坎博瑞恩。两人会一起开车在佩蒂翁维尔的群山里转悠，途中交换情报。我给坎博瑞恩打电话问他康斯坦特的情况时，他让我去找国务院公共事务部，然后就挂断了。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在FRAPH的实际创立与发展过程中，美国情报人员的参与程度到底有多深。一名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声明：“中央情报局没有参与创办、资助、指导FRAPH组织。”该声明已记录在案。
第二天，康斯坦特就发表了接受阿里斯蒂德回国的演讲，并将自己打扮成新的民主反对党领袖。根据一名美国高官的说法，发言稿是由康斯坦特以前的中情局接头人坎博瑞恩起草的，然后交给了美国大使馆，最后才念给康斯坦特听。他一下子就接受了，完全没有往日的威风。“他可能会入狱，”这名官员对我说，“但我们做出的判决是，只要能从他身上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让他待在外面也没关系。”
另一名政府情报高官说得更直接：“你看，我们可以去找[海地的]修女，请她们[提供情报]。不好意思——修女们都是好人，但是她们对恐怖主义一无所知。”这名官员还说，康斯坦特只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一大批人中的一个，美国政府全都是知情的”。他说，他相信康斯坦特在“关系谱系上”有一席之地：“从偶尔跟你谈话、只告诉你他希望你知道的内容的人，到完全效忠于中情局、领津贴、连有损于自己事业的情报也跟你说的人，全都在这个谱系里面。”
谢尔顿将军或许不想跟康斯坦特有瓜葛，但美国其他政府部门的所作所为，似乎就不只是监视这么简单了。移民当局告诉我，如果没有美国政府人员或伪造证件协助的话，康斯坦特当时竟能凭借有效签证进入美国境内，这简直“不可思议”——有人甚至说，这是“弥天大谎”。“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杀人凶手，”一名前移民与归化局官员说，“他的照片到处都是。”康斯坦特说，他出国之前确实告知了某些美国官员，“可能他们做了些什么”。虽然并非直接针对康斯坦特的情况，但一名高层情报界人士说过：“在关系谱系的顶层，中央情报局局长手下有五十到一百名最高等级的间谍。我们亏欠他们很多，因为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国做出了重大贡献。只要想进美国，他们就能进，房子，什么都有……在私底下，从一点小忙到搞定签证，任何事情都能办到。”
为了合理解释利用康斯坦特这种存在潜在问题的线人，一名前中央情报局高官是这样说的：“你不能给坏人钱，帮他们干坏事；但可以给坏人钱，了解他们内部的情况。如果你要在FRAPH这样的恐怖主义组织中招揽线人，肯定找不到……西方外交官……这样的人物。要想搞清楚情况，你很快就会像联邦调查局对付黑手党那样——招揽下层人物，给他们钱，甚至给他们自由。甚至对某些高层人物也要这样。”
托托入狱记
根据康斯坦特以及一名非海地籍情报界相关人士的说法，康斯坦特和另一名信息与协调署成员率先进入了阿里斯蒂德的一处私邸，并发现了大量秘密档案。部分档案落到了美国情报官员的手中，为声称阿里斯蒂德精神失常的争议性报告提供了文献证据，并推动了美国国内反对他的声浪。
康斯坦特坐在威科米科县拘留中心。在国务院和移民与归化局的全力支持下，他即将被遣返回国，于是又利用当年的联络情况试图自救。他威胁要把自己与中情局的关系细节捅出去，还对沃伦·克里斯托弗与简妮特·雷诺提起诉讼，指控她们非法拘禁，索赔五千万美元。“中央情报局人员曾与本案原告合作。”他的律师在诉讼中如是说。为了强化警告的力度，康斯坦特身穿囚服，上了1995年12月的《60分》访谈节目。“我感觉自己是一个美女，所有人晚上都想跟我上床，但白天却遮遮掩掩，”他告诉艾德·布雷德利，“我想要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在约会。”
我们不可能查验康斯坦特所说的所有细节。一名中央情报局发言人称，确认或否认与任何个人的关系不符合“我们的制度”。但是，康斯坦特是一名拿钱的线人，这没什么好怀疑的。自阿兰·奈恩于1994年10月在《国家》杂志上首次报道康斯坦特与情报界的关系以来，多名官员对记者们承认，许多人也对我确认了这一点。谜团在于：这种关系是什么性质的？康斯坦特到底有多重要？美国当局坚持认为，他不过是个小小的告密者。然而，通过与多名情报界相关人士的访谈，再加上康斯坦特本人的说法，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提供了大量信息；而且，至少有些人说，他后来更是积极配合。政变之后，他协助负责一个鲜为人知的部门：信息与协调署。该署收集各种类型的数据：海地死亡与被捕人数、解放神学信徒的人数等等。康斯坦特说，收集信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但它显然还有另一层意义：军事情报。
这时，康斯坦特在押期间的巴尔的摩移民与归化局局长本尼迪克特·费罗，才开始看到过去从未见过的东西，用他现在的话说，“超出常理”的东西。费罗在移民与归化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对涉及敏感政府事务的案件早已见怪不怪。康斯坦特发出威胁后，费罗说，大批政府高官开始介入，哪怕白宫已经公开和私下说明要遣返康斯坦特。
康斯坦特说，他最终同意了担任海地军政府与美国情报部门之间的沟通管道。他说自己的代号是“贾迈勒”，来源是他仰慕已久的前埃及民族主义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他还拿到了一个收发两用的无线电设备，需要定期查看。
1996年5月24日，一份题为伊曼纽尔·康斯坦特诸选项的司法部备忘录中列出了遣返过程中提出质询的人员，包括：萨缪尔·博格，副国家安全顾问；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副国务卿；杰米·格尔里克，副司法部长；大卫·科恩，中央情报局副行动总监。“你看，[康斯坦特]一唱歌，鸟儿们就都从林子里飞出来了。”费罗说。
美国政府拒绝就唐纳德·泰瑞发表评论，而泰瑞本人也无法取得联系。但是，几十年来，中央情报局已经深深卷入了海地军方和警方。康斯坦特记得，六十年代的时候，他父亲曾担任过一名特工的非正式顾问，这名特工经常到他家门口谈话。据媒体报道，创立海地国家情报局之后，中央情报局曾计划为1987年总统大选的多名候选人提供资金，直到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否决了该计划。
据费罗回忆，当时——“11点”——政府官员收到情报，说有人在谋划等到康斯坦特回海地后便将其暗杀。许多移民与归化局官员坚持认为，即便这份报告是真的，它也只意味着康斯坦特应该在美国监狱里多待一段时间。“有些从马里埃尔港偷渡过来的古巴人现在还在监狱里，”费罗说，“还有一些不能遣返的中东人。这不是新情况。”但是，据多名参与评议的官员称，这则信息已经让某些高层领导动摇了。“我不想把一个人送回去受死，即使是康斯坦特这样的杀手。”一名涉及此案的人对我说。我问过一名高级官员，是谁发现有人要置康斯坦特于死地，然后撰写了那份机密报告的。他只是说：“可靠的美国情报来源。”
康斯坦特说，泰瑞这时才透露自己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
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费罗和几名移民与归化局的同事最后做了一次努力。他们坚称，将一名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送回他可能伤害美国公民、而美国公民也可能伤害他的地方，这让他们感到良心不安。然而并无效果。最终决定在几天内就做出了，在司法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的参与之下。
“一群为了海地人民的福祉而奋斗的人。”
费罗亲自给康斯坦特带去了好消息。
“什么伙？”
“他们往监狱里给我打了电话，让我收拾好东西走人。”康斯坦特现在说起来还是很惊讶。
几天之后，康斯坦特说，泰瑞又提出见面的要求，这一次是在金纳姆酒店。“你为什么不入伙呢？”泰瑞问道。
“我基本上就是照着读了一遍，”费罗说，“这个人谋杀、暗杀了那么多人，我们却要把他放到我们的社会里。这也太离谱了。”
康斯坦特说，两人坐下喝鸡尾酒的时候，泰瑞就开始问他军政府当前是否稳定，还拿出了一本小册子——“花名册”。册上包含众多海地军官的姓名和背景。他和柯林斯问康斯坦特，哪些人最有势力。
康斯坦特给了我一份法律判决书，上面列出了释放康斯坦特的条件：康斯坦特必须住在他母亲位于皇后区的家里，而且除非是去曼哈顿见移民与归化局官员，否则不得离开皇后区；他必须每周二去移民与归化局签到；他不得谈论海地政治、协议细节等多个话题。“我喜欢抛头露面，”他说，“不让我说话，这对我来说是再糟糕不过了。”（康斯坦特现在似乎对这些限制不那么上心了。）康斯坦特的正式法律地位是：在国务院建议下，遣返缓期执行。
康斯坦特说，两人第一次见面时，柯林斯就说希望他来自己家见见其他人。“我一个人可不去，”康斯坦特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我要带证人去。”他说，自己当晚就和一名同事去了柯林斯的家。由于燃料短缺，街上一片漆黑，但柯林斯家却灯火通明。康斯坦特说，他们上楼进了主卧旁边的一间小前厅，那里已经有一名深色头发、身穿短袖衬衫的男子在等候了。康斯坦特注意到了他的肌肉。“我是唐纳德·泰瑞。”他说道。
关于跟康斯坦特的交易，我询问过沃伦·克里斯托弗，他说一时想不起细节了，有消息会给我回电话。后来，他的助理打了过来，说他还是“想不太起来你希望讨论的事项”。康斯坦特的律师，拉罗西维耶还在谈客户生命受到威胁一事。他说：“我知道他不会被遣返，但我还是需要在法律上有一套说法，把事情说圆了。合理的借口。不就这么一回事吗？合理的借口。”
对美国情报部门来说，招揽康斯坦特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选择。他的英语很好，在军队里有关系，而且作为新政权的首席顾问之一，他的办公室和军政府首脑拉乌尔·塞德拉斯的紧挨着。政变之后，康斯坦特在海地国家情报局的培训中心上过一门课，主题是阿里斯蒂德解放神学的危害。据《纽约时报》报道，国家情报局成立于1986年，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创办、出资、培训和装备，原本的宗旨是打击毒品走私。但是，它很快就蜕变成了恐怖统治的工具（某些美国官员甚至说，它就是毒品的一大源头）。
一份“事无巨细的自传”
康斯坦特说，他和柯林斯在假日酒店找了个俯瞰泳池、靠窗的地方坐下。柯林斯说很多人都服膺于康斯坦特的背景。他还暗示，在阿里斯蒂德外逃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中，康斯坦特或许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初次去过拉罗西维耶办公室后的一天，康斯坦特请我去他家做客。他住在劳瑞尔顿，用他的话讲，“就跟人质一样”。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的英国都铎式房屋，一整排几乎都是同样的配置：在风雨侵蚀下，白色立面已经斑驳，门口的台阶需要重新粉刷，门厅上方的护窗也碎裂了。当地海地居民告诉我，康斯坦特在房间里保存着受害者的遗骨，会在深夜举行伏都教仪式，在地下室里保存着中央情报局的臂章，还会朝闯入者开枪。
柯林斯不便发表评论（经一名政府发言人确认，他当时正在为美国国防情报局工作）。但是，一名相关人士称，他经常出现在海地军队总部。康斯坦特说，柯林斯在政变当晚就在总部里。林恩·加里森，加拿大籍，曾担任军政府战略专家和政策顾问。他告诉我，政变发生后的几天内，柯林斯都在与新政权磋商。
我在门口，正犹豫着，正门突然打开，康斯坦特夹着香烟出现了。“请进。”他说。我跟着他进了客厅，里面灯光昏暗，一股霉味，墙上挂满了海地的艺术品，沙发椅子都用塑料布盖着。康斯坦特坐在我对面的摇椅上，一边抽烟，一边前后摇晃。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时问过他FRAPH谋杀与强奸的情况。他说没有证据能说明他也参与了，而且那么大范围的行动，他也不能为每个成员的行为负责。“比方说，大选投票当天，有人在纽约街头杀了另一个人，然后杀人犯刚刚投了民主党，那也不能让克林顿负责吧。”他说道，他坚持认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康斯坦特的故事始于1991年圣诞节前后，政变发生后不久，他当时任职于海地军队总部。美军驻海地使馆武官帕特·柯林斯上校给他打电话，请他共进午餐。“在假日酒店见面吧。”柯林斯说。
我现在问的问题更多了，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录音机，说是正在写一本关于自己生平的书。“我上过一门自出版的课，老师跟我讲，如果要把自己的过去写下来，那就给自己录音。”他说。我本来以为，他是想确保我引用他的话时不会出偏差。但是，他过了一会儿递给我一份出版计划：“本书‘事无巨细’地披露了关于伊曼纽尔·‘托托’·康斯坦特，代号‘贾迈勒’和FRAPH的全新‘重磅’资料……市场分析：美国境内至少有二百万海地人，另有五万人以上对海地有浓厚兴趣……本书销量能够轻松突破一百万册。”书名暂定为《沉默的回声》。他还写了一段护封样文：
完美招揽
伊曼纽尔·“托托”·康斯坦特，臭名昭著的FRAPH领导人……据说是一名杀人犯、强奸犯、恐怖分子、大恶棍。现在，他终于打破了沉默，发自内心地为读者揭示丑恶脸谱下的真实人生。《沉默的回声》翔实、有趣、刺激，剖析敏感事件，描绘了多面、复杂的海地生活。在海地，政治狂热像毒品一样危险而令人欲罢不能。它是要杀人的，却是群众的情感生活、精神生活之所系。
1995年12月，距离移民与归化局遣返他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康斯坦特决定打出仅剩的一张牌。他威胁要披露美国在海地秘密行动的细节。他宣称，自己曾经是中央情报局的地下人员，信息就是以这种方式掌握的。
这是康斯坦特最近尝试的谋生之道。出狱以来，他想了各种办法自立。他上电脑课，也卖过二手车。但是，每次找到工作，当地的海地移民就会出来闹事，让他干不成活。“最惨的就是他们去房地产公司门口那次……因为我真的干得不错。”他说。
两个月后，美国移民与归化局官员宣称，康斯坦特之前获准入境是由于“具体行政失误”，在皇后区将其抓获，当时他正在去买香烟的路上。他被带往马里兰州东海岸的威科米科县拘留中心。9月，法官下令将其遣返海地。等待上诉结果期间，他给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都写了信，包括纳尔逊·曼德拉（“您的伟大足迹令我望尘莫及，但您是整个世界上极少数能够理解我的处境——也就是被关在白人的监狱里——的人之一。”）他留了长胡子，还读起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和切·格瓦拉。“我是……一名政治犯。”他在给沃伦·克里斯托弗的信中写道。他甚至一度处于自杀监护状态。
从那天起，他就成了一名“投资顾问”，似乎就是尽可能隐蔽地洽谈房屋租售事宜。每次跟他在一块，他手机总有潜在客户打来。有一次，我听见他像拍卖员似的，讲话抑扬顿挫：“喂。你好，你好……我看过那间公寓……他们本来要一千一百美元，我给讲到一千了……全包，全包……觉得还行？……坎布里亚高地，邻里环境很好，很安静，也安全……我可是没少帮你做工作。”
他对本国的追随者们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FRAPH的成员们，”他说，“要团结，不要松懈。”他继续说道：“FRAPH，你们在哪里？FRAPH是你。FRAPH是我。”海地政府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行动。1995年3月，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终于致信司法部长简妮特·雷诺，信中称：“唯有将康斯坦特先生驱逐出美国，方可保障我国在海地的外交政策利益。”
出于安全考虑，他妻子带着四个孩子移居加拿大了。“我老婆要跟我离婚了，”他有一次对我说，“我们在谈孩子的事。我想要他们过上以前那种生活，她不同意。我们还在争论，不过都会好的。”
几个月后，康斯坦特收到传票，要接受海地法院针对他的酷刑罪、企图谋杀罪指控而发起的调查。听证会当天，自称是受害者的人们在法院外等待康斯坦特。他根本没有出现。他后来告诉我，1994年平安夜那一天，他拿着一个小手提箱，口袋里塞满了钱，徒步穿越边境进入了多米尼加共和国，并前往机场，使用政变之前的游客签证，搭上了飞往波多黎各的航班。从那里，他又平安乘飞机进入美国本土，几天后便来到了纽约市。
过了一会儿，他的手机响了，我问他能不能在家里转转。“没问题。”他说。
人墙把路让开后，美军士兵赶忙把康斯坦特塞进车里。车后面追着几百名激愤的海地人，朝车吐痰，敲打车窗。美国当局对媒体坚称，演讲的目的是促进“和解”。但是，一名高官后来对我说，那是一场灾难：“我们原本是要保护海地人民不受他的伤害，现在却要保护他不受海地人民的伤害。”
我上楼，经过了几面皲裂的墙和关着的门。康斯坦特的房间在三层，面积不大，摆满了视频和男性时尚杂志。床头有个镜框，里面放着他上《60分》节目时的照片。角落里放着一个小神龛，伏都教里常用的蜡烛和天主教圣人小雕像整齐地摆成一个圈。
“铐起来！”人群中有人喊道，“绑起来！把他的睾丸割掉！”
我正要弯腰细看，康斯坦特就来叫我了。一个雕像是掌管正义的主保圣人，底座上刻着：“请记住我为你做的一切，我会永远供奉你，求你用你的伟力保佑我。”
“如果我与阿里斯蒂德总统发生分歧，”康斯坦特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承诺要遵守合法的民主框架，担任一名忠实的反对派。”
康斯坦特又叫了我一声，我赶忙下楼。“咱们出去吧。”他一边穿皮夹克，一边对我说。
康斯坦特在父亲的别墅里，听着警用扫描仪里的消息，等待士兵来抓他。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已经逃走了。他曾经对一名记者大喊：“所有发负面报道的人……上帝保佑，我要他们全都倒下！”其他FRAPH成员都被收监，康斯坦特却仍是自由身。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斯坦利·施拉格甚至为他安排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地点在总统府外。要知道，就在两天前，康斯坦特还叫嚣着要刺杀他呢。新闻中，身穿夹克、扎着领带的康斯坦特站在骄阳下止不住地出汗。“海地当下唯一的出路就是迎回阿里斯蒂德，”他说，“放下石块，放下轮胎，不要再有暴力了。”他说话的时候，几百名愤怒的海地人冲击着美军士兵组成的人墙，口中高喊：“暗杀者！”“恶狗！”“杀人犯！”
我们在劳瑞尔顿社区走着，好几家杂货店里都传出了“康巴斯”的声音，这是一种海地的舞曲。路上有几个人躲起来抽烟，用克里奥尔语聊着天。“我得买点肉。”康斯坦特朝一家肉铺走去。
但是，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军政府在美国的武力压力下同意下台。数千名美军士兵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海地岛。FRAPH获准继续活动。有人询问原因，美国士兵就说，上级军官告诉他们FRAPH是合法的反对党，就像共和党和民主党一样。海地平民上街喜迎解放，被FRAPH成员打了回去；到了这个时候，美军士兵依然无动于衷，坚持说他们不负责当地警务。后来，几支FRAPH队伍杀害了大批海地人，击伤了一名美国摄影师，此外，他们还监听到了康斯坦特的一段无线电通话，他威胁要“亮出武器”，“对外国人发动全面战争”。直到此时，美军的立场才发生逆转。10月3日，他们突袭了FRAPH总部。楼外人群欢欣鼓舞。楼内堆着钉棒、莫洛托夫鸡尾酒、当作战利品展示的伤残尸体照片。美军将二十多名FRAPH成员团团包围，双手绑住，嘴巴堵上。人群高喊着：“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士兵带着FRAPH俘虏离开后，人群冲进大楼，把总部砸了个粉碎。
店里很窄，我们刚刚好能挤进去。几个海地人正在后面打牌。康斯坦特靠在柜台上时，我发现所有人都盯着他看。“来点羊肉。”他打破了突如其来的沉寂。他指着钩子上挂着的后腿，又瞥了一眼柜台后面，那边好像有人在谈论他，但他似乎无动于衷。屠夫开始剁一条羊腿的骨头和脆骨，粗壮的手臂一次次斩下，发出脆响。“这边每个人都认识我，”康斯坦特出门时说，“每个人。读过关于我的材料，或者看过我的照片。”
但是，“系统的、频繁的致命暴力行动”是有着压倒性的证据的。1994年9月，政变已经过去了三年，“哈兰县”号撤退事件也过去了将近一年，克林顿总统终于下令全面入侵，终结他所说的“恐怖统治”。“我们现在知道，海地发生了……超过三千起政治谋杀。”他说。备战期间，康斯坦特将FRAPH更名为“海地人民武装革命阵线”，囤积武器和“神秘”魔粉。他宣称，魔粉能够“污染水源，把美国大兵毒死”。他还说，一种魔粉是用艾滋病患者的骨头磨成的。现在，他穿着迷彩长裤和黑色T恤，身上挎着机关枪，再也没有外交官的影子了。“每个FRAPH的战士，”康斯坦特说，“都必须干掉一名美国士兵。”
他直奔街对面的理发店，门上挂着“休息中”，但我们能看见理发师在里面。康斯坦特敲了敲窗户，求他再接一单。“下面还有一家理发店，”他告诉我，“不过我要是去那家，他们会把我撕……”他用手指在脖子上比画了一下，然后发出一声奇怪的大笑。
这份报告淡化了流血事件（拉特尔称军政府首脑拉乌尔·塞德拉斯中将为“尽责的军队领导人”），与人权组织、媒体乃至美国国务院的信息相冲突。但是，不管是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抑或是否决定发起军事行动帮助流亡的阿里斯蒂德总统回国掌权，它和中央情报局之后的报告都发挥了重大影响。虽然有比尔·克林顿总统大力推动，但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的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忧虑，认为阿里斯蒂德是一名危险的民粹主义者。实际上，阿里斯蒂德也并非洁白无瑕。（他当年提议把燃烧的轮胎套在敌人的脖子上。）但是，“哈兰县”号事件发生后不久，一份重磅中央情报局报告在国会山广为流传。报告似乎夸大了他的躁动狂野，宣称他一度精神失常到了必须住院治疗的程度。这种说法后来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当时却加剧了美国国内的反对意见，进一步动摇了华盛顿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有些派别不希望卷入海地事务，这些情报机关的报告恰好能用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一名前克林顿政府官员如是说。
海地法院
1992年7月，中央情报局拉丁美洲首席分析师布莱恩·拉特尔出访海地，收集情报。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对海地军政府进行评估。后来，在一份被媒体公开的报告中，他写道：“我无意讳言军方在震慑、有时甚至是恐吓反对者和疑似反对者中所起的作用，但是我的经历证明了[情报界的]普遍观点，即海地并无针对平民的系统的、频繁的致命暴力行动。”
庭审地点在纽约市外一千多英里的地方。2000年9月29日，一家海地法院开始审理康斯坦特被控谋杀、企图谋杀、谋杀与酷刑同谋一案。他被指控要为拉博托大屠杀负责。几周后，庭审进入高潮的时候，我与拉罗西维耶律师一同前往。共有二十二人被判刑，大部分是军人和FRAPH民兵。康斯坦特和多名军政府领导人是缺席审判。
神秘走脱
虽然美国入侵制止了流血事件，但海地仍然是瓦砾遍地。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三分之二的人营养不良。黑帮横行，载着毒品的飞机来去自由。人们甚至相信，即将到来的民主制度也充斥着腐败。阿里斯蒂德让忠诚的手下打理具体事务，他则开始了新一轮的总统竞选活动，据说要让国会里清一色是自己人。政治暗杀卷土重来，这次左翼右翼都参与了进来。“大家现在都知道我是对的了，”康斯坦特后来告诉我，“每个人都看到阿里斯蒂德掌权会发生什么。”
有些目击者说康斯坦特也在现场，但他否认FRAPH参与了进来。“我如果真要动手，太阳城早就没了。”他后来说道。但是，到了1994年的秋天，他已经不只是FRAPH的首脑了。在大多数海地人心中，他就是军政府的化身：伏都教死神，星期六男爵本人。
审判本身就有可能引发暴力。出于对“大规模示威、燃烧轮胎、投掷石块或更严重事态”的担忧，美国大使馆建议美国公民不要接近审判地点。飞机降落后，拉罗西维耶告诉我，之前他接到警告说有人可能会行刺。“如果他们攻击我，只不过更加证明了我的观点，”他说，“连我都不安全，更何况是我的客户呢？”
1993年12月，一名FRAPH成员在太阳城内死亡。太阳城是太子港城内的一片巨大的贫民区。多名目击者称，康斯坦特的手下在几个小时内就拿着机枪和砍刀赶到了，报复性地将上千座房屋付之一炬，还杀掉了十几个人。人权观察/美洲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人员描述了“他们进入居民区，发现要找的人就开枪杀掉，在单间危房周围洒上汽油，然后放火烧屋”，武装分子“把大门钉上，把人困在自己家里”，还把消防员赶走。
在机场，我们见到了拉罗西维耶的“保镖”，此人肌肉发达，戴着反光墨镜，一身军装。“你不能指望警察来确保安全，”保镖告诉我，“所以你必须携带武器自卫。”保镖带着我们从一群出租车司机、行李装卸工、乞丐和小偷中间挤了出去。我闻到了肉味、汗味和血味。进车的时候，我还要甩掉伸出手想“帮”我拿东西的人。“欢迎来到海地。”拉罗西维耶说。
虽然康斯坦特咬死不承认，联合国还是在1994年得出了结论：康斯坦特成立的组织是“[海地]唯一一个其成员与暗杀、强奸有关联的政治运动”。1994年春，美军驻太子港武官发出秘密电报称：“在全国各地，FRAPH都在向黑手党的方向发展。”一封电报称，该组织成员是“拿着枪的疯子”，渴望“对一切反对组织的人动用暴力”。
法院位于戈纳伊夫市，距离太子港只有七十英里。但是，由于海地几乎只有土路，所以我们花了半天时间才过去。法院在市中心，周围摆了一圈拖拉机，权当路障，阻止暴徒涌入法庭。我们走进一座矮小的建筑。武装警卫搜了我们的身，保镖说他没把枪带过来，不过一直紧随拉罗西维耶左右。我们接连穿过两个房间，最后意外地来到了一处开放的庭院，审判就在院里的一座随风舞动的白色凉棚下进行。法官坐在桌子上，身穿黑色长袍，头戴白纹高帽；手中不是法槌，而是铃铛。二十二名被告坐在附近，前面是一队武装警卫。拉罗西维耶和其他辩护律师站在一起，我和保镖则在后台找了个位置，周围是几十名围观者和自称受过迫害的人。
没过多久，人们对小康斯坦特的恐惧就超过了对他父亲的。1994年的年中，成千上万名海地人被害或者失踪，虽然没有人知道FRAPH杀了多少人（大部分人权观察员之前就被驱逐出境了），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所有右翼准军事组织中最残暴的一个。很多目击者试图乘着木筏逃往美国。他们对国际组织说，康斯坦特的手下为了清除反对势力，正在大肆杀人。就连FRAPH成员也开始在厌恶中离开。根据解密档案，一名新成员对美国当局说：“他们杀人，他们强奸，我们[新人]就被迫站着看。”后来，这个人又说，新成员必须参与突袭，这是入伙仪式的一部分。
我刚坐下，一名检方律师就朝拉罗西维耶大喊起来，双手在空中乱舞，要求拉罗西维耶告诉法庭自己的身份和来意。保镖之前还在我身边，现在还没等拉罗西维耶说话，他就站起身来。人群中窃窃私语：“托托·康斯坦特！托托·康斯坦特！”人们四处张望，好像康斯坦特会去凉棚底下似的。律师又朝拉罗西维耶发出了咆哮。现在，保镖已经站在拉罗西维耶身旁，双臂交叉放在胸前。
1991年推翻阿里斯蒂德的军事政变就是由康斯坦特将军的前手下们领导的，当时有推测称，他会在新政权中占据高位。但是，政变发生不久，七十二岁的老将军就陷入昏迷，一命呜呼了。军方高层和杜瓦利埃过去的支持者们全体出席了葬礼。“那场面真是盛大，”康斯坦特说，“我继承了父亲的庇护、权力和声望。这是一场象征性的移交盛典。”在私人文件里，康斯坦特讲得更加直白：“或许有人会说，我的地位是命定的……杰拉德·伊曼纽尔·康斯坦特长子的身份召唤着我——伊曼纽尔·杰拉德·康斯坦特去战斗。”
大部分自称受害的人都做证说，1994年4月22日，正规军和FRAPH成员来到以坚定支持阿里斯蒂德闻名的拉博托村。他们描述了自己被轰出家门，赶进露天水沟，遭到抢劫和拷打的过程。之前的几次袭击中，村民们都逃到了海边，那里拴着他们的渔船。但是，他们这一次故伎重施的时候，却发现袭击者已经在船上等着他们，然后开了火。“我爬上自己的船，”村民亨利——克劳德·埃利斯摩发过誓后说，“我看见了克劳德·让……倒在了士兵的子弹下。”三十二岁的水手阿卜杜勒·圣路易说：“我……往一艘船跑……然后看到FRAPH成员优特福给一群士兵带路。他们朝我的方向开枪。我大声呼救。他们逮捕了我，打我，逼我掌舵。看到一艘船上有人，他们就朝那边开枪，击中了两名女孩——霍吉安和德博拉。”
在海地，几乎所有领导人都有着不为人知的过往，家族的密室里往往满是敌人的尸骨。康斯坦特继承了父亲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也继承了他的权力。六十年代，海地独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绰号“医生爸爸”）当政期间，杰拉德·伊曼纽尔·康斯坦特出任陆军总参谋长。作为忠诚的军人，他有一件著名事迹：根据独裁者的命令，他一天半夜从床上爬了起来，和其他军官一起处决了自己的十几名友人。
根据检方的证词，袭击结束时，数十人受伤，至少六人身亡。检方估计，实际伤亡人数要大得多。据说，大部分尸体都埋在海边挖的浅坑里，然后冲走了。“我到岸边的时候，看见[我兄弟的]船上满是血迹，”赛罗尼·塞拉芬说，“我4月28号才找到他……跟沙里泰·卡代绑在一起，两人都是被谋杀的。他们不让我把尸体搬走……我要为兄弟讨回公道。”
康斯坦特将军的小伙子们
举证环节经常会引发观众的怒吼，法官这时便会摇铃要求肃静。当天下午，美国法医人类学专家凯伦·伯恩斯发表证词。一名加拿大DNA专家被安排在她之后发言。这时法医学和遗传学证据首次进入海地法庭，庭院里鸦雀无声。伯恩斯站在会场中央，身边是三名死者的遗骸，都是1995年从拉博托近海发现的。她说话的时候，旁听者和陪审员都伸着脖子朝骨头看。伯恩斯举起一根骨头说：“这是骨盆”。放下后，她又拿起一根：“此人被发现时脖颈有绳索缠绕，这是找到的绳索。”她举起绳索时，周围传来几声喘息。
康斯坦特一边逢迎媒体，一边扶持海地的伏都教巫师，他们在心理上有着强大的力量。他将自己打扮成凶神恶煞的化身，在集市或庙宇前面举行公开仪式。他的手下会将骷髅头摆在四处。在仪式上，他一般会伏在骷髅和火焰中间。当他从火焰中起身时，人群就会用克里奥尔语高呼：“托托当总统！没有托托，海地就是死地。”虽然他身上还带着.357马格南手枪，但他说自己已经用不着它了。“我身上有伏都的力量。”他说。
拉罗西维耶与他的客户一样，坚持认为大屠杀是宣传捏造，目的是诋毁FRAPH和军政府，依然反响平平。当天晚上，我们跟保镖坐在酒店餐厅里，他一边喝朗姆酒，一边跟我说：“我就是跟这种证词打交道的。她是有科学，但研究的地方一点也不靠谱。那么多人在周围晃悠呢，那么多人。少来这套！我也可以去坟地，随便捡几块骨头，然后拿出来放在地上。”
尸积如山的同时，康斯坦特依旧慷慨陈词。他经常坐在父亲留下的大宅庭院里的一张藤椅上对媒体发言。这是一座庞大的装饰派艺术风格的别墅，有游泳池和喷泉。其他准军事武装领导人会有意藏在阴影中，但康斯坦特却渴望赢得关注。他请记者们在自家花园里休息。为了给他们留出更多空间，他把篱笆都砍了，还给他们发印着FRAPH字样的T恤衫。“我一度成了全球接受采访最多的人，”他回忆道，“简直不可思议。”康斯坦特喜欢扮演政治家的角色。他警告美国不要干涉，而且为了抗议政变后的国际禁运，他威胁要让这个国家垮掉。他号召解散海地国会。乔乔也提出过类似要求，他警告说，如果国会不自行解散，FRAPH就会号召人民把“议员们捆起来”。用康斯坦特的话说：“领袖必须知道如何操控军队、权力和人民。”
把酒满上后，拉罗西维耶说，如果真是军方有组织的行动，海岸上什么证据都不会留下：“尸体会被装上卡车，然后拉到国道上——”
街道上开始出现面目模糊的尸体。袭击者采用了一种叫作“割头皮”的技术，就是用砍刀把人脸剥下来，从一边耳朵到另一边耳朵，很血腥。这是一种对死者的酷刑，因为许多人认为，人被毁容之后就不能被妥善安葬，灵魂便会被困在炼狱之中，永远不得解脱。
“说得对。”保镖附和道。
1994年，经过广泛调查，美洲国家间组织/联合国国际民间特派团发布报告称：“每次的情况基本相同。武装人员，一般是军方或FRAPH成员，强行闯入意图抓捕的政治活动家家中。”如果人不在，闯入者就会打他的妻子、姐妹或女儿。“一个人抓着我的双手，把我带去了正门口，”一名女性对人权观察组织说道，“他让我趴下。他说，‘不趴下就把你脑袋打开花。’……他把裤子褪到膝盖，提起我的睡裙，扒下我的内裤，然后强奸了我。”
“——或者高速上——”
到了晚上，越来越多的武装团伙开始四处游荡，搜寻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人们相信他们是FRAPH、警方、军方的人，或者兼而有之，但他们一般会小心地戴上兜帽，或穿上女人的衣服来伪装自己（这是当年“背包叔叔”的特色）。他们拿着拆轮胎棒、M16步枪、乌兹冲锋枪、手枪、砍刀、斧头和普遍认为能致死的“伏都魔粉”。他们会闯进民宅，把政敌带走。“我发现自己生活在畜生当中，”一名被武装团伙投入监牢的阿里斯蒂德支持者对人权观察员说，“一开始他们戏弄我，拿出枪来说我要没命了。后来，他们带我去了一间小拷问室，里面有一张小床……他们拿警棍的尾部打我，一个接一个地打。我当时以为自己要死了。我昏了过去，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在牢房里，里面还有另一个男人。地上血流成河，其中有些是我自己的。”
“在半夜。”保镖补充了一句。
“割头皮”
“——然后倒进——”
有了乔乔当左膀右臂，康斯坦特开始在城乡大肆设点。FRAPH成员会获得特殊的身份卡和机枪。跟之前的“背包叔叔”一样，他们集地方头目、特务间谍、敲诈勒索者、民兵、政治干部于一身。但是，他们的核心职能是作为正规军的延伸。一份美国情报机关的报告称，它是残暴的“力量倍增器”，让军政府能够在谋杀行动中撇清自己，这是任何审慎的政府都想要的。“FRAPH的意志就是秩序，”突袭港口后不久，康斯坦特宣布，“全国都必须对我们予取予求。”
The Source Puante.保镖说。
然而，他身上还是有些吓人的地方。他深陷的眼睛像玻璃一样，紧张兮兮的。多名美国官员和记者说他可卡因成瘾（康斯坦特一贯否认），而且他会彻夜不眠，在街道上开快车，保镖们携带着机枪跟在车后。在公开场合，他身边常有一个名叫“乔乔”的人。乔乔以前是“背包叔叔”的成员，为人凶狠，宣称自己怀孕的妻子被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谋害，素有冷血杀手之名。“他什么都不怕。”康斯坦特至今提起乔乔时仍然怀有敬意。
“就是硫黄坑，”拉罗西维耶解释道，“那个地方最好，因为硫黄会把人体腐蚀掉。”
虽然发出了种种警告，康斯坦特还是努力营造“恶棍中的绅士”这个形象。在FRAPH的正式成立大会上，他在持枪手下的护卫下放飞了和平鸽。其他准军事武装分子会戴黑手党式的呢帽，戴墨镜，穿迷彩长裤，他却经常以身穿着齐整蓝色正装、扎着领带、手持竹杖的形象示人，走路时会靠在手杖上。他出身于海地极少数的贵族家庭，曾在加拿大多所大学留学，还曾短期担任海地驻纽约的外交官。他平常说英语，口音很轻，媒体稿件都要由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和法语。“别忘了，我是有来历的，”他喜欢说，“我不是老百姓。我是康斯坦特家的人。”
他说话的时候，几名国际人权观察员坐在我们旁边，很快一个人就跟拉罗西维耶争论起康斯坦特的事来。拉罗西维耶说：“如果有一天，我相信海地能对我的客户进行真正的审判，我会第一个让他坐上回国的飞机。”
但是，FRAPH的几千名追随者中，大部分要么是接受军队号令的武装团伙，要么就是已经解散的“背包叔叔”组织前成员。“背包叔叔”是一支臭名昭著的准军事组织，得名自海地童话中把小孩子抓走的大坏蛋。在集会中，FRAPH成员的集体敬礼姿势是以右拳击左掌。虽然FRAPH的党章里提到了团结，康斯坦特却公然宣布：“阿里斯蒂德回来只有死路一条。阿里斯蒂德和他的支持者是国家公敌。”
布莱恩·康坎南是一名美国人权律师，过去五年里，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在海地鼓吹审判康斯坦特上。他告诉我，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这场审判都是极其公平的。他说，实际上本案已经奠定了海地司法系统的原型。或许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康斯坦特害怕自己会被杀掉，但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名被告在监狱或法庭里受到虐待。“被告享有海地本国法律，以及海地签署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康坎南说，“被告可以要求证人出庭，也可以提交不在场证明和无罪证据。”
这是康斯坦特和他的“海地前进与进步阵线”（Front for the Advancement and Progress of Haiti）的首次亮相。阵线的简称要更有名一些，FRAPH，与克里奥尔语单词“frapper”相近，意思是“打击”。（康斯坦特说，这个名字是他在梦里想到的。）康斯坦特于几个月前成立了FRAPH，并将其描述为草根政治组织，“一场神秘的事件”。它将从群众中崛起，取代阿里斯蒂德民粹主义运动的残余。党章是康斯坦特在一台老式手动打字机上创作的，随后被发给了媒体，里面讲道：“FRAPH是一场团结的群众运动，将整个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实现完美的和谐。”
就康斯坦特而言，康坎南说，案件审理遵照了二战后审判纳粹高层，以及近年来审判南斯拉夫和卢旺达战犯的法律流程。“康斯坦特建立了一个旨在[实施]——并确实实施——严重违反人权活动的组织，”他说，“他掌管着一个犯罪组织，要为该组织的罪行负责。”
他们总共只有百人上下，不少人顶着啤酒肚，武器也比草叉强不了多少。但是，之前几天刚有美国士兵在索马里被杀，这种炫耀武力的行为起到了震慑的效果。康斯坦特在媒体镜头前上演了一出大戏：他手下衣衫褴褛的“士兵”敲着羊皮鼓，口中高喊“索马里”，就像在战场上呐喊一样。他们喝酒狂欢到深夜，把车灯打到港外“哈兰县”号等待的海域。最终，克林顿总统下令让军舰撤离。这是美国海军历史上最羞辱的撤退之一，甚至让促成此事的人大吃一惊。“我的人一直想撤，”康斯坦特后来对记者说，“但是，我赌了一把，让他们留下。然后美国人就走了！我们都惊呆了。”
来到海地的第二天，拉罗西维耶决定发起抗议。庭审过程中，他从椅子上起身，笔挺地站在法庭上。审判随之中断，每一个人都看着他。接着，他迈出了大门，保镖跟在他身后几英尺的地方。人群中到处是愤怒的私语。一名控方律师将此行为斥为阴谋，表明康斯坦特的律师从一开始就无意接受法庭的正义，而只是想诋毁它。（“在我看来，要想为谋杀案做辩护，光花几个小时出席庭审可是不够的，”康坎南告诉我，“为了这件案子，我们已经全力投入四年半了。”）
就在此时，一群武装人员发起了突袭，指挥官就是时年三十六岁，还没有出名的准军事部队领袖——托托·康斯坦特。他们已经封锁了“哈兰县”号预定停靠的泊位，现在又围住赫德尔斯顿的车，敲打着引擎盖，用英语喊道：“杀光白人！杀光白人！”
拉罗西维耶离开后，我坐了一会儿，盯着后排座位上几十名声称自己受到迫害的人。许多人为了出庭专门买了正装。年轻女人穿着白裙子，有些人还受过枪伤，在酷热与尘土中显得那么纯洁。他们都坐得笔直。这些人多次徒步好几英里来到首都，向政府要求正义。他们还把事情的经过写成了歌曲。现在，他们坐在这里。雨开始下了。一名办事员在收拾桌上摆着的骸骨。全国各地流传着一则消息说，首都的另一场政变被挫败了。
“港口职工对我们存在敌意，现在情况可能不太妙。”
我起身离开时，一名看见我和康斯坦特的律师同来的年轻人把我拦了下来。我还没开口，他就一口唾在我的鞋上，然后走开了。
“把门打开。”
判决结果
“他现在不想说话……他跑了。”
“他们想方设法让我出去，然后狠狠揍我。”我回国后不久，康斯坦特对我说。当时，他正在皇后区的一家餐厅里吃巧克力蛋糕。审判开始后，海地社区的形势越发紧张。拉罗西维耶让他在示威的时候躲出去，避免正面冲突。但是，康斯坦特一直待在附近：“我必须保护母亲和姑姑，以防有人失去理智。”
“行，跟他说我在大门口，等着港口当局开门。”
里科·杜皮伊，海地太阳电台台长对我直言：“有些海地人联合了起来，想让法律变成他们自己的玩物，把他杀掉。”
“收到。我们已经多次发出申请，均无回应。”
康斯坦特声称，他有一小批铁杆在暗中保护他。“我跟你说，他们每次去我家门前，百分之五十都是我的人，”他说，“他们过来是以防万一。”
10月11日，“哈兰县”号抵达太子港附近，一群联合国与美国官员在代办维奇·赫德尔斯顿的带领下，前来迎接军舰和船上的军人。在场的还有大批媒体记者。人群在港口的入口处等候着警卫开门，但什么都没有发生。现场录像表明，赫德尔斯顿和中央情报局海地站站长并排坐在专车后座上。她通过对讲机跟另一名使馆人员说：“告诉[港口]领导，我要跟他讲话。”
虽然具体数字难以确知，但康斯坦特坚持说，他对流亡美国的部分前FRAPH成员、“背包叔叔”成员、海地士兵和杜瓦利埃的支持者还有一定的掌控力。示威者说，至少有一次，他家门外停了一辆车来监视他们。“他们过来给我们拍照，我们也拍他们。”雷·拉福雷告诉我。
1993年10月，美国“哈兰县”号登陆舰满载着军人向着海地首都太子港开去。为了帮助海地首位民选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重掌大权，一场国际维和行动展开了，这艘军舰及其船员就是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派出的第一支大规模军队。阿里斯蒂德是一名走入政坛的牧师，身材瘦高，眼睛很大，富有激情和演讲才能，1990年底掌权，执政理念糅合了社会主义和解放神学。海地全国被践踏的广大人民爱戴他，亲切地叫他“蒂蒂”。军界和商界精英则厌恶他，认为他是没有常性的激进分子。上台不到一年，他就被一场政变罢黜了，最后流亡美国。从那以后，正规军和四处游荡的准军事武装杀害了数十人。流血事件激起了国际社会的义愤，“哈兰县”号的到来被颂扬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个试图在这座岛国重建公共安全和民主制度的象征，哪怕只是表象。
“我不想死人，”康斯坦特谈起拉福雷时说，“不过我对他有安排，而且……”他的思路在这里就断了。
伏都教准军事武装
有一天，我跟康斯坦特坐在他家里，阅读他书里的一章。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接起电话，挂断后对我说：“见证历史的时刻吧。判决结果出来了。我被判处终身监禁和服劳役，他们把我在海地的产业全都没收了。”
我们一共进行了十几次访谈，这是第一次。之后几个月里，他对我讲了自己的故事，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还把厚厚的笔记、私人文件、通信和日记拿给我看。我同期还采访了自称被他迫害过的人、人权组织的工作人员、联合国观察员、海地官员，以及美国白宫、国务院、移民与归化署和情报机构的前任与现任官员，其中许多人之前从未公开谈论过康斯坦特。我还阅读了若干情报机构报告（部分之前属于机密材料）和国务院通讯记录。根据这些材料和其他一些材料，我不仅能拼凑出伊曼纽尔·“托托”·康斯坦特的故事，还能还原出美国政府起先秘密援助他、之后又帮助他逃避制裁的过程。
他跌坐在摇椅上，点燃一根香烟，茫然四顾。陪审团经过四个小时的审议，认定二十二名在押被告中的十六人有罪，十二人犯有蓄意谋杀罪或同谋杀人罪。缺席审判者均被判处谋杀罪，要求赔偿受害人数百万美元。“我讨厌老家的东西被没收，”康斯坦特说，“我妈妈迟早是要回去的。”
令我惊讶的是，他看起来和普通美国人一样。我们在一个周围摆着书的小会议室里坐下，他靠在椅背上，一时没有说话。最后，他开口了：“是时候让托托为托托说话了。”
他又点了一支烟，狠吸了一口。“我给律师打电话吧。”他指的是拉罗西维耶。他拿起手机，想要集中精神。“他们判我有罪，”他给律师发了一条语音留言，“我要跟他说话，好吗？他们判了我无期加劳役！”
于是，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前往拉罗西维耶位于新泽西州纽瓦克的事务所。我到的时候，拉罗西维耶正在开一场闭门会议。我在休息室里等待时，能听见里面传出克里奥尔语的谈话声，偶尔蹦出来几句英语。突然，办公室门开了，匆忙走出一位穿着双排扣正装的高大男子。我过了一会儿才认出来是康斯坦特。与军政府时期拍摄的照片相比，他至少胖了三十磅。小胡子还在，但脸更胖了，杀气也没那么重了。夹克衫里面是一件高领绒衣，左耳上戴着一个金耳环。“你好。”他说道，口音并不重。
几分钟后，电话响了，康斯坦特赶忙接起来。结果却是一名采访的记者。他说了几句话就挂了。电话又响了。这次是拉罗西维耶。“你觉得这边会怎么样？”康斯坦特紧张地问，“行……好……行。”
我见到他的律师拉罗西维耶时，他告诉我，对于他们来说，现在是形势最严峻的时刻。拉罗西维耶是一名胸膛宽阔的海地裔美国人，口音里混合了标准英语和街头土话，偏爱精工西装。他告诉我，人们经常称他为“海地版的约翰尼·柯克伦[1]”。他否认拉博托大屠杀的存在，还说康斯坦特回到海地后，很可能会被暗杀。由于形势已经到了绝望的关头，拉罗西维耶同意让我跟康斯坦特见面。当时很多人认为他已经失踪了。
他把电话给了我。还没等我把电话放到耳朵边上，隔着话筒都能听见拉罗西维耶有多么抓狂。“这件事我就一句话：胡扯。”拉罗西维耶说，海地政府现在会试图将康斯坦特引渡回国，理由是他被合法且有国际观察员出席的庭审判有罪。但是，他说道，他们还必须表明判决结果是公允的，而且要在美国法院里证明康斯坦特应该被遣返。
更重要的是，他要第一次面对实实在在的正义审判。2000年秋天，海地政府缺席审判了他于1994年在拉博托镇至少杀害六人的罪行。一同受审的还有数十人。这是历史性的大案，是海地政府第一次大规模地制裁军政府罪行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在考验海地腐败多年、几成具文的司法体系。美国政府也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强的压力，要求将康斯坦特引渡回国。
几天后，康斯坦特给我打电话，声音有些紧张。“到处都在传，说他们要来抓我了，”他说，“他们要来抓我了。”他说，第二天就是星期二，要和往常一样去移民与归化局签到，不过他害怕当局可能会计划在当天抓捕他：“你能去那里找我吗？”
自从听说一个人在海地犯下了反人类罪，现在竟然又住在他迫害过的人中间，我就一直在寻找康斯坦特。与被驱逐的该隐不同，康斯坦特成了流亡群体中的流亡者，放逐在被他放逐的人中间。虽然他逃避了正义的制裁，但却逃不开自己的过往。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它——在邻居的一瞥中，或是在街头的海报上。
第二天上午，我到达曼哈顿移民与归化局时，他已经站在门口了。天气很冷，他紧紧裹着军大衣。他告诉我，身在佛罗里达的母亲之前跟他打电话说其他几个海地流亡者被捕了。我都能看见他的眼袋了。他来回踱着步，说昨晚在一个朋友家过的夜，以免当局去家里抓他。
让托托为托托说话
我跟着他上了电梯，走进十二层的一间办公室。他想去前台签到——前台挂着一幅自由女神像的海报——但一名移民与归化局的官员说，他们还没准备好接待他。他坐下，开始思考自己为何这么久都没被抓起来：“有一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给这边的情报机关干活——他说有人在暗处详细地追踪着我的一切情况。”
“一句古老的克里奥尔谚语，”他说，“戕害者健忘，但留下伤疤的人会铭记。”
几分钟后，一名办事员叫了他的名字，康斯坦特马上跳了起来。他拿着移民与归化局的表格去前台签到。官员把表格拿走，进了后屋跟某人商量。接着，她回来了，没什么事发生。康斯坦特微笑着把我送进电梯，给妈妈打电话说自己很好，然后冲到街对面买了一件新外套，庆贺自己的自由。
“什么意思？”我问道。
下一周里，二十多名托托稽查队员来到移民与归化局楼外，举着标语，上面展示着据称受到FRAPH迫害的人：一名被杀害的男孩，衬衫拉过头顶；两个男人倒在血泊中。“我们来这里是要求将托托·康斯坦特遣返海地，”吉姆·伊维斯拿着喇叭喊道，他是布鲁克林的一家报纸《海地进步报》的撰稿人，“如果你不希望战犯和刽子手生活在纽约的街道，那就请加入我们！”现场有一种感觉：这是说服美国政府遣返康斯坦特的最后机会了。现在判决结果都出来了，如果还是办不到，那就永远办不到了。联合国海地问题专家、康斯坦特案独立观察员阿达玛·迪恩戈将判决结果称为“与逍遥法外抗争的里程碑”。
“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他说，“要是现在让我看见他，我就亲手把他捆起来。”他告诉我，康斯坦特的手下和其他准军事部队成员曾把他的一个朋友从教堂里拖出来，在光天化日下枪杀。之前，他自己的兄弟也被海地军方拷打过。我们把车停在灌木丛后面，等了几分钟。Bay kou bliye，pote make sonje.拉福雷说。
移民与归化局外的人群中，有几个人弯下腰，试图在寒风中点亮蜡烛。“他们怎么能不把他遣返？”一个海地男人问我，“海地法庭都判他有罪了。中央情报局为什么还要庇护他？”突然，人群异口同声地高喊：“托托·康斯坦特，你躲不了的！我们指控你种族屠杀！”
拉福雷告诉我，自从抗议发生后，康斯坦特就消失了。“他又躲了起来。”他说。拉福雷把一张“通缉”海报贴上电线杆后，我们进了他的车，在居民区中间穿行，经过几座优美的都铎式房屋，最后停在人们最后看到康斯坦特的房子前。“你怎么停了？”我问他。
再会？
到了2000年11月，海地人已经建立了长期的“托托稽查队”，随时追踪康斯坦特的出没地点。大约同一时间，“托托稽查队”成员雷·拉福雷同意带我去看能找到“恶魔”的地方。他告诉我去房地产公司附近找他，有人看见他午休时在公司门口抽烟。拉福雷块头大，胡子大，还戴着太阳镜，随身带着几张海报。我问他海报是什么，他就展开了一张，上面是康斯坦特以前的黑白照片：这位声名远扬的刽子手领袖嘴角留着八字胡，嘴唇之间露着几颗歪歪扭扭的牙。海报上用粗体写着：通缉：伊曼纽尔·“托托”·康斯坦特罪名：反海地人民罪。
2001年，康斯坦特给我打电话，要跟我见面。这是我们最后几次见面中的一次，当时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和乔治·W.布什均已宣誓就职。他的法律地位没有改变。他说，自己跟“顾问们”都谈过了，现在要告诉我一些事情。他说，两国政局都发生了变化。反抗阿里斯蒂德的人越来越多，连皇后区也不例外。太子港最近发生了炸弹袭击，当局说是康斯坦特干的。他否认此事与自己有关。但是，他说到处都有海地人在呼唤、等待他采取行动，站出来。
很快，居民们就在街道的树上和路灯上贴满了康斯坦特受害者的照片，有的手脚被白色绳索绑着，有的四肢被砍刀斩断。人们在康斯坦特家的门缝里塞了一张最可怕的照片：一名小男孩倒在血泊之中。然而，几天之后，康斯坦特回到了门廊上。当地居民纷纷跑过来朝他家的灌木丛吐痰，用石头砸他家的门。康斯坦特现身马修斯家之后，愤怒的人群把他家团团围住，高喊着“凶手！”“暗杀者！”。有人在路边发现了一个人。他是康斯坦特有名的同伙，一名抗议者朝他高喊道“特务！”，人们就追着他跑。后来他不见了，康斯坦特也没了踪影，于是人群朝四英里外的房地产中介公司行进，宣称除非公司的海地老板把这名新员工开除，否则就要让他开不了张。
在我们见面的海地风味餐厅，他告诉我，有人发表了文章，他们说：“看那个在海地被定了谋杀罪的家伙，他每天都在变强。”他喝了一小口朗姆酒：“很多海地人都在盯着我。他们没接到我的消息，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每个人的眼睛都在我身上。有人还把海地的手机号发给了我。这里的人想要联系我。政治领袖想要联系我。有一种看法……如果阿里斯蒂德即将下台，我是唯一的继任人选。我不能被冲昏头脑。我要小心，要分析，要利用它。”
2000年夏天，这次相遇的消息传遍了纽约的海地人社区，从弗莱布许、劳瑞尔顿到坎布里亚高地和布鲁克林，就像在海地本国那样，“teledjòl”，“口口相传”。自从被美国政府释放，他多次潜入这片区域，但从没有像这样明目张胆——把房子卖给被他赶出祖国的人。他刚到皇后区时只会偶尔露面。据说，他在星期六男爵日穿着黑衣服去过一家迪斯科舞厅。星期六男爵是伏都教中的死神，戴着高顶帽，有好几条尾巴，守卫着墓地大门。还有人在一家肉店和百事达店里见过他。海地社区的电台和报纸都报道了目击事件。一份报纸的头条标题是海地杀人魔头在美国开派对。但是，他总能在被发现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到了1997年，流言终于定位到了劳瑞尔顿的一条僻静街道，就在海地社区的中心附近。多年来，流亡者们一直希望放下本国历史——一部永无宁日的政变与反政变史——的重担。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康斯坦特坐在一座白色灰泥房屋的门廊上，他和姑姑、妈妈一起住在里面。“托托·康斯坦特在海地流亡者的重镇纽约逍遥自在，这是对所有海地人民的侮辱。”里科·杜皮伊，位于弗莱布许的《海地太阳》电台台长对听众们说道。
人们走进餐厅时，康斯坦特会转过头去看他们。他等着两个海地人入座，然后转过头对我说，他必须干点大事，否则这辈子都要困在皇后区当人质了：“如果我站出来，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就算我什么料都不爆，只是抨击阿里斯蒂德，海地的反对派、前军方势力、前FRAPH成员都会获得力量，每个因为看不到领导者而拿不出胆量的人，他们都会获得力量”。
他就是托托·康斯坦特。在这个瞬间，两名海地人站在那里，盯着对方的眼睛。接着，康斯坦特和客户就迅速开车跑了。马修斯回到家里，看见了妻子，她正在颤抖。“你怎么敢把那个恶魔带到家里来？”她大喊道，“你怎么敢？”
他说，自己最近又收到了一连串死亡恐吓。有人知道了他的手机号，警告他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干掉你。”
男人犹豫了一下：“康斯坦特。”
我问他，如果真的贸然打破沉默，召开新闻发布会，他怕不怕可能带来的后果。他说不清楚会发生什么，但那是他的宿命。“我从小就为了一个使命准备着，这是我活下来的理由。”他说。他又朝后看了一眼，接着把身子朝我靠过来。“我要么当海地总统，”他说，“要么就要死于非命。”
但是，中介走的时候，马修斯不住地想，如果他真的是托托·康斯坦特怎么办？马修斯知道，1994年美国推翻军政府之后，康斯坦特受到海地司法机关的追捕，又莫名其妙地获准进入了美国。马修斯听说，康斯坦特终于被捕并驱逐出境后，根据与美国政府的秘密协议，他于1996年被神秘地释放了，哪怕海地政府曾要求将其引渡回国，而美国当局也发现，他的太子港总部办公室墙上贴着身体残缺不全的受害者照片，就像在炫耀战利品一样。他打开前门的时候，马修斯的好奇心占了上风，于是用克里奥尔语问他：“你姓什么？”
2001年6月
马修斯不知道该怎么做。也许他并不是康斯坦特。他比马修斯记忆中的康斯坦特更高大，更有礼貌。没等马修斯发现，他已经走进了房子，伸头去看各个房间，查看了地板和卫生间，专门谈了厨房的跃层空间，并用克里奥尔语做了评论。在客厅里，他走过了墙上挂着的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海地前总统，后来复位，是准军事部队的死对头）海报，但是他只是看了一眼。也许他真的只是一名房地产中介，一名来纽约讨生活的海地移民。
2006年7月，康斯坦特迎来了更平凡、也更出乎意料的命运：他在纽约被捕，罪名是参与大规模房地产诈骗，造成贷款人一百多万美元的损失。这一次，康斯坦特的关系再也不能让他免受法律制裁了。他在纽约受审，被判有罪，最高可能入狱三十七年。州检察长安德鲁·库默说：“康斯坦特再也不能危害我们的社会了。”
马修斯盯着他。九十年代初，马修斯在军政府统治下的海地见过他。他的脸比记忆中要胖了一些。当年的他消瘦得像鬼魂一样，有时衬衫上会别着一把乌兹冲锋枪或.357马格南手枪。为了维持军队寡头的控制力，他利用手下的准军事部队来恐吓民众。这支传奇的民兵与海地正规军共同行动，据说折磨、强奸、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们能看看吗？”他问道。
[1]美国黑人律师，经常为惹上麻烦的名人打官司，如辛普森。
没有人记得是谁第一次在附近看到他的，但是，埃米尔·马修斯几乎可以肯定，伊曼纽尔·“托托”·康斯坦特正站在自己家正门前。康斯坦特，人称“恶魔”，身高六英尺三英寸，可能还要更高，穿着棉袄，打着领带，圆蓬式的鬈发梳得一丝不乱。他说，自己是带一名客户来看马修斯的房子的，位于纽约皇后区的一套三居室。他说自己是房地产中介，在前门草坪上看到了一个写着“待售”的粉色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