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瑞安得了个绰号：红发嬉皮。“当时正流行这个，”吉米有点抗拒地对我说，“老家伙都很潮的好吗？”虽然有点叛逆，但他还是继承了爸爸不服输的劲头。他跟我讲，他要向“老头”证明自己能干好。吉米的直率也让他大受欢迎。“对于吉米，我一句二话也没有。”他以前的工头巴蒂·克劳萨说。他还说，吉米是那种“一根可调扳手都不会偷的人”。
1969年，就在三号输水隧道一期工程开始之前，吉米·瑞安的父亲带他下了井。“我十八岁的时候，他说‘跟我来’，”吉米·瑞安回忆道，“他是那种老派的家长。爸爸干什么，孩子不能问……接着，他们把我们装进了这个大筐里。我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下面越来越黑。我爸让我跟紧了，看他怎么做。我就是这么当上沙猪的。生下来就是。”
瑞安父子试过几份别的工作，但都没干多久，最后还是回到了三号隧道。1982年夏季里的一天，吉米·瑞安、克劳萨和几十名沙猪进了布朗克斯区范格兰公园的一处井下，准备将一条新隧道与控制室里的阀门连上。这一部分的工程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沿着地下划好的轮廓建造一个形似龙骨的钢模，然后灌入水泥。为了到达坑顶，瑞安爬上了十八英尺高的脚手架。
控制室里很冷，格利雷伸手向我展示另一项创新技术时，不禁打了个寒战。“这叫作蝴蝶阀，”他指着钢管里的水闸说。它不是像断头台一样直起直落，而是慢慢旋转到位的，“这样能减小压力，方便关合。”他说的时候，手还在顺时针拧着轮子。虽然他已经来过几十次了，但还是会驻足回望这几十个阀门。然后他说：“只要三号输水隧道完工，全市供水就会圆融自如了。”
正午前后，有些工人已经去吃午饭了，瑞安和其他几个人还在工作。这时，乔治·古鲁扎克——他也是沙猪，距离工地有一英里远——看到两辆二十吨的水泥罐车朝隧道开了过来。它们的刹车失灵了，正沿着缓坡加速前进。有些人想到在地上放置障碍物减速，但毫无效果。
格利雷把手放在钢管上突出的一个小轮上，说道：“阀门是用电力开合的，停电时也可以手动操作。当然了，手动的话要拧两万九千圈。实在不行可以几个人轮流上。”
水泥罐车撞上脚手架时，吉米·瑞安正在用钻头，然后就被抛到了二十五英尺的天上。“全都颠倒了，”瑞安说，“我摔得失去了意识，醒来的时候灯全都灭了。我只能听见一片哭声。”
如果阀门损坏，对应的钢管可以升到地上检查。格利雷说，部分损坏不会影响整体。旧隧道是从水库沿直线流入市区的，但三号隧道设计了多处流经控制室的冗余回路（上曼哈顿有一处，布鲁克林和皇后区共用一处），这样的话，部分地区断线就不会导致全城大停水了。
克劳萨没有受伤，在乱作一团的钢材、岩石、机器里摸索着过来了。他能听见其他人的呼救声。最后，他找到了一个手电，向前射出一道光柱。“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他说。
控制室形似飞机库，长度超过二百码，圆拱形的天花板高达四十一英尺，墙壁布满沉积物和藻类。吊灯悬在顶部就像新月一样。阀门依次排列在距离地面二十英尺的地方。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阀门外面的圆柱形钢管：重达一千七百三十五吨，由铆钉固定，横穿四十二英尺宽的控制室。每个钢管内有两个阀门，旁边有一个金属平台。格利雷兴奋地走上第一个钢管，抚摸着鱼雷形的外壁。“如果一条隧道出现裂缝，我们就能在这里把它关闭，”他说，“一切尽在掌握。”
强尼·瓦德曼之前在瑞安身边当钻工，现在被架在两辆车之间。车在他肩膀下面相撞，他就被悬在了半空中，腿晃荡着，胳膊向外伸出。“他看上去就像耶稣一样。”古鲁扎克说。他当时跟工友匆忙穿过黑暗的隧道赶到现场。一个人大喊瓦德曼死了。
他把身体压在门上，看见门缓缓打开，长舒了一口气。室内阴冷，走廊是由混凝土制成的。走下几级金属台阶，我们乘上了一台二十五层楼高的下行电梯。格利雷一边打开另一扇厚门，一边说道：“做好准备，你即将看到全新的长期供水系统。”
瑞安的头部血流如注。“吉米伤得很厉害，”克劳萨说，“老天保佑，他还在找其他人，想帮帮忙。我不知道他怎么还能走路。”
跟许多沙猪口中的“铅笔男”一样，格利雷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胡须修剪齐整，身着蓝色休闲西服，还打了领带。正门是由实心钢材制成的，他开门的时候就跟开银行金库一样。“这处防空洞建于冷战时期，”他说，“原本是为了抵御十兆吨级核弹。”
在角落里，另一名沙猪麦克·巴特勒被困在了水泥管道和墙面之间。他的一条腿的大部分都被划开了，断掉的骨头露在外面。脚的皮肉向外翻开，被夹住了，动弹不得。“他都快流干血死掉了。”瑞安说。
控制室的施工开始于1970年，1998年才完成。虽然与控制室连接的隧道尚未完工，但是环保局还是允许我参观了地下控制室的内部。它位于布朗克斯，距离沙猪工会大楼不远。地上完全看不出控制室的痕迹，只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塔，还有一个封闭的大门，大门通往一处绿草如茵的山坡。“我们一般不放人进来的。”格利雷站在门外对我说。
有人掏出了一把折叠小刀，试图在不稳定的手电光下把他弄出来。但他的脚后跟死活出不来。“我跟他讲，我们要给他的脚截肢，”古鲁扎克说，“他就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970年1月，寒冷的一天。三号输水隧道正式破土动工，它的规模比前两条隧道都要大。三号隧道预计分四期完成，长六十英里，起点为扬克斯水库，依次经过布朗克斯和曼哈顿岛南端，最后到达布鲁克林和皇后区。项目要求新修一条地下引水渠。更重要的是，系统中央有三十四个专门设计的阀门。阀门材质不是青铜，而是不锈钢，而且缩短了柄的长度，提高了抗压能力。（大部分在日本制造，纽约市派驻当地的监察员为了确保加工精度，在日本一住就是两年。）所有阀门都放置在一个中央控制室里，抵达和关闭都很方便。
一名沙猪插了根香烟在巴特勒嘴里，另一个开始切他的脚后跟，把剩余的筋骨割除。“我把衬衫脱了，拿背心包住他的脚，用止血带缠着他的腿。”古鲁扎克说。
六十年代末，政府官员决定必须采取措施了。“最早的隧道里有一条都用了七十年了，阀门没办法修，”时任美国国会议员、后来出任三届纽约市长的艾德·科赫回忆道，“有时我们甚至连阀门在哪里都不知道”。他还说：“没有吃的可以活下去，没了水可就不行了。”
巴特勒被救出来以后，别的人把瓦德曼从半空中拽了下来。接触地面的那一刻，他发出了一声呻吟。他还活着。
全球最大的供水系统在建设几十年后，终于暴露出了它的弱点，一个让整座城市陷入危险之中的弱点。“人们都吓坏了。”城市供水工程师道格·格利雷说道。没有办法把水关掉，不能到里面去修补裂隙，也不知道隧道的崩溃是否近在眼前。
迄今为止，这都是三号隧道工程中最严重的事故之一。后来巴特勒的整条腿都没保住。瓦德曼的腿骨和髋部断了，六根肋骨粉碎性骨折，头部也遭受了重创。瑞安的前额和下巴缝了一百二十针，一条腿的膝盖骨碎了，六根肋骨骨折，双肩脱臼，花了八个月才恢复过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回来工作，他的回答是：“我是沙猪。我就认这一点。”他再也没去过事故现场，话也越来越少。“这场事故把他的生命力带走了，”另一名沙猪说，“那股子劲头。”
“他们担心，要是继续转的话，整个系统都会完蛋。”沙猪工会的业务经理人小理查德·菲茨西蒙斯说道。
“他们别想给我弄什么心理治疗，”瑞安告诉我，“别想进我的脑子。”
在井底，一根长长的铜杆从隧道里伸了出来，末端有一个转轮，作用是控制管线内部直径六英尺的阀门。但是，工程师们使劲转动手柄时，转轮颤抖着开裂了。“它承受的水压太大了。”瓦尔德说。
瑞安回到工作岗位不久，就注意到父亲的呼吸困难。“他每走三十英尺就得停下。”瑞安说。后来，乔·瑞安开始往外咳黑色的浓痰。乔去看医生时，X光显示他的肺部有阴影。他患上了矽肺病，原因是常年吸入粉尘。
1954年，在大多数市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几名工程师下井关闭了一号输水隧道，以检查这座已经运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设施是否需要维修。“想象一下，水龙头用了十年会是什么样，”环保局局长克里斯托弗·瓦尔德说，“这些东西已经连续工作几十年了。”
吉米·瑞安说，爸爸总是告诉他，沙猪都是死于意外。炸药炸死，触电电死，隧道塌了压死，石头、绞盘、冰柱掉下来砸死，被水淹死。脑袋被削掉，手脚断掉，气压不平衡爆掉。潜得太深死掉——可能是几百英尺，也可能是几英尺。死亡来得很快，往往也没有痛苦。
到了五十年代，纽约市对“纯净健康的水”的追求越发狂热了。这一次的触发事件不是人口爆炸，甚至不是大瘟疫，而是之前几乎没有人想到的事情。
2003年5月，周四，升天节。瑞安穿上笔挺的花呢外套，戴上领带，开车离开皇后区的家，前往布朗克斯区的圣巴拿巴教堂，参加为所有三号输水隧道施工死难人员举行的葬礼。这座石质教堂的彩色玻璃窗户可以打开，让阳光直射进来。瑞安坐着，身子前倾，外套紧紧裹住宽阔的双肩。长凳上满是人，有环保局局长克里斯托弗·瓦尔德，有工程承包商安东尼·戴尔韦斯科夫，还有几十名沙猪和工程师。“让我们为纽约市三号隧道施工过程中受伤或死去的所有人祈祷。”牧师缓缓说道。
乔比他爸爸更矮小结实，人称“红瑞安”。他总是怒气冲冲的，不认识的人还会觉得他很吓人。他背负着重担——或许还夹杂着怨愤——为了帮助有时起床太晚、赶不及上班的父亲养家，乔放弃了维克森林大学的橄榄球运动员奖学金，下井当了工人。尼克·瑞安1958年去世以后，他儿子开过一阵子加油站，不过没过多久就回到了地底——那里才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让他们上天堂吧，”一名沙猪回应道，“让他们上天堂吧。”
“好多年以前就是子承父业了，”一名沙猪告诉我，他的父亲当年跟乔·瑞安一起工作过，“爸爸拉儿子，哥哥拉弟弟，表亲拉表亲。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说，这里真是英雄不问出处。有案底也没关系，只要能待在底下干就行。”
牧师念出死在隧道里的二十四人的名字时，瑞安跪在了长凳前面。“主啊，请赐福于他们吧。”牧师说道。葬礼结束后，瑞安等人去了街道另一头的一家爱尔兰酒吧。“我爸爸就在里面，”他说，“他坚持到了1999年，然后死于矽肺病。”
尼克·瑞安的胸口剧痛，四肢僵硬，牙龈出血，还得了沉箱病。1937年，全家到处都要用钱的尼克·瑞安带着十八岁的儿子乔下井了。“我爸就是这么学会在地底下生存的。”吉米·瑞安回忆道。
“我叫约翰·瑞安。我记得你见过我爸爸。”
“就算是大萧条期间，大部分人也不爱干这些工作，”一名与尼克·瑞安在同家工会的矿工回忆道（记录在一部口述史中），“没人想到地底下，整天拿着铲子干活，然后到压缩气室里面去。我们这些人很不好对付，领导作风必须铁腕……他们会跟你讲，要么干要么滚。保险精算师会告诉你，活下来的都是最强壮的。”
一个小伙子站在第36街和第一大道的路口处，旁边就是一个隧道作业井。他个子不高，胳膊结实，比起爸爸，更像他爷爷。他二十八岁了，脸上还没有留下沙猪的深深印痕。他的脸宽大直率，眼睛是浅绿色，红头发从安全帽前面向外伸出。
吉米的祖父叫尼克·瑞安，身材高大，肌肉发达，长着一头红发。大家都说吉米·瑞安跟他长得很像，但用吉米的话说，尼克有点“野”，话音里明显能听出来是打了折扣。尼克嗜威士忌如命，当时隧道里的工人经常喝这种烈酒。他基本没受过正规教育。跟他同辈的沙猪大部分是刚到的移民，主要来自爱尔兰、意大利和西印度群岛。他们就有一套衣服，在鞋子上包上塑料袋就来上工了。供水委员会有时会把他们安置在营地里，还会教他们的子女读写，当地村民经常抱怨“这群外来的”。当时拍摄的黑白照片中，尼克他们队站在隧道里，头上摇摇欲坠的岩层只有几根木头撑着。尼克·瑞安戴的不是安全帽，而是有点像牛仔戴的那种帽子。1936年，尼克加入的“本地147协会”的一次早期会议纪要显示，会上警告大家，不要带手枪下井。
其他沙猪都叫他“吉米的儿子”，但是他不像父亲那样寡言。“你从来不知道上面在发生什么，”他谈起父亲时微微一笑，“我就爱胡说八道。”他抬起头，看着起重机把材料往井里送。“我以前觉得爸爸的脑子不正常。他受伤的时候我大概八岁。我还记得这事。他不愿意在医院里待着，自己摇着轮椅就回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什么是沙猪。我说‘老天啊，我绝对不干这个活’。”他朝井内看了一眼。“我觉得，这就是血脉吧，”他伸出手，又说了一句，“我们血管流着的泥大概比谁都多。”
自从一号隧道建成以来，纽约市用水量不断增加。到了1929年，日用水量已经比当年增加了三千五百万加仑，于是二号隧道开工了。一条从特拉华河引水的新渠建了起来。（它现在依然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长输水隧道”的保持者。）又是被淹没的村庄，被挖开的墓地。
“没人想让孩子干这行，”吉米·瑞安后来告诉我，“你总是希望他们能找个坐办公室的活计。”
后来，瑞安在工房里脱靴子时跟我说：“你知道吗，我爷爷当年就是干这行的。”他把靴子并在一起，接着说：“他是1922年从英格兰来美国的。起初是在荷兰隧道里干，后来二号隧道开工，他就过去了。二号比一号的规模还要大。真的很惨。我只能跟你说这么多。”
“小时候，我想当棒球运动员，”约翰·瑞安说，“后来，我就从大学退学了。有一天，爸爸来我工作的酒吧找我，对我说，‘好了，你喜欢调酒是吧？跟我来。’我以前从来没下过井。我真的害怕，实话跟你讲。”
“你觉得我们这个大工程怎么样？”瑞安问道。
“他当时是怎么想的，我也只能靠猜，”吉米·瑞安说，“我们努力互相扶持。”
有人在碎石边上搭了一把十英尺长的梯子，瑞安靠着香烟照明爬了上去。“来呀。”他说。等我到了顶上，他朝下指了指隧道，仿佛在说：来，好好看看。我看见十几个人在朦胧的烟尘中来往穿梭。下面传来杂乱的声音：镐头奋力砸向崎岖的岩石、钻开新的插洞、桶子来来往往，还有萤火虫一样迸发的火星。五个月的爆破清理，两班轮换着一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工程师与承包商精心测量最快路线，即便如此，隧道还是只延伸了两条街：从第29街到第31街。但是，站在隧道一端的顶部看着另一端，岩壁上滴着水，到处是硫黄的光，我对隧道设计总算有了一点感觉。
约翰·瑞安的曾祖父当年在隧道里干活时，一周只能赚几美元。现在，沙猪每年能赚十二万美元。虽然很多人以前都是落魄的矿工，但现在他们从工房里走出来的时候，经常身着定制西装，头发梳得笔挺，就跟银行家或者会计似的。工房主任是齐克·多诺修，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在纽约政坛颇有盛名。他左手戴着哈佛毕业戒指，右手戴着沙猪工会的指环。“要是我的左手比不上他们聪明，就用右手狠狠打他们。”他对我说。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小心摊开后，里面不是午饭，而是一盒万宝路。虽然烟尘已经很呛人了，他干活时还是成天叼着香烟——就像他喜欢读的老派推理小说里的侦探一样。在工友里，他似乎是独一份的。
沙猪们在逐渐地改造纽约城，而纽约城也在逐渐改造着沙猪。有些人会开着凯迪拉克和宝马来工地。约翰·瑞安已经订婚了，正准备在拿骚县买一座殖民地风格的大宅。“很多人都是冲着钱去的，”他承认，然后顿了一下，“还有兄弟情。这也是很重要的一块。”他又停了一下，好像在寻找最深刻的那个理由，然后又说：“管他呢，我就是喜欢待在下面。”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隧道尽头，那里放着一堆温度还很高的碎石。没挖这么深的时候，他们发现过很多东西：珠宝、武器、假牙、一箱钱币、一座殖民地时期的地牢。“下水管道里有时会看见老鼠，”瑞安说，“不过，这么深的地方就只有沙猪了。”
约翰在三号隧道干满了五年，升任工头。他目前的任务是建造纽约市最新的“大鼹鼠”，也就是一台二百三十吨重的掘进机。位置是在第十大道，就在父亲当年工作的地方。掘进机于七十年代展开试验，1992年正式用于输水隧道挖掘，已经成为了沙猪们最重要的设备，意义相当于印刷机的发明。2003年2月，最新的一台掘进机由新泽西州运抵曼哈顿，分成重量六十至一百三十吨不等的部件乘平底拖船运送，是乔治·华盛顿大桥下有史以来通过的最重的东西。接着，部件会通过一台能承受住如此大重量的专用起重机降到第30大街的作业井下。
跟这门行当的一般情况相比，瑞安算不上迷信。他不戴护身符，也不会拒绝在13号或星期五下井。但是，他从来都很警惕。现在，其他人都在说笑，瑞安却一个人站着，静静地检查墙体，确认没有裂缝，不会导致大块剥落。
2月里的一天，掘进机在狭窄的隧道里组装完毕，约翰·瑞安就请我一起下井参观。隧道直径为十二点五英尺。掘进机已经推进了近半英里，我们坐着左右摇摆的轨道小车到了隧道尽头。地下水从周围的岩壁中渗了出来，在小车高速前进的过程中不断溅到我们身上。过了大概五分钟，我们突然停住了。远处有一台硕大无朋的机器，与其说像钻洞机，不如说像太空飞船。掘进机的液压引擎发出轰鸣，灯光一闪一闪的。“来吧，”瑞安朝它走过去，激动地说道，“这只是牵引车而已。”
多年以来，瑞安已经从搬运工升为了工头，也就是“走来走去的老板”，现在更是成了沙猪工会的主席，对整个团队负有很大的责任。一名同事给予了他沙猪界的最高称赞：“吉米什么脏活累活都能干。”但是，瑞安在泥水中奋力穿行时，眼睛会从安全帽下向外瞟，有一点警惕。有的年轻沙猪刚要回忆差点丧命的往事，他就会扬起眉毛说“有些话不能讲”或者“你就爱胡说八道，是吧？”。有些人跟渔民一样，喜欢大谈海上的故事，瑞安不一样。他很少说起自己在地下的时光。轮班结束后，他就直奔皇后区的家，经常会脱下工服，换上鲜亮的高尔夫球裤，去林克斯式球场打一把，呼吸着清新的草香，挥舞着酸痛的胳膊，努力把球打进洞里。他妻子告诉我：“他从来不说隧道的事。我也不知道他在底下做什么。”
这台牵引车——包括一条往外运碎石的传送带——占据了隧道的大部分空间。隧道一侧建了一道狭窄的平台。洞里有十五个左右沙猪，碰到他们时就要让开，把脸贴在潮湿的岩壁上。越往里面走，掘进机就越像一只巨型生物：庞大的圆柱形手臂攫住岩壁，推动“大嘴”向岩石前进。掘进机的部分区域有工程师在看电脑屏幕，配备的激光器能够精确地标记前方岩石的类型。
目前工程处于初期，开凿岩石的方法和修建第一条输水隧道时差不多。用瑞安的话说就是“塞进去，炸了，然后清理”。这是一种重复的、暴力的仪式，没有日夜之分，时间的流逝早已被爆炸的震荡所取代。他们现在要把炸碎的花岗岩搬到大框里，由洞口的起重机沿着他们下井的路径拉上去，每次二十八吨。沙猪们各司其职。有搬运的，有插火药的，有打信号的，还有留在上面操作起重机的，负责把工具材料跟卷扬机连到一起的。布莱恩·索恩是一名资深的起重机操作员，他告诉我：“每个人都有一门技术。我就是放得稳。上面的人会把东西正好送到下面的人的头顶上，让下面的人放心，这很重要。如果砸到人了，你不能说‘哎呀，不好意思’，那个人可就没命了。所以，你必须做到最好。”
警报声响了，人们开始在平台上跑来跑去。“怎么了？”我紧张地问。
我们回到了三号隧道内部，看着沙猪们把碎石铲出去——用瑞安的话说，叫“弄走”。就在几分钟前，他们在我眼前引爆了炸药，湿润的空气中满是烟尘。很快，一切都被笼罩在了一片稀薄的黄雾之中。这些岩石连地震都无可奈何，现在却被炸到了周围的墙壁上。有些裂为两半，露出斑驳的云母，在尘土中发出美丽的白光，其余的黑色石头就单调多了。
“没事，”瑞安说，“要开动机器了。”
“炸药味。”
掘进机咳嗽着，飞溅着，颤抖着。地表气温只有二十华氏度，而此处的气温却被掘进机加热到了八十华氏度，有些人都开始脱衣服了。又走了七十五码，我们终于抵达了掘进机的前部：一个拥有二十七个刀片的圆形巨盾，每个刀片重达三百二十磅，它们紧紧贴在作业面上，弄得底下模糊不清。刀片是液压驱动的，威力很大，噪音也很大，把花岗岩一片片地削下来，然后装到传送带上，运到碎石车里。瑞安从小就是听着前辈们的传说长大的，他说真是不敢相信“我的太爷爷只有一根破石头棍”——这是沙猪的黑话，意思就是铲子。
“闻到什么？”
在古罗马，人们用火和水让岩石裂开，然后用马匹运走。直到掘进机发明之前，隧道挖掘方法的改进都很有限。七十年代，原型掘进机被引入纽约，当时的许多沙猪害怕它就跟害怕塌方一样。
“你能闻到吗？”吉米·瑞安问。
“这就像是约翰·亨利的故事，”齐克·多诺修解释道。这是一个传说，讲的是蒸汽钻发明之后，这个人要跟机器比试一番，“第一台掘进机进入布鲁克林时，刀片经常出故障，然后沙猪们就会拿着铲子和镐头跳进去。他们知道，机器是来抢他们饭碗的，而他们比掘进机干得还要好！当然了，他们后来完善了掘进机，并没有发生什么竞赛。”
1917年，工程已经进行了十多年，最后一次爆破终于完成了。人们现在可以在地下从曼哈顿一路走到卡茨基尔。市政府组织了纪念活动，但比科罗顿水渠完工时要低调多了。中央公园一座由该水库供水的新建喷泉打开的那一刻，大雨便下了起来。
一号输水隧道施工时，为了推进一百英尺，至少需要八十个人用一周的时间，又是钻石头，又是搞爆破的。现在有了掘进机，不但需要的人力少了很多，而且同样的距离只要一天就能完成了。
卡茨基尔工程造成的工人死亡数目不得而知，但是据1913年《松丘镇前哨报》报道，“每年约有百分之十[工人]死伤。记录在案的水渠工程各级事故已经超过了三千八百起……承担这项艰苦工作的基本都是外籍或黑人劳工。由于劳工的身份地位，死亡事故并未引起公众关注。”
然而，即使有掘进机加持，截至目前，三号隧道已经花费了一号或二号隧道完工时间的六倍。有人认为，它在预定的2020年之前是完不成的。“我们二十年前就该搞定了，”吉米·瑞安说，“但市里总是出事。”
但是，更令人不安的是“泄漏”的威胁，也就是沉箱外壁出现裂缝，原因是内外压力突然失衡，后果类似于飞机航行途中舱门打开，伴随着恐怖的尖啸声，就像水壶开了一样。人们只有几秒钟时间躲进气密室，否则就可能被下面吸进去。1916年东河地下隧道施工过程中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故，当时是下午，三人被裂隙吞噬，其中两人死亡，生还者名为马歇尔·马贝，被间歇泉冲了上来，据说泉水有四层楼那么高。“我感觉自己被推进了洞里，”马贝后来对记者说，“我越是挣扎，周围的东西就挤得越紧，以前从没被挤得这么紧过。我都快窒息了。”
地上的情况几乎与地下同样艰难。一期工程拨款十亿美元，分配给了多家承包商。自此之后，成本就开始超出预期，数额以百万美元计。攀升的成本让市政府望而却步，于是承包商延宕，工程也耽搁了下来。1974年，纽约市宣布破产，于是施工彻底中止了。总共耽误的工期将近十年。1981年，工程只完成了一个零头，但随着用水需求的不断增加，两条旧隧道承受的水压超出了设计值的百分之六十。纽约市政府感到无力回天，便请求联邦政府出资协助。
待气密室内外压力平衡，沙猪们就会通过暗门爬进沉箱，站在齐膝深的泥中，把水底的淤泥用顶部开口处的桶运出去。工人承受的水压很大，一次最多干两个小时。在挖掘过程中，沉箱会缓慢下沉，自然地形成一道作业井。一名在布鲁克林大桥施工期间进过沉箱的工程师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脉搏一开始会加速，然后降低到正常速率以下。声音听起来模糊而不自然，说话也很费力。燃烧的火把、深深的阴影、嘈杂的锤钻链锯声、若隐若现的半裸人形，到处都有西西弗斯在徒劳地推着永远到不了山顶的石球。若是此时还有诗兴，一定会觉得这里便是但丁笔下的地狱了。”
与此同时，有声音认为，工期延误的部分原因在于坦慕尼大厦[2]式的阴谋。供水委员会负责工程监督。它有过辉煌的名声，现在却成了“民主党的摇钱树”——用一名批评者的话说。斯坦利·弗里德曼是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大掮客（后来被判处了诈骗罪），获得了委员会的一个终身职务，月薪两万美元，有办公室和秘书，还配了公车司机。“我当市长的时候，委员会就是政客养老的地方，”科赫告诉我，“他们什么事都不做。”
东河两岸的情形同样艰难。戴安·加卢夏在一本纽约输水系统史《流动的资产》中写道，在自然地下水的作用下，此地岩质相当疏松，于是沙猪们建造隧道的作业成为了将人活活淹死的陷阱。为此，工程师被迫在两岸分别修筑了一个沉箱，那是一种巨大的倒置箱型结构，在修筑布鲁克林大桥的地基时被率先采用，带有一定风险。沉箱由钢筋混凝土制成，边长约十五英尺，重达两千吨，只有底部开口。降入疏松表面后，沉箱内会注入压缩空气，将泥水挤压出去。沙猪们会坐在框里，通过钢制作业井，进入一个环境类似于潜水舱的气密室。空气泵入后，沙猪们会感到耳膜鼓胀，血液流向身体中央。许多人都以为自己要死了。
委员会被解散了。但是，1986年，负责监督输水隧道采购工作的环保局官员爱德华·尼卡斯托警告说，有些合同依然存在监管不当的问题。“从里面盗窃公款真是太容易了，简直令人吃惊。”他当时对一名记者这样说。
与此同时，沙猪们凿穿山体，在山坡下打洞，建设了卡茨基尔引水渠。水渠长九十二英里，以肖肯为起点渐次降低，依次经过斯特姆国王山、怀特平原，然后从地下一千一百英尺的深处穿过哈德逊河。纽约新任市长威廉·盖诺称之为“史上最伟大的工程成就之一”。然而，这还不是整个项目最难的地方。根据工程师的精心设计，渠水要流向扬克斯市的一座水库，然后进入另一条位于市区深处的隧道。该隧道要承受每天流过超过五亿加仑水的压力。接着，水要向上流，通过的管道越往上越细，最后从全市上百万个水龙头里流出来。1911年，纽约市一号输水隧道破土动工。许多人下去之后再也没能上来。长期工的日工资约为两美元。有一次，在这种压力之下，在地下一千两百英尺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暴乱，工人们用铲子和镐头互相攻击。
近年来，施工延误的罪魁祸首似乎不再是为了欺骗公众，而是试图安抚公众。供水委员会时期，居民区只有被拆迁的份，现在换了环保局当家，它们却成了施工的阻碍。1993年，环保局试图在东68街钻一口井。这时，市议会议员查尔斯·米拉德发出抗议，说自己的办公室接到家长电话，说他们家孩子“难以集中注意力”。NUMBY运动，也就是“别建在我家后院”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1994年，工程师花了两年时间规划新作业井的地址，结果杰克逊高地的居民发起了一场抗议活动，举着写有我们不要这口井！的标语，工程师被迫另寻新址。“每次要选打井的地方，大家就都说‘供水系统真是个奇迹，不过请换个地方吧’，”瓦尔德告诉我，“‘我们要在那里盖一座合作公寓——或者酒店、公园’。”斯科特·切斯曼是环保局的工程师兼地质员，他补充道：“本来七年就能完成的工作，我们花了三十年，而且几乎没有一块是彻底完成的。就像回到了十九世纪初一样。”
多座大坝建了起来，河水被引入卡茨基尔，雨水也被收集起来。整个高原盆地被淹没，形成了一个大水库；再加上其他几座水库，总面积几乎和曼哈顿岛一样大。在淹没前的照片中，肖肯地区辽阔青翠，几个月后，它就成了波光粼粼的大湖。
实际上，年代久远的特拉华引水渠已经开始出现裂缝了。水渠长八十四英里，将水从纽约州北部的水库送到扬克斯，在这里与一号和二号隧道相连。环保局的多份报告显示，1995年每月从特拉华渠流失的水量约五亿加仑，造成了阿尔斯特与奥兰治两县的巨型空洞。2000年，月流失量有时会超过十亿加仑。河流卫士组织的一份调查警告说，引水渠可能发生“坍塌”。果真如此，流入纽约市的水量就会减少多达百分之八十。
没过多久，上千名劳工来到卡茨基尔山，开始清理植被。根据宏大的《麦克拉兰法案》，市政府征用了两万五千多英亩土地，包括伍德斯托克以南肖肯地区的上百座住宅。一名法官对此颇有微词：“就算是全能的主也不会授予大天使这么大的权力。”九个村庄被拆毁，有些烧为白地，近三千名居民遭到驱逐，连坟墓都被挖开了。“树木被砍光了，村庄像梦一样消褪了。”《金斯敦自由人报》如是报道。
2000年春，环保局决定派遣潜水员修补特拉华引水渠最初的水阀之一，地点位于达奇斯县的切尔西镇。此处阀门的破损比例达到了四分之一，泄出水流的时速可达每小时八十英里。“我们用两三个月建了阀门和作业井底部的模型，”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约翰·麦卡锡说，“团队模拟实地条件，在大约五十英尺深、没有光照的环境下进行了实验。”
但是，十二年后，城市用水再次供不应求，管线水压大大降低，三楼以上都供不到了。到了1882年，纽约城每周要迎来上千名移民。《纽约时报》呼吁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水”，还说“由于供水不足，家庭的健康……正在受到损害”。在前一个世纪里。纽约市对民生问题相当消极。现在，人类的文明和进步却几乎成为了宗教性的信仰。1905年，乔治·麦克拉兰市长刚刚参加过纽约市第一条地铁线的开通典礼，就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愿景：“开辟新的纯净健康的供水渠道。”许多人都将其视为谵妄。工程预计耗资一亿八千五百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三十七亿美元——是全球最宏大的城市供水系统。1907年，麦克拉兰在动工典礼上宣称：“真正为人类历史进程带来永久变化的，不是大事件，也不是大人物，而是小人物每天在做的小事情。”
训练多日后，工程师将一个潜水钟和一个减压室运到了泄漏地点。四名潜水员来自同一家公司。2000年8月，该公司参与打捞了沉没于巴伦支海的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为了适应地下的强大水压，他们在减压室里待了二十四个小时。减压室和面包车差不多大，只不过是球形的。外面是阀门和软管，还有一个气密门用来送入食物（大多为流体食物和花生酱）和送出排泄物。减压室内的压力逐步提高到了地下七百英尺的水平。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科罗顿水渠的规模是很小的。但是，它在当时被视为建筑奇观。它开工于1837年，完成于1842年，长度超过三十英里，起止点分别为科罗顿水库和哈德逊河东岸，尺寸为八十七英尺，由砖块造成，优雅美观。水渠完工之时，全城教堂钟声大作，上千人涌上街头游行，穿过一座座新建的喷泉，欣赏太阳下闪耀的水光。日后出任纽约市长的菲利普·霍恩在日记中写道：“纽约市民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科罗顿的水……水！水！这美妙的音符响彻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为群众带来欢乐与兴奋。”
在这二十四个小时里，他们呼吸着百分之九十八氦气与百分之二氧气的混合气体。然后，两名潜水员爬进了十三英尺高、固定在减压室顶部的潜水钟。封闭完成后，一架起重机就把他们吊了起来，送至通往引水渠的井下。潜水钟与井壁的距离只有几英寸。到达底部后，一个人爬了出来，向裂缝处游去。（另一人留在潜水钟内，以防不测。）他穿着潜水服、面罩和水肺，携带防水工具箱。泄出流水的压力相当大，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能保持原地不动。最终，他把一个黄铜塞子插到了一个洞里，然后用钳子拧紧，再用环氧树脂固定。
纽约市的第一座引水渠就此开工了。
每次作业时间至少为四个小时，然后潜水钟会被拉出水面，换另两名潜水员。“心脏弱的人可受不了。”麦卡锡说。修复工作用了十天时间，后来大家又在减压室里停留了十五天。
终于，市政府于1834年冬天承诺开辟新水源。然而，计划尚未实施，华尔街附近就爆发了一场火灾。当时河道封冻，没有足够的水来灭火，再加上风力强劲，于是大火蔓延开来。不到几分钟，大火就从证交所烧到了华尔街，接着是南街和前街，继续不停。（浓烟在费城都能看到。）大火持续了二十四个小时，焚毁了近七百座建筑，城内抢劫大盛，政府不得已派军队进驻。大约三分之一座纽约城沦为废墟。一名目击者称它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还写道：“我的身体疲惫不堪，精神饱受摧残，头脑中满是写之不尽的恐怖景象。”
然而，人们怀疑，卡茨基尔山的郎道特水库和普特南县的一座水库之间还有多处大得多的裂缝。2003年6月，环保局派出了一艘自制潜水艇（造价两百万美元），沿着特拉华引水渠上溯了四十五英里。这项工作对人类来说太危险了。潜水艇重一千八百磅，绰号“珀耳塞福涅”，共拍摄了三十五万张照片。“它有点像个长着鲇鱼须的鱼雷，”瓦尔德局长告诉我，“它有马达驱动，伸出的长须能让它从墙壁上弹回来，以便保持在隧道中央。”位于科德角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正在与纽约市环保局共同审阅照片，评估管线的结构完整性。
亚洲霍乱到来了。这是一种极度痛苦的传染病，主要通过被粪便污染的水源传播。不到一个月时间，两千名纽约市民就丧了命，尸体颜色发蓝，手脚皱缩。超过十万名居民——也就是城市总人口的一半以上——逃去了附近的乡村。疫病平息时，已经有三千多条生命被夺走了。当时，一群医生来到这座城市，他们说城里“不断能听到恳求”的哭喊：“凉水，凉水，给我凉水啊！”
但是，就算确定了裂缝位置，工程师也想办法把它们堵上了，我访谈过的大部分环保局官员还是认为，引水渠最危险的部分并不在这里。他们更担心靠近市区——尤其是一号和二号隧道——的地方，水渠在那里更深，而且阀门埋在地里，因此更难接近，连自动导航的潜水艇都做不到。部分沙猪认为，这些部位之所以没有整个垮掉，唯一的原因是内部的水压在挤压着墙壁。供水系统的前首席工程师马丁·霍普曼曾指出：“报纸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头条新闻，直径二十四英寸的水管破裂，把街道淹了，把地下室淹了，把地铁淹了。人们以为这就很可怕了。但是，隧道破裂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最头疼的……是时间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本争取不到时间。”
1832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两名家住曼哈顿的儿童起床时感到剧烈腹痛。他们不能排尿，一直感到很渴，开始呕吐，皮肤泛蓝。第二天，他们都死了，又过了两天，他们的母亲也去世了。
现在还加上了恐怖主义的威胁。虽然公众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投毒上，但官员们认为，供水系统足以将毒性稀释。他们说，更大的危险在于，恐怖分子可能赶在三号隧道投入运营之前把一条隧道炸掉。“那真的很可怕。”瓦尔德说。沙猪工会领袖菲茨西蒙斯补充道：“只要攻击位置选得准——我不想这么说，但这是真的——你就可以让整个纽约城无水可用。”
即便报纸发出警告说“倘若放任自流，瘟疫会让人口逐年减少，直到重视水源质量”，疾病已经在肮脏不堪的街道上四处传播了。1798年，黄热病导致两千名纽约市民丧生，小贩沿街吆喝着“大小棺材，随意挑选！”。1805年、1819年、1822年，瘟疫卷土重来。一名市民在当地报纸中指出：“纽约人就像寓言里面的富人一样。瘟疫之火吞噬生命的时候，他们却没有洁净的清水来滋润干咳的喉咙。”
我跟约翰·瑞安下井的那天早晨，他告诉我：“我希望我们能把三号隧道修好，这样我爸就能亲眼看着它完工了。”
然而，自建市以来，纽约长期缺水。虽然周围都是大海，但直到十八世纪，纽约的主要淡水水源都是下曼哈顿的一个散发着异味的池塘，名叫“集水塘”。人们会把自己的粪便倒在里面，有时还扔尸体。水的分发主要靠“茶人”。他们用大桶装水，走街串巷，惯于敲顾客竹杠。1785年，随着城市人口接近三万，《纽约杂志》向政府官员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抱怨水源已经沦为“公用下水道”。一份日报宣称它“不仅恶心，而且致病”，接着还写道：“城市规模越大，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掘进机正在岩石上钻孔。几名沙猪已经在地面铺设了新的轨道，正在把大锤狠狠砸进石头里。
我们很难想象没有水的城市会是什么样的。水龙头和消防栓里空空如也，广场上不再有喷泉，而是挤满了深受由烟尘与干燥散播的疫病之苦的市民——想象一下吧，就像查尔斯·爱因斯坦1964年发表的那篇未来主义小说《纽约干涸之日》一样。
“成了！”瑞安喊道，“检查一下刀片头。”
之前，市政府有时会安抚民众对纽约供水系统的担忧。但是，在2003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迈克尔·布隆伯格市长提出，老化管线“非常脆弱”，而且“如果一条引水渠瘫痪，全城便会毁于一旦”。安东尼·戴尔韦斯科夫参与三号隧道的项目管理工作已经有近十五年了，他也发声表示赞同布隆伯格的警告。“没有人知道，我们正面临一场潜在的灭顶之灾，”他告诉我，“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他戴着安全帽抬头看我。“你要去吗？”他问。
许多专家担心，旧隧道系统可能会同时崩溃。“工程师们会告诉你，隧道出事不会是渐进的，”瓦尔德说，“而会是灾难性的。”一号隧道被认为是最脆弱的一环，一旦出事，下曼哈顿、布鲁克林城区、布朗克斯区的部分地区都会停水。如果引水渠出了问题，那就是全市大停水。“到时便无水可用，”瓦尔德告诉我，“治理不是一两天的事，要花两到三年。”
“去哪儿？”
其他人的看法更为悲观。一位环保局科研人员对我说：“部分引水渠的渗漏现象已经很严重了。”另外，环保组织“河流卫士”于2003年发布了一份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在部分地区，这一非凡的基础设施事实上处于崩溃状态。”例如，在纽约州北部的工业城市纽堡，连接市隧道网的地下水渠已经有多处裂口，漏水量巨大，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大型落水洞。
他指了指掘进机底下，有一条小道能通到机器的中央。其他两名沙猪已经在往里爬了，过了一会儿，我也跟了进去。一开始，空间只有不到三英尺高，我们只能四肢着地。有一名自称彼得的沙猪，安全帽上亮着灯，在地面上摸索前进。“在底下钻真讨厌。”他说。
谈论输水隧道隐患的不只瑞安一人，只是言辞没有这么激烈。2003年春，我见到了纽约市环保局负责人克里斯托弗·瓦尔德，他负责输水隧道的设计运营。他的胸膛宽阔，留着山羊胡，看上去更像沙猪的一员，而非政治家。他说话时还总想往前倾，好像要起跳似的。“虽然大家不愿意承认，但隧道是有寿命周期的，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开始退化。”他说。特别是金属阀门，它们的强度会不断减弱，直到再也承受不住水压。瓦尔德说，先修的两条隧道已经年久失修，除非三号隧道投入运营，否则停水维修的风险实在太大。他补充道，老化的隧道距离垮掉还有一段时间——“眼前还不至于出事”——然而，谁也没法预测到底能撑多久。
另一个工人也把灯打开了。于是，我看见了通道前面是一个五英尺长的走廊，与掘进机头连在一起。
他擦去了眼睛上的一些泥。“看，”他说，“如果一条隧道失效，整座城市就要停摆了。有些地方会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医院。饮水处。消防。真要比起来，9·11都算不上什么了。”
“约翰，做好准备以后，”彼得朝留在外面指挥的瑞安喊道，“你就把机头收起来。”
瑞安说，隧道是圆柱形的，里面有断头台一样的水门，阀就是负责开合水门的，以此挡住水流。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水阀已经很脆弱了，不太好用。“他们担心，一旦试图把水阀关上，以后就打不开了。”瑞安说。
我们又匍匐了几分钟，看着掘进机的刀片朝一个方向旋转几度，然后反向，如此往复，直到机器终于停了下来。
“都在几百英尺的地下。”另一名沙猪说道。
“最危险就是这时候。”彼得说。接着，他把肚子贴紧地面，手往前伸，脚开始扭动，穿过狭窄的通道，来到掘进机的刀片处。他在泥水中滑了出去，我也贴在地上如法炮制。很快，我就站在了齐膝深的泥水中，凝视着巨大的金属刀片。我想要退两步，但后背撞到了硬东西：隧道的尽头。我们被夹在了掘进机和岩石之间。“可千万别有东西动啊。”彼得说。
“没人愿意谈，但我们现在真的很危险。”他说。瑞安解释说，旧隧道漏得跟“筛子”一样，有些部分已经建成将近一百年了，急需维修。但是，三号隧道完成之前都不能维护旧隧道。一部分原因是，进入一号和二号隧道需要停水，没有备用隧道的话，就会发生严重的用水短缺。但还不只如此。几名沙猪朝这边看了过来，这时，瑞安在桌子上用沾着泥的手指画了一个圆圈。“看到没？”他问我，“这些是控制水流的阀。”
地下水从顶上往下渗，滴在机器上，车底的通道中充满了蒸汽。
瑞安找了张桌子，坐下跟我谈话。他的手肘放在安全帽上，脸颊侧面流下了一道泥水。由于常年在嘈杂环境中工作，他的听力受到了损伤，说话声音比一般人大。
“上啊，摸摸看。”彼得指着一个刀片说。
这一天结束时，沙猪们聚在自己的“小窝”里。那是一座不大的白色平房，有木头长椅、锁柜、一个淋浴头，位于第30大街的围栏区内。被泥巴染黑的黄色工作服挂在钩子上。角落里的一台电视机小声地播放着节目，几个人拿着毛巾在旁边看。另一人则在用拖布清洗他们脚边的地面。
我伸出手，摸到了它的边缘。由于摩擦的缘故，它很烫。“上面都能煎鸡蛋了。”彼得说。
地下传来一声巨响，震动声越来越强。人行道、栏杆和脚下的地面都开始颤抖。洞口上方的起重机也左右摇晃起来。一名路人先往天上看，又往地下看，看起来很茫然。“是炸弹吗？”另一个人问。一阵烟尘从井中升腾起来。接着，一切都安静了。隧道又向前延伸了九英尺。“搞定了，兄弟们！”工头喊道。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瑞安和其他人又消失在了洞中。
又有一名沙猪挤了进来，现在唯一能动的就是脑袋了。水慢慢地升到了大腿的高度。彼得仰起头来检查隧道，确保岩质完好。刀片接触的地方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同心圆。“有点像飞镖靶子，是吧？”彼得说。
回到街上，天已经大亮了，瑞安在阳光下不适应地眨了眨眼。其他人忙着驱散交叉路口的行人，他则靠在一个不大的起爆器边上。一个穿驼毛大衣的女人说自己上班快迟到了，就要闯过去。“再等一分钟。”瑞安一边说，一边皱起眉头。另一名沙猪把手按在了T形操纵杆上。“走。”瑞安说。于是那个人就双手按下，大喊着：“起爆！起爆！”
“像年轮。”另一只沙猪说。
他拿刀打开了一个炸药箱，里面装着几十根红色的炸药。大家把它们装进洞里，就像给滑膛枪装弹一样。每根炸药都跟旁边的一根连着。很快，导火索就密密麻麻地排在了作业面上。接着，大家把灯一盏盏关了，直到隧道内漆黑一片。在一道手电光的指引下，我们回到了金属笼中。“我们跟爆点要有一千英尺的距离，”我们缓缓朝地面上升时，瑞安说道，“以前没有这个规定，工人耳朵都被震聋了。”
他们检查了刀片，看是否需要替换。
作业面准备工作完成后，他们一边听回声，以防有危险，一边用自己的黑话交谈：手提钻（jackhammer）叫“杰克腿”（jackleg）[1]；水桶（bucket）叫“战舰”（battleship）；长得像玩具枪、用来擦拭管道的海绵叫“兔子”（rabbit）。有时，洞内太吵了，工人就会在空中比画，跟哑剧似的。过了一会儿，他们取出喷筒，将水和空气喷到洞里，把灰尘冲掉。“一切都要做到位。”瑞安告诉我。
我告诉他们自己该走了。
工人分成两组，分别走向两个方向的隧道尽头，开始在作业面上详细绘制工程图示。从中央开始，他们小心翼翼地每隔大约三英尺画一个白点，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格。接着，沙猪们操起液压钻眼机，在每个标记处钻一个十英尺深的孔。他们的四肢上下颤动，安全帽上的灯不住摇晃。
“就快好了。”彼得说。
我跟着瑞安走进了隧道干线，很难找到方向。里面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电灯泡，吊在固定于岩壁的绳索上，笼罩在雾中。为了适应带着水汽的灯光，我眨了眨眼。几个人打开了手电筒。透过阴影，我能看见墙边摆着一个医用担架和急救装备。最后，隧道映入眼帘：破旧逼仄，往两个方向各延伸出约一百码。在这一期建设中，三号隧道会延伸九英里，通到曼哈顿大桥，向北至中央公园；内壁会修整为光滑的圆柱形，直径十英尺，并以混凝土加固。但是，目前还是工程初期，要用钢钉加固位于隧洞顶部、形成于四亿多年前的尖锐黑色片岩，以免塌方。通风管道会沿着隧洞四周延伸，排出闭塞空气。这里不同于冰冷的地表，气温接近七十度，混杂着水汽和烟尘。
另一名沙猪先走，然后是我，最后是彼得。再次看到约翰·瑞安时，他看着我满是污泥的衣服，拍了一下我的后背以示庆祝。“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他说。
“别站在井口下面，”他说，“要是上面有东西掉下来，直接就砸到你了。”我往上看，几乎看不到井口。有一次，在皇后区，一个十六吨重的绞盘掉进了作业井中，造成了一死七伤。还有一次，一名工人被断掉的冰柱刺死了。
回井口时没有小车坐了，于是我走完了隧道全程。“要是看见装碎石的车过来，”瑞安告诉我，“抓住隧道边上的管线。”
瑞安打开笼子后，我跟在他和其他人后面，走进了作业井底部。周围在往下渗水，滴到了我们身上。脚边是一个小水洼。前进途中，冰冷的水溅到了靴子上面。我陷入了一摊泥泞，瑞安用手把我拉了出来。
过了几分钟，掘进机的声音逐渐远了，隧道空荡荡的，很安静。这段隧道已经一眼望不到头了，但还不到三号输水隧道规划长度的六十分之一。要是把各级输水管线和引水渠的长度都算上，更是只能占千分之一。在地下之旅中，我第一次对这座城下之城——许多工程师口中的“世界第八大奇迹”——有了些许认识。
他五十岁，身材高大，沉默寡言，更喜欢用肢体语言交流——扬起眉毛，或者翘起嘴唇。他在地下的时间几乎与在地上一样多。“我从小就在三号隧道里做工，”他告诉我，“现在还在干。以后十有八九要死在里面。”1999年，瑞安被选为沙猪工会“本地147协会”的会长，现在肩膀都很难抬起来了。他的红头发里已经抽出银丝，宽阔的胸膛向内凹陷，好像随时要崩塌一样。
没多久，远处传来了一道闪烁的亮光。我以为是碎石车，于是按照瑞安的指导，紧紧抓住了隧道边上的管线。但其实只是一位送我出去的沙猪。
作为一项工程杰作，纽约输水隧道堪比布鲁克林大桥与巴拿马运河。但是，它自有其特殊之处：除了建设它的工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见过它。多年来，人们在城市之下建起了另一座城市，一个与曼哈顿的天际线同样拥挤的地下世界：包括四百三十八英里地铁线、六千英里下水道和上千英里的输气干线。“只要比墓穴深的，”沙猪们常说，“那都是我们修的。”输水隧道已经成为了沙猪们最伟大、最隐秘的成就，吞噬了几代工人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下去，”我请吉米·瑞安带我参观最新施工部分时，他对我说，“不过，相信我，下面跟梅西百货可是两码事。”
回到井口，我走进工房换衣服。长凳上有个精瘦小伙挨着我坐，安全帽歪戴着，就跟老式软呢帽一样。他是吉米的小儿子格雷格，长得跟他爸爸像极了。“我是2000年入行的，三号隧道皇后区段，”他说，“他们管我们叫千禧小猪。”
但是，第三条水道才是最重要的。为了应对日益扩大的需求，并在纽约市一号水道和二号水道发生意外时作为备用，纽约市三号输水隧道于1969年开工，最初被誉为“西方文明历史上最宏大的民用工程项目”。截至目前，已有二十四人在建设过程中丧生，大约每英里一人，预计完工日期已经推到了2020年。
他只有二十岁，稚气未脱。白衬衫脏兮兮的，防水工作服对他的细腰来说有点大。他的锁柜上挂着洋基帽，还有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今天的晚餐：小牛排三明治。“在下面吃这个比较快。”他说。
直到此刻，我都只是听说过纽约市有一个看不见的帝国，一个迷宫般复杂的地下水管网络，深度与克莱斯勒大厦的高度相当。一个多世纪以来，建起了各式各样的供排水管道，绵延数千英里，包括十九座水库和三座湖泊。纽约每日用水量达十三亿加仑，大部分通过两条干线输送，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利用重力从纽约州北部各水库抽来的。水源地海拔可达一千四百英尺，通过引水渠降低高度，提高速度，流入纽约市的地下管线，海拔低至负一千英尺。
旁边有个沙猪在穿衣服，格雷格看了他一眼。那个人的左手被作业井的大梁砸断了，食指没了。“我有时候还会害怕，”格雷格说着抬起安全帽，取出一盒薄荷味香烟，点了一根，叼在嘴里，他之前就老看他爸爸这么干，“我爸告诉我别多想。越想越坏事。”
突然，一道细细的手电筒光柱从下面射了上来。他们都是“沙猪”大家庭的一员，也就是隧道挖掘工人。这个名字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指的是挖掘布鲁克林大桥下松软泥土的工人。笼子里的人，再加上我，基本都是人到中年，胸脯滚圆，指节突出。烟尘透过皮肤，进入了他们的眼睛。铃声响起，笼子停了下来，随着钢缆上下颤动。“就是这里了，”瑞安说，“做好准备。”他打开了笼子的门。我们现在位于地下近六百英尺深的地方。
格雷格转身向外走去，他哥哥约翰正在从笼子里出来，满脸都是污泥。约翰走到地面上，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然后拍了拍格雷格的肩膀。“注意安全啊，没事吧？”格雷格点点头，一言不发地下到了黑暗中。
三十英尺，四十英尺，五十英尺，又五十英尺，又一百英尺。他的声音在作业井内回响。“两百。”一个人大声叫道。到了三百英尺，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就都看不见光了。被包裹在黑暗中，他们紧紧挤在一起。视觉不起作用了，他们就改用听觉——水珠滴下的声音、人声的回响、头顶钢缆的吱嘎声。到了五百英尺，空气更热了，也更沉重了。有一个人戴上了面具，隔绝浮尘。“好了，”瑞安告诉我，“就快到了。”
——2003年9月
一名工人留在地面上，拉动操纵杆，笼子开始下降，地面上传来的光越来越弱了。詹姆斯·瑞安是队里的老人，站在大洞边缘看着深不见底的空洞。他有一张粗粝的长脸，上面还有伤疤。“我们准备了九箱炸药，”他说，“应该够用了。”
[1]“杰克腿”是一个俚语，意思是水平低的新手。
没有人知道在纽约的街道下面，在任何一个时刻，有多少“沙猪”（sandhog）正在奋力劳作。但是，一个冬日的清晨，第十大道和第30大街交界的西北角出现了一个洞，周围能看到有六个人聚在一起。洞口有三十英尺宽，用混凝土进行了加固，周围是高高的铝制围栏。几个月前，一名牧师来过，念了一段简短的祈祷词：“愿主保佑下井众人，愿你们从地底安全返回。”现在，太阳渐渐升起，他们从盖满白雪的地面走进一个绿色的金属笼，一个巨大的绞盘将其悬停在大洞上方。他们穿着黄色防水工作服，脚蹬铁头胶靴，带着手电筒、剪刀、香烟、止咳药片、小刀、备用袜子等，还有几个二十磅重的箱子，上面标着易爆品。
[2]原文为Tammany Hall，是纽约社交慈善组织坦慕尼协会的总部大楼，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长期滋生政商勾结的罪行，用以指代权钱交易的龌龊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