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
有一次送货的时候，他远远地看见丰年大哥和他的朋友们在不远处谈笑风生，这一次，他主动避开了他们，没有上前讨嫌，偶然听说他们打算去一个名叫“承光公馆”的地方暖场，他捏着手里的两万块钱，打算等在路上，悄悄先还上一笔。
何忠义的尸体盖好白布，被人抬了出来。王秀娟的眼眶瞬间充血，膝盖一软，坐在地上，众人连忙七手八脚地凑过来，想把她架起来。她浑浊的眼泪顺着眼角横流而下，浸染到花白的鬓角，抓住了身边一个人的袖口，含混不清地哭了出来：“我教他待人要好，做人要实在，我是教错了吗？”
那时，何忠义想，等把那些钱都还完，就不再联系了吧。
谁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只好一致缄默下来。
女孩的激烈反应给他招来了一顿臭揍，这倒没什么，偏偏那个人就在旁边看着，冷静地拉架、头也不抬地劝阻，好像不认识他、从未见过他。直到那一刻，何忠义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丰年大哥或许真的并不想有一个他这样的同乡。他们不是亲人，也不是朋友，自己对他来说，原来更像一个泥点子，甩在人家一尘不染的白衬衫上，洗都洗不掉--哪怕事后，对方非常敷衍地塞给他一款新手机。
王秀娟文化水平有限，鉴定书基本看不懂，陶然只好等她情绪稍微平复之后请她坐下，一条一条念给她听，他逐字逐句地解释，解释完一句，王秀娟就木然地点一下头。她并不嚎啕大哭，只是悄无声息地坐在一边，流着漫长而绵延不绝的眼泪。
陌生男子并不可怕，可怕的只有穷酸与不体面的陌生男子。
张东来低着头蹭到费渡身边，脚尖踢了踢地面上的小石子，抓耳挠腮地说：“费爷，婷婷托我打听……咳，这他妈都什么事！我二叔因为这事要调岗，提前退居二线，我们家今年犯太岁吗？”
何忠义鼓足勇气找她说话，结结巴巴地希望从她那里打听到大哥的去向，没想到反而吓着了女孩。
费渡隔着几步远，望着王秀娟，忽然问：“你找到那条灰条的领带了吗？”
他好不容易攒够了第一笔钱。两万元整，不够少爷们糟践一瓶酒的，却已经是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存款，他得非常小心地收好，不敢显摆，也不敢让任何人看见，因为身边总有手脚不干净的室友。钱放在自己手里不踏实，何忠义总是想早还早安心，可是丰年大哥不好联系，他迫不得已，只好找上了张婷——他偶然见过她在丰年大哥身边。
张东来一愣：“什么？”
问候是必须的，即使别人不爱搭理他——因为借了人家的钱，没有就此断了联系的道理。
“不用找了，那条领带现在就在市局，”费渡说，“上面有被害人何忠义的血迹和你的指纹，是有人从你车上捡到后举报的。”
丰年大哥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何忠义思前想后，觉得可能还是自己太穷的缘故，这偌大一个燕城，日日奔波，谁容易呢？当然不想要一个三天两头来打秋风的穷亲戚。他虽然难过，却也理解，于是小心翼翼地和那个人保持着基本的联络，偶尔问候，然后拼命攒钱。
张东来张着嘴，瞠目结舌半晌，锈住的脑子终于“嘎啦嘎啦”地跑完了漫长的反射弧，隐约听明白了费渡的话，他呆若木鸡地一伸手，把从额前支楞出去的头发捋到脑后，发出一声简短有力的感慨：“操！”
他从小崇拜着一个人，虽然严格遵守着和对方的约定，从不把他的存在告诉任何人，却还是忍不住想朝他接近一点。
费渡拍拍他的肩膀：“让婷婷别打听了，这种人渣，及时止损吧。”
而他初来乍到，无亲无故，只能住最破的房子，每天踩着泥泞，伴随着下水道的气味往返于工作和租屋之间，身边除了暮气沉沉的中年人，就是一帮不学好的混小子，沾黄聚赌涉毒，什么样的混账都有。他却从不与他们为伍，每天掰着手指计算本子上的账目，省吃俭用，一分钟也舍不得浪费，总想多干一点儿，早点还清欠人家的钱，给病病歪歪的母亲治病，偶尔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在这个城市立足。
“慢着，等等，”张东来有些晕头脑胀地一摆手，“你是说那……那谁，偷了我的领带杀人，还要栽到我头上？你是这个意思吗？”
乡下少年何忠义，带着希望和压力，从偏远的小山村来到喧嚣的燕城，他看见满目的车水马龙与红男绿女，和他同龄的少男少女们青春洋溢地出入校园，走在大街上，个个都可以直接走进街拍镜头。
费渡不予置评地看了他一眼。
赵浩昌非常狡猾，煽情推卸、偷换概念做得炉火纯青，听完他的陈述，只让人觉得整个社会都是个大泥坑，只有他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受尽迫害地盛开。只有靠郎乔他们在场外扒拉蛛丝马迹，再加上骆闻舟的连坑带诈，才能从他嘴里套出一点真话，拼凑出一个破破烂烂的来龙去脉。
“不是，不可能吧？我对他——赵浩昌，还不够意思吗？就凭他在荣顺里算什么东西，好项目哪能轮得上他？还不都是我介绍的，才让他去你们家的业务！婷婷带他回家，我爸、我叔对他也没意见啊，拿他当新姑爷招待得周周道道的——我什么事碍着他了？”
费渡垂下眼睫注视着她，好一会儿，他轻而坚定地说：“没有，阿姨。”
费渡想了想，道：“喘气。”
王秀娟艰难地摇摇头，随后，她挣开费渡的手，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了几步，忽然想起了什么，回头问：“我家忠义犯过错误吗？他有没有干过什么坏事？”
张东来用他有限的脑浆原地思量半晌，还是难以置信，嘀嘀咕咕地说：“不可能吧，我还是觉得……哎，骆闻舟那货到底靠不靠谱？他怎么能……”
费渡凉飕飕地刮了他一眼，张东来尴尬地蹭了蹭鼻子，闭了嘴不敢多说，冲着何母做了个请的手势。何母王秀娟非常瘦小，费渡每次和她说话，都要稍微弯着点腰，显得分外温柔，他用一个眼神打发了张东来，附在何母耳边说：“要是您实在不行，剩下的手续，我可以替您办。”
“骆闻舟那货要是不靠谱，现在关在里面等着被公诉的杀人犯就是你了。”骆闻舟本人不知什么时候溜达到他俩身后，点了点张东来，“少爷，你可长点心吧。”
张东来又搜肠刮肚地想了想：“不过我倒确实打过他……”
张东来有点怕骆闻舟，一见他，腿肚子先转筋，此时背后说人被正主听个正着，他连个屁也不敢多放，麻溜地跑了。
他人高马大，王秀娟有些畏惧地往后退了半步。
骆闻舟来到费渡身边，负手而立，注视着不远处的生离死别：“她以后怎么办？”
张东来不知是迫于压力还是怎样，中途一身严肃地亮了相，远远看见费渡搀扶的王秀娟，他老大不自在地晃了晃脑袋，同手同脚地走过去，生硬地冲王秀娟一点头，开口说：“阿姨，你儿子真不是我害死的。”
“经贸大厦的老板借机蹭热度，”费渡说，“要牵头发起一个‘乡村失独老人基金会’，已经发过通稿了，应该能负担她以后的治疗费和生活费。不过……”
何忠义尸体的仪容已经整理好了，看起来反而不像他刚在路边被发现时那么骇人，脸上蒙着化妆师牵强附会出的安详。赵玉龙和何忠义生前的几个同事都自发地过来帮忙，马小伟也在肖海洋和另一个民警的监督下露了面。
不过钱可以给，人却回不来了。
一个异乡少年的死亡就这样引出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腐败贩毒大案，燕城市局不得不和纪委成立了联合工作组，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相比而言，何忠义被杀一案反而没那么多人关注了。只有骆闻舟、陶然和郎乔等几个一开始就接手案子的人负责后续的收尾工作。
别人能在物质上关爱她，却没有人能还给她一个儿子。
王秀娟毕竟身患重病，年纪也不小了，经历了这么一场大悲大恸，她被留在医院观察了一个周末，才勉强出院，要去接回何忠义的遗体。
“对了，”骆闻舟从怀里的文件夹里摸出几张照片，“给你看个东西。”
半个小时后，费渡从医院接出了何母，一起赶往市局。
那照片上是一根装在证物袋里的钢笔，隔着镜头都能感觉到钢笔的质感，笔盖上有个刻上去的“费”字：“赵浩昌的藏品之一，眼熟不？是不是你的？”
“那就好。”费渡把披在身上的西装外套一扒，笔记本一合，“那我出去一趟，有事打电话。”
他本来期望着从费总脸上看见一点惊讶，谁知费渡只扫了一眼，就毫不意外地说：“原来在他那啊，去年圣诞节那天丢的，那应该是他第一天作为法律顾问团队负责人去我那儿报道。”
一腔母爱被浪费的苗小姐翻了个白眼：“没有，咱们暂时用不着您老美貌这项宝贵的无形资产。”
骆闻舟惊了一下。
“哎，等等。”费渡笑眯眯地叫住她，“今天公司有没有需要我出卖色相的饭局？”
日期和赵浩昌的记载一模一样，不知道的还得以为是费渡送给他的。
苗助理眼圈的红晕立刻平铺到了脸上,啐了一声,转身就走。
“我找不着东西的时候，一般稍微回想一下前后发生的事，就能大概推断出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东西会放在哪儿。”费渡一耸肩，“再找不着，只可能是被人拿走了——不过那天进出我办公室的员工和客人很多，为了怕闹出不愉快，我也没声张。”
“嗯？”费渡随手翻着自己的日程表,闻声一抬头,露出一个搀着揶揄、拌着纵容的笑容，“当然不是,有自杀干预的专家在后面提示台词的，那种场合不会让我自己随便发挥的——你怎么什么都当真，也太可爱了吧。”
骆闻舟问：“你不想知道他给这根笔的标签是什么吗？”
董事长助理苗小姐拿着笔记本噼里啪啦地记下了他的突发奇想，临走，她欲言又止好半天，眼圈都红了，才小心翼翼地问出口：“费总,你在天幕上说的都是真的吗？”
费渡耸耸肩，他的目光落在钢笔照片后面——那镜头拉得稍远，拍进了赵浩昌地下室落地灯的一角，标本似的树灯静静地亮着，像是遥远时空以外投注而来的目光，永远跟着那一年改名换姓的乡村青年。
费总端着半杯已经凉了的“伦敦雾”,在自己办公室里琢磨了一会,感觉钱不能白花,人也不能白红，于是招手叫来了助理,嘱咐她借题发挥,找市场营销部的人以公司的名义做一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特别企划。
“不太想，”费渡说，“庭审完也不用还给我，沾了怪味，我不要了。”
经过了一个周末的发酵,天幕上空的跳楼未遂事件在周一清早爆炸一般地沸反盈天起来,费渡还没走出停车场,已经遭到了两拨围追堵截,他这才发现,自己居然摇身一变,成了个网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