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微微一笑。“你教我要怎么靠卖书存留小财，记得吗？”他耸耸肩。“我假借别的名义在你店里晃荡，我想我是觉得我欠了你什么。”
“所以他才会选在那里标价，不像其他所有人那样写在扉页上。我打电话给他，他想起了那笔买卖，记起了那个在书店里选书并用现金买下的人，还形容了那个人的长相。他也告诉我你付了多少钱，这笔交易你的损失可大了，对吧？”
“第一次你是怎么跑到店里去的？是跟踪她去的吧，我看。”
“这我不知道。”
“她，”他语气沉重，“我在酒店里看到她。我在那儿开了一个房间，所以才会坐在大堂里看杂志。我戴了假发，架了副墨镜，飞到城里，登记假名住进了酒店。不是格列佛·菲尔伯恩，也不是亨利·瓦尔登。那个可恶的小朋友出现时，我刚刚安顿妥当。”
“没从你向我买的书上捞到，”我说，“我说的是你在伯利克里书店买来转卖给我的书。你说是某个女人带来的书。那天我把那些书上架，灵机一动翻到其中一本的一百五十一页。斯塔夫罗斯·弗拉霍斯总会在这一页用铅笔写下价钱。他在这本书上标价了，而且，你知道吗？所有的书他都标了。”
“有趣，”我说，“她一直说你的好话。”
“你没从我身上捞到多少钱。”
“哦？”
“你甚至买了书。”
“她告诉我，你写信寄到弗吉尼亚找她，说你写给朗道的信就要送去拍卖，你很不高兴。她身负重任要把那些信件追讨回来，交还给你。据她说，任务已经完成。”
“我觉得我是刻意让你发现的，”他说，“不然我不会耗掉那么多时间在书店里闲晃。”
“什么意思？”
“原先就没人见过的话，要乔装应该也没什么挑战性吧——一个怕曝光而且把隐姓埋名提升为一种艺术形式的人。胡子搭配贝雷帽的组合很完美，因为这样一来你就有了标志性特征——德高望重的长者耗费心思打扮成一副放浪艺术家的模样。而且那把修得再完美不过的银胡子实在惹人注目，任谁看到都会马上记住。我一看到那把胡子，就知道从来没在别人脸上见过，这就表示我没见过你。可我见过。”
“或者完成了一半吧。我跟雷在一起的时候，接到了她的电话。她说信拿到了。然后她就打电话到俄勒冈找你——”
“亨利·瓦尔登，”他说，“乔装大师。”
“俄勒冈？”
“错，还要加上别的事。雷也有同样的反应。他原以为认识你，然后又觉得不对。这样一来我就奇怪为什么我会觉得你眼熟，原因是我第一次走进帕丁顿的大堂时就见过你。你坐在那儿看《GQ》杂志。那个人是你，只不过当时你没留胡子，没戴贝雷帽。你戴了副墨镜，对吧？而且感觉上你那时头发多很多。”
“你云游四海，不是吗？她打电话给你，我看你也只需要确定信件全已销毁，因为她把信投进了碎纸机，然后把机器吐出来的全都烧光了。真不知她是怎么拿到手的。”
“所以你才开始动脑筋？”
“拿到什么？”
“艾西斯·戈蒂耶。你站在那儿，撑着下巴，她跟你道声好，你放下手转过身，她跟你道歉说认错人了。因为她一看到你的胡子，就知道你不是她原先以为的那个人。”
“碎纸机啊。从夏洛茨维尔带来的吗？你说复印店里有吗？只用碎纸机的收费是多少呢？”
“那个美艳惊人的黑女孩。”
他叹了口气。“能把小小爱丽丝投进碎纸机里，”他说，“应该不错。不然就用削木机好了。要是信件落入了她的手里，那就没有被销毁。而且，天知道，她可不会交还给我。”
“对，但是印象很模糊，而且我没多想。不过其他人也觉得你眼熟。事实上，其中一个还以为认识你，还跟你打了招呼。”
“她打算卖掉？”
“对你而言？”
“我不知道她打算怎么处理。她跟你提过我们的关系吗？世纪爱情史，爱丽丝·科特雷尔扮演洛丽塔的角色？”
我摇摇头。“你看起来眼熟。”
“大致讲过。”
“那里，就我所知，可没有冲积层黏土。”他举起酒杯，看着酒，沉吟着，“那群该死的学者一天到晚都爱搬弄那种垃圾，”他说，“你写的每句话都要被拆开来挖找隐藏的意义。要是他们自己写东西的话，就会知道那根本行不通。想把意义塞进作品里已经够辛苦了，更别提什么隐藏的意义了。你是怎么看穿的？不可能是黏土厂的地点吧。”
“我就说嘛。她讲了什么？”
我给他讲了简易版，他自始至终都在摇头。他不断地摇头，等我讲完后，他啜了一口麦酒，吐出一声长叹。“我是给她写过信，”他说，“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有些东西引起了我的共鸣。然后我就收到了她一封接一封的回信。她当时的处境很糟，她告诉我。她必须从家里逃走。她爸爸几乎天天对她性骚扰，她妈妈用铁衣架打她，之类的事。扰得我又烦又累，所以我就告诉她，她可以过来小住一阵。”
“很多事都可能倒过来发生。”
“然后呢？”
“当初你取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吧？黏土厂的故事让你无意中选了亨利这个名字。说起来，也可能是正相反。”
“然后她就来了，而且比夏天的感冒还难赶跑。”
“很多人都这样。”
“据我了解，她待了三年。”
“不过很特别。比亨利·瓦尔登特别。雷把你叫成亨利·克莱，他常把名字搞错。”
“六个月还差不多。”
“可笑的名字。”
“哦。”
“格列佛·菲尔伯恩。”我说。
“她有自己的床，可她总是等我睡着以后爬上我的床。”
“我看也是。”
“她说当时她一直保持处女身。”
“我看《无名之子》对你的影响比大多数人要大。”
“也许吧。我当然是没有做任何事改变这一点——虽然她可是铆足了劲要勾引我。她的花样比白宫实习生还多，不过那又怎么样？那样一个又瘦又瘪、发育不良的小孩，我没有那种癖好。”他摇摇头，“她也许是寄希望于我曾经在给我经纪人的信里吐露过心声，说有个讨人喜欢的小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
“嗯，对。”
“信里写了什么，亨利？”
“因为更好听。”
他微笑起来。“‘亨利’。我看你不妨继续这样叫我好了。信里写了什么？我根本想不起来。安西亚是我的经纪人，我们是亲密的‘作家和经纪人’关系。”
“秘鲁是国家。印加人，安第斯山，马丘比丘[2] ，听来有异国风情，然后从这里跑到印第安纳。印第安纳秘鲁。再说科尔·波特生在那里，这一点不是人人都知道，不过还是让那儿更特别了。要是某人打算开家黏土厂，为什么不干脆让它沿着沃巴什河漂四五十英里呢？”
“而你想把信要回来。”
“酷？”我说。
“我希望它们失踪，不再存在。”
“呃，比较好听，”他说，“亨廷登实在太俗了。我是说这种镇名太多了。不过秘鲁呢，听起来就比较酷。”
“为什么？”
“而且你把工厂从亨廷登搬到了秘鲁……”
“因为我不希望别人伸出脏手碰到它们，在里面偷窥我的隐私。我选择目前的生活状态，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当然。”
“不过无论你写什么，读者都会在里面找你。”
“这部分是你捏造的。”
“他们找到的是我愿意展示出来的部分，”他说着，茫然地看向远方。“小说只是虚构，”他说，“我可以任意捏造事实，比方说编一个从亨廷登搬到秘鲁的黏土厂——如果我有意如此。我不在乎是谁在读我的小说，或者他们自以为在书里找到了什么。”
“老天，希望没有。”
“明白。”
“我想也是。有哪个大集团要买下工厂吗？”
“是吗？”他的眼睛探向我的。“比方说你正在跟某人讲话。要是你讲的一字一句他都听到，你不会在意，对吧？”
“也很好。我参观了黏土厂。”
“如果我在意的话，我为什么要说话？”
“亨廷登呢？”
“没错。不过假如说，他一边听，一边也在读心，把你脑子里没说出来的想法也看到了。这你觉得怎么样？”
他点点头。“很好的一个地方。火车头博物馆让人印象深刻。”
“我懂了。”
“你去过秘鲁吗，亨利？”
“我写的小说是我跟世界的对话。我的私生活是个人隐私，是我和自己无言的对话，我可不想被哪个读心人偷听了去。”
“也许没有，”他说，“但也有可能有。”
“所以谁拿到信都一样，”我说，“收藏家，或者学者，或者大学图书馆，甚至爱丽丝·科特雷尔。不管信落到谁手里，都是侵犯个人隐私。”
“看不出哪里说不通，”我说，“不过事实摆在眼前，秘鲁没有。那里是科尔·波特的出生地，有家马戏博物馆，还有家火车头博物馆，纪念那座城的铁路史。只是没有黏土厂。”
“就是这个意思。”
“而且秘鲁和亨廷登一样也有黏土厂，也说得通吧？”
“艾西斯，戈蒂耶。”我说。
“或许吧。”
“她的事我一无所知，只知道她明艳照人，而且很会说话。”
“哦，其实不是。它们在同一条河上，沃巴什河。所以，两个城附近可能都有黏土矿？”
“凯伦·卡森麦尔。”
“在地图上看好像更远。”
“这个人是谁？”
“在亨廷登开家黏土厂也不是没有可能，”他说，“为什么不呢？从秘鲁到亨廷登还不到五十英里。”
“一个死了的小偷，”我说，“酒店前台呢？没成为演员而且染了头发的那个，名叫卡尔，还有那个戴着眼镜、像个会计师的家伙，他的名字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亨廷登有家黏土厂，”我说，“而且照《汽车导游手册》所说，他们提供免费导游，只要你往大门口一站，就有人领你参观工厂。”
“我想是欧文。而且至少还有另一个前台，叫保拉的女人，鼻子非常大，下巴和漫画里的迪克侦探一样。”
“好。”
我们还在饶舌酒鬼，我的同伴也还在支持美国的麦酒制造业者，不过我已经改喝巴黎水了。
“它会把自己埋在橄榄鱼里，”我说，“然后两条鱼一起游进一条叫马提尼的鱼里漂啊漂的。别讲牙签鱼了，好吗？”
“我也没有真的去结交哪个酒店前台，”他说，“或者酒店里其他什么人。我到那儿时还幻想着可以说服安西亚交还信件，可我连怎么接近她都想不出来。我付不出信件可以在拍卖会上帮她赚得的价码，也没办法威胁她。我能怎么办，告她吗？告她道德沦丧吗？”
“牙签鱼会怎样？”
“拿刀捅她，”我提议道，“然后拿了信逃跑。”
“我去过一家书店。不是我自己的，是亚斯特坊广场的巴诺书店[1] 。我想查看《汽车导游手册》，可我手头上的旅游书只有警告你牙签鱼是多么危险的那一种。”
“那不是我的风格。事实上，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不是我的风格。跑到酒店里已经是我能做的最大极限了。然后我就坐在大堂里，戴着顶假发，架着一副墨镜，喝足了麦酒以面对每天的世界。”
他想了想。“关于黏土你懂得不少，”他说，“对一个不做这行的人来说。”
“就我所知，黑麦的威力更胜弥尔的麦酒。”
“已经光到不能再光，因为原本就没有。不过距秘鲁市东边很远的地方曾经有过不少冲积层黏土，靠近一个叫亨廷登的小镇。”
“‘叫世人知道错不在己，’”他继续说道，“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是我那天晚上说的吗？”
“不再有了。矿土——”
“爱丽丝引述给我听的。”
“而且那儿没有黏土。”
“天哪，”他说，“隔了这么多年她还记得？”
“千真万确。”
“你在那本给她签名的书上写了。”
然后我说：“科尔·波特在印第安纳秘鲁市出生。”
他哼了一声。“我从来没给过她书。当时她已经有了一本，总没完没了地向我引述，而且我可绝对没在哪本书上给她签名或者题字。不过这句话我以前倒是经常讲。”他吸了口气。“继续说帕丁顿。我坐在那儿喝酒，正事一件也没办。”
我埋头喝酒。我们两人沉默了很久，然后有人往点唱机里投了两毛五的硬币，放起派西·克兰的唱片。不是《淡去的爱》，不过也很好听。我们一直等到派西唱完以后才开口。
“然后你就来到了我店里。”
“全世界各地。只要有小孩，也有地毯可以让他们抠着黏土粘上去的地方，都卖过。”
“对。爱丽丝出现了，我认出了她，但她没看穿我的乔装。之后我便跟踪她到这里来，在这过程中目睹你介入此事，看得我目瞪口呆。你经营二手书店，不过好像也做别的事。窃贼，结果竟然是这样。”
“然后运到全美各地。”
“呵呵。”
“所以我们就在南方买生黏土，”他说，“然后运到秘鲁，在那里加工包装。”
“然后其他人又一个接一个地跑来店里，每个人都对信各怀鬼胎，想要拿到手。所以我也一天接一天地跑来，深感诧异，不知后续发展会是什么样。你当初同意偷信了，对吧？帮爱丽丝？”
“我知道那种感觉。”
“帮你，”我说，“目的是让信回到你手里。”
“以前是这样，”他说，“生意就是这样开始的。工厂开了多年以后，黏土全挖光了。”
“那是她的一面之词。她说了我会付钱给你吗？”
“最初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印第安纳州秘鲁市有很多黏土工厂吗？”
“她说你没多少钱。”
“什么？”
“天哪，这话不假，而且帕丁顿快把我的钱拿光了。那你是打算捞到什么好处呢？”
我给我们点了黑麦，上酒后我举起酒杯。“向改变人生的书致敬，”我说，“不管变好还是变坏。为什么要开黏土厂，亨利？”
“没这个打算。”我说。
“不是没可能。”
“没有？你是纯粹出于好心才出手？”
“你觉得这酒有可能变成你的杯中常客吗？”
“呃，你知道，”我说，“我觉得欠了你什么。你写了《无名之子》，那本书改变了我的一生。”
“会上瘾。”
***
“今天喝起来一样好？”
“亨利，”我说，“亨利，我或许有个主意。”
“昨晚你怂恿我试过，今天我没多想就点了。”
“你是说信？你有办法拿到手？”
“哦？”
“我是有一些想法，不过我讲的是别的。我想到——”
“事实上，”他说，“这是黑麦威士忌。”
“安西亚的谋杀案吗？还有另外一桩，发生在你公寓里的那桩？”
“我看我应该继续喝威士忌，”我说，“因为我一直都在喝这个——虽然没有半滴灌进我的肚子里。你就喝这个吗？”
“对于那件事我的想法更多，”我同意道，“不过我想到——”
“哦，她好像很推崇。她把她的第二杯喝完——呃，你的第二杯——往桌上丢了些钱，然后就迈着大步走出去了。她说她得跟某人碰面，把话讲清楚。侍者来了。你要喝什么？”
“你提过的红宝石吗？我还是搞不懂红宝石怎么会被扯进来。”
“乌兹别克菜。”我说。
“我也是，不清楚细节，虽然我是有一两个想法。不过我要讲的稍稍有点儿不同。关于你身无分文，关于努力耕耘理应得到适当回馈。而且我想，应该事关所谓侵犯隐私的定义是什么。”
“你是说她以前也这么干？她又叫了杯威士忌，坚持说也是帮你点的，后来侍者把酒端来时，她要侍者把漱口水带走。‘今晚我什么都不喝，’她告诉侍者，‘漱口水也不例外。’然后她又帮我叫了一杯酒，说是请我的，还告诉我，如果我喝太多的话，得买乌兹别克餐厅的东西来吃。乌兹别克餐馆到底卖什么？”
“哦。”
“然后喝掉我的威士忌，留下漱口水没碰。”
“让我给你细说一遍，”我说，“再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
“是那东西吗？她管它叫漱口水。她给自己点了一杯，还帮你点了双份威士忌。”
[1] 巴诺书店（Barns＆Noble），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
“她喝金巴利，对吧？”
[2] 马丘比丘（Machu Picchu）印加文化一大遗址。
“你的朋友来过，”他说，“卡洛琳。很有魅力的女人。”
[3] 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哲学家，著名散文集《瓦尔登湖》和论文《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的作者。
当晚我抵达饶舌酒鬼时，已经接近九点了。我也没期望真能在那儿找到谁——当然，除了那些你一定会在那儿找到，而且永远不会在别处找到的人。不过亨利在那儿，那顶棕色的贝雷帽待在他长长的脑袋上，灵活的手指正捻着银色的胡子。他面前放着一杯酒，脸上挂着一副非常舒适满足的表情，表示这不是他第一次光顾这里。
[4] 瓦尔登湖位于马萨诸塞州东北部，梭罗曾在此隐居，并写下《瓦尔登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