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有人在一片荒山野岭追杀我，但说不清那人是谁，周围只有我一个人，吓得我满头大汗，胆战心惊，这种恐惧远不是人类所能承受的。在那个地方，厚厚的积雪覆盖四周，寂静地可怕，每走一步，都非常吃力。你可能会说，这类噩梦很常见嘛，的确是的，但是我这个梦有一点与众不同。那晚黑蒙蒙的一片，在我前方只有一点点灯光，隐隐约约让我看到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小山，山顶满是岩石，在南非称作悬崖峭壁。我觉得要是能够到达那里，我应该就安全了，我身负血海深仇，气喘吁吁地漂洋过海，奔向那座山。我喘了口气，醒来发现这是一个冬日的清晨，破旧的屋椽吱吱作响，布伦基伦兴高采烈地说，他的十二指肠整晚都安分守己，没出任何问题。我静静地躺在那儿，想要把梦做完，但是除了梦中的小山的样子历历在目外，其他的都没什么印象了。我告诉自己这是一场对南非大草原的回忆，尽管我不可能把我自己完全陷入到那个梦境中。
这个时候，我们恢复了平静。我尽量保持听天由命的态度。我认为如果危险和困难早已命中注定，那么我们必须把这些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随便吃了些剩下的食物，喝了些酸凝乳，算是填饱肚子，之后，我们几个人蜷缩起来，挤在谷仓的豌豆草上睡了。布伦基伦高兴地舒了口气，他这两天胃口还不错。
接下来的三天，麻烦接二连三，我过得非常不好。侯赛因跟彼得四处寻马，布伦基伦坐在谷仓里打牌，我沿着桥附近的小路边溜达溜达，希望能碰上车辆什么的，很显然这完全于事无补。军队路过这儿，好奇地看着深陷泥潭的汽车，可惜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我的一个朋友，是土耳其军官，他承诺会给安哥拉那边发个电报，要求从某个地方派发一辆新车过来，那个时候，按照安哥拉的情况来说，我没报太大希望。一辆一辆的车子风驰而过，里面都是些军事参谋，有土耳其人，也有德国人，但是他们隔我太远了，走得又很匆忙，来不及停下来跟我说话。根据我在路边的观察，我发现埃尔斯伦的邻国情况越来越好了。路上的每个人都近乎疯狂似地乱跑。
到那儿后，才发现原来是个废弃的农场，房子摇摇欲坠，周围是一片青杨树林，院子里满是烂泥，还散发着一股臭烘烘的气味，这房子是有两间茅屋，还好谷仓干燥，所以我们就在这睡下来了。农场主是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儿子在外征战。他接待我们时，非常客气，好像他的生活充满了辛酸。
侯赛因的机会最大，我曾说过玫瑰联盟在整个土耳其帝国都非常有影响力。可是头天他却空手而归。所有的马都被强行拉去征战了，他说肯定还有些马被藏起来，却找不到它们的行踪。第二天，他带回来两匹可怜的小马，看上去饱受风吹雨打，一直忍饥挨饿。乡下找不到一些像样的玉米和稻草。第三天，他牵回一匹阿拉伯公马，比较小，看起来还算健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这马真是来之不易啊！为了这些牲畜，我们可是花了一大笔钱，不过布伦基伦有的是钱，我们就没时间像东方人一样讨价还价了。
侯赛因最先有新的发现。过了二十分钟，他回来了，发现上游几公里开外好像有人住，于是赶紧跑去叫上彼得，我跟布伦基伦背起行李，迈着沉甸甸的步子沿着岸边走。这个时候天越来越黑了，我们不小心踩到泥潭里，简直糟透了，侯赛因跟彼得追上我们，又无意中发现了一条更好走的路。不一会儿，前方出现了一束闪闪的灯光。
侯赛因说他已经把整个乡村摸索一遍，我也相信他。我不敢多耽误一天，虽然这样做会把他落下来。但是他不知道我们会这么做。他说他很能跑，可以一直跟这些马并驾齐驱。如果按照这种方式前行，我想数周内将会到达埃尔斯伦。
我们遇上这种不幸，也只能无声无息地咽下去，真倒霉。侯赛因和彼得各自沿着不同的方向出发，去找找附近有没有人，我跟布伦基伦就躲在旁边的岩石下，一个劲儿抽烟。
第四天早晨，天蒙蒙亮，老农主说了些祝福之类的话，还卖给我们一些干面包，然后我们就启程出发了。行李非常重，布伦基伦于是骑着阿拉伯公马，我跟彼得骑着小马。我感到一些不祥之兆，很快就发生了。侯赛因在我旁边大步快跑，毫不费力地跟上我们。我们走得非常慢，像牛拉车一样。马没有钉上蹄铁，他们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蹄都会被慢慢磨平。我们沿途小步慢走，像是一个修锅匠的大篷车，差不多一小时走五公里，所有人都无精打采，有点不配在这宽敞的马路上行走。
此时厄运连连，有点穷途末路的感觉，我们被困在小亚细亚中部，进退两难，周围没有任何车辆往来，想要弄到一根新的前轴，就像到刚果滚雪球一样，简直是天方夜谭。天一片漆黑，我们不能浪费时间，我把汽油罐和一些备用轮胎，移到山上的岩石坡上，虽然车上行李不多，我们还是清理了一下。这事只能靠侯赛因，他得想办法替我们找地方过夜，等天亮了，我们还可以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什么的，再找一辆汽车是没指望了，因为安纳托利亚的汽车少之又少。
现在，天飘着毛毛雨，让我更加烦闷，来来往往的车辆从旁边呼啸而过，消失在薄雾中，时速三十公里啊！那可真叫个快，可怜了我们这群“蜗牛”。做这种徒劳的事，让我们都打不起精神来，没有人吭声。我咬紧牙关，克制住这种焦躁不安的情绪，真应该卖掉所有的东西，来换取一些跑得快的工具。我们走得太慢了，只能如蜗牛般前行，都快急疯了，这差不多是最痛苦的考验了。应对这类绝望般的事情，我越来越冷静了。
我使劲地沿直线前进，车子突然来了个左转弯，车子翻过岸边，陷入了泥泞的山谷里。我们的车猛地撞到地上，跌到低洼的地方，大家一下子都陷入了冰冷的泥坑中。我都不知道我们怎么逃脱出来的，没有人受伤，按理说，如果车子翻过来，我的脊背会骨折。彼得狂笑不已，布伦基伦抖了抖头上的雪，也跟着笑起来了。我认真地检查车身，发现前轴已经断了，车子惨不忍睹。
大约到了中午，我们来到广阔的平原，那里田地沃壤千里，小村庄随处可见，生长着一排排橄榄树，弯弯曲曲的水沟纵横交错。根据地图，我断定这里就是毗邻西瓦的那片平原。西瓦盛产粮食，也是土耳其的粮仓。
我说过史蒂倍克是一辆破旧的汽车，方向盘烂的要死，都没有怎么修补过，还有，路面崎岖难行。不久，我们遇到路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天寒地冻，路上还可以看见大型运货马车留下的车辙印，坑坑洼洼，摇摇晃晃。我开始担心这辆破车，越来越觉得我们离这个村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夜幕慢慢降临，而我们正穿过有溪流的峡谷，仍然不知所措，在这儿浪费光阴。斜坡底下有一座桥，这是一座由圆木和泥土做成的桥，很显然，大车辆频繁地来来往往，桥面被加固了。我们很快来到桥上，结果车子失控了。
拐个弯后，我们来到一家旅馆。
那是我自己的感受。这场景让我拼命的加速，因为我想到东部有大事正在发生。我估计从安哥拉到埃尔斯伦要花四天的时间，但是现在第二天都快结束了，我们还没有走过三分之一的路程。我拼了命地前行，而这种匆忙正是我们失败的原因。
这个旅馆阴暗肮脏，破烂不堪，墙上粉色的石膏一片片脱落了，庭院连着马路，平顶屋里面有个大破洞。看来这里好多年前发生过爆炸，才导致这里成了一片废墟，屋子后面的几百米处，一队骑兵团把马拴到一根又长又尖的木桩上，然后在小溪旁安营扎寨。
“这些小伙子真可怜。”他说，“少校，我们得赶紧点，不然会被落下的。”
路边停放着一辆崭新的大车。周围满目凄凉，前前后后看不到人影，唯独见到小溪边的军队。不管这旅馆的主人是谁，他一定在里面。
就连没有当过兵的布伦基伦都察觉到了这一点。
我急切想要做些非同寻常的事。瞧！上帝给了我机会！我从来没有觊觎过地球上任何东西，但那辆车却让我垂涎欲滴。此时，我一心想把那车抢过来。我们必须要在埃尔斯伦找到绿斗篷，一旦到那儿了，希尔达·冯·艾内姆应该会保护我们。这是战争的年代，面前的这辆汽车是绝对安全之地。可是，说真的，我还确实想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计划。我眼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那辆汽车可能会落到我们手里。
中午，我们绕过了军队，在开阔通畅的马路上开了几小时的车，这里地形偏向东面，好像朝向大河流域。不一会儿我们碰到一些从东部来的人，个个都是新面孔。第一批伤员，跟每个前线的伤员没什么两样，当然不乏一些装病的人，这些新一批队员，身心交瘁，经常光着脚，好像没跟上大部队，等着挨饿受冻，马路边还有一群军队拖着疲惫的身躯，精疲力竭，后面还有一队踉踉跄跄地尾随而来，他们累得都无力转头看我们，几乎个个都有伤在身，有些伤势严重，大部分骨瘦如柴。要是我那身后的朋友相信土耳其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他该如何辩解眼前这些可怜的人呢？我还真想不通。他们在战争中已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我跟其他人说了会儿话，然后我们下马，把马拴在院子尾端。忽然，我听到小溪边骑兵们的嗡嗡声，他们离这儿约三百米远，看不到我们。彼得被叫去庭院周围看看。这栋房子里面只有一扇窗户对着马路，而且是在楼上。
那晚，我们来到一家脏兮兮的旅店，在地板上好好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我们顶着鹅毛大雪出发。天气冷飕飕的，我们却士气高涨。玫瑰联盟的一个成员，名字听起来像是侯赛因，他曾经走过这条道，还告诉我这是哪儿，其实他们说了也跟没说一样。整个上午，我们挤在大批部队当中，只能缓慢前行，这少说也有一个旅，他们风风光光，昂首阔步，井然有序，算是我见过最壮观的场面。我必须说我很欣赏土耳其斗士。我记得有个朋友曾赞扬他是一个纯朴的战士。我很遗憾德国没有让他卷入这场肮脏的活动中。他们停下来吃了顿饭，我们也跟着停下来了，午餐就吃几片黑面包，一点无花果干，喝了一瓶特酸的葡萄酒。我和其中一个军官聊了几句，他会说一点点德语，还跟我说他们正向俄国进军，因为在高加索，土耳其已经取得胜利。“法国和英国是我们的手下败将，现在轮到俄国了。”他镇定自若地说道，好像在说教似的，不过他还说自己对战争深恶痛绝。
同时，我沿着墙慢慢爬到那辆车那儿，探了探情况。这是一辆豪华的六缸汽车，完全崭新，只是轮胎稍稍有点磨损，车后面有汽油和一些备胎，车座上随意地放着一个地图盒和一个双筒望远镜，好像车主只是外出一会儿，舒展筋骨，活动身体吧！
再次到户外溜达感觉还是蛮不错的。彼得的气色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他像一只牡鹿一样嗅着刺骨的空气。路边的营地飘来缕缕柴火和粪便燃烧的烟味儿，寒冬时节，狂风在空旷的地方呼啸着，这场景会让我终生难忘。每时每刻都带给我内心的宁静，赋予我不屈不挠的精神。军队从亚尔河首次迈向最前线，这是人们执着而疯狂的期望，这种感觉我以前也有过。我不习惯住在城市，在君士坦丁堡的闲散生活让我松松垮垮，疏忽懈怠，但是现在，凛冽寒风吹打着我们，我感觉要随时准备好应对各种危险。我们正处于到东部和边界小山的关键之地，很快我们将会到战争最危险的前线进行战斗，这不是一般的情报任务，而是你死我亡的战场，我们将要踏入战火地带，加入战斗，击垮敌人。我并不是说要与敌人同归于尽，如果我们没有死，也许会一起庆祝敌人的垮台。事实上，我不能把这件事情看作军队和国家之间的斗争。我几乎懒得去想我有没有同情心，重要的是，这是我们四个人和一个疯婆娘之间的较量，军队冲突只不过是我们这场私人较量中的背景而已。
彼得回来后说院子里面没有人。
午后，我们离开镇子，来到一块荒凉的光秃秃的山丘，周围长满了茂密的丛林，这里没有下雪，但是一阵阵东风给这儿带来了活力。不一会儿，我们爬上山丘，小道虽然不是专门用于爬山的，但也如溪流一样蜿蜒崎岖，这也难怪，这里的交通就像人们在卡塞尔和伊普尔之间看到的那样，没有比利时筑路工人愿意去修补这些道路。我们看到大批大批的土耳其军队昂首阔步向前行进，脸上毫无表情，有牛车队，有骡车队，还有强健的安纳托利亚马拉着货车，迎面而来的是刻有红新月标志的破旧汽车和马车，里面都是一些伤员。我们连续缓慢前行了几小时，直到走过一个街区。在天黑之前，我们似乎比之前更快了，跑了十一来公里，穿过山丘上的一个低洼地。我开始担心起车子来，因为这车充其量也就是个破车，迟早会遇到坑坑洼洼的道路，到时候就算是一辆劳斯莱斯也会变成一堆废铁。
“有人在楼上，还不止一个，”他说，“我听到他们的说话了，他们正慌慌张张地走来走去，不久后可能会出来。”
安哥拉像是我知道的某个地方，比如说从蒙斯撤退的亚眠。这里军队浩荡，规模庞大，交通拥挤，是要塞之地，因为每小时都有很多人来这儿，并且出口只有一条朝东方的路。这个城镇喧嚣嘈杂，人声鼎沸，心不在焉的德国警官试图在这里维持秩序。他们压根儿不担心我们，因为安纳托利亚的中心地带不可能是可疑分子频繁出没的地方。我们拿出通行证给指挥官看，他很快地盖了个章，并说会竭尽全力护送我们上路。我们四个人挤在旅店的一间小卧室里，过了一晚。第二天早晨，我把公事放在一边，骑着一辆摩托车出去了。花了四个小时，利用土耳其帝国名人的关系，借到了一辆史蒂倍克的车，另外两小时找到汽油和备胎。要想找到一个司机，即使动用爱情手段或金钱关系都不可能找得到，我不得不自己开车。
我觉得是时候了，于是我告诉剩下的人溜到旅馆约五十米外的路上，我经过的时候，就准备好爬上来。我不得不来一场生死搏斗，当然可能会被击中。
“没有，先生，我对她没有任何爱慕之情，苦恼我的是她让我陷于困境之中，但我又不是她的对手。我想我们美国人还没有准备好如何与她这类女性打交道。我们大力称赞妇女们为自命不凡的人，同时，让她们远离生活中的跌宕起伏。最后，就只剩下男人之间的战役了，没有一席之地给她们。我们习惯把她们当作天使和儿童，她们的任务是能把孩子抚养成人。”
我一直在汽车旁边等着，看到他们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突然听到二楼传来谈话声，脚步声此起彼伏，我心如火灼，焦急万分，随时都可能有人会走到窗户边。我一门心思地只想着启动汽车，简直像疯了一样。
我觉得布伦基伦爱上她了，但是他竭力否认。
这大冷天的，寒气逼人，汽车启动有些困难，加上在那么僻静的地方冒出点声音来，足以把死人吵活，我被吓得魂飞魄散。啊！谢天谢地，发动机终于启动了，我迅速跳上驾驶座，松开离合器，打开油门，这车太给力了，嗖的一下向前冲了出去，我似乎听到后面发出的尖细刺耳的嗤嗤声，忽然一颗手枪子弹穿过我的帽子，另一颗打在旁边的坐垫上。
要是布伦基伦就这样干坐着，冥思苦想而没有任何行动，他的处境会更加危险，所以我让他跟我谈谈希尔达·冯·艾内姆。这样一个如此冷静沉着，如此英勇彪悍的人也会拜倒在苗条的女子裙下，我觉得真是匪夷所思，但这却是事实。一想到这个女人，布伦基伦的未来好像电闪雷鸣前的黑暗，他被击垮似的。如果希尔达·冯·艾内姆要玩到底，那么布伦基伦只有输的份儿了。
很快，我了解此地地形，其他人也开始上车，布伦基伦起身，像煤球一样滚到后排座上，彼得跳到我旁边，侯赛因抓住后盖，从车后快速爬进来。我们行李都在口袋里，没什么东西要拿。
但是布伦基伦不这么想，因为希尔达·冯·艾内姆参与此事，给布伦基伦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他很想知道她是如何影响到我们这一群人的。彼得毫不在乎，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鹰头马身的怪物，对他来说没什么两样。他碰到这事，淡定自如，就像在丛林中计划着围捕一头老狮子，直面困难，迎难而上，就好像是在做算术求和一步一步的得出结果。桑迪和我对她的印象颇深，深得吓人，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就是好奇心太重而无所畏惧，也丝毫没被迷住。正是因为那一点，我们对她恨之入骨，她确实让布伦基伦吓得目瞪口呆。正如他所说，他俩的关系就好比响尾蛇和小鸟。
子弹横飞，枪火四溅，没有造成伤亡。我耳边听到一些声音，从眼角处看到彼得放下手中的枪，现在我们撤出子弹射程之外，回头看到三个男人站在路中央向我们指手画脚。
布伦基伦打着牌，我跟彼得参与到哨兵当中，但大多时候要么抽烟，要么瞎扯。远离那座地狱般的城市后，我们精神焕发。现在我们驰骋在宽阔的公路上，朝着枪炮声方向前行。我们最糟糕也不会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死掉吧！我们会齐心协力，这样才能安抚人心。我认为我们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士兵孤身一人到战场前线放哨，然后又安全回营地那种感觉。另外，事情发展得太快，超过了我们所能掌控的范围。没有必要去出谋划策，因为我们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是宿命论者，相信天命。这就是一个让人有所慰藉的信仰。
“愿恶魔跟随这把手枪消失人间吧！”彼得沮丧地说，“自从拿着这把手枪，我再也没射中过了。要是我有杆步枪……”
我们坐火车到安哥拉，还是坐的非常舒服的德国卧铺车厢，这节车厢与军用列车相连。这个国家没什么风景好观赏的，离开博斯普鲁斯海峡后，我们遇到了漫天大雪，除了好像经过一片广袤的高原外，就没有其他的风景可言。在这样罕见的拥挤的道路上，我们都能如此快速前进，真是不可思议。这里随处可见加利波利军队，每条轨道边都挤满了补给车，堵得水泄不通。我们差不多每隔一小时停下来一次，可以看到道路两旁许许多多的大帐篷营。我们时不时地碰到正在铁道边行军的兵团。他们看上去虽然像一群地痞流氓，但是训练有素，体格健壮，衣服破烂不堪。我没怎么注意他们的靴子，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走完五百公里到达埃尔斯伦的。
“你要射什么？”我吃惊地问，“我们已经开上了别人的车，没想要伤害他们。”
莫尔是玫瑰联盟的一员，会说一点点英语。他被派过来和我们同行，这是个明智之举，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人会说土耳其语。这就是所有的人，我再也没有关于桑迪、绿斗篷还有那个女人的任何消息了，必须靠我们自己行动了。
“要是我有杆步枪，那就省事多了。”彼得小声地说，“你叫他拉斯塔的那个人就在那儿，他认出你了，我还听到他大喊你的名字。他是个怒容满面的小人。我还发现这条路上有个电报机。
两天后的晚上，我们到达旅程的第一站——安哥拉。第二天早晨，正如冯·艾内姆夫人答应的那样，通行证给送过来了，还给了我们行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