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痛苦地回忆起1月17日是我们约定的见面时间。在赶往多瑙河的路上，我非常希望见到布伦基伦，我知道他一定会准时的。为了搜集消息，我拼尽了全力。他到了后，把我们得到的消息汇总在一起，就能弄明白沃尔特爵士一直想搞清楚的整个事情真相。之后，我就可以离开罗马尼亚，穿过俄罗斯回家了。我希望2月份能回到自己的军队，像其他士兵一样为国效力。如果到了晚上我还无法见到布伦基伦，那么我所得到的消息将会跟我一起消失。
之前我们把碰头的地点定在库帕索的咖啡店里一点都不可靠。如果在那里我俩不被怀疑，我们可以经常悄悄地去库帕索的咖啡屋，直到布伦基伦来把我们接走，这自然是好的。我们需要时间，也需要保密，现在我们正被一群“猎狗”紧紧跟着。库帕索的咖啡屋已经不再安全。如果我们在那里现身，会被拉斯塔抓个正着，或者是被德国军队警察，又或者是被那个戴帽子的疯子抓住。出去见布伦基伦的机会微乎其微。
我跟彼得说出了我的顾虑，他赞成我们奋力一搏。那天下午，我们决定去库帕索的咖啡屋，只能听天由命了。我们不敢在街上四处溜达，只好整个上午都待在房间里，讲着陈旧的老故事，免得去想眼前的危险。中午吃了点冷牛肉和奶酪，把威士忌也喝光了，然后就付账准备离开，我可不敢再在这儿住上一晚。下午三点半，我们走上街，丝毫没去想要找下一个住处。
很清楚，如果不找个避难所，把这些人甩掉，我们就真的彻底完蛋了。但是要躲到哪里去呢？我俩都不会讲土耳其语，弄个新身份也不太可能。找朋友帮忙，但是我想不到有谁可以帮我们。只有布伦基伦可以帮我们，但怎么才能联系上他？至于桑迪，还是算了吧。他一心想着自个儿的生意，找他帮忙是不行的。他现在可能在小亚细亚的某个地方，一两个月后才可能来君士坦丁堡，然后会听到有两个可怜的荷兰人在别人眼皮子底下失踪了的消息。
外面大雪纷飞，对我们来讲，这是个好兆头。可怜的彼得没有大衣穿，于是我们在一家犹太人的店里买了一件现成的大衣，这件衣服看起来像是专门给某个持不同意见的牧师做的。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所以没必要省钱。下这么大雪，路上没什么人。我们沿着通往莱特奇克渡口的小巷子走，巷子很长，非常安静。我想，赶到库帕索的店之前，我们这一路上怕是连个鬼影都看不到。
我坐在床边，估摸着我们的方位。情况并不太乐观。我们在这个嘈杂的地方结了不少仇家。首先是拉斯塔，我侮辱过他，他也不会那么快就善罢甘休的。他带着一群土耳其的乌合之众，势必要抓住我们。还有那个戴着帽子的疯子。那个疯子不喜欢拉斯塔，我猜他和他的同伙可能是反对青年土耳其党的某个派别组织。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也不喜欢我们，下次遇到他肯定会有大麻烦。最后一个就是斯图姆和德国政府。他很快就会与拉斯查克当局取得联系。这样从查塔加追捕我们就轻松的多，一旦被抓住，我们就完蛋了。情况如此不利，面对这么多的对手，我们只能自求多福。
我们径直走进了咖啡屋，里面一个人都没有。然后我们摸黑沿着那条通道往前走，到花园门前，我一敲门，它自己就开了。荒凉的院子盖上了厚厚的雪，另一头的舞厅里灯火通明，那里传来小提琴声，还有人在讲话。我们给站在门口的黑人付了钱，走进了这个十分耀眼的舞厅里。里面有四五十个人，他们喝着咖啡饮着小酒，空气里弥漫着土耳其香烟的气味。里面大部分都是穿着欧洲服饰、戴着土耳其毡帽的土耳其人，有几个德国军官，还有些看起来像是德国无军职人员（也许是军队后勤部人员和兵工厂的技术员）。一位女士正在弹钢琴，她身上的服饰价格低廉但非常精致艳丽。几个女孩陪着一群军官，她们时不时地发出尖叫声。我和彼得在靠门最近的角落里小心翼翼地坐着，库帕索看到我们后，送来了咖啡。一个女孩长相酷似犹太人，她走过来跟我们讲了几句法语，我摇摇头表示听不懂，然后她便走了。
早晨醒来，破烂的窗户外正在飘着白雪。我费劲地找到了一个服务员，让他给我们拿杯加糖的土耳其咖啡。我们俩情绪都很低落。“欧洲这个鬼地方真冷，”彼得说，“不值得为之奋战。只有一个地方真正属于白人，那就是南非。”当时我觉得他所言极是。
过来一会儿，有个女孩走上台跳起舞来。她不停地扭动屁股，舞姿糟糕，非常无聊，全场爆发出手鼓的当当声。在莫桑比克，那里的妇女也跳过这种舞蹈，比这好看多了。另一个女孩唱了一首德语歌，主题与金发女童、天边彩虹相关，女孩唱得质朴自然，充满柔情，场下的德国观众都鼓掌称赞。走了几个星期才到了这个华而不实的地方，我有些焦躁不安。对别人而言，这是个大众舞厅，可对我们来讲，这里跟土匪窝一样危险。
我们努力得来的房间却非常破旧。我和彼得住进了同一个小房间里。屋里除了两张野营床就没别的了，窗户也是破的，冷风飕飕地吹进来。晚餐也寒碜得可怜，就一点蔬菜煮羊肉片，还有硬的跟石头一样的白奶酪。我花了一个金币买了杯威士忌。我关紧百叶窗，烧好房间里的壁炉，喝了点棕榈酒暖暖身。然后爬到床上，倒头就睡，像猪一样睡了十二个小时。从拉斯特查克一路过来，我们都没怎么好好睡上一觉。
彼得丝毫没有焦躁不安，他很享受眼前的一切，因为他对任何新鲜的事物都很感兴趣，天生喜欢生活在这种氛围中。
后来我解释说我们是从德国运送军火过来的，只是想要在这住一晚。我拿出证件给他看，着实吓唬了他一番。果然他开始变得和颜悦色，承诺会尽力帮助我们。
记得当时有一个场景，舞台布置成了深蓝色，远处还有几座绿色的小山。舞厅里的烟雾越来越浓，小提琴在吱吱呀呀地响着，这俗气的画面慢慢开始催眠我，我好像透过一扇窗户，眼前出现了夏天秀丽优美的风景，那里没有战争，没有危险。我感觉到自己沐浴着温暖的阳光，闻到了岛上芬芳的花香。突然，一阵奇怪的气味把我拖回到现实。
这条宽阔的街道好像可以通到山顶，路灯立在街道两旁，出租马车缓慢前行在路中间，偶尔还能看到一些模样十分现代的店铺。很快，我们找到了库帕索说的那家旅馆。旅馆很大，位于一个门廊都快要倒塌的院子里。冬日的寒风把旅馆的百叶窗吹地哗哗作响，声音着实吓人。如我所料，旅馆里面的人很多，都挤到门口了，大多是德国军官。我好不容易挤进去见到了老板，他是个普通的希腊人，我告诉他说是库帕索先生介绍我们过来的，但他并不领情。如果我不拿出斯图姆给我的证件，他肯定会把我们赶出来。
屋子的两个角落燃着火盆供人取暖，火盆里升起薄薄的烟雾，闻起来有点香味，一定是有人在火盆里撒了粉末。屋子里突然安静下来。小提琴还在响着，但像是遥远传来的回声。灯也突然灭了，有个圆形东西出现在舞台上，而钻进那个圆圈里的人，正是那个戴帽子的疯子。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科内利斯。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那么多事情，我都喘不过气来。”彼得说着，感觉到他的手臂被擦伤了。
他身后还带着三个人。有人在我身后小声说着什么，跟库帕索前天说的话一样。这些疯子就是玫瑰联盟的人，库帕索承诺他们会承办一场盛大的舞蹈会。
我和彼得想都没想，撒腿就跑。我们可不想被这些疯子收拾。在那群疯子的追逐下，我们在陡峭狭窄的小路上狂奔。火把好像都熄灭了，那个地方又是漆黑一片。我们跌跌撞撞在垃圾堆里跑着，沟里的水也不时地溅来。那些坏蛋对我们穷追不舍，好几次我都感觉自己被追上了。担心被逮住了，我们像插了翅膀一样飞奔起来。突然，眼前一片光亮，我们走到了那条大街的出口。那些坏蛋也看到了，但他们放慢了脚步。就在看到这片光亮前，我们还停下来四处找出口。刚才跑过的巷子延伸到了港口边。
但愿这几个疯子没看到我们，那天他们的确吓到了我。彼得也有同感，我俩蜷缩在黑暗的角落里，这几个人没注意到我们。
他用棍子敲打下我的手腕，金币掉进了水沟里。他眼里充满怒火，用棍子围着我的脑袋，口里吟诵着什么。他在念咒语——天啦！我也会几句咒语，可一句都没有听懂。接着，他嚎叫一声，命令他的手下一起来对我诅咒。我也毫不退让地回骂了几句该死的话。结果，我像捅了马蜂窝似的激怒了他，他比拉斯塔更不好惹。
忽然间，这间普通的屋子（好似芝加哥或巴黎出现过的某个舞厅）一下子变成了个神秘而又美妙的地方（似乎苏莱曼街头的金色豪庭）。桑迪曾说过，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都会聚集在这里。他说得对，这里的确有各种各样的人。我根本不在乎身边的人——矮胖的德国人、穿着礼服的土耳其人，还有邋遢的犹太人——我只看到那些奇怪的身躯在灯光下晃来晃去，又在黑暗中变幻着戏法。
可我却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我拿出了一枚金币递给了那个头儿，想表达感激之情，因为我不会讲他们的语言，只能用行动表示。
那个领头的人撒了些东西到火盆里，火盆里突然窜出了熊熊的蓝色火焰。他晃动着圆圈，不停地唱着什么，声音十分刺耳，他的几个同伙用低沉的嗓音合唱起来。我无法描述这是个什么样的舞蹈。战争爆发前，我欣赏过俄罗斯的芭蕾舞，其中的一舞者让我想起了这个领头人。舞蹈展示只是一小部分，接着符咒出现了，没有声音，没有动作，也没有气味，但似乎更有魔力。瞬刻间，我开始思绪纷飞起来，盛大的舞会布景，伴随着各种危险，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中，眼前尽是年轻活泼、漂亮可爱的少男少女；透过窗户望出去时，外面风景如画，清晨的阳光铺满大地。
我还没完全搞清楚是什么回事，但有一点很明白，这些狂热分子把我们从拉斯塔及其同伙手里解救出来了。
这像是南非大草原的一部分，可我似乎又从未见过。它的辽阔和狂野胜过了它的精致与优雅。其实，我是在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我感到了那种不朽的仁爱和善良，一个人只有在孩提时代才感受得到。我不再害怕这些疯子。他们是一群富有同情心的巫师，将我带入了一片仙境。
“他让我们快走，”彼得说，“谢天谢地，我们赶紧离开这恶魔之地吧。”
安静过后，音乐慢慢地奏响。它像是水滴经过漫长距离后才流入杯中，每一个音符都是那么的纯澈。听着和谐的音律，我们似乎都忘记了单个音符的魅力。哪怕是非洲土著人也能体会到其中的美妙。曾有个学者告诉我，在希腊也有这样的艺术。那些银铃自由地畅响着，凡人的言语是无法形容这精美绝伦的天籁之音的。我想，这是晨星微露时所歌唱的曲子吧。
他一边喊叫，一边用棍子指着通往山坡的路。
符咒慢慢地，越来越慢地变换着，火焰的颜色从蓝色变成紫色，然后变成了鲜红色。这些元素一点点的汇聚在一起，合成了一首凶猛狂野的乐章。我又缓过神来，看见那些戴帽子的舞者在各自的圆圈里向观众招手。
他冲我说了一堆我听不懂的话语。他的目光呆滞，像是抽了大麻一样，双腿不停地抖动。你可能会觉得他是个骗子，但一点都不滑稽好笑。我被恐怖、阴险、神秘缠绕着，什么都不想做，只想仰天长啸一声。
现在舞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优雅与活力已经散去，只有激情在空气里燃烧着——这种可怕、野蛮的激情既不属于白天，也不属于黑夜；既不属于生命，不属于死亡，而是属于这二者之间。我突然觉得这些舞者很怪异、野蛮、邪恶。火盆里飘出的浓烈气味有种新鲜血液的味道。观众中爆发出了愤怒、贪欲、恐惧的哭喊声。我听到一个女人在哭泣，一向坚强的彼得也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
回过神来后，我意识到那群坏蛋都走开了。站在我们面前的，只有那个奇怪的家伙和他的六七名同伴。他们都穿着皮衣，其中几个拿着火把，唯有他一人戴着无边的帽子，看起来是个头儿。其他人没戴帽子，头发乱糟糟的。
我突然意识到，玫瑰联盟才是世界上唯一让人真正害怕的东西。拉斯塔和斯图姆跟他们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我刚刚在恍惚中看见的那扇窗户此刻变成了一堵监狱的墙壁——我看到了层层封锁区之间的迫击炮。这些疯子们会像巫医一样很快查出他们的敌人。我感觉到他们的首领用愤怒的双眼在黑暗中搜寻着我。彼得在我身旁小声的祈祷，我捂住他的嘴，担心他喋喋不休地说话会暴露我们的。我感觉到，这里除了我们和这几个魔法师外，没有其他人了。
这是我见到的最可怕的场景！那个人身材高大，穿着皮衣，光着双腿，脚上穿着凉鞋，头上戴着红色的帽子，帽檐挡住了眼睛，帽子后面的布搭到肩膀上了。他像一头野兽一样追赶着那群人，不停地发出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这时，符咒突然停止。门被打开了，一阵寒风吹进舞厅，卷起了火盆里的灰烬。我听到外面有人大声叫喊，里面也开始吵吵闹闹。舞厅里一时漆黑一片，不过马上就有人点亮了舞台旁的灯。舞厅里的人还在那——那些白皙的脸庞，昏昏欲睡的眼睛，乱七八糟的头发，除了庸俗花哨，什么都没有。
情况缓和许多，危机也逐渐消除。小路上传来拖着腿走路的声音，我第一反应是这几个人可能是土耳其警察。但很快，在一片火光下，我看到领头的那个人后，就不这么想了。他没有拿火把，却持着一根长长的棍子，狠狠抽打那群家伙。他们紧紧地围在一起，想溜也不容易溜掉。
玫瑰联盟的家伙们走了。门口站着一群穿制服的人。我老远就听到有个德国人小声说：“恩伟尔的保镖。”我听得很清楚。虽然我看不清，但我耳朵很尖。从情迷意乱中清醒过来的人就是这样。
一开始我看不清刚来的那几个人。天太黑了，他们虽然举着火把，但他们把整只手臂都举了起来，光亮根本就不能照着他们的脸庞。其他人仍不停叫喊时，这几个人也大声吼叫起来，声音极其粗狂刺耳。他们所说的话并不是针对我们，而是针对那群野蛮家伙。我突然莫名其妙地觉得，我们有救了，这几个人是来帮我们的。
舞厅里顷刻间变得空荡荡，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互相扭打起来，而库帕索却在一旁声泪俱下。没有人去阻止他们。后来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些德国卫兵，肯定是斯图姆派来抓我们的，他们一直在追踪我们。我和彼得要完蛋了。
又有人在喊叫，这次不是愤怒，而是恐惧地喊着“Chinganeh”。
形势急转而下，仅存的一点勇气与活力也离我而去。我似乎什么也顾不上了。我们完了！这一切都要结束了！这是天意啊！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我丝毫没有逃跑和抵抗的意思，因为一切彻底地结束了！
几个野蛮的家伙拿着棍棒，举着火把，冲了过来。闪耀的火光照亮了陡峭的墙壁，投下可怕的影子。一阵风吹来，把火光吹的摇摇晃晃，最后又慢慢变成零星的火花，渐渐消失。
一名外貌酷似军士的人指着我们跟库帕索说了些什么，库帕索连连点头。我和彼得飞起脚，猛地向卫兵踹去，将他们绊倒在地，然后各自从两边冲出院子，迅速穿过光线暗淡的通道，大步跨过空荡荡的咖啡屋，来到积雪覆盖的大街上。一辆关着门的马车停在那，有人示意我们上车。它真的很像一辆囚车。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一串串子弹打在墙上，像鞭炮一样哗啦啦地响。黑夜中根本就看不清别人的脸，有的只是无尽的嘈杂声，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彼得在我身边不停地用荷兰语咒骂着。后来终于有了点光亮，使这场景变得更可怕。
我们俩像逃学的学生一样安静地坐着，双手搭在膝盖上。我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到哪里去，我也不在乎要去哪。马车轮子似乎轱辘辘地爬过了山丘，我看到了灯光闪耀的街道。
这是我一生中度过的最艰难的时刻。之前被追捕的几个星期，虽然也很诡异，也不至于这么直面危险。我也曾亲身经历过千钧一发的时刻，就像卢斯战役时，但最后危险还是解除了。那时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但现在我不知道如何形容这凶险，它不是在未来，而是现在，就是这危在旦夕之时。
“彼得，我们完了。”我说。
我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有人压倒了我，几乎把我勒死，我扣动手枪，人群中哇哇尖叫。突然，混战停止了，黑暗中闪着一片光亮。
“是的，科内利斯。”他回复道。这是我们在车上仅有的对话。
彼得开枪了，子弹飞过他们的头顶。有个家伙掐着彼得的脖子，他不得不开枪，子弹啪啪啪的落在了墙上。他们好像并不想要我们的命，但这不可能。我们愿意拼个头破血流，也不要那个亡命之徒的假仁假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几个小时后，车停了下来。有人打开了车门，我们下去后，来到一个院子里。院子四周是庞大的黑色建筑物。我估计这里可能是监狱。这么冷的天，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给我们提供毛毯。
拉斯塔没出声了。他说完后就回到人群中，不断地有人喊“德国人”和“卡菲尔人”。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才知道，他们追捕我们是因为我们被当成了德国人和间谍。君士坦丁堡的人民和他们的新统治者之间毫无感情可言。如果因为我们被当成德国人而杀害，那真是太讽刺了。我曾听说，在东部地区，某个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非常容易。因为那里没有八卦的报纸，也没有尽职的警察。我要是能说几句土耳其话就好了。在他们停止喧闹的片刻，我大声喊道，说我们是给土耳其送军火的德国士兵，并准备明天回国。我问他们，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得懂德语；不管怎样，又引起了一阵大吵大闹，叫喊着那个不吉祥的单词Khafiyeh。
进门后，我们发现这是一间石料做起来的大厅，里面很温暖，让我对睡的地方充满希望。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指着楼梯示意我们上去，我们拖着沉重的步子，疲倦地爬上了楼梯。我大脑一片空白，无法清楚地记住发生的任何事情，也无法猜测将来会发生什么。另一个看守接着带我们穿过走廊，在一间房门口停了下来。他站在门旁边，示意我俩进去。
“伙计，这次我们要挨揍了。”我对彼得说，他拿出了司令在拉斯特查克送给他的手枪。这把手枪是我们唯一的武器，那群人看到我们拿出枪，就赶紧往后退了几步。如果他们一起冲上来，这把手枪也保护不了我们。
我想这应该是长官的办公室，我们可能会接受第一次检查。我现在头脑迷糊，没办法思考，想尽可能保持沉默。即使他们使用拇指夹酷刑，我也不可能对他们讲真话，也绝不能泄漏任何消息。我一边扭动门把手，一边漫不经意地想象里面是什么样的人，是面色灰黄的土耳其人，还是脖子粗壮的德国人。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们受到攻击了。每个人都有害怕的时候，我害怕的就是充当了暴徒的猎物。我很讨厌盲目混乱地去拼斗，仅有疯狂的热情是不够的，通过群殴发泄情绪的感觉，跟挑战单个恶棍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讲，这是个黑暗的世界，我不喜欢黑暗。就算是做个噩梦，我都从未梦见这般情形——狭窄污秽的街道、刺骨冷冽的寒风、晦涩难懂的语言、嘶哑野蛮的咒骂，这一切令我手足无措。
房间很舒适，地上铺着擦得铮亮的木地板，壁炉里的火燃烧得正旺。一个男人躺在壁炉旁的沙发上，沙发前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小杯牛奶，还有一副摆放整齐的纸牌。我正茫然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又出现另外一个人。此人正是那个戴帽子的家伙，那群跳舞疯子的领头人。我和彼得一看到他都吓得往后退了几步，怔怔地站在那里。他两步就跨到我俩跟前，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哭喊着说：“迪克，好兄弟，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们躲进一个角落，藏在几根石柱之间——那儿刚好是一栋建筑物凸出来伸向马路的部分。这里是唯一能保护我们免受背后攻击的地方。短短几分钟内情形突变。我们本来在摸黑前行，此时立马被一群沙哑着嗓子叫喊的暴徒围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