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可以，”我说，“但是，根据现在的情形，我有足够的军火把这里全炸掉。如果你敢上车，我肯定会开枪。如果你叫来一个军团，告诉你，我会把这些军火全部毁掉。我想，他们肯定要为你收尸，你的军团也会从加利波利半岛消失。”
“蠢货！”他大叫道，变得越发生气起来，“我五分钟内可以叫来一个团！”
他的确被我斗狠的话吓唬到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小打小闹。他知道我说话的份量，于是态度开始变得温和起来。
“你最好不要开枪，”我说，“火车上有十二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都听我的指挥。还有，我跟我的朋友枪法都不错。”
“拜拜，先生，”他说，“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却不要。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他跟他那几个拿着来复枪的士兵吩咐了几句。
他又大摇大摆地走开了。我真想追上去让他跪在我面前，揍他一顿，再扇他几巴掌。
“我会听从政府的安排，”我说道，“可如果你就是土耳其政府的话，我轻而易举就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政府。”
我们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查塔加，欧特兹上将像遇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非常热情地接见了我们。他是一名正宗的炮兵官，心里只有枪支弹药。他拿着单据核查货物花了三个小时，我也等了三个小时。之后他给了我一个收据，我到现在还收着呢。我跟他说了拉斯塔的事情，上将很赞同我的做法，认为我做的对。他并没有像我预料中的那样生气，因为不管怎样他的货物安全到达了。只不过，可怜的土耳其人要为此支付双倍的价钱。
“别忘了你现在是在土耳其，”他大喊，“你必须服从土耳其政府的安排。”
欧特兹上将把我和彼得留下来吃午饭。他非常绅士、有礼貌，而且很喜欢聊战争。我很喜欢听他聊聊战况，因为我可以从中了解德国东部战场的内部消息。但我又不敢在这久留。拉斯特查克的电报可能随时随地发到这来。之后他派车送我们，送到了离市区几公里外的地方。
“嘿，听着，伙计！”我说，“你这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你懂什么？这批货物只能交给欧特兹上将，其他人都不能拿走。”
就这样，一直到1月16日三点零五分，我和彼得终于抵达君士坦丁堡，身上除了一身衣服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不关你们的事了，”他傲慢地说，“赶紧把单据给我，要不然你们会吃不了兜着走。”
眼看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而且可以见到期盼已久的老朋友，我开始变得异常兴奋；然而，一进城我就感到很失望。我完全不知道我期待的那番景象是什么——一座仙境般的东方港城：大理石铺满大街小巷，海水湛蓝湛蓝；男人身披白色袈裟，神色庄严；女士蒙着面纱，美丽动人。此外，芬芳的玫瑰、欢快的夜莺，以及管弦乐器奏出的美妙音乐，无不令人神往。我忘了其实所有地方的冬天都是一个样子。当时下着毛毛细雨，刮着东南风，街道上全是泥水。我到的第一个地方，看起来像个昏暗的殖民区——木质房子、铁皮屋顶、漫天的尘土、面黄肌瘦的孩童。我记得还有一个坟地，每个墓碑上都有一顶土耳其军帽。然后，我们来到一条通往大运河的街道上，路面狭窄、凹凸不平。接着我们路过一座清真寺，顶上的塔尖看起来像是工厂的烟囱。又走了一会儿，我们穿过一座桥，给了通行费。如果我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金角湾，我应该好好观赏观赏的。可惜我什么都没看到，只有很多破旧的驳船，还有些非常小的木船，看起来像威尼斯特有的贡多拉船。走过金角湾，就到了一条繁忙的街上，消瘦的马匹拉着摇摇晃晃的出租马车，把泥浆弄的四处飞溅。我注意到，大部分人看起来像穿着老式衣服的伦敦人，只有一位年长者，与我印象中典型的土耳其人相似。除当兵的之外，不管是土耳其小伙子，还是德国小伙子，身体都很健壮。彼得跟在我的身旁，像个忠实的仆人，一句话都不说，因为他很不喜欢这座潮湿肮脏的大都市。
“我们到了查塔加吗？”我装着不知道地问。
“科内利斯，你知道吗，自从我们来到这个气味难闻的破烂地方，就一直有人跟踪我们。”彼得突然说。
这个土耳其家伙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你可以回到拉斯塔查克了，”他说道，“我从这开始接管这批货物。把运货单给我吧。”
彼得的洞察力一向敏锐。这让我感到害怕，我担心那封电报已经发到查塔加了。但这似乎不可能，如果欧特兹上将真想抓我们，就不会那么费心费力地送我。有可能是拉斯塔的人在跟踪我们。
我叫上彼得，爬上了离我们最近的货车上。其实这种情况我早就料到了，而且有了应对之策。
我问一名士兵到拉斯特查克渡口怎么走，他告诉了我方向，然后一个德国水手又帮我指出了库尔德集市所在位置，就在那条有很多仓库的街道边，每个仓库的窗户都破了。桑迪说过左边是出来的路，那么右边肯定是进去的路。我们从右边进去。这里太脏了，一阵风吹过，把垃圾都吹的满天飞。这里人口密集，每扇门内都有一群人，他们戴着帽子围坐在一起，白色的墙壁上窗户几乎没开着。
我们离查塔加越来越近。在一个火车站停下后，我们站在月台上活动筋骨时，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来了。是拉斯塔·贝伊，后面还跟着六七个土耳其宪兵。
这条街道弯弯曲曲，没有尽头。有时候感觉要走到头了，但在对面的砖石建筑屋里又能发现一个出口，是另外一条路的入口，黑漆漆的。在通往宽敞的小巷子的出口处才有丁点亮光。要在这阴暗处找户人家可真不容易。走了将近四百米后，我还担心会不会错过我们约好的见面地点。向碰到的人问路并不明智，他们看起来似乎不懂得文明用语。
我轻轻地嘘了一声，示意彼得过来看看电报。我们要尽快到达君士坦丁堡，而且是越快越好。我希望，在发电报的人重新发一次并让司令官转达之前到达君士坦丁堡，要不然我们在查塔加就会被抓住。我已经为这批军火伤透脑筋了，我准备不论冒多大的风险，都要保证这些货物安全地被送到指定的人手中。彼得毫不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做。他还想着在路上某个地方毁掉这些军火。但是，彼得不会这么做，不在紧要关头他是不会出手的。行程慢的要命，保加利亚的道路颠簸得厉害。但穿过边境，到达一个叫穆斯塔法·帕沙的地方后，才开始一段平坦的道路。令人高兴的是，终于有个德国军官想加速前进，而且，他很尽心地保护这批军火的运输。一路上，我和彼得过着猪一般的生活，天天吃着黑面包和罐装食物。直到1月16日清晨，我们终于看到了蓝色的大海，我知道，这种苦日子终于快结束了，我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
最后我们无意中找到了那家摇摇欲坠的咖啡屋，门上方用奇怪的字母刻着库帕索。里面亮着灯，还有两三个男人坐在小木桌旁抽着烟。
申克船长病得很厉害，我不想打扰他，就给他留了个便条。火车一点钟准时出发了，每节货车上还有几个德国后备军人。我和彼得坐在运马的车厢里。我突然想起来给申克船长的电报还在我的衣袋里。我拿出来打开看了看，本打算在停靠的第一站发出去，看到里面的内容后，我改变了主意。这是来自雷根斯堡官员的电报，要求船长逮捕那个于12月30日在阿布斯特芬上船的人，名叫勃兰特。
我们点了杯又黑又浓的咖啡，有些像糖浆。彼得不爱喝这种咖啡。一个黑人把咖啡给我们端了过来，我用德语告诉他说想见库帕索先生。不过他好像没听到，我又大声说了一次，然后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离开时，司令官给了我一封电报，说：“这是给申克船长的电报，你带给他。”我把电报装进衣袋里就出来了。
这个男人有点胖，鼻子长长，有点上了年纪，很像在桑给巴尔海滨看到的希腊商人。我向他点头示意，他狡猾地笑着，步履蹒跚地走过来。我问他想要拿什么，他用德语吞吞吐吐地回答说要拿糖浆。
“行吧，那我建议你带些武器。”这位司令官说道。“你得给这些货车派个守卫。当然，我也会给你挑几个帮手，他们会很尊敬你。你过了边境后，我就无法助你一臂之力了，但我会给欧特兹上将发个电报，如果有什么意外发生，他一定会出手的。我还是认为你应该迁就一下拉斯塔·贝伊，搞好关系才是明智的选择。”
“你就是库帕索先生？”我说，“我想带朋友参观下这个地方，他听说您的花园很有趣。”
我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刚刚那些话是我缩减了的翻译。我说的“blighter”指的就是傻瓜的意思。但我还用了其他表达，以免激怒我的土耳其朋友。想想看，大费周章的处理这批对付自己人的枪火，确实有些可笑。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我忍受不了这种交易，才会大动肝火。
“那位先生搞错了，我没有花园。”
焦虑不安的负责人咧着嘴笑着说：“你得罪这个爵士了，他可不好惹。这些可恶的委员会成员都不好惹。你最好不要去君士坦丁堡了。”我回答道：“难道那个戴着红帽子的混蛋会在路上抢劫？不会的，谢谢关心，我会把军火安全送到查塔加，或者他们称之为炮弹库的地方。”
“胡说，”我说，“我以前来过这。我记得你这咖啡屋后面有个舞厅，很多个夜晚我在这儿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你把它叫什么来着？对了，我想起来了，叫狂野苏莱曼之屋。”
拉斯塔·贝伊耸耸肩，说道：“那好吧，我会跟欧特兹上将解释的，但要好好教训这个藐视委员会的家伙。”然后像个蛮横的小流氓一样，气愤地大步走开了。
他摸了摸嘴唇，看起来极为狡猾，说道：“您还记得这些。可这都是战争爆发前的日子了。这咖啡馆已经关门很久了。现在这儿的人太穷，没钱来唱歌跳舞。”
司令官又说道：“这是运给查塔加的炮兵指挥官，欧特兹上将的。”
“但我仍想再看一眼，”我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枚英国金币。
“这可不是我的指令！”拉斯塔·贝伊回答到。
他惊奇地看着这枚金币，态度来了一百八十度转弯，说：“你的这位朋友就是上帝，我会满足他的愿望。”他拍了拍手把那个黑人叫了过来。在库帕索的授意下，黑人带着我们走到角落处。
“很抱歉，拉斯塔·贝伊。他是对的。委员会授权我接收这些货物。”司令官愁眉不展地解释。
“跟我走，”他说，带着我们穿过一条狭长又恶臭的过道，里面一片漆黑，地上凹凸不平。他打开一扇门，进去后一阵风吹来又把门从后面关上了。
我们在司令官的办公室里大吵了一架。我说，我代表德国政府，我的责任是把这批军火安全地送到君士坦丁堡和布里斯托尔，交到收货人的手上。我跟那个臭小子说，我不能拿着修改过的货运单回去。他必须听我的，但这个可恶的东方佬像个佛陀一样根本听不进去。
里面是一个普通的小院子，一边的墙壁很高，歪歪扭扭地立在那，显然年代久远，裂缝处长满了杂草；破裂的花盆里栽着几株长春花，快要枯萎；角落里的荨麻倒是长得极为茂盛；院子的尽头有一座木质建筑，像个小教堂，被刷成了深红色。教堂的窗户和天窗布满了灰尘，门上系着绳子，在风中摇摆。
“小子，去找司令官吧，”我说道。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撕碎了他打印的单据，然后抛到空中。
“瞧那屋子，”库帕索自豪地说。
他终于明白我不是嫌钱少，于是开始咒骂、威胁我。但我打断了他的话。
“就是这，”我颇有感触地说道，“以前我经常来，库帕索，告诉我，现在你还开门吗？
我被彻底激怒了，咆哮道，“你这可恶的小子，如果你想贿赂我，我会把你拉下马，扔到河里去喂鱼！”
他把嘴唇凑到我耳边说。
“我给你的够多了，”他说着，又拿出了刚刚那一沓钞票。
“如果那位先生替我们保密，我就告诉你。这里偶尔会开放，但不经常。即使是在战争年代，男人们也需要消遣娱乐。有几个德国军官也来这寻找快乐。上周我们还安排了思思小姐的芭蕾舞表演，警方也批准了，但不能经常表演，因为娱乐太不合时宜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明天下午有场舞蹈表演，非常精彩的舞蹈！只有我的几个老顾客知道。你说，谁会来呢？”
他是个油嘴滑舌而又夸夸其谈的家伙，装得并不生气却又无赖的样子。
他把头压得很低，悄悄地说：“玫瑰联盟的人会来。”
“听着，先生，”我说，“如果不把那份正确的运货单给我，我是不会走的。如果你不想给，我会把所有的货物全部从车上搬下来，再重新做一份单据。最好把原来的运货单还给我，否则就让这些货物一直堆放在这。”
“噢，是嘛？”我故意带着满是崇敬的口气说道，尽管我并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这可是第一次有人贿赂我，我的肺都要气炸了。我看出了他的小伎俩。土耳其要向德国支付这批军火，也许已经结清了，但这需要土耳其用双倍价格购买不在货单上的货物，然后再付钱给这家伙及其同伙。我知道东方人做生意的方式，这一次十足让我感到惊讶。
“你那位先生愿意来吗？”
“给你的，”他说，“这是惯例。”
“当然愿意，”我说，“我们俩都会来。我们会很愉快地度过那几个小时。”
“嘿，不是这份，”我大叫道，“把原来的那份还给我。这对我一点好处也没有。”他轻轻地眨了下眼睛，笑得非常自然，伸手拿出一叠钞票递给我。
“那就明天下午四点。穿过咖啡屋直走，会有人替你们开门。”
我什么都没说，心想这些货都是给土耳其的，他们自然有权去处理。等他回来时，货物其实都快装好了。他给了我一份打印得整整齐齐的新运货单。我瞟了一眼，有几样重要货物不在运货单上。
“你们刚到这儿吧？那还是听听安吉洛·库帕索的忠告吧，晚上千万不要在外面瞎晃悠。伊斯坦布尔现在不是很安全。”我问他附近有哪些宾馆，他对答如流地说了一堆，我挑了家听起来还不错的宾馆，准备在那住下。这家宾馆不远，离那座山顶右边只有百米左右的距离。
一名年轻军官（我估计他穿的是土耳其军服）在一名随从的陪同下，骑着马走了过来。德国卫兵立即向他敬礼，我猜他可能是个大官吧。他朝我走来，用非常谦恭的语气说要求看运货单。我把单据递给他，他看得非常仔细，用一只蓝铅笔给几项特别的货物做了标记，之后递给了他的随从，并用土耳其语跟他说了些什么。“喂！”我说道，“你们得把单据还给我，要不然我交不了差，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微笑着说：“马上。”然后就走了。
我们离开咖啡屋时就已经天黑了。还没走二十米，彼得就紧紧挨着我走，脑袋摇摇晃晃的像个被捉住的雄鹿。
第二天，我们把所有的货物运到车厢上后，大麻烦来了。
“有人跟着我们，科内利斯。”他冷静地说道。
把这些货物运到岸上，足足花了二十四小时，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天吧。负责将货物运上岸的官员是一名保加利亚军官，他很能干。如果给他足够的车架，他连铁路都可以造好。一群饥饿的德国交通员不停地晃着指挥棒，对每个人都极其傲慢无礼。他们毫不顾忌我趾高气扬地跟他们并排站在一起，骂骂咧咧地叫个不停；只到我把保加利亚司令官请过来挨着我旁边，过了两个小时他们才安静下来。
继续走了十米后，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儿地方很小，对面有个稍大的清真寺。微弱的灯光下，我看到一群人正朝我们走来，边走边吱吱喳喳地大声叫骂，这声音好像似曾相识。
1月10日，我们的船到了拉斯特查克，但那天并没有上岸，因为卸货安排遇到了麻烦，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后面的铁路出问题了，我们不得不在那浑浊的水上待了一整天。申克船长染上了疟疾，那天晚上还发生了沉船事故。他那么信任我，我应当跟他在一起渡过难关。所以我拿上文件以及货物清单，看能否转运货物。我不是第一次处理这样的问题，也没有学习太多关于蒸汽吊车的知识。我跟他说，我准备去君士坦丁堡，还会带上彼得，申克船长同意了。他得在拉斯特查克等着拿到回程货，并且还要再招一名新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