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听起来很像真的。”我说。
“进诺伊堡监狱之前一晚我就想明白了。他们想困住我，暗中观察来牵制你，科内利斯。我猜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这些人给你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还让你知道一些重大秘密，是吧。目前，很明显，他们对你很重视，包括那个野牛般粗鲁的斯图姆也这样想。其实他们并不了解你，只是为了查清你的底细。后来他们发现了我，彼得·皮纳尔，彼得是个傻瓜。如果有什么会被泄漏，迟早会被我泄漏。所以不管你在哪，他们都要找到你。所以他们要监视我这个老家伙。”
“这是事实！”彼得说道，“弄清楚真相后，我就决定逃跑。不过，也许是因为我这个人自由惯了，不喜欢被关禁闭，其实，更多的原因是我不相信自己。我怕哪天控制不住自己的臭脾气，我怕自己会说漏嘴，让你科内利斯受罪，所以我一定要逃跑。”
“整个晚上我躺在监牢里，没吃没喝的。到第二天早上他们才让我进食，然后把我带上火车，走了几百公里后，来到一个叫诺伊堡的地方。那是个大监狱，里面关的都是英国官员……路上我多次问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这没道理啊。如果是因为我侮辱了他们，完全可以把我送到战场上去，没有人敢反抗呀。如果认为我没利用价值，他们完全可以把我送回荷兰，我绝对不会阻止。但他们把我看作一个危险的人，迄今为止，从他们的行为来判断，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傻瓜，我不理解！”
“嗳，科内利斯，我注意到那些关起来的战俘有两大类。一部分是真正的战俘，大多是英国人和法国人，还有一部分是骗子。那些骗子所受的待遇跟真正的战俘一样，但也不是完全一样。曾经有个男的被当作英国官员，另一个被当成法裔加拿大人，其他人说自己是俄罗斯人。那些诚实的可怜人没有一个去怀疑他们。这些人实际上是间谍，专门筹谋逃跑的计划，然后让那些可怜的笨蛋在逃跑中被抓住，以获得有价值的秘密。这就是德国人对成功交易的理解。我不是英国战士，我不认为所有人都是绅士。我知道，他们之中肯定有亡命之徒，所以我决定计划逃跑。这令我狂怒不已，对我的计划有益而无害。于是我果断地决定，一到诺伊堡就逃跑，圣诞节那天我就计划好了。”
彼得愉悦地凝视着匈牙利平原上星罗棋布的荒凉农场。
“彼得，你真是个绝顶聪明的家伙。你的意思是，只要你想走，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逃走？”
“很简单，科内利斯。我在咖啡馆里装成一个笨蛋，他们可能已经把这告诉你了。你看到了，我很生气，但我没有反抗。斯图姆那些人把我俩分开，把我当狗一样看待。所以呢，我就忍不住发脾气了，因为，你知道，我讨厌德国人。”
“肯定啦，科内利斯。那段时间我做过不少坏事，也知道了一些监狱的内幕。监狱可能被修建得像一座大城堡，也可能是在穷乡僻壤的地方修建的拘留所，只有泥浆和铁丝网。但每个监狱都有个看守钥匙的人，这人非常难对付。我知道，我一定可以逃脱，但并不容易，因为里面有假冒的战俘，我的朋友，间谍。”
他开心地笑了笑，开始一本正经地说起来。
“我和很多人交上了朋友。圣诞节那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玩得特别开心。我想我一进来就认准了他们每一个人。我吹嘘着自己的过去和我做过的事情，我告诉他们我要逃跑。他们非常支持我，还承诺助我一臂之力。第二天早上我便制定了计划。下午刚吃过晚饭，我就被叫到司令办公室。他们对我跟对其他人有些不一样，因为我不是战犯。到了办公室后，他们问我问题，还把我当作愚蠢的荷兰人，不停地咒骂我。办公室在二楼，而且离楼梯有点远，所以这里警卫不严。司令办公室门口的走廊上有个没栅栏的窗户，离窗户一米多的地方便是一颗大树的枝干，这足以让我爬到树上，如果像猴子一样敏捷的话，还可以再跳到地上。除此之外我毫无办法，科内利斯，你知道我是个出色的攀岩者。”
“我想过这么做，”我说，“这没多大用。我们有比毁掉军火运输船队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告诉我，你是怎么到这的。”
“我跟其他人也说了我的计划。他们都很赞同，但没人提出说跟我一起走。这些俘虏都很高傲；他们宣称计划是我制定的，应该是我一个人独自成功，如果其他人也逃跑，一定会败露。我很认同，也很感谢他们，我满含泪水地谢谢这些人。然后，他们中有个人偷偷地拿出了一张地图，我们一起策划出了逃跑路线，我要直奔荷兰。可是路途遥远，我又身无分文。德国佬扣留我时，拿走了我所有的钱财。但这些人愿意捐些钱出来帮助我。我又一次感动得哭了。圣诞节后的那天是周日，我开始准备周三下午的逃跑计划。”
“科内利斯，老朋友，”他说，“这里有很多好玩具。给我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可以用扳手像拆自行车一样，把这些机关枪全部破坏掉。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科内利斯，你记得吧，中尉把我们带去看英国战俘时，告诉我们很多关于监狱的事。他告诉我们，他们非常喜欢追捕逃犯，这样他便可以问心无愧地利用这些战俘。想到这个，我估计我交的所谓朋友肯定把我的全盘计划都向司令泄密了，他们正等着在周三把我抓住。直到周三之前，我想他们肯定不会把我看得那么紧，他们认为这几天我不会有什么大动作，像笼子里的鸟儿一样逃不掉。”
彼得在船队中间的那艘船上，他显得闷闷不乐，主要是不能抽烟。他的同伴是个大眼睛的小伙子，我命令他认真站岗，之后我就和彼得核对货物清单。
“所以，第二天我就跳出那个窗户逃走了。那是周一下午……”
周日晚上，我们穿过了一座大城市，船长告诉我说是维也纳。它好像有几公里长，灯火通明，像马戏场一样。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平原地区，天气变得异常寒冷。我只看见彼得来拿过一次食物等给养品，其他时候都是让他的同伴帮忙，因为他睡的位置太低，下床不方便。有一天早晨，应该是1月5号吧，我们经过了布达后，继续穿越有着零星白雪的平原，船长突然让我去彻底检查船只的载货量。我手臂里夹着列货清单，从最后一艘船开始，逐一检查。都是些致命的武器，大部分是机关枪和野战炮，炮弹的品种有：十四英寸的炸弹、爆裂弹、枪榴弹、迫击炮弹，这些足以将加利波利半岛夷为平地。看到这些对付同胞们的武器，我感到一阵恶心。我甚至动过把这些军火炸掉的想法。但我克制住了，我还有未完成的任务和使命，我要继续去完成。
“干得好！真及时！”我十分钦佩地说道。
我耸了耸肩，说道：“这是我的职责。我的任务就是不被自己的手下认出来。”看得出来，在船长眼里，我还算个人物。我能让其他员工努力工作，他很欣赏我的方法，我从不强迫别人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
“计划很大胆，但不够缜密，”彼得谦虚地说，“我只有七个马克，一块巧克力。外面正下着鹅毛大雪，我却没穿厚衣服。更糟糕的是，树干太光滑了，像没长任何枝杈的蓝桉木一样溜滑，我无法从树上爬下来。有那么一会儿我想放弃，但我很不甘心。”
申克船长说：“勃兰特先生，你常给警察下达命令搜查别人，现在你被警察搜查肯定会觉得奇怪。”
“我有足够的时间，半夜前我是不会错过这好机会的。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终于，我发现了一根树枝通到围墙外面，垂挂在河流上方。我顺着这根树枝爬过去，跳进了河里。河水又深又急，我差点儿就被淹死了。科内利斯，我宁愿在爬满鳄鱼的林波波河里游泳，也不愿在这刺骨的多瑙河中多待半秒。我设法游到岸边，屏着呼吸在灌木丛里躺了下来……”
但另一方面这未尝不是好事。那天下午，我们穿过了国界。我本来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直到一名穿着制服的陌生男子到船上来后我才知晓。他在一张表上抄写了一些名字，并给我们一封信。我脸上脏兮兮的，全神贯注地工作，他肯定不会怀疑我。他记下了船员的名字，彼得上船时也编造了一个名字——安东·布卢姆。
“之后虽有快被冻死的感觉，但情况好转一些。我知道，如果往北走，我肯定会被抓回去。正如我跟朋友讲过，荷兰的傻瓜往南走，没有不会回家的。我看过地图，我知道我们要走的路是东南方向，而且我记得要经过这条河。”
“可以。”申克说，然后他又重新调整船员分工，并狠狠地骂了一顿那些醉汉。为了安全起见，我不能让彼得跟我在一起，我得把他安排在另一艘船上，我没有太多的时间跟他交流。我告诉他要谨言慎行，伪装成傻瓜笨蛋。讨厌的斯勒夫斯特班德让整个船队陷入了一片混乱。待所有事情恢复原状，我和船长都筋疲力尽了。
“你想我带你一程吗？”我问道。“没有，科内利斯，我想你一定会坐在头等车厢里赶路，而我只能靠双脚步行。我准备去你说的那个地方，你怎么称呼它来着？康斯坦萨·那波？我们在那还有重要的任务。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到那吧。”
彼得站了起来，他身材精瘦灵巧，跟豹子一样结实。海员是不会用腰围和体重来评判。
“彼得，你是个勇士，”我说，“继续讲，你后来是怎么到的那个码头？”
“站起来看看！”船长说。
“说起来话长了，”他略有沉思地说道，“穿过围在诺伊堡监狱外的铁丝网可没那么容易。是的，尽管我游过了那条河，但还有个铁丝网。我及时跑进树林里，那里很安全，我不认为哪个德国人在野外生存能力比得上我。即使是他们最优秀的守林员跟我相比，也是不自量力……饥寒交迫才让我觉得最棘手。后来我遇到了一名秘鲁商贩，用我的衣服跟他换了这些（彼得遇到的实际上是一个波兰裔犹太小商贩）。但我舍不得就这么跟他换了，我的衣服比这值钱多了，他给了我一些优惠，找给了我十个马克。然后我进了一个村子，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了。”
“申克船长，这个家伙以前是我的员工。很幸运我们碰见了他。他年纪大了，脑子不一定好使，但我保证他是个好员工。他同意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可以把他留在机房里做事。”
“没人追捕你吗？”我问道。
然后我就转向船长。
“应该没有。他们都往北去追了，正如我预料的那般，还在火车站找我呢，那些间谍（我所谓的同伴）都把那些火车站标记出来了。在村子里，我开心地走着，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如果有谁怀疑地盯着我看，我会立马走过去跟他们说说话。我跟村民们讲了我的悲惨经历，他们都信了。我说我是个可怜的荷兰人，要靠双脚走回家，去见即将要去世的老母亲。村民们告诉我说多瑙河有火车站，那儿有到荷兰的火车。还有心地善良的人们送给我食物吃，有个妇人给了我身上仅有的零钱，还祈祷我快些到家……在除夕那天我到了多瑙河边，看到了很多醉汉。”
“你还记得，在非洲你为我做过事？”我说，“你刚从达马拉兰回到家。你是个德国人，离开家三十多年了。你还会烧锅炉，曾经在煤矿工作过。”
“你决定要搭船？”
“他们把我关在拘留所，”彼得说，“但我逃出来了。我累了，科内利斯，想坐船继续前行。”
“是的，科内利斯。我一看到这些船就觉得机会来了。假如我是个坏人，你上岸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我击倒。这就是行好运，我的朋友……我一直在思考德国人，现在可以把真相告诉你了。只有勇气和胆量才可以打败他们。德国人是最勤奋的人。他们会考虑到各种困难，但并不是每种都会发生。德国人缺乏想象力，就像蒸汽火车一样，得有准备好的轨道才可以正常运行。在镇上，他们可以追捕到任何人；如果在空旷的乡下，这些德国人会不知所措。因此，我们需要勇气，永远都要有勇气。记住，德国人似乎总戴着一副眼镜，这意味着他们一直在盯着人。”
“你从哪来的？”我问到。
彼得突然停下来，欣喜地看着一群群天鹅。它们有的排成楔子形，有的排成直线形，时常在这旷野上飞来飞去。彼得的故事很精彩，让我重新燃起了斗志。我们的幸运超过了所有的信念。我拾起先前缺失的希望。那天下午，我又有新发现。机器房里有点温热，我来到甲板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觉这里要冷得多，所以我叫一名水手去船舱里把我的披肩拿过来，就是那天早晨我在格雷夫村庄买的那件绿披肩。
我迅速用彼得的家乡话跟他交流，因为我担心船长听得懂荷兰语。
“壁炉架上的那件吗？”那个水手大声问我，我高声回答，“是的！”他把披肩递给了我后，耳边不时回荡起刚才简短的对话。我站在那，心不在焉地望着河岸边的防波堤。
彼得盯着我，没有认出我来。他也似乎在等待我的某种暗示。
水手的声音唤醒了我一连串的记忆，准确地说，是我以前记忆中模糊不清的东西。他说的那句好像是斯图姆曾对高迪恩说的话。我听到了类似于“Unmantle”的单词，但是不懂其含义。毫无疑问，我刚刚亲耳听到的也是这个词，就是“绿斗篷”。绿斗篷，管他是什么，斯图姆肯定不想让我听到这个词。但它是我要完成的任务的护身符，而且与神秘的冯·艾内姆有某种关联。
就这样安排好了，正当我们迎着风往回走，准备上船时，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坐在码头售票室边的长凳上。他长得很瘦，穿着卡其布外套，外套颜色陈旧，完全看不出来是一套制服。他面容和蔼，静静地抽着烟，用柔和而又沉着的眼睛注视着河上的船只以及吵吵嚷嚷的水手。如果是个普通的法国人坐在那里看着奇怪的事物，我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惊讶的，可那个人就是彼得。
这一发现让我兴奋不已。我告诉自己，我要克服困难，在这几天找到大量的证据和消息。如果不寻找，只是琢磨目前这么点儿证据有什么用呢……
“天啊！”船长喊道，“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尽力安排好人当班！我从船舱里抽出一个，你从机房里也抽一个，来当看守！”
两天后，船只在贝尔格莱德港湾停泊，我趁机下船活动一下，彼得上岸抽了根烟。随后我们在破旧不堪的沿河街道上漫步，看到铁路桥上破碎的拱顶，一些德国人在桥上像骡子一样辛勤地工作。桥面上架着巨型的临时浮桥供火车通过，我猜主桥在一个月内肯定能修好。那天天气晴朗、气温很低。抬头望去，南边是一座座白雪覆盖的山丘。通往闹市的街道仍整齐、平直，街上还开了几家店，售卖一些食物等。我还听到有人讲英语。一群红十字会护士，在奥地利士兵的看管下，从车站走了过来。
船长非常生气，本来人手就不够还有人逃跑。当时镇上除了老的少的之外，壮年男丁真的不够，可能是采取强硬手段才招到这批船员。我想助船长一臂之力，跑完这一趟船，因此我也很恼火，用冰冷的河水泼向这群醉汉，用我所知道的荷兰语和德语咒骂他们。早晨很阴冷，穿过河边的小巷时，我听到头顶上大雁嘎嘎的干叫声，真想射一只下来。我跟其中一个家伙说——他是个大麻烦——他给帝国丢脸了，只配跟低贱的英国人去斗。
如果能跟他们聊聊就再好不过了。这里曾是那些勇士们的家园，他们曾多少次将奥地利人赶回多瑙河对面，但多少次又因遭到所谓的协约国的背叛而被打败。在贝尔格莱德的那天早晨，我和彼得的任务有了新目标。我们的使命就是破坏这场血腥的战争，阻止那些欺压弱小国家的坏蛋们。
结果正如我所料。轮到第一批船员回到船上时，已经半夜了，伸手不见五指，那些船员们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另一批船员也是零零散散、陆陆续续地往回赶。我一直守在船上，早上情况变糟糕了，我不得不跟船长一起上岸去把那几个掉队的家伙找回。最后终于把他们集中起来了，但还有两三个没找到，他们可能没想过要回来吧。如果我有一份像船员一样的轻松工作，我肯定不会在德国中部地区四处逃窜，而且前途未卜。你们这些弗利然人蠢得跟驴一样不懂得珍惜。逃跑的两个人都是船上的看守，也许是船上的生活太单调，他们才想到要逃离的吧。
我们正准备离开时，一支耀眼的队伍到了码头。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制服——有德国的、奥地利的和保加利亚的。他们中有一位矮胖的先生，穿着皮毛大衣，戴着黑色毡帽。这些人看着驳船起锚。就在我们快与队伍并在一起时，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穿皮毛大衣的那个人说的是英语。
在苏格兰，除夕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但苏格兰还未回归。申克负责运送的这批货物非常宝贵，而且时间紧迫，但他还是心里清楚，要让船员狂欢一阵。天黑前，我们到了一个有点规模的镇上，我从没听说过它的名字，我们决定停泊在这过夜。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安排一人在船上值守，其他人上岸，四小时后轮换。我估计这批人返回后肯定有戏看，但我不敢说。我急切希望越过奥地利边境，因为我感觉这儿会被搜查。申克对这笔生意很认真，如果我说了，可能会冒一连串的险。
“这是个好消息，将军，”那个人说，“如果英国人从加利保利逃跑，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新的买卖换取更大的筹码。我估计，要不了多久，英国就会像受伤了的狮子，灰溜溜地滚出埃及。”
申克的确是个深水海员，但他刚接触这种工作，没什么经验，这也是我为什么和他在一起的原因。他是个好人，领悟能力很强。上船前的一整天，他都跟我吐苦水，我也努力去让他开心。但困难越来越多，因为明晚就是除夕之夜了。
队伍中爆发出一阵笑声。“我们很快就会实现这个目标了，”有人回复道。
船长名叫申克，来自弗利然群岛，是一名出色的深水海员。他熟悉莱茵河三角洲，德国的商船一直在这条河上航行，直到战争结束前，他被选中带领船队运输军火。申克早就厌烦了这种业务，而且对此很不理解。他也看不懂航行图，尽管航行几百公里非常容易，他还是对领航讨厌不已。你知道，申克无论是在爱慕斯河出口处的浅滩航行，还是在波罗的海沙洲边遇到狂风，他都能牢牢掌握并控制好船行方向。申克现在有六只驳船了。多瑙河河水比较深，如果不是枯水季，船行缓慢，这些驳船不难通行。每天早上每只驳船都配两名船员，补给船只所需。这种贸易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做这种贸易。每只驳船都有一只救生艇，船员们会划着救生艇去隔壁一艘驳船，在救生艇上用梯子爬上船去。离我们最近的救生艇上有六个海员，他们会为我们供应食物等用品。船员们都是弗利然人，说话慢吞吞的，长着金黄色头发，身体消瘦，很像我在艾塞克斯海岸看到的那种人。
我并没有太注意他们的谈话；的确，这是海利斯海岬大撤退几个星期后，我才第一次听到消息。令我兴奋的是，我看到了布伦基伦，他伪装成了一名普通的理发师，混在越来越庞大的队伍里面。这时走来两名传教士，与其他人保持着一定距离。
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在机房里工作了好几个小时。船只是靠燃油发动，运行正常，我的工作并不像他们看起来的那么重。没有人可以称的上是工程师；只有火炉旁的那两个小伙子可以称为工程师。他们来自汉堡，一年前曾在造船厂当过学徒。他们很有礼貌，都得了肺痨，寡言少语地做着我交代的工作。晚上睡觉时，若你看到我穿着蓝色工作服，脚上穿着一双男式拖鞋，戴着一顶扁平帽子——这都是已故的瓦尔特的东西——你肯定觉得我天生就是在船上烧炉火的工人。其实，我是在跑赞比西的航线上学到这些知识的，当时船上那个工程师喝醉了，落进了有鳄鱼的湖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