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糟糕的是,我不能这么逃跑下去——尽管这样很艰难——但要抵达一千公里外的君士坦丁堡,仅仅靠步行是不可能的。得有人送我去,可我现在却失去了别人送我去的机会。如果我是个天主教徒,我肯定会向圣女特瑞莎祈祷,她会明白我的苦衷,会听取我的祷告。
我已经卷入了一场孤注一掷的交易。我现在一无所有,连现在穿的大衣和帽子都不属于我。在这寒冬的季节,我独自一人在德国南部地区穿梭。斯图姆在追寻我的足迹,对我紧追不放。我早就听说过德国警察办事效率非常高,我不一定能成功逃脱。若被他们抓到,我肯定马上会被枪毙。我开始自问自答,“我只不过是殴打了一名德国军官,他们不会认为我是间谍。”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我只是一名被激怒后逃跑的荷兰人。曾经有一名工匠因嘲笑中尉而被辞去工作——这是发生在扎伯恩的事情——那么,一个揍了上校的人,可能会被绞死。
母亲常常说,你若觉得运气不好了,你就得自己同情自己。所以我决定开始自救。第一,我有个好的开始,我距离多瑙河不到四十公里;第二,我有斯图姆给我的通行证;第三,我有足够的钱——五十三枚英国金镑,还有价值三英镑的德国纸币,这是我在酒店兑换的。我和斯图姆已经结清了。这是我最好的运气。
我的思绪变得活跃起来;旅行的第一程便惊险万分,但有惊无险。虽然很幸运,可是我并不是永远都能这么幸运。布尔人遇到困难就会制定周密的计划,我现在也要开始计划一番了。
我需要好好睡一觉。于是在橡树脚下找到了一个稍干的树洞,然后缩着身子钻了进去。树林里的雪很厚,我膝盖湿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睡了几个小时,直到冬日的曙光透过树梢照进来,我才起身,抖了抖身体。我要先吃点早餐,再考虑找个住处。
他们在这附近耗了不少时间,之后便离开了这条公路,我松了口气。赶紧起来向树林深处驶去,不久我看到了通往西边的一条路(是我在一片空地上通过观察星象判断的)。可我并不是想向西走,所以我马上开着车在前面直角处转了个弯,离开这儿。不一会儿,我又看到了一条路。但我被一些围墙困住了,不得不从用粗糙木桩和柳条做的篱笆里爬出去。出去后,我站在了堆成小山丘的松树堆上,这足足有几公里长。一路上来,我开得很快,大概到了离沙坑六七公里处,我才停下来休息。
一条南北向的公路出现在我眼前。在寒冷的冬天早晨,我沿着公路一路小跑,开始了新旅途。睡了一觉后我感觉好多了。跑了一会儿后,我看到了一座教堂的尖塔,这说明附近有村庄。斯图姆目前应该还不知道我的踪迹,但他有可能已经打电话警告了附近所有的村庄,那些村民们可能也在搜寻我。但我不得不冒险去弄点吃的。
我看见手电筒的光闪了一下,斯图姆下车亲自查看路上的车印。谢天谢地,他又不清公路上的车辙。如果他继续找,往前走几步,就会找到通往那些沙坑的车印。如果真找到这,他肯定会拨开树枝找到我。车上还有一个人,是弗朗兹,他穿着我的大衣戴着我的帽子。那可怜的家伙为他的虚荣心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圣诞节前一天,人们都会庆祝,迎接平安夜。这座村庄真大,但此时——才八点多——街上却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条流浪狗。我选了一家最不起眼的小店,店里有个小男孩正在打开百叶窗——这种百货商店啥都卖。那个男孩搀扶着一位老妇人进了店,她戴着老花眼镜一跛一跛地从后面走出来。
然后我穿过公路,到了一片森林中。我真是幸运到了极点,因为溅起的水花留下的波纹刚刚消失,我就听到有车来了。我看见挂满白雪的荆棘丛下面有一个洞,我在洞里躺下,从松树缝隙里观察月光下公路上的情况。又是斯图姆的车,让我惊恐的是他的车不偏不倚得停在了不远处的一个沙坑边上。
“你好!”她友好地说道,我也脱帽致敬。从平底锅的反光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尽管昨夜在树林里待了一晚,但我看起来是个优雅体面的人。
好险,差点儿就被识破了。不一会儿我到了一片粗糙的荒地上,那是块斜坡,就在马路边,地上满是沙坑。我从相反的方向把车开到公路上,然后猛地跳下车,看着车自己在黑夜中往前跑。车压过沙坑,飞溅起了水花,但马上又恢复平静。我抬起头,什么都看不到了,眼前只是黑暗,但能看到沙坑边留下的车轮痕迹。也许在白天他们会发现车印,但是在晚上,几乎不可能。
我说,我是从施万多夫县步行过来的,要到巨登菲尔德(我杜撰的一个地名,希望村民对离家五公里外的地方一概不知)看望我的母亲。我告诉她,我把行李箱给弄丢了,但假期太短了,没时间去寻找。那位老妇人听了后露出一副同情又怀疑的神态。我在她店里买了一磅巧克力、一盒饼干、大半个火腿、两罐沙丁鱼,还买了一个帆布包用来装这些食物。我还买了块肥皂、一把梳子、一个便宜的剃刀,还有一本莱比锡城出版的旅游册子。我正准备离开时,发现这家店的后面挂着类似衣服的东西,就转过身去看看。是类似于一件德国人在夏天徒步旅行时穿的披肩,用他们称作是罗登呢的绿色布料做成的。我买了一件这样的绿色披肩,还买了一顶绿色的毡帽和登山杖,拿在手上做个伴。然后祝老妇人圣诞节快乐,祝她生意兴隆,之后便抄村子里的近道离开了。路上遇到了一两个村民,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
我得赶紧走,斯图姆见到邮差后定会拆穿我的诡计,分分钟把我弄死。我在第一个路口转弯,沿着一条狭窄的林中小路艰难前行。这条路的路面较坚硬,不会留下什么车辙。我本来是要去施万多夫县,可是这样做太冒险了,于是我果断决定驶离这条道路,朝林子里开去。我拿出手表看了下时间,我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我又钻进了林地,走了两公里后便停下来吃早餐。我吃了一块饼干和一些巧克力后还是打不起精神。我还没买足日常用品。我非常渴,很想喝一杯热茶。我在冰冷的池塘边蹲下,准备忍受刺骨严寒洗个脸,刮刮胡子。剃须刀质量太差,我剃胡须时不小心伤到了眼角,现在还疼呢。我脱下外套,摘下帽子,把它们埋在灌木丛里了。现在,我是一名面目干净清爽、穿着绿色披肩、戴着帽子的德国人,拄着一根顶端包有铁皮的手杖,这可是夏天游走在祖国大地上那些人的装扮,但在隆冬季节这身打扮倒有点儿奇怪。
斯图姆下令让车调头,我转过身去,看到那辆车往回走了,开得越来越快,逐渐消失在夜色中。我渡过了第一道难关。
幸好我买了导游手册,这里面有一张巴伐利亚州的地图给我提供了方向。我现在离多瑙河不到四十公里,应该是三十公里吧。我刚刚离开村庄时走的道路应该是去多瑙河的方向。我往南走,天黑之前应该能赶到。只要我能弄得清这是通往河边的林地,我就决心一直沿着它走下去。最坏的情况是,在路上我可能会遇上一两个护林人员,他们可能会问些尴尬的问题,但我已经想好怎么编故事骗他们了。
“他说的是亨希里的木屋,上校,”斯图姆的司机说道。“这个人正向我女儿求爱呢。”
准备再次出发时,气温越来越低,我感觉身体冻得有些僵硬。这可让我有点伤脑筋了,因为我之前从未注意到会如此寒冷,不过我天生就是个冷血动物,我从没怕过冷。非洲南部大草原上的冬日夜晚远比欧洲寒冷得多。可我冻得牙齿打颤,骨头都快冻裂了。
“他朝格特德鲁的小木屋那边跑了,左手边。他下车后就朝林子里跑。”我尽量装得镇静,但戏演得并不好。
次日天气晴朗,但不一会儿片片乌云迅速布满了天空,还刮起了东风。我沿着积雪覆盖的灌木丛蹒跚而行,渴望找到一个温暖明亮的地方。我想起了在大草原待的那些日子:当时感觉像个黄色的大碗,一点农田点缀其间,蓝色大坝和翠绿的苜蓿镶嵌在周围;我想起了如珍珠般的东海岸,那时空气干燥,天空是翠绿色;但我思念最多的是长途跋涉中正午时温暖的阳光味道,思念在四轮马车旁打盹儿时,嗅着远处伙计们做饭时的烟火味。
“那他去哪了?你这个蠢蛋!说清楚他去哪了,否则我拧断你的脖子!”
但我很快从这些愉快的画面中回到残酷的现实里——白雪皑皑的树林、低沉沉的天空、湿漉漉的衣服,身后被人追,前路无光明。我感到非常绝望、沮丧,我想不到自己有任何的指望。这太让我受打击了,我感觉要大病一场了。
“他已经走了一千多米了,先生,”我颤抖着说,“他是个粗鲁无礼的家伙,本来要去施万多夫县,但他后来又改变主意了。”
中午,想到自己还在被追捕,我就一下子惊醒了。我无法言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只能说是在异国他乡生活多年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的直觉和本能。本已经变得迟钝的感觉此时也突然变得敏锐起来,大脑也开始快速地转动。
“你从安德尔巴克带来的那个男人呢?”他对我吼道,下巴也跟着动起来。我假装受到惊吓,模仿那名邮递员嘶哑的声音回答道。
我问自己,假如我是斯图姆,心里充满复仇的恨意,要用所有的力量去报仇,我会怎么做。他肯定会发现沙坑里的车印,会在树林的反方向发现我的踪迹。我并不清楚他和他的部下有多擅长追踪别人,但我知道每一个普通的卡菲尔人会轻松地侦查到别人的踪迹。可他无须那么做,这是个交通发达的城市,到处都是公路和铁路。我必须找个合适机会走出这片树林。他可能已经命人守住了各个道路,通过电话命令部下守在五十公里内。此外,他会很快查出我早上在村子里的行径。地图上显示那个村庄叫格瑞夫,这个名字似乎是为了鼓励我走下去而存在的。
正是斯图姆的声音,好像车子撞到什么东西了。他的下巴被包扎起来,我怀疑我是不是把他下巴打断了?眼睛也被我打肿了。若不是他因暴躁易怒的脾气而受伤,我也许还逃不出来。我穿着弗朗茨的邮差衣服,衣领可以遮住我的下巴和胡子,帽檐刚好遮住了我的眉毛。我记得布伦基伦曾说过——跟德国人打交道,就得来硬的。我就是彻底地跟他们打了一场。
过了一会儿,我到达了一个满是岩石的小山丘,那是这片森林的出口。我掩护好自己后就爬到了小山丘的顶部,小心谨慎地查看周围的情况。放眼望去,东边有溪谷、一条河流、宽广的田地,教堂的尖顶高高耸起。在西边和南边,那片林子的树梢上挂着白雪,绵延起伏,一望无际。这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连只鸟都没看到,可我知道,我身后有一群人正循着我的足迹迅速地追踪我,逃跑几乎不可能。
我靠着公路右侧开着——谢天谢地,我还记得交通规则——一边慢速前进,一边观察后面的情况。果然,后面那辆车急刹车了,速度慢了下来。突然它那灰色的引擎盖就冲到我前面了,我一回头,就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别无选择了,只能继续跑,除非我放弃或者被抓住。我要调整路线,朝南偏西的方向走,从地图上看,这个方向可直达多瑙河。我并未费尽心思去思考到了多瑙河后该怎么做。多瑙河只是我的近期目标,将来还是个未知数。
五分钟后,麻烦来了——破旧的方向盘上一颗螺丝帽松了。我取下油灯照着,仔细检查,花了一刻钟才弄好。公路延伸到了浓密的树林里。我留意到右边不时有树枝刷着车窗。我不害怕去施万多夫县,正想着又有一根树枝刷过来,突然听见身后一辆大车猛地飞驰而来。
我感到有点发烧。是去非洲后身上留下的疟疾症状,曾在汉普郡军营里复发过一两次。每次复发时间不长,因为一有感觉我就马上吃药。可我没有奎宁(一种抗疟疾的药),逃亡之路变得困难重重。我感觉自己是个可怜又绝望的笨蛋,只等着被抓了。我陷入糟糕的困境了。
我抓住机会,坐到驾驶座上,缓慢地向前开动。我听到门开了,里面传来笑声和吵闹声。之后门又关上了,那个笨蛋还得意洋洋地待在格特德鲁的屋子里,我迫不及待地把车以最快的速度开走了。
忽然之间我来到一条马路边上,正准备匆匆地横穿过去,发现一个人在路上慢慢地骑着自行车。幸好,我躲在一排冬青树后面,他没有看到我,尽管他离我不远。我匍匐前进,勘察周围情况。从这条马路通往对面的树林还有八百多米的路,但是每两百米就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们都穿着制服,看起来像是在站岗放哨。
“我的一个朋友格特德鲁住在这,”他对我说,“他肯定喜欢看我穿这身衣服,这可是您送给我的。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回来。”他下了车,歪歪扭扭地走进一个小园子。
这只有一种可能:斯图姆派人守住了所有的公路,要把我堵在树林里。我想穿过马路而不被发现的可能性不大。我卧在那,心往下一沉,我感到身后的追兵快来了,我可能随时随地会被前后夹击。
那个笨蛋像个大姑娘一样打扮自己。他爱酗酒又极度虚荣,这样的人难免会做出荒唐愚蠢之事。他开车很不小心,差点掉到沟里去了。经过了数个村庄后他停了下来。
我在雪地里趴了足足一个多小时,没发现任何出路,尽管身体很不舒服,却根本无暇顾及。这时,机会从天而降!
“你可以穿着试试,”我友好地说道。他猛地停下了车,脱下了自己的蓝色外套。我跟他身高差不多,我的衣服穿在他身上倒也合适。我穿上他的蓝色外套,高高的衣领紧紧地围住了我的脖子。
狂风突起,从东边刮来阵阵大雪。很快,仅仅五分钟,路上就盖满了厚厚的一层雪,连马路对面都看不清。一开始我认为这又是个麻烦,可后来我发现这是个逃跑的绝佳时机。我慢慢地滑到路边,准备穿过公路。
我也戴上了他的帽子,什么也没说。他继续道:“先生,您的大衣也很高贵,跟这帽子很配。我一直想有件这样的大衣。两天后便是圣诞节,大家都会收到圣诞节礼物。圣诞老人会送我一件这样的外套么?”
我差点撞上一个哨兵了。他大声尖叫,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我可顾不上去看他,使尽全身力气冲进了路对面的树林里。大雪很快会就淹没我的踪影,淹没我的足迹,我拼命往前跑。
“戴上这帽子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了。”他说。
我得趁疟疾还没发作前赶紧跑个几公里,但我的身体真的很虚弱,就停下了。周围没有任何声音,除了落雪的声音。大风好像消失了,雪花仍在飞舞,四周变得肃穆寂静。天哪!雪下得更大了,纷纷扬扬地积满树枝,飘落到地上铺满林子,一堆又一堆。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无法挪动,额头很烫,全身疼痛不止。我拖着沉重的步伐,漫无目的、毫无方向地走着,只能一直往前走。因为我知道,万一躺下了,我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
他淡定地拿起我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
小时候,我很喜欢看童话故事。记得最清楚的大部分都是有关德国的森林、白雪、炭炉和樵夫的小木屋。曾经,我非常渴望能亲眼看到这些东西,如今我真的身处其中了。当然,还有狼,我想象过自己遇到一群狼的情景。我觉得晕乎乎的,不断地摔倒,每次都稀里糊涂地傻笑。每一次我掉进了一个洞里,就会笑着在洞底躺了许久。如果被人发现,他肯定会把我当成疯子。森林里,光线变得有些暗淡,但我一点都不在意。傍晚来临,很快将是深夜,这是一个没有黎明的夜晚。我不知道到底往哪个方向走,脚步却从未停止,整个人都晕乎乎的、摇摇晃晃。我就像个醉汉跌跌撞撞,如果我停下脚步,肯定会摔倒的。我绝不能让自己躺下来。如果躺下了,我会头疼欲裂。曾经有一次我发着烧在乡下走了五天呢,低矮的灌木丛都变成了影子,在我眼前跳着舞。但现在我依然很清醒。头越来越晕,每一分钟头疼都在加剧。
“你的帽子真漂亮,先生,”他说,又摘掉了自己的蓝色鸭舌帽放在腿上。这可能是邮车司机统一的制服帽。晚风吹乱了他的亚麻色头发。
然后,眼前舞动的树枝突然停了下来,我走在平地上,是一块未开垦过的空地。一道微光闪过,我顿时恢复了意识,但头痛欲裂,四肢无力。我很想睡一觉,前方正好有个地方能让我睡一觉。我朝着光亮走去,透过雪幕,远远地看到了一个小木屋的棱角。
一开始,我们笔直地沿着公路走。公路很宽敞,一侧是树林,另一侧是雾蒙蒙的、铺满白雪的田野。没过一会儿,他开始跟我聊天。他一讲话,车速就放慢了。我绝不喜欢车速太慢。我想着要不要把他推下去,我自己来开车。他身体瘦弱,肯定是在募兵时被淘汰了,我一只手就能把他搞定。幸运的是,我没有动手,他自己就要独自留下来。
我丝毫不感到害怕,只渴望躺下来睡一觉。我拖着步子慢慢走向小木屋,敲了敲门。我非常虚弱,连抬手的劲都没有。
我太高兴了,谢过女主人后,就上车了,这个意外的机会不容错过。电报局的女主人还吩咐弗朗兹别让我久等了。不一会儿,弗朗茨走出来,一屁股坐到驾驶座上。他一路上把车开得歪歪扭扭的,直到他慢慢习惯漆黑中驾驶,才开稳了一些。
屋内有人应了一声,窗帘被掀起了一角。然后,门开了。一名身材瘦弱、面容慈善的女人站在我眼前。
这名羞涩的年轻人喝光了一杯酒,嘟囔着说了什么,我猜他同意了。从他的眼神和举止看,他好像喝得半醉了。
“你好。”她说,孩子们躲在她裙子后面。
“七公里,”她说,“但这位弗朗茨先生刚好开邮车去施万多夫县。弗朗茨,你很有幸能与这位先生一起同行。”
“你好。”我回应道。我靠着门边,不再说话。
为了找个合适的借口离开,我问道:“那有多远?”
她注意到了我的窘态,说:“先生,快进来,外面太冷了,你现在很虚弱。”
“太晚了,”她摇摇头。“大家都知道,八点以后这里就没信号了。如果你着急的话,可以去施万多夫县。”
我跟在她身后,踉踉跄跄地走进来,站在厨房中间,身上不停地滴着水,她的三个孩子好奇地盯着我看。女主人的家里很穷,没什么家什,但壁炉上的火很旺。我正发着烧,这温暖的炉火让我恢复了些神志。
我走进去,一个戴着眼镜的胖女人在跟别人讲话,我告诉她说要发一份电报。
“您好,我生病了,又迷路了,在暴风雪中走了很久。我来自非洲,那里气候炎热,可这个地方如此寒冷,我都冻得生病发烧了。如果我可以在您家休养,我的病一两天就会好。”
我来到一座村子,那儿有几间房子,其中一个稍大点,像是个旅馆。天空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我一路向前走,看到了一家商店。一辆双座小汽车在商店门前突突地响着,我猜想这是个电报局。
“当然可以,”她说道,“我先去给您煮杯咖啡。”
最疯狂的逃亡就这样开始了。我不能停下脚步去思考怎么办,我必须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沿着大路奔跑,把地上厚厚的白雪踩地吱吱作响,一边跑着一边计划着下一步该怎么做。
我脱掉滴水的外套,蜷缩在炉子旁。女主人递给我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尽管味道非常淡。她家里真是一贫如洗。我开始一阵阵地发高烧,在病倒之前我想尽力向女主人交代一些事情。我艰难地从钱夹里找出斯图姆给我的通行证。
我穿上大衣,走出大门,外面繁星满天。我把包裹落在大厅里了。其实里面也没什么重要的东西,但如果我带了牙刷和一些烟叶就好了。
“这是我的证件,”我说,“我是帝国情报局的一名特工,根据工作需要,我不得不暗中行走。老太太,如果你允许,我想在你家休息休息,直到身体好转,但不能让任何其他人知道我在这。如果有人问起来,你能守口如瓶么?”
“十五分钟内回来,”我说,“在我回来之前不要锁门。”
她瞧了瞧证件上的大印章,好似看到法宝一般。
“最近的电报局离这里有五分钟的路程,在大道旁,”他回答道,“先生,你要去多久?”
“能,一定能,”她答道,“你可以在阁楼里住下,直到您身体复原,没人会打扰您。我们也没什么邻居,暴风雪会将道路封住。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我和我的孩子们一定会为你保密。”
“你的主人让我去发一份重要的电报。最近的电报局在哪?村子里是不是有个电报局?”我尽力用标准的德语问他。自从我越过边境到达德国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用这种语调。
我感觉脑袋昏沉沉的,我得撑下去,事情还没交代完呢。
老仆人还没去睡觉,我在楼梯那碰见他了,他拿着一支蜡烛。
“我的帆布背包里有些食物,有饼干、火腿、巧克力。请您收下。还有一些钱,请您拿去给孩子们买些圣诞礼物。”我还给了她一些德国纸币。
我能否成功逃出去,得看斯图姆家的老仆人还在不在城堡的大厅里。我得让斯图姆睡一会,但我不能保证他长时间不会醒来,如果他醒了非得把门踢碎不可。我必须马上离开这里,如果门锁住了,老仆人又在睡觉,我就完蛋了。
我的意识越来越模糊。她扶着我爬上楼梯,进了阁楼,还帮我脱下衣服,换上一件厚厚的粗布睡衣。我好像记得,她吻过我的手,哭着说:“上帝保佑你,孩子们也在为你祈福,耶稣会听到我们的祷告。”